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城”融合發展的路徑探析
——以河北省滄州市為例

王圣鑫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070)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港口作為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窗口,能夠對臨港產業產生集聚效應,在推動全球資源配置合理化,以及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更加重視港口的建設,主要港口在世界港口中的地位也不斷攀升,港口的建設發展速度位居世界榜首。港產城協調發展是指港口、產業與城市三者相互帶動的一種發展模式。三大子系統根據產業區位選擇原理和產業聚集規律,通過統籌規劃、優化組合、分工協作、共同形成一個“港產城”復合系統,最終實現各方共贏、運行均衡、效益最優的發展格局(王艷利,2016)[1]。

目前,對于港產城融合發展的評價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對比分析法的理論分析,如李占才(2017)通過此方法對茂名市港產城融合進行了研究[2];戰炤磊和李蕓(2014)對江蘇省沿海開發過程中的港產城聯動發展做出了全面的論述[3]。吳曉磊等(2022)提出了港產城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三個關鍵問題:空間尺度、核心要素以及用地統一,并對青島港等港口進行了具體的理論分析[4];李翠娟(2019)和孫靜(2015)都對唐山市的港產城融合情況進行研究并提出提高融合水平的對策[5-6]。另一種是采用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胡笳(2018)從耦合度等五個方面從理論上構建了港產城融合水平的評價模型[7];蔣柳鵬(2011)和周艷等(2019)分別將其運用到了連云港、天津港等城市的評價和分析中[8-9];沈兆楠和李南(2017)運用二元耦合協調度模型對秦皇島港口與城市的融合發展情況做出了評析[10]?，F階段國內研究已較為豐富,但是大多都是以某省或某區域內所有港口為研究對象。具體來講,專門對于河北省滄州市港產城協調發展的研究較少。本文在現有港產城融合發展研究的理論基礎上,將港產城融合觀念具體運用到了滄州市的發展中。2011年12月《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的頒布標志著河北省沿海開發的地位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對于滄州市港產城融合發展問題的探討,符合滄州市未來建設更高水平港口城市的發展方向,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和意義。

一、港產城融合發展的互動關系分析

(一)港口與產業的互動關系

港口是臨港產業集聚和發展的基礎?，F有研究將臨港產業分為兩類:直接產業與關聯產業。直接產業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共生產業和依存產業,共生產業代表由于港口建設而直接建立的產業,如運輸、倉儲等行業;依存產業是由共生產業和港口衍生出來的,如船舶維修以及零件加工制造業。關聯產業也可被看作間接產業,其中主要包括金融、保險等服務業(周艷等 ,2019)[9]。關聯產業的發展對直接產業的發展具有帶動作用。臨港產業是城市產業的一部分,對城市產業具有重要的影響,一方面,臨港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能推動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另一方面,城市產業結構也能影響臨港產業結構的變動,此外,城市三次產業的發展也直接影響港口吞吐量的大小。

(二)港口與城市的互動關系

港口與港口城市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城市與港口的同時擴張必然會導致土地資源、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城市綜合實力的增強、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能為港口的建設提供技術、資金、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平臺和保障,同時,港口功能的完善對城市的發展也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港口通過產業的紐帶作用以及集聚效應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港口是城市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港口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維護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增加了該城市的人均收入(張麗君,王玉芬,2008)[11];港口能推動城市向外向型經濟發展,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產業與城市的互動關系

產業與城市共同發展,二者缺一不可。首先,產業會影響城市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產業集聚所帶來的集聚效應直接與一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相關聯。倘若城市出現“產業空心化”“有城無產”的情況,城市的吸引力將大幅下降,進而形成一座座“鬼城”。港產城融合發展理念中的產城關系還包括臨港產業與城市的作用關系。第一,臨港產業的集聚會產生集聚效應,在促進整個地區經濟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影響該城市的環境。制造業的集聚對城市環境的影響呈“倒u型”,隨著制造業的不斷集聚,城市污染水平先增后降。第二,臨港產業的集聚會帶來外部經濟效應,使得產業內各企業的成本降低、收益提高,從而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其次,城市中聚集的經濟資源可以為產業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與數據標準化

借鑒邵貞和戰炤磊(2018)的研究,本文考慮了滄州市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指標的可代表性,從港口、產業、城市三個子系統中共選取以下11個指標[12],選取指標均為正向指標,詳見表1。該模型的原始數據來自于滄州市統計年鑒、滄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和滄州市統計局網站。由于不同指標的數量單位不同,為了方便進行模型的計算,本文采用極差法進行標準化處理,為保證可算性,標準化后的結果0均用0.000001代替。

表1 滄州市港產城耦合系統評價指標及權重

表2 滄州市港口、產業與城市子系統發展水平

表4 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的評價標準

(二)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

本文采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能有效避免賦權的主觀性,降低主觀賦權的偏差,計算步驟如下所示:第一步計算出在第j個指標下第t年的比重;第二步計算出第j個指標的熵值;計算第j個指標的差異系數;最后計算第j個指標所占的權重,計算結果詳見表1最后一列。

(三)綜合貢獻指數、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的計算

港產城復合系統中的綜合貢獻指數是指港口、產業與城市這三大子系統對于三者有序化的貢獻程度。其中使用UI、UP與UC分別代表產業、港口與城市的綜合序參量,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參考周艷等(2019)的研究成果,本文所使用的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公式如下,其中T表示三個序參量的平均和。

耦合是一種物理學概念,它具體是指一個復雜系統中不同的子系統互相影響而推動整個系統優化演進的狀態;耦合度主要用于測算各子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耦合協調度則用于衡量各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諧發展的程度(朱喜安,魏國棟,2015)[13]。上表為滄州市港產城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根據已有文獻的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可進一步對滄州市港產城融合現狀做出進一步的分析和評價。已有的評價標準如上表所示。

(四)融合發展評價結果分析

首先,從耦合度方面來看。2015年滄州市港產城呈現低水平耦合的狀態,2016～2018年,耦合水平在磨合耦合與高水平耦合之間徘徊,但耦合度總體較為穩定。進一步來看,在這四年中,滄州市城市的序參量明顯高于港口與產業的序參量,這表明滄州市所達到的耦合度主要是由城市拉動的。2018年,產業對總系統有序度的貢獻較為明顯,但仍低于城市。由于耦合度只能對港產城三者的相互作用關系做出評價,而無法對三者的協調性以及融合狀況做出描述,這就無法避免三個序參量都較小而出現“偽耦合”的現象,故對耦合協調度的分析是十分關鍵且必要的。

其次,從耦合協調度來看,2015年滄州市處于極度失調階段,2016～2018年處于輕度失調階段。雖近幾年仍然處于失調的范疇內,但滄州市港產城耦合協調度是在逐年增長的,具有良好的發展勢頭且仍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港產城相互推動、融合發展的效應開始顯現。另一方面,港口對城市和產業的拉動作用較弱,嚴重限制了整個系統融合水平的提高?？傮w來看,滄州市港產城融合水平雖然有提高趨勢,但整體水平仍有待進一步的提升。

三、滄州市港產城融合發展現有問題

(一)港口功能單一,難以發揮“引擎”作用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港口序參量一直處于低位狀態且提高不明顯,對三者的協調發展有很大的制約作用,這一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受港口功能單一的影響。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是衡量港口的運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2019年,黃驊港煤炭吞吐量高達1.99億噸,位于全國煤炭港口第一位,而集裝箱吞吐量僅為57萬TEU,這與其他綜合實力較強的港口相差甚遠(王印杰,2009)[14]。當前黃驊港功能仍以運輸煤炭為主,貨源結構單一,商貿功能發揮不充分,制約著臨港產業結構的優化與集聚,以及城市產業的優化升級,也使得港口與黃驊新城、濱海新區以及滄州市中心城區的聯系不顯著。

(二)產業結構不完善,“紐帶”作用不顯著

一方面,環境污染制約嚴重。滄州市油氣資源較為豐富,化工產業以及能源產業發展時間長,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黃驊港是西煤東運的交通樞紐,一批大型化工能源企業以及制造企業集聚在臨港地區,不可避免地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沈兆楠,2018)[15]。政府治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局限性,倘若政府在考慮經濟損失的情況下,對當地經濟起明顯拉動作用的企業的排污不監管,這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路亞欣,2019)[16]。產業發展無法和城市環境的治理相協調,產業結構優化進程受到阻礙。另一方面,受經濟效益低下制約。城市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低、速度遲緩,臨港企業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企業間獨立性較強,經濟效益低下,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擴散效應,對城市經濟與港口功能拓展的拉動作用不明顯,未能充分發揮出港產城融合發展中的“紐帶”作用(韓紅蓮,李惠茹,2013)[17]。

(三)地緣分割與經濟水平較低,限制城市的“支撐”作用

首先,滄州市中心城區與黃驊港空間位置分隔,這使得一些住房、醫療等方面的紅利無法惠及港區。其次,城市經濟水平與科研水平較低,導致“支撐”作用不顯著,滄州市的總體經濟水平與一些發達沿海港口城市如天津市、青島市等相差較大,且渤海新區正處于建設時期,黃驊新城作為滄州市下轄縣級市城市化水平低,基礎設施與配套政策不完善,阻礙人口、資源和產業的流動;缺少具有雄厚實力的科研院所及高校,科研水平整體不高,難以吸引第三產業和人才的集聚。以上問題限制了臨港產業的集聚與結構的升級,制約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同時城市對港口的支撐作用不明顯,沒有為港口提供高效的平臺。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市轄建成區面積以及市轄建成區內綠化覆蓋率對滄州市港產城的融合發展有顯著的影響;近幾年滄州市港產城融合水平雖有上升趨勢,但港產城耦合協調度較低,港口、產業與城市一直處于失調狀態,港口子系統對港產城復合系統有序化作出的貢獻很少,復合系統內部港口、產業與城市三大子系統存在顯著問題,滄州市港產城融合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潛力和空間。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要完善港口功能,推動建設現代國際化綜合大港。與鄰近港加強合作,擴展港口功能,形成區域性港口群(劉邦凡等,2018)[18];提高港口建設速度和效益,合理擴大港區規模;增加數字投入,積極探討智慧港口數據綜合解決方案,建設統一的數據中心,實現數據安全的融合共享;優化港口運營模式,引入專業化人才(眭素芳,2014)[19],著力打造“數字港口”;興建“無水港”即通過交通運輸系統,使港口功能惠及一些沒有港口的地區,同時要根據貨源結構和類型設計交通布局,增強港口與腹地間的經濟聯系。其次要改善生態環境,優化產業結構。國家應該強化中央監管權威,建立科學的官員激勵機制,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察力度;通過“引入”“培育”與“轉型”優化產業結構。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機遇,主動承接信息服務業、金融服務業等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產業轉移(高圓等,2017)[20];大力發展海洋經濟與新興海洋產業。加快臨港服務業發展,助力中高端服務業培育;加快轉型傳統產業,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再次,要加快城市建設,打造宜居宜業的濱海之城。推動“兩城一區”的城市發展模式,以中心城區為基石,推動其與黃驊新城及渤海新區的協調發展;完善中心城區功能,增強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加快推進渤海新區和黃驊新城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醫療和教育體系,增強城市軟實力;著重開展生態保護工作,加快城市綠地與生態區建設;優勢互補構建環渤海城市群,推動環渤海經濟帶向更深層次發展。最后要強化動態協調能力。要在思想意識層面樹立起“面向海洋發展”的觀念以及港產城融合發展的新思路,以更加開放的胸懷發展沿海經濟;政府制定并完善相關人才、資金引進等政策,落實國家對沿海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成立港產城協調發展領導小組,進行統一領導和部署;通過搭建信息交流平臺以及資源整合平臺打通三者之間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