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農半牧區”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研究
——基于Q省X鎮集體經濟模式分析

毛春合,劉 樹

(青海民族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7)

中組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印發的《關于堅持和加強鄉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扶持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通知》提出,應充分發揮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優勢,把黨員、群眾組織起來,有效利用各類資源、資產和資金,堅持因地制宜,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1]?！巴貙掁r民增收致富渠道”是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重要任務。在此背景下,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帶動農民增收的新途徑,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源頭活水,也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不同地區,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與壯大呈現出多樣化的方式。在沿海發達地區,鄉村主要采用外生型集體經濟,主要通過經營型和租賃型集體經濟模式來實現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村級集體經濟更趨向于內生型發展。黨建引領下的黨建型集體經濟充分發揮了集體經濟的服務功能,與當地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成為最為合適的實踐選擇。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為解決“制約集體經濟培育壯大的實際難題”,形成“黨建核心引領和民族團結進步的集體經濟發展局面”,全國各地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積極探索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的治理模式,培育和壯大集體經濟,尋求集體經濟創新之道[2]。集體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在推進鄉村振興和提升村民生活品質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鄉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與集體經濟發展之間呈現明顯的互動關系,通過分析產權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有助于消除集體經濟發展的障礙,同時也為建立和完善集體經濟的產權制度、促進村級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助力。

本研究以民族地區為背景,探討黨建引領下的鄉村治理中的集體經濟創新模式。研究采用定性實證分析方法,結合實地調研所得數據,主要聚焦于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內在邏輯,總結在推進過程中獲得的有效經驗。同時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對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模式所面臨的突出問題進行識別,有針對性地提出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實踐路徑。

一、黨建引領鄉村集體經濟治理的內在邏輯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是推動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需要,也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必然條件。在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黨建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內在邏輯在于:在村級集體經濟治理過程中,鄉村基層黨組織以黨建引領為核心,從體系、模式和格局三個層面展開,協同推進并深入探索,從而推動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圖1)。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核心引領作用,通過構建“鄉鎮—村委會—社會企業—村民”四級鄉村網格治理體系,推動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發展和壯大。同時,積極推動鄉村民族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地探索特色產業發展模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進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在“半農半牧”的多民族地區,黨組織積極引領各族人民共同探討村級集體經濟模式,通過“交往、交流、交融”構建起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圖1 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內在邏輯圖

(一)凝聚共識與合力:充分發揮黨組織“內核”作用

黨一直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最新的理論成果,保證自身的先進性和科學性,這使得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可以在上層建筑層面作出正確的規劃和科學的引領,為鄉村治理指明方向[3]。鄉村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特別是中西部的“半農半牧區”,其自然環境惡劣、經濟基礎薄弱,因而出現了人口流失現象,導致鄉村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大[4]。為提高鄉村治理效能、推動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必須發揮黨組織的“內核”作用,凝聚鄉村治理的共識與合力。凝聚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思想共識,需要堅持黨的領導、暢通意見表達渠道、廣泛凝聚共識,才能明確奮斗目標與前進方向,進而形成合力。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團結村民、村委會、鄉鎮和社會組織等各個主體,整合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模式所需的土地、牲畜和勞動力等資源,形成主體合力、政策合力和實踐合力,是保障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落地、落實、見效的關鍵環節。在黨建引領下,充分發揮核心引領作用,凝聚思想共識,協同應對中西部培育村級集體經濟的難題,才能積極促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達成。

(二)明確分工與責任:形成鄉村網格化治理新體系

網格化管理是對空間、資源、信息的聚集、整合、聯結。它將治理主體下沉到基層實踐中,從而促進治理資源的有機整合,實現對網格內主體、資源和事件的實時、動態、智能管理與服務,旨在構建多維、全方位、高韌性的現代基層治理體系[5]。為了持續提升基層治理效能,激發基層治理活力,鄉村基層黨組織不斷深入創新,將城市中成功的網格化管理經驗本土化并應用于村級集體經濟模式治理,從而形成了鄉村網格治理的新體系。在黨建引領的集體經濟治理模式中,鄉村黨組織通過構建“鄉鎮—村委會—社會企業—村民”四級鄉村網格治理體系,充分發揮鄉鎮的橋梁作用、村委會的主導作用、村民的主體作用和社會企業的銷售作用,確保各主體職責明確,協同預防并解決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這種協調互動的鄉村網格化治理新體系,也可以推動黨建引領下的鄉村治理效能不斷提升。

(三)實現民族團結進步:構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實現民族團結進步是當前黨和國家的重要任務,在任何時候、任何地區都應該被重視。在鄉村治理的全過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將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貫穿其中,才能凝聚廣泛共識、匯聚強大合力,促進各族人民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相互關心、相互支持,共同推動村級集體經濟建設。處理集體經濟各項事務的著力點在于各民族的團結進步。集體經濟的發展力量不僅僅依賴于某一民族,而是源自各民族成員的共同參與。在村級集體經濟的建設過程中,各民族成員只有通過深入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才能推動集體經濟模式的發展壯大。在交流中,各個民族與群體聯系更加緊密、了解更為深入、力量更加團結、能力共同進步,最終形成集體經濟共建共治的合力。通過完善集體產業經濟制度,確保成果分配的公平公正,可以使產業經濟效益充分保障各族人民的利益,體現鄉村治理中人民至上的原則。這樣的努力有助于實現集體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目標。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的過程中,只有構建起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目標。

(四)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創新鄉村特色產業發展模式

培育和發展鄉村特色集體經濟產業,不僅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關鍵途徑。探索特色產業發展模式是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經濟支持。在這一背景下,鄉村基層黨組織積極推動鄉村民族產業的發展,因地制宜把握和選準主導產業,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探索多元產業發展模式,充分利用鄉村各種資源和資產,從而實現村級集體經濟模式多樣化、多渠道、多模式的致富增收目標。同時,鄉村黨組織在決策、目標和資源三個層面上與鄉村特色產業發展相互協調,在優化制度設計與管理決策方面與特色產業發展保持聯動,明確現代化集體經濟發展的目標,引入更多有益于農民的資源和工程項目。鄉村特色產業發展則在人才、資金和意識三個方面與鄉村黨組織互動,積極培養大量人才以壯大組織隊伍,依靠產業盈利為組織提供資源支持,在集體經濟發展中培養組織共治意識。這種上下聯動實現了鄉村特色產業發展模式的協調互動,有助于推動鄉村的高質量發展。

二、“半農半牧區”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運行經驗

X鎮位于Q省西北部,總面積為119.5平方公里,轄4個行政村和10個自然社,為典型“半農半牧”的純藏族鄉鎮,養殖業為其主要經濟支柱。在黨建引領下,該鄉鎮成立了經濟股份專業合作社,以生態保護為優先發展理念,借助網格化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憑借民族團結進步的動力,積極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形成了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圖2)。在該模式中,各民族農牧民充分發揮智慧,聯合各類主體,形成協同合力,推動集體經濟實現高質量且可持續的發展[6]。

圖2 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經驗圖

(一)黨建核心引領:實現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作為完善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并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手段,基層黨建引領的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在中西部“半農半牧”地區具有重要意義。該區域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設施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鄉村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制約,對村級集體經濟的壯大構成很大挑戰。鄉村黨組織應以自身的先進性為引領,積極培育特色產業體系,以解決中西部鄉村現存的問題,實現鄉村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Q省X鎮地處典型的淺腦山地區,海拔超過2 600米,總耕地面積為1 040.80畝,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該鎮黨支部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引領村民積極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借助創新治理方式推動村級集體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為此,該黨支部通過資金支持成立經濟股份專業合作社,有效利用基層黨組織的政治、組織和群眾工作優勢,形成協同共治的合力,推動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效能的提升[7]。黨建核心引領集體經濟治理模式是提升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是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如期實現的重要助推力。

(二)民族團結進步:構成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動力之源

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作為黨和國家推動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已融入鄉村治理的綜合戰略中。堅持鄉村治理中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充分發揮各族人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展現了在民族地區實現鄉村治理有效性的新思路,有助于促進民族地區的共同繁榮與發展[8]。為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Q省X鎮發展鄉村特色產業集體經濟模式,實施村級集體產業養殖項目,并在實施過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族人民交流交往交融。鄉村黨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隊伍由各個民族成員組成,為了共同的目標,各民族成員深入交流,為“半農半牧區”的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發展出謀劃策。為壯大該地集體經濟發展,各個民族成員積極投身于該鎮的養殖業集體經濟建設中,集中智慧、凝聚共識,構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在黨建引領和各民族成員的共同努力下,該鎮的集體經濟模式逐漸壯大,盈利水平逐年攀升,各族成員共享收益,生活品質不斷提升,逐步邁向共同富裕。民族團結進步成為該鎮集體經濟治理的不竭動力。

(三)網格化治理體系:確保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創新活力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網格化治理體系在城市的基層治理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經過基層政府的行政動員迅速推廣到鄉村社會的治理實踐中。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積極借鑒城市網格化治理經驗,探索鄉村網格化治理模式,對于中西部鄉村治理方案的精進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Q省X鎮在鄉村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下,創新構建“鄉鎮—村委會—社會企業—村民”四級鄉村網格治理體系,貫穿從鎮到村、村到社、社到民的四級網格,明確了鄉村網格體系的內在聯系。鄉村治理從學習模仿向創新實踐轉變,研發了適應鄉村特色的網格化治理體系,克服了過去存在的層級障礙問題,創造性地開創了集體經濟模式治理的新局面[9]。在集體經濟模式運行中,網格治理體系的四方主體積極發揮自身作用,主動承擔各自職責,從關系協調到產品銷售等各方面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提供幫助,預防和化解了該鎮集體經濟模式發展過程中的新問題,最終確保了村級集體經濟模式治理的創新活力,提升了治理效能。

(四)生態保護優先:彰顯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核心價值

鄉村生態環境保護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有機融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內容。以生態文明理念引導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既體現了新發展理念的落實,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充分利用鄉村資源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與促進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10]。在“兩山”理念的指引下,村級集體經濟的壯大不能將經濟指標作為唯一判斷標準,而是同時要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這也是村級集體經濟建設的應有之義。Q省X鎮富有創新性地將生態保護優先理念融入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中。首先,在合作社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對農戶的土地、草場和牛羊進行集中管理,有序規避了村民散戶的無序耕種和牧養,確保了草場的恢復周期,有效促進了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保護。其次,鄉村黨組織積極倡導生態保護,并投入資金支持生態保護,使得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得益彰,形成良性互動。最后,該鎮在集體經濟獲得盈利后,將一部分資金用于生態保護治理,開展飲水工程維護和防護林喬木造林等項目,形成了“民族團結+集體經濟+生態保護”的集體經濟治理模式。集體經濟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使得該鎮逐步走上了生產與生態雙贏的綠色發展之路。

三、“半農半牧區”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運行中的問題

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建設中的基礎組成部分,占據不可或缺的位置。為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Q省X鎮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積極探索集體經濟模式,設立經濟股份專業合作社,開展集體產業養殖項目,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經過深入研究與分析,發現該鎮在集體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在培育和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阻礙,這些或將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發展和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的風險點。具體而言,存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困境和問題。

(一)集體經濟隊伍的專業化能力有待持續增強

集體經濟隊伍的專業化能力能否滿足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是能否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關鍵。從村級集體經濟隊伍成員來看,一般都是當地鄉村的農民,缺乏專業化的集體經濟隊伍,村級集體經濟所蘊含的鄉村振興和治理現代化的愿景難以落地。在城鎮人口快速增加和鄉村人口持續減少的背景之下,經濟基礎薄弱和人才流失嚴重等問題成為制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重大阻礙。在Q省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中,存在著組織隊伍專業化能力亟待提升的問題。從組織隊伍的年齡結構來看,鄉村大量人口外流,留下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導致組織隊伍普遍呈現中老年化趨勢;從組織隊伍的能力素質方面來看,中西部“半農半牧區”因公共服務不均等、教育水平滯后,且大量鄉村青壯年外出務工,造成集體經濟組織隊伍的專業能力相對薄弱。該鎮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的組織隊伍所存在的短板嚴重制約了集體經濟的壯大發展。因此,提升組織隊伍的專業素養,加強隊伍建設,對于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尤為迫切。

(二)數字賦能集體經濟發展能力較低

國家對于“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各地鄉村積極貫徹鄉村振興戰略,積極探索特色產業集體經濟模式,并成立相應的股份經濟合作社,以推動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的發展需要借助數字技術賦能,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鄉村治理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在Q省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中,數字化方面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尚未形成完善的數字化體系,導致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發展相對緩慢。具體表現為集體經濟數字賦能體系尚不完善,涵蓋資金、運營、供銷和風險四個關鍵階段的部分還存在缺失。數字化不足導致資金的投融資仍依賴傳統渠道,融資途徑單一;綠色產品的營銷仍采用線下方式,未形成線上線下宣傳銷售一體化,導致市場銷售面臨瓶頸;集體經濟運營機制仍然傳統封閉,缺乏科學的數字化運營模式,工作效率不高;科技化養殖方案未得到充分實施,風險防范能力不足。數字賦能的不足對于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的正常運行形成顯著制約。因此,建立完備的數字賦能集體經濟模式,成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

(三)集體經濟的創新治理能力較為有限

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微觀基礎,其創新能力直接關系著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能力對于集體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創新治理能力則成為促使村級集體經濟邁向現代化的有效途徑。然而,在各地的集體經濟模式中,普遍存在著創新治理能力有限的問題。Q省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的治理能力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人才隊伍相對薄弱,管理團隊主要由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組成,人才隊伍數量不足、素質有待提升,且缺乏足夠的專業性;其次,決策和監督機制不夠完善,決策和監督機制缺乏系統的制度政策規范以及專業人員的參與,導致決策和監督機制難以得到充分落實;最后,經營管理體制尚需完善,目前該鎮養殖業集體經濟仍然沿用傳統的家族式經營模式,難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養殖業集體經濟在人才隊伍、決策監督機制和經營管理機制等方面存在顯著缺陷,限制了其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該模式需要在治理能力方面進行創新,以適應社會市場的變化。

(四)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鏈”尚未形成

盡管村級集體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多數集體經濟模式缺乏對自身發展道路的客觀理性認知。它們未能對所處地域和可獲得資源進行深入反思,仍然過度依賴著轉移支付和國家財政的支撐,未能將可持續性視為自身發展的根本目標[11]。Q省X鎮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主要以農業和養殖業為核心,產業模式發展較為單一,未能形成具有特色的產業鏈。該模式在經濟發展中過度依賴財政補貼和財政轉移支付,導致該地收入來源狹窄,穩定性不高。養殖業集體經濟模式的運作機制主要是由鄉村黨組織注入資金以建立經濟互助合作社,整合零散的農戶,并通過銷售初級養殖產品如牛羊等,最終實現分紅。這種單一的經濟模式,從經濟效益角度來看,未能有效拓展上下游產業形成具有特色的產業鏈,收益有限,制約了集體經濟模式的盈利水平提升;從社會效益來看,這種單一模式和缺乏特色產業鏈的情況無法形成規模集聚效應,不僅不利于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破壞。為了實現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不斷探索新的發展路徑,建立具有可持續性的特色產業鏈,以此拓寬農民的增收渠道,并推動集體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四、“半農半牧區”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優化

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的優化,一方面有利于推動村級集體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有助于構建各民族團結進步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實現發展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趯省X鎮集體經濟模式有效經驗的總結和存在困境的分析發現,通過黨建核心引領能夠增強集體經濟的原動力,通過數字賦能可以推動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創新驅動可以保障集體經濟治理的韌性與活力,通過特色“產業鏈”則可以夯實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集體經濟模式優化,有利于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和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一)黨建核心引領增強集體經濟的原動力

黨建的核心引領是增強村級集體經濟的原動力。黨建引領注重加強組織自身建設、增強黨員干部的先進性和服務能力,而完善鄉村黨組織建設是強化引領能力的基本前提和必然選擇。鄉村黨組織的自身建設可從人才和素質兩個角度出發。通過選調生選拔等方式,吸引高校少數民族優秀畢業生黨員回鄉創新創業,為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時鼓勵當地優秀畢業生回鄉,加入鄉村黨組織隊伍,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撐。黨組織還需不斷提升黨組織成員的戰斗本領與服務能力,進一步加強黨組織成員先進性建設,為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提供明確的指導方向。此外,黨組織還應持續增強資源整合能力,調動各方主體參與集體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黨組織通過自身的核心引領力號召有志青年、社會資本積極參與村級集體經濟建設,為村級集體經濟建設注入人才和資金,加速鄉村高質量發展。最終將土地、人才和資本等資源加以整合,協調各主體緊密合作,確保村級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而進一步增強集體經濟的活力和原動力。

(二)數字賦能推動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數字鄉村是“十四五”時期的“布局”重點和“破局”關鍵,是推動中國實現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12],數字賦能也是構建集體經濟模式運行體系的關鍵環節。以數字賦能為契機,強化“半農半牧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鄉間信息資源的互通共享,同時將數字技術融入村級集體經濟建設,構筑以“技術-宣傳-渠道-模式”為支撐的集體經濟模式運行體系,可以實現對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的精準化治理,從而推動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借助數字化技術,可以實現跨層級的技術數據交流,推廣科學養殖技術;通過網絡信息平臺的宣傳,可以提升當地特色產品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進而拓寬線上線下的供銷渠道;通過電商平臺和直播帶貨等新型銷售模式,可以拓寬售賣渠道,為集體經濟提供新的增收方式。數字賦能豐富了村級集體經濟的產業模式,培育了新興業態,促使綠色集體經濟與當地的生態旅游資源和獨特民族文化相融合,以經濟發展促進生態旅游的發展,從而實現集體經濟與生態旅游的良性互動,為村級集體經濟模式的可持續內生發展提供了動力。

(三)創新驅動保障集體經濟治理的韌性與活力

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目標并不只是產業的發展壯大,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才是其核心任務和最終目標。為確保集體經濟治理的韌性和活力,必須堅定地遵循政府的領導,同時遵循市場規則,在此基礎上,還應充分重視“半農半牧區”的集體經濟管理隊伍的建設,積極促進多元主體的參與,為治理注入更多活力[13]。創新集體經濟治理的韌性和活力,首先應充實和完善具備公共服務能力的組織管理隊伍。在地方政府的引領下,集體經濟組織與當地高等院校緊密合作,借助智庫專家的力量,為集體經濟的科學發展建言獻策。其次,應著力建立健全決策和監督機制,通過制定并發布涉及決策和監督的相關政策,設立相應崗位并派駐專業人員,確保決策和監督機制得以有效貫徹實施。最后,應強化經營管理體制的建設,緊跟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管理水平的演進,摒棄落后的經營管理模式,引入科學的經營管理體系,推進集體經濟蓬勃發展。

(四)特色產業鏈夯實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

村級集體經濟的構建不僅僅涉及單一主導產業的發展和壯大,更應深度踐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理念,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因而,必須不斷探索并創新發展模式與經營方式,充分利用主導產業下游資源,延伸特色產業鏈,為村級集體經濟模式增加多樣化、多渠道、多模式的致富增收方式,以確保鄉村振興戰略高效實施,增強鄉村治理的效能(圖3)。首先,應建立集體經濟產業鏈,以牦牛和羊養殖業作為起點,逐步拓展下游產業,延伸至肉類、奶制品和皮革等領域,從原先的狹隘小作坊型集體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具備規模效應的多元產業鏈。然后,在這一基礎上,秉持“兩山”的發展理念,強調生態環境的保護,促使“生態綠色”產品的價值逐漸提升,形成有機的生態保護價值產業鏈。集體經濟產業鏈和生態保護價值產業鏈相互融合,既可以帶來經濟效益,也可以帶來社會效益。集體經濟產品在市場上得到推廣,自然生態更加美麗,也會促進生態旅游產業鏈的發展。三條特色產業鏈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形成地方“生態+旅游”的基層治理特色,在推進生態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鄉村治理的高質量發展。

圖3 黨建引領鄉村特色“產業鏈”圖

五、結語

探索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基石。在這一過程中,各地需充分考慮地方特色和發展實際,尋求適合本地的鄉村治理模式。其中,“半農半牧區”集體經濟治理模式在推進鄉村特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實施以及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等方面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發現,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模式必須緊緊圍繞該地區的特點和實際情況,探尋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在“半農半牧區”集體經濟治理模式中,其內在的邏輯需要在黨建引領下實現,要充分發揮鄉村黨組織的核心作用,不斷完善鄉村網格化治理新體系,構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創新民族特色產業的發展模式?！鞍朕r半牧區”黨建引領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基本經驗在于:首先,通過黨建核心引領,確保村級集體經濟的治理效能;其次,通過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確保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重要動力來源;再次,通過構建網格化治理體系,為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創新活力提供堅實支撐;最后,通過強化生態保護優先,凸顯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核心價值。在歷史新的起點上,解決村級集體經濟治理模式運行中的問題,主要在于通過黨建核心引領增強集體經濟的原動力,通過數字賦能推動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以創新為驅動,保障集體經濟治理的韌性和活力,同時建立特色產業鏈,夯實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基礎。在民族地區,村級集體經濟治理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立足自身實際、挖掘自身特色、緊跟時代步伐、創新發展模式,堅持發揮黨建引領的作用,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于各項民族事業中。同時,應構建各民族共同建設、共同治理、共同享有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以此促進各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深化,最終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