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教師住宅園區建設史(1919—1952)

張易和

燕京大學是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其校園充分采用中國傳統建筑特色，中西合璧，深刻影響了今日北京大學的面貌。學者們已對燕大校園建設過程，以及建筑師茂飛(Henry K. Murphy)的個人事跡進行了詳實考述(1)郭偉杰《筑業中國：1914—1935 亨利·茂飛在華二十年》，盧偉、冷天譯，文化發展出版社2022年版。唐克揚《從廢園到燕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然而，在燕大建筑史上還有一不應忽視的重要側面，即教職工住宅區的建設。今日北京大學地界內，燕南園、燕東園、朗潤園、鏡春園(以及鳴鶴園)、蔚秀園，實際上皆是燕京大學為教職工住宅區購置的地塊。如果沒有這些區域，北京大學的北界恐怕便不在圓明園路，而在未名湖畔了。更何況，燕南園直到“文革”以前，始終作為燕大、北大高級教師的住宅區，有著“大師之園”的美譽，成為今日北大校園的重要歷史遺產保護區域；其中住宅樓外觀參差有別，中西兼備，更擁有很強的文化交流意涵。

學界目前對于燕大住宅區的研究，基本只征引了中文史料，論述重點在教師們的居住體驗，或文物保護層面，而對于住宅區的設計、分配、建設、改造過程，多有模糊不清之處(2)參見李辰《民國前期北京高校洋教員居住區研究——以燕京大學燕東園、燕南園為中心》，載于《北京史學》2018年第2期。唐克揚：《燕南園：歷史深處的大師之園》，載于《中國民族博覽》2022年第13期。宋伊琳、阮可欣等《校園文化遺產保護的社區參與途徑——以北京大學燕南園景觀保護項目為例》，載于《自然與文化遺產研究》2023年第1期。此外，關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校景與校史的著作，對住宅區建設皆有簡單提及，此處不贅。。筆者將試圖通過系統梳理耶魯大學圖書館所藏燕京大學英文檔案，真正厘清燕大各住宅區乃至每一棟住宅樓自身的建設歷史，解釋其“中西參半”格局的形成過程。

本研究旨趣尚不限于此。深入探析燕大教職工住宅的建設歷程，會發現在那些“形而上”的文化維度之外，還有太多“形而下”的現實糾結，包括人事紛爭、經費籌措、亂世之中的自?？剂?，等等。校領導、托事部、建筑師與教師群體處于復雜的互動之中，分歧乃至沖突不斷。甚至連燕京大學引以為豪的“中西平等”原則，在經濟困難之時，也曾有所變動。校方如何協調各方現實利益、化解矛盾，并爭取外界資金支持，更是燕大住宅區以至整個學校建設成功的關鍵因素。本文亦將就此加以揭示。

一、多方博弈下住宅區規模草創

燕京大學自1919年起開始新校園的設計與建設工作，住宅區規劃同步展開。至1926年秋季正式遷入新址時，已擁有約37座教師住宅。其中，燕東園建成住宅19座，燕南園建成住宅6座；朗潤園亦改造出12座教師住宅。早期建設的住宅樓以西式洋樓為主。此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接連發生住宅形制“中西之爭”、建筑師人事之爭以及住房政策之爭，各方糾紛不斷。其中的決定性因素，當屬校方所聘建筑師希爾(HenryE. Hill)的專業水準，以及司徒雷登主持推行的住房分配政策。

茂飛于1919年底制訂的校園總體規劃中，教師住宅皆為西式風格(3)“Revised Program of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roup of Buildings for Peking University”，December 24，1919，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45，Folder5291，Yale Divinity Library.，主要是出于節省經費的考慮。然而，1922年5月，位于紐約的燕大托事部提出要求：“采用改良過的中式住宅外觀，除非有足夠多的樹把西式住宅遮擋住，或者與校園隔開?！?4)North to Gibb，May 18，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4.在燕大的制度架構下，托事部擁有最高決策權，校方必須遵照其指示。自此，燕大住宅區設計思路發生重要轉變，開始將中式外觀的住宅作為工作重心。應該注意的是，托事部此舉并非單純出自文化理念，其實也有很實際的考量——“中式住宅可能比西式住宅更容易籌款?！?5)Gibb to North，July 21，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4.燕京大學校園建設的主要經費來自美國社會各界捐款，而相比經典西式建筑，富有的美國捐款人“對中國風格的器物格外癡迷”。[1]56-57托事部要求住宅全部改為中式，顯然是為了便于募捐。

然而，住宅區建筑師人選卻出現問題，導致中式住宅設計工作進展不順暢。雖然負責主校園的建筑師茂飛擁有豐富的中式建筑設計經驗，工作進展迅速，但他拒絕承擔住宅區的設計工作，表示自己“對此并無興趣，也不會同意做這么大比例的額外工作(想必大學不會為此付款)?！?6)Gibb to North，July 31，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4.由此，在校園已經開工之際，教師住宅卻遲遲找不到建筑師，儼然成為“最緊迫的問題之一”。茂飛態度輕慢、要價過高，也引起校方和托事部不滿。

由此，1921年10月起，燕大基建部門另聘美國建筑師希爾設計教師住宅(7)North to Stuart，October 10，1921，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3，Folder5444.。希爾時年58歲，從事建筑業已超過35年，擁有豐富的教堂、學校、大型住宅樓的設計經驗，對于建筑設計和裝飾尤為擅長(8)Gibb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August 18，1921，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6，Folder5139.；到校后，他展現出極高的工作熱情，迅速起草多份西式住宅建筑方案，對中式住宅也展開研究和設計工作。主持基建部的教師代表翟伯(Jonh McGregor Gibb)在致托事部的報告中，毫不掩飾對希爾的好感：“他是最熱情、最有責任心的人，而且擁有巨大的藝術上的能力?！?9)Gibb to North，July 31，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4.

希爾毫無疑問是優秀的建筑師，但他此前從未到過中國，對于中式住宅設計更是毫無經驗，因此面對托事部的要求感到困難重重。他認為，傳統中式住宅在結構與采光方面存在嚴重限制，導致無法設計兩層以上的樓房，房屋安排也不符合西方人的生活習慣(10)Hill to Trustees of Peking University，July 11，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6，Folder5139.。經過反復研究，希爾終于拿出單層中式平房設計圖，卻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造價大幅膨脹。以HC與NC型兩種由西式住宅修改而來的中式建筑方案為例，其造價分別高達中國國幣1萬與1.5萬元，相較西式風格的原版溢價超過30%，(11)Gibb to North，July 12，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4.這顯然并不正常。

上述消息傳到教職工中間，迅速引發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式住宅的抵制風潮。他們很反對消耗大筆經費僅僅用于打造中式風格的外觀，寧可把錢花到更為實用的地方。翟伯向紐約托事部匯報如下：

那部分反對的教師想法很堅定，就是不要中式外觀的住宅。他們不認為面積很小的兩層樓設計成中式風格會美觀。他們還認為這樣會花更多錢，有此等閑錢寧可建設最經濟的西式住宅，把錢花到改善生活設施上去，例如增加一個浴室，或鋪設硬木地板。(12)Gibb to North，December 18，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6.

與此同時，對于校方限制自己權勢耿耿于懷的茂飛，也就建筑造價問題向希爾發起猛烈抨擊：“如果按照希爾的設計圖，將會需要花費數千美元來表達中式特征，雖然本身做的還算好看，但我們已經掌握了用遠更為經濟的、適應中式風格的手段來達到效果的方法?！?13)Murphy to Stuart，August 9，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45，Folder5293.

很顯然，此時如果改任茂飛設計中式住宅，必然能壓低造價，平息教師們的不滿情緒。但是，翟伯與司徒雷登皆對茂飛成見在胸，不愿對其過度依賴。翟伯力言希爾工作熱忱、技術過硬，若將其辭退，則茂飛的公司必然漫天要價(14)Gibb to North，December12，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6.；司徒雷登亦致函托事部，提出進一步擴大希爾的職權范圍，以換取他全力“推進教師住宅建設”(15)Stuart to North，August 12，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3，Folder5446.。由此，希爾在燕大繼續工作近一年之久，直到1923年8月希爾辭職前，教師住宅設計工作皆由其主持。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希爾在任期間為燕大起草的住宅設計方案，僅正式提交給校方的就超過22種。(16)Gibb to North，January 23，1923，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7.燕東園、燕南園至少有12所住宅采用了希爾的設計方案，或以其方案為基礎，分別是：燕東園23號、26號、29號、36號、42號采用方案E；27號采用方案N；30號采用方案EA，這是由方案E衍生而來的；32、39號仿照燕南60號，采用方案X；燕南園53號，采用方案W；燕南園60、64號采用方案X(17)“Additions to New York Residence Estimates dated Dec.9 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9.?？梢?，既往研究將燕南園等教師住宅區的設計全部歸功于茂飛[2]，并不符合史實。

值得注意的是，希爾的設計得到采用者，皆為西式住宅方案；其雖提供了多種中式住宅的設計方案，卻無一付諸實施，可見它們并不成熟。由于校方不愿更換建筑師人選，教師們又對希爾的中式住宅設計感到不滿，學校領導層決定不再遵照托事部的要求統一建設中式住宅，而是將住宅樣式的選擇權交給教師個人。1922年底，校方向托事部報告教師反對中式住宅設計的同時，即提出“教師們應當被允許從土地與建設委員會以及托事部批準的房屋設計方案中做出選擇”，校方將據此在每人分得的住宅地塊上建設相應型號的房屋。同時還討論了住宅地塊的分配辦法，指出或是按照年資排序先后挑選，或是完全隨機分配(18)Gibb to North，December 18，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6.。此舉顯然得到教師們的歡迎，一些人甚至“相當長時間地圍著希爾先生”，對自己的住宅方案提出各類改進要求。(19)Gibb to North，March 26，1923，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8.總體而言，司徒雷登為代表的校方向教師們放權之舉，雖然不無違背托事部政策，卻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師們的滿意度，對于穩定教師隊伍很有幫助。

在解決總體規劃和分配政策之后，校方還面臨著住宅區的選址問題。燕大校園主體部分的地塊在1920年10月即已購置，但周邊土地各有其主，住宅用地遲遲未能購定。翟伯向托事部報告了其中的糾結：當時，校園北面有民國前總統徐世昌的私家花園(其命名為“淀北園”，位置在今日北大未名湖以北鏡春園、鳴鶴園一帶)占據，司徒雷登曾專程前往天津與徐世昌協商求購，卻遭到拒絕。校方也考慮過校園西側的蔚秀園一帶，但當地較為破敗，平整地面費時費力。學校南側地段(包括今日燕南園)事實上相對理想，但校方又擔憂這與中國“以南為尊”的觀念不合，招致“把住宅區放在比校園更加主要的位置上”的批評。由此，翟伯和司徒雷登一度試圖購置圓明園南半部分作為住宅區(20)Gibb to North，August 8，192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1，Folder5065.?？上б参茨艹晒?，否則今日之北大校園必然大為擴展。1923年，燕大向載濤租用鄰接校園東北角的朗潤園，計劃將其中建筑改造為教師住宅，構成一個獨特的住宅園區。

至1924年初，校方最終敲定燕東園和燕南園兩塊地址，出資購置(21)Gibb to Moss，January 15，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1.。燕東園面積較大，約可容納22所住宅，但距主校園稍遠，須穿過成府村，步行一英里左右；燕南園初期預計容納12所住宅(22)“Report of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made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 meeting”，December 6，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04，Folder4720.，雖然并非校方首選，實則緊鄰校園，且地勢較高，日后可謂風水寶地。至此，三大主要住宅區地址基本確定。

1924年6月至1925年中，燕東園與朗潤園各樓密集投入建設。學校主管土地與基建的委員會首先批準在燕東園開工10所住宅(23)Gibb to Moss，June 27，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3.；稍后，首批開工住宅數量上調至12座，并得到紐約方面的批準(24)Gibb to Moss，July 21，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4.，工程快速啟動。1924年9月，司徒雷登又向信托事部發去急電，要求再批準開工12座住宅(25)Stuart to North，September 23，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52.，紐約方面僅批準了其中的一半，即6所住宅，它們于1925年2月開工(26)Stuart to North，February 14，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56.。朗潤園的改造工程，在征得載濤本人同意后，亦同步啟動。

然而，在燕東園開工后不久，托事部對住宅樣式背離統一規劃感到不滿，住房分配政策橫生枝節。上文已述，由于中式住宅設計的種種缺陷，絕大多數教師皆要求修建西式住宅，校方對此也予以尊重，不顧托事部對中式住宅的青睞。燕東園開工之時，翟伯向托事部報告，學校領導層認為應僅建設西式建筑，因為“中式庭院與西式住宅交錯是不合適的”，僅計劃在燕東園的西南角上安置四所中式庭院住宅(27)Gibb to North，June 24，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2.。托事部對此并不滿意。

身居紐約的托事部成員大部分是60歲以上的老人，堅持正統基督教教義，偏向保守[1]164，因此對教師們反復爭執住宅問題頗為反感。1924年11月，托事部下設財政委員會舉行會議，指責教職工要求預選住宅并干涉其設計，這種行為純屬謀求“個人私利”；若是由此引發互相嫉妒，那更是“令人厭煩的”，為此通過表決，向校方發去兩條命令：其一，1925年6月30日前(亦即燕東園完工之前)，不得為任何教職工提前分配或保留住宅；其二，燕大校方對于住宅的分配和出租計劃，必須報請托事部批準。(28)Secret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to Stuart，November 19，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53.這無疑是將住宅問題的決定權收歸至托事部的強硬姿態，也是對教師們的限制。

然而，司徒雷登并未遵從托事部的命令，反而強烈要求維持現狀，尊重教師們參與自家住宅設計的權利。他解釋，很多住宅已經分配完成，既不便收回，亦不能歧視尚未得到分配的教師家庭；而校方目前采取的分配辦法亦十分合理：教師們按照職級有序排隊，先后挑選自己的住宅建設地塊。

司徒雷登進一步向托事部呼吁：“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為我們的教職工都是忠心耿耿的人，現在正處在薪資購買力不斷縮水的窘境下，我們能用自己的力量為他們提供的補償，就是盡可能為他們每個人都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29)Stuart to North，January 2，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55.當時并無航空郵件，中美之間信函往來最快也需要一個月以上時間。托事部收到司徒雷登的信件并做出回復時，已是1925年2月，此時燕東園絕大部分樓宇皆已開工，木已成舟，再要求校方改變政策、統一建設住宅實際上已無意義。雖然托事部沒有一次性徹底松口，還要求司徒雷登再詳細解釋，但據秘書所言，他們實際上對其要求是“普遍同意”的(30)North to Stuart，February 13，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55.。

在排除托事部干涉后，1925年5月校方繼續展開燕南園工程招標，至6月22日，燕南園最早的兩棟住宅開工，而此時燕東園首批住宅已接近完工。(31)Stuart to North，June 22，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7.燕南園同樣遵循“預先分配、自選樣式”的住房政策，為教師們提供很高的自由度。1926年2月，燕南園至少7所住宅用地分配完畢(32)Stuart to North，February 23，1926，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80.，紛紛開工。至當年4月，全校已擁有21座新建西式住宅樓(部分可能還在施工)，以及10座利用朗潤園舊建筑改造的住宅，稍后應當還有新的住宅開工(33)Stuart to Luce，April 2，1926，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62.。

這些樓宇基本上隨主校園同步告成，是迎接燕大遷入新址的第一批教師住宅。借助北京大學圖書館藏1926年燕大出版物所附校園規劃圖，基本可以明確這些住宅樓號：燕南園51、52、53、54、59、61號，共6座；燕東園21—31號、33—38號、40號和42號，共19座；朗潤園11—20號、12A號、20A號，共12座(34)“Plan of Yenching University”，Yenching University：Progress at Yenching，1926.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按，地圖所示燕東園有32號而無31號。但燕東園32號1930年方開工建設，而31號1926年已經存在。因此，地圖所示“32號”應為31號。。其中，燕南園、燕東園各樓皆為西式住宅(具體型號和樣式詳見附表)，朗潤園則保留中式園林外觀。

1926年秋季燕大遷校時，燕東園和朗潤園大部分住宅已經告成，但燕南園尚有不小空間，成為后續新建住宅的主要地段。不難發現，住宅區規模草創階段，托事部、校領導、教師、建筑師存在多方博弈。托事部要求采用中式設計，主要著眼點在于便于募捐；教師們多主張改建西式外觀，則是出于節省經費、提升生活品質的實用需要。受限于希爾與茂飛的人事爭端，校方無法拿出高性價比的中式住宅設計方案，在不愿改易建筑師人選的情況下，司徒雷登頂住壓力，打破托事部統一建設、統一分配的規定，將設計與建造住宅的主動權部分下放給教師個人，既有效調停了住宅設計上的“中西之爭”，保證了建設進度，更使草創階段的燕大得以凝聚高級別教職工的人心，用“大樓”留住了“大師”。

二、遷校后續建與“中西參半”格局形成

燕大住宅區并未與新校址同步建成。1926年遷入新址后，仍有較大規模的擴建，直到1931年左右全面竣工，形成燕東、燕南、朗潤、蔚秀四個住宅園區。此過程中，中式住宅開始占據主流。大幅擴建后的燕南園，以及四個住宅區的總體格局，皆呈現明顯的“中西參半”特點。這種局面同樣是在多方互動中逐步形成，其中，節省經費的壓力、中西生活習慣的差異，以及部分外國教師對中國文化的主動接納，是三方面最主要的因素。

1926年中，在首批教師住宅相繼竣工之時，學校卻陷入空前的財政危機。一方面，此時國內北伐戰爭已經爆發，政治局勢激烈動蕩，美國捐款人對燕大前景持觀望態度，導致籌款變得十分困難；另一方面，早期建設的住宅普遍嚴重超支。1925年4月，托事部授權的住宅建設用款只有14.1萬美金(35)Stuart to North，April 8，1925，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6.，此后隨著司徒雷登的要求，不斷提高，到了1926年2月時，基建部給出的建筑用款預估竟達到27.2萬美金，相較托事部最新授權還超出4萬美金(36)Stuart to North，February 26，1926，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61.。經費膨脹幅度可謂驚人。1926年8月，學校財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司徒雷登不得不承認“如果再籌不到資金，我們便無法開學”，這是學校有史以來遇到的“最為嚴重的風暴”(37)Stuart to North，August 24，1926，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4，Folder5464.。直到1928年中，燕大資金都十分困難，紐約方面屢次要求暫緩建設教師住宅，甚至警告司徒雷登“我們很快就要處于靠借錢來還債的境地了?，F在施工現場每一筆額外花費，都讓我們想起去年(即1926年——引者注)夏秋的糟糕情況”(38)North to Stuart，May 12，1927，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69.。

面對財政危機，司徒雷登并不認可托事部量入為出的要求。他認識到，繼續擴建教師住宅才能為學校規模擴展奠定物質基礎，進而可吸引更多的捐款：“取得的成績越大，就越容易得到額外的贊助”[3]38。當然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認為必須“在謹慎中冒險”，避免濫支經費，防止財政徹底崩壞。為此，他很注重限制新建住宅的規格和開銷。

此時，中式住宅設計出現轉機，造價得以大幅壓低。原先負責住宅的建筑師希爾于1923年中不堪茂飛排擠而離職，校方物色接替者，于1924年5月新聘查爾斯·桑德爾(Charles Thunder)。桑德爾擁有多年在華工作、設計住宅和參與大型工程的經驗，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甚至還能講一些中文(39)Gibb to Moss，May 1，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2.，對于設計中式住宅應當更為順手。桑德爾到任時，燕大已經財政吃緊，因此其工作重點從最開始就是設計較簡易的平房，“它們被認為適合中國教師以及未結婚的教職工居住”(40)Gibb to Moss，June 27，1924，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2，Folder5073.，這為降低住宅造價積累了經驗。在其主持下，中式住宅設計方案大為改進。至1927年，燕南園建成首座小型中式住宅，即62號樓(今64號)，供中國教師李汝祺夫婦居住(41)“Unallocated Residences Suitable for Appeals for Designated Gifts”，December 27，193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0，Folder5044.。該樓造價顯著低于燕南園內其他6座西式別墅，即使經過一次擴建，建筑成本亦僅為國幣9392元，相比之下，其他西式住宅造價大多在國幣1.5萬元左右，甚至有接近2萬元者(詳見附表)。這迅速引起司徒雷登的青睞，1927年5月，他在向托事部報告住宅建設問題時表示：

我們的教職工住宿問題上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那些首批用特別捐款建設的西式住宅，花費普遍超過了捐款額，但仍然遠遠不足以容納所有教師家庭。過去兩三年中，為住房籌集更多捐款的努力全無成效，這是最令人失望的……未來我們應該只建設很少數量的此前建設的那種兩層西式別墅，如果必須要建的話。因此，我推薦較簡易的中式住宅，類型接近朗潤園中的那些，以及為李汝祺夫婦建設的那種，它們每座只花費大約6000墨西哥銀元?；蛘呓ㄔO只有一間閣樓的平房?；蛟S也可買下并改造幾棟臨近村落的房子。但無論如何，在1928年3月前批準新建或購買6座房子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目前的艱難情況下，我們的中西教師的道德水平必須維持下去，而做到這一點的基礎就是為他們的家庭提供舒適的住所。(42)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July 15，1927，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70.

很顯然，以燕南園62號為代表的小型中式住宅既能壓低成本，又可保證外形美觀，不至與其他大型別墅相形見絀，顯然是節省經費并提供更多住宅的良方，十分符合司徒雷登的思路。

小型中式住宅建設成功的同時，高端的大型中式庭院也被設計出來。這主要應歸功于部分熱愛中國文化的外國教師，特別是美國籍音樂教師、音樂學系主任范天祥(Bliss Wiant)自行設計的宅邸“范寓·憶椿廬”。范天祥之父范艾德是美國俄亥俄州牧師，于1923年去世。教區居民本有為范艾德集資興建紀念建筑之議。范天祥當時正在美國幫助燕大籌集捐款，燕大校方順水推舟，建議范天祥以其父“紀念寓所”為名，向親友與教民募捐自己的住宅。

1923年8月底，范天祥已獲得約1萬美元認捐。[4]365-366不過，由于校方工作疏忽，未及時跟進，大量捐款未能落實；校方還將大部分收到的捐款挪用于燕東園其他住宅的建設，導致范天祥自己的住宅遲遲未能開工(43)Garside to Wiant，November 10，1927，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4，Folder5618.。這令范天祥十分不滿，不過對燕南園建筑格局而言，反而因禍得?！短煜樽畛跤媱澖ㄔO“荷蘭殖民式大屋”，但施工被拖延，不久后范天祥夫婦開始對中式住宅產生興趣：“由于校園內的所有教學大樓都是中式建筑，所以我們嘗試把憶椿廬改為中式?！狈短煜榉蛉朔睹舻?MildredWiant)親自繪制平面圖，“把分為三部分的中式住宅合而為一”，又將平面圖交給在北平的美國建筑師丁蔭(Samuel Dean)修改潤色[4]368-369。

丁蔭擁有豐富的中式建筑經驗，且開辦有建筑學校，推薦其學生、一位“年輕的中國人”負責外立面設計和整體施工(44)Wiant to Garside，July 12，192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4，Folder5618.。1927年秋，房屋正式開工，至1928年夏季完工，是為燕南園63號樓。該樓所費固然不貲，燕大校方屢次撥款填補經費缺口，不過由于建筑師水平高超、注重節約成本，最終開銷控制在國幣18700元左右，相比燕東園27號、燕南園51號等大型西式別墅還有所節省(45)Dire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to Stuart，November 20，192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79.各住宅樓建設開支具體數額見附表。，證明了中式庭院設計的可行性。據范天祥描述，該房屋的造型深受同事們艷羨，成為后續興建中式住宅樓的重要參考：“他們喜見我們如何成功又巧妙地把中國建筑的精髓糅合西方家庭的實用風格?！髞?，校內興建了其他房屋，都運用了“范寓·憶椿廬”的主要建筑特色?！盵4]370

至此，燕南園62號與63號，分別成為簡樸與豪華兩種規格的中式住宅的樣板。此時，燕大已向南京國民政府注冊，前景趨于明朗，在美籌款形勢亦柳暗花明，特別是“收獲了相當大筆為新建教師住宅提供的捐款”(46)Stuart to Garside，October 3，192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78.，司徒雷登由此展開新一輪住宅建設規劃。計劃新建的10座住宅中，3座為仿照63號范天祥宅邸樣式的大型中式房屋，3座為削減部分內部設施的63號樣式的房屋，4座為62號李汝祺住宅樣式的小型中式房屋(47)“Proposed Plan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Additional Faculty Residences”，August 192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76.?？梢娦７降慕ㄔO重心完全轉向中式住宅。

1928—1929年，燕南園住宅建設進入小高潮，新建住宅確實以中式為主。1928年9月，兩座造型相近的小型中式住宅竣工(48)Garside to Stuart and Galt，October 24，192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78.，此即55、56號(49)“Unallocated Residences Suitable for Appeals for Designated Gifts”，December 27，1932，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0，Folder5044.]。1929年4月，女校開始籌建兩套教工住宅，即燕南園57、58號，這是將燕東園30號售與男校進行的交換(50)Garside to Lee，March 1，1929，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9，Folder5184.。當年7月，在桑美德等教師的監工下，57號樓率先完工；12月，58號樓亦告成。兩套住宅合計造價達到28000銀元，大約相當于1.4萬美元(51)Yenching University Board of Managers：“Annual Report of the Grounds and Buildings Committee”，June 20，1931，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02，Folder4701.，考慮到它們是多人共用，這個花費相對低廉。此外，為新婚的吳文藻、冰心夫婦建設的60號樓(今66號)，以及黃憲儒家居住的64號樓(今60號)，也于1929年落成。這兩棟樓造型相似，皆為二層西式住宅，規模相對較小，造價在每棟1萬銀元左右。黃憲儒本有意建造中式住宅，但由于報價過高，經過校方做工作，同意改建與吳文藻家類似的房屋(52)“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Grounds and Buildings Committee”，May 10，1929，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02，Folder4700.。1930年春，托事部再度撥款2.5萬美金用于新建住宅，燕南園新建一座中式小樓，即65號(今59號)；燕東園新建三座兩層的西式住宅(53)Yenching University Board of Managers：“Annual Report of the Grounds and Buildings Committee”，June 21，193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02，Folder4701.，即32、39、41號，其中，32、39號是與燕南60、64號同類的小型洋樓，41號則規模較大(54)“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Grounds and Buildings Committee”，May 21，193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02，Folder4700.。同年，新聞系主任聶士芬利用稍早前在美國堪薩斯城等地籌集到的捐款，自費興修中式宅邸一所(55)Vernon Nash，“Historical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16，Folder4837.，此即燕南園66號。該住宅規格頗高，應當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范天祥住宅的設計。聶士芬對此十分滿意，據其描述，“這是一種中西合璧的風格，起居室在房屋一翼的正南端，一個大臥室(看上去像個睡眠門廊，因為有很多窗戶)在另一翼的正南端。餐廳，書房和臥室在中間部分?！瓋蓚€在兩翼盡頭的屋子都三面有窗?！?56)Nashto Garside，September 9，193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45，Folder5300.可見西方教師對中式住宅結構的接納。至此，燕南園、燕東園建設用地已經完全用盡，燕京大學最主要的兩個住宅區宣告落成。

在燕南園新建的中式住宅中，供女校教職工使用的57、58號應當再稍加論述。它們是合體的中式院落，每座可容納三位教師集體居住。其設計方案的誕生，既出自節約經費的考量，也照顧了中西生活習慣的差異。兩住宅規劃之初，正值1927年燕大財政極為緊張之時。燕大雖然實行中外教師一律平等的原則，但面對經費困難的現實，校方也不得不做些靈活變通。司徒雷登在致副校長路思義的密信中表示：“抹平種族差距這件事是有些復雜的，因為中國教師們習慣與他人共同居住，并且希望能在享受同等的溫暖和服務的同時，在住所里吃中式伙食。這加劇了管家的負擔，并增加了每個人分攤的伙食成本?！睘榇?，司徒雷登建議接受女校負責人費賓閨臣(Alice Frame)的主張，“建造一系列中式的小型單元，每個單元中都包含一位教師自己的臥室和廚房等等，把它們布置在同一個院子里，讓大家可以在愿意時共同生活。這樣的房子應當造價相對低廉，只要有一個或更多外國教師能住在里面，就不會顯得我們歧視中國人?！?57)Stuart to Luce，October 29，1926，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5，Folder5465.由此可見，校方確實有意降低以中國教師為主的住宅樓規格，以節省經費；不過，中西方生活習慣差異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中國教師吃中餐，平日喜歡鄰里間走動；外國教師的伙食則一般以西餐為主，注重個人隱私。如果雙方聚居在同一棟西式洋房中，恐怕日常生活節奏上不無枘鑿之處；而如果按照中式四合院設計，則每位教師可以分得獨立的生活空間，同時又共享庭院，有彼此交流和活動的公共場所。事實上，不少外國教師都曾在57、58號樓中居住，后來出任燕大女部主任的美國教師桑美德(Margaret Speer)更是親自監工，投入很大精力和熱情(58)Murray S. Fram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October 29，1929，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39，Folder5184.?？梢娭惺酵ピ航Y構對于中外教師和諧共處、中西居住習慣的調和，也有很大幫助，受到相當普遍的歡迎。

至1931年初，美國已進入“大蕭條”時期，托事部致信司徒雷登，對學校規模的激進擴張表示不滿：“兩年前財政委員會發出警報之后，學校的擴張還是太快了”，其首要表現就是“年復一年地不斷興建住宅樓”，這導致學校已經債臺高筑，為此要求暫?；A設施建設，就現有規模提升辦學質量(59)Stuart’s correspondence，January 10，1931，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6，Folder5492.。司徒雷登仍未服從托事部的約束。就在當年，校方又擬向前清攝政王載灃購置蔚秀園，“以為教職員居住之需”(60)《本校購買蔚秀園》，《燕京大學?？返?卷第15期，1931年12月18日，第1版。，司徒雷登要求托事部授權動用5000美金。托事部認為當時經濟狀況過于困難，對此并未批準(61)Garside to Stuart，December 18，1931，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7，Folder5495.，而校方依然于當年12月完成“產價兩交”，燕大由此再增一片住宅區。當然，蔚秀園購置后改擴建幅度不大，據侯仁之先生描述，園內樹木茂密、湖山成片，還有荷塘稻田，“只是中央一區，是園內主要建筑所在地的后院”[5]89。至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燕大附屬中學遷入其中，住宅全數遷出(詳見下節)，故蔚秀園在燕大時期應當并非主要的住宅區。

1927—1930年間，住宅區的主要擴建集中于燕南園。司徒雷登在沉重的財政壓力下，仍堅持擴建住宅區，同時以新型中式住宅壓縮成本；范天祥、聶士芬等熱愛中國文化的西方教師，也在探索更高規格的中式庭院建筑。由此，燕南園內形成中式住宅的建設高潮——新建住宅10座，其中中式住宅8座，西式住宅2座；加上1926年前竣工的西式住宅6座，兩類住宅正好數量持平。在燕南園以外，規模最大的燕東園內皆為西式住宅；較小的朗潤園、蔚秀園為中式園林?？梢?，此時無論是燕南園本身，還是燕大各住宅區總體面貌，都形成了“中西參半”的格局，折射出燕大快速發展時期中西文化密切交融的境界。

三、1937年后的擴展、劫難與改造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北平淪陷。燕京大學由于帶有美國背景，暫時維持正常辦學，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被日軍侵占，此四年被稱為燕大的“孤島”時期。人們多認為此期間燕大自身朝不保夕，不可能再有擴建住宅區之舉，這種認識實際上并不準確——燕南園50號樓、鏡春園與鳴鶴園都是在此時購置的。至于燕大校園淪陷后燕南園、燕東園等教師住宅區的遭遇，以及1949年后的住宅區改造，目前基本未有著述詳細論及。相關史實值得系統梳理和還原，借此亦可管窺世事劇變之下燕京大學的命運浮沉。

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校園內一度人心惶惶，但隨著戰局進入相持階段，校方開始認為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滅亡中國。1939年，校園建筑進行了大規模維修和粉刷，司徒雷登指出：“做出這個決定是有標志性意義的，它意味著我們敢于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個地方必將回到自由中國的懷抱?！?62)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July 3，1939，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9，Folder5538.隨之，校方恢復了對住宅區建設的籌劃和努力。

在“孤島”時期，校園擴張并非完全出于發展規模的目的，有時帶有安全方面的考量。日本侵略者名義上不得隨意進入燕大校園，但實際上在學校周邊密布眼線，甚至派出特務進行破壞與栽贓。1938年6月就曾發生過日本間諜喬裝燕大學生，在燕南園偏僻之處書寫抗日標語之事，大概是為日軍入校搜查提供口實(63)Stuart to Secretary to the Japanese Embassy，June 15，1938，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9，Folder5532.。1940年后，更出現一些身份可疑之人試圖占據燕大校園周邊地產，校方對此高度緊張，不得不搶先將地產買下，以免肘腋之患。

北京大學官網對燕南園50號樓的介紹中提及：“該建筑是20世紀50年代擴建校園時加入燕南園的，風格與園內其他建筑迥異?！?64)《文物信息·燕南園》，2019年4月8日，北京大學房地產管理部網站，網址http：//fdcb.pku.edu.cn/fwck/wwbh/wwxx_wwbh/1300862.htm，訪問時間2023年8月30日。然而，仔細考察燕大檔案可以發現，50號樓及其所屬土地可能在1939年底便已并入燕南園。以下是時任燕大總務長的蔡一鍔就此問題給紐約的詳細報告：

在我們南墻里面，靠近燕南園的地方，有一塊大約四分之一英畝的土地，像一個巴特利特梨一樣突出在我們的地產中，莖連著我們的墻。地塊上面有一座小的中國房子，居住者的職業很可疑。很多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們的眼中釘，我們一直想把它買下來。對方知道我們很著急，所以一直以為奇貨可居。我們不愿付如此高價。上個秋天這塊地更換了主人，新修了現代式的房子取代了原來的泥巴屋。這座新房子很高，俯瞰著我們的校園。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買下它。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我們終于以820美元的價格從新主人手中買下了它。新房子只完成了一半，我們必須再投入本地貨幣4498.8元才能完成?；瘜W系的蔡先生及其同事現居于此。按12：1的比率計算，這套房子總共花了我們本地貨幣14328.80元或1194.06美元?！覀円褜⒋朔课菝麨?0號。(65)Tsai to Evans，January 5，194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1，Folder5576.

在1937年校園地圖上，確實可見蔡一鍔所言“巴特利梨一樣”的地塊，如下圖紅框所示。這塊地產并未隨燕南園主體部分購入，故而圍繞校園和燕南園修建的圍墻不得不繞開它，形成一個奇怪的燈泡狀走向。在平日，校方購置土地時的風格充分體現了美國人的商業頭腦：盡可能拖延，迫使地主降價后再行購入。不過，到北平淪陷后，情形便大不相同——這塊地有如外間楔入校園的釘子，1939年秋后興修的高層住宅(其位置如下圖紅色方塊所示)，更像是監視校園情形的哨塔。校方出于安全考慮，不得不花高價迅速將尚未完工的房屋連帶土地全部購入。由于正處戰時，校方無暇新建與其他建筑風格一致的樓房，只能在原先基礎上繼續修建完成，作為教師住宅樓使用。這應該是燕南園50號的最初來歷。

圖1 燕南園50號及其所屬地產位置 圖片來源：《燕京大學校圖》，附于燕京大學雜志部編：《燕京大學一覽》，1937年6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全面抗戰時期更為重要的住宅區擴展，是淀北園的購置。該地段原屬徐世昌所有，由鏡春園與鳴鶴園合并而成，幾乎涵蓋了今日北大校園未名湖以北的主要部分，東起人文學苑，西至校園西墻。關于淀北園并入校園的過程，侯仁之先生認為，燕大雖然始終與徐世昌談判購園，但未獲成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事情也就這樣結束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鏡春園才得合并于北大校園?！盵5]63這大概也是以往人們的一般印象。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早在1939年6月，徐世昌去世便給談判形勢帶來轉機。此前徐世昌拒絕出售淀北園，主要是因為“這里是由小皇帝賜予他的”，情感上難割舍。徐世昌去世后，其后人有債在身，急于出售地產以籌措資金。正值此時，日本勢力開始覬覦此園，更迫使司徒雷登迅速拍板搶購。1940年6月司徒雷登向紐約報告淀北園已經購定：“兩周以前，出現了另一個潛在的買主，他的種族關系你可以猜得到。我們現在也沒猜透他們的真正動機是什么，但不論如何，我們覺得如果不采取自我保護措施的話，后果是災難性的。因此，在有影響力的朋友幫助，以及他們一家(徐世昌家族——引者注)的支持下，最終達成了前述購買協議?！?66)Stuart to Garside，June 4，194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0，Folder5542.當然，在特殊背景下，校方不得不付出金錢上的額外代價。原先開價2000美元，在可疑競買人出現后，購置費竟被抬高到3000美元，還要付出中國貨幣3000元的中介費。

淀北園確實有效解決了住宅難題。此時正值燕大附屬中學遷入蔚秀園，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教師需要遷出，同時教師隊伍自身也在擴大，住房問題頗為緊張(67)“Senior Middle School to Open September 6”，The Yenching News，September 1，1940，p.1.。新園林的地界正可解燃眉之急，不過此前徐世昌已“將殿宇樓房拆去十分之八九”[5]63，校方不得不砍伐園區樹木，就地取材，將園內剩余建筑改建為住宅樓。工程進展頗為順利，司徒雷登就此報告托事部：“令人驚嘆的是，園內破敗的老建筑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被改造成宜居甚至是迷人的家園。美麗的環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代設施上的不足?！?68)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September 23，194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0，Folder5542.據當時估計，鏡春園的建筑至少可以容納四組教師住宅單元(69)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July 4，194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60，Folder5542.。當然需指出的是，由于戰時改造幅度不大，鏡春園的空間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容納的教工住宅數量比較少。大部分從蔚秀園遷出的教職工是搬去校外的海淀鎮居住，只有少部分得以遷入鏡春園(70)“Senior Middle School to Open September 6”，The Yenching News，September 1，1940，p.1.。至戰后的1948年初，鏡春園至少有75、76、79、80、81、82號樓可作為教師住宅使用(71)“Faculty Residence Directory”，February 27，1948，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50009。。

從此，主校區、朗潤園、鏡春園(包括鳴鶴園)連為一片，今日北大未名湖以北的校園地圖定型?？梢?，即使在“孤島”時期，燕大住宅區仍未停止擴建。然而，這種局面很快被日軍徹底打碎。

1941年12月8日，幾乎與偷襲珍珠港同時，大批日軍侵入燕大校園，拘捕司徒雷登在內多名師生。校園被占領，所有中國教師都被逐出。仍在校的外籍教師被強迫遷入燕南園集中居住，困守八個月之久。1942年中，這些外國教師又被日軍趕出燕南園，送入山東濰縣集中營，燕大徹底淪陷，燕南園、燕東園分別被用作日軍家屬院和偽“華北綜合研究所”宿舍。(72)“The Triumphant Return”，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6，Folder5725.多數住宅遭到嚴重破壞，有些甚至面目全非。由于日本人習慣燒軟煤，幾乎所有住宅墻壁上都蒙上了厚厚的黑色煤灰；很多住宅地板被軍人穿的釘鞋損毀；家具更是損失嚴重。(73)“Yenching Students Endure Hunger and Cold in Eager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The Yenching News (U. S. edition)，November 1947，p.2.47、58、64號樓內部結構被徹底改變，幾乎已完全無法辨認；燕南園中心位置還建了一個外觀丑陋的澡堂(74)“The Triumphant Return”，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6，Folder5725.。據戰后統計，全校83座住宅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損壞，其中45座損毀嚴重。幾乎所有住宅都需要外立面維修、重新粉刷；門窗、水、電、爐灶、暖氣等設備也都需要修理更換(75)“A Report of the Damage Done to Yenching University by the Japanese after almost Four Years of Occupation”，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6，Folder5727.。僅住宅自身維修翻新，以及更換門窗兩項費用就高達27000美元，這還不包括水電暖等維修難度更大的項目(76)“Rehabilitation Objectives”，September 1947，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7，Folder5734.。淪陷時期之劫難，可見一斑。

抗戰勝利后，燕大迅速接收了校園與住宅區，于1945年秋季即在北平開學，教學活動與建筑搶修工程并行不悖。1945-1946年，優先進行了燕東園、燕南園的維修，朗潤園與鏡春園暫不啟用。由于1942年后燕大遷往成都，各住宅樓多已無主，此時校方進行了有效期一年的住宅臨時分配。至1946年3月，燕南園除51、53號改建為女生宿舍，57、58號留給女校外，已經全部住滿；燕東園亦已有9戶入住(77)Tsai to Sailer，March 22，1946，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46011。。當年春季，朗潤園、鏡春園大部分住宅已經投入使用(或當年秋季即將投入使用)，朗潤園更是新增了4套住宅，即15A、16A、18A、19A號，皆由舊有園林建筑改造而來；鏡春園可用住宅達到6套(75、76、79-82號)，較戰時應當也有新增(78)“Faculty Residence Available 1946-7”，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46011。。同時，燕南園似乎進行了樓號調整(79)校方提供的表格中，燕南園59號被標注為“原65號”?！癋aculty Residence Available 1946-7”，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46011。。當今燕南園的新樓號，或許即啟用于此時。直到1948年2月，燕東、燕南、朗潤、鏡春四個住宅園區基本整修齊備，校方組織進行了正式住宅分配(80)“Faculty Residence Directory”，February 27，1948，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50009。。這次分配結果本應是長期性的，不過此時距離北平解放已經時日無多，僅一年半以后，燕大便開始教工住宅分割工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燕大開始大規模擴招。1950年秋季學期，招生人數達到1100人，而原有宿舍只能容納800人。與擴招相應，教員數量也有所增加，加之有權分配住房的教職工范圍擴大，住房面臨嚴重緊張局面。時任校長陸志韋向紐約方面報告：“所有較大些的住宅都必須改造，以容納兩個家庭?！?81)“A Letter，Dated 28 June 1950，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7，Folder5737.當年六月底，學校住房委員會即制訂了住宅分割和重新分配辦法：所有面積在3000平方英尺以上、可以分割者皆應分割；教職工根據底薪、年資、家庭人口計算積分，按積分排名，順序選房。(82)《住宅委員會通知第二號》，1950年7月5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50009。經過勘測，住房委員會決定了具體進行分割的樓號和辦法(83)《住宅委員會通知第四號》，1950年7月27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1950009。：23、26、27、29、30、36、41、42號，共八所住宅橫分，即分成上下兩部分；22、24、28、31、33、34、37、51、52、54、61，共十一所住宅豎分為左右兩部分；另有5、8、62、158號以及蔣家胡同2號五所平房根據自身結構酌情分割。分割后的各房屋面積統計如下：

表1 1950年7月擬分割住宅面積表

很難說教師們對住房分割的實際想法如何。陸志韋給紐約方面的報告中說：“分割住房的必然性意味著代價以及難過的情緒。但像我們部分人之前那樣，住在如此奢侈的、帶有現代設施和昂貴花園的豪宅里面，在當今多少有點不現實。不管這場巨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接下來要過苦日子了?？嗳兆油瑫r也意味著噪音、打擾、各種瑣事、和其他同樣易怒的人擠在很近的距離內居住?！苯酉聛?，他評論說，這也是“再教育”的一個過程，相比共產黨員們極低的收入，教師們的生活質量仍然較高，因此，“總體而言，我們是高興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高興?！?84)“A Letter，Dated 28 June 1950，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77，Folder5737.這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說出了教師們的實際擔憂，但很難說代表了多大比例的真實想法。有教師對燕大的變動態度積極，如左翼教授夏仁德表示：“把一些較大的房子改成兩到三間公寓，這樣就可以容納更多的教師、員工以及工友家庭。簡樸和節儉是當今的美德?！?85)“A Letter From Mrs. Sailer - Yenching University”，May 1，1950，UBCHEA Archives，Record Group 11，Box351，Folder5396.卻也有教師對此感到抵觸，如范天祥便堅持自己的63號宅邸“不能受到損害”，住房委員會決定將其作為個案特殊處理，未做分割，但要求安排一位學生入住范天祥的客房。范天祥十分介意這位學生的中共黨員身份，“我們肯定她是來監視我們和影響我們的傭人?！盵4]373當然，教師們對此看法如何，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似乎已無關輕重，何況不久后，燕大的外籍教師盡數離開；至1952年，燕京大學自身也不復存在了。1950年中的住宅分割工程，大概是燕京大學為今日北大校園留下的最后一筆“遺產”。

附表：燕南園、燕東園、朗潤園各住宅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