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留抵退稅的就業創造效應

劉貫春，吳佳其，葉永衛，黃 馨

（1.中山大學 嶺南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2.上海財經大學 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3.湖南工商大學 國際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步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與此同時，疊加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新冠疫情沖擊，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企業投資需求不足，消費者消費欲望呈現下降趨勢。在此背景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激增、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毋庸置疑，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因而實現充分就業成為政府部門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和工作重點。在2018 年7 月和2020 年4 月中央分別提出的“六穩”“六?！惫ぷ髦?，就業均居于首要地位。2022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可見黨中央一直把“穩就業保就業”擺在政府工作的戰略優先地位。

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需求方，企業在穩定市場就業和創造就業崗位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前需求疲軟、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下，如何有效利用財政政策穩住經濟大盤，加大助企紓困力度，提高國家就業水平、實現勞動力充分就業是亟需研究的重大民生議題。為此，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逆風向”的減稅降費優惠政策，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是其中之一。該政策是指對符合條件的納稅企業的增值稅留抵稅額實行退稅，這是黨中央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和為穩增長、穩市場主體、保就業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因此，本文探討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影響，不僅可以揭示政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效應，而且對于政府部門落實“穩就業”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具體地，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18 年6 月發布《關于2018 年退還部分行業增值稅留抵稅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宣布對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和電網企業的留抵稅額予以退還。與以往稅收優惠政策不同，留抵退稅退的是“真金白銀”，發揮了為企業“輸血”“活血”的積極作用。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 年11 月10 日，全國稅務系統合計辦理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3.7 萬億元。其中，已退到納稅人賬戶的增值稅留抵退稅款達23 097 億元，超過上一年全年退稅規模的3.5 倍。作為減稅降費的重要抓手，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完善現代增值稅制度，縮短企業增值稅抵扣周期，優化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更符合現代增值稅稅制的中性化要求；另一方面，企業是吸納勞動力的市場主體，留抵退稅政策可以減少對企業現金流的跨期占用，對企業有實質性利好，緩解了企業的資金回籠壓力，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注入“真金白銀”，提高了企業抵抗風險的能力，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于提升企業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和市場預期，激發企業在吸納社會就業上的潛能，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為穩定宏觀經濟大盤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既有文獻指出，由于勞動產出轉化為經營性現金流至少需要歷經生產、銷售等一系列活動，使得勞動力報酬與經營性現金流之間存在時間差，故企業需要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為職工薪酬進行融資（Greenwald 和Stiglitz，1986；劉貫春等，2021），即其就業吸納能力面臨流動性約束掣肘（羅長遠和陳琳，2012）。然而，一方面，留抵退稅政策將原本滯留在稅務部門的資金退返給企業，有效緩解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和流動性約束，有利于保障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促進其擴大投資、增加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留抵退稅政策反映了黨中央和政府部門對重點行業、產業的扶持，以及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做好“六穩”“六?！惫ぷ鞯膱远Q心，這有利于增強當前宏觀環境下銀行體系和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信貸供給及投資意愿。概言之，留抵退稅政策實施之后，企業的流動性約束將有所緩解。由此本文推斷，留抵退稅政策能夠通過緩解企業面臨的流動性約束，進而促使企業增加就業崗位。

為驗證上述推斷，本文將2018 年6 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財稅[2018]70 號文件的出臺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以2013—2021 年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留抵退稅對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把屬于《2018 年退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行業目錄》中18 個行業的企業作為處理組，其他企業視為控制組，利用雙重差分方法研究留抵退稅對企業就業規模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留抵退稅政策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就業規模，且該政策效果對于融資約束嚴重、勞動密集型和稅收征管力度大的企業更為明顯。同時，為了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從動態效應分析、安慰劑檢驗、排除其他同時期政策以及替換模型設定形式等多個維度進行穩健性測試，測試結果表明上述結論依舊穩健。在作用機制分析中，本文發現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后，試點行業企業的現金持有顯著降低，而股利分配規模和獲得的銀行信貸供給顯著提高，從而證明了留抵退稅政策的流動性約束緩解效應。最后，在進一步討論中，本文發現，留抵退稅政策顯著提高了企業的技術員工占比和員工工資水平，但對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無顯著影響。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考察了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影響。已有文獻探討了留抵退稅對企業投資（吳怡俐等，2021）、企業研發創新（蔡偉賢等，2022）、企業價值（何楊等，2019）等方面的影響。特別地，劉長庚等（2022）從市場需求、生產率和融資約束三個角度分析了留抵退稅政策的就業效應。區別于這些文獻，本文從流動性約束視角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影響，有利于拓展現有研究范疇，豐富了留抵退稅政策經濟效應的相關研究。第二，證實了流動性約束是留抵退稅政策影響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作用機制?，F有文獻從貨幣政策（全怡等，2016）、政治關聯（Acharya 等，2018）、地方政府債務融資（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角度研究流動性約束對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影響，本文則從留抵退稅的角度進行研究，為流動性約束影響企業吸納就業能力提供了新的證據。第三，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本文結論表明，留抵退稅政策有效緩解了企業流動性約束，對企業就業規模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為政府部門利用留抵退稅政策提升市場主體信心、穩住宏觀經濟大盤、提升國內就業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參考和經驗證據，也為后續相關減稅降費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提供了事實基礎。

二、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制度背景

留抵退稅政策中的“稅”指的是增值稅。作為中國的第一大稅種，2021 年中國國內增值稅達63 519 億元，占該年全部稅收收入的36.8%。對于企業而言，當企業向其上游商家購買商品或服務時，需要根據所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總額乘以對應增值稅稅率計算得到企業應繳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同理，當企業向其下游商家銷售商品或服務時，需要根據所銷售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總額乘以對應增值稅稅率計算得到企業應收取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期末，企業將應收取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減去應繳的增值稅進項稅額。當銷項稅額大于進項稅額時，企業僅需向稅務部門上交抵扣完進項稅額的部分，即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的差值。而當銷項稅額小于進項稅額時（即“高進低銷”），根據中國以往對增值稅留抵稅額的處理方法（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當期銷項稅額小于當期進項稅額不足抵扣時，其不足部分可以結轉下期繼續抵扣”，此時企業不足抵扣的進項稅額會結轉留在稅務部門，供企業后期繼續抵扣銷項稅額，此即為“留抵稅額”。

在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是高于進項稅額的。但是，還存在以下四種具有增值稅留抵稅額的情況：①中國增值稅存在多檔稅率，如果企業銷售商品或服務時對應的增值稅稅率低于購買商品或服務時對應的增值稅稅率，就容易出現銷項稅額小于進項稅額的情況；②出于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的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對電力、天然氣等基礎能源的銷售價格進行價格管制，可能導致銷售價格小于生產價格（即價格倒掛），進而形成留抵稅額；③由個別企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所導致，比如初創企業前期需要大量投資額但未有足量銷售額與之匹配、周期性企業要在銷售旺季前囤積大量存貨直到銷售旺季到來之時方可銷售；④宏觀環境形勢的變化使得整體市場需求萎縮，商品或服務難以售出，繼而出現銷項稅額小于進項稅額的情況。增值稅留抵稅額不僅破壞了增值稅的稅收中性原則，扭曲了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還占用了企業的可用資金，增大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削弱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水平，給企業造成了沉重的經營負擔，甚至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對企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形成極大掣肘，給國家總體經濟長遠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為提振市場信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高市場資源分配效率以更好地拉動經濟增長，近些年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11 年發布財稅[2011]107 號文件，宣布“對國家批準的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因購進設備形成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準予退還”；2014 年，發布財稅[2014]17 號文件，“對外購石腦油、燃料油生產乙烯、芳烴類化工產品的企業實行增值稅退稅政策”；2016 年，發布財稅[2016]141 號文件，允許“對從事大型客機、大型客機發動機研制項目、因生產銷售新支線飛機而形成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予以退還”；2018 年，財稅[2018] 70 號文件進一步將留抵退稅行業拓寬至18 個行業大類及電網企業；2019 年，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公告第39 號文件宣布“取消行業限制，在全行業試行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稅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6 月28 日財政部、稅務總局頒布的《關于2018 年退還部分行業增值稅留抵稅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70 號）涉及的退稅規模較大、行業較廣，已被證實對企業擴大投資（吳怡俐等，2021）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該政策改革對企業雇傭勞動力而言是外生沖擊，而且試點行業與上市公司所屬行業分類之間也可精準匹配，這為本文運用雙重差分方法識別留抵退稅對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因果影響提供了合適的制度背景。因此，本文選取2018 年財稅[2018]70 號文件的出臺作為準自然實驗，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

流動性約束是制約企業發展和轉型升級的主要障礙之一。當資本市場不完備、企業與外部投資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時，企業面臨流動性約束，外源融資成本高于內源融資成本，這削減了企業凈現值為正的可選投資項目，抑制了企業的投資需求（Fazzari 和Athey，1987）。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相對不成熟，金融發展和改革進程相對滯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夠健全，金融資源相對稀缺，各企業普遍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流動性約束。已有大量文獻證明，企業面臨的流動性約束導致企業不得不在資金匱乏時推遲甚至放棄有利的投資機會，進而深刻地影響著企業的最優投資水平和長遠發展（Shen 和Lin，2016）。

勞動力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需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企業存續過程中，企業進行勞動力雇傭后除了需要支付最基本的員工工資以外，往往還伴隨著一系列的費用支出，比如員工培訓成本、社會保險繳費、養老金等，以及在裁員后企業還需支付一定的解雇補償。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勞動產出轉化為經營性現金流至少需要歷經生產、銷售等一系列活動，使得勞動力報酬與經營性現金流之間存在時間差。換言之，企業在資金回籠之前需要先支付當期勞動力成本，所以企業需要在整個生產階段為職工薪酬進行融資（Greenwald 和Stiglitz，1986）。既有文獻也指出，企業需要保持持續且充裕的資金投入以對現有的勞動力雇傭規模形成有效支撐（劉貫春等，2021）。因此，如果企業面臨著嚴重的流動性約束，得不到充分、穩定的資金支持或融資成本高昂，就會出現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成本高于其邊際產出的情況，進而使得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勞動力要素配置發生扭曲，最終影響企業最優的勞動力雇傭水平。羅長遠和陳琳（2012）、Benmelech 等（2019）等學者的研究均證實了企業流動性約束對勞動力雇傭的負面效應。比如，羅長遠和陳琳（2012）發現流動性約束嚴重的企業，其流動資本規模會受到限制，從而對其勞動力雇傭和勞動收入份額產生負面影響；Benmelech 等（2019）發現，美國大蕭條時期，流動性約束嚴重的企業員工數量下降得更多。

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當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時，政府當局常常動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振宏觀經濟、改善民生。既有文獻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能有效激活市場活力，對企業擴大勞動力雇傭水平有明顯的積極意義（牟俊霖和王陽，2017）。作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優惠政策的時效性、針對性更強，易于靈活調控，是激活市場活力、維護社會健康穩定的有力工具。大量研究已證實稅收優惠政策能夠有效提高就業水平。比如，謝申祥和王暉（2021）以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為準自然實驗，基于2011—2018 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發現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顯著擴大了勞動力就業規模。此外，尹恒和遲煒棟（2022）以1998—2013 年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為樣本，運用結構估計方法，量化評估和模擬了增值稅減稅的就業效應，發現增值稅減稅的就業效應相當可觀；并以增值稅減稅3%為例，發現制造業的總就業增長率將提高7.15%。

綜上所述，稅收優惠政策在穩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國家實施的增值稅留抵退稅成為助企紓困、提高市場主體信心、增強內生發展動力的有效舉措，這有助于激勵企業增加勞動力雇傭，發揮穩就業作用。對我國許多企業而言，由于行業特點和產業結構等原因，容易出現當期銷項稅額小于當期進項稅額的情況，導致其增值稅進項稅額無法在當期完全抵扣，只能留滯在稅務部門待下期抵扣，從而形成對企業現金流的占用。留抵退稅政策出臺之后，企業原本被留扣在稅務部門的資金被提前退還，無需留滯在稅務部門待下期抵扣，這有效減少了留抵稅額對企業現金流的跨期占用（吳怡俐等，2021），增加了企業的可支配現金，降低了其陷入資金周轉困難和財務危機的可能性，體現出“現金流緩解效應”。概言之，留抵退稅政策能夠幫助企業克服現金流短缺的難題，緩解企業資金回籠的壓力，削弱企業對現金持有的預防儲蓄動機，有效改善了企業的流動性約束。

因此，在流動性緩解的前提下，企業將擁有更充沛的資金用于生產規模的擴張，如建造新的生產車間，加大產能，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勢必增加對生產型員工的雇傭需求。與此同時，生產的擴大也將帶動銷售部門的擴大，即銷售員工的雇傭需求也隨之增加。另外，前期文獻指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歸根結底是信息不對稱引致的金融契約不完全問題（楊暢和龐瑞芝，2017）。而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作為一項政府優惠政策，留抵退稅反映了國家對相關行業、企業發展的重視和扶持，尤其是政府近年來不斷加大留抵退稅力度、擴大留抵退稅規模、拓寬留抵退稅范圍，這給外部傳遞了強烈的積極信號，降低了不完善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向社會各界傳達了國家“保市場主體”的堅定決心，這能有效提升市場預期，吸引、引導銀行等利益相關者的信貸資金流入企業，加大對企業的信貸融資。充沛的資金將打破企業勞動力雇傭環節的資金約束，從而激勵企業提高勞動力雇傭數量。

綜上所述，相比于未受留抵退稅政策影響的企業，受到留抵退稅政策影響的企業的勞動力雇傭規模會顯著增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檢驗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1：留抵退稅政策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增加勞動力雇傭。

進一步地，本文基于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要素密集度、稅收征管強度三個維度進行異質性分析，以期更全面精準地評估留抵退稅政策的作用效果。

首先，融資約束會影響留抵退稅政策的就業創造效應。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機制在于：企業留抵在稅務部門的稅款被提前退還，有效緩解了企業流動性約束，進而促進企業增加勞動力雇傭?；诖诉壿?，對政策實施前自有資金較為豐裕、流動性充足的企業而言，稅收優惠對其融資約束改善程度不大（劉啟仁等，2019），繼而其勞動力雇傭規模受融資約束緩解影響較小，留抵退稅政策對其就業創造效應的進一步提升空間有限。與之相比，相同的退稅額度，對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來說，對原本捉襟見肘的內源資金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資金回籠壓力的緩解有利于其克服現金流短缺問題，進而為其勞動力雇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因此，留抵退稅政策的勞動力雇傭促進作用在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中更顯著。

其次，要素密集度也會影響留抵退稅政策的就業創造效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業進行投資決策的目標函數不同，其生產要素的投放、配置也存在一定差異，面臨稅收優惠刺激時可能呈現出差異化的勞動力需求（謝申祥和王暉，2021；Liu 等，2022）。具體而言，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投入比重不高，面對退稅優惠時，傾向于優先提高存貨和機器設備等實物資本投資比例，以及對生產設備進行更新換代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與之不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要素占比較高，其生產經營方式對勞動力要素具有更強勁的需求和更高的依賴性，吸納就業和創造就業崗位能力較強，故其勞動力雇傭對稅收優惠政策的敏感度更高（杜鵬程等，2021）。因此，在獲得退稅優惠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需求擴張更大，即留抵退稅政策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發揮出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最后，稅收征管強度不同，留抵退稅政策的就業創造效應也會隨之不同。我國各個城市之間資源稟賦、制度環境、經濟發展戰略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普遍存在，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各地方政府的稅收目標和稅收征管力度存在差異。例如，王小龍和余龍（2018）指出，盡管中央已對企業稅率做出明確法律規定，但地方政府掌握著對稅收征管強度的自由裁量權，仍會使得各轄區內企業實際稅率與法定稅率之間存在偏差。一般來說，企業所處地區的稅收征管力度越大，說明地方政府對相關政策法規的執行越嚴格和規范，對有關公共事務的處理（如退稅審批）越快速及時。換言之，企業面臨的稅收征管強度越大，意味著其面臨的留抵退稅政策執行力度越大，給企業帶來的政策收益越高，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促進作用會越明顯。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檢驗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2：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促進作用在融資約束高、勞動密集型、稅收征管強度大的企業中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

為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影響，本文將2018 年財稅[2018]70 號文件的出臺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構建了如下雙重差分模型：

其中，下標i和t分別代表企業和年份。因變量Lab表示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規模；Post和Treat分別為政策沖擊變量和處理變量；Controls為一系列控制變量的集合，代表了可能影響企業雇傭勞動力的因素，具體包括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凈利潤率、公司年齡、營業收入增長率、托賓Q、經營性現金流、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情況。此外，FirmFE和YearFE分別代表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用于控制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企業個體特征和不隨企業變化而變化的時變宏觀經濟環境；εit為殘差項。在計量模型（1）中，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交互項Postt×Treati的估計系數 β1。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預期 β1顯著大于0，即表示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顯著提升了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規模。

（二）指標選取及度量方式

結合現有研究，本文對指標選取及其度量方式進行細致界定。首先，對于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規模Lab，參考宋弘等（2021）、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做法，本文用企業員工人數，即年報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在冊（在職）員工人數取自然對數來表示。其次，對于核心解釋變量Post和Treat，本文均以虛擬變量表示。具體而言，對于政策沖擊變量Post，由于財稅[2018]70 號文件于2018 年出臺，本文設定當樣本區間處于2018 年及之后年份時，Post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對于處理變量Treat，如果企業所屬行業位于財稅[2018]70 號中的《2018 年退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行業目錄》內，則Treat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最后，遵循相關文獻（Fan 和Liu，2020；劉啟仁等，2019）的常見做法，本文企業層面控制變量的具體度量方式依次如下：（1）企業規模S ize，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表示；（2）資產負債率Lev，采用債務總額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表示；（3）盈利能力Roa，采用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表示；（4）企業年齡Firmage，采用企業成立年限來表示；（5）成長潛力Growth，采用營業收入增長率來衡量；（6）托賓Q值Tobinq，采用股票市場市值與債務賬面價值之和與總資產賬面價值的比值來表示；（7）經營性現金流C fo，采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表示；（8）股權集中度Top1，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來表示；（9）兩職合一Dual，當董事長與總經理不為同一人時賦值為0，否則為1。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2013—2021 年為樣本區間，初始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為了保證數據的質量和提高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本文根據以往研究慣例對原始數據進行如下預處理：（1）剔除金融類和ST類的上市公司；（2）刪除財務數據缺失嚴重的上市公司；（3）為減少異常值對估計結果的干擾，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水平的縮尾處理（winsorize）。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①限于篇幅，描述性統計結果未予報告；如有需要，請與作者聯系。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規模Lab的均值為7.611，標準差為1.164，這說明不同企業間的勞動力雇傭規模存在一定差距。處理變量Treat的均值為0.611，與既有文獻統計基本一致，約有61.10%的上市公司屬于試點行業的企業，受到留抵退稅政策的影響。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基于計量模型（1），本文對留抵退稅政策與企業雇傭勞動力規模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見表1。其中，列（1）僅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未納入表征企業特征的控制變量。在此基礎上，本文在列（2）和列（3）中逐步加入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列（4）則是納入完整控制變量的結果。由表1 可以看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所有回歸方程中均顯著為正，與理論預期一致。這些結果充分表明，試點行業企業在2018 年留抵退稅政策實施之后雇傭了更多員工。進一步地，本文以納入所有控制變量的列（4）為例，對回歸結果的統計和經濟顯著性進行說明?？梢园l現，列（4）交互項Treat×Post系數為0.035，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一定的前提下，試點行業企業的勞動力雇傭規模相較于非試點行業企業提升了3.50%。由此可見，留抵退稅政策的確能夠帶來較強的就業促進效應。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二）機制檢驗

在基準回歸中，本文發現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顯著提高了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規模。那么，其背后的傳導機制是什么？為更好地厘清留抵退稅影響企業雇傭勞動力的作用機制，本文從緩解流動性約束的角度討論留抵退稅政策提升企業雇傭勞動力規模的機制。

首先，出于預防性儲蓄動機，外部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需要在未來與現在之間進行跨期權衡。因為它們難以以較低成本從外部獲得補充資金，所以它們對現金流的變動反應更為敏感，傾向于通過持有更多現金來增加內部資金積累，以應對未來的不確定事件對企業造成不利的風險沖擊，避免自身陷入財務困境（Opler 等，1999）。因此，本文預期，如果留抵退稅的流動性約束緩解效應成立，企業現金流持有規模在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后理應減少。為驗證該推斷，本文用企業貨幣資金與總資產的比值Cash來衡量企業現金持有，以其作為因變量，考察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2 列（1）所示，Cash方程的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現金持有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換言之，留抵退稅政策減弱了企業持有現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證明留抵退稅政策緩解企業流動性約束的作用機制是成立的。

表2 作用機制檢驗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發現，企業股利分配水平與其面臨的流動性約束密切相關（Almeida等，2004；全怡等，2016）。當企業自有資金匱乏、外部融資成本較高時，企業對內部資金的依賴度較高，企業往往不愿意或選擇較少發放股利，而更傾向于將收益留存起來作為后續投資儲備或維持正常生產經營；反之，當企業面臨的流動性約束減弱時，企業的股利支付水平有所提高。為此，本文以企業應付股利加1 后取自然對數來度量企業股利分配水平并將其作為因變量，分析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后企業的股利分配是否出現變化?；貧w結果如表2 列（2）所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顯著提高了企業的股利分配水平，從而印證了留抵退稅政策緩解了企業流動性約束的理論分析。

其次，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留抵退稅政策可視為“信號指示燈”，向市場傳遞了政府政策扶持的積極信號，使得銀行提高對試點企業的信貸供給意愿。由此，試點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理應有所增加。本文以企業短期借款與長期借款之和取自然對數作為銀行貸款規模的度量指標，以探討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是否使得企業獲得的信貸供給增加?；貧w結果如表2 列（3）所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留抵退稅政策帶來的積極信號有效提升了市場預期，顯著改善了企業的流動性約束，企業所獲得的信貸規模顯著增加，與理論預期一致。除此之外，本文以長期借款比例作為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度量指標并將其作為因變量，以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2 列（4）所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留抵退稅政策顯著促進了企業債務期限長期化，有效緩解了企業在短期內的償債壓力。上述結果充分表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使得企業獲得的信貸供給增加，企業面臨的流動性約束有所緩解。同時，依據本文的分析邏輯，留抵退稅政策的實施緩解企業流動性約束后，對企業產出規模理應有利好影響，為此本文以企業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營業規模，以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后企業營業規模是否有顯著提高?；貧w結果如表2 列（5）所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有效擴大了企業營業規模。

總體而言，上述回歸結果證實了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緩解了企業流動性約束，表現為企業現金持有減少、股利分配和銀行貸款增加以及營業規模的提高。由此可知，留抵退稅政策影響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流動性約束緩解機制得到驗證。

（三）穩健性測試

第一，動態效應分析。為了驗證雙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是否成立，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對留抵退稅政策影響企業雇傭勞動力的動態效應進行考察。參考Jacobson 等（1993）的做法，本文將2013 年作為基期構建了如下計量模型：

圖1 匯報了動態效應檢驗結果。本文重點關注的變量系數是 θt，可以發現，交互項Yeart×Treati的估計系數 θt在2014—2018 年均未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即不顯著異于0，這表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勞動力雇傭在留抵退稅政策實施之前不存在顯著差異，滿足雙重差分法所需的平行趨勢假設。進一步地，交互項Yeart×Treati的估計系數 θt在2019—2021 年顯著異于0，且均為正，其統計顯著性和經濟顯著性均趨于變強，這說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不存在預期效應，其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促進作用在2019 年開始顯現并趨于加強。

圖1 動態效應檢驗

第二，安慰劑檢驗。為了排除遺漏關鍵變量對識別假設的干擾，本文參考Chetty 等（2009）、La Ferrara 等（2012）的方法，通過隨機抽取處理組進行安慰劑檢驗。該方法的具體邏輯是，將所有企業的處理變量數值構造一個備選矩陣，利用不放回抽樣方法將元素隨機分配到各企業，生成一個隨機的、理論上不會對估計結果造成影響的替代性處理變量Treat_random，隨后將其與政策沖擊變量相乘構成安慰劑檢驗交互項Post×Treat_random，代替Post×Treat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放入計量模型（1）進行回歸。由于Treat_random是隨機產生的，如果本文的基準回歸模型不存在顯著的遺漏變量偏差，則該交互項Post×Treat_random的估計系數理應與0 無顯著差異。500 次安慰劑結果顯示，①限于篇幅，安慰劑檢驗結果未予報告；如有需要，請與作者聯系。交互項Post×Treat_random的估計系數集中在0 附近分布，且真實估計值明顯大于反事實模擬的估計系數。綜合來看，安慰劑檢驗的結果說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是可信的。

第三，排除其他同時期政策影響。具體而言，本文做了如下工作：

（1）排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影響。為了激勵企業擴大投資，2014 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關于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宣布對專用設備制造業等六大試點行業實行加速折舊的所得稅優惠政策。之后，該政策在2015 年和2019 年逐步推進，拓寬至更多行業。經證實，加速折舊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謝申祥和王暉，2021）。為排除加速折舊政策對留抵退稅就業促進效應的干擾，本文在計量模型（1）中加入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比例這一控制變量，回歸結果見表3 列（1）。

表3 排除其他同時期政策

（2）排除社保繳費變動的影響。社會保險繳費是企業勞動用工成本的一項重要支出，既有文獻證明，社會保險繳費抬高了勞動力成本，改變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價格，誘發企業增加資本設備的投資以替代勞動力雇傭，從而對企業員工需求有顯著的擠出效應（Kugler 和Kugler，2009）。2016 年開始，為減輕企業經營負擔，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降費政策，如2016 年4 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關于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以下調社會保險法定繳費率。宋弘等（2021）利用全國稅收調查數據發現，社保繳費率下降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勞動力需求?；谏鲜銮闆r，本文在計量模型（1）中加入社保繳費率，以排除社會保險繳費變動對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造成的影響，相應回歸結果見表3 列（2）。

為了進一步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同時排除上述兩項政策對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 列（3）。此外，鑒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14 年、2016 年對部分行業實施了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導致它們可能在2018 年政策實施前就已經對勞動力雇傭做出了調整，因此本文刪除了此部分行業后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 列（4）所示。觀察表3 的結果后不難發現，在控制住同期其他政策的影響后，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擴大勞動力雇傭規模的激勵作用依然顯著且穩健，這說明基準回歸結果依舊成立。

五、異質性分析與進一步討論

（一）異質性分析

第一，基于企業融資約束的分組檢驗。前文機制檢驗表明，留抵退稅政策的出臺能有效緩解企業的流動性約束。因此，若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嚴重，留抵退稅政策緩解其融資約束的效應理應更強，對勞動力雇傭的促進作用也會越顯著。為驗證該邏輯推斷，本文參考前人文獻的方法對企業融資約束進行刻畫，具體做法如下：①借鑒Hadlock 和Pierce（2010）的方法，將企業事前的SA指數作為其融資約束程度的度量指標，并把SA指數中位數以上劃分為高融資約束組，中位數以下劃分為低融資約束組。②基于現有文獻（全怡等，2016），融資約束程度高的企業傾向于減少股利分配，以保證內部資金充裕和財務靈活性。為此，本文采用企業應付股利與總資產的比值度量企業股利支付水平，將股利支付水平中位數以上劃分為低融資約束組，中位數以下劃分為高融資約束組。表4 報告了基于企業融資約束的分組回歸檢驗結果，從中可以觀察到：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SA指數較大和股利支付水平低的企業（即融資約束高的組別）均顯著為正，而在SA指數較小和股利支付水平高的企業（即融資約束低的組別）均不顯著。這說明，與低融資約束企業相比，留抵退稅政策對高融資約束企業的勞動力雇傭促進作用更強。

表4 基于企業融資約束的分組檢驗

第二，基于資本密集度的分組檢驗。相比于資本密集型企業，勞動密集度高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技術、機器設備的需求和依賴程度相對較低，更依賴于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所以本文預期留抵退稅政策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雇傭影響會更強。為進一步考察留抵退稅政策對不同資本密集度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借鑒李磊和盛斌（2019）的做法，分別基于企業和行業兩個維度對樣本企業進行分類，劃分為資本密集型組和勞動密集型組兩個組別，然后進行分樣本回歸分析。具體如下：①采用固定資產凈值除以企業員工人數之比值來刻畫企業資本密集度，把中位數以上企業劃分為資本密集型組，中位數以下企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組；②將同一行業中所有企業的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進行加總，兩者相除以后得到行業的資本密集度，隨后將中位數以上行業劃分為資本密集型組，中位數以下行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組。表5 報告了分組回歸結果?；貧w結果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顯著為正，但在資本密集型企業中不顯著。這表明，留抵退稅政策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雇傭的促進作用更強。

表5 基于資本密集度的分組檢驗

第三，基于稅收征管的分組檢驗。稅收政策的激勵作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為其提供支持和保障，中國疆域遼闊，各地區之間的稅收征管能力、執行力度迥異。在稅收征管環境良好的地區，相關部門對于政策的執行會更嚴格和規范，對退稅減稅政策的貫徹落實會更到位，從而會強化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促進作用。因此，本文預期，留抵退稅政策對勞動力雇傭規模的促進作用在稅收征管力度大的企業中更為凸顯?；谶@一推斷，本文借鑒既有文獻的做法來刻畫企業承擔的稅收征管力度（劉貫春等，2021），具體做法為：①本文采用企業應繳所得稅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構造個體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的度量指標，將中位數以上企業劃分為高稅收征管力度組，中位數以下企業劃分為低稅收征管力度組。②本文采用省級層面的預算支出與預算收入之差除以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度量地區財政壓力，將中位數以上地區劃分為高稅收征管力度組，中位數以下地區劃分為低稅收征管力度組。正如表6 所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實際稅負高的企業和財政壓力大的地區均顯著為正，而在實際稅負低的企業和財政壓力小的地區組別，交互項系數不顯著。這充分表明，企業面臨的稅收征管力度越大、越嚴格，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激勵作用越強。

表6 基于稅收征管的分組檢驗

（二）進一步討論

當前，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升級，與此相協同，企業的人力資本也亟需提升。劉啟仁和鐵瑛（2020）基于中國數據發現，企業雇傭勞動力的結構升級顯著正向促進了產品質量的提高，這對中國提高產品制造的核心競爭力，從“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前述的實證結果已表明，留抵退稅政策激勵企業提高勞動力雇傭水平，那么，留抵退稅政策能否進一步優化企業的人力資本結構呢？為了回答該問題，本文以企業的技術員工數量除以員工總數的比值即技術員工占比作為因變量，進而探討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員工雇傭結構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7 列（1）所示，Treat×Post交互項的估計系數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大于0，這說明試點行業企業在留抵退稅政策出臺后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雇傭水平有了顯著提升，即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本結構得到了優化升級。

表7 進一步討論

除了員工雇傭結構外，員工工資水平也是企業雇傭勞動力決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邵敏等（2013）的研究，企業流動性約束對員工工資具有“就業效應”，即企業信貸融資約束的降低有助于企業擴大勞動力需求規模進而提高員工工資水平。在此邏輯下，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后，企業員工工資水平應有所提高。本文以應付職工薪酬除以員工人數后取自然對數作為因變量，以探討留抵退稅政策可能對其造成的影響，結果見表7 列（2）。不難看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留抵退稅政策顯著提高了員工工資水平。這從側面為留抵退稅政策緩解企業流動性約束提供了支持證據。除此之外，本文還考察了留抵退稅政策的實行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以應付職工薪酬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作為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度量指標，并將其作為因變量，相應回歸結果見表7 列（3）。結果顯示，交互項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勞動收入份額方程中不顯著，這說明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無顯著影響。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3—2021 年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以2018 年財稅[2018]70 號文件的出臺為準自然實驗，考察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就業吸納能力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留抵退稅政策顯著擴大了企業就業規模。作用機制的研究發現，留抵退稅政策實行后，企業的現金持有水平顯著降低，而股利分配規模和銀行信貸規模顯著提高，支持了留抵退稅政策的流動性約束緩解效應。另外，本文從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資本密集度、稅收征管強度三個方面分別對留抵退稅政策促進企業提高就業規模的效應進行異質性分析，分組檢驗結果發現，留抵退稅政策對融資約束嚴重、勞動密集型和稅收征管力度大的企業影響更顯著。本文還進一步發現留抵退稅政策對技術員工占比、員工工資有顯著正向作用，但對勞動收入份額無顯著影響。本文豐富了留抵退稅政策經濟效應的相關研究，為后續財稅優惠政策的出臺和調整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經驗證據。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第一，加大留抵退稅政策支持力度。根據本文結論可知，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擴大就業規模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而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政府相關部門應繼續貫徹、落實好留抵退稅政策，提高退稅效率，優化退稅流程，發揮好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在提振市場預期、提高企業投資熱情上的積極作用，以更好地減輕企業資金負擔，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激發企業在吸納市場就業上的潛能。第二，完善稅收征管制度，提高稅收征管效率。本文發現在稅收征管環境良好的地區，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就業規模的促進作用更強。因此，有關部門應繼續完善現有的稅收征管制度，加強稅收征管，建立規范清晰的稅收征管制度，以切實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就業促進作用，提高我國整體就業水平，實現充分、高質量就業。第三，切實緩解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本文研究發現，留抵退稅政策通過緩解流動性約束進而促進企業提高就業規模，且該促進作用在中小民營企業等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中表現得更明顯。因此，應加快資本市場的改革進程，完善金融市場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加大對企業的信貸支持，合理放寬銀行體系的信貸融資約束，切實降低實體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以激發企業經營、投資活力，促進國內經濟持續穩定、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