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協同集聚與城市產業升級
——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胡 彬，王媛媛

（1.上海財經大學 財經研究所,上海 200433；2.上海財經大學 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 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在當前科技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一體化程度更高，這引起全球經濟發生變革（克勞斯·施瓦布，2016），網絡基礎設施作為發揮核心中樞作用的先導力量，對城市產業升級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實現路徑、內在機制以及在中國轉型環境中需具備的要素基礎、市場條件和政策重點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2018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傳統基建一樣，新基建同樣具有準公共品屬性，同時有助于形成物質資本、知識資本以及數據資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數據生產要素和傳統生產要素的價值（王志剛和黎恩銀，2022）。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能在生產過程中創造新的知識或者形成對未來的預測（徐翔等，2021）；同時能夠與傳統生產要素結合，加速科技與生產融合，提升全產業鏈勞動生產率（李三希等，2023）。這意味著充當數據重要載體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為新一輪產業升級的先導力量。

以互聯網使用為例，它可增加產品的空間密度和拓展產品的空間范圍（張其仔等，2023），并通過知識溢出加強區域之間的經濟互動（張勛和喬坤元，2016）。這意味著由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確立的新技術，會增強技術復雜度更高的產品及其依托的產業族群的競爭優勢，加深這類經濟活動的跨區域分工程度。同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生產技術柔性化、企業區位彈性化、產業分工廣域化和市場結構網絡化有利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通過協同集聚形成融合創新的平臺優勢，為產業提高技術復雜度的升級路徑創造條件，本文將重點對此展開分析。

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并且數字經濟發展領域的討論大多側重于技術影響，對中國特定的轉型背景與制度因素的考察存在不足。傳統城鎮化模式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服務業發展滯后等問題，這制約了產業協同集聚的發展，不利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釋放。為此，本文嘗試將中國的城鎮化問題納入研究框架，圍繞產業協同集聚的路徑機制，為如何有效地發揮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提出發展思路與政策建議。具體意義在于：第一，城鎮化是資源空間配置的過程（楊充霖，2014），也是探討服務業集聚的重要前提（Kolko，2010），為產業協同集聚的發生與演化提供了環境基礎。第二，中國城鎮化的戰略轉型會深刻影響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升級路徑。從“以地謀發展”到“以人為核心”，新型城鎮化實施會改變資源的空間配置邏輯，追求土地擴張式競爭的行政區經濟正逐步轉向勞動力流動性增強下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而大規模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將助推并強化這一趨勢。第三，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和區域具有深遠影響，產業升級將受到技術進步與空間變革的共同作用。

在本質上，城鎮化轉型反映了“人”和“地”要素的價值變化及相互關系的變遷。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和“地”關系轉型經歷了從“在地化”“去地化”到“再地化”的轉變過程（曾國軍等，2021），①本文根據中國城鎮化轉型提出的“人”和“地”要素及其關系是一個相對狹義的概念，旨在從城鎮化關鍵要素和資源的空間配置角度，分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效應與內在機制。目前學術界探討較多的“人”和“地”的關系是哲學和地理學領域的廣義概念。為區分起見，本文在表述上進行了調整。其背后是要素跨地區的再配置、產業轉移與經濟結構的再變動，表明城鎮化的資源空間配置功能逐漸突破行政邊界的約束，在更大的地域范圍發揮了作用。然而，這兩類要素的投入屬性、經濟功能、產出方式均不相同，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會因為城鎮化轉型的路徑依賴而存在資源配置的時空非同步性，進而使得產業協同集聚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升級之間的中介作用呈現出空間異質性。從“人”和“地”要素及其關系的角度展開分析，為解析異質性的多重來源以及制定合適的產業升級與城市發展政策提供了參考。

隨著新型城鎮化對居民福利的持續改善和城市群的地位凸顯，作為城鎮化關鍵要素的“人”與“地”及其在空間配置中的相互關系變化，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新的動力來源，具體包括：經濟密度的效率優勢、人力資本集聚的外部性優勢、生產服務業集聚的創新優勢、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市場優勢等。這些都構成了產業協同集聚的良好環境，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相結合，為產業升級提供了空間與技術的雙重條件。在中國城鎮化轉型的特定階段，“人”和“地”要素及其關系的變化通過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影響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有產業升級效應。

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促進除西部地區外的城市產業升級，產業協同集聚對此提供了路徑支持，人力資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正向調節作用?？傮w上，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呈現“規模偏向”特征。在產業協同集聚的支持下，1 000 萬人口規模以上的超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00 萬至1 000 萬人口的特大城市產業升級得益于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和更高水平的“人”“地”要素協調度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強化作用。當“人”“地”要素協調度處于失調區間時，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的產業升級會受到顯著抑制。而由產業升級“規模偏向”導致的“虹吸效應”進一步減弱了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鎮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升級的影響。這些結論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因產業升級的空間失衡而加劇區域發展差距，城鎮化“功能鴻溝”對弱勢地區和城市的產業升級帶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

本文的邊際貢獻是：（1）與以往研究偏重分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直接影響不同，本文從中國城鎮化轉型中“人”“地”要素及其關系變化的角度，分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城市產業升級的主要路徑與實現條件，希望得出符合中國發展現實的結論與政策啟示。（2）從技術、空間和制度的維度展開機制分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包括需求側的生產性服務業投入增加和供給側的制造業技術水平提升，產業協同集聚為二者的關聯與融合互動提供了空間平臺，并通過城鎮化的資源空間配置獲得“人”“地”要素及其關系變化的支持，后者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影響產業升級的過程中起著調節作用。（3）在異質性方面，考察了城市區位、城市規模和“人”“地”要素協調度的影響，重點圍繞產業升級的空間特征和基于城鎮化資源空間配置的政策效果，探索技術進步造就城市類型的新趨勢及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為復雜背景下的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政策思路。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述評、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基本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機制檢驗及異質性分析；最后是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文獻評述與理論分析

（一）研究現狀及簡要評述

目前，關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研究涉及以下內容：第一，從空間角度分析網絡基礎設施的屬性、特征與功能。Wheeler 和 O'Kelly（1999）認為，基礎設施的網絡結構決定了城市和區域之間的交互關系。Grubesic（2003）指出，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聯接帶寬已成為信息時代重要的競爭性區位要素。第二，從政策評價的角度分析并論證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劉傳明和馬青山，2020）、城市產業結構升級（馬青山等，2021）、人力資本積累（夏海波等，2021）、城市創新水平提升（張杰和付奎，2021）等方面的促進作用。第三，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鎮化、資源空間配置的關系。相關研究認為，網絡基礎設施可以加快大都市區的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Fabritz，2013），改變可達性格局從而實現“在線城市化”模式（汪明峰，2016），促進城市間與城市內的資源再配置（馬青山等，2021），優化發達地區城市的勞動力配置（牛子恒和崔寶玉，2022）。第四，與網絡基礎設施相關的產業融合滲透影響。郭然和原毅軍（2022）認為，對于我國絕大多數城市，互聯網發展仍然是促進產業協同集聚的關鍵因素，對高端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也更顯著。王志剛和黎恩銀（2022）則強調了新基建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強耦合效應與拉動作用。

相對而言，學術界對產業升級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涉及對產業升級動因和路徑的分析。具體動因包括：人口城鎮化（林毅夫，2016）、貿易自由化（周茂等，2016）、數字經濟發展（郭東杰等，2022）、稟賦結構與研發創新（王勇等，2022）、技術轉移（史丹等，2023）等；具體路徑包括：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陳建軍等，2016）、勞動力配置和人力資本培育（王娟和張鵬，2018）、地區全球價值鏈嵌入（盛斌和趙文濤，2020）、優化制度環境（楊繼東和楊其靜，2020）、提高產業集聚水平（史丹等，2023）等。產業升級的復雜性表明，解構與論證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在實踐層面，歐盟制定了以經濟、社會與地域的融合為核心目標的“歐洲2020 戰略”，并將數字化議程列為七大行動計劃之一，推動“人”“地”關系進入“調整結構與一體化發展”的轉折時期（虞孝感等，2010）。數字經濟時代，流動空間成為配置資源的底層邏輯，各種功能要素的空間流動不斷沖擊與重塑城市體系（鄧慧慧等，2022）。在新的資源空間配置邏輯下，“人”與“地”這兩種關鍵要素的配置效率應具備更高的協調性。

在中國，隨著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快速上升期，城鎮化步入以服務業集聚為特征的高級發展階段，而制造業產業升級有望在產業協同集聚的支持下迎來新的契機。鑒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空間的重塑路徑是多元的，結構轉型也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性，這決定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影響過程會更加復雜，從而有必要將這一命題置于城鎮化轉型的資源配置背景下，以制度與技術共同作用的視角來深入分析其路徑機制與異質性表現。

（二）理論分析與機制假說

1.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中介作用

作為數字經濟重要組成部分與新基建核心中樞的網絡基礎設施，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涵蓋供給與需求兩側。首先，圍繞人工智能與網絡基礎設施投資建設，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郭凱明等（2020）從理論角度得出了其通過深度學習、萬物互聯、人機交互等新的技術途徑，使資本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趨勢，并體現為資本擴展型技術特征的判斷。其次，網絡基礎設施在投資建設中能夠引致對 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通用技術的研發創新和與之密切相關的金融業和商業服務業的需求（郭凱明等，2020）。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制造業發展產生的影響，主要源于技術變化、產業組織變化和最終需求變化的引導，進而能對城市生產性服務投入品需求帶來真實增長（江小涓，2011），具體參見圖1 所示。相較于工業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高技術企業和生產服務類企業能夠將數字技術與生產運營快速整合，在當期發揮其價值（田秀娟和李睿，2022）。因此，可以初步推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在需求側的影響可能見效更快，從而在制造業發展基礎良好、規模體量龐大、技術相對先進、人力資本豐富的城市和地區將率先依托產業協同集聚的融合創新平臺實現產業升級。由此，提出假說：

圖1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基于供求關聯的產業升級路徑與內在機制

假說1：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對產業升級起到促進作用。

2.“人”“地”要素及其關系在產業升級路徑中的調節作用

（1）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根據圖1 所示，在供給側驅動方面，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會提高資本相對勞動的邊際產出，從而促進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同時可能會更大幅度提高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產出（郭凱明等，2020），進而增大對人力資本和生產性服務投入品的需求。在需求側響應方面，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受到生產率提高的激勵而擴大規模時，也會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并通過其集群化趨勢促進人力資本的分工與集聚。由此，提出假說：

假說2：人力資本配置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促進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2）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可能伴隨著土地資源低效配置等現實問題。大城市主要表現為由于過度膨脹與集聚引發的空間不經濟，諸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這些都會削弱對人力資本和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吸引力；中小城市為了追求就業增長的城鎮化績效（胡尊國等，2015），則可能鎖定在低端產業發展路徑上，過度倚重勞動密集型產業會抑制知識型中間投入品和人力資本的需求，扭曲土地要素的空間配置。當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供求關聯機制促進產業協同集聚時，土地市場容量將承壓并加劇市場競爭，這有利于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單位土地的產出效率會隨企業生產效率的整體提升而提高。由此，提出假說：

假說3：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促進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3）“人”“地”要素的協調配置。與單一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相比，“人”“地”要素之間的配置協調更為重要，難度也更大。人力資本配置效率提升與戶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供給、常態化的“干中學”機制等相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首先需要改變土地計劃供應的配置方式，發揮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劉守英等，2022）。目前，過度投放土地抑制地方經濟增長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劉守英等，2020），這類城市規模較大、人力資本集中、開放度和一體化水平最高，土地利用模式改革的緊迫性與政策空間均較大。除了政府主導協調二者關系以外，市場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視。Behrens 等（2014）研究發現，企業效率會促使集聚經濟與城市成本在更高的水平上達成均衡，本文認為當城市在提高勞動力能力素質和吸引人力資本方面采取舉措時，同時應對由此帶來的住房與公共服務需求增加、產業結構調整、擁擠效應緩解等方面的土地成本覆蓋問題。因此，對于中小城市而言，如果要向更高層次的集聚經濟優勢躍遷，協調“人”“地”要素配置無疑是產業升級過程中的嚴峻挑戰。由此，提出假說：

假說4：“人”“地”要素協調配置難以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促進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發揮普遍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選擇

根據Angrist 和Pischke（2009）的研究，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通過加入控制組和對照組，有效地控制樣本選擇和遺漏變量問題，在政策評估中得到了廣泛應用。2013 年，國務院印發了《“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建設試點政策。參照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單。本文的研究樣本為中國265 個地級市，由于已經確立的117 個示范城市（城市群）并非對應117 個地級市，其中涉及一個地級市中設立多個示范區的情況，包括2015 年成為試點的重慶市江津區和榮昌區及2016 年成為試點的重慶市九龍坡區和北碚區。鑒于重慶僅有10.52%的區縣入圍，且分布在不同的年份，為避免重復計算帶來的偏誤，本文剔除重慶市。經過進一步篩選與匹配，剔除數據嚴重缺失的地級市及少數民族集聚區，最終對應104 個地級市。所以，在選擇的265 個地級市中，104 個地級市構成“實驗組”，其余161 個未獲批示范的地級市構成“控制組”。據此本文構建雙向固定效應的交疊雙重差分方法，以檢驗“寬帶中國”戰略影響產業升級的凈效應，具體設定如式（1）所示：

式（1）中，stru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城市的產業升級水平，選用城市產業的技術復雜度衡量，下標i表示城市個體，t表示所處年份；η為城市固定效應，μ為時間固定效應，ε為隨機誤差項；核心解釋變量didi,t為雙重差分估計量，其系數 α1表示“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所帶來的凈效應。X為控制變量組，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市場化水平、技術創新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地方政府規模及城市稟賦。

為了驗證“寬帶中國”戰略的政策實施對產業升級的作用機制，本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為：

式（2）和式（3）中，cac為中介變量，表示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根據溫忠麟等（2014）的研究，估計系數 α1、β1、γ1和 γ2均顯著,且 |γ1|<|α1|時中介效應存在。

考慮到城鎮化轉型中，“人”“地”要素及其關系的動態變化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協同集聚之間可能存在的調節效應，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式（4）中，med表示調節變量，包括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反映“人”“地”要素關系變化的協調度指標（簡稱為“要素協調度”）。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產業升級（stru）。借鑒周茂等（2016）的研究，選用城市層面的技術復雜度指代產業升級水平，定義strui,t=[∑sops,i,t/(∑kprok/n)]/∑sops,i,t。其中，prok=∑c(yc×pexck/∑cpexck)，表示產品層面的技術復雜度。ops,i,t表示i城市在t年份s產業的產值占比；yC為出口國c的人均GDP；pexck為c國產品k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s表示產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c表示國家。由于在樣本期內行業分類標準分別在2011 年（GB/T 4 754-2011）和2017 年（GB/T 4 754-2017）進行過兩次調整，本文將分類標準統一后展開計算。

2.核心解釋變量：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虛擬變量（did）。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及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的公告中的“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名單，若城市i在t年被列為“寬帶中國”試點城市，則城市i在t年及以后年份中取值didit=1，否則為0。

3.中介變量：產業協同集聚（cac）。參考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的研究和區位熵公式，首先構建城市n產業i的集聚指數：。其中，Tnh表示城市n到城市h的距離，采用城市中心距離的里程數來表示；Eih表示第h個城市產業i的從業人數；En表示城市n的總從業人數；Ei表示整個產業的從業人數；E表示全國總從業人數。然后，衡量城市n中產業i和產業j的協同集聚水平：。該指數越大，表示城市產業間的協同集聚水平越高。

4.調節變量。本文的調節變量包括人力資本配置效率（ecol）、土地利用效率（eland）及“人”“地”要素協調度（rel）。首先，ecol的計算借鑒曲玥（2020）的思路，從投入產出比的角度展開測算。具體來說，，其中，i表示城市，?∈[1,···N]表示企業，t表示時間；，其中，mpli?t=ξyivt/livt表示人力資本生產率，ξ表示人力資本產出彈性，y表示企業產出，l表示人力資本投入總量，采用企業研發人員總量表示；，s表示企業人力資本投入份額，采用企業研發人員數目與企業從業人員數的比值計算。其次，eland的測算借鑒陳超凡（2016）的研究方法，運用至強有效前沿的最遠距離函數與ML指數對土地利用效率進行測算。投入要素涵蓋資本、土地、勞動力。其中，資本投入選用折算后的固定資本存量指代；土地投入選用市轄區建設用地面積表示；勞動力投入選用非農就業人口數量表示。產出要素分為期望產出及非期望產出。其中，期望產出包括非農產業增加值、職工平均工資及城市綠化覆蓋率，非期望產出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來衡量。由于二氧化硫排放量未公布市轄區層面數據，本文以市轄區GDP與全市生產總值之比為權重，對二氧化硫排放量進行等比例折算。同時，鑒于ML指數表示土地利用效率的相對變化，借鑒邱斌等（2008）的方法，對土地利用效率進行累乘變換調整，以獲取土地利用效率的實際值。最后，rel的測算借鑒馬麗等（2012）的方法，rel=[2(ecol×eland)1/2/(ecol+eland)]1/2(1/2)1/4(ecol+eland)1/4。

5.城市特征變量：經濟發展水平（eco）選用城市人均GDP表示；固定資產投資（fix）選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市場化水平（mar）選用私營與個體從業人數占總從業人數的比重來表示；技術創新水平（tech）從創新投入的角度衡量，采用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值表示（林伯強和譚睿鵬，2019）；對外開放程度（open）采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規模（gov）采用城市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城市資源稟賦（base）借鑒李虹和鄒慶（2018）的研究，采用采掘業①采掘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和非金屬礦采選業、木材采伐及自來水的生產與供應等細分行業。從業人員占城市年末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2006—2020 年中國地級市面板數據，研究“寬帶中國”戰略對產業升級的影響。②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產品出口相關數據來源于CEPII-BACI 數據庫；從業人員數據來源于CEIC 數據庫；企業研發人員數據及產出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 企業研究數據庫，基于上市公司股票代碼、行業代碼及披露年份進行匹配，篩選出屬于制造業及生產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金融業、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企業，并剔除數據嚴重缺失和ST 企業。在測算過程中，刪除了數據缺失嚴重的地級市樣本，其余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查閱網站或用插值法進行填充，最終保留264 個地級市樣本。同時，為了排除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對所有數據在1%和99%分位做縮尾處理來平滑數據。表1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2 報告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產業升級的影響。列（1）的回歸結果顯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列（2）在控制了城市間差異因素的影響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相較于列（1）中的系數略有減小，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顯著促進了城市的產業升級。分區域樣本的回歸結果發現，東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最大，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

表2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產業升級：基準回歸結果

（二）動態效應檢驗

使用交疊雙重差分估計的前提是平行趨勢假定，即在政策沖擊之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具有共同的變化趨勢，且不隨時間變化產生系統性差異。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展開“寬帶中國”戰略的動態效應檢驗。具體來說，借鑒沈坤榮和金剛（2018）的研究，將式（1）中的did替換成“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前后七期的啞變量，被解釋變量為產業升級的對數，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式（5）中，event0為“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時間的啞變量，當t∈[-1,-1]時為“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前期，當t∈[1,7]時為“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后期。圖2 報告了動態處理效應估計系數 δi的大小及其90%置信區間?？梢园l現，“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前啞變量的估計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寬帶中國”戰略實施之前的產業升級指數不存在顯著差異，證明本文中設定的實驗組和控制組滿足平行趨勢假定，且在2013 年以后實驗組相對于控制組的產業升級水平出現較大的提升是由于“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影響，而非事前差異的結果。

圖2 “寬帶中國”戰略對產業升級影響的動態效應檢驗

（三）穩健性檢驗①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列示穩健性檢驗表格，讀者若是感興趣可向作者索取。

1.安慰劑檢驗。為驗證研究模型的穩健性，本文通過隨機產生“寬帶中國”戰略的實驗組和處理組展開安慰劑檢驗。保持“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時間不變，假定t年n個城市被作為試點城市，則從t年及其以前的非試點城市中隨機抽取n個城市作為處理組，并重新估計系數。將此過程重復模擬1 000 次，如圖3 所示，得到did系數估計值的主要分布在0 附近，且小于表2 列（2）中系數估計值0.13，表明“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凈效應具有明顯的指向性，對于試點城市有顯著作用。這意味著“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并非偶然事件，即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圖3 安慰劑檢驗

2.傾向得分匹配和雙重差分模型。為了克服“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非隨機選擇性偏差，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和雙重差分模型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思路是：首先，設定被解釋變量為城市是否屬于“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的虛擬變量，匹配變量為城市屬性特征變量，主要涵蓋本文中的控制變量，并基于logit模型計算樣本城市的傾向得分；其次，從“寬帶中國”非示范城市中選取一組與示范城市在傾向得分上較為接近的城市作為對照組，按照一對一近鄰有放回方式進行匹配，而運用傾向得分匹配需滿足平衡性檢驗。結果表明，匹配后示范城市與非示范城市間的偏差顯著降低，匹配效果較優。最后，基于匹配后的新樣本，本文檢驗了“寬帶中國”戰略與產業升級之間的作用關系，回歸結果顯示，系數大小、方向及顯著性與基礎回歸結果均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3.更換代理變量。借鑒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研究，本文使用產業結構升級指數來度量地級市的產業升級水平，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估計系數的方向與顯著性未呈現明顯差異。

4.改變樣本行政級別差異。為排除城市行政級別差異可能造成的估計偏誤，本文在試點城市中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使用剩余數據進行回歸。結果表明，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方向與顯著性未出現明顯差異，模型是穩健的。

5.工具變量法。本文選用地形起伏度作為“寬帶中國”試點城市的工具變量，以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由于城市地形起伏度為截面數據，借鑒楊本建和黃海珊（2018）的研究，選用城市地形起伏度標準差與時間變量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工具變量的選擇原因是：城市地形起伏度直接關乎網絡基站建設成本及網絡信號強度，并會影響城市的網絡普及率，從而對城市寬帶發展及是否入選“寬帶中國”試點城市產生影響；同時，城市地形起伏度是外生的，不會對城市產業升級產生直接影響?；貧w結果表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估計系數相比于基準回歸中有所增大，說明在使用工具變量緩解了內生性問題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更強。

6.排他性檢驗?？紤]到“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城市的選擇可能受到城市屬性及其他區位導向性政策的影響，本文引入三個國家層面的重大區位導向性政策，具體包括國家級高新區政策、經濟特區試點政策、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本文設定估計方程如式（6）：

其中，λ為雙重差分估計系數；htzi,t表示是否為國家級高新區；smarti,t表示是否為智慧城市試點城市；jjtqi,t表示是否為經濟特區，均為啞變量。在樣本期內，如果城市i在t年成立了國家高新區（經濟特區或智慧城市），則該城市i在t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為1，否則為0。實證結果顯示，“寬帶中國”戰略顯著促進了產業升級，其他區位導向性政策效果不顯著，說明產業升級作用是由“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導致的。

五、擴展分析

（一）機制分析

表3 的列（1）顯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在供需兩側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形成的結構性關聯，促進了產業協同集聚的發展。列（2）中產業協同集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它能夠顯著地促進產業升級。結合表2列（2）和表3 列（2）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系數可知，|γ1|<|α1|且顯著為正，sobel檢驗的p值小于0.05，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存在以產業協同集聚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假說1 得證。為進一步驗證假說2，本文在式（4）中分別加入人力資本配置效率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土地利用效率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以及要素協調度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以檢驗“人”“地”要素及其關系的調節作用?；貧w結果顯示：列（3）中，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協同集聚之間的關聯效應需要借助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來增強，而當人力資本水平較低時則會削弱這種關聯性。因此假說2 得證。列（4）中土地利用效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土地利用效率的交互項系數也顯著為正，說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強化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因此假說3 得證。

表3 中介機制與“人”“地”要素及其關系的調節作用檢驗

列（5）中要素協調度與網絡基礎設施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協同集聚之間的關系受到要素協調度的正向調節。這里的經濟含義是：第一，產業協同集聚源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在供需兩側的產業關聯互動，由資本替代勞動引起的人力資本配置同時伴隨著基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土地配置過程，二者之間的不協調變化會影響產業升級的穩定性；第二，當地方政府通過城市化來推動結構轉變時，具體的土地利用模式還需配合人力資本策略，同時地方政府還應在土地供應方面為匹配的產業類型及就業人口預留足夠的發展空間。列（6）中要素協調度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它可直接且顯著地影響產業升級，這與近年來政府轉變土地利用模式、調整土地利用結構的政策有關。要素協調度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交互項系數為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結合列（5）的要素協調度顯著為負的結果，表明要素協調度對產業協同集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約束，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人”“地”配置效率協調度不高，起到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并且部分抵消了由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驅動的技術進步力量引致的適應性調整作用。由此，假說4 得證。

（二）異質性分析①受篇幅所限，省略表格分析，讀者若是感興趣可向作者索取。

1.區位異質性。根據回歸結果，東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其有利于產業協同集聚的發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協同集聚促進了產業升級。根據回歸結果，土地利用效率與網絡基礎設施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人力資本配置與網絡基礎設施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人力資本配置效率提高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協同集聚間的關系存在強化作用。中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系數為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影響尚未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土地利用效率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土地集約利用能夠促進產業協同集聚，但它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后者會通過增強空間關聯弱化前者對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根據回歸結果，人力資本配置效率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可以弱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協同集聚的負向影響。結合表2 中列（5）顯示的西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負向不顯著影響，說明西部地區在提升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它們與產業協同集聚之間的關系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2.城市規模異質性。依據國家標準和分析需要，把城市具體劃分為人口規模大于1 000 萬城市（超大城市）、500 萬—1 000 萬人口城市（特大城市）、300 萬—500 萬人口城市（I 型大城市）、100 萬—300 萬人口城市（II 型大城市）以及100 萬以下人口城市（中小城市）。根據回歸結果，超大城市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系數為0.04，高于全國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并且人力資本配置效率提高對超大城市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要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交互項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對超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協同集聚的正向強化作用不明顯。根據回歸結果，特大城市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明顯小于超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土地利用效率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即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可以通過產業協同集聚強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說明在特大城市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有效的。根據回歸結果，I 型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網絡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配置效率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及其與土地利用效率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對于I 型大城市，“人”“地”要素的高效配置與利用作為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因素，有利于釋放網絡基礎設施的本地產業升級效應。

3.要素協調度的異質性。本文從城市區位、城市規模的雙重維度展開分析。根據回歸結果，相比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超大城市的要素協調度強化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根據回歸結果，對于特大城市，西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系數及其與要素協調度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且明顯大于東部及中部地區。根據回歸結果，中部地區I 型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其與要素協調度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要素協調度不利于產業協同集聚。而對于西部地區的II 型大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受到要素協調度對產業協同集聚的正向強化作用。中部地區中小城市的情形與西部地區的II 型大城市相近，但影響程度要遠大于后者，說明要素協調度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在城鎮化過程中注重對關鍵要素的優化協調配置，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劣勢區位和中小城市的產業協同集聚。

接下來，從要素協調、城市區位、城市規模這三個維度來劃分城市類型，參照王成和唐寧（2018）的研究，將要素協調度劃分為四種類型：[0,0.3]、[0.3,0.5]、[0.5,0.7] 和 [0.7,1.0]，分別為失調、基本協調、中度協調和高度協調的區間。根據回歸結果，在城市區位方面，隨著東部地區要素協調度的不斷提高，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呈現倒“U”形的變化特征。在中部地區，要素協調度的變化與網絡基礎設施的城市產業升級效應之間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在西部地區，位于中度協調區間的城市產業升級效應顯著，而位于失調區間的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不利于產業升級。在城市規模方面，超大城市的要素協調度在失調、基本協調及中度協調時均能促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且隨著協調度的提高其邊際效應呈遞減趨勢。對于特大城市，隨著要素協調度的升高，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產業升級的邊際效應呈現遞增趨勢。對于I 型大城市，當要素協調度處于基本協調階段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才能逐步發揮出來。對于II 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當要素協調度處于失調狀態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不利于產業升級。在耦合協調度方面，當要素協調度在0 與0.3 之間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當要素協調度小于0.7 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超大城市的產業升級具有最顯著的促進作用。上述結論的啟示是：當要素協調度處在失調區間時，只有在高水平的城鎮化階段才具備的資源配置功能可以在促進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此時的劣勢區位和中小城市已經被排斥在了產業升級的可能性之外。本文把這兩種情形的懸殊差距稱為城鎮化資源空間配置的“功能鴻溝”，它是造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產業升級“規模偏向”的主要原因。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為研究對象，以2006—2020 年全國地級市為樣本，運用交疊雙重差分方法分析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實證分析結果表明：（1）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西部地區以外的城市產業升級。（2）作用機制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提供了支持，圍繞城鎮化關鍵要素的人力資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對此均具有正向調節作用。（3）異質性分析表明，東部地區產業協同集聚的中介效應顯著，且受到人力資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強化影響，該中介效應在中部地區的趨勢不明顯?？傮w上，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呈現突出的“規模偏向”特征，由此產生的“虹吸效應”擠壓了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鎮化資源配置功能的政策余地。

根據上述結論，本文得出兩個主要判斷：第一，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經由產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產業升級的異質性影響正在引發新一輪的要素集聚和產業空間格局變化。正如英國學者芬巴爾?利夫西（2018）在探索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差異時所指出，隨著勞動力成本在總生產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廉價勞動力對企業生產工廠選址的影響將越來越小，企業在不同地區的生產規模將取決于區域市場和本地市場的規模。第二，在中國城鎮化轉型的特定背景下，人力資本配置效率與土地利用效率的變化對產業協同集聚產生的差異化調節作用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重塑產業升級的地理空間格局的重要因素。城鎮化資源空間配置中存在的“功能鴻溝”使得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呈現顯著的“規模偏向”，不但進一步收窄了劣勢區位和中小城市的政策空間，還可能成為擴大區域發展差距的現實動因。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根據地區和城市規模等級的差異，結合城鎮化關鍵要素的配置重點，挖掘有效的政策空間，通過形成供求關聯的產業協同集聚機制，更大限度地釋放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升級效應。其次，探索弱化“地理鄰近”局限性的有效措施，重點培育“組織鄰近”的虛擬協同集聚優勢，為釋放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提供政策支持?，F代服務業虛擬集聚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新型組織形態（張青和茹少峰，2021），可以作為中西部地區未來重點探索的發展方向。最后，警惕由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產業升級帶來的“虹吸效應”加劇、區域差距擴大以及弱勢地區和城市面臨的政策空間局促困境等可能后果，既要在中央政府層面加強對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供給能力，也要避免弱勢地區和城市忽視自身比較優勢而盲目追求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