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價值邏輯與實踐路徑

［摘 要］財富價值觀的異化，是導致貧富分化的深層次原因。當財富從使用價值的質的規定性被交換價值的量的規定性所取代，物質財富占有量就成為衡量富裕的唯一判斷標準，致使生產越發展，貧富差距和生態危機就越嚴重。綠色發展實現了生產什么和怎么生產兩個方面的變革，推動人的需求由外而內的轉變，矯正了異化的財富價值觀。綠色發展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促進共同富裕：一是促進物質財富生產和精神財富生產協調發展，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二是賦能第三次分配，為實現共同富裕凝聚社會力量；三是提高生態系統的文化服務能力，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關鍵詞］綠色發展；共同富裕；財富價值觀

［作者簡介］王結發，法學博士，湖州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浙江湖州 313000）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綠色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機理及實踐路徑研究”（23NDJC368YB）

綠色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綠色發展”和“共同富?！币焉仙羾覒鹇詫用娌⒈幻鞔_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①綠色發展不僅能夠在生產和分配層面發揮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還可以通過重建財富價值觀來推進共同富裕。關于前者，已有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②而后者目前仍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從根本上來說，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價值問題。③如果沒有正確的財富價值觀指引，就無法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綠色發展之所以能夠促進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可以通過改革生產方式來重建財富價值觀，既能為實現共同富裕指明正確方向，也可拓展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诖?，本文在厘清財富價值觀的異化引發貧富分化機制的基礎上，力圖深入探討發展的綠色轉型對于矯正財富價值觀異化的意義，進而闡明綠色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價值邏輯與實踐路徑。

一、財富價值觀異化：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所謂財富價值觀，是指人們關于財富的根本觀點和態度，其內涵包括三個根本問題，即財富是什么、財富的作用是什么和判斷富裕的標準是什么。財富價值觀，不僅決定著人們對富裕怎么看，也決定著在實踐中怎么干。因此，一旦以錯誤的財富價值觀為指導，那么實踐必然會發生偏差，共同富裕就難以實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深刻揭示了由資本原則主導的社會財富價值觀異化的根本原因及其社會后果，充分顯明了財富價值觀異化是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以資本原則為主導的商品社會，財富從手段變成了目的。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的內容?！雹偎^使用價值，是指某一對象因其自身具有某種屬性而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一種有用性。由此可見，“財富在對人的關系中得到最初規定”。②財富本身并不具有內在價值，只有為人而存在才有意義。離開了人，財富的存在意義就被消解。因此，財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滿足人需要的一種手段?！柏敻坏谋举|就在于財富的主體存在”，③財富生產是人的勞動能力的外化，是人本質力量的確證。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目的，應是為了更好滿足人的需要，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真正的財富”是人的全面發展，并強調“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④“財富的再生產即社會個人的富裕發展的最重大的條件”。⑤然而，在資本原則主導的商品社會，由于“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⑥勞動被異化，使其不再是人本質力量的確證，導致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不再與人的需要直接相聯系，并為一種自我增值邏輯所支配，一切服從于且服務于利潤最大化目標。財富本身離開人且被賦予了獨立的價值，財富就從“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如此，財富生產得越多，人也就越貶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⑦當財富從手段變成目的時，財富便成為權力的等價物，進而催生了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人們為了生產財富而生產財富，為了占有財富而占有財富。相對于人們對財富的需求而言，財富生產能力總是不足的，在這種財富價值觀的支配下，人們對財富的占有必然會發生激烈分化，且一部分人的財富積累總是建立在對另一部分人剝削的基礎之上。

在以資本原則為主導的商品社會，物質財富成為財富的全部內容。財富是滿足人需要的有用性，因此人的需要有多少種，財富就有多少種。從表面來看，人的需要繁雜多樣，不一而足。然而實際上人的需要不外乎兩種，即物質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相應地，財富也就有且只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種類型。⑧這一劃分的重要意義在于，由于人是感性的生命存在，物質財富的生產或物質需要的滿足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精神方面需要的產生、內容及其滿足，歸根結底取決于物質生產和物質需要的滿足。馬克思指出：“‘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雹岜M管物質財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精神生活才是人之為人的根據。因此，實現共同富裕需要不斷生產出滿足人們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產品，使全體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滿足。然而，在資本原則主導的商品社會，在為“賣”而“生產”的“發財”邏輯支配下，消費主義文化蓬勃興起，使得消費某一商品不再是為了其使用價值，而主要是為了獲得商品的符號價值，即物或商品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以及其他因素所具有的價值?！坝捎诒幌M主義文化所蒙蔽，我們一直在徒勞地企圖用物質的東西來滿足不可缺少的社會、心理和精神的需要?！雹倬穹矫娴男枰徽诒?，精神產品的地位被不斷邊緣化，使得物質產品成為財富的代名詞，而物質財富的生產必須與自然界之間進行物質變換。生產過程的“副作用”是對生態系統產生損害，且自然能夠提供給人類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服務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假使人們都秉持越多越好的片面的物質財富價值觀，那么生產越發展，貧富差距和生態危機就會越嚴重。同時，消費邊際效用遞減且精神需要被扭曲還會導致精神危機。

在以資本原則為主導的商品社會，財富從使用價值“質”的規定變成了交換價值“量”的規定，物質財富占有量成為判斷富裕與否的唯一標準。如此一來，富裕的定義就具有了三重特性：其一，富裕變成了一個沒有限度的問題。當財富被看成是滿足人需要的有用性時，衡量貧窮或富裕的標準就并非一個財富占有的絕對量問題，而是人的需要被滿足的問題。也就是說，只要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無論財富占有的絕對量是多少，就都是富裕的。反之，無論占有財富多么巨量，只要人的需要沒有得到充分滿足，那么就依舊是貧窮的。但財富一旦成為交換價值“量”的規定，富裕就變成越多越好，從而使之變成一個沒有限度的問題。其二，富裕判斷標準的狹隘化。人的需要有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內容，判斷富裕與否，就必須結合物質和精神需要兩個層面來進行，且二者之間不存在替代效應。也就是說，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任何一個方面沒有得到充分實現，恰如二者同時都沒有得到充分實現一樣，都是貧窮的狀態。正如科爾曼（Daniel A. Coleman）所說：“在歷史上，價值觀是伴隨著物質主義與唯利是圖經濟的崛起而日益狹隘化的?！雹谪敻粌r值觀的異化使得精神需要被懸置，物質需要則被絕對化。其三，富裕的歷史性特性被消解。人的需要是歷史性的，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判斷是否富裕的標準應該具有歷史性。人對物質的需要是有限度的，這意味著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的需要將主要集中于精神需求方面。因此，實現共同富裕更需重視滿足精神需要。需要是人類的一種本質功能，然而“需要只有通過一種基于意識形態的主體人類學才能得以維持”。③財富價值觀的異化導致需要也被異化，判斷貧富的標準遭到全面扭曲，從而使物質財富占有量成為判斷富裕與否的唯一標準。

綜上所述，資本原則主導的商品社會導致了財富價值觀的異化：財富從滿足人生存、發展需要的手段被變成目的；財富內容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蛻變為僅有物質財富這一個方面；財富從使用價值的質的規定性被交換價值的量的規定性所取代，物質財富占有量成為衡量是否富裕的唯一標準。馬克思對財富價值觀的異化與現代社會生態危機和貧富分化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深刻揭示，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方向：財富價值觀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矯正財富價值觀需要變革生產方式。

二、綠色發展矯正財富價值觀的異化

基于以上討論，財富價值觀的異化、貧富差距的擴大和生態危機的日趨嚴峻三者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重建財富價值觀。然而，矯正異化的財富價值觀必須從變革生產方式入手，而無法直接將其強行從人的頭腦中移除。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雹傥镔|生產方式具有基礎性地位，因此勞動異化必將導致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異化。綠色發展之所以能夠促進共同富裕，就是因為它實現了發展方式的變革，能夠糾正人們關于財富的錯誤認識，進而發揮促進共同富裕的功能。

綠色發展把生態理性引入財富生產過程，使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共同指導財富生產，從而推動生產方式變革。在資本原則主導下，“相比于用貨幣來表達數量的價格，商品的特殊的質失去了它的意義”。②與使用價值相比，商品的交換價值具有明顯的優勢，從而把財富生產從“質轉換為量的事業”，③“W-G-W”被“G-W-G”取而代之，生產的目的淪為追求G的最大化。馬克思強調：“決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雹苜Y本原則主導的社會僅考慮物質財富生產過程的成本核算，而“為什么生產財富”這一更為根本的問題卻被忽視。由于物質財富的生產需要在勞動的中介下和自然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轉換，如果為了實現G的最大化，不論在生產過程中付出什么樣的環境代價和人力代價都在所不惜，那么不僅會導致生態危機與財富快速積累結伴而至，還會引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片面強調物質財富生產引發的這種“雙重危機”，嚴重威脅著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與發展，從而喚醒了人們的生態意識。安德列·高茲（Andre Gorz）追問道：“現代社會持續走向不斷擴大的分化，這難道不要求我們現在就取消經濟理性即市場、交換價值和資本邏輯對真實愿望與需求的壓制？”⑤發展的綠色轉型，就是要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前提下，實現財富生產和生態保護的統一。把生態理性引入財富生產過程，能夠阻斷以效率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為主導的財富生產邏輯，消弱或消除將盈利作為衡量一切發展標準的弊端，促使財富生產回歸于滿足人生存發展的真實需要。也就是說，綠色發展并沒有取締經濟理性，而是通過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的結合，使財富生產擺脫資本的控制，因為在資本原則主導下，“連同現代市場營銷力量對生產的控制，已使資本具備了在制造產品的同時還制造‘需求’的能力”。⑥總之，發展的綠色轉型，是在財富生產過程中引入生態理性，能夠有效實現對資本的駕馭，揚棄那種“見物不見人”的發展，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財富生產的指導原則的變革，會相應地改變財富生產方式，使財富生產從以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回歸于為了人且服務于人的“手段”。

財富生產方式的變革，推動著財富價值觀的重建。人是怎樣的，能夠成為什么樣的，歸根結底取決于生產方式。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雹甙l展的綠色轉型會深刻影響生產什么與怎么生產兩個方面并推動其變革，從而推動財富價值觀的綠色化。綠色發展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宗旨，這與由資本原則所驅動的“見物不見人”的增長型發展有著根本不同。增長型發展是一種外向型的擴張性發展，把一切都還原為量的差別。如維托里奧·赫斯勒（Vittorio H■sle）所言：“資本主義——即根據商品的交換價值而不是它們的使用價值來考慮它們——會導致人格發生一種獨特的變形：因為人們以金錢的眼光來看世界、看人，把極多的存在于審美和倫理方面的細微差別簡化為單純的價格上的量的差異?！雹佼斬敻簧a被自我增值的邏輯所主宰，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的財富也就異化為支配和奴役人的力量，成為具有神奇魔力的“圣物”。財富作為中介和手段的地位被目的化，這會導致人們財富價值觀的異化，從而根本上決定著貧富分化，恰如德尼·古萊（Denis Goulet）所指出的那樣，“增長只是使不平等特權體系永久化的一種‘現代化’面具”。②綠色發展阻斷了財富量的擴張性增長邏輯，使生產回歸于為人服務。財富生產這種由外向內的變革，不僅改變了財富生產方式，而且也會重建人們的財富價值觀，因為人們的財富價值觀與生產方式是相互作用的?！靶袨槭且粋€包含相互作用的決定因素，而不是在交互作用過程中不起作用的獨立的副產品?！雹廴藗兊呢敻粌r值觀影響或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變革也會影響或決定人們的財富價值觀。只有當財富的“質”取代“量”并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時，共同富裕才具有實現的可能。羅馬俱樂部最新研究表明：“在許多國家，GDP的增長超過某一個點后，就與經濟福利的提高無關了?！雹芡?，當一個人占有的物質財富超過一定量，物質財富的增加也無法讓其變得更富有，從而就會使其更加重視精神需要的滿足?？傊?，財富生產方式“決定了那些不得不做出相關決定的人的精神狀態”。⑤發展的綠色轉型，就是通過生產理念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推動財富價值觀的綠色化，使財富從“天上”回到“人間”，從支配人變成服務于人的手段，使人們從重視物的占有轉變為重視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綜上所述，綠色發展將生態理性引入生產過程，以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為約束物質生產的硬性條件，“以人為本”的內向型發展將會取代“見物不見人”的擴張型發展，從而能夠有效阻斷資本原則指導的財富生產增殖邏輯，使財富生產回歸于滿足人生存發展的真實需要。生產什么與怎么生產的深刻變革，必將促進財富價值觀的重建。只有當人們對財富是什么、財富的作用是什么和判斷富裕的標準是什么三個問題形成正確看法時，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三、綠色發展拓展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財富價值觀決定著人們對財富的態度和根本觀點，財富價值觀的改變會相應影響和改變人們關于什么是富裕、如何實現富裕等重大問題的看法和觀點。綠色發展能夠有效變革由資本形塑的財富價值觀，這不僅為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確方向，同時能夠拓展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當財富不再被當成目的而被看成手段時，人們就不會為了追求財富而追求財富，富裕與否就不再是一個關于物質財富占有量的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才成為可能。當財富不再僅僅等同于物質財富，而被視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時，富裕就不再只是表征物質需求的滿足，而是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都得到充分滿足的一種狀態。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就不應再只限于圍繞著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來開展工作，更應該重點思考如何讓全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都能得到充分滿足的問題，以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首先，共同富裕需要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方面協同發展。綠色發展能夠有效驅動財富價值觀重建，推動發展的內在轉向，使人們逐漸形成對財富的正確態度。當財富僅被視為滿足人生存與發展需要的一種手段時，富裕也就不再是一個由物質財富占有的量所規定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人的需要是否得到充分滿足的質的規定性問題。人的需要由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共同構成，只有這兩個方面的需要均得到充分滿足，并不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富裕。①人是自然性的存在，物質需要的滿足對于人的生存與發展有著前提性的價值，但并非越多越好。隨著物質需要的不斷滿足，物質財富的價值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當物質財富達到一定程度時，再增加物質財富的占有量，人的富裕程度并不會相應提高。盡管物質需要是精神需要形成和滿足的前提和基礎，但人的精神需要才是“人之為人”的依據，因而精神需求的滿足對于人的全面發展有著更為根本的意義?！叭耸俏镔|性與精神性的統一，由于人的物質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無限，所以這種總體狀態與人的需要是相互對應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樣生活，就意味著人必須成為一個物質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無限的存在者；換言之，就是要在滿足人之基本物質需要的條件下著力于其精神世界的開發，促進人的健康全面發展?！雹诎l展的綠色轉型，助推人的需要生態化，即使物質需要符合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而具有生態合理性，進而使體現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的精神需要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視。因此，推進共同富裕必須著眼于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同特性，推進這兩個方面協同發展，在發展物質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精神財富的生產，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精神文化，以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自我實現。

其次，綠色發展賦能第三次分配以促進共同富裕?！暗谌畏峙涫窃诘赖?、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雹凵鐣α繀⑴c的濟困扶弱行為，無論是給予幫助的人還是獲得幫助的人，二者的物質或（和）精神方面需求的滿足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對于實現共同富裕有著重要意義。在物質財富方面，富裕程度高的人如果能夠捐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來幫助貧困階層，那么其精神財富會在此過程中得到相應的提高，從而使其總體富裕程度維持在穩定狀態；又由于貧困群眾獲贈的物質財富對其有著較高的邊際效用，因此能夠有效提高社會總體的富裕程度。然而，第三次分配的發展需要人們摒棄被資本所異化的財富價值觀。在異化的財富價值觀主宰下，人們的物質期望必然會“爆炸性”地提高，而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只能通過剝削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導致“富足充裕的前景和創造財富者的需要得不到滿足的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它們還在大面積的貧困和剝削之中，播下了反抗的種子”。④由此，馬克思所提出的那種悖論就產生了，“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增長”會造成“需要的喪失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喪失”。⑤由資本原則所形塑的財富價值觀，不僅會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生態危機，還會引發人與人關系緊張的社會危機。綠色發展是以人為本的內向型發展，推動人們的需求實現由外而內的轉變。當物質性的外在生活與精神性的內在生活得到科學對待時，人的精神方面需要就會被極大激活，從而顯著提高精神需要在人的需求體系中的地位和權重。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①因此積極參與公益事業是提高人們現實關系的豐富性的重要途徑，這不僅有助于人們精神需求的滿足，而且能夠有利于貧困群眾物質需求的滿足，因為在公益活動的過程中，貧困群眾能夠獲得參與到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必要機會和資源，從而能夠享受到其所在社會的一般生活標準和福祉。②

最后，綠色發展直接滿足精神需要?！叭丝孔匀唤缟睢?，③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與自然之間持續地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轉換，然而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的綠色轉型能夠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統一，堅持可持續發展之路能夠保障人類利用自然生產出滿足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同時，良好的生態環境本身也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條件，可以為人類精神需要的滿足提供材料和資源。為什么旅游業會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而蓬勃興起？人們之所以不遠千里忍受旅途的疲勞，就是因為美好風景能讓人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感，緩解人的焦慮、苦悶、萎靡等心理狀態，讓人“滿血復活”。正如馬克思所言：“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雹芪幕帐侵浮吧鷳B系統提供的精神及娛樂方面的益處”，⑤是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提供的文化服務，為開展旅游、審美、休閑、娛樂、體育等活動提供前提條件，能夠有效提高人們精神需求的滿足程度。羅馬俱樂部的最新研究指出，人類生態足跡超過地球生態容量的1978年，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個共同現象，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會下降”。⑥堅持綠色發展，既能持續做大“金山銀山”，又能保護“綠水青山”，在確保人們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還能不斷提高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的能力和水平，使人們精神方面的需要也能得到充分滿足。由此可見，綠色發展能夠為人們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需求的滿足提供有力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總而言之，綠色發展能夠矯正被資本所異化的財富價值觀，幫助人們形成對財富的正確態度，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正確的價值指引。人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體，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注重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生產的協同推進；綠色發展能夠助推人們的需求實現由外而內的轉變，有利于推進第三次分配的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凝聚起社會力量；綠色發展，還可以直接賦能物質財富生產和精神財富生產，從而發揮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

結 論

在資本主宰的社會，因財富價值觀的異化，物質財富即貨幣占有量成為判斷“富有的人”的依據，從而導致人們物質欲望暴漲，這是造成生態危機與社會危機的根本原因。發展的綠色轉型，極大限制了資本發揮作用的空間，從而推動財富價值觀的重建，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正確價值指引。

首先，導致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財富價值觀的異化。財富作為滿足人需要的一種有用性，在資本原則主導的商品社會，從使用價值質的規定變成交換價值量的規定，從手段變成目的本身，致使人們拼命追求物質財富量的積累。然而，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物質財富的積累只能夠建立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奪之上，導致“成王敗寇”的意識形態和“贏者通吃”的局面，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形成無法彌合的鴻溝。

其次，發展的綠色轉型能夠推進生產什么與怎么生產兩個方面的深刻變革，從而推動財富價值觀的重建。綠色發展是一種內向型的發展，財富生產和再生產將服務于人的發展，不再服從于資本增殖的邏輯，從而使財富從目的回歸于為了人、服務于人的手段。人的需要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財富也包含這兩個方面而非單純地指物質財富。因此，綠色發展能夠將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相結合，以規范財富生產，使財富生產和消費都回歸于滿足人的真實需要，讓被資本所扭曲的財富觀得到糾正，由此使人獲得全面自由的發展，進而實現共同富裕。

最后，綠色發展推動著資本所形塑的財富價值觀的變革，既能為實現共同富裕指明方向，也能夠直接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必須著眼于人類需要的特性，推進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生產的協同發展，在發展物質生產的同時更加重視全體人民精神需要的滿足，以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自我實現。財富價值觀的矯正和變革，為第三次分配的發展提供了內在支撐，能夠激勵人們積極投身公益事業，以提高人們現實關系的豐富性，這樣不僅能夠提高富裕階層精神需求的滿足程度，而且還能有效提高貧困群眾物質需求的滿足程度，使全社會整體富裕程度得到提高。堅持綠色發展，既能持續做大“金山銀山”，又能護育“綠水青山”，為人們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需求的滿足提供有力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綠色發展同時涵蓋了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發展邏輯。由于綠色發展通過推動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變革，能夠有效矯正被資本所扭曲的財富價值觀，使發展的關注焦點從對物的占有轉移到自我的實現和全面發展，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又由于綠色發展更加重視精神需要的滿足，會激勵人們更加關注社會價值，不再陷入爭奪物的戰爭，進而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從而實現人與人的和解。

責任編輯：胡穎峰

責任校對：孫飛行

①《黨的二十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北京：學習出版社，2022年，第18頁。

②參見鄭石明、鄒克、李紅霞：《綠色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理論闡釋與實證研究》，《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沈滿洪：《生態文明視角下的共同富裕觀》，《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向國成、鄺勁松、鄺嫦娥：《綠色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與實現路徑》，《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③王結發：《綠色共富論》，《青海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頁。

②王福生：《馬克思的財富觀念及其當代意義》，《哲學研究》2020年第12期。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頁。

⑧參見威廉·萊斯：《滿足的限度》，李永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72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頁。

①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畢聿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頁。

②科爾曼：《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梅俊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95頁。

③雷契、齊鵬：《讓·鮑德里亞的符號價值》，《世界哲學》2004年第4期。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②維托里奧·赫斯勒：《生態危機的哲學》，邢長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58頁。

③維托里奧·赫斯勒：《生態危機的哲學》，邢長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58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頁。

⑤安德列·高茲：《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態：迷失與方向》，彭姝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9頁。

⑥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94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頁。

①維托里奧·赫斯勒：《生態危機的哲學》，邢長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109頁。

②德尼·古萊：《發展倫理學》，高铦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2頁。

③阿爾伯特·班杜拉：《思想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社會認知論》，林穎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5頁。

④魏伯樂、安德斯·維杰克曼編著：《翻轉極限：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程一恒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25頁。

⑤維托里奧·赫斯勒：《生態危機的哲學》，邢長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110—111頁。

①王結發：《綠色共富論》，《青海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②唐凱麟、易嵐：《人的二重需要視野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③劉鶴：《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人民日報》2019年11月22日，第06版。

④萊恩·多亞爾、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論》，汪淳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8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頁。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

②《2011年世界志愿服務狀況報告——為全球福祉服務的普遍性價值》，載金安平主編：《國際志愿服務重要文獻選輯》， 張俊虎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8年，第105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

⑤諾曼·克里斯騰森：《環境與你》，謝紹東等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7頁。

⑥魏伯樂、安德斯·維杰克曼編著：《翻轉極限：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程一恒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