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跡、文獻與文物相互釋證——從沙孟海古文字考釋觀談起

⊙ 袁文甲

引言

在古文字考釋及相關學術研究中，羅、王最早以傳世及出土文獻釋證甲骨文與金文等[1]，沙孟海在此基礎上又依托考古、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及書法文物資料相互釋證，即以文物資料與文獻資料互證；以古器物刊刻資料與拓本及書法書跡資料互證。這種借助多種新學問及新資料的相互釋證方法，也進一步推進了王國維先生“地下之實物與地上之遺文相互釋證”的二重證據法。[2]沙孟海多重證據的釋證方法不僅僅為古文字考釋提供了理據，也為書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及線索。自古以來，古文字考釋是漢字研究的基礎，漢字是書法的基本構成元素，在錯誤的釋讀及錯誤的考釋基礎上，逐層推衍導致文字發展的以訛傳訛，不利于漢字的正確傳播與進步，更無從談及在此基礎之上對相關書法文物資料的書法學及書法史的研究。多學科及新材料的相互釋證，也增加了學術研究中求真與求實的研究態度，這種研究的學術態度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對于書法而言，書法的書寫還講究美感，求美也是建立在求真與求實的基礎之上的，沙孟海的古文字考釋及多重釋證的謹嚴學風也是后人要學習的。

沙孟海曾對傳世書跡及出土文獻中疑難字進行釋證，筆者一一輯錄如下：《古錄》釋文訂[3]、《字說》[4]、《 字說》[5]、《也字說》[6]、《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二號木牘“共侍”兩字釋義》[7]、《婁各盂考釋》、《婁各盂考釋·附記》[8]、《配兒鉤考釋》[9]，《石鼓為鄜畤刻石考》中關于“鄜、畤”字的考釋[10]，《略談浙江出土的石鉞——石鉞與鉞族》中關于“鉞”字的考釋[11]，《洹子孟姜壺跋》中關于“ ”字的考釋（此字單純以通用習慣推釋，不涉及音義用法推定，屬于不完全考釋）[12]，《杞伯諸器跋》中關于“匄”字的考釋[13]，《越王勾踐劍拓本跋》[14]《倉頡廟碑跋》《晉朱曼妻薛氏買地券跋》[15]，《銅器篇·遠古銅器之探究》中對“鼎、鬲、簋、敦、盧、匕、尊”等字的釋解，《彝器之字體·上》中關于“殳、言、馬”等字的考釋，《彝器之字體·下》中關于“薇、逢、歸”等字的考釋，《彝銘考釋之進步》中從釋文、集字、字形、字義、字音、書體等方面簡述考釋之法，《彝器之時代》[16]《彝器之復出與初期考釋》[17]《石鼓史話·石鼓文之校釋》[18]《許慎以前文字學流派考》[19]《論簡字》[20]等。沙孟海綜合運用書跡資料、文獻及文物資料進行古文字釋證，體現了沙孟海綜合的學術高度及深厚的文化積淀。其對于語言文字之考究，以多重證據的釋證方法，也打破了前人多以文獻釋文獻或文獻傳文獻之單純的釋證體例，輔以沙孟海書法及篆刻并進，古典辭章、金石碑版、文物考古等無不精通，這也為他的學術研究道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在新材料及新方法日益出現的情況下，沙孟海注重對傳統研究理論的審視，也注意新的研究范式的轉型，這種對書跡、文獻與文物的綜合釋證研究法，在書法學及書法史學研究中都是值得借鑒的。

一、沙孟海古文字考釋觀

漢字是記錄語言的方式[21]，在出土文獻及書跡中出現疑難字或新見字，需要文字的闡釋及進一步考釋，考釋的核心是記錄語言的音義[22]，闡釋的目的是理據與構形，終究是厘清文字的音義與構形的相互關系，只有明辨其音義與構形，才能“完全釋字”[23]，而非僅僅是模糊推測或通時定義。這一方面是文字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另一方面也是正確書寫漢字的必要前提，在大量的古文字文物資料的流傳中，由于外在客觀因素及久遠文化的差異，一定存在部分疑難字及錯誤字，也難免存在錯簡、書誤、混亂及偽作，繼而需要對文字進行明辨釋讀，不得不考證及解決相關疑難字及錯誤字，繼而考證作品的真實性，這也符合書法研究及書寫中嚴謹、求真、求實及求美的基本思路。沙孟?？坚尮盼淖忠跃M扎實的文字訓詁之學和文史兼備的辭章功底，加之旁涉考古及文獻，又關注新問題、新學問及新發現，終究形成了一套古文字考釋體系。對于古文字的考釋方法，學者說法不一。如羅振玉以《說文解字》為中心參照[24]，又以金文、甲骨等探窺書契，《說文解字》作為基本的分析漢字字源及考其形義的工具書，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許慎并未見到當下如此大宗的新文獻資料，難免訓釋有誤，因此過于依托《說文解字》并不合適；王國維則善于運用當下新材料，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交叉論證[25]；于省吾在羅、王的基礎上，多用考據得其每一個字所處的時代橫向關系及字之本身在不同時期所處的縱向關系，善于綜合辯證分析[26]；唐蘭則多用文字偏旁對照分析法。[27]通過梳理沙孟海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沙孟海的古文字考釋方法已經非常成熟，它可以分為宏觀及微觀兩個維度，宏觀層面是指基于書跡、文獻及文物諸多材料和多重證據的相互釋證，通過借助考古學、歷史學、文字學、書法學及文獻學等做多學科推定；而微觀層面具體到某字與漢字形、音、義橫向與縱向相互關系的分析及以自我學識為積淀的綜合論證。

對于沙孟海古文字考釋觀的研究，筆者以沙氏《石鼓為鄜畤刻石考》（《 字說》）《大小盂鼎名稱的商榷》《也字說》《 字說》《木牘“共侍”兩字釋義》等相關文章進行分析。

1.《石鼓為鄜畤刻石考》[28]，沙孟海先借助歷史學推定鄜畤所在及其重要性，根據傳世文獻《漢書》《史記》得出秦人多用畤字，其文獻所載共有八處，初作西畤，后為雍四畤，漢代時稱為雍八畤，后文獻也佐證秦文公作鄜畤。沙孟海通過此字音、形、義綜合分析，將《石鼓文》“ ”定為“鄜”字，“ ”字在《石鼓文》中兩處可見，對于此字王國維及郭沫若均有不同考釋，分別釋為“雍”與“蒲”?！墩f文解字》“鄜”作“ ”，從邑，麃聲。沙孟海借助音韻學分析漢字在古代并無輕唇音，凡輕唇音皆讀作重唇音，所以“非、敷、奉、微”四紐的字古音與“并、明”四紐的字沒有區別，“鄜”字古音應讀作“鋪”。 從?聲，?又從虜聲，?與虜兩個字都是郎古切，音魯。他又近一步通過文獻《尚書》《禮記》《詩經》推定“鄜”作“ ”。沙孟海綜合運用音韻、訓詁及文獻考訂鄜字有四種寫法，分別是《石鼓文》中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麃”，《說文解字》中的“ ”及今體“鄜”。沙孟海以漢字基本的形、音、義進行釋證，以察其形、明辨音義及通讀其境，而且注意分析漢字本身形、音、義之間的相互關系，對形、音、義三要素考釋推定[29]，這種結合形、音、義的觀點相互論證，實質上就是綜合論證的基礎。

2.《大小盂鼎名稱的商榷》[30]，在《盂鼎甲器跋》中，沙孟海借助考古文物及歷史學的相關知識對《盂鼎》的流傳與著錄做了翔實的分析，通過對器物挖掘、收藏情況進行詳細總結，具有典型的依照考古文物進行學術推定的范例。沙孟海所論頗具合理性，他以書法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多學科的綜合知識進行判斷，一方面增加了釋證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以文獻考文獻及舊說以訛傳訛之誤。單一的文獻論證往往缺少理論材料支撐，通過新學科、新學問、新科技、新思維的交叉能更加準確地做出定位。

3.《也字說》[31]，“也”字是“匜”之本字，“匜”在商周時多見，沙孟海說“也”字作“陰”，多與女性有關?！墩f文解字注》有：“(匜)似羹魁，斗部曰魁?？?，羹枓也。枓，勺也。匜之狀似羹勺，亦所以挹取也。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道者，路也，其器有勺?？梢允⑺⒕?。其柄空中，可使勺中水酒自柄中流出，注於盥槃及飲器也?！薄皡F”字金文作，象形惟肖，金文從皿作，從金作，從尸作，從金從皿作，沙孟海認為這些寫法均為后起字，并認為篆文匜本作，又作，最后從 作?！墩f文解字》有云：“也，女陰也，象形?！焙笥忠浴抖Y記》《左氏傳》《后漢書》等傳世文獻論之?！?字說》[32]，這篇文章中“ ”字的考釋依然是先以《說文解字》正之，后推其形、音、義之發展變化，結合相關傳世文獻進行考釋。通過以上兩篇文章的文字考釋，可見沙孟海先生以《說文解字》為本的字學觀，他常以《說文》為中心結合金文的不同形體，以窺其義。通過學者對《說文解字》研究的不斷深入，發現《說文解字》所釋字意并非全為本意，但結合《說文解字》，通過傳統文字學中的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比較互證等方法，往往能相對準確地對文字進行考釋。另外，沙孟海作為現代書法教育的先驅，一直強調《說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考釋中的重要性，曾以宋代學生以篆、隸、草三體習書，并常課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為例[33]，強調書家懂篆并通以《說文》為基。

4.《木牘“共侍”兩字釋義》[34]，本文是典型的以漢字形、音、義綜合互釋的典型，對于“共侍”兩字的釋義，沙孟海先以簡牘基本釋錄的辦法，將此簡所有文字進行排序校釋，這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語言文字學功底，并精通漢代辭章及用法。在考釋時，他通用傳世文獻《詩經》《尚書》《國語》《爾雅》，就其書中所見“峙”字逐一釋義，分析“峙”字在不同語境下的使用性質，將“峙”字在同時期不同用法的橫向關系及在不同書目不同歷史時期的縱向關系進行對比研究，結合音韻學，得出“峙、庤”音義并同，屬于同一字的異體的結論，并以假借讀破法來闡釋，即在古代，某些字詞有音無字，固可以用同音字來闡釋，就是已有本字的，也常常假借同音或音近的字來表達。最后，沙孟?？计洹爸?、歭”為同一例字，“共與供”“歭、庤、 ”非同形但同義。通過此文可知，書跡中出現的疑難字可以通過音、形、義的相互關系推定，以傳世文獻考其字用，即在文獻中考察字與字間的相互聯系及語境。漢字的發展是動態的，在漢字發展的歷史中音、形、義是相互依存的，不會孤立地存在，所以依托漢字形、音、義的轉換及釋證往往是準確的。

通過研讀沙孟海相關考釋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較為成熟的文字考釋體系，這種體系離不開先生深厚的語言文字學修養；通過資料可知，語言學、書法學、文字學及歷史學是沙孟海學術研究的支撐。早年，先生從馮君木、陳屺懷學習古文[35]，這為他對古文字詞性及古漢語語言環境的了解夯實基礎，這點從《助詞論》《名字別號源流考》《許慎以前文字學流派考》《轉注說》《漢字分筆排檢法》等相關作品分別能看到。他在相關文字考釋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傳世文獻，足可見其對于傳世文獻的精通，對漢字當時的語境、用法及性質進行辨釋，這些離不開語言文學的滋養；沙孟海從章太炎及顧頡剛通歷史學，歷史學的文脈是研究漢字及考證的基礎，他延續了清代中后期的史學治學體系，為他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基礎，其中相關文章有《記沙村出土陳氏兩墓志》《曲水流觴雜考》《北魏曹望憘造像跋》《石鼓史話》等；沙孟海接觸考古學是從安特生、馬衡二位學者開始的[36]，尤其是馬衡對沙孟海影響較大?？脊艑W為沙孟海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文物資料，地下出土文物資料結合傳世的歷史文獻，更加夯實了文字研究的理據性，相關文章如《石鉞與越族》《考古研究法》《五代吳越的雕版印刷》《宋元時代杭州的文物古跡》《再談南宋官窯窯址和有關資料》《中國古器物學講稿——青銅器篇》；沙孟海又從康有為、吳昌碩、章太炎浸染書法，其書法宗鍾、王、顏、蘇，涉篆、隸、楷、行、草諸體，開北碑雄強一路新風，尤其將篆隸筆意融入行草書寫，韻味沉厚，書法學及書法創作為沙孟海在古文字研究及創作上提供了實踐基礎。

附：沙孟海多重釋證的研究成果較多，筆者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類輯錄：出土文物資料、傳世文物資料與傳世文獻資料相互釋證，刊刻資料與書法墨跡資料相互釋證，寫本資料與拓本資料相互釋證，考古學、書法學、文字學及文獻學多學科交叉釋證（以下研究成果在多重資料互釋或學科交叉釋證中略有重合）。

沙孟海多重釋證的研究成果分類輯錄表

二、多重釋證與書法研究

考古文物資料的新發現，不僅僅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寶貴的依據，也使學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書法研究的固有范式，所謂傳統書法研究，或過多地關注傳世文獻及懷有固有的文獻情結，或過于專注書跡作品本身。20 世紀以來，隨著大宗出土文獻資料的面世，新材料及新學問帶來了新的研究思路，對于甲骨、碑刻、青銅器銘文及檔案典籍的研究逐漸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這些文獻研究方法的逐漸成熟，也促進了書法研究轉入求真、求實及求美的方向。多重釋證研究本身對書法書寫漢字的準確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古文獻資料中，要辨明文字的書寫正誤及具體應用，要認清假借，也可以使書家明辨文物書法資料的真偽，提高審美認知的高度。筆者從文獻釋證、書跡及文物釋證兩個角度分別談對書法研究的功用。

（一）文獻釋證

文獻釋證，主要是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互釋證。

通過雙重文獻，以此訂正書法學及書法研究中的諸多問題，對于文獻的研究，文字的釋讀是第一性的，如果釋讀不準確，便無從談及研究。例如，在先秦古文字中，往往有一種偏旁或點畫在文字構成中是可有可無的，也或者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學者們常將此種飾筆或飾點統稱為飾符號。

這個“?！弊?，我們可以借助出土的簡牘資料《信陽楚簡》《包山簡·244》《包山簡·212》看到其從西周以來的寫法有明顯區別性特征，戰國后部分文字中保留了較為古老傳統的寫法，但是在簡牘作品中全部增添了一筆，兩撇分別置于豎畫兩側，從記錄語言的角度看，這一筆是多余的，從文字演變的符號系統上看也未有明顯實質意義，但是為何添置一筆？大概是使之文字整體更加平衡與對稱，具有修飾性的作用。書法的書寫講究美感，對稱與平衡也是一種美，為了修飾性美增添的多余的符號稱為飾符。[37]所以，在古文字中飾符是比較常見的，不能因為飾符而誤讀或否定了字意本身。在文字的演變中，對于這種現象的考察需要借助大量的出土文獻資料，而不是僅僅通過傳世文獻所能解決的。對于這種用筆現象的研究要以出土文獻的實際資料進行分類，繼而量化分析，這樣也能推定文字演變及文字書寫發展的基本情況，這是文字發展史及書法發展史上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通過對文獻資料的分析，筆者繼而得出求真求實的結論，這些源自飾筆的筆畫在現在的漢字書寫中也已越來越規范化。類似這種現象的字還有“言”“商”“帝”“童”等。

另外，出土文獻除了可以研究漢字演變及構形的原理，還可以釋證許多關于書法史類的問題，如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有一段精到的敘述：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匀∈肤Υ笞?，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侏z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而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38]

“?！弊肿晕髦芤詠淼膶懛ㄑ葑?/p>

從許慎上文可以看出許多信息，如小篆的生成是“皆取史籀大篆”而成，或頗省改，書法史上也往往多以許慎之論而定，但是根據當下出土的文獻資料可知，小篆在戰國晚期已經出現，且發展得相對成熟了。秦始皇時類似刻石小篆的風格及結構造型特征更接近于戰國晚期小篆的發展，如《秦公大墓刻石》《新郪虎符》《陽陵虎符》等小篆的寫法，秦帝國時這些寫法是直接順承戰國晚期小篆固有的寫法，而非省改籀文。另外，“省改”籀文中的“省改”也并不準確，通過材料可知，有些秦小篆的書寫比籀文還繁雜，我們從《說文解字》輯錄的二百余籀文（《史籀篇》的文字統稱為籀文）可以看到，籀文的風格特征逼近西周晚期的文字書寫風格，部分文字的結構比較繁復，但是也有部分文字比較簡略，甚至比小篆還簡，如“薇”（《說文解字》籀文作，《說文解字》小篆作）、“爨”（《說文解字》籀文作，《說文解字》小篆作）、“磬”（《說文解字》籀文作，《說文解字》小篆作）等字，所以許慎所言“省改”一詞亦非妥當。另外，許慎上文“初有隸書”，意思是開始出現隸書，文中的時間是秦始皇初兼天下之后，通過現在出土的簡牘資料看，在戰國晚期就已經出現隸書，而且此時是隸書發展的大爆發時期，隸變的時間上限遠早于秦始皇兼并天下時，從部分戰國簡（《云夢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等）中可以看到隸變的情況。由此可見，傳世文獻中的諸多觀點因為是在當時資料非常匱乏的情況下得出的，是需要重新審視的，需要借助新的出土文獻資料進行考證，這樣才能保證學術研究的科學化與真實化。

出土文獻除了能重申傳世文獻中的諸多觀點之外，也可以進一步佐證相關傳世文獻中觀點的正確性，夯實古人的某些觀點。如許慎《說文解字》中關于秦書八體的記載情況，在另一個傳世文獻《漢書》中也有相關記載，二者分別輯錄為：

《說文·敘》記載：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39]

《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40]（按此“六體”為“八體”之誤，王莽時有六體，蕭何于漢興只有襲秦八體，無六體也。）[41]

這兩個傳世文獻分別輯錄了秦書八體的使用情況及分類情況，秦書八體是通行于秦的八種文字，實際是篆、隸二體，這關系到秦文字的文字發展及文字總結情況。秦書八體的提出與研究有很重要的價值，它在文字演變史及書法發展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對于秦書八體的性質及真實性，若單純以《說文解字》《漢書·藝文志》中相關記載還不能完全定論。而近年出土的張家山漢簡《史律》篇則詳細記載了秦書八體在漢初的性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記載：（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其八體課大史，大史誦課，取最一人以為其縣令史……[42]

張家山漢簡《史律》篇的出現無疑肯定了秦書八體的準確性，也確定了秦書八體的功用性質，《漢書·藝文志》的記載與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以六體試之”，筆者以為此六體應為八體。通過資料梳理可知，一方面漢初的文字使用情況多沿襲秦制，還有，漢初也不會存在新莽六書，這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常理，新莽六書出現起碼是在漢人發現孔子壁中書等詩書百家資料之后。漢武帝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發現壁中書，距離蕭何草律有近六十年，未見孔子壁中書及六國古文之前，何來古文一體呢？從目前的資料看，古文一體的確立起碼在漢武帝之后，所以漢興時應為八體試之，不會像班固所言為六體，王應麟、李賡蕓、王先謙、李學勤等也有相關論斷。近世所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篇證實于此，并確定了漢初“諷”書籀文為課試史學童的門徑，秦書八體是試史的必備。由此可見，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傳世文獻，對于出土文獻應該足夠地重視，這對于書法研究及文字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

（二）書跡及文物釋證

書跡即為書法書寫資料。文物則是通過考古出土的實物，主要是古器物等，在考古學的文物中，與書法研究相關的有甲骨文、青銅文、陶磚文、碑版文、摹拓文及筆墨工具等，這些材料的出現極大地擴充了書法研究的豐富性及可能性。

沙孟海在《兩漢刻石講稿》中綜合運用書跡與文物釋證，考其刻石之年代，依據刻石書寫風格、書體的特征，以純隸者尚未有波磔，與后漢隸書進行風格對比，得出東西漢刻石之風格差異。沙孟海分別對《楊量買山地記》《魯孝王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萊子侯刻石》等資料，運用書法學及文字學對其進行詳細的考察。沙孟海有《大小盂鼎名稱的商榷》[43]，在《盂鼎甲器跋》中，沙孟海通過陳介祺《簠齋傳古別錄》手稿中附錄給吳云的信考其廿五祀《盂鼎》比潘祖蔭《盂鼎》體積反而大，字數相比，潘氏所藏的《大盂鼎》字多百余，沙氏借助考古學辨出其器之真偽，并測定以大盂鼎稱謂之器容八石，而以小盂鼎稱謂之器容十二石，較大盂鼎反而大，于此，沙氏借助考古學之法糾正了舊誤。他還認為《兩周金文辭大系》中稱孟姜壺甲器、乙器更妥，甚至認為王國維標題盂鼎一、盂鼎二也是合適的，此文是典型的依照考古文物推定舊有學術稱謂之例。通過文中分析可知，《克鼎》《盂鼎》均屬于潘祖蔭舊藏的器物，后者共兩器，其一是博物館入藏的左宗棠供奉潘祖蔭之器，是當下通稱的《大盂鼎》，另一件出土于陜西，后亡佚。前者著錄較多且文字拓本亦多，后者不見且著錄較少，只有《捃古錄金文》有記，并無從考其容積，今人習慣稱大小盂鼎，此得名缺少理論依據。

另外，在綜合運用文物、文獻資料進行書法研究時，一定要詳細考察文物、文獻資料，證實文物及文獻，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綜合書跡及文物資料，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明確書法資料的真實性及價值。歷史上，存偽的書法文物資料很多，作偽的手段相對也高明，包括書法墨跡、青銅器及碑拓本等?！俄n非子·說林》云：“齊伐魯，索讒鼎，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真也?！庇纱丝梢?，在周代的時候便出現了贗品。在金石學大繁榮的宋代，收藏家為了喜好及牟利，大量的碑刻及青銅器出現仿制，這不利于書法文化的傳播。金石學發展到清代時出現了第二個高峰，清人注重金石考據學，從民間到官方，私刻及偽造金石文物的現象比較嚴重，也包含刻帖等書法相關文物的偽造，這就給書法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另外，書法文物的斷代與書法風格的界定有必然的聯系，而書法墨跡及版本的資料也更需要考古學參與。對于辨偽能力的提升，非僅僅書法學所能提供，必須諸多學科及諸多證據之間相互釋證。文物的價值在于真實有效地還原歷史，書法文物資料使我們可以近距離觀摩古人真跡，一方面提升了書寫體驗，另一方面有助于對文物的出土、流傳、形制等方面進行研究。具體到書法研究中，研究者不能僅僅通過文字、文獻、書法風格等因素進行辨析，還需要結合考古學等手段進行界定。

結語

本文分析了沙孟海古文字考釋的成果，確定了沙孟海以《說文解字》研究為中心的正字觀，以形、音、義為基礎的多學科、多重證據的考釋觀?；谏趁虾Ｎ氖氛芫C合的文化修養，確定了沙孟海以書法學、考古學、歷史學及文字學諸多學科交叉釋證的研究理念，在學術研究上，他善于運用新材料、新方向及新學問，在文字考釋上他側重對于漢字的形、音、義綜合分析及辯證比較，在羅、王等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多重證據釋證的古文字釋證觀及求真、求實的研究理念。對于沙孟海古文字考釋觀的研究，厘清了他在書法創作中正確的釋讀觀及文字書寫觀，最主要的是他在書法研究中形成了多重釋證的研究方法及求真、求實、求美的研究態度，養成了善于運用多學科及新材料的研究理念，這些都是在當下書法研究及書法創作中可以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