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擴散：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分析

徐冰娜　闞閱

摘要： 歐盟將自身視為國際社會的規范擴散者，致力于通過高等教育這種軟性的介入方式向其他行為體擴散歐盟的規范，增強歐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在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中，歐盟采取了規范說服、規范援引和話語塑造三種方式，促進規范在中亞的傳播和擴散，也推動中亞地區和國家按照“歐洲模式”進行教育變革和轉型。但其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也因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而引發爭議。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成功經驗及存在的本質問題也為我國深化同中亞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反思和啟示。

關鍵詞：歐盟；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范擴散

中圖分類號：G640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6-0095-08

中亞位于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樞紐，也是打造歐亞大陸腹地穩定帶的關鍵，其重要性和戰略意義日益凸顯。2023年5月，我國舉行了首屆中國-中亞峰會，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這標志著中國-中亞合作步入了新時代。相較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形式，教育發揮著基礎性和先導性的作用，更具感召力和同化力，能以溫和且隱而不顯的方式帶動行為體內部的各種要素向其他行為體進行多層次的擴散，其作用也更為深遠持久。因此，如何以教育助力中國-中亞合作、深化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建設，值得學界的關注和思考。在此方面，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域外啟示。歐盟以高等教育為切入點，實現制度理念、社會發展模式和相關規則標準在中亞的轉移和擴散，增強歐盟的話語權，構建起了強有力的國際規范塑造者形象。

一、規范擴散：一個理論分析的視角

“規范”（Norm）是21世紀以來國際關系領域，尤其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點議題。建構主義國際關系學者一致認為，規范是一個具有主體間性的概念，是行為共同體持有的對適當行為的集體預期[1]。進而言之，規范構建了行為體的社會認同，明確了行為體的身份標準，并對既定行為體的行為準則進行重塑，影響和規定行為體的行為[2]?，斏し夷崮獱柡蛣P瑟琳·斯金克提出了著名的“規范生命周期”（Norm Life Circle）理論，著重分析了規范的生成、擴散和內化。其中，規范擴散（Norm Diffusion）是“規范生命周期”理論的核心部分，也是目前建構主義國際規范研究中的重點議題。規范擴散是在國際體系中，外在于國家的規范影響和嵌入國家并產生構成性影響的過程[3]。規范擴散強調規范等非物質要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為學界探究行為體之間的互動、理解和闡釋行為體的對外政策和行為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建構主義學者高度肯定了歐盟、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國際體系中進行規范擴散的能力，并重點關注行為體規范擴散的動機、路徑方式和效果[4]。歐盟是國際社會的“規范擴散者”（Norm Diffusers）之一，致力于通過非強制性手段在國際事務中塑造和擴散規則，從而對國際規則制定和議程設置等施加影響，提高歐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5]（P1）。教育是歐盟介入中亞地區事務的方式之一，是歐盟擴散規范、影響中亞國家的重要手段。教育在推進歐盟規范擴散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能以軟性的方式帶動歐盟內部的各種要素向其他行為體進行多層次的擴散和滲透，例如將質量保障、資歷框架、資歷認證等規則標準以及價值觀向其他地區和國家進行擴散和映射[6]（P1）。因此，以規范擴散的視角來探究對外教育戰略具有較強的適切性。規范擴散者是對歐盟行為體身份角色的新定位，規范擴散也成為探究歐盟在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重要理論視角。

二、“歐洲模式”：歐盟在中亞的高等? 教育發展戰略及其主要目標

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后半葉。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之后，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宣布獨立，中亞開始作為獨立的地緣政治板塊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由此出現的“權力真空”也為各行為體擴散規范提供了契機。國際社會主要行為體如美國、俄羅斯等都試圖介入中亞事務，歐盟也積極推動中亞戰略，引導該地區按照“歐洲模式”實現現代化發展和改革[7]（P1）。高等教育是歐盟介入中亞地區事務的核心方式，是其擴散自身“歐洲模式”的重要手段。

歐盟將自身視為國際社會中的規范擴散者，這在歐盟對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目標中就可見一斑。歐盟的中亞戰略提出，“善治、法治、人權、民主、教育和培訓是歐盟向中亞分享經驗的關鍵領域。歐盟可以為中亞實現政治穩定和繁榮的地區一體化提供經驗”[8]（P2）。具體來講，在高等教育領域，歐盟提議借鑒歐洲高等教育區模式構建“中亞高等教育區”（Central Asian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Area），推動中亞各國高等教育體系現代化，加強各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兼容性，加強其質量保障和認證機制[9]（P13）。歐盟啟動“歐盟中亞教育倡議”（European Education Initiative for Central Asia），支持中亞五國教育體系的現代化，使其適應全球化世界的需要[8]（P10）?？梢哉f，歐盟對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直接目標是加強雙方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對話，推動中亞國家高等教育的轉型與現代化，最終目標是向中亞地區和國家映射歐盟的教育規范，促使中亞國家教育體系向歐洲模式轉型，實現拓展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空間的目的[10]。

其次，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不僅旨在實現教育領域規范輸出的目標，也旨在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溢出目標。2019年新的歐盟中亞戰略，意在同中亞國家建立更加牢固、現代與開放的伙伴關系，把中亞地區打造成一個可持續、更具彈性、繁榮和互聯互通的政治經濟空間，加強政治對話與公民社會建設，支持中亞國家經濟現代化[9]（P1-2）。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對于實現上述合作方向和目標有明顯的溢出作用。歐盟通過高等教育加強中亞青年群體同歐盟之間的聯系，影響和塑造中亞地區青年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通過對青年一代的培養影響中亞國家的發展進程，進而推動中亞國家按照“歐洲模式”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變革和轉型。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實質上是著眼于對中亞人才的投資，以及對中亞未來的投資[10]。因此，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并非是單純的教育以及人力資源發展角度上的考慮，還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層面的考慮。

三、塑造規范：歐盟對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行動路徑

歐盟力圖通過對外政策和行為向國際社會和其他行為體輸出自身規范。芬蘭坦佩雷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托馬斯·弗斯博格歸納了歐盟擴散規范的路徑，即規范說服（Norm Persuading）、援引規范（Norm Invoking）和話語塑造（Discourse Shaping）[11]。歐盟在對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中采取了上述三種行動路徑。

（一）規范說服：搭建歐亞教育對話平臺

歐盟的規范說服意味著通過建設性參與、制度化關系以及制度性對話等信息傳播機制，說服非歐盟行為體接受和采納歐盟規范，這也依賴于雙方的共同訴求以及歐盟過硬的專業知識和能力[11]。歐盟于2007年和2019年相繼推出中亞戰略合作文件，為深化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奠定了戰略基礎。在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中，歐盟積極構建同中亞的教育對話平臺，通過對話的方式說服中亞國家接受歐盟規范，促使中亞國家教育體系向歐洲模式轉型，積極拓展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空間。歐盟啟動“歐盟中亞教育倡議”，并于2012年正式啟動“中亞教育平臺”（Central Asia Education Platform），專門組織和協調同中亞國家之間的教育政策對話，這其中包括定期的地區和雙邊對話，以及有關部門的技術工作組對話[12]（P2）。中亞教育平臺著重推動歐盟與中亞國家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合作，更好地協調援助者資助的各類中亞教育項目[13]。

在中亞教育平臺框架下，歐盟成員國同中亞五國教育部長舉行了兩次部長級會議。在2015年首次教育部長會議上，歐盟成員國以及中亞國家教育部長高度肯定了雙方教育合作的重要性——“調整教育體系以滿足21世紀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個人的需求，這是歐盟和中亞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雙方強調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可持續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的必要條件，有助于相互理解、尊重和加強文化間對話，并為下一代做好準備”[14]（P1）。雙方也對教育領域的優先事項達成一致，重點聚焦高等教育領域，將資歷框架和標準制定、質量保障和認證、就業和勞動力市場需求視為雙方高等教育領域合作的優先事項。在推進上述優先事項過程中，雙方都強調要借鑒歐盟及其成員國已有的經驗。教育部長會議通過的《中亞教育平臺活動指示性路線圖（2015-2018年）》（Indicative Roadmap of Activities under the Central Asian Education Platform（2015-2018））擘畫了雙方未來幾年在資歷框架和標準制定、質量保障和認證、提高學生就業能力、支持師生流動、推進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等方面的發展藍圖。

在2017年的第二次教育部長會議上，歐盟成員國和中亞國家教育部長通過了《阿斯塔納宣言》（Astana Declaration），強調教育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建設能夠適應當前挑戰的彈性社會方面的重要性。該宣言還在第一次教育部長會議三個優先行動事項的基礎上增加了四個優先解決的行動事項，即教學方法創新、青年暴力激進主義、教育性別不平等問題以及教育系統和教育機構資助的有效性。此外，該宣言還明確表示，歐洲博洛尼亞進程為中亞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和改革提供了方向引領和經驗借鑒[15]（P2-7）。

除教育部長級會議外，中亞教育平臺支持歐盟和中亞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政策對話和同行學習。雙方圍繞國家資歷框架的建設、質量保障和認證、教育循證政策方法等議題，召開了地區層面和國家層面的會議。歐盟還表示，不僅要促進歐盟及其成員國同中亞國家當局的對話，還要促進歐盟及其成員國、中亞當局同商業組織和社會伙伴之間的對話，例如圍繞技能差距和勞動力市場現代化[9]（P14）。

（二）規范援引：推廣歐洲高等教育模式和標準

歐盟對中亞輸出規范的第二種手段是規范援引，這主要意味著通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和模仿（Emulation）等機制實現規范在非歐盟行為體的推廣和內化?！吧鐣笔腔诘貐^合作協定，以技術援助項目的形式促使對方采用“歐盟規范”（EU-type Norms）和實踐；“模仿”表示歐盟憑借自身成功和吸引力發揮國際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通過特定的話語和象征性的實踐得以增強，例如歐洲地區一體化模式[15]。實際上，歐盟的“坦普斯計劃（TEMPS）”、“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等系列項目就充當了社會化的載體和渠道，促使中亞國家采納歐盟規范和實踐，使歐洲標準原則得以在中亞推廣[16]。在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上，歐盟將戰略重點聚焦在自身更專業且經驗更豐富的高等教育領域上，引導中亞國家的高等教育向歐洲教育模式轉型[17]。博洛尼亞進程是歐洲高等教育領域開展的涉及范圍最廣的改革運動，也是歐洲教育模式、教育經驗和教育標準的高度凝練。2019年歐盟新的中亞戰略文件明確表示，歐盟將根據歐洲高等教育區的建設經驗，協助中亞地區發展高等教育區，利用“伊拉斯謨+”計劃幫助中亞國家推進教育改革[9]（P12）。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依托坦普斯計劃以及后續的“伊拉斯謨+”計劃支持中亞國家高等教育的現代化，促進中亞國家教育體系同歐盟高等教育體系的有機融合。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主要聚焦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課程改革方面，引入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分累積和轉移制度以及學士、碩士和博士三級學位制度，支持在廣泛的學科領域開發新課程，使教學方法符合博洛尼亞進程的原則[17]。歐盟支持中亞國家開設靈活、現代化的課程，使用現代化的教育和學習方式，如在“伊拉斯謨+”計劃的支持下，塔吉克斯坦國立大學設立關于歐洲研究的碩士項目，該項目引入了歐洲學分累積和轉換系統（ECTS）以及質量保障制度[18]（P8）。第二，高等教育治理方面，歐盟支持中亞國家對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制度進行全面改革，確保開設的學位課程及項目具有相關性并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要，在中亞國家和教育機構推廣坦普斯計劃開發的質量保障指南。在第四期“坦普斯計劃”項目中，歐盟啟動了“學習項目質量保障文件”（Document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of Study Programmes）的項目，基于歐洲高等教育機構內部質量保障標準和指南，協助中亞伙伴國家構建跨境質量保障文件系統。在該項目基礎上，歐盟還推動構建“中亞質量保障和認證網絡”（Central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以歐洲高等教育內部和外部質量保障為參照，創建中亞質量保障和認證網絡以及中亞認證方法和系統的信息登記網絡[19]（P18-19）。第三，高等教育和社會聯系方面，歐盟協助中亞國家加強大學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聯系。歐盟支持中亞教育部門的系統評估和改革，如鑒于吉爾吉斯斯坦存在教育和工作間聯系不足、勞動力市場數據缺失、預測勞動力供需能力低下等問題，歐盟在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多年指示性計劃（2014-2020年）”中，將近四成的預算以部門預算支持的方式提供給教育部門以深化教育改革，著重關注教育到就業的過渡，確保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教育體系更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20]（P6-9）。此外，考慮到中亞國家缺乏成熟的監測方法，無法系統地收集職業教育的數據從而為政策提供準確的基于證據的信息，歐盟鼓勵中亞國家參與到“都靈進程”（Torino Process）中，使“都靈進程”成為監測和支持中亞等伙伴國家之間的職業教育發展現狀的既定工具，也提高中亞國家進行政策分析、決策和使用證據的能力[21]（P14）。哈薩克斯坦專門對標“都靈進程”開發了一個國家教育數據庫，并使用“都靈進程”報告作為評估國家勞動力市場供需情況、教育和勞動力市場需求契合度的工具[22]（P12）。

（三）話語塑造：深化人文交流與能力建設

歐盟對中亞輸出規范的第三種方式是話語塑造，這是不同于規范說服的機制。規范說服是直接在行為體之間發生的，而話語塑造意味著間接地施加影響力，推動非歐盟行為體對歐盟規范原則等話語的認同和學習[11]。在歐盟的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中，話語塑造主要表現為歐盟通過人文交流和能力建設，推動中亞主動認同、學習和推廣歐盟的價值觀、經驗和模式，使其成為歐盟聲音和歐洲模式的踐行者和傳播者。

歐盟通過“坦普斯計劃”“伊拉斯謨+計劃”等高等教育項目，使中亞國家參與到人文交流和能力建設中。以“伊拉斯謨+計劃”為例，中亞國家參與人員流動項目、聯合碩士學位項目、讓·莫內項目（Jean Monnet）、高等教育能力建設項目以及青年能力建設等系列活動。2015～2019年間，歐盟設立了1 100多個合作項目，為7 395名學生、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提供流動資助，幫助學習者獲取所需技能支持職業發展，深化了歐亞人員對彼此文化的了解。聯合碩士學位項目方面，2014～2019年間，中亞五國約有20所教育機構參加伊拉斯謨世界聯合碩士學位，343人獲得了獎學金，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亞五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質量和國際化水平[23]（P2）?！白尅つ獌软椖俊敝荚诎l展全球范圍內的歐盟研究，支持高等教育機構積極開展歐洲一體化領域的研究，提高學者、學生和公眾對歐盟的理解和認知。2014至2019年間，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共申請了11個“讓·莫內項目”，其中運行較為成功的是“歐洲外交讓·莫內教席”項目（European Diplomacy Jean Monnet Chair）[23]（P3）。

歐盟還圍繞高等教育機構以及青年兩個群體開展能力建設活動，著力提升中亞高等教育的質量，也促使中亞利益相關者認同和學習歐盟的價值觀、經驗和標準。高等教育能力建設項目支持伙伴國家教育系統的現代化，加強高等教育機構和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環境之間的關系，使其能夠妥善應對內外部各種挑戰，如教育質量保障和認證、適應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的需求、機會平等、機構治理和機構的國際化等，高等教育能力建設項目將對中亞教育機構和教育系統產生長期的結構性影響[18]（P5）。在工業4.0背景下，“伊拉斯謨+”計劃在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啟動“以新技術助推中亞高等教育現代化”項目，推動教育系統的變革以便更好地適應數字化時代的訴求。該項目吸引不同的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有助于將合作伙伴高等教育機構轉變為創新型大學[23]（P3）。歐盟意識到青年是中亞的未來，是歐亞合作的重要參與者。為此，歐盟推出系列青年能力建設的項目，影響和塑造中亞地區青年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使其具備民主、善治、法制等理念，進而推動中亞國家按照歐洲模式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變革和轉型。例如在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啟動的“民主治理取決于青年”（Democratic Governance Depends on Youth）項目，力求提升青年參與民主決策的意識和能力。

四、規范效果：歐盟對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實踐審思

歐盟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對中亞產生了怎樣的效果，又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探討。

（一）歐盟在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進展成效

歐盟規范擴散效果的判定方式為評估歐盟的行為是否引起非歐盟行為體制度、政策或實踐的變化及其變化程度[5]（P7）。從規范擴散的視角來看，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無疑加速了歐盟規范的外溢和移植，實現了歐盟以自身模式為范本推進中亞地區教育一體化進程以及國家教育現代化轉型的目標。

首先，從地區層面來看，歐盟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加速了中亞地區教育一體化進程。歐盟通過搭建“歐亞教育對話平臺”等軟性的方式將歐洲高等教育模式和標準移植到中亞，引發了中亞地區層面教育政策和實踐的變革。中亞地區也通過社會化和效仿的方式主動接受和內化歐盟規范，在歐洲教育一體化模式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自身教育一體化進程。2021年6月，中亞五國教育部長簽署了《關于建立中亞高等教育區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Higher Educational Area），正式提出將參照歐洲博洛尼亞進程和歐洲高等教育區建立統一的中亞高等教育區，并通過制定具有可比性的國家資歷框架、參照歐洲學分累積和轉換系統設立具有可比性的學分系統、參與聯合研究項目等方式加強各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兼容性和可比性，支持學生、教職員工和學術人員的地區流動，提高中亞地區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24]（P1-3）。

其次，從國家層面來看，歐盟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促進了中亞國家教育體系的現代化發展和轉型變革，對其教育體系產生長期的結構性影響。歐洲教育模式已成為中亞國家教育改革的范本，在歐盟的推動下，中亞國家逐漸將學位制度、質量保障、學分互認等規范內化進自身的教育體系中并持續使用。哈薩克斯坦于2010年正式加入博洛尼亞進程后，按照博洛尼亞進程的要求改革高等教育，推進學士、碩士和博士三級學位制度，采用歐洲學分累積和轉換系統，建立了國家認證機構登記處（National Register of Accreditation Agencies of Kazakhstan）。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過去十余年中也對照博洛尼亞進程對其高等教育體系進行了改革。吉爾吉斯斯坦于2011年頒布了一項關于引入學士和碩士兩級學位制度的法令，在課程中采用歐洲學分累積和轉換系統；塔吉克斯坦政府已在兩所大學啟動試點項目，引入歐洲學分轉換系統，計劃至2020年推廣至所有高校[25]。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仍保持前蘇聯式教育體系，但也正以歐洲高等教育區為藍本，在中亞高等教育區框架下調整其高等教育體系[26]。除了上述有形的變化外，中亞各國還產生了其他無形的變化，如融入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加強大學同社會互動的觀念和終身學習理念、引入混合遠程和電子學習的概念以及現代化課程、強化與歐洲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和人員流動等[18]（P8）。

（二）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批判反思

歐盟對中亞地區的教育一體化進程以及國家教育現代化發展都產生了深遠且持久的影響。但從其戰略意圖、戰略內涵和推進過程來看，歐盟在中亞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帶有新殖民主義行為色彩，也因此受到了諸多質疑和詬病[27]。

首先，從戰略意圖來看，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服務于歐盟的整體利益和政治意圖。如前所述，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直接目標是推動中亞國家高等教育的轉型與現代化。但其本質意圖是促使中亞國家教育體系向歐洲教育模式轉型，也旨在以高等教育為切入點影響和滲透青年一代，從而影響中亞國家的發展進程，推動中亞國家按照歐洲模式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變革。這種滲透式規范擴散表面上看似是合作，是促進中亞高等教育的轉型發展，實則反映了歐盟中亞戰略的調整。歐盟將教育與歐盟整體利益和戰略發展緊密綁定，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實質上是維持和鞏固歐盟在中亞影響力的柔性工具和抓手。

其次，從戰略內涵來看，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以傳播和擴散歐盟的規范規則為內核，而非是以響應中亞地區和國家戰略發展需求為重點。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建立在歐洲社會模式與價值體系基礎之上。歐盟把自身的規范標準和普世規范畫上了等號[28]，將自身塑造為中亞高等教育發展的范本和標桿，通過教育對話、技術援助等名義將社會發展模式、標準規則等規范要素向中亞進行滲透和移植。

再者，從推進流程來看，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通過形式平等而實質不平等的流程，建立起隱形的“支配-依附”關系。規范與權力密切相關，只有主要的國際行為者才有權力塑造或決定什么是‘規范’”，才有能力向其他行為體傳播和擴散自身特定的規范[5]（P2）。盡管歐盟對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是廣泛協商過程的結果，理論上是基于“歐亞雙方關于價值觀、共同利益和共同戰略目標的共識”[9]（P3）。但在戰略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歐亞雙方處于不對稱、不平等的關系：歐盟處于主導地位，較為強勢，中亞依賴歐盟的教育規范、實踐經驗以及資金技術支持。因此，不論是從議程設置還是項目運行管理，整體呈現出由歐盟牽頭推進、中亞國家參與的“支配-依附”關系。歐盟將其偏好的模式強加給中亞地區和國家，沒有充分尊重中亞地區和國家的自主發展和所有權，而中亞國家更多的是被動的參與和接受，話語權不高[29]。這種新殖民主義行為的本質是強勢行為體運用戰略對話、技術援助、人文交流等形式上平等合作的方式，構建起實質上不平等的關系，繼續維持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支配和影響[30]。

五、反思規范：歐盟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的若干啟示

歐盟采用規范說服、規范援引和話語塑造等軟性的方式手段推進在中亞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行動，對中亞地區教育一體化進程以及國家教育現代化轉型發展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歐盟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的范式也備受爭議和詬病[31]。其成功的經驗及存在的質疑為我國擴大在中亞國家的影響力提供了若干反思和啟示。在新時代中國-中亞合作機遇下，我國應通過以下舉措積極推進雙方的教育交流與合作，以教育助力中國-中亞合作。

第一，強化中國和中亞在教育戰略上的銜接，促進雙方在教育領域的深度合作。不同于歐盟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將其模式強加給中亞的范式，我國同中亞應以互利共贏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秉持合作共生共榮的價值共識，制定教育合作戰略和規劃。我國與中亞五國的教育交流合作應在區域戰略、國家戰略對接的基礎上，充分考慮雙方發展訴求，加快制定出具體的教育對接策略與中長期合作計劃?！吨袊?中亞峰會西安宣言》明確了油氣、農業、計算機、醫藥、數字貿易等雙方未來合作的重點領域，可以預見雙方有望在上述領域圍繞人才培養、師資培訓、專業課程設置、教育標準開發、實驗室共建、科研項目等開展深度的合作，提升人才培養層次、專業、規模、質量與雙方經貿產能合作的匹配度。此外，我國對中亞五國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合作策略，應結合各國發展水平采取差異化政策。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已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高，我國應以各取所需、各揚所長的態勢推進具有特色和優勢的高等教育“走出去”和“請進來”。而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尚且處于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規模相對較小、發展水平略低，我國應以高等教育“走出去”為主，支持這些國家的人才培育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

第二，打造常態化長效化的教育對話機制，深化中國和中亞在教育領域的多維互動。中國-中亞峰會是我國同中亞國家在南南合作范疇內的集體對話機制。在今年首屆中國-中亞峰會上，中國和中亞國家也達成了系列合作共識，承諾將在重點優先合作領域成立部長級會晤機制。為增強雙方在教育領域的互聯互通，雙方應在峰會的基礎上建立教育、科技等分論壇，增加對教育、科技及相關議題的交流和討論，并推動設立常態化的教育部長級會晤機制以及高校、青年等利益相關者的教育對話機制，為深化雙方教育政策互通和交流合作提供多層次、組織化、制度化的對話平臺和保障。此外，我國在農村教育、教育減貧等方面已形成了國際認可的經驗和成果，可以結合中亞國家的發展需求，依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合組織等多邊國際平臺，聯合舉辦農村教育、教育減貧等議題的研修班和工作坊，構建專家交流網絡和知識共享網絡，為中亞國家提供政策咨詢和技術支持，把我國教育經驗作為解決世界教育問題的有效方案向中亞國家進行推廣和分享，以中國教育經驗和教育智慧助力中亞教育發展。

第三，拓展多形式的教育交流合作活動，加快打造中國特色教育品牌。我國應拓展多形式的教育交流合作活動，如合作辦學、聯合培養、人員流動、科研合作、學分互認、教育資源共享等，打造全方位、寬領域、多形式的教育交流合作格局。中亞國家每年約有30余萬人出國留學，其中赴華留學人數約3萬，僅占其出國留學總數的十分之一[32]。中亞來華留學規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正如《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所建議的，我國可以向中亞國家增加政府獎學金名額，組織相關領域專業人才赴華參訓、進修和交流，進一步提升中亞來華留學生的規模、層次和質量。另外，可借鑒“讓·莫內項目”開設類似的教育交流旗艦項目，開展創新的學術和思想交流活動，支持全球范圍的高等教育機構開展中國研究，提高外國學者、學生和公眾對我國的了解和認識。此外，我國應加快啟動有競爭優勢且帶有中國品牌效應的特色項目活動。如深化已有的魯班工坊、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育培訓計劃”和“減貧惠農計劃”等計劃，依托“中國-哈薩克斯坦傳統醫學中心”“中國-中亞農業合作中心”“中國—中亞綜合農業科技示范園區”等機構，推動我國專業教學標準、課程教學模式、人才培養標準、技術標準等在中亞地區和國家的傳播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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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7-25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我國在開放科學領域有效參與全球治理研究”（22JZD043）。

作者簡介：徐冰娜（1995-），女，浙江溫州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特任副研究員、博士后研究員；廈門，361005。闞閱（通信作者），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310058。

Norm Diffussion： Analysis of the EU’s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XU Bing-na? KAN Yue

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 （EU） regards itself as a norm diffus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committed to diffusing EU rules and values to other actors through soft methods such as higher education， which can enhance the EU'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influence. In the EU's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the EU has mainly adopted three main methods： persuading， invoking norms， shaping the discourse， to focus on the export of norms， and to promot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o carry out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s following the European model. However， EU’s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has also been controversial due to their neocolonial overtones.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ssential issues of the EU's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also provide reflection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deepe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Central Asia;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norm diffusion

（責任編輯? 陳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