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治理過程中農村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制度邏輯
——基于政府質量視角的分析

■柳建坤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1]。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但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整體發展質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貧困治理作為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抓手。隨著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徹底解決，農村地區的面貌煥然一新?！度祟悳p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顯示，脫貧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 年的6079 元增長到2020 年的12588 元，年均增長11.6%[2]。經驗研究證實了精準扶貧這一貧困治理政策具有改善個體福利的作用。李芳華等人評估了精準扶貧的減貧效果，發現貧困戶的勞動供給和收入在政策實施后大幅增加[3]。邊恕和張銘志發現，扶貧轉移支付能夠顯著提升農村貧困戶的消費水平，進而使城鄉消費差距得以縮小[4]。除了收入和消費，國內學者還證實了精準扶貧可以有效緩解農戶的多維貧困，如提高勞動能力、生活質量等[5]?？傊?，從經濟維度考察農村發展質量的變化，均發現農村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在精準扶貧開展后得到顯著提升，同時也反映了貧困治理在精準扶貧階段使農村地區在經濟保障維度的社會質量得到提升。

然而，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發展理念和模式，除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高質量發展也是其重要內容[6]。與以往僅側重提升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貧困治理模式不同，精準扶貧是由國家主導的系統性貧困治理政策體系，其中包含的貧困治理措施覆蓋了產業、科技、教育、健康、文化、環境等多個方面。這意味著精準扶貧的積極影響很可能在農村社會的各個領域均有所體現。因此，除了關注經濟領域的發展質量，更要關注農村社會整體發展質量，由此才能完整地呈現貧困治理過程中農村發展質量的積極變化?；鶎诱|量的高低關乎精準扶貧工作能否順利推進。不少學者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考察基層政府執行精準扶貧政策的情況，發現在缺乏制度資源支持的情況下，基層政府往往會采取策略性應對、適應性執行等方式來推進扶貧工作[7-9]。上述研究深刻揭示了基層政府與上級政府及農村居民的互動邏輯，為提升基層政府能力提供了經驗參考。然而，已有文獻較少運用調查數據在全國范圍內考察貧困治理政策實施背景下基層政府質量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農村社會發展質量產生的實際影響。

鑒于此，本文基于社會質量理論，以農村居民為分析樣本，力圖呈現農村社會質量的變化軌跡，進而從政府質量視角探究農村社會質量變化的制度邏輯。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精準扶貧政策背景下農村社會質量的變化

由沃爾夫岡·貝克（Wolfgang Beck）等學者提出的社會質量理論將人的社會性視為社會發展的本質要求，強調應根據個體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福利和非物質福利來評價社會的發展程度。根據貝克的定義，社會質量是指“個體在那些能夠提升他們福祉狀況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參與其共同體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程度”[10]6-7。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社會質量理論具有明顯的“社會”取向，它將人的社會性視為社會發展的本質要求，認為人際交往及由此結成的社會關系是個體福祉的主要來源。社會質量體現在社會經濟保障、社會融合、社會凝聚和社會賦能四個維度，它們反映了一個社會在四個方面的發展品質，即物質資源的豐裕程度、社會制度的開放程度、規范體系的健全程度和社會成員的可行能力[11]。在經驗層面，國外學者圍繞上述四個維度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社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將其運用到社會政策的制定及效果評估之中[12]。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學者較早提出以社會質量指標體系為反貧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指導，以期改善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弱勢群體的物質生活條件[13]。盡管中國的貧困治理工作持續時間更長，工作力度更大，但是從社會質量視角評估減貧工作成效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有必要從社會質量視角分析貧困治理政策實施過程中農村社會的變遷。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政府開展了以精準扶貧為主要政策模式的貧困治理實踐。精準扶貧的優勢不僅體現在扶貧資源投入力度大、精準度高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項涉及各個領域的系統性工程。例如，《“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為各地推行精準扶貧政策設定了八種途徑，包括產業發展脫貧、轉移就業脫貧、易地搬遷脫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兜底保障和社會扶貧[14]。這意味著精準扶貧政策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其所產生的效益將從經濟領域擴展至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因此，除了社會經濟保障，精準扶貧政策的效益還可能體現為社會融合、社會凝聚和社會賦能三個維度的社會質量。

社會融合是指社會成員被允許進入社會結構的各個子系統并在其中獲得發展機會。社會融合以平等作為價值追求，即具有不同特征的個體在機會結構中擁有同等地位。社會公平程度是社會融合的主要表現形式。一般而言，增加物質福利是增強個體的公平感知，進而促進社會融合的根本途徑。對于農村居民而言，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使其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城鄉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差距大幅縮小。因此，物質生活的改善有助于提高農村在社會融合維度的質量。

社會凝聚反映了一個社會對實現社會團結的追求。在精準扶貧工作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積極采取“造血式”的貧困治理模式，即由農村居民開展經濟互助實踐，比如組建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村企合作機構等。這種新型經濟互助共同體是以傳統的情感聯系和現代的利益聯系作為組織紐帶，將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有機結合，因而可以對農村居民進行有效動員，從而提升農村社會的凝聚力[15]。

社會賦能強調培育個體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這集中表現為個體參與公共活動的效能感，以及參與的意愿和行為。中國在開展精準扶貧工作過程中強調將扶貧同扶智、扶志相結合，以激發貧困人口內生脫貧動力[16]。在具體實踐中，地方政府探索出了將產業扶貧、智力扶貧和精神扶貧有機結合的扶貧模式，并且在為個體賦能方面產生了積極效果。郎亮明等人發現，農業科技扶貧模式具有增收、扶智和扶志的多維減貧效應，即可以顯著提升貧困戶的收入、農技水平及脫貧信心[17]。

綜上所述，在黨的十八大后的貧困治理實踐中，精準扶貧作為一項政策，覆蓋農村社會各個領域，對農村社會發展質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盡管已有文獻表明農村地區在社會經濟保障、社會融合、社會凝聚及社會賦能這四個維度的社會質量上發生了積極變化，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數據來自特定地區，這使得研究結論可能缺乏全國代表性?；诖?，本文將利用長時段的全國性調查數據考察農村地區的整體社會質量及在社會經濟保障、社會融合、社會凝聚和社會賦能這四個維度的具體社會質量的變化。參考既有的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a：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質量會顯著提升。

假設1b：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保障水平會顯著提升（維度1）。

假設1c：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融合水平會顯著提升（維度2）。

假設1d：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凝聚水平會顯著提升（維度3）。

假設1e：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賦能水平會顯著提升（維度4）。

（二）基層政府質量與農村社會質量

國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政府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因此政府質量對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政府質量是衡量政府在治理過程中是否秉持善治原則的重要概念。政府質量這一概念最初是由世界銀行提出，指的是國家權威實行的慣例（tradition）和制度（institution），包括政府被選舉、監督和更替的程序，政府有效制定和執行正確政策的能力，尊重公民權利及規制經濟社會事務的制度狀態等三方面內容[18]。國內學者強調政府質量對構建政府和社會協同參與的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將政府質量定義為“政府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行使其職能時所表現出的效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程度和得到的公眾認可度”[19]。

國內學者對政府質量對社會質量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例如，在社會經濟保障維度，由腐敗引發的政府質量下降會擴大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且會降低民生性財政支出效率[20，21]；在社會融合維度，提升政府質量能夠顯著降低當地居民對社會的沖突感知[22]；在社會凝聚維度，地方政府質量越高，當地居民對整個社會的信任水平隨之提高[23]；在社會賦能維度，對居民個體而言，政府質量的提升可以增強其參與政治活動的意愿[24]。

具體到中國的貧困治理實踐，由于農村是貧困治理工作的主戰場，而基層政府又是執行減貧政策的主體，因而基層政府的質量是影響減貧政策實施的進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當減貧工作進入精準扶貧階段，基層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強化。隨著減貧工作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基層政府的質量對于脫貧攻堅工作能否順利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過程中，領導體制的創新和資源供給的加強為提升基層政府質量創造了有利的制度環境。組織機制創新是精準扶貧相較于傳統減貧方式最顯著的特點，它為黨和政府強化領導力進而提升資源整合能力提供了組織基礎，精準扶貧工作采取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五級書記掛帥”和“第一書記掛帥”的制度安排。這樣，各級黨委和政府對貧困治理工作的領導力得以強化，并且可以依托多種組織動員機制將原本處于條塊分割狀態的各個行政部門及其資源加以整合，從而使貧困治理工作成為常規性治理[25]。在具體實踐中，由于扶貧工作是在貧困村開展，因而各級黨委運用組織激勵手段動員干部進駐貧困村或擔任第一書記。實證研究表明，第一書記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可以高效開發鄉村自有資源并與外部資源進行連接，從而在貧困治理過程中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如增加貧困農戶收入、激勵農村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等[26，27]。

除了強化組織優勢進行資源整合，上級政府對基層政府的資源供給力度也不斷加大。財政扶貧專項資金是國家財政預算安排用于開展貧困治理工作的專項資金，對于財政能力薄弱但又承擔脫貧攻堅主體責任的基層政府而言，上級政府撥付的扶貧專項資金對其開展貧困治理工作具有關鍵意義。從1980年開始，國家設立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28]。同時，地方各級財政根據各地減貧工作需要和財力情況，每年預算安排一定規模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宋顏群和解堊發現，具有明顯扶貧特征的財政轉移支付（如五保、低保和特困戶補助）在瞄準效率上顯著高于扶貧特征不明顯的財政轉移支付（如養老金、住房補助等）[29]。顯然，如此大規模且高精度的資源投入為基層政府如期完成脫貧目標提供了物質保障。

綜上所述，基層政府在精準扶貧階段通過組織運作模式的調整獲得了外部發展資源，并且獲得了上級政府提供的財政資金，這就使其得以順利推進扶貧工作并最終如期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因此，基層政府質量的提高可能是農村社會質量得以提升的原因之一?；诖?，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基層政府質量會顯著提升。

假設3：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的社會質量具有正向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以下簡稱CSS）。CSS 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起并主持的一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大型縱貫社會調查項目。第一輪CSS是在2006年開展，之后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 年和2021 年陸續開展了七輪?？紤]到本文是以黨的十八大以后實施的貧困治理政策尤其是精準扶貧政策作為制度背景，故選擇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的CSS數據中的農村居民樣本進行實證分析。CSS2015、CSS2017、CSS2019 和CSS2021 的城鄉居民樣本人數分別為10243 人、10143 人、10283人和10136人，合計40805人。在剔除非農村居民樣本及變量含有缺失值的樣本后，最終納入分析的農村居民樣本人數為17033人。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農村社會質量。本文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構建關于農村社會質量的測量指標。宏觀層面的指標是社會整體質量。參考已有文獻的做法[30]，本文使用受訪者對當前社會發展狀況的評價對社會整體質量進行測量，其在CSS 問卷中對應的題項是“請用1～10 分，來表達您對現在社會的總體情況的評價，1 分表示非常不好，10 分表示非常好”。該變量的數值越大，表示受訪者認為當前所處的社會的整體質量越高。

考慮到社會質量具體反映為社會經濟保障、社會融合、社會凝聚和社會賦能四個維度，因此可以圍繞這四個方面構建關于社會質量的微觀指標。事實上，已有國內學者結合中國國情構建了多種本土化的社會質量指標體系，這使得社會質量指標的綜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和指導性都得到有效保證[31]?；谏鲜鲋笜梭w系建構思路，并結合數據特點，本文采取以下方式來選取衡量社會質量的四個維度的指標。

一是在社會經濟保障維度，本文選取了“家庭經濟狀況”和“社會保障狀況”兩個二級指標。前一指標是根據受訪者對當前家庭經濟狀況的滿意度來測量，后一指標是根據受訪者對當前其所享受的五類社會保障（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的總體滿意度來測量。這兩個指標的取值范圍均為[1，10]，1 表示非常不滿意，10表示非常滿意。

二是在社會融合維度，本文選取了“社會寬容水平”和“社會公平水平”兩個二級指標。前一指標在CSS 問卷中對應的題項是“您對現在社會的寬容程度如何評價？”，答案賦值范圍為[1，10]，1 表示非常不寬容，10 表示非常寬容；后一指標在CSS 問卷中對應的題項是“總體來說，您對現在社會總體公平公正情況的評價”，答案的編碼方式為“非常不公平=1、不太公平=2、比較公平=3、非常公平=4”。

三是在社會凝聚維度，本文選取了“社會信任水平”“社會道德水平”和“社會法治水平”三個二級指標。在CSS 問卷中，這三個指標對應的題項分別是“您對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水平如何評價？”“您對現在社會上人們普遍的道德水平如何評價？”“您對現在社會上人們的遵紀守法水平如何評價？”。這三道問題的答案賦值范圍均為[1，10]，1 表示非常不信任或非常不好，10表示非常信任或非常好。

四是在社會賦能維度，本文選取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活動參與”兩個二級指標。前一指標在CSS 問卷中對應的題項是“我有能力和知識對政治進行評論”，調整后的答案賦值方式為“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較同意，4=很同意”。前一指標的數值越大，表示個體的政治效能感越強。后一指標是通過受訪者最近兩年是否參加過村委會選舉來測量，答案賦值方式為“1=是，0=否”。

2.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基層政府質量。政府質量通常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可靠、公正、廉潔和有能力[32]，本文據此構建了四個測量基層政府質量的指標，分別是政府可信、政府公正、政府廉潔和政府能力。此外，現有研究通常采用主客觀兩種方法選擇具體的測量指標，前者是指政府工作的實際表現，后者是指公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33]?？紤]到變量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公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來測量政府質量。CSS 向受訪者詢問了居住地政府在11 類工作上的表現，具體指標分別為“a.提供醫療衛生服務；b.為群眾提供社會保障；c.保護環境，治理污染；d.保障公民政治權利；e.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f.廉潔奉公，懲治腐??；g.依法辦事，執法公平；h.發展經濟，增加人們的收入；i.擴大就業，增加就業機會；j.政府信息公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k.有服務意識，能及時回應百姓的訴求”。除了政府單項工作評價，CSS 還設置了政府工作總體評價的題項。這12 道問題的答案賦值均為“1=很好；2=比較好；3=不太好；4=很不好；8=不清楚”。

基層政府質量的指標構建思路如下。一是將回答“不清楚”的樣本剔除，并對答案的賦值方向進行調整，最終為“很不好=1，不太好=2，比較好=3，很好=4”；二是參考金煒玲和孟天廣針對政府廉潔性和政府公正性設計的題項[34]，筆者將指標f 歸為“政府廉潔”，將指標d和指標g 歸為“政府公正”；三是將指標a、指標b、指標c、指標e、指標h 和指標i 歸為“政府能力”，將指標j 和指標k 歸為“政府可信”；四是除“政府廉潔”以外，將“政府能力”“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各自包含的指標加總后取均值，從而得到測量以上三方面的基層政府質量的綜合性指標。此外，本文以CSS 問卷中政府工作總體評價這一題項作為整體基層治理的測量指標。

3.控制變量

本文將其他可能會影響農村居民對社會質量評價的因素納入模型中，包括農村居民的性別（1=男，0=女）、年齡、婚姻狀況（1=有配偶，0=無配偶）、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1=黨員，0=非黨員）、就業狀態（1=有工作，0=無工作）和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對數。另外，為了控制時間和地區層面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將調查年份、農村居民所在省份及其經濟發展水平也納入模型中。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由人均GDP 的自然對數衡量，其數據來自CSS 調查當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表1 是針對農村居民樣本計算的變量的基本統計量。

表1 變量的基本統計量

（三）分析策略與模型設定

本文的實證部分由描述性分析和回歸分析兩部分構成。描述性分析主要考察在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農村社會質量和基層政府質量的變化軌跡，以對假設1a—1e 和假設2 進行驗證?；貧w分析主要是運用統計模型來評估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質量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首先考察整體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整體質量的影響，再考察四個維度的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整體質量的影響?？紤]到被解釋變量為定序變量，故使用OProbit 模型進行估計，以此來驗證假設3。

三、數據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

1.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農村社會質量的變化

表2 體現了農村地區的社會質量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的變化情況。Panel A 的結果顯示，農村居民對社會整體質量的評分在2015 年就已經達到6.57，以均值5 為評判標準，這表明當時農村的社會質量已經處于較高水平。隨著2020 年脫貧目標順利完成，農村居民對社會整體質量的評分在2021 年達到7.92，這表明農村社會質量達到非常高的水平。Panel B 則具體呈現了農村地區的四個維度的社會質量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的積極變化。在社會經濟保障維度，農村居民對家庭經濟狀況的滿意度評分從2015 年的4.96 上升至2021年的5.74，對社會保障狀況的滿意度評分從2015 年的6.20 上升至2021 年的7.06；在社會融合維度，農村居民對社會寬容水平的評分從2015 年的6.23 上升至2021 年的7.23，對社會公平水平的評分從2015 年的2.62 上升至2021 年的2.70；在社會凝聚維度，農村居民對社會信任水平的評分從2015 年的5.74 上升至2021 年的6.72，對社會道德水平的評分從2015 年的6.14 上升至2021 年的7.39，對社會法治水平的評分從2015 年的6.46 上升至2021年的7.77；在社會賦能維度，農村居民對自身政治效能感的評分從2015 年的2.35 上升至2021 年的2.51，并且政治活動參與的評分從2015 年的0.55 上升至2021 年的0.62。此外，均值差異檢驗的結果顯示，無論是社會整體質量，還是具體的社會質量，它們的時間差異均在0.1%水平上高度顯著。

表2 社會質量指標的時間變化

綜上所述，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除了社會整體質量得到顯著改善，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保障水平、社會融合水平、社會凝聚水平和社會賦能水平都呈現顯著提升的趨勢，這表明在精準扶貧階段農村地區的社會質量得到全面提升。因此，精準扶貧政策對農村社會的意義，不僅僅是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根治，而且增強了農村社會的內生發展動力，從而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制度條件。由此驗證了假設1a—1e。

2.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基層政府質量的變化

表3 體現了基層政府質量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的變化情況。Panel A 的結果顯示，2015年，精準扶貧工作尚未開始，農村居民對基層政府整體質量的評分為2.67，這表明基層政府整體質量介于“不太好”到“比較好”之間。但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農村居民對基層政府工作表現的評分不斷上升，在2021年達到3.11，這表明基層政府整體質量達到“比較好”的程度。Panel B 則具體呈現了基層政府在能力、廉潔、公正和可信這4 個維度的質量的變化情況。具體而言，農村居民對基層政府能力的評分從2015 年的2.55 上升至2021年的2.91，對基層政府廉潔的評分從2015年的2.62上升至2021年的3.02，對基層政府公正的評分從2015 年的2.55 上升至2021 年的2.97，對基層政府可信的評分從2015 年的2.35 上升至2021年的2.84。由此可見，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基層政府在廉潔方面的質量已經達到“比較好”的水平，而在能力、公正和可信方面的質量也都接近“比較好”的水平。此外，均值差異檢驗的結果顯示，無論是測量基層政府整體質量的具體指標，還是測量基層政府4 個維度質量的具體指標，它們的時間差異均在0.1%水平上高度顯著。因此，對于基層政府而言，無論是其整體質量，還是在能力、廉潔、公正和可信等維度的具體質量，都在精準扶貧工作開始推進之后呈現顯著提升的趨勢。由此驗證了假設2。

表3 基層政府質量指標的時間變化

（二）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社會質量的影響

表4 體現了使用OProbit 模型估計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的整體社會質量的影響結果。需要說明的是，分析樣本是整合了CSS 四期數據的農村居民樣本。模型1 僅加入反映農村居民個體及其家庭特征的控制變量，模型2進一步控制了農村居民所在省份及其經濟發展水平。模型3 則在前一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政府整體質量這一核心自變量。結果顯示，政府整體質量的系數值為0.526，且在0.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基層政府整體質量對農村地區的社會整體質量的提升作用始終存在于精準扶貧階段，并延續至脫貧攻堅目標完成之后。

表4 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整體社會質量的影響（全樣本）

本文進一步考察了不同維度的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的整體社會質量的影響。模型4 加入了政府能力、政府廉潔、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四個測量政府質量的指標。結果顯示，以上四個變量的系數都在統計上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村地區的整體社會質量的提升與基層政府在能力、廉潔、公正和可信四個維度上的政府質量的增強存在密切聯系。然而，從系數的顯著性和數值來看，政府能力與農村社會質量的關系最為緊密，并且影響也最大，政府公正對農村居民的社會整體質量評價的影響次之，政府可信和政府廉潔的影響最弱。由此驗證了假設3。

本文對CSS2015、CSS2017、CSS2019 和CSS2021 的農村居民樣本分別進行回歸，以考察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質量的影響在貧困治理實踐中的變化軌跡。在表5 中，模型1—4的結果顯示，政府整體質量變量的系數均在0.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基層政府整體質量對農村地區的社會整體質量具有非常明顯的提升作用。但比較來看，政府整體質量在模型4 中的系數值（0.712）大于在模型1 中的系數值（0.488），這表明基層政府整體質量的作用會隨著貧困治理的不斷推進而逐漸增強。

表5 基層政府整體質量對農村地區整體社會質量的影響（分年度樣本）

進一步地，我們將政府整體質量替換為四個具體指標，即政府能力、政府廉潔、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表6 的結果顯示，不同維度的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質量評價的影響在2015 年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定為扶貧開發的基本方略這一時間節點前后存在較大差別。2015 年，政府能力和政府公正是提升農村社會整體質量的有效機制，但政府廉潔和政府可信未發揮顯著影響。在精準扶貧工作順利結束后，政府能力和政府公正仍然對農村社會整體質量產生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盡管政府廉潔和政府可信對農村社會的正向影響已經開始顯現，但二者與農村社會整體質量的關系僅在5%的水平上顯著，并且系數值小于政府能力和政府公正。

表6 四個維度的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地區整體社會質量的影響（分年度樣本）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社會質量理論，利用“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的多期數據，本文考察了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后農村地區社會質量的變化軌跡，進而從政府質量視角出發對上述變化過程進行解釋。研究發現，第一，農村社會質量顯著改善，這體現為經濟保障水平、社會融合水平、社會凝聚水平和社會賦能水平均大幅提升。第二，基層政府質量在精準扶貧階段顯著提升。不僅表現為整體質量得到提升，政府能力、政府廉潔、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這四個維度的政府質量指標也呈現上升趨勢。第三，在精準扶貧階段，基層政府質量對農村社會質量具有促進作用。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精準扶貧階段政府能力和政府公正發揮了更為顯著的積極作用，政府廉潔和政府可信的正向作用發揮不顯著。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階段，高質量發展對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而扎實推動城鄉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提升基層政府質量和農村社會質量則是政策實施的著力點。在基層政府質量方面，需要更加重視政府廉潔和政府可信兩個方面。對基層政府而言，腐敗和公信力不足被認為是制約其質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削弱基層社會治理基礎的結構性根源[35]。因此，提高基層政府質量應以加大腐敗治理力度和提高工作透明度為重點?；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方面，基層反腐工作需要持續推進。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工作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繼續深入，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也將逐步建立，因此基層政府在資源分配、項目審批等事項上的權力也將擴大，由此帶來的腐敗風險也需要通過制度化和常態化的反腐工作加以預防。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應將增強居民的信任度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其一，基層政府部門應不打折扣地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相關要求，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開系統，塑造陽光政府和透明政府；其二，基層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要強化對社會公眾訴求的回應速度和回應質量，將政府政策通過網絡形式、下基層形式等多種方式不斷下沉，幫助社會公眾理解和接受政府政策，從而更好地提升社會公眾對政府可信能力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