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徑探討

井青青

摘要：新時代，鄉村產業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但當前我國相當多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村級集體經濟“空殼化”，發展舉步維艱。近年來，陜西省各地區農村集體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探索出了多種發展模式，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等形式，組織農民抱團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迅速實現了脫貧致富。這些案例說明，基層黨組織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

關鍵詞：鄉村振興 鄉村基層黨建 農村集體經濟

* 基金項目：本文是2023年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代陜西省農村基層黨建引領農民組織化建設的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钡男乱?，結合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等文件精神，農村基層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需要堅定“以村為中心”的自發型發展思路，突破“鄉鎮統籌力量薄弱”“村、戶為界”的分割式發展的體制格局，在縣域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和統籌，激活農村土地資源，實現集體產業轉型升級。對此，陜西省委先后頒發了《關于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若干措施》《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全方面貫徹落實黨中央精神。

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學者們與地方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踐探索，形成了較為豐富的基層經驗，總體上推動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實現了“兜底式促進”向“提質增效、加快轉型發展”的目標轉變。但客觀上看，2011—2020年期間，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呈現出持續增長的態勢，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舊顯著，西部地區發展落后且增長幅度較小的現狀依然沒有明顯改變。陜西省農村集體經濟雖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省內不同地區和類型的村莊差異明顯，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治理二者之間的耦合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引領作用還有待提升，典型示范經驗也需要進一步凝練和推廣。

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已有研究

農村基層黨建引領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已成為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圍繞上述問題，國內研究者進行了充分的實踐調研和學理闡釋，形成了一定的統一認識。

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面臨很多的實際難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至今還沒有明確的市場經濟法人主體資格。經歷了四十多年的包產到戶，農民已經習慣了分散經營，農民的再組織化也非常不容易。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各類生產要素向城市集中，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的缺失。在這種環境中，能夠生存和發展起來的集體經濟村莊，必然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和成功之道。目前比較成功的集體經濟村莊通常都離不開德才兼備的帶頭人，而好的帶頭人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許多人因此質疑這些成功經驗的可復制性。正如徐俊忠教授所指出的，鄉村振興最需要的是主心骨和領路人，基層黨組織就是廣大農民的主心骨和領路人。

賀雪峰提出中國農業將長期保持小農經營格局，農業現代化必須首先回應小農生產與生活的需要。王曉毅建議推動行政權力向村級延伸、培育多樣化的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強化村委會的村民自治組織性質，從而通過國家、市場和農民在村莊層面上的協同努力，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鄉村治理進入強國階段，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需要激活基層治理的自主性，將國家能力轉為基層治理能力。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新鄉賢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治理，被賦予新的內涵和時代價值，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存在基礎設施不完善、治理主體凝聚力低，新鄉賢參與治理的溝通和法律知識體系有待提升等問題。因此，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政府與鄉村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商共治的協同治理模式是提升鄉村治理精準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可行路徑。

總的來說，創新鄉村治理體制需要更好地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政黨因素作用于國家、社會領域的作用機制是嵌入式的，當前鄉村社會的自治在發展中面臨許多挑戰和問題，這一嵌入機制的構建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化的機制嵌入、基層組織嵌入等環節的相互配合，當前農村黨群關系和基層黨組織建設面臨的種種挑戰，需要系統性地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和提高農村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的工作思路。

二、比較研究方法與研究樣本的選擇

本研究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在陜西省陜北地區的榆林市佳縣、陜南地區柞水縣、關中地區的楊凌示范區、渭南市合陽縣、蒲城縣等地選取有代表性的鄉村進行比較研究，從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組織化建設等幾個方面切入，觀察基層黨建引領村集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耦合性作用。在全面認識的基礎上，本研究根據地區經濟文化基礎、發展模式和現狀，參考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空間規劃布局以及人口流動等多元影響因素，將上述地區的代表性村莊做適當分類，即近城化、城鎮化、新村化和空心化的四種類型。

近城化的鄉村主要是城市外圍規劃建成區范圍內的村莊。這類型村莊傳統村落物理形態變化明顯，但行政村建制又未被撤銷，鄉村人口大部分呈現短距離就近務工、鐘擺式務工的形式，勞動力的流入也使得部分鄉村的社會治理面臨新壓力。隨著城市新功能區的改造、擴建和土地價格的不斷提升，近城化的鄉村部分農業用地已經實現流轉，使得集體經濟規模明顯高于其他類型的村莊。經過產權制度改革，近城化的鄉村集體經濟開始轉型，向城鎮性集體經濟組織發展。陜西省咸陽市楊凌示范區五泉鎮王上村是近城化鄉村的典型代表。王上村位于楊陵城區西北8千米處，是第六批扶持壯大村集體經濟示范試點村。全村現有3個村民小組258戶，1131人，耕地面積1281畝。獼猴桃為該村主導產業，種植面積769畝，約占耕地面積60%，另有設施農業大棚142畝。近幾年，王上村堅持走三產融合之路，多渠道發展集體經濟，以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為中心，形成了“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農戶”做強一產、“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公司+農戶”做大二產、“國有企業+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做優三產的發展模式。

城鎮化的鄉村主要是在鄉鎮規劃范圍內的村莊或不在鄉鎮規劃范圍內，但獨立走向城鎮化的鄉村。此類村莊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集體產業園區，農村居住形態由之前的一戶一宅的形式向“集中上樓”轉變。城鎮化的鄉村集體經濟不再以農業一產為主，已經通過規模性的農業科技園區或者多功能特色小鎮綜合體的形式轉向發展壯大第二、三產業，為集體經濟注入新活力。

該類型村莊以陜西省禮泉縣煙霞鎮袁家村和陜西省咸陽市禮泉縣西張堡鎮白村為代表。袁家村現有村民62戶，共286人，村莊集體土地630畝。從2007年開始，袁家村以發展鄉村旅游業為核心，集體經濟先后經歷了鄉村旅游、鄉村度假和“進城出省”的三次轉型，通過高效的組織引領形成了特色運營、合作共建的發展模式，使集體經濟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

白村緊抓陜西省土地指標增減掛鉤機遇，實施土地資源規模經營聚集。通過盤活農村閑置宅基地，其中690畝土地由村股份經濟聯合社招商入股，剩余500畝土地融資規劃建設生態宜居的新型社區。先后投資3000多萬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創建涵蓋產業、鄉村游及家庭農場等功能的特色現代農業園區，不斷完善公共服務，打造農旅融合產業，構建功能完備的新型示范社區，農村居民就地實現城鎮化。

新村化的鄉村作為純農業地區，村落形態和結構相對保留的比較完整。經過村莊改造和產業發展，鄉村外圍擁有規模性的農業園區與農業生產基地和一定的二、三產業布局。結合舊村配套提升和改造，將傳統農民居住形態進行升級改造，提升農民居住幸福感和舒適度的同時，能夠集約出成片建設用地指標，支撐閑置宅基地向集體產業用地的規劃調整，培育各類新興產業業態。楊凌示范區揉谷鎮田西村是新村化鄉村的典型代表。楊陵區揉谷鎮田西村位于揉谷鎮政府東南部，全村共轄5個村民小組，531戶，2036人。近年來，田西村堅持“區校融合”發展理念，以設施農業、食用菌育種、鄉村建設、農業社會化服務及紅薯育苗五大產業為依托，確立“一寨兩園三基地”產業發展新思路，搭平臺、引人才、促發展，走出了一條“集體主導、企業賦能、政府推動”的三產融合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之路。

空心化的鄉村通常位于距離縣城或中心城市較遠的偏遠地區。村莊居民點的生產與生活功能趨于萎縮，由于受地理環境、人口外流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村莊失去產業支撐，集體經濟組織積累和造血能力弱化，進一步加速了人口外流，形成空心化的鄉村。但隨著人口外流造成的土地閑置，也為村集體重新統籌土地資源、整合村集體經濟提供了便利。在調研中，榆林市佳縣方塌鎮謝家溝村嘗試改變村民分散居住的現狀，重新統籌村內土地資源，通過移民集中安置、平整土地和閑置土地再利用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山地農業的機械化發展。佳縣通鎮向陽灣村發展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嚴重。2015年，村“兩委”依托集體經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成立村民經濟股份合作社，創辦了精品棗園、食用菌種植基地、肉驢養殖基地和光伏電站，實現了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經濟效益“三位一體”。該村還通過打造自主的農產品牌，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知名度和競爭力，有效解決了農副產品銷售難的問題。

三、陜西省基層黨建引領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徑

提升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必須加強與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深度融合。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不僅可以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更有利于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必須加快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更加全面地認識和梳理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與鄉村集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本研究梳理了陜西省部分集體經濟發展狀況良好的村莊，并總結其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壯大集體經濟的有效經驗，其成功路徑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策引導，明確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基層組織發揮政治功能，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和組織力的必然之舉，也是鄉村振興的現實需求。西北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是農村集體經濟積累薄弱，因而破解問題的路徑也在于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為了破解各鎮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難題，陜西省以及各市區高度重視，各地市、縣紛紛圍繞自身發展特點，先后制定了符合自發發展實際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機制，確保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穩健持續發展。例如，安康市針對村集體經濟組織帶動能力不強、帶貧益貧效果不明顯等問題，先后制定印發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關于推行“支部引領、村社合一”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要求各縣、村按照“村集體統一經營、農戶自愿入股、社會各方扶持、收益合理分紅”的辦法，進行村戶合股和收益合理分紅。寶雞市專門開展了“十有”集體經濟組織創建工作，頒布了《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專項提升行政方案》，咸陽市出臺了《關于支持貧困村壯大集體經濟的指導意見》、商洛市制定《關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實施意見》，韓城市制定了《集體經濟組織運行管理規定》等。鎮安縣推行 “縣長+局長+社長”的工作推動機制，鎮坪縣制定《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項目資金管理辦法（暫行）》和《資產收益扶貧項目實施細則（暫行）》等規范性文件，對扶持集體經濟發展的項目資金管理、資金資產的收益分配管理等作出規定，有效促進了集體經濟組織規范有序運行。諸多政策文件的密集出臺體現了各市區的高度重視，也為全省村級集體濟發展帶來了政策紅利，直接拉動集體經濟組織快速發展。

為更好的統籌全省鄉村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022年，陜西省政府出臺了《關于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若干措施》，文件指出：“力爭到2023年底，全省農村集體經濟‘空殼村’基本清除，到2025年，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村’占比降至30%以下”。政策文件的落實為各地市、縣進一步有針對地制定、頒布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相關辦法提供了依據，將更有力地破除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障礙，全力提升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質量。

（二）支部引領，建強集體經濟組織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關鍵在于基層黨組織的引領和村內能人的帶動。黨的十九大之后，陜西省各地將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心放在引領集體經濟發展的方向上來，通過配強班子和能人帶頭等方式，推進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1.配強班子，打牢村級集體經濟的人才基礎。黨的十九大之后，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在陜西省政府和各地市政府的要求下，各縣委組織部挑選有能力的黨員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全面落實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工作，推進村黨支部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和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負責人，同時村“兩委”注重對村內敢創業、懂經濟、善管理和有經驗的能人的吸納，使村“兩委”不斷壯大人才儲備力量。

旬陽市城關鎮魯家臺社區，在村黨支部班子的堅強帶領下，集體總資產超過1.25億元，年收益280萬元，分紅股金200萬元，成為全縣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佼佼者”。楊陵區田西村與王上村等村莊通過各種方式加大對村級班子成員經營管理和經濟發展知識的培訓，加強對提升村級集體經濟的認識。通過對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民合作社發展、經營經驗的學習考察，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發展意識。禮泉縣袁家村、白村與合陽縣北順村、南溝村等注重吸納思想政治素質好、致富能力強的青年農民作為村干部后備隊伍和農村實用人才，在日常村務管理和集體經濟組織、經營工作中加以培養。趙灣鎮王莊村發揮黨支部在合作社、農戶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由村“兩委”領辦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鼓勵轄區內龍頭企業、黨員致富帶頭人、營銷大戶、種養大戶和外出務工等能人領辦、創辦合作社。

2.能人帶頭，做好“領頭雁”與“排頭兵”。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關鍵是選拔一個有經濟頭腦和有經營能力的“領頭雁”。從各地的發展經驗來看，只有多形式、多渠道選配村干部，創新選人、用人機制，配好村黨支部書記，選好村委主任，堅持把懂科技、有頭腦、年富力強、有經營管理能力和號召力的高素質人才選配到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來，才能建立起一支富有朝氣活力、開拓進取的村集體經濟組織領導班子。同時，在此基礎上，時刻加強村干部職業培訓，不斷提升村干部的政治素質和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讓村班子成員成為帶領群眾發展致富的“領頭雁”“排頭兵”。其中，旬陽市呂河鎮秦家塔村原第一書記薛亞利因發展村集體經濟工作成績突出，榮獲2018年度漢江創客英雄匯“創客英雄獎”和“最受歡迎的創客故事獎”，《養魚書記薛亞利》入選全省優秀第一書記系列專題電教片。

（三）因勢利導，夯實集體經濟的產業基礎

鄉村振興，產業先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以產業振興為主導，在黨組織的引領下，全方位推動鄉村產業振興，加快一二三產業高效融合，用產業帶動群眾積極性。陜西省各地的基層黨組織結合當地特點，借助鄉村振興的宏觀政策導向，因勢利導努力破除鄉村產業隔閡，推進鄉村產業融合，通過產業振興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佳縣始終把發展產業作為壯大和發展集體經濟的根本之策，全縣以發展家庭農場為主抓手，切實解決產業項目小散弱等問題。佳縣政府為整合村集體合作社資源和產業扶貧資金，按照“東棗西果北蔬菜、旅游畜牧雜糧中藥材”進行產業布局，計劃每個鄉鎮至少建設1個扶貧農場，把貧困戶嵌入產業鏈，依托“3+X”產業，推廣“村集體合作社+龍頭企業+農戶”模式。根據縣域內各村已有特征，因地制宜地發展種、養殖產業，結合鄉村旅游、光伏電站等多種模式，滿足貧困群眾進場務工、入股分紅、土地流轉和參與經營等方式掙薪金、分股金、拿租金，推動貧困群眾就近就地就業，培育一批創業致富帶頭人，持續壯大村集體經濟。截至2022年，佳縣已經在謝家溝、趙大林、向陽灣、峪口、赤牛坬、王寧山、王家砭光伏電站等建成7個扶貧農場和東方紅扶貧工廠，帶動2.2萬多戶6.1萬余人增收。2023年，正在新建桃園則溝酸棗園等13個扶貧農場和陳家泥溝飼草料加工廠等4個扶貧工廠，預計建成后帶動18萬群眾穩定增收，324個村集體年均收益可達10萬元以上。

（四）因地制宜，利用區位優勢發展特色產業

由于各村基礎條件不同、差異較大，因此要避免發展模式的一刀切，必須從自身發展特征和特色中著手，本著因村制宜的原則，充分利用區位優勢整合優質資源，探索不同經營主體的組織形式和市場運營方式，“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協調發展。對于集鎮和城鄉結合部、臨縣交界、靠近公路沿線的村，鼓勵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參與城鎮建設和發展商貿業；對土地、林地、水資源較好的村，合理地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化經營，根據自身特色建設林果、漁業、中藥材、茶葉、苗木花卉、食用菌等特色產業基地，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對一些勞務輸出的大村，可借助勞務扶貧公司，實施有組織的勞務輸出和轉移就業，帶動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佳縣王寧山村立足紅棗資源優勢，堅持黨建引領，推進“三變”改革，盤活資源資產，推行“3+X"產業發展模式，創建“公司+合作社+農戶+人才”運營機制，建立扶貧車間，將“紅棗原生態循環產業鏈”貫穿在各個扶貧車間中，形成扶貧農場，不斷增加紅棗附加值，激發農民內生動力，走出了一條紅棗產業帶動脫貧致富的新路子。石泉縣、旬陽縣采取“資本互動、服務互享、社會互利、效益優先、項目優育、民生優質”的發展思路，把探索村集體經濟融入村民互助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模式。石泉縣饒峰鎮勝利村探索了“合作社+銀行+協會+企業+農戶”發展模式 ， 依托子午道旅游專業合作社吸納政府扶持資金，通過擔保貸款，為村集體盤活了資本流通渠道，撬動民間資本投入村旅游項目開發，搭建了電子商務平臺，形成 “線上線下”統一交易平臺和“產供銷一條龍”的服務網絡，拓寬了村民的收入來源，實現了村民增收，從一個典型貧困村一躍發展為致富村。旬陽縣魯家臺社區是典型近城化鄉村，村集體經濟把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與縣、鎮、村產業發展方向以及群眾實際需求相結合，采取“村集體+合作社+企業+農戶”的發展模式，鼓勵村民以土地入股，自辦了旅游開發、商貿流通、餐飲住宿等企業。在轄區內培育出一條集自然觀光、休閑健身、地產開發、飲食住宿為一體的太極城經濟發展產業帶。

榆林市古塔鎮趙家宛村積極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現代農業和文化旅游業，在全市率先試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三變”分紅機制，發展“設施農業及時令水果采摘區”加“現代生態養殖小區”的種養加一體現代農業，打造“文化+休閑+農業”的一系列鄉村旅游特色品牌。

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土地適度規?；?、集約化經營已勢在必行，尤其在關中地區，大量的平整土地缺乏機械化支撐。面臨農業機械化的突出問題，寶雞市陳倉區石峽鎮五七村為促進集體經濟發展，制定了土地代管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整合組織村里的411戶農戶組建成立了集體性質的農機合作社，實施機械化農業生產。

禮泉縣煙霞鎮袁家村堅持走集體發展道路，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先后被評為中國十大美麗鄉村、全國鄉村旅游示范村、中國十佳小康村、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國家特色景觀旅游名村、全國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國鄉村旅游示范基地和國家4A級景區等榮譽稱號。其發展的典型經驗就是始終如一抓住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這條主線不放松。從20世紀70年代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到90年代大力發展工業，實現了從“農業穩村”向“工業富村”的轉變。2000年后，袁家村按照“鄉村旅游+三產整合”的思路推動產業升級，成立了豆腐、酸奶、辣子、醋等各類股份制公司，形成了“三產帶二產促一產”的三產融合發展模式，實現了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新時代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探索了“戶社合作”“戶企合作”“村企合作”和“村社合作”等多種合作形式。

對偏遠的空心化鄉村來說，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尚處于探索推進階段，還缺少成熟的機制和方法。因此，在工作推進中，應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因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資源，選準產業。不能操之過急、大水漫灌，必須要有針對性地選擇一批基礎條件好、具有典型帶動作用的村，選準路徑、先行先試，加大政策扶持和工作指導，不斷總結完善經驗做法，在形成多個成熟的工作方式后廣泛推開、以點帶面，避免資源浪費，確保不走彎路。

四、總結

鄉村振興的基礎是產業振興。當年的包產到戶改革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出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個體小農戶單打獨斗很難獲得成功。農民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導致土地的“碎片化”和農民的“原子化”，嚴重制約了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發展集體經濟。

當前，陜西省鄉村集體經濟走上了一條發展的快車道，各地依照自身傳統和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為壯大村集體經濟奠定了基礎。農村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不僅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同時關系到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大局。因此，作為一個系統工程，除了產業發展之外，鄉村振興還包括社會的治理、文化的繁榮、生態文明建設等諸多方面。這意味著不能僅從農民增收這一層次來理解集體經濟，而應該從鄉村社會治理、農村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角度來理解集體經濟的多種功能，切實提升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以壯大集體經濟為抓手推進鄉村的全面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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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西安外事學院人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