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去來辭》看林白女性成長小說創作新變

宋 瑤

【內容提要】《一個人的戰爭》和《北去來辭》分別是林白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后創作的兩部有關女性成長的長篇小說，兩部作品內在具有一脈相承的連貫性。從林白與作品中人物的雙線成長、主人公的漂泊流浪與自我救贖、他者包圍下的主體成長、完整性的主體建構幾個方面對兩部作品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主體由成長“未完成”狀態的迷茫轉向成長完成時對理性的回歸。林白也從“女性主義”的標簽中掙脫出來，以“超性別”的視角去理解、建構兩性關系，由最初的“私人化寫作”走向個人心靈成長與民族時代變革相融合的敘事。

《一個人的戰爭》是林白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創作的一部女性成長小說，從女性的立場出發揭示了主體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的隱秘的內心世界。林白也因此被賦予了“私人化寫作”“女性主義”等標簽，一躍成為中國當代文壇中頗具影響力的女性作家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林白也創作了多部文學作品，無論是書寫底層鄉村的《婦女閑聊錄》《萬物花開》，還是以回憶的視角進行寫作的《致一九七五》《北去來辭》，都顯示了林白要突破種種標簽走向社會現實的決心。其中《北去來辭》作為林白在21世紀極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將女性的個人成長史與國家社會半個世紀以來波瀾壯闊的發展史結合在一起，既承繼了自己一直以來善于書寫私人經驗的特點，又在其中添加了新的自我認知、社會認知?！兑粋€人的戰爭》和《北去來辭》雖然在創作時間上相隔了二十年左右，但其內在卻有著一脈相承的地方。它們在人物、情節的設定上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例如家庭背景都是父親缺席，母女關系疏離；主人公都曾當過下鄉知青，上過大學，熱愛文學，性格相對孤僻；都曾逃離家庭，在都市中掙扎生存；也都曾有過多次受傷的情感經歷。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北去來辭》仿佛是《一個人的戰爭》的續寫，因為《一個人的戰爭》最后的結尾是多米為了留在北京，嫁給了一個老頭，而《北去來辭》的開篇則是從海紅在北京與大自己二十歲的史道良的叛逆婚姻開始寫起。

多米和海紅作為兩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敘事材料都是圍繞著主人公的成長組織而成的。雖然因為作者想要拓寬自己的寫作視野而在《北去來辭》中添加了很多其他相關人物的支線發展，但是主線還是海紅在結婚后的自我成長，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部關于女性成長的小說。正如華萊士·馬丁對成長小說的前身所闡釋的那樣，“當‘人物’本身成為變化和興趣之所在，從而使一個多變的內心世界取代冒險故事的多變的外部世界時，敘事作品史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就發生了。這個轉變在教育小說中是顯而易見的。在這類小說里，成長中的磨難與尋求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都是在頭腦和心靈中發生的”①［美］華萊士·馬?。骸懂敶鷶⑹聦W》，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9頁?！，F階段關于《北去來辭》這部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女性形象、女性意識的分析、小說的敘事策略、現實反思的轉型等等。而從成長小說的視角對《一個人的戰爭》和《北去來辭》進行對比分析可以探究林白在不同階段對成長的認知和敘事的改變，也可以為成長小說在當下如何進行轉型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作者與人物的雙線成長

《北去來辭》在描寫人物的類型上更加多樣化了，除了主要人物海紅，次要人物海紅的母親慕芳、鄉下來的保姆銀禾以及她的女兒雨喜等人物也占據了很多的篇幅。但是從人物的成長性上來說，這些次要人物的成長線并不像海紅的那樣清晰，性格也沒有發生太大的轉變。例如保姆銀禾是一個生命力很強盛的鄉村女性的代表，她樸素善良也狹隘愚昧，自信好學卻天真迷信。同樣，她的女兒也繼承了這種頑強的生命力，始終懷揣著自己能夠掙大錢的信念在不同的地域苦苦求生。雖然她們的性格有其獨特的魅力，但是這種特征卻是被定型了的，缺少不斷成長發展的敘事空間。這些人物畢竟與作者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即使作者深入鄉村收集了很多相關素材也創作了諸如《婦女閑聊錄》《萬物花開》等關于鄉村底層的文學作品，作者還是無法與他們產生很強烈的共鳴感。相較而言，海紅這個人物則更貼近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林白在進行刻畫時也更加得心應手，這也是海紅取代銀禾成為《北去來辭》中的靈魂人物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對兩部作品進行分析時主要以多米和海紅作為成長的主人公。

《一個人的戰爭》與《北去來辭》中涵括了女性成長的不同時間段，前者的主人公多米的經歷集中于青春期、大學時光和工作后，以在北京與老頭結婚為結尾。這個結尾給讀者一種戛然而止的感覺，成長主體處于成長未完成的狀態。而《北去來辭》中主要書寫了主人公海紅婚后的經歷，從結婚到離婚再到復合，每一個節點都代表了人生軌跡的改變。林白在尾卷中寫道：“下一年就是2012年，海紅將滿五十歲。經過這么多年糾結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終于褪盡了文藝青年的傷感、矯情、自戀與輕逸，漫長的青春期在五十歲即將到來的時候終于可以結束了吧？”②林白：《北去來辭》，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48頁。大多數成長小說中集中描寫的是主人公的青少年時期，因為這個時間段一般是主體人生變化最劇烈并不斷形塑自己的時期，但是林白并沒有以傳統的定義來理解一個女性的發展，而是將歷經沉浮后的五十歲看作青春期的結束。延宕的青春期象征著現代社會中人的晚熟，他們在相當長的時期都是迷茫的、糾結的。中國特殊的社會氛圍造就了中國式的成長小說與西方的不同特點，就是“在生命起點上與西方沒有太大差別，而在終點上則極其模糊，有著明顯的‘成長期延長’的特色”①施占軍：《論中國式的成長小說的生成》，《文藝研究》，2006年第11期。。

多米與海紅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女性相對完整的成長歷程，文中的人物比林白進行創作時的年紀略小但相差不多，在某種程度上作者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是共同成長的。林白本人就出生于廣西北流這樣一個經濟、政治、文化都相對落后的偏遠地區，特殊的生長環境和成長經歷造就了林白相對孤僻敏感的個性，也讓她像自己在小說中塑造的角色“多米”和“海紅”一樣渴望逃離自己的故鄉。林白自身曾經插隊兩年，后來在武漢大學圖書館系學習。她在90年代北漂京城，現為武漢文學院專業作家。這些人生歷程與多米和海紅何其相似，林白雖然拒絕將她作品中的人物全然看作她自己，但是她也承認這些女性人物“跟我個人的生命本體有著某種一致性，一種疊合”②林白：《林白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301頁。，多米和海紅的許多方面都投射著林白的影子。林白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以回望的姿態書寫了兩部半自傳式的作品，這種回憶的視角可以覆蓋第一人稱敘事所無法觸及的視域，又可以站在成年的“我”的角度對“我”曾經的行為和思想進行理解與評判，展現二者之間的差異。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間隔了二十年左右，林白的身份也從一個“北漂”的文學創作者變成了武漢文學院的專業作家。人生經歷的累積讓她在兩部作品中融入了不同的思想情感、成長認知，其中的種種轉變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主人公的主體建構中窺見一二。

二、成長主體的漂泊流浪與自我救贖

多米和海紅在童年時期都有著同樣的創傷性經歷，首先她們與母親的關系是極其疏離的。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母女關系是因為母親為了自己的幸福曾經把孩子丟給鄉下的親戚撫養，在鄉下她們深刻地感受到了物質匱乏和寄人籬下帶來的痛苦。雖然后來多米和海紅都被母親接了回去，但是她們已經自動與母親之間建立了厚厚的壁障，冷漠地面對著來自母親的討好并從不回應。她們的父親也都是處于缺席的狀態，“中國文化歷來有著尊父、崇父的傳統，強調君臣父子的秩序，父親處于家庭權力結構中的核心，扮演著家庭秩序的制定者、控制者、道德權威等角色，是強權意志的象征”③鄭利萍：《中國當代成長題材小說中“父”與“子”關系的變奏》，《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雖然父親的不在場給了主人公相對自由的生長空間，不必被父權掣肘，但是整個家庭也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支柱，無法帶給兒童成長需要的安全感。家庭就是主人公最先接觸的小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兩位主人公與主要的家庭成員之間的交際呈現全面潰敗式的面貌，為她們以后的人際交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林白也曾在文中以成年海紅的視角對此進行評判：“在海紅看來，她異峰突起的婚姻、兀促的愛情、高低起伏的異變情緒，以及節節敗退的生活，無一不與她的幼年有關?！雹芰职祝骸侗比磙o》，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4頁。幼年時的傷痛經歷讓主人公的人格無法正常發展，那些受過的創傷在她們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一粒粒種子，在以后長大成人接觸社會的過程中便形成了固有的反射機制，一旦觸碰到了某些陰暗面就會促使她們產生逃避的心理，而每一步錯誤的選擇又造就了她們錯位的人生。但也正是這種淡漠的親子關系讓文中的主人公有了逃離故鄉的強烈愿望和條件，也成為多米和海紅漂泊成長的起點和敘事動力。

在外漂泊的過程中，主人公多米大多數時間都是從感性出發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獨自去旅游、與旅途中認識的男子發生一夜情、對渣男毫無保留地奉獻等等經歷，都是多米順從內心卻不考慮現實而進行的冒險活動。這本書中，膨脹的女性內心的自我意識壓倒了社會中的現實存在，以“我”為中心成為敘事的底層邏輯。而《北去來辭》中，海紅同樣也是一個追求自我、自由、愛情的人，但是她開始承擔曾經的任性所造成的后果。因為聽憑自己孤僻自閉的個性不愿改變，所以在自己下崗、家庭陷入經濟困難之時，狹窄的社會交往讓她根本無處求人。后來又因為出軌追求自由而與史道良離婚，然而離婚后卻更感空虛抑郁，與出軌對象之間的激情也突然消失?，F實生存的不易讓她不能再虛無縹緲地活著，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整個社會群體中是多么地渺小。曾經無限張揚的自我意識與如今殘酷的現實下渺小的個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矛盾沖突正是讓主人公在現實社會中感到無比痛苦的重要原因，這種痛苦也是覺醒自我意識的人類所普遍感知的。

為了緩解這種自我與現實之間無法調和的痛苦，海紅嘗試了多種方法去救贖自己。她在離婚后又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然而史道良與她在生活理念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兩個人之間的隔閡始終無法避免，最后史道良還是因為女兒的叛逆和身體的變故離開了她。海紅也曾經嘗試過回歸自然去改善精神、激發創作力，但是這種生活只能是暫時的，而且鄉下也已經變得蕭瑟破敗，異化的場景讓人心灰意冷。海紅在喪失了愛情和生活伴侶后想要為自己黑暗的生活找到一點點光亮，于是她又回到了故鄉圭寧。對于故鄉的回溯與父親生前真相的探求，是海紅對自我來源的追問，也是對既有秩序的回歸?！耙驗椤赣H’是缺席的，‘尋找父親’才成為必然的命運。這種‘尋找’落實在文本中，是對于‘父親’形象的重新修正。那個在眾多作品中被剝除了尊嚴和人格的‘父親’被重新迎回子輩的精神生活與現實世界，‘父親’之為‘父親’的意義得以莊重誠摯地再現?！雹汆嵗迹骸吨袊敶砷L題材小說中“父”與“子”關系的變奏》，《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雖然所有自我救贖的方式均宣告失敗，但是這個尋找的過程卻是主人公在挫折中不斷建立主體性的過程。曾經的親情缺失、童年創傷已無法彌補，海紅只能在尋覓無果后回到都市中繼續獨立地面對生存的困境。

三、他者包圍下的主體成長

在主人公成長的過程中，時常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主人公產生不同的影響，這些人一般被稱為成長的“引路人”。有的引路人會對主人公產生正面的引導作用，讓他們褪去青澀，走向成熟。有的也可能產生負面的作用，帶領他們誤入歧途。我們發現林白在兩部作品中重點描寫的“引路人”常常帶給主人公以精神和肉體上的傷害，這些創傷性經歷使得主人公在人格品性方面發育不良，造成人生發展的階段性的悲劇。這些負面的引路人“為主人公的成長提供了反面參照，在與‘壞’的比較中，‘好’獲得了清晰的界定”①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科學社會出版社，2004年，第128頁。。但這種創傷也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主人公的情感認知，讓他們更加了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私與虛偽，從而在迷茫與痛苦中達到自我成長的效果。

從同性關系來看，多米和海紅都曾遇到一個極其愛護她們卻也給她們造成了傷害的女性朋友。多米在二十七歲的時候遇見了二十一歲的女孩兒南丹，她目中無人、狂妄自大，經常將別人貶損的一無是處，卻唯獨對多米贊賞有加。海紅同樣也在大學認識了學姐邸湘媚，在海紅感到自卑孤獨的時候，邸湘媚主動接近她，與她成了朋友。一方面，南丹和邸湘媚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主人公保護人和男朋友的角色，這兩位女性朋友都帶著主人公領略了生活中不曾體驗過的新鮮事物，讓她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但另一方面，這種接近帶有曖昧的色彩，這兩位女性朋友具有極強的占有欲，她們在某種程度上圈禁了主人公，讓主人公只能依賴她們，無法得到自主的發展。林白在友情篇的結尾處也作了這樣的點評：“由于湘媚不自知的侵略性和控制欲，由于兩人多少反常的友誼，海紅在大學階段錯過了健康成長的機會，也失去了正常戀愛的訓練，情感的缺陷長久伴隨著她，以至于，她后來的愛情都是不成功的?！雹诹职祝骸侗比磙o》，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96頁?；蔚膼奂词乖贉嘏彩怯卸镜?，一旦主人公意識到這一點，這份變質的友情就會變得不堪一擊。主角的成長需要掙脫這些枷鎖，才能夠邁向獨立發展的道路。

男女關系的描寫也在林白的小說中占據了大量的篇幅，“女人自我認識、自我實現的漫漫長途的每一步，都與如何認識男人如何處理和男人的關系聯系在一起，這是女人和男人共同的宿命”③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1998年第1期。。大多數的女性主義作家在創作時都將男性置于女性的對立面，這些男性的面孔在文本中往往是可鄙又可憎的，具有很強的符號性。林白早期的小說《一個人的戰爭》也是如此，主人公多米經歷了多段的男女關系，這其中既包括在激情與沖動下的身體關系，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愛情關系。身體關系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心靈的傷痛，例如在多米的獨自旅行中，男人矢村簡單粗暴地開啟了她的第一段性經歷。這段性經歷讓多米感到疼痛難忍，沒有獲得絲毫快感?！八_始意識到，她毫不被憐惜，她身上的這個男人絲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個惡棍和色狼，她竟眼睜睜地就讓他踐踏了自己的初夜?！雹芰职祝骸兑粋€人的戰爭》，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01頁。這些男性在作者的塑造下就是一個個被激情和欲望控制了的動物，他們的身上帶有男權的色彩而永遠無法與主人公心靈相通。包括后來與多米建立戀愛關系的導演N也象征著這類只知索取、狡猾自私的男性群體。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多元化、開放式的發展，西方的很多女性主義思想也傳入國內，很多女性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不滿女性的欲望和訴求在男權社會中被壓抑，她們渴望張揚自我的隱秘欲望和內心體驗，不再做男性視角中沉默的被言說者。所以在突出書寫女性的自我意識的時候，男性在她們的筆下也變成了一群符號、敘事的工具，甚至帶有某些刻板印象。

而這種情況在《北去來辭》中則有所不同，林白雖然也塑造了瞿湛洋、陳青銅等有如符碼性存在的男性群像，但是其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史道良卻并不像其他角色那樣單薄。相對于極好或極壞的男性人物形象，史道良是處于中間的存在。他有著文人的清高，不屑于世俗的追名逐利，也不善于社交，但是清高中又帶有腐朽落后的古板。史道良仿佛是被時代所遺棄的一個過時的古董，但是林白并沒有僅僅展現他落后于時代的一面，而是試圖走入他的過去、內心去探究這種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從小接受了傳統教育，后來經歷了大饑荒，所以工作后返鄉會盡可能為家里帶去很多的吃食。那個年代雖然物質匱乏，但是人與人之間卻很友善，讓人精神上感到溫暖，史道良常常懷念那個年代。而改革開放后雖然經濟開始迅猛發展，社會的風氣卻也隨之變壞，人們不擇手段地去掙錢，金錢至上的觀念取代了傳統的義利觀。這也是史道良厭惡世俗、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他甚至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去寺廟當和尚。在小說的結尾，海紅也體諒了道良在婚姻中的不易，“回想起來，道良似乎一直有一種走向彼岸的沖動，他對此岸是鄙視的，惟其如此，他才會認為左邊的和右邊的鄰居、樓上的和樓下的鄰居，一概‘都不是人’。也許他早就想離家出走了，多年來，出于責任他才熬到今天”①林白：《北去來辭》，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47頁。。林白在創作《北去來辭》的時候，不再從相對狹隘的女性主義視角去塑造男性人物形象，而是以更加溫和冷靜的態度去理解每一個個體。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主義”標簽雖然凸顯了林白創作的獨特性，但是它也大大限制了其作品的闡釋空間。林白也表達過對被局限于“女性主義”這個區域的不滿，所以她在創作中不斷進行轉型和創新，以超越性別的視角去塑造男性角色，構建相互理解的兩性關系。海紅在這段婚姻中得到的不僅是傷害，還有丈夫所給予的體貼和關懷。她在婚姻中度過了最后的“青春期”，學會反省自身與體諒他人，明白了婚姻需要雙方恒久的忍耐，而成長無法寄托于他者只能靠自身完成。正如錢鍾書曾講過的婚姻猶如圍城，重要的是女性能否看清婚姻的本質，“盡管相互承認對方是主體，但每一方對于對方仍舊是他者”②［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827頁。。

四、建構完整性的主體

張檸曾在《論敘事的整體性》中提出：“當此文化大交融的時代，無論創作還是理論界，能否將各種文化都整合到自己的血脈之中，并不斷地追求對‘更高意義上的人的完整性’的理解，探索審美形式意義上的敘事整體性的表達方式，是中國的敘事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敘事能否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雹蹚垯帲骸墩摂⑹碌恼w性》，《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1期。林白如何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塑造具有完整性的主體，也是她創作轉型的重要標志。林白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的小說《一個人的戰爭》中抒發了女性在社會中被壓抑的精神訴求和內心欲望，由此她也成為“私人化寫作”的代表人物。為了張揚女性的主體意識，她在小說中積極運用了很多現代敘事技法，如非線性的碎片化時間敘事以及大量的隱喻、暗示、聯想的手法。林白還在描寫主人公的成長歷程時鋪陳了很多的心理描寫，試圖表現人性中更深層次的真實。例如在多米第一次加入群體共同洗澡時，她很不習慣也很害怕，當聽到別人叫她的名字時，她的第一反應是“心中一驚，瞬時覺得所有的眼睛都像子彈一樣落到了我第一次當眾裸露的身體上，我身上的毛孔敏感而堅韌地忍受著它細小的顫動，耳朵里的聲音驟然消失，大腦里一片空白”①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47頁。。對人物復雜性的描寫以及心理的精準刻畫是很困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除了對內在的小世界進行探索并記錄個體的喜怒哀樂，要是還能在此基礎上與歷史和社會相聯系，就會為文本賦予更具時代性和經典性的內涵。

林白在《北去來辭》中完成了這種創作的轉型，既延續了以往對人物自我意識的關注，同時也注意將個體的成長融入整個國家社會的歷史發展中，將突出表現心理屬性的人物主體塑造得更具復雜性和立體性。馬克思曾指出完整的人就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本質據為己有”②［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7頁。。所謂“人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就是人的各種屬性的綜合，如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等等，這些屬性蘊含于人與外部世界以及自我的關系中。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人公海紅經歷了從鄉村逃離到城市，然后又渴望回歸鄉村的過程。海紅在都市中生活時常感到不安、孤獨、焦慮，她吃飯沒胃口，寫作缺乏靈感，夜里想睡也睡不著，感到自己與世界之間有著強烈的疏離感。她開始想要回鄉下住上一段，“她希望以此改變生活，擺脫內心的無力感、間歇性的恍惚、內心的枯萎……或者說，希望通過鄉村生活返回一個堅實的世界”③林白：《北去來辭》，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90頁。。這種渴望回歸自然以治愈自己的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海紅在都市中所產生的價值危機、精神危機，功利的人際關系、殘酷的社會競爭常常壓得人喘不過氣，自然也就造成了身體和精神的虛弱。席勒曾經批判給人造成創傷的文明，并指出正是因為各種精密的科學和嚴格的等級和職業，“人的天性的內在聯系就要被撕裂開來，一種破壞性的紛爭就要分裂本來處于和諧狀態的人的各種力量”④［德］弗里德里?！は眨骸秾徝澜逃龝啞?，馮至、范大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47頁?！，F代性的制度破壞了人的完整性。在鄉村生活，干了幾天農活后，她的身體和精神果然迅速好轉，連眼睛都有了神采，皮膚也泛起光澤。此時，融入自然環境的人也開始達到了生命的一種和諧狀態，這源于自然景觀所具有的審美效應。自然本就是人的起始與歸宿，它可以消除人在都市中被異化的感覺，回歸于生命本初的涌動，在實踐與認知中激發人的感受力和創造力。

如果說《一個人的戰爭》中的多米封閉了自己的內心，與外部世界始終保持著一種疏離感的話，那么《北去來辭》中的海紅開始逐漸意識到這是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須與他者和社會保持聯系才能走入一種更好的生存狀態。海紅和史道良狹窄的社交范圍就是造成家庭氛圍荒漠化的重要原因，他們幾乎很少有以家庭為單位的娛樂活動，這種悶不透風的家庭氛圍讓女兒春泱更加想要逃離，不想變成像她父母一樣無聊的人?，F實中的磨難促使海紅開始從非理性的生命欲求回到理性的反思中來，走向更廣闊的社會天地。另外，林白在創作轉型的過程中更注重將個體的自我心靈成長與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革相結合，由社會群體的立場去審視自我的缺陷，也從女性主體命運的曲折反思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改革陣痛?！拔母铩睍r期、計劃生育雖然在文中都只是作為主人公的成長背景，但其中隕落的每一個生命都讓讀者感到觸目驚心。1999年，海紅的單位重組、解散，她也只能被迫下崗，她的遭遇反映了當年下崗潮的環境下每個底層小人物經歷的艱難辛酸。21世紀后，打工少女雨喜所經歷的工作影射了信息時代的到來，而她在一路漂泊中所遇的事情也揭示了在人們看不見的黑暗處所滋生的無數罪惡，傳銷、誘拐少女、代孕等等。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都與每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林白從個體出發，在每個個體的成長蛻變中感受時代氛圍和社會集體心理的變遷。

五、結語

林白在《一個人的戰爭》中以主人公多米內在的本能欲望和生命體驗為中心書寫了一個女性主體的成長過程，而在21世紀后的小說《北去來辭》中延續了這種“私人化寫作”的特征，同時主體開始“發現和接受現實世界的真相和規則，逐步調整自己與世界的關系”①田廣文：《新潮成長小說的敘事模式及其歷史語境》，《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4年第5期。，主人公逐漸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的成長。多米和海紅在成長的過程中都面臨了親情的缺失、欲望的誘惑、友情的變質與愛情的失落。她們有著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渴望突破傳統的男權文化的禁忌，追求“超現實主義”的自由。多米對身體的隨意支配、海紅對婚姻無謂的態度都是她們不同于傳統女性的特點，但是她們又不能完全逃脫倫理體系的束縛，還是渴望能夠擁有親密無間的女性朋友、理想的愛情或是一個溫暖的家庭。在自由與穩定、獨立與陪伴、理想與欲望中的反復徘徊正是她們面對世界的矛盾與困惑。在成長的后期，海紅還是要回歸于一個人孤獨地面對現實，但是在由“多米”到“海紅”的這個過程中，主體在不斷地更新自己的自我認知、社會認知，增強了自己對苦難的承受力、對生活的價值判斷力。當主人公開始由向外尋找依靠力量轉向對內在自我的不斷修行時，也許才是真正的成長完成的時刻。

林白在《北去來辭》中的創新性改變是將女性的成長主題與鄉村異化、階級差距、歷史苦難等社會議題相結合，在人與他人、自然、社會的關系中構建完整的主體。但是在為長篇小說組織材料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就是人物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作者雖然還是以主人公海紅在婚后的成長為主線，但是卻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敘寫與她沒有太多交集的雨喜、安姬惠等支線人物，讓情節結構顯得相對松散。這可能是由于作者想要靠近主流敘事話語，將個體的心靈成長與民族時代的發展相融合，但是在敘事上對總體的把握還不夠純熟。瑕不掩瑜，林白在《北去來辭》中的創作轉變還是給當下的成長小說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讓我們思考很多成長小說中處于“在路上”的迷茫的成長主體在接下來應該走向何處。女性主義成長作家可以跳出女性主義的標簽，用“超性別”的視角反思男女關系與女性主體的建構。很多擅長“私人化寫作”的作家在聚焦個體的心理境況的同時也可以重拾以往被拋棄的宏大敘事，創作有敘事張力的成長型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