論紅學是文藝學

丁廣惠

《紅樓夢》是什么？紅學研究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學科？這是一個問題嗎？從脂硯齋到今天的兩個世紀中，紅學已經歷了前紅學、舊紅學、新紅學和當代紅學的不同歷史時期，形成了眾多的不同流派和學科分支，具有前人所未掌握的大量的寶貴文獻和資料，擁有一支由專家學者和愛好者組成的龐大的研究隊伍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從而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日益發展的具有國際性質的顯學。在紅學研究如此興盛繁榮的今天，《紅樓夢》是什么，紅學研究的性質、內容及其所屬學科是什么，還會成為一個問題嗎？然而，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卻在紅學論壇上真實地出現了?！都t樓夢》是什么？這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常識得不能再常識的問題。

一、《紅樓夢》是文學作品，不是秘電碼

《紅樓夢》是小說，是長篇小說，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但是，在漫長的紅學發展史中，有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和數量眾多的人，并沒把《紅樓夢》當文學作品。他們或者把它當作隱私文學，而考證它究竟影射明珠、和紳，還是順治皇帝；或者把它當成政治緯書和《推背圖》，索隱其中隱藏的滿漢種族對立，康雍乾三朝間的宮廷斗爭；或者把它當成玄理圖書，勾索其中的卦文易理……直到最近，還有人直截了當地把它當作類似秘電碼的東西去破解秘碼，還有人說它是北大未名湖一帶的尋寶圖。當然沒有誰當真拿著《紅樓夢》跑北京大學去尋寶。

這些論者，都沒有把《紅樓夢》當作小說去研究，《紅樓夢》并沒有他們說的那樣神秘，它和《水滸》《三國演義》《西游記》一樣，都是我國優秀的文學作品，根本沒有上述論者賦予的那些功能和特點。

這些論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攝其要，是考證和索隱；溯其源，分別承襲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研究方法。既然《紅樓夢》是一部小說，而不是“經”，就應該順理成章得出以下結論：不應該以經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紅樓夢》，而應該按文學作品的特點去研究《紅樓夢》。

二、文學作品卻用了經學的研究方法

不管論者承不承認、自不自覺，他們的研究方法來自經學，而且紅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和經學掛鉤。

不僅形式源于經學，具體的研究方法，舊紅學之索隱，新紅學之考證，分別承襲了經學今文學派、古文學派的研究方法。溯其源，還和秦皇漢武扯上關系。秦始皇焚書坑儒，經書殆盡。漢興，叔孫通率儒生為劉邦制定朝儀，遂尊儒術并訪經書。濟南伏勝，將授《尚書》，漢文帝時，伏勝已八十多歲，乃派晁錯前往受經。由伏勝女兒口授，晁錯用當時文字漢隸記錄，是謂今文《尚書》[2]3603。

景帝時，魯恭王劉馀擴建宅院拆毀孔子住宅，從墻壁中得到《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經書，都是用先秦文字篆文書寫的，是謂古文經書[2]2419。后來河間王劉德又蒐集呈獻一批，也是古文。至漢武帝，朝廷設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處于在野地位。今文經學以“微言大義”“托古改制”為大一統觀念服務，并雜以“天人感應”。至兩漢之交，又雜以讖緯之學。至東漢，逐漸衰落，清末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是其余緒。舊紅學索隱派亦宗微言大義，從《紅樓夢》“微言”中，蔡元培揭示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得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3]的“大義”。壽鵬飛則揭示出“蓋是書所隱者，明為康熙諸皇子‘爭儲事’”的“‘康熙季年宮闈秘史’”[4]的“大義”。而具體索隱某事則使用與今文經學合流的讖緯之學的手法，即文字筆畫拆合法和同義相訓法，如蔡元培說王熙鳳影余國柱，說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囯”，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相連也[3]。這和漢獻帝時京都童謠表達方法相同：“‘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福呵Ю锊轂槎?，十日卜為卓……青青草，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盵2]3284千里草(草字頭)合起來為董；十日卜，合起來為卓，這是拆字法。青青訓暴盛，誰為暴盛，只有權傾朝野的董卓可當。這是詞義轉訓法。

蔡先生也使用此法，它先訓紅為朱，即紅與朱都是紅色同義相訓。朱又是姓，朱姓王朝是明朝，而明朝又是漢人政權，這樣輾轉相訓，得出書中“紅”字影射漢族的結論。他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庇终f：“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馀也?！薄八^曹雪芹于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蓖耆墙裎慕泴W支流讖緯之學的研究方法。

古文經學則認為經籍為上古遺留的典章文獻，以訓釋字詞、考證文物典故來解讀經文。至東漢馬融、鄭玄，成績斐然，取代今文經學成為學術主流。至清代，承其文風，形成乾嘉樸學。在考據學術風氣影響下，一本《紅樓夢》，有人考證出是寫“明珠家事”或“納蘭成德家事”(1)陳康祺《燕下鄉脞錄》，錢靜芳《紅樓夢考》等。，有人考證是寫“順治帝與董小宛事”[5]……但手法亦用“影射”，于索隱無異。至胡適，始將紅學考據從索隱派獨立出來，形成新紅學學派。他信奉杜威實用主義，但他的治學方法，“大膽懷疑”是來源于赫胥離的進化論，而“小心求證”卻是乾嘉樸學論必有據的治學原則。他挖掘收集整理了一批關于《紅樓夢》的材料，考證了曹雪芹由盛到衰的家世、曹雪芹晚年的交游和卒于壬午年、后四十年為高鶚所續、甲戌本和庚辰本的考辯等，但卻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6]的結論，從而混淆了文學作品中藝術形象與現實中人物的區別，其“將真事隱去”與索隱余緒的“掩蓋”說、“障眼法”殊途同歸了。

舊紅學的索隱，新紅學的考證，都如經學家一樣，把《紅樓夢》當成索隱、考證的對象，而沒有把它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去分析和評價。

三、歷史沒為小說準備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文學作品不用文學的研究方法而用經學方法，這是歷史的錯位。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和中國小說的歷史地位有關。

小說之興，其源甚古，考其源流有二：一曰文言，昉自先秦。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先秦小說，自列一家，與先秦諸子并列，他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盵2]1745“說”，學說、道理?！靶≌f”，小道理，而且是稗官——鄉長閭長之類小官[7]收集的“道聽途說”的文字，其地位與講大道理的先秦儒家經典、諸子著述是不能相比的。漢代稱之謂“殘叢小語”。至魏晉南北朝，發展成以干寶《搜神記》、劉義慶《世說新語》等為代表的志怪、志人的筆記小說。至唐宋，小說更為成熟，出現了《古鏡記》《柳毅傳》《霍小玉傳》《虬髯客傳》《長恨歌傳》《南柯太守傳》《鶯鶯傳》……等一批傳奇作品。延至宋代，稱之為唐宋傳奇。至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是文言小說的高峰，其后林紓之作《京華碧血錄》《巾幗陽秋》《金陵秋》，則其末流。二曰白話小說。先秦兩漢，口語與書面語一致的。至魏晉，口語發生了變化而書面語仍保持文言，直至清末。但唐宋的寺院和勾欄瓦肆，則以口語講述經文故事和說書，他們的講述底本，稱為俗講和話本，俗講的文字本或稱為變文，《舜子至孝變文》《大目蓮救母變文》……等開了說唱文學的先河，《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快嘴李翠蓮》《碾玉觀音》等話本，促進了明代短篇和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至清代，《紅樓夢》的出現，標志小說藝術達到了一個高峰。

中國傳統小說形式多樣，歷史悠久，但其地位，特別是白話小說極其低下。論文化層次，它屬于下層文化。論社會功能，他不如經書政論律詩可以進入科舉考試而使士子飛黃騰達，只能作為茶余飯后消遣之用。在文學范疇里，詩詞是高雅的，小說是低俗的，甚至被加以“誨淫誨盜”的罪名而焚毀。

小說的晚熟和社會地位低下，導致它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缺位?？桌戏蜃诱f：“不學詩，無以言?！盵8]2524重視的是詩經，而不是小說。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是指“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9]125，是宏著大論，也沒有涉及小說。劉勰《文心雕龍》是最早的古代文論專著，號稱“論古今文體”，書中所論，遍及經書、諸子、詩、騷、賦、樂府、史傳、論說，甚至包括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等應用文，卻沒有小說一體。自歐陽修《六一詩話》以下的諸多詩話，亦限于詩詞的技巧品評鑒賞。及至清代，金圣嘆把《水滸傳》抬了一下，將其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并列，加《西廂記》而稱“六才子書”。在批《水滸傳》中，觀點觸及人物形象問題，他說《水滸》的成功，“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2)金圣嘆批評《第五才子書》，貫華堂課本，第一回前批。。他還注意作品的寫作技巧和行文方法，稱之為夾敘法、倒敘法、草蛇灰線法、綿針泥刺法、弄引法……等。繼其后者，有毛宗崗之批《三國演義》，張竹坡之批《金瓶梅》，在方法上都未能超越金圣嘆。

但是金圣嘆的理論只是散見于夾批、回前批的一個個斷片，東說一句，西說一句，被董含(3)董含：清華亭人，字閬石，順治進士，觀政吏部，以奏銷案被黜。譏為雜亂無章，并未形成系統的文藝理論專著。也就是說，直到《紅樓夢》問世，中國還沒有與之配套的系統的文藝理論，更不要說解讀長篇小說的理論了。及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蔡元培先生蒼茫四顧，歷史并沒有為他準備下應手的文藝理論，只好從今文經學那里拿來“微言大義”和索隱方法，從《紅樓夢》中解讀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為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目的服務。與其效仿者形成舊紅學派。蔡先生索隱的“三推法”被新紅學的主帥胡適譏為“猜謎”“笨伯”。但他一轉身便和古文經學家把經書文本當作考證對象一樣，也從文學作品的《紅樓夢》中考證出賈寶玉即曹雪芹、《紅樓夢》即作者自傳的結論。于是新舊紅學殊途同歸，都陷入經學方法的迷途。

四、按文學作品特點研究《紅樓夢》

新舊紅學和現代紅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通過自己的研究，告訴讀者《紅樓夢》寫了什么內容，它有什么意義。既然《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不是經書，而用經書的研究方法去求索，結論自然南轅北轍。是文學作品就應該按文學作品的特點去研究。和音樂之以旋律節奏，繪畫之以色彩線條反映現實一樣，文學作品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現實為特點。恩格斯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盵10]462文學作品的中心問題是形象問題。解析《紅樓夢》應使用形象分析的方法，將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一干人物放在作家所塑造的大到賈史王薛聯絡有親的社會、寧榮二府的生活，小到大觀園的典型環境中，研究他們的性格的成長過程和人物間的關系及其所蘊含的思想意義，探討作品思想意義，從而給讀者以正確的回答。形象分析應該注意：

第一作者是以具體的真實的形象的言行和生活細節來塑造他的人物形象的，因此《紅樓夢》文本是形象分析的唯一根據，而不是研究者猜想與臆斷，不需要文本外的任何細節，不需要索隱與考證，文本寫了什么就是什么。以秦可卿的藝術形象為例，只要扣緊文本描寫，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養生堂的棄兒，被清寒的郎中秦邦業收為養女，由于她的美麗和教養，成為賈府長重孫媳。她小心處事并對家族的衰敗有著清醒的頭腦，卻有著諸般的不如意，最后因病醫治無效而亡。這些都是作品文本中明明表白寫著的。至于她因病而死，有張太醫的脈象、癥狀、處方可按，有病勢發展的日期可循。如七月開始停經，八月二十日添癥候，九月初五左右家塾風波，次日癥狀轉重，九月初六張太醫來診，九月初七鳳姐寶玉來探病，從九月初八到十一月三十鳳姐最后一次探病并囑預備后事，年底前某日半夜逝去。除高鶚所續第一百一十回，秦可卿以吊死鬼身份引導鴛鴦自縊外，曹雪芹前八十回無一個具體的細節寫過她與曹赦私通和上吊而死。這有文本可查，她不是淫蕩的事敗自盡的少婦形象。

第二，作家對藝術形象的塑造是一個過程，當他對所反映的現實的認識不斷加深時，會不斷地修改預定的寫作計劃和塑造的形象。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是經他手親自修改了五次。這五次中就有對秦可卿形象的修改。探索這一修改過程，可以解決某些紅學家的困惑。

書中明確寫的是她因病而逝，為什么太虛幻境冊子“畫一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并有“情既相逢必主淫”？還有《好事終》那支曲子？由此可以斷定，曹雪芹最初塑造的秦可卿是個淫蕩風騷的貴族少婦，并有脂靖本脂批說有“遺簪”“更衣”情節為證。其結局是高樓自縊。但是，現存脂本《石頭記》為什么沒了這些情節和結局呢?；僳旁诩仔绫尽妒^記》第十三回回后批說，是他讓曹雪芹刪去的。至于刪去理由且不要管他，總之淫蕩自縊的情節沒有了。刪去的，就是作者不要的不承認的。連作者都不承認的東西，一些紅學研究者還有什么理由說秦可卿因奸敗露而自縊呢？修改后的秦可卿就是現在呈現于書中的這個樣子，是一個美麗隨和頭腦清醒的少婦形象。通過給鳳姐托夢囑托置塋產、興家塾的后事，曹雪芹把她從一個淫蕩少奶奶升華為對家族前途有清醒認識的少婦形象，從而與協理寧國府指出五種弊病的鳳姐、權理榮國府“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實行開源節流專司其職的賈探春、“小惠全大體”的薛寶釵等成為“補天”計劃人物形象系列。這些人物的措施都沒有挽救大家族的衰敗，從而揭示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發展趨勢。這比一個蕩婦的形象的意義要深刻得多。

在中外文學創作中，作家修改人物形象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如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初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形象是個“趣味惡劣……智力非常低下，毫無同情心，賣弄風情”的女人。在寫作過程中，托爾斯泰對人物和沙俄倫理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定稿時修改成為一個熱情、純正、意志堅定而又有自省能力、鄙視庸俗環境而對愛情熱烈追求的女性形象[11]，從而使《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性、藝術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他的《復活》中的瑪斯洛娃形象，更修改了二十次才定稿[12]591。

既然曹雪芹已經徹底修改了秦可卿的形象，為什么還保留了正冊圖像判詞和《好事終》曲子？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說“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則《紅樓夢》至曹雪芹逝世還是一個沒寫完的未定稿，所以書中還有一些當刪未刪與當補未補之文。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只設一壇于天香樓上”句，夾批：“刪卻！是未刪之筆?！比鹬橛|柱而亡句的夾批：“補天香樓未刪之文?！?4)曹雪芹撰《脂硯齋夾敘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影印平裝本。第七十五回，“賞中秋新詞得佳讖”，庚辰本回前總批：“缺中秋詩，俟雪芹?！?5)曹雪芹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2月據北大圖書館藏本縮印平裝本。中秋詩和秦可卿的判詞、曲子，不比散文易寫，須費時日，結果未及補換，雪芹便淚盡而逝了。

以上情況說明，只要承認《紅樓夢》是小說是文學作品，按文學作品的特點、創作規律等研究去探討，《紅樓夢》一切都寫得明明白白，根本沒有什么不解的謎的存在。

五、撥紅學返歸文藝學正途

把《紅樓夢》看作小說，按小說的特點去研究《紅樓夢》，從理論系統說，它屬于現代文藝學，最早使用文藝學理論研究《紅樓夢》的是國學大師王國維。他認為《紅樓夢》是“撤頭撤尾的悲劇”(6)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三章《紅樓夢美學上之價值》，收入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之《靜安文集》。。鄭朝宗說他的《紅樓夢評論》“是中國學術史上以資產階級美學觀點來研究《紅樓夢》的第一篇論文”[13]，但他的文藝觀點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其后則有吳宓的《紅樓夢新談》，佩之的《紅樓夢新評》，但較為可觀的則是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1949年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興起，出現了李希凡、蘭翎的《紅樓夢評論集》、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劉夢溪《紅樓夢新論》等一大批論著。文藝學理論為紅學研究開創了新的局面。他們都十分重視《紅樓夢》的本體研究。

新舊紅學家雖然輾轉于經學研究方法的迷途，但他們畢竟都是功底深厚的學者，和現代紅學家們先后在“曹雪芹身世”“《石頭記》版本”“八十回以后的情節”“脂硯齋”批語等四個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紅樓夢》的本體研究很有幫助。盡管如此，但他們還不是《紅樓夢》的主體研究，是準備學科，還要再進一步用到主體研究上才顯出它們的重要。而一些紅學家就此止步，說這“四大支”就是真正的紅學。說用“一般小說學”亦即文藝學去做文本研究和本體研究不是紅學，而且“一點也不是”[14]。本來“四大支”都是十分銳利的羽箭，但卻盤弓躍馬、把玩摩挲而拒絕射向立在轅門的大戟。

紅學僅限于“四大支”，還是文藝學？胡經之先生說：“‘紅學’，理所當然，應該把《紅樓夢》作為文藝學術來研究。對《紅樓夢》作歷史的、文獻學的、考據學的研究，也不能忘記它是文學藝術，時刻以此為前提?！t學’，它首先是文藝學?！盵15]

以文藝學研究《紅樓夢》并不排斥“四大支”。文藝學認為，文學作品是客觀現實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而作家又是在一定世界觀指導下去認識和反映現實的?！安苎┣凵硎馈钡难芯坑兄谖覀兞私馑畹淖兓褪澜缬^形成與發展，也有助于了解作家所處的現實與作品素材的關系。文藝學還認為，藝術創作 是個過程，作者在典型化的過程中對描寫的現實認識不斷加深，而不斷修改原定計劃，對“《石頭記》版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增刪修改情況，“八十回后”和“脂硯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作者的整體構思與規劃?！八拇笾А笔俏覀冄芯坎苎┣凼澜缬^與創作方法關系的重要材料。但在紅學文藝學學科體系中，它仍服務于《紅樓夢》的本體研究，屬于重要的輔助學科。

文藝學的紅學以本體研究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方面如社會文化學的研究、傳播學的研究。在本體研究內容中，包括作品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典型環境、情節結構、創作方法、寫作技巧、語言特點等的研究。在社會文化學的研究內容中，包括《紅樓夢》所反映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倫理、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在比較學研究內容中，包括作家比較、作品比較，創作方法比較和其他比較。作家比較包括與中國作家，如和施耐庵、羅貫中等的比較，與外國作家，如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的比較。作品和創作方法比較，包括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及創作方法的比較，如《紅樓夢》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水滸》《金瓶梅》，現代的《家》《金粉世家》以及西方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比較；《紅樓夢》青埂峰、太虛幻境等浪漫主義因素與《西游記》《聊齋志異》《神曲》等作品的比較。傳播學的研究，包括各種版本的傳抄、整理、在國內外的出版，發行、焚毀，論著查閱目錄索引及其歷史的研究；包括中外學者對《紅樓夢》批評鑒賞歷史的研究；包括對文學的續書、仿作等自身門類的影響；包括對戲劇、繪畫、民間文學等其他藝術門類的影響及其歷史的研究等等。流傳學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對人類文化的巨大貢獻。

文藝學的紅學研究終極目的是闡釋《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在這個終極目的統帥下，除了使用形象分析方法外，還可以使用審美心理學、精神分析美學、層次結構學、原型批判學、審美鑒賞等分析方法。根據需要，還可以使用傳統經學的研究方法，如研究作者身世和時代背景，采用考據學方法，考辯新發現的文物，則借用金石學、辯偽學的方法。對脂本，則使用版本學、?？睂W的方法。對文本詞語、典故的注釋，則使用訓詁學的方法，甚至既用新紅學的音訓法，如對“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元(原)、迎(應)、探(嘆)、惜(息)”的訓釋，也用舊紅學的拆字法，如對“一從二令三人木”的訓釋。因而文藝學的紅學研究是對傳統治學方法的和新舊紅學研究方法的批判地繼承和發展。

文藝學的紅學將紅學研究從經學研究的迷途引向正途，極大地拓寬了紅學研究的范圍，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形成了現代紅學，從而使紅學得到更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