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西方中心論”破解與“三大體系”構建初探

文/李興

公元1500年被視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新航路的開辟和地理大發現，使地球從地理上第一次被打通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即全球史出現了。公元1500年以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或全球史，也不存在全球意義上的東西方國際體系。而1500年以后全球性國際體系的歷史來源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中心的。在新時代，我們要運用多學科、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方法，重塑世界歷史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

破解“西方中心論”：關于東西方力量對比的歷史剖析

歷史科學領域的“西方中心論”，就是18世紀最先產生于歐洲、19世紀以來影響到國際學術界的一種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認為西方從來、天然就是先進、文明、自由的，西方是世界歷史特別是世界近現代史發展的動力、核心、主角和主流。而東方是天然落后、野蠻、停滯和專制的，只是世界近現代史和國際關系史的配角、邊緣，是西方的附庸和追隨者，體現在歷史時間上似乎也是永恒的?！拔鞣街行恼摗庇址Q之為“歐洲中心論”或“歐美中心論”，具體表現為人種學意義上的“種族優越論”、價值觀念意義上的“制度優越論”、話語體系意義上的“文明優越論”，后來逐漸發生演變，不再單純是一種學術觀點和研究視角，而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影響越來越大?！拔鞣街行恼摗庇绊懙秸軐W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甚至超出了學術界。

20世紀初期，“歐洲中心論”在西方史學中的統治地位開始受到質疑。有的學者開始以新的眼光對待歐洲歷史以外的歷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有的學者在區域國別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人類和世界歷史進行綜合考察。如德國史學家奧·施本格勒（1880—1936）和英國史學家A.J.湯因比（1889—1975）把世界歷史看作是多種文明生長和衰滅的歷史，而非單一文明發生和擴散的歷史。20世紀40年代，英國史學家G.巴拉克勒夫（1908—1984）表現了必須放棄“西歐中心論”的傾向。他提出:“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如同歐洲的歷史一樣，都是至關重要的?！泵绹鴮W者L.S.斯塔夫里阿諾斯（1913—2004）試圖打破分國、分地區的編排方法，更多地關注不同時代世界各地區的共同形勢及各文明之間的相互關系。還有的學者關注東方的歷史貢獻，代表性學者有美國學者彭慕蘭、德國學者弗蘭克、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法國學者布多代爾等等。

我國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從不同的視角也質疑“西方中心論”。雷海宗、周谷城、吳于廑等老一輩著名歷史學者已開始關注世界歷史的整體性。一些中青年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用不同的方法對“西方中心主義”展開質疑和批判，并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不過，總體來說，國內外學者主要是從文明的多樣性，東西方文明的互動，經濟、貿易與綜合實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視角，來破解“西方中心論”，而從東西方總體力量對比，即東西格局演變這個宏觀歷史線索來評判“西方中心論”的學術成果還比較少見。

破解“西方中心論”，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學術主題和歷史敘事。從東西方力量對比的歷史演變的視角來談，或許是一個具有歷史直觀性、可操作性強的方法。這個對比的“力量”，是指東西方的綜合實力，包括經濟、軍事、政治、社會治理和文明程度等等。自中世紀以來，特別是全球史階段開啟以來，東西方力量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化說明“西方中心論”是缺乏歷史支撐的。

東西方力量對比發展變化的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500年—1500年）：東強西弱，東富西窮，東穩西亂，東進西滯，東學西傳。從社會發展指數來看，中世紀時期西方與東方差距明顯，西方遠遠落后于東方，這是一個國內外學界基本公認的歷史事實。西歐剛進入封建社會時，中國已經經歷了封建社會一千多年，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長期維持、興盛。從存量來看，東方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外交方面都全面領先于西歐。

第二階段（1500年—19世紀初）：西升東降，同時東強西弱，東富西追。此時東方在存量上依然領先于西方。不過，從經濟技術和軍事發展水平、社會的進步、人員的流動等綜合情況來看，尤其是冒險和開拓精神方面來看，這是一個西升東降的歷史過程。

第三階段（19世紀初—1945年）：西強東弱，西富東窮，西擴東衰，西學東漸，以西塑東，東西格局發生逆轉。西方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由尊崇變成了蔑視，認為“歐洲歷史是一種進步的線性發展史，而東方卻是退步與停滯的歷史循環”，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歷史發展的“歐洲中心論”，后來又演變成“西方中心論”。

第四階段（從20世紀中期至今）：西強東弱，東升西降，東西相持，多極平衡。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也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西方國家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雖然總體力量對比還是西強東弱，但東西方力量對比正處于發生劇變前的相持階段。所謂西強東弱，反映的是靜態，是存量，是過去質變的結果；所謂東升西降，反映的是動態，是增量，是量變的過程。兩者看似矛盾，反映的卻是真實和復雜的歷史和現實。

世界歷史學“東方性”建構與“三大體系”建設

為破解“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史學科體系亟須“東方性”建構。而“東方性”建構與世界歷史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這“三大體系”建設緊密相關。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要重視破解“西方中心論”的困難和問題

多年來，“西方中心論”根深蒂固，在學術思想和學術環境方面影響廣泛。新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理論勇氣，進行學術上的“自我革命”，開創出一片新的學術和理論天地。

（二）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做好世界歷史學科建設基礎性工作

這些基礎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構建學術“三論”（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定標學術“三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新），聚焦文明“三交”（交往、交流、交融），歷史“三間”（時間、空間、人間），現實“四化”（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六個“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東方與西方相結合、中國與世界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科學性與政治性相結合），從而實現構建“三大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目標。

（三）要持續地推進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工作

我們要吸收并整合近現代以來中外批判“西方中心論”的一切有用的理論和思想，循序漸進，久久為功。不過，我們要否定、破解、批判的是作為普遍模式、意識形態和話語霸權體系的“西方中心論”，不是作為學術流派的歐洲視角、歐洲觀點，也不是不承認歐洲和西方在特定時期的優勢地位和中心作用。解構“西方中心論”并不意味著不要研究西方國家、西方文明和西方問題。

（四）重點挖掘世界歷史學科“三大體系”建構中的中國元素和中國內涵

中國與世界聯系緊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重要而特殊。世界歷史學“三大體系”需要中國內涵和中國特色，其建構的過程離不開中國因素、中國角色、中國地位、中國理解和中國認知。

（五）深入探究世界歷史學科體系建構中的東方因素

世界歷史學科建設的“東方性”，是相對于世界歷史學科體系中的“西方性”而言的，其主要觀點是反對“西方中心論”“歐美中心論”，主張在世界歷史學科體系中應當全面、客觀，東西平衡，兩者兼顧。構建“東方性”，既是破解“西方中心論”的重要路徑，也是“三大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六）理清建構世界歷史學科“三大體系”的思路

“三大體系”即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三者緊密相聯，相互支撐。學術體系是核心，學科體系是學術體系在學科方面的具體體現，而話語體系又是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具體言說方式，承擔著對外宣傳和擴大影響的重要作用。

1.構建世界歷史學術體系

時間維度要整體：分宏觀（長時段）、中觀（中時段）、微觀（短時段）。內容維度要全面：真實＋嚴謹＋深刻＋創新，在原來偏重西方內容的基礎上，要增加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元素、中國內涵、中國特色，不能以偏概全。體系維度要平衡：倡導東西平衡，不能區別對待，重西輕東。觀點維度要兼顧：樹立東西并重的觀念，不能厚此薄彼。指導思想維度要包容，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全球治理與新型國際關系，人道主義與公正道德評判，等等。堅決避免西方學術“觀點殖民”，要提高中國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和國際貢獻的評價。

2.構建世界歷史學科體系

本體論（去西方中心論、加全球整體與東西平衡論）＋價值論（去西方化、加中國元素）＋方法論（去西方化、加中國元素）→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世界歷史＋中國歷史→世界中國史（從世界看中國）＋中國世界史（從中國看世界）→中華民族（文明）共同體史＋其他民族（文明）共同體史→人類命運共同體史；世界歷史（歷史學）＋國際關系（政治學）→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史（人文科學）＋歷史政治學（社會科學）→新的交叉學科；交叉學科＋區域國別學（新增一級學科）＋國家安全學（新增一級學科）＋國際事務（新增一級學科）→涉外新文科。要建立世界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史自主的知識體系，在交叉學科的基礎上發展新文科，堅決反對西方學科體系的“思想殖民”。

3.構建世界歷史話語體系

在教學層面，話語體系要貫穿于教學全過程，培養具有世界歷史學科“三大體系”理念的國內外青年學子，同時還要構建世界歷史學科自主的教學體系和評價體系，努力回答人民之問、中國之路。在科研層面，科研活動要“入行”，學術觀點要“入文”，思想傾向要“入心”。寓普及于高雅，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科研促進和提高教學水平，努力回應歷史之問、中國之答。在宣傳層面，搞好中華優秀文化宣傳、國際人文交流合作，講好“中國故事”和世界歷史敘事，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宣揚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學術發言要“循循善誘”，話語宣傳要“發自肺腑”，弘揚推廣要“理直氣壯”，努力回答世界之問、中國之理。在交流層面，要推動話語體系的國際化，重點是團結東方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有西方國家中一些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嚴肅學者。話語體系建構要努力回答時代之問、中國之治，以堅決剔除西方的“話語殖民”。

（七）努力開拓學術研究的“三新”

1.新選題。歷史研究選題要關照現實發展，做到“六結合”：個人選題興趣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結合；世界歷史選題與國際關系相結合；國際關系史選題與歷史政治學相結合；結合宏觀、整體、長時段世界大歷史視角；結合國際關系體系的演變和特點；結合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2.新方法。運用多學科、跨學科、交叉學科的方法。綜合世界歷史、國際關系、外交學、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區域國別研究，是為不同學科的交叉；采用歷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等相結合的方法，是為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將西方對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敘事，與東方對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的敘事反復參照、比較、鑒別，是為不同研究視角的交叉。

3.新觀點。觀點要做到客觀科學，全面兼顧，平衡包容；既要從中國看世界，也要從世界看中國。

（八）深刻考察千年大變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交匯的學術影響

千年大變局，反映的是世界歷史和東西力量格局之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反映的是現實力量和國別力量格局之變?！拔鞣街行恼摗币馕吨鴼v史宿命論、歷史僵化論和歷史終結論。我們要批判這種不科學的學術原教旨主義和催眠式的“意識形態”。歷史巨變要求我們進一步加強加深研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長期注定論”與“短期偶然論”、歷史是單線發展還是多線發展等理論問題。文明的多樣性要求構建本土的理論框架、自主的知識體系、創新的學科體系。

余論

“西方中心論”將西方視為先進和文明的代名詞，將東方視為落后與野蠻的代名詞，并企圖保持永恒不變，這是非歷史的，非科學的。在世界歷史中只有變是唯一的不變。近現代的“西方中心論”，是重塑的歷史神話，重構的歷史演繹，重鑄的歷史過程。同時要注意的是，我們也反對刻意制造所謂的“中國中心論”或“東方中心論”。我們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中國特色”、嵌入“中國元素”、注入“中國內涵”、并入“中國因素”。這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以非理性的激情來取代世界歷史科學。

重構世界歷史學科體系，我們既不是要推倒重來，也不是要另起爐灶，更不是所謂要政治“站隊”。應堅持“兩點論”和“平衡論”，變“歐洲中心論”為“歐亞平衡論”，變“西方中心論”為“東西平衡論”，變“歐美中心論”為“世界整體論”，變片面的“區域微觀論”為綜合的“全球宏觀論”，從而構建既科學又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歷史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服務于國家發展大戰略和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推動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新文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