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R和P450基因在昆蟲抗藥性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喬憲鳳,王 康,彭 雄,張曉赫,陳茂華*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陜西楊凌 712100;2.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保學院/作物抗逆與高效生產全國重點實驗,陜西楊凌 712100)

細胞色素P450酶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氧化酶系,其主要包括細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P450)、CPR(Cytochrome P450 reductase,CPR)、細胞色素b5(Cytochrome b5)、NADH-細胞色素b5還原酶(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cytochrome b5 reductase)以及磷脂(Phospholipid)等,其中細胞色素P450和CPR在該酶系起中心作用。細胞色素P450酶系廣泛存在于自然界所有需氧有機體中,其在生物個體代謝內源化合物(如類固醇、脂肪酸和激素等)和外源化合物(如農藥、藥物、環境污染物、植物毒素等)中起重要作用(Pandey and Fluck,2013)。

作為細胞色素P450酶系的核心組成部分,CPR與P450形成一個電子傳遞鏈,CPR將電子傳遞給P450后,P450才能與農藥等化合物發生氧化還原反應。昆蟲和其他動物P450基因是一個超大基因家族,包含多個P450基因,這些P450可分為微粒體型和線粒體型P450,但是真核生物代謝外源物質的P450主要是依賴于CPR的微粒體P450。動物體內只有一個CPR,因為CPR是P450唯一的電子供體,所以這個單一的CPR必然與多種不同的P450相互作用,因此,CPR在P450活性反應及代謝化合物中起到限速因子的作用,即單一的CPR控制所有的P450的代謝速度與代謝能力,CPR的突變會顯著影響P450的代謝能力(Pandey and Fluck,2013)。大量的研究表明,CPR基因突變是影響人類P450代謝藥物和環境有毒物質的重要因素(Liangetal.,2017),CPR基因突變及遺傳多態性對人類藥物代謝的影響相關研究非常深入(Agrawaletal.,2008;Hartetal.,2008;Huangetal.,2008;Liangetal.,2017),然而,有關CPR基因突變影響害蟲對農藥的代謝抗性的研究較為薄弱。本文總結了P450基因高表達介導昆蟲對殺蟲劑抗性的調控機制、P450基因介導的昆蟲抗藥性進化可塑性、CPR基因在害蟲抗藥性中的作用、CPR基因遺傳多態性對P450代謝能力的影響,旨在為深入研究害蟲抗藥性機制和進行害蟲抗藥性治理提供依據。

1 P450基因高表達介導昆蟲對殺蟲劑抗性的調控機制

大量研究顯示,P450基因的過量表達導致昆蟲對不同農藥產生高水平的代謝抗性。引起抗藥性昆蟲P450基因過量表達的原因可能有P450基因的編碼區突變、順式作用元件和反式作用因子變化、基因擴增等等(Lietal.,2007;Zimmeretal.,2018)。

P450基因啟動子區的變異(即啟動子區順式作用突變,Cis-acting mutation)介導的昆蟲抗藥性在昆蟲中有較多報道。在衛生害蟲的研究中發現,CYP6D1的超高表達是導致家蠅Muscadomestica對擬除蟲菊酯類農藥產生抗藥性的重要原因,采自美國的LRR家蠅抗性品系的CYP6D1啟動子區存在一個15 bp的插入,該插入片段和家蠅對擬除蟲菊酯的抗性相關(Seifertetal.,2002),而采自中國的家蠅擬除蟲菊酯抗性個體中并非都包含這個15 bp插入片段,分析認為,來自不同地區的家蠅中包含15 bp啟動子插入的CYP6D1基因具有單一起源(Single origin)特性(Panetal.,2018)。CYP6G1的過量表達導致擬果蠅Drosophilasimulans對DDT的高水平抗性,但抗性擬果蠅CYP6G1啟動子區插入的是Doc轉座子(Schlenkeetal.,2004)。CYP6G1的過量表達也是黑腹果蠅Drosophilamelanogaster對DDT產生高水平抗性的主要原因,抗性種群CYP6G1基因的啟動子區插入了一個Accord轉座子,該轉座子插入是介導CYP6G1在抗性種群中過量表達的重要因子(Chungetal.,2007),有些種群的抗性個體CYP6G1基因還有P因子和HMS-Beagle兩種轉座子插入,這些轉座子插入也可能在抗性的黑腹果蠅CYP6G1的過量表達起調控作用(Schmidtetal.,2010)。致倦庫蚊CulexquinquefasciatusJPal-per抗性品系對氯菊酯(Permethrin)等擬除蟲菊酯類農藥產生極高水平抗性,CYP9M10基因的過量表達是抗性產生的重要原因,而抗性個體中CYP9M10基因啟動子區的CuRE1轉座子插入和其他順式作用突變是導致該基因過量表達的重要原因(Itokawaetal.,2010)。

P450介導的農業害蟲抗藥性的順式調控機制近年來也有報道。桃蚜MyzuspersicaeCYP6CY3啟動子區一個(AC)n重復微衛星能調控該基因表達,從而影響CYP6CY3對煙堿和新煙堿類農藥的代謝(Bassetal.,2013)。Pangetal.(2014)研究還發現,褐飛虱NilaparvatalugensCYP6AY1基因啟動子區存在豐富的多態性,這些多態性位點與CYP6AY1介導的褐飛虱對吡蟲啉和噻嗪酮高水平抗性相關。CYP6ER1基因的高表達導致褐飛虱對吡蟲啉(Imidacloprid)的高水平抗性(Pangetal.,2016),Liangetal.(2018)研究發現,褐飛虱CYP6ER1基因一個選擇性剪接體A2的啟動子區存在多態性,抗性個體中的4個SNPs提高了該基因的啟動子活性,并且可能調控該基因的表達水平。CYP6B7基因在棉鈴蟲Helicoverpaarmigera對擬除蟲菊酯農藥的代謝抗性中發揮作用,該基因能夠被外源化合物誘導表達,Xuetal.(2018)分析了調控CYP6B7啟動子區調控該基因表達的順式作用因子,這些因子的變化影響CYP6B7的表達水平,并可能與棉鈴蟲的抗藥性及外源物質代謝的相關。Lietal.(2018)研究發現,CYP6BG1的上調表達與小菜蛾Plutellaxylostella對氯蟲苯甲酰胺(Chlorantraniliprole)的抗性相關,通過對抗性品系和敏感品系的比較分析顯示,該蟲CYP6BG1基因啟動子區存在多態性,啟動子變異的順式調控影響了該基因的表達水平(Lietal.,2019)。

反式作用因子調控昆蟲P450表達,進而導致昆蟲高水平代謝抗性的報道較少。擬除蟲菊酯抗性品系的家蠅CYP6D1基因的表達除了受順式因子調控外,也可能受反式作用因子的影響(Liuetal.,1998;Scottetal.,1999)。最新的研究顯示,轉錄因子CncC/Maf能夠調控P450基因的表達,導致馬鈴薯甲蟲Leptinotarsadecemlineata、斜紋夜蛾Spodopteralitura、甜菜夜蛾Spodopteraexigua等害蟲分別對不同農藥的抗性(Gaddelapatietal.,2018;Huetal.,2020;Luetal.,2020)。除了啟動子區的順式作用調控外,轉錄因子FTZ-F1的反式調控作用也影響小菜蛾CYP6BG1基因表達,二者共同介導該蟲對氯蟲苯甲酰胺的抗性(Lietal.,2019)。轉錄因子CREB(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能夠直接被蛋白激酶基因MAPK(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激活,從而介導P450CYP6CM1基因的高表達,導致煙粉虱Bemisiatabaci對新煙堿類農藥的抗性(Yangetal.,2020)。

piRNA(Piwi-interacting RNA)或miRNA(microRNA)介導的抗藥性相關基因轉錄后調控也有報道,靶向抗藥性相關基因的piRNA或miRNA負調控這些基因的表達(Yeetal.,2017)。piRNA-3878靶向CYP307B1基因,影響淡色庫蚊Culexpipienspallens對溴氰菊酯的抗性(Yeetal.,2017)。有研究發現,miR-2b-3p和miR-14b-5p在小菜蛾對氯蟲苯甲酰胺的抗性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注射miR-2b-3p和miR-14b-5p 模擬物能顯著抑制CYP9F2和CYP307a1基因的表達水平,食物中添加miR-2b-3p模擬物能顯著提高抗性小菜蛾幼蟲經溴氰菊酯處理后的死亡率(Etebarietal.,2018)。在果蠅的抗DDT種群中,CYP6G1和CYP6G2基因高水平表達,miR-310s能和這兩個P450基因3′-UTR結合并調控這兩個基因的表達(Seongetal.,2020)。miR-285靶向淡色庫蚊CYP6N23基因,通過調控該基因的表達水平影響淡色庫蚊對溴氰菊酯的抗性,RNAi干擾CYP6N23以及注射miR-285L模擬物后,該基因的表達水平顯著降低且該蟲對溴氰菊酯敏感性上升(Tianetal.,2016)。

P450編碼區的變異導致昆蟲抗藥性的報道較少,在牧草盲蝽Lyguspratensis抗芐氯菊酯的品系中,CYP6X1編碼區存在大量的核苷酸變異,但是這些變異與抗藥性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Zhuetal.,2003)。在褐飛虱的吡蟲啉抗性品系中,CYP6ER1編碼區也發現突變,這些突變是導致褐飛虱對吡蟲啉的抗性的重要原因(Zimmeretal.,2018)。研究發現,棉鈴蟲擬除蟲菊酯抗性品系中,存在一個由CYP337B1和CYP337B2嵌合而成的新的CYP337B3基因,嵌合基因CYP337B3的出現可能是導致棉鈴蟲對氰戊菊酯(Fenvalerate)和氯氰菊酯(Cypermethrin)等擬除蟲菊酯農藥產生抗性的重要原因,不同棉鈴蟲地理種群CYP337B3基因存在差異,這種嵌合P450基因可能是P450介導害蟲抗性的一種新機制(Duriganetal.,2017;Choietal.,2018)。除了上述機制之外,P450基因擴增(Gene duplication)導致的高水平代謝抗性在桃蚜和褐飛虱等昆蟲中有報道,桃蚜和褐飛虱通過P450基因拷貝數的增加來產生對吡蟲啉等新煙堿類農藥的高水平抗性(Puineanetal.,2010;Zimmeretal.,2018)。

2 P450基因介導的昆蟲抗藥性進化可塑性

同種昆蟲不同種群對相同的農藥產生抗藥性時,導致抗性產生的P450基因不同,而且多個P450基因在不同種群中存在顯著不同的上調表達;同一昆蟲品系在某種農藥的抗性選擇壓力下,影響抗性的P450基因的種類和表達特性,會隨著持續的農藥選擇而發生變化;同種昆蟲的不同品系對某種農藥產生相似的抗性倍數時,不同P450基因的過量表達水平存在明顯差異;這些現象被稱為細胞色素P450介導抗藥性的進化可塑性(Evolution plasticity)(Scott and Kasai,2004;Festucci-Busellietal.,2005;邱星輝等,2008;Gaoetal.,2012)。Scott and Kasai(2004)分析指出,影響P450基因過量表達的調控因子的差異,可能是造成其介導的抗性可塑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Scott and Kasai(2004)研究顯示,采自美國的不同家蠅抗芐氯菊酯品系中,介導抗性產生的P450基因明顯不同,在LPR抗性品系中,位于染色體1和染色體2的CYP6D1過量表達是抗性產生的主要原因,但CYP6D1在YPER抗性品系中表達量上調不明顯,而且YPER抗性品系的染色體上不存在CYP6D1基因位點,分析認為,LPR品系和YPER品系通過不同的P450基因的變化來介導其對抗芐氯菊酯的抗性。Gaoetal.(2012)對6個采自中國的抗性家蠅芐氯菊酯抗性品系的比較研究表明,8個P450基因(CYP6A5v1、CYP6A5v2、CYP6A36、CYP6A40、CYP6D1、CYP6D3、CYP6D8和CYP6G4)在6個不同品系中具有明顯不同的上調表達特性;在抗性倍數相似的品系中,P450基因過量表達特點亦不同;而抗性倍數差別較大的品系中,某些P450基因上調表達的倍數卻相似,該研究組認為,P450基因的進化可塑性介導了這些家蠅種群對擬芐氯菊酯的抗性,在各品系上調表達的P450基因中,CYP6G4和CYP6D1起主導作用。

在黑腹果蠅相關研究中,CYP6A2、CYP6A8、CYP4E2、CYP6G1、CYP6G1和CYP612D1在不同DDT抗性品系中具有不同過量表達特性(Festucci-Busellietal.,2005),其中CYP6G1過量表達是介導黑腹果蠅DDT的主要因子,而且該基因過量表達導致的DDT抗性在世界各地不同種群中廣泛存在(Schmidtetal.,2010;Morraetal.,2010),然而,過量表達CYP6G1的黑腹果蠅田間品系在實驗室DDT的選擇壓力下,其CYP12D1和CYP6A2的表達量顯著上調,而將CYP6G1敲除后,在實驗室相同的DDT選擇壓力下,CYP6A8表達量顯著上調(Le Goffetal.,2003),可見,在DDT的選擇壓力下,黑腹果蠅對的P450基因具有復雜的進化可塑性。

在灰飛虱Laodelphaxstriatellus溴氰菊酯抗性品系中,4個P450基因(CYP353D1v2、CYP6FU1、CYP6AY3v2和CYP439A1v3)過量表達,而且不同基因過量表達的水平不同,體外表達的CYP6FU1和CYP6AY3v2皆能代謝溴氰菊酯(Mianetal.,2019)。在世界不同地方,褐飛虱的田間種群都通過CYP6ER1的過量表達產生對吡蟲啉的高水平抗性(Zimmeretal.,2018),但是不同地理種群CYP6ER1可變性剪接體不同,且CYP6ER1過量表達的調控機制存在差異,采自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田間種群發現CYP6ER1在抗性個體中發生編碼區突變,且具有這些突變的CYP6ER1可變性剪接體拷貝數是敏感個體的2倍(Zimmeretal.,2018);采自中國的褐飛虱吡蟲啉抗性品系在CYP6ER1啟動子區存在大量SNPs,這些SNPs影響CYP6ER1啟動子活性(Pangetal.,2014),由此可見,不同的褐飛虱地理種群通過同一個P450基因的高表達產生對吡蟲啉產生抗性,但是存在不同的調控機制。與同一個敏感品系相比,在棉蚜的噻蟲嗪抗性品系中,CYP6CY14、CYP6DC1、CYP6CZ1、CYP6DD1、CYP6CY9、CYP6CY13-2、CYP6CY5、CYP6CY18、CYP6CY12等9個P450基因表達量顯著上調,而桃蚜的螺蟲乙酯(spirotetramat)抗性品系中CYP6CY14、CYP6CY4、CYP6DC1、CYP6CY18等4個基因表達量顯著提高,兩個不同抗性品系中有3個相同的P450基因都上調表達,但是上調表達的模式明顯不同(Schlenkeetal.,2004;Wuetal.,2018)。

3 CPR的基本結構和功能

細胞色素P450可分為微粒體型和線粒體型, 真核生物代謝外源物質的P450主要是依賴于CPR的微粒體P450(以下簡稱P450),所有微粒體型P450均需要依靠CPR獲得電子進而產生催化活性(Pandey and Fluck,2013;Feyereisen,2015)。CPR和P450皆屬于膜結合蛋白,錨定于細胞內質網膜上。CPR存在兩個功能區域,即N端疏水膜結合區和C端親水催化活性區。N端疏水膜結合區錨定在生物膜上,其作用是維持正確的蛋白空間構象,保證細胞色素P450還原酶與細胞色素P450之間的電子傳遞能夠順利進行。C端親水催化活性區是細胞色素P450還原酶發揮催化活性的主要部分,起電子傳遞作用。催化活性區包含三個結構域,分別為FMN(黃素單核苷酸,Flavin mononucleotide)結合域、FAD(黃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和NADPH(還原型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Reduc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結合域,FMN與FAD之間的連接域則保證兩個結合域之間空間定位一致,保證電子傳遞的暢通。CPR從NADPH處獲得電子,經FAD傳遞給FMN并將FMN還原,還原性FMN將電子傳遞給P450的血紅素(Heme)結合位點,從而還原P450且激活分子氧,進而引起底物的羥化反應。

不同動物的CPR蛋白大小存在一定差異,一般大小約為80 kDa,大約680個氨基酸組成(Pandey and Fluck,2013),例如,禾谷縊管蚜Rhopalosiphumpadi的CPR基因DNA全長16 000 bp,含有14個外顯子,ORF(開放閱讀框)全長2 046 bp,編碼681個氨基酸,大小為77.11 kDa(Wangetal.,2016)。

4 CPR基因在害蟲抗藥性中的作用

CPR變異介導昆蟲的抗藥性是一種新的抗藥性機制,目前昆蟲CPR與農藥代謝和抗藥性關系的研究較少。CPR與抗藥性相關在幾種昆蟲中已有報道,但是具體機制還缺乏研究。人CPR遺傳多態性影響P450對藥物代謝的相關研究廣泛而深入(Hartetal.,2008;Liangetal.,2017),這對昆蟲CPR介導抗藥性的機制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有研究發現,微小按蚊AnophelesminimusCPR的L86和L219兩個位點在其與FMN結合中具有重要作用,體外定點突變L86F和L219F能提高微小按蚊CPR的FMN結合能力和CYP6AA3對溴氰菊酯的代謝能力,突變的CPR酶與FAD結合力較弱。進一步地定點突變分析顯示,L86F/L219F/C427R三突變可以較好結合FAD,而L86F/L219F/W678R和L86F/L219F/W678R三突變的CPP酶對FAD的結合能力沒有影響,說明不同的氨基酸位點在底物結合中的作用不同(Sarapusitetal.,2010;Sarapusitetal.,2013)。通過岡比亞按蚊Anophelesgambiae的CPR進行體外表達和生化特性分析發現,岡比亞按蚊的CPR和人的CPR對小分子化合物有不同的結合特性,分析認為,CPR可以作為開發安全農藥的潛在靶標(Lianetal.,2011)。注射CPR dsRNA可以顯著增加臭蟲Cimexlectularius抗性品系對溴氰菊酯的敏感性,但是對敏感品系的影響不顯著(Zhuetal.,2012);飼喂CPR dsRNA可以顯著提高灰飛虱抗性品系對噻嗪酮的敏感性,但是對敏感品系無顯著影響,說明CPR在臭蟲和灰飛虱的抗藥性中發揮作用(Zhangetal.,2016)。Huangetal.(2015)研究發現,CPR基因在橘小實蠅Bactroceradorsalis馬拉硫磷(Malathion)抗性品系和敏感品系中表達水平相似,在注射CPR dsRNA后顯著提高成蟲對馬拉硫磷的敏感性。朱砂葉螨Tetranychuscinnabarinus的CPR在甲氰菊酯抗性品系中顯著上調表達,飼喂CPR dsRNA可顯著降低朱砂葉螨P450總酶活力,且顯著提高抗性品系對甲氰菊酯的敏感性,而對敏感品系沒有顯著影響(Shietal.,2015)。注射CPR dsRNA后,可以顯著提高岡比亞按蚊、棉鈴蟲、飛蝗Locustamigratoria、柑橘蚜Toxopteracitricidus、柑橘木虱Diaphorinacitri、二斑葉螨Tetranychusurticae等對農藥的敏感性(Lycettetal.,2006;Tangetal.,2012;Zhangetal.,2017;Jingetal.,2018;Adesanyaetal.,2020;Yuanetal.,2021)。

5 CPR基因遺傳多態性對P450代謝能力的影響

在環境的選擇壓力下,同一群體一些個體在某些基因位點會產生突變,如果某個位點突變在群體中超過1%,就稱為遺傳多態性(Genetic polymorphisms)(Hedrick,2011)。CPR在人體中與類固醇和藥物代謝關系緊密,CPR遺傳多態性顯著影響人的藥物代謝,不同種族的人群具有不同的CPR遺傳多態性,因此不同種族人群對相同藥物的代謝能力不同,其原因是這些CPR遺傳多態性影響了P450的代謝能力,相關研究對指導藥物種類和劑量的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同一個CPR突變對不同的P450代謝能力的影響不同,其影響作用甚至相反;不同的CPR突變對同一個P450代謝能力的影響也不同。Huangetal.(2008)研究發現,842個健康美國人的CPR在32個位點存在氨基酸多態性,CPR的A503V突變在美國華人中的突變率為36.7%,而在美國非洲裔中的突變率只有19.1%;對這32個突變位點進一步的體外表達分析發現,不同突變位點對兩個P450基因CYP1A2和CYP2C19代謝能力的影響不同;A287P和R457H突變皆使CYP1A2和CYP2C19失去代謝能力;與野生型CPR相比,CPR的A503V突變使CYP1A2活力降低15%,但使CYP2C19代謝能力提高13%(Huangetal.,2008);而Q153R突變的CPR使CYP1A2和CYP2C19活力分別提高到野生型的144%和284%;Q153R、G213E、P452L、A503V、G504R突變對CYP1A2和CYP2C19活力影響差異極顯著(Agrawaletal.,2008)。另外研究則發現,人CPR基因的A287P突變使CYP17A2的活性降低80%(Huangetal.,2005),A287P突變使CYP21A2的活力降低24%(Dhiretal.,2007),A503V突變顯著提高了CYP2C9.1、CYP2C9.2和CYP2C9.3的代謝能力(Subramanianetal.,2012),因此,同一個CPR多態性位點對不同的P450活力影響不同,特定的CPR突變對某個P450基因代謝能力的影響必須用這個P450基因做具體分析,不能用其他的P450基因代替(Agrawaletal.,2008;Subramanianetal.,2012)。

CPR遺傳多態性和突變對P450活力影響的機制也不相同。人的CPR基因R457H、Y459H和V492E突變位于其FAD結合域,因而影響了CPP與FAD的結合,從而導致CYP17A1和CYP19A1兩個P450完全失去代謝能力(Kranendonketal.,2008;Pandey and Fluck,2013);而CPR的Q153R、M263V突變靠近其FMN結合域,因而使CPR的細胞色素c的還原活性降低40%～90%(Huangetal.,2005);G539R突變位于CPR的NADPH結合域,使CPR的細胞色素c的還原活性降低91%(Huangetal.,2005)。A287P位于FMN與FAD之間的連接域,該CPR突變的影響因P450代謝底物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其顯著影響CYP17A1代謝17,20碳鏈裂解酶(17,20 lyase)的活性,對CYP17A1代謝17α-羥化酶的影響較小(17α-hydroxylase),對CYP19A1和CYP21的底物代謝能力沒有影響(Dhiretal.,2007)。

此外,CPR的突變可以導致一種人類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即P450還原酶缺陷癥(P450 oxidoreductase deficiency),該疾病的原因是CPR基因突變影響了人體某些P450(CYP17和CYP21)對類固醇的代謝能力,而這些P450基因本身并沒有發生變化,目前已經報道了CPR的A287P、R457H、V492E、C569Y和V608F等約20個突變位點能引起P450還原酶缺陷癥,且不同種族患者的CPR突變和遺傳多樣特征不同(Hartetal.,2008;Liangetal.,2017)。由于CPR的突變與人類藥物代謝及P450功能缺陷疾病密切相關,很多CPR突變已經成為分子標記,用于評判不同種族人群對藥物的代謝能力及P450還原酶缺陷癥的發病可能性(Hartetal.,2008)。

如上所述,抗藥性昆蟲CPR的表達量的變化及其CPR編碼區突變在多種昆蟲中報道,但是CRP影響昆蟲抗藥性的機制亟待闡明,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借鑒人和高等動物中相關的研究成果,深入闡述這一害蟲抗藥性新機制。

6 總結與展望

害蟲抗藥性機制非常復雜,常見的抗性類型有行為抗性、表皮穿透性降低、代謝抗性與靶標抗性等,但害蟲抗藥性機理遠未闡明,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抗藥性新機制不斷被發現。P450酶系介導的昆蟲代謝抗性是昆蟲抗藥性的最重要類型,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目前關于P450酶系在害蟲抗藥性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P450基因的表達調控機制和P450基因表達量的變化等方面。雖然CPR基因與害蟲抗藥性相關在多種昆蟲已經發現,但是其具體機制尚待深入闡明。深入研究CPR基因變異對P450介導的害蟲抗藥性的影響,不僅可以闡明P450酶系介導昆蟲抗藥性的新機制,而且對于建立基于CPR突變的抗性監測和抗性預警的分子標記以及害蟲抗藥性治理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