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式故事的當代重構

尹成湘

關鍵詞：“才子佳人”；現代先鋒派；暴力敘事；零度敘述；重構

余華是80年代中后期先鋒文學創作中的代表作家之一，《古典愛情》借鑒古典“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模式，通過“暴力敘事”“零度敘述”等現代先鋒派手法對“才子佳人”式故事進行了當代重構，體現出鮮明的先鋒表征。

翻開小說的第一章，撲面而來的便是強烈的熟悉感。桃柳爭妍，鳥語花香，煙柳荷塘，小橋流水，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全篇營造了充足的古典氛圍，感覺與“先鋒”二字相差甚遠，反倒像“一堆可惡的矯柔造作的古董仿造品”。除了意象使用上的“古典”，故事設定也借鑒了古典愛情小說模式——才子佳人，進京趕考的寒門書生與溫婉美麗多愁善感的富家小姐之間的愛情故事。除此之外，情節中還使用了聊齋式的人鬼之戀的情節，而男主人公柳生的姓名正是來源于蒲松齡《聊齋志異》的《柳生》一章。故事結尾處，柳生發現是空墳而破壞了小姐的還陽之路這一情節正好與東晉陶潛的《李仲文女》相似。以上種種，皆有“古典”“傳統”之嫌。

可是在傳統的“才子佳人”式古典小說中通常以“二人偶遇，墜入愛河——遭遇阻力，面臨分別——金榜題名，再度重逢——修成正果，皆大歡喜”為大致框架，這也是人們早就習以為常的故事模式，但余華卻似乎有意作對，給故事的主人公處處設障：柳生渴望金榜題名，但赴考三次，次次落榜，回到繡樓卻只剩一片廢墟；柳生渴望與小姐重逢，結果小姐淪為菜人十分痛苦，柳生最后不得不親手了解小姐；小姐死而復返，二人本想長相廝守，但造化弄人，空墳被發現，小姐不得還陽。學者薛晨鳴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卡夫卡對于余華創作的影響“使他面對任何一種客觀存在的秩序，自覺地產生了一種不信任感—— —對一切客觀時空的有效瓦解和重新組合，使他終于擺脫了時空一維性的邏輯制約，創作主體的想象力獲得了徹底的解放”。余華就像是和讀者開了個玩笑，先將讀者們引入“古典”的圈套，然后顯露先鋒性的荒誕內質，對“才子佳人”式故事這一客觀存在的秩序進行瓦解與重新組合，徹底顛覆并重構了所謂的“古典愛情”。

進入第二章之后暴力的閥門仿若被被打開，血腥暴力噴薄而出，讓我們看到了余華對于暴力與死亡的沉醉式表達。在《古典愛情》中，余華選擇以暴力敘事的手段擺脫制約，從而完成對“才子佳人”式的解構與顛覆。

柳生第二次踏上趕考途中正逢荒年，那些觸目驚心、難以直視的血腥描寫以及“人吃人”的情節設置消解了古典愛情小說中的鶯鶯燕燕，原本華美精巧的古典愛情小說被赫然劃破?！爱斢嗳A以反理性、反邏輯的手段賦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時，暴力本身也成為一種解構現實秩序的工具，而且這種解構始終披著‘命運’的外衣，呈現出無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華的敘事在大量的欲望宣泄中成為某種話語的隱喻”。披著“命運”的外衣行使暴力，原本溫婉可人的富家小姐淪為菜人與柳生重逢，再相見只見屠夫拎著小姐一條血淋淋的大腿，這是讀者無法預料到的情節走向，既顛覆了讀者從前的閱讀經驗，也顛覆了所謂“古典愛情”。正如評論家所言：“我以為余華的小說具有一種顛覆性——閱讀余華小說猶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場暴亂，你所熟悉和習慣的種種東西都被七顛八倒，亂成一團，連你自己也心意迷亂，舉止乖張?！?/p>

在很多學者的研究里都會注意到川端康成對于余華寫作的影響，余華自己也表達過他對川端康成細部描寫的著迷“他刻畫細部非常好，但是他是有距離的，你覺得他是用一種目光去注視，而不是用手去撫摸”。余華對于血腥暴力的描寫非常細致，細致到斧頭砍到骨頭時的沉悶聲響與刀在皮肉上留下的創面都能夠清晰地刻畫呈現出來，這自然與他童年時的經歷與牙醫的職業生涯密不可分。但更讓人感到背脊發涼的是細致背后情感的完全抽離，保持距離，極度客觀冷靜的筆觸，透著絲絲寒意，手起刀落都帶著“冰碴子”。

以文中句子為例，“柳生看著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聽得咔嚓一聲，骨頭被砍斷了，一股血四濺開來，濺得店主一臉都是”，這是描述菜人女孩被宰殺的情節，花一樣的年紀淪落到如此地步，任誰都不忍心，但是在余華的語言里，毫無情感的摻入，不帶一絲憐憫，平靜得如同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更讓讀者不寒而栗。正如薛晨鳴所說“相較于古代敘述的轟烈和凄涼，余華顯示了敘事上的節制——甚至顯示出“零度情感”，用穩定的語調講述曾經的喜與淚，其中心酸，各自知曉”。零度情感的使用過濾了任何的價值判斷與道德情感，但卻依然能夠毫無阻礙地讓讀者感同身受，觸及靈魂深處，這便是余華的高明之處。

在小說的情節設置中，柳生三次踏上趕考之路，情節的主體都是按照“赴京趕考——落榜歸來”這個模式進行循環，三次來回作者都會對沿途的意象進行重復。如白色的魚兒、潺潺河水、桃花、杏花、梨花，海棠、蘭、菊花，以及母親的機杼聲，烘托了濃厚的古典氛圍。雖然意象相同，但卻是按照“繁榮——破敗——繁榮”的規律變化，在貫穿于全文的“黃色大道”這一意象當中，終是柳生一人踽踽獨行，注視著這一切。正如王天然所說“柳生所經歷的‘繁榮——荒涼——繁榮’景象給人以輪回之感，一次出行即一次‘轉世’”。三次循環對比之下，頗具滄桑之感，令人惆悵。

與傳統古典言情小說的情節結構大相徑庭，程式化的情節如一個以柳生為中心的閉環，工整又刻板，這既是對傳統的反叛也是對現實的嘲諷。情節與意象的重復皆是建立在柳生的視角之下，“從古代群體式的喧鬧敘述中擇取出來，以單薄孤立的書生之軀面對紛繁復雜的人世面貌”。余華將視角傾注在柳生身上，兜兜轉轉終究還是天人兩隔，幾夜濃情蜜意之后終究還是掩蓋不了生活的荒誕殘酷與無盡的虛無。

余華借助古典的故事模式將視角聚焦于現代人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景象，以最粗暴、最具有沖擊力的手法實現對“才子佳人式”故事的當代重構，揭示了生命的荒涼與當代個人語境下生存的焦灼，具有濃厚的“先鋒”式反叛意味。

參考文獻：

[1]興安.才子佳人文學傳統的戲擬與嘲仿——讀余華的《古典愛情》[J].文學自由談，1989（05）：119-121.

[2]薛晨鳴.先鋒小說與“才子佳人”敘述的當代重構——以余華《古典愛情》與陶潛《李仲文女》為例[J].名作欣賞，2018，613（17）：69-72.

[3]洪治綱.余華評傳[M].2017年版.作家出版社：61.

[4]李陀.閱讀的顛覆[N].文藝報，1988-9-24.

[5]王天然.世界之外的孤獨——談余華《古典愛情》柳生一角[J].黑龍江教師發展學院報，2020，39（08）：106-108.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