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性的質詢與現代化的中國式探索

李志　黃曼

〔摘要〕憑借現代化發端于西方社會這一歷史事實，現代性理論長久把持著現代化的解釋權，將現代性等同于西方現代性，但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實踐逐漸打破了這一格局。中國式現代化以一種朝向共產主義的實踐形態對西方現代性提出質詢，從超越資本主義發展框架的視角重新審視傳統與現代、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未來走向等問題，以期將人類社會從現代與傳統的決裂、國家與社會的分立、人的發展的抑制以及歷史終結的泥沼中拯救出來。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中國式現代化促成了有關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整體反思，首次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確立現代化發展的途徑與方向，開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新探索。

〔關鍵詞〕西方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23）06-0005-07

“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是一系列相關但不盡相同的概念。盡管學界對這些概念的界定不盡相同，“現代性”的內涵更是充滿了分歧〔1〕，但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大體上作如下判斷：“現代”與傳統相對，“現代化”指代一個從傳統向現代的躍遷過程，“現代性”表征與傳統相區別甚至相斷裂的新型文明的樣式和特質。當然，“現代性”并非僅以傳統作為參照系，因為我們從未將人類歷史中任何一種相對于傳統而言的新型社會稱為“現代社會”，也不會將其特質稱為“現代性”。根據唯物史觀采取從高級階段的歷史反觀低級階段的歷史的研究方法，現代化意味著某一民族國家從農業文明進入一個在科學技術的加持下高速發展的現代文明，意味著其文明形態在諸多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化。由此，“現代性”所表征的并非任何一種新型文明的樣式和特質，而是表征現代化這一特殊歷史進程之結果的社會形態與文明的特質。

長期以來，由于現代化的歷史原型出現在西方，所以相應地，有關現代性的哲學討論幾乎等同于有關西方現代性的哲學討論。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宗教改革、啟蒙理性等在西方現代轉型中有著重要意義的因素，被視為切中現代性問題的必要思想資源〔2〕3-12。在東方社會尤其是現代中國崛起之前，這些討論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中國式現代化已成為無可辯駁的事實的情況下，原有論斷的合法性就必然受到質疑。如果每個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及其所實現的文明形態是千差萬別的，那么，作為普遍的“西方現代性”在什么意義上是成立的？或更進一步，以“西方現代性”等同于“現代性”的做法能否成立？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而“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3〕26，并且唯有人類社會在發展出多種特殊的生產形式之后，作為抽象的“生產一般”才是可能的。以此類推，現代化總是發生在特定社會的一種歷史進程，唯有現代化發生于多個民族和國家并促成了多元化的現代文明樣式，作為一般的“現代性”才是可能的。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與發生在西方各國的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所成就的現代性或新型文明形態與西方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而是特殊與特殊的比較與對話。因而，西方現代化不可能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成就現代化道路的標尺，西方現代性既不能標識現代化文明的唯一形態，也不能標識其最高形態。毋寧說，中國與西方圍繞著現代化、現代性所展開的對話，致力于在實踐上成就更有利于人類文明賡續與繁榮的現代化與現代性。正是基于這一考慮，本文將從傳統與現代、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個人與自身、現代化的歷史走向等幾個方面進行對話與反思。

一、傳統與現代：決裂還是揚棄

如何看待現代與傳統的關系，對于理解和探索現代化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規定著現代化的一般內容和總體方向。

長久以來，“傳統”與“現代”是作為兩個相對立的概念出現的，這實際上是受西方現代性的解釋方式所影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有關“現代”的集中討論源于西方世界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大規模出現及其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巨變，這些討論相應地形成了關涉幾乎西方人現代生存狀態的全部討論，并構成了西方現代性的話語體系。西方現代性在與中世紀政治、經濟、文化和觀念的全面決裂中得以萌芽，并對整個現代生活進行一種全新的描述和反思，進而顯現自己的獨特性。一般而言，在與中世紀的全面決裂中，西方人的生存視域從神圣世界轉向世俗世界，這一點正如有學者提出的，“沒有這種世俗原則的確立，就不可能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主體性，就沒有現代”〔4〕。而西方現代性的基本精神，如主體性、理性等，正是通過這種決裂而完整地表現出來。綜上，在西方現代性的話語體系中，“現代”首先標志著“與傳統相決裂”，現代概念也正是在與傳統的決裂中構建出自身的獨特內涵，即現代意味著對傳統的全面拒絕。例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將“斷裂”看作是現代性的普遍特性〔5〕4-6。

不可否認的是，上述關于現代與傳統的解釋模式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突出體現為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一開始也呈現為對傳統的拒斥。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現代化起步于晚清的政治失敗和社會解體，在西方現代化的劇烈沖擊下，清末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懷疑。從晚清自救運動中器物上、體制上的反傳統，到“五四”和新文化運動批孔反孔，乃至后來思想文化界提出的“西化”“體用問題”和“西學東漸”，對傳統的反思從中國的政治經濟領域蔓延到文化直至社會全部領域，形成了一股綿延不斷的對“傳統—現代”關系的重思。從一定程度上說，現代當然包含著對傳統的否定，西方現代化成果的傳入充當了一種有效的媒介，加速和合理化了當時已然出現的對傳統的拒斥。正如馬克思在研究中國革命時指出的，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是長期停滯的，“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6〕609。也就是說，中國如果不從數千年的傳統中脫離出來，就無法真正進入全新的現代階段，也無法享受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于是，在西方現代化向東方社會的蔓延以及西方現代性理論浪潮的不斷席卷下，“反傳統”成為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無法繞開的階段。

但是，伴隨著中國現代化實踐的開展，現代與傳統的之間關系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方面。由于反傳統不能繼續賦予現代以更加豐富深遠的內容，由于現代不能僅僅再從與傳統的決裂中獲得更多的規范意義，所以，中國學者不再單一地強調現代對傳統的決裂。追溯到被廣泛認定為中國現代化起點的“五四”時期，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出：“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薄?〕699由此可見，即使在中國現代化的開端這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已經注意到，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不能簡單地概括為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因為二者之間體現出一種發展的選擇性、漸進性和連續性。歷史學家羅榮渠也提出了相似的反詰，認為現代與傳統的互斥關系具有虛假性，任何現代社會都不可能是純粹的現代社會，而是現代性與傳統性兼而有之的社會〔8〕40?；趯鹘y與現代的斷裂與聯系雙重關系的正視，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開啟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重大社會課題。不斷重構傳統與現代之間豐富的關系，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正是由于具體而獨特的社會-歷史現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特定的轉折點上同時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9〕。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表現為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之義〔10〕。這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就超越了“現代是與傳統的決裂”這一固有的看法，而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即“現代是對傳統的揚棄”。

總之，就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而言，西方現代化在其特有的歷史背景下賦予現代性以“決裂”的意義，強調現代是對中世紀傳統的決裂，而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歷史的背景中賦予現代性以“揚棄”的意義，強調現代是對傳統的繼承性超越。此外，西方作為現代化的歷史發源地只須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而作為后發-外源型的中國現代化則需要處理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的多重關系，需要在外來文明對本土文明的破壞中構建一種新型的傳統—現代關系。唯有如此，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夠在不斷向前推進的歷史洪流中始終保持自身的民族本色。

二、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分立還是共贏

經典的現代化理論和研究現代性問題的重要學者，大都強調民族國家與現代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厄內斯特·蓋爾納認為：“向工業主義過渡的時期必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期”〔11〕44，并提出現代性在各個層面的展開與民族主義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在他看來，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之所以產生了深刻的內在關聯，是因為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出現了雙向互動。工業主義突破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建構出一個不斷進步、永恒增長的開放社會：一方面，這個不斷增長、永恒進步的開放社會需要一個普及的、基礎性的龐大教育機器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并培植相適應的文化環境，另一方面，也只有國家才能承受如此龐大的組織、承擔起如此重要和關鍵的職能〔11〕40-41。事實上，將帝國和民族國家作為前現代與現代之間分割的重要標志這一觀點已被廣泛接納，根據這一觀點，民族國家作為一種中央集權政體是現代化的政治形態，區別于封建時代的分權政治。例如，有學者通過歐洲現代化啟動與中國現代化啟動的對比，指出中國晚清的現代化啟動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中央集權的國家能力持續衰落，形成了中央空虛、地方坐大、軍閥混戰、政府解體的“類封建化”政治結構。這種“類封建化”不僅與現代國家政權形式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而且從具體的社會功能來說，也無法承擔起籌劃、安排、推進現代化的任務〔12〕。

從歷史發展來看，人類現代化發端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并帶來現代化的全球化歷程與西化相互糾纏。換言之，世界各國要實現現代化轉型，就不可能完全回避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現代化模式，而被動接受帶有明顯西方資本主義特征的現代化模式，又可能變成失去民族獨立性的西方現代化的翻版。貫穿現代中國歷史的兩大基本主題，即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交互交織正是這種歷史難題的準確表達。經過一百多年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的實踐探索，中國逐漸走出了一條有別于西方化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在不斷回應民族化與現代化這一對歷史難題的過程中，開辟出一種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供借鑒的“中國模式”〔13〕。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模式”所依托的是民族的獨立與堅強的政治主體，若缺少了這一條件，中國現代化迄今為止取得的偉大成果是無法設想的。相應地，依附理論所描繪的拉美國家的長期混亂與畸形發展恰恰成為“中國模式”的鮮明比照?？傊?，中國以及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化經驗充分表明，民族獨立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先決條件，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承擔主體，代表著政治力量的主權國家則是現代化成功進行的關鍵力量。

正如馬克思早已揭示的，西方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梢哉f，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問題一直困擾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治理，前者建立在私有制和個人主義之上，后者被視作普遍利益的代表和公共權力的實際運行形式。馬克思戳破了黑格爾關于政治國家的神話，指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根本對立，正所謂“完成了的政治國家，按其本質來說，是人的同自己物質生活相對立的類生活”〔18〕30。?？略趯π伦杂芍髁x的批判中也反復提及，近代歐洲治理經驗表明，國家角色與個人主體始終處于一個不舒適的對抗關系之中：一方面，現代治理批判了傳統治理中君主與臣民之間的個人關系，個人得以從權力的直接控制中獨立出來 〔14〕59-60；另一方面，獨立出來的個人最終陷入徹底市場化治理的泥沼，淪為在市場中系統地回應環境變量之變化的經濟人，實質上淪為了市場系統的一種應變因素 〔14〕351-354。就本文的主題而言，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西方現代化，必然導致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對立的顯露與惡化；反過來說，這些矛盾與對立又會扼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歐美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就是其結構性局限的歷史表征。

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代化所帶來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關系具有普遍性。當代知識界對現代性所作的反思，就包含這方面的理論內容。從社會歷史實踐的角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在面對這一矛盾時的解決方案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中國式現代化立足于“人類社會”而非“市民社會”來構建一種新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合理處理增強國家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張力，避免了西方現代化擴大一方的同時以犧牲另一方作為代價的二元論做法，有效地克服了市民社會作為原子式個人的集合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離心力”。從新中國成立到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在持續的改革中，不斷形成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共同體與個體關系的新平衡，政治與經濟、民族獨立與國家繁榮的共贏思維取代了對抗思維。中國現代化所成就的這種新型關系，既減除了前現代專制統治中的君權與民權的對抗，也為解決經濟理性與超經濟力量之間的對抗提供了可行方案。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利的必然對抗，在共同體所開辟的發展空間之內開拓個體權利的現實邊界，為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現實統一提供了更高的可能性。

綜上，中國式現代化重塑了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方式，結構性地回應了西方社會長期糾結的公共權力在國家治理中進退兩難的問題，通過持續的社會改革構建起一種以人民為主體、以發展為導向的動態的、開放性的共贏關系。

三、現代化與人的繁盛發展：抑制還是增進

現代化作為一種以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調整作為標識的人類歷史進程，歸根結底在于人的現代化?？梢哉f，人的現代化既是整個現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也是區分不同現代文明的分界線，即抑制還是增進人的繁盛發展是區分不同現代性的標尺。事實上，并非所有的現代化進程都體現為人的發展的增進，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西方現代性的悖論與主體性危機中。

西方現代性在其開端處以“人的發現”為關鍵標志，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也總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的張揚而展開。然而，由于西方現代生活始終與人對自然的征服、原子式的個體生存狀態、無所不在的資本邏輯等裹挾在一起，現代性走向了其反面——人作為主體分裂為自我與異己的世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并反過來宰制人的生活。概括地說，西方現代性的悖論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人的自我異化。西方社會從農業生產跨越到大工業生產，客觀上導致了勞動資料與勞動的分離，機器離開人成為主要的勞動資料?！皠趧淤Y料與勞動的分離，就為抽象勞動的產生提供了前提。當每個人的勞動不再受限于自然分工時，特殊勞動也就不斷地抽象化。失去了過去那種由特殊的工具與條件，特殊的能力所界定的屬性?！薄?5〕105勞動抽象化將人從具體的、特殊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同時造成了勞動的“空心化”，即勞動不再表現主體、主體不再能夠通過勞動體現自己的在場狀態，勞動成為與主體相分離甚至相對立的存在。大工業生產帶來的勞動抽象化本來為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無法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高速發展的生產力超出了人的掌控、反而成為壓制人的力量。

第二，人由目的變為工具。如前所述，現代人無法通過勞動實現自身的價值，人在異化勞動中由目的淪為資本自我增值的工具。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世俗性、實用性和實證性等現代基本精神的引導，使得主體性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并塌縮為工具理性，主體性原則陷入了重重挑戰。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新教改革將禁欲主義融入職業精神，并轉化為一種符合資本主義市民氣息的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這種倫理認為“在一項世俗天職中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系統勞動，將會得到這樣的宗教評價——它是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同時也是再生與真誠信仰的最可靠、最顯著的證明。這種評價對于我們這里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那種生活態度的擴張必定發揮過巨大無比的杠桿作用”〔16〕318。由此，個人價值完全消融在經濟上的汲汲營營之中，人作為目的的完整價值分裂為各種具體的效用性，主體性被工具理性所替代。這就是不少學者所強調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基本悖論：技術系統的現代性（工具理性）與人的解放的現代性的悖論 〔17〕。

第三，人分裂為公民與市民。正如黑格爾和馬克思共同指出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離與對峙構成現代社會的基本表征，而現代社會的這種二元論結構必定同時帶來人的身份的自我分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談到：“正如我們看到的，公民身份、政治共同體甚至都被那些謀求政治解放的人貶低為維護這些所謂人權的一種手段；因此，citoyen 〔公民〕被宣布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為社會存在物所處的領域被降到人作為單個存在物所處的領域之下；最后，不是身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為bourgeois〔市民社會的成員〕的人，被視為本來意義上的人，真正的人?！薄?8〕43可見，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意味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使得人的公民身份與其市民身份對立，最終造成人的身份的自我分裂，也即人的普遍人格與其個體人格的相互排斥。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現代性自身是無法解決人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的這一矛盾的，因為這一矛盾本就內在于西方現代性之中。

面對西方現代性對人的發展所造成的各種困境，后現代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批判的角度不盡相同。正如國內有學者所指出的：“后現代主義把現代性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歸罪于現代性理念本身，從而要從根本上否定之?！喾?，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充分認可‘人類尺度’?！薄?9〕本文贊同這一觀點，同樣認為現代性悖論不是現代化進程的原罪而是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的結果，主張對西方現代化進程及其形成的西方現代性作批判性的考察。如前所述，西方現代化在一開始就標榜主體性與人的繁盛發展，但問題在于，其實際的發展進程并不符合這一允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其反面。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問題的批判性考察，為理解現代化與現代性提供了更為寬闊的思路。雖然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有一定的親緣關系，但不應當就此將二者完全等同，與不同民族自我發展相適應的現代化進程可以在一定范圍或一定程度上緩解或抵消西方現代性悖論，發展出一種與人的繁盛發展相適合的現代化，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現代化。

當我們從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及超越的角度理解人的現代化在現代化中的核心位置時，中國式現代化以增進而非抑制人的繁盛發展作為其終極目標，從而超越西方的現代性悖論與主體性危機。與社會主義發展進程相一致的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克服了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分離所帶來的異化問題，通過將人的全面發展看作是解放的最高目的和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克服了人的工具化傾向與人的自我分裂。中國式現代化在對待人的現代化問題上的獨特性，同樣離不開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根據唯物史觀，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表現為人的發展的過程，表現為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整個人類的繁盛?；诖?，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人民是歷史的主體，將物質財富的增長與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起來，在動態平衡中保持協調一致。這種協調性與綜合性在中國式現代化處理諸如市場理性與社會理性、現代化建設與自然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復雜矛盾中獲得了充分體現。中國式現代化始終秉持一種追求良善生活的實踐品格，將創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其價值旨歸〔20〕。不僅如此，在唯物史觀的前提下，中國式現代化重新界定了主體的構成，以人民取代個體作為現代化的主體性力量，進而以人民對現代化成果的共享程度來測度現代化是否成功，以人的全面發展程度取代物的增長程度作為衡量現代化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從個人主體到人民主體的轉變，完成了對西方現代性個人主義的祛魅，通過重新凸顯人的主體地位將人從分裂的處境中拯救出來，開辟出繁盛發展的廣闊空間。

四、現代化的未來走向：終結歷史還是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

西方現代性所揭示的現代化發展危機，如生態危機、戰爭危險、恐怖主義等，實際上是人類生存的總體性危機的一種表征。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的西方現代化，無法實現啟蒙現代性所作的許諾，即無法帶領人類走向一個開放發展、不斷繁盛的未來。為引導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曾提出“華盛頓共識”，提出以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位一體的方式推進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其實質是打著“發展”的名義向全世界兜售資本主義制度。事實上，貫徹“華盛頓共識”并沒有促進原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成功轉軌，反而在這些國家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混亂與社會倒退〔21〕。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周期性失效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失序，并由此導致社會失序深化并在世界范圍內的傳導，所有這些不僅阻礙了先發國家的發展，更是為后發國家帶來了雙重災難。有學者指出，新馬克思主義的“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理論曾為后發國家開出了兩種發展方案：或者走“依附”發展道路，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獲得發展；或者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實施所謂的“自主”發展戰略〔22〕。實踐表明，這兩種方案最后成為后發國家無法抉擇的“二元難題”，要么以喪失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獨立性為代價獲取不平等的發展機會，要么與世界其他國家隔離開從而完全失去共同發展的空間?？梢哉f，后發國家進退維谷，世界現代化舉步維艱，人類的前途變為一幅晦暗不明的風景畫。

1989年，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提出了歷史終結論，根據這種論調，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共產主義許諾的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前途也迎來了終結，人類政治歷史發展已經到達終點——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里隱含的另一層意思是，作為西方現代性之標識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形式迄今未被超越也無法被超越。從現代性批判的角度來看，歷史終結論是沿著西方現代性路線對現代化問題的最終解答，就其將西方現代性等同于現代性而言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不過，歷史終結論有一定的合理之處，因為它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資本主義不可能在自身的發展框架內作任何行之有效的修改，除非徹底突破自身的界限，否則將于事無補。這意味著，要從根本上跳出西方現代性困境，就必須要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是解決上述西方現代性困境的一種有效方案。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由于是一種朝向共產主義的實踐，因而它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從而也就是超越西方現代性實踐的，因為西方現代性實踐僅僅停留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薄?3〕 不僅如此，中國式現代化不單單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外的一個選項，而是一次對人類現代化進程和人類文明推進而言有著原則高度的偉大實踐。有學者根據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提出一個類比式的推論：馬克思對當時德國現狀的批判并非只是一種特殊的批判，批判的目標也不只是將德國提升到現代化的水平上，更在于促使世界范圍內出現一場人的高度的革命；同理，中國現代化也超出一國的特殊實踐而提升至世界現代化、人類文明形態創新的原則高度與普遍性〔24〕。

此外，西方現代性的問題還在于，以一種落后于實踐的、守舊思維方式來理解現代化和現代社會。西方現代性理論將現代化所導致的各種危機理解為人類的整體失敗，這種觀點是極其狹隘和自大的，是其西方中心論和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繼續；即使它將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推進到多元現代性的地步，也未能徹底改變以西方現代性作為范本和標準的局限性。19世紀末以來的人類歷史已經表明，現代化并未如西方現代性理論所宣告的那樣窮途末路甚至反噬自身，相反地，它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廣闊天地中方興未艾，中國及與眾多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及成果都昭示著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甚至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種種危機為后發國家掙脫奴役、探索獨立的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現代化之路提供了發展空間，同時也切斷了原有那種粗放的、殖民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在全世界的蔓延，從而為全新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以中國為代表的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與其說證明了所謂的多元現代性，不如說是對現代化的攜手發展或共同現代性的實踐證明。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來看，這一點恰恰是秉承簡單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西方思維所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的，卻是長期持守和合相生、合作共享、協調發展的中國傳統智慧所易于理解并身體力行的。內蘊這些傳統智慧的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等諸多方面必定與以掠奪和霸權為基本特征的西方現代化分道揚鑣。既然西方現代性危機并不意味著現代化的終結和人類歷史的終結，就有必要提出西方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和西方現代性的解釋框架，在合作而非對抗、共享而非掠奪、和平而非霸權的維度下，重新反思現代化的發展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前所述，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現代化的典型代表，就共同現代化是迄今為止人類現代化的新經驗而言，一方面，它必須以世界歷史的形成為實踐基礎，另一方面，它表現為對西方現代性框架的突破。根據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只有在世界歷史形成的基礎上，東方社會的現代化才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后發國家才有機會擺脫依附發展的漩渦。在世界歷史和共同現代化的新經驗中，現代化應該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共同面對現代化可能帶來的各種新問題。在世界現代化的漫長歷程中，發生于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呈現出現代性的一般特征，共同表現為現代工業社會之于傳統社會的躍遷以及人的現代化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現代化與不同民族的具體現代化之間是形而上的普遍與特殊的關系。毋寧說，各民族自主選擇的現代化道路之間的互動與共生，成就了世界意義的現代化進程，為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

綜上，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眾多后發民族現代化的重要代表，而且首次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理解現代化的未來走向，也即，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現代化，互相尊重與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等。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緊密聯系意味著，構建一個更好的世界、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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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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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劉 偉.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與內在邏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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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萍萍.論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性的三重超越〔J〕.北方論叢，2023（03）：5-14.

〔24〕沈湘平.論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人類共同價值——基于特殊性與普遍性關系的視角〔J〕.哲學研究，2022（04）：5-14.

責任編輯 蘇玉娟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書信文本的歷史唯物主義起源問題研究”（21AZX002），主持人李志。

〔作者簡介〕李 志（1977-），女，河北鹽山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唯物史觀。

黃 曼（1990-），女，湖南湘西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