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筆下底層人物形象精神狀態的生成過程

劉中樹 曹志遠

【內容提要】對魯迅筆下底層人物形象精神麻木的討論不能僅滿足于封建禮教壓迫導致的人性缺失這一概括性判斷，還需要從這一異變過程中間的微觀考辨回答為何底層民眾會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人性。從歷時性的過程來看，封建禮教引發了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喪失，同時必然地伴隨著人類情感的喪失，而情感的喪失最終標志著人性的徹底淪喪。從共時性的表現來看，社會的黑暗導致了自我意識、對象意識和人類情感的同時喪失。只有將底層民眾精神麻木的生成過程充分闡釋，才能從根本上理解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思想啟蒙過程中精神深處的孤獨與絕望，才能真正意義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魯迅的思想資源。

一

以阿Q、祥林嫂、單四嫂子為代表的底層民眾形象的重要特征是其麻木的精神狀態。這種麻木的精神狀態集中體現在他們普遍性地喪失人類本應具有的情感，既缺乏必要性的自尊自愛，更不會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共通感出發去同情他人。傳統觀點認為是封建禮教的壓迫導致了人性缺失，黑暗社會的摧殘引發了愚昧麻木，病態文化的荼毒催生了精神扭曲。從宏觀上來看，上述判斷深刻揭示出了魯迅筆下底層民眾精神痼疾的文化癥候，也充分透析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理想的內在動力根源，有著重要的學術史價值。但從微觀層面來看，上述共識性的認知是一種直接性的判斷，欠缺從原因到結果這一過程的邏輯演繹與必要說明。對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麻木精神狀態的分析不能僅僅停留于外部惡性因素的羅列，更需要從內部考辨中回答為何底層民眾會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人性，異變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生成的。同時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論證健全人性在封建禮教摧殘中必然扭曲的悲劇歷程，從邏輯學的層面演繹旺盛生命在黑暗社會壓迫下的點滴消逝，從人類學的維度反思規避這一文化陷阱的可行路徑。只有將底層民眾精神麻木的生成過程充分闡釋，才能從根本上理解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思想啟蒙過程中精神深處的孤獨與絕望，才能真正意義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魯迅的思想資源。

二

對自我尊嚴的充分強調、對個體價值的激烈捍衛構成“五四”文學的核心觀念，這不僅是對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思想觀念的主動移植，更是“五四”新文學呼喚“人的文學”的自覺彰顯。從民主與科學的視域出發，確證人的權利與尊嚴既是啟蒙文學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從未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存在的生命個體，始終以異己性的他者價值取向評判自己和他人，這就導致了他們既難以清醒意識到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又不會因自我尊嚴的喪失與權利的被剝奪而主動反抗，相反卻在群體性認知的強制之下被動形成扭曲的價值取向。阿Q自欺欺人與自我麻痹的“精神勝利法”則是最為典型的代表。因此，透析底層民眾精神麻木的根源在于徹底揭示其自我意識喪失的根源，而揭示自我意識喪失的根源又需要厘清自我意識產生的根源，那么自我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呢？

從哲學人類學的立場出發，人類的自我意識源于歷史化的社會實踐活動。人類在漫長的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意識觀念，區別于動物在生理性本能支配下的自在活動，人類能夠初步地認識到活動本身即自覺自為的活動。同時人類的實踐活動本身帶有明確的目的性?！皠趧舆^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雹伲鄣拢蓠R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2頁。正是人類實踐活動過程的自覺性和目的性構成了人類自我意識產生的基本前提?！皠游锸呛退纳顒又苯油坏?，它沒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動之間的區別。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把自己的生活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雹冢鄣拢蓠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頁。因此，自我意識本質上是把自己作為對象來看待的心理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原意并非人類帶有自覺性與目的性的勞動過程直接導致了人類自我意識的產生，而是自我意識的產生標志著人類真正意義上形成區別于動物自在性的自為性活動，也即是說，人類的勞動與自我意識互為前提，只有真正意義上的勞動才能產生自我意識，也只有自我意識的出現，人類才能擺脫動物性的自在活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對于這一問題只有在唯物史觀中才能加以辯證地把握：“人的存在是有機生命所經歷的前一個過程的結果。只是在這個過程的一定階段上，人才成為人。但是一旦人已經存在，人，作為人類歷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雹郏鄣拢蓠R克思：《資本論》第四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5頁。因此，人只有能夠進行自我認知之時，即具備自我意識之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而人也只有具備自我意識之時才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自我認知。自我意識的產生需要借助于人類物質生產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對象化能力，特別是那種將自我作為對象的心理機能。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是勞動主體目的性的現實承擔者，而經由人類勞動改造后的勞動對象是勞動主體自覺性的客觀物態化呈現。由是觀之，自我意識同時也是對象意識。如果說自我意識是把自我作為對象來看待的話，那么對象意識則把對象作為自我來看待。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是互為前提的。只有把自我作為對象來看待，才能把對象作為自我來看待；也只有把對象作為自我來看待，才能把自我作為對象來看待。無論是把自我作為對象還是把對象作為自我，貫穿始終的是需要情感的參與。沒有情感的參與，人類不可能把自我作為對象或者把對象作為自我，人只有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對象中，才能以擬人化的方式把對象作為另一個自我來看待，才能像珍愛自我一樣珍愛對象。同理，人也只有具備情感對象化的心理能力，才能真正意義上區分自我與他者?！叭瞬粌H象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雹伲鄣拢蓠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頁。因此，只有具備自我意識，才能形成對象意識，也才能超越動物性的本能情緒，將其升華為人類性的對象化情感。反過來說，喪失自我意識，就必然喪失對象意識，也就必然喪失情感。自我意識、對象意識、情感三者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關系系統，切除三者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導致另外兩者的消失。

基于此，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精神麻木的中間過程基本清晰。從歷時性過程來看，封建禮教的思想禁錮迫使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自動放棄自我的認知，將自我的評判完全讓渡給外在于自我的群體，進而以他者的價值標準衡量自我與他人，從而既不能將自我作為對象來審視，更不會將對象作為自我來看待。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喪失同時必然地伴隨著人類情感的喪失，而情感的喪失最終標志著人性的徹底淪喪。從共時性的表現來看，黑暗社會的摧殘與壓迫催生了底層民眾的精神異化，直接導致了自我意識、對象意識和人類情感的同時喪失。阿Q自始至終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可憐，甚至在生命終結之前所關注的依舊是盡全力將圓圈畫圓，而非面臨死亡本能的恐懼與戰栗。究其原因，則是人性徹底淪喪后行尸走肉的自然顯現：體驗不到他人的痛苦，自然也感受不到自己的悲哀；意識不到自己的不幸，自然也難以憐憫他人遭遇的摧殘。精神一旦麻木，任何外界的刺激都無濟于事；靈魂一旦毀滅，任何救贖的努力都喪失意義。魯迅對在阿Q的人生際遇和精神圖景的多維呈現中，將底層民眾精神狀態的本質深刻揭示。從深層機理來看，外部環境的擠壓與摧殘迫使底層民眾的內在精神發生裂變，喪失人類原初的精神自覺和普遍情感，內在精神的裂變同時也加劇了外部環境的持續惡化，甚至為這種踐踏人性的外部環境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扭曲證明。阿Q欺辱小尼姑的行為是那么自然而然，“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言辭又是那么渾然天成，在他的潛意識中，小尼姑就是可以恣意欺辱的對象，無須任何合法性的前提。他當然不會推己及人地思考自己在趙太爺面前也是如此的卑微懦弱，更不會感同身受地體驗小尼姑的楚楚可憐。他所關注的僅僅是施暴心理的滿足和病態快感的獲得。魯迅借助阿Q的行為和心理將人性裂變的純粹程度深刻透析。傳統意義上將阿Q的“精神勝利法”概括為自我麻痹和矛盾轉嫁兩個方面。前者意在說明阿Q在強者面前遭遇不公正待遇后只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緩解自我身份認同的精神危機。①羅廣榮：《論阿Q“精神勝利法”的生成模式》，《浙江學刊》，2000年第1期。后者著力闡釋其以在弱者面前施加暴力的方式實現自我價值喪失的病態超越。②鄒永常：《阿Q·精神勝利法·認知重建》，《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這種概括本身相當精準深刻，但距離全面透析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麻木精神狀態尚欠缺臨門一腳。即阿Q的“精神勝利法”所呈現的自我麻痹與矛盾轉嫁并非純粹割裂的兩個部分，而是同一矛盾的兩個方面。正是因為阿Q喪失了自我意識，不能將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來看待，意識不到自己本應享有的生命尊嚴，所以他就不可能具備將他人作為自我來看待的情感本能，當然也就不會尊重他人，更不會同情憐憫弱者、共情于他人的悲哀。也正是因為阿Q喪失了人類固有的情感本性，不會對他者的悲哀產生本能的同情和憐憫，所以他也絕對不可能尊重自己，捍衛本應屬于自己的尊嚴與權利。一個人只有愛自己，才能愛別人，也只有愛別人，才能愛自己。這本是儒家“仁愛”思想的核心，卻在封建禮教的扭曲之下已經變異淪落為壓抑自我、扼殺他人的“無物之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相對厘清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啟蒙作家的文化選擇，他們并非單方面將西方現代啟蒙觀念直接平移，而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深惡痛絕中國傳統文化在千年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畸變，迫切地希望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滌除糟粕，構建適應時代需求的新文化觀念。因此，魯迅“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文化改造是以更加系統性的方式構建中國現代文化轉型的總體設計。前者在個性解放的強烈呼喚中確證思想啟蒙的合理依據，后者在道德救贖的意義上激活傳統文化中的正面因子，二者在看似殊途的分野中共同指向“改造國民性”的立人同歸。

三

以上述的觀念審視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的精神狀態，不難發現他們之所以始終深陷于缺失自我身份認同的悲劇性境遇中難以自拔，并非僅僅出于對現實無能為力和無可奈何的消極認同與病態反抗，更源于他們在自我意識喪失后所引發的人類情感的畸形裂變。外界的壓迫與自我的迷失共同造成自我精神的暗淡，自由的剝奪與依附的慣性催生人格尊嚴的消解，而情感也伴隨著這一過程以不易察覺的方式煙消云散。底層民眾精神裂變的過程類似于馬克思揭示的異化：“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雹郏鄣拢蓠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頁。自覺自為本來是人區別于動物自在自然的特有屬性，只有人才具備自我審視與自我預期的心理機能，也只有人才能在改造自然的結果面前產生自我確證的自由感即審美愉悅。人只有自覺其為人之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不能自覺其為人之時則與動物無異。但是人在自我確證的過程中也必然伴隨著精神的重壓。正是因為人自視其為人，所以按照屬人的標準要求自我，如果不把自己當成人，也就不必承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就可以像動物一樣按照本能欲望來生存，不必考慮尊嚴的捍衛、權利的爭取、價值的實現和意義的創造。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正是出于對精神危機的本能逃避，所以他們寧愿選擇放棄尊嚴、讓渡權利、回避價值、漠視意義，主動放棄屬于人的特性，以動物性的偽裝勉強維系生命的持續。在王胡的巴掌之下，“我是蟲豸，還不行么”的自我貶低與尊嚴放逐換取的是免受皮肉之苦，被趙太爺毆打之后“兒子打老子”的自我麻痹與自欺欺人謀求的是精神危機的短暫消解。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是以人格尊嚴喪失為代價的，都是以自甘墮落為動物的恥辱為結果的?！拔覀兗抑伴煻嗔恕敝杂肋h是過去時，是因為喪失自我意識和人性尊嚴的行尸走肉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創造出現世的財富和價值的。另一方面，無對象性的情緒和生理性的本能欲望本來是動物的固有屬性，人雖然不能完全脫離欲望本能，脫離欲望不能滿足的負面情緒，但是人可以自我確立規則并嚴格自律，從而超越動物的自在存在，享受自由的體驗。而魯迅筆下的底層民眾卻反其道而行之，將本該屬于人的自尊自愛病態地視為某種外在的束縛與壓迫，將本該屬于動物的欲望滿足與情緒宣泄畸形地認作人的自我價值實現。阿Q欺辱小尼姑收獲的快感足以抵消被小D欺辱所造成的自我認同危機，甚至在這種對弱者施暴的病態滿足中，使他徹底忘卻之前遭遇的所有不公正待遇。阿Q根本不會意識到他的這種行為與動物的弱肉強食已無本質差異，被動物性支配的阿Q不會對小尼姑這樣的弱者產生任何同情與憐憫。

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人都會對阿Q“哀其不幸”，因為只要是人就一定具備人類固有的普遍情感，就一定會對他人的不幸產生類似于自己同樣遭受不幸的悲哀，產生感同身受的共情。但阿Q自己卻不會對自己或與自己有著相似境遇的人“哀其不幸”。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人也都會對阿Q“怒其不爭”，因為他悲劇命運的制造者除了不合理的黑暗社會之外，還有其自甘墮落的推波助瀾。但阿Q卻不會對自己或與自己相同的人“怒其不爭”?！豆枢l》中的楊二嫂被貼上尖酸刻薄的標簽，其實她的尖酸與刻薄只是外在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一邊埋怨，一邊順手牽羊將母親的手套塞進褲腰里”。從人性的視域出發，遠歸的鄉親是頗為珍貴的情感，而從動物性的視域出發，手套才是貨真價實的功利。從根本上來說，魯迅筆下的底層人物形象多數是以物的觀念評判自己和他人，鮮有從人的觀念審視自我與世界。從物的尺度只能導向功利的滿足或失望，從人的尺度卻可以通達情感的交融與共鳴；從物的尺度只會催生對他者的漠視或傾軋，從人的尺度卻可以在情感的交流中撫慰受傷的心靈。阿Q對趙太爺、王胡、小D、小尼姑的具體態度雖然明顯不同，但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即“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①魯迅：《忽然想到·七》，《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1頁。?！把蛳唷被颉皟传F相”的交替變臉則完全取決于對方的實力，特別是與他本人之間的實力對比。因此，無論是顯“羊相”還是顯“兇獸相”，都是奴隸意識的本能流露，即便在羊面前顯露兇獸相，在弱者面前找尋到主人施虐于奴隸的病態快感，也依舊還是奴隸，而不具備主人意識。真正的主人意識是建立在人格獨立的平等觀念基礎之上的，不是對他人的支配，而是對他人的尊重，是對自我責任擔當的清醒認知而非單方面壓迫他人的畸形變態心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將中國歷史概括為“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①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18頁。，這種略帶激進的文化批判自然引發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強烈質疑，如馮驥才就曾指出：“魯迅在他那個時代，并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分析里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傳教士們在世界所有貧窮的異域里傳教，都免不了居高臨下，傲視一切；在宣傳救世主耶穌之時，他們自己也進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一方面他們站在與東方中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看中國，會不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化’的思維，敏銳地發現文化中國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對中國文化所知有限，并拋之以優等人種自居的歧視性的目光，故而他們只能看到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癥結。他們的國民性分析，不僅是片面的，還是貶意的或非難的?！雹隈T驥才：《魯迅的功與“過”》，《收獲》，2000年第2期。這里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魯迅對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的批判不是對其個人或個人所代表的群體的批判，而是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前者指向腐朽文化對人性的禁錮，后者致力于對病態社會的整體性反思與改造性探索。問題不在于批判的內容與對象，而在于是否存在批判與反思的精神自覺?！爸廊绾紊朴谜Z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③［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23頁。，魯迅與薩義德存在時空隔絕，但他終其一生的努力展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真正產生與形成，其所開創的思想資源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重要依托和必要環節。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著名的“主奴關系辯證”。在黑格爾看來，主人本來具有高貴意識，奴隸本來具有卑賤意識，但在實際中，主人脫離勞動，只會享受奴隸的勞動成果淪為寄生蟲，成為奴隸的附庸，而奴隸卻在與大自然的斗爭中養活主人，成為主人的主人。④［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144-146頁。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奴隸身份的轉變根源于勞動，奴隸在勞動中產生的自我意識構成其反奴為主的重要性條件。而魯迅則深刻地意識到封建禮教荼毒下的底層民眾不存在這種反奴為主的任何可能，雖然他們從事勞動，但是他們的勞動已經是外在于他們生命之外的異化勞動?！八谧约旱膭趧又胁皇强隙ㄗ约?，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雹荩鄣拢蓠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頁。在異化勞動的作用之下，被迫以動物性的機能替代人類本應具有的全部機能，將自由自覺的勞動降低為維系生存的手段，勞動過程不再是將勞動者主觀目的客觀物質化的過程，不再是具有能動性的擺脫物質需求的精神創造，因此勞動的結果也就不可能成為勞動者自我確證的對象，無法幫助自我意識的確立，勞動成為非自愿性的強制勞動?！八皇菨M足勞動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對于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質，就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于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別人?！雹伲鄣拢蓠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頁。阿Q在“革命”之后的所思所想充分暴露了自身奴隸意識的深刻烙印。阿Q的“革命”不是制度的革新與觀念的變革，而僅僅是財富的轉移或者更為確切的說法是統治階級人員的內部調整更替。阿Q“革命”的幾項重要舉措無非對他人財物特別是曾經的統治者的強制性剝奪，如打劫趙太爺家；對昔日凌辱者的打擊報復，如統領王胡和小D。這樣的“革命”本身存在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危機，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是革除現有統治者被上天賦予的使命，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新的階級統治取代腐朽沒落階級的不合理統治。而阿Q的“革命”則僅僅是打著“革命”旗號的強盜行徑，是在非正當前提下對他人財物的非法占有，這種行為所暴露的除了動物性的占有欲望本能之外，就只剩下擺脫不掉的奴隸意識?！案锩鼻昂蟀對吳媽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案锩敝皡菋屖前動物性欲望的想象宣泄對象，“革命”之后阿Q對吳媽腳大的厭惡則不僅充分揭示跳梁小丑在身份變革后“品味”提升的丑陋嘴臉，更在客觀上暴露了作為封建禮教忠實擁護者的阿Q形影不離的奴隸意識。需要指出的是，阿Q的這種奴隸意識不是外部強加的，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必然存在外在因素的影響，但真正凸顯奴隸意識實質的是阿Q不自覺其為奴隸，甚至主動以奴隸的方式評判自我、規約他人。這也在客觀上揭示思想啟蒙與改造國民性的艱難與任重道遠。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所承載的奴隸意識已經滲透到集體無意識之中，貫穿其全部生活，支配其整個人生，并非可以像機器取代手工那樣輕而易舉地完成現代轉型，也絕不是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間實現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之所以從文學的專有名詞升級為今日的常規詞匯，正是因為其所揭示的文化痼疾依舊存在，魯迅所開創的改造國民性的努力在今日依舊需要加以堅守和繼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魯迅筆下的底層人物形象并非只有阿Q個人自我意識喪失、本能情感匱乏。祥林嫂、單四嫂子、愛姑等形象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也許會有質疑認為祥林嫂、單四嫂子對自己孩子的情感至少是真切的，更是感人至深的，愛姑對不公正婚姻的反抗也彰顯了強烈的個體意識。但是需要加以厘清的問題是，祥林嫂、單四嫂子對自己孩子的愛是出于生命的本能還是人類應該具有的普遍情感；愛姑對不公正婚姻抗爭的根本動力是野性生命桀驁不馴的本能還是自我尊嚴捍衛與平等婚戀觀的堅守。具體來說，雖然不能徹底否定祥林嫂、單四嫂子對自己的孩子有著感人至深的母愛，但這種母愛是出于生命本能的驅使而非自我精神的自覺領會，更不是源于將自我之愛的情感對象化過程。她們的母愛在某種程度上等同于動物的舐犢之情，舐犢的動物并非能夠自覺意識到它們的情感投射，僅僅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舐犢之情之所以感人至深是源于人在情感觀照之下的感情移入，而非動物本身固有的情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祥林嫂還是單四嫂子，都只是把孩子作為唯一的生存依據，沒有明確的自我認知，自我是依附于甚至消融于作為對象的孩子之中的。當孩子悲慘的離開人世，她們立即彷徨迷失不知所措，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明確位置。昔日以孩子母親的標簽確立自身，當孩子一旦消失，并不充分的自我意識也隨之消亡，隨之而來的則是精神的麻木與情感的喪失。當祥林嫂反復講述“我真傻”的時候，除了滿足看客們的病態精神需求之外，在她空洞的眼神和乏味的言語中找不到任何情感性因素。當單四嫂子惴惴不安地“等待明天”之時，除了令人窒息的死亡氛圍之外找不到半點生命消逝的悲哀。因此，祥林嫂與單四嫂子的母愛僅是發自生命的本能，而非健全人性本應具有的情感。這也正是在讀者層面哀其不幸之中無論如何也難以排除怒其不爭的深層思想根源。當成年之后的閏土木訥地喊出“老爺”時，不僅切斷了兩人兒時的友誼，更在無形之間構成了雙方都無法逾越的主奴鴻溝。少年閏土與成年閏土的鮮明反差是自我意識存在與喪失的最佳寫照，少年閏土帶著銀項圈拿著鐵叉奔跑在黃色沙地中不僅是自我生命綻放的優美畫卷和自在圓融的絕佳境界，更是理想人性自由創造的生命贊歌。而成年閏土揮之不去的麻木與僵化則以不爭的事實宣告著封建禮教與剝削壓迫雙重摧殘之下的人性異化與扭曲。

四

對魯迅筆下人物形象精神狀態生成過程的分析，特別是對自我意識、對象意識、情感三者內在關聯的辯證理解有助于在學理層面更為科學合理地探究魯迅創作的文學史價值與思想史意義。雖然魯迅研究持續深入，突破性成果不斷積累，但始終難以避免對魯迅創作的僵化理解與片面闡發，對阿Q為代表的底層民眾精神狀態的理解始終停留于愚昧麻木與不覺悟的概念化慣性認知之中。無論是魯迅同時代人對其的批判還是當前試圖驅趕魯迅走下神壇的激進行為，都是在以偏概全的主觀臆斷和某種現實功利的驅使之下對魯迅本真價值的歪曲與遮蔽。錢杏邨曾以“死去了的阿Q時代”為依據批判魯迅思想啟蒙的不合時宜。在他看來，魯迅所揭示的愚昧大眾是革命之前的大眾，在革命文學興起時大眾已經覺醒且成為革命的主體，因此魯迅的創作沒有現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義和團時代的思想。①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太陽》，1928年3月號。這一論斷正確與否暫且存疑，這里需要說明的問題是，魯迅的價值不在于其批判對象，而在于其批判精神本身。如果說哲學是以概念的方式揭示時代的主題，那么文學則是以形象的方式把握時代的脈搏，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對時代特征的把握程度決定著其文學價值的根本實現。魯迅的獨異與深刻之處在于既敏銳地將現代轉型過程中民眾精神的撕裂與文化碰撞的陣痛充分揭示，又能夠以超越時代的深邃視域探究突破文化困境找尋精神慰藉的途徑，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始終以“過客”的方式獨自一人行走在文化荒原之上，以“死火”的心態一個人承載反抗絕望的焦灼，他從未以領袖的姿態號召眾人必須與他保持一致，相反他總是陷入自我剖析的否定與無以復加的反思之中?！拌F屋子”與“醉蝦”的隱喻集中體現了魯迅在是否該直面黑暗、扼殺希望問題上的彷徨踟躕。①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指出：“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參見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420頁。］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保蹍⒁婔斞福骸洞鹩泻阆壬?，《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9頁。］這兩處經典的表述都是魯迅對啟蒙質疑與反思的自覺流露。因此，對魯迅思想的研究與繼承不能僅僅局限于對魯迅作品的概念化理解，更需要從個體中深入魯迅的鮮活生命。前者是概念化魯迅，后者是魯迅化概念。概念化的魯迅只會不斷偏離魯迅思想的本真，與文學史現場漸行漸遠；魯迅化的概念才能永葆魯迅思想的生動與鮮活。美國學者詹姆遜提出著名的“不斷歷史化”論斷：“依據表現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敘事進行闡釋如果仍然是一種持續不變的誘惑的話，那么，這是因為這些宏大敘事本身已經刻寫在文本和我們關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這些寓言的敘事所指構成了文學和文化文本的持續不變的范疇，恰恰是因為它們反映了我們關于歷史和現實的集體思考和集體幻想的基本范疇……歷史不是文本，不是敘事，無論是宏大敘事與否，而作為缺場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本身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narrativation）?！雹冢勖溃菡材愤d：《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24-26頁。在詹姆遜看來，對歷史的認知只能借助于文本，文本的產生必然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人們對文本的理解又直接作用于當前具體的歷史建構。以這樣的觀念反觀魯迅的評價史，則不難發現“魯迅的歷史化”始終在進行，而“歷史化的魯迅”則尚未充分展開。前者是在對魯迅作品概念化理解中加劇對魯迅理解的片面，后者則將魯迅本人的獨異創造性思想作為新的思維觀念參與到新歷史的建構之中。二者的本質差異在于對魯迅的理解與闡釋是否伴隨著觀念的變革，前者只能陷入無限的循環，后者則踐行著根本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