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性神話 ” 和童年創傷 ： 《天佑孩童》中家庭倫理的后現代轉向

【摘要】非裔美國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天佑孩童》，描述了黑人女孩布萊德和母親甜蜜充滿創傷的家庭關系，以及布萊德和男友布克消除誤會、相知相愛的家庭。從后現代倫理學視角分析，現代性的“母性神話”只注重母親的社會角色承擔的責任，忽視對他者的關懷，造成了布萊德童年缺乏母愛所帶來的創傷。而布萊德和布克通過道德沖動了解彼此，又因承擔“為了他者”的道德責任療愈創傷、建立家庭的經歷，體現了家庭倫理的后現代轉向。

【關鍵詞】《天佑孩童》；托尼·莫里森；后現代倫理學；他者

【中圖分類號】I71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7-002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7.009

《天佑孩童》是美國著名非裔女作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托尼·莫里森的第十一本長篇小說，出版于2015年。在這部小說中，托尼·莫里森依舊著眼于黑人的困境、成長和救贖之旅。然而，與《秀拉》或是《寵兒》的時代背景不同，《天佑孩童》的女主人公布萊德出生在對黑人的限制性法案已成過去、黑人民權運動有所成就的20世紀90年代。布萊德的童年創傷，看起來完全歸咎于她母親甜蜜的冷漠：身為淺膚色黑人的甜蜜難以接受自己生下深黑膚色的女兒，甚至不愿讓布萊德叫她“母親”，以至于布萊德為了得到母親的愛，甚至指認無辜的女教師索菲亞性侵，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童年創傷。

因此，在家庭倫理和童年創傷的研究中，以往的研究者多從后殖民主義視角出發，探討種族主義對家庭的傷害：內化的種族主義，讓甜蜜無法接受深黑膚色的女兒；甜蜜作為一個“失職的”、不愛孩子的母親，造成了布萊德的童年創傷。然而，這樣的觀點似乎剝奪了甜蜜為自己辯駁的機會，使文本中甜蜜視角的發言顯得累贅。在文本結尾甜蜜的自白中，甜蜜確信她沒有辜負女兒：“我知道我在這種情況下為她做了最好的事情?！盵1]131甜蜜甚至為女兒的成就而自豪：“看看她現在怎么樣？一個富有的職業女孩?！盵1]131作者并非將甜蜜塑造成不愛孩子的典型“惡母”，而是用甜蜜眼中自己對布萊德的愛，和布萊德眼中的童年創傷建構起矛盾，引發讀者深入思考造成布萊德創傷的根本原因。正如研究者所說，“文本……以第一人稱視角，任其回憶、訴說、解釋、辯駁，在將整個故事情節立體式地呈現給讀者的同時，也把疑惑拋給了讀者：為什么會這樣？誰該為這些不幸買單？”[2]109因此，重新審視甜蜜的發言，對探究布萊德童年創傷的根源意義重大。

回看文本，可以發現甜蜜認為，撫養原名露拉·安的布萊德長大成人的自己作為母親是合格的，這從她的自白中可以看出：“當我的丈夫遺棄我們的時候，露拉·安是一個負擔——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我好好背負了?！盵1]131“負擔”和“背負責任”等關鍵詞，與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眼中現代性的主要特征不謀而合。鮑曼認為，現代性倫理危機來源之一便是精細分工所導致的“責任漂流”：現代社會為每一個人規定社會角色和應負的責任，人們滿足于在自己的責任范圍內行事，個體對他人的道德責任得以豁免。然而，“責任依賴于角色”[3]22，帶來了道德冷漠和對他者的漠視。因此，認為自己盡職盡責的甜蜜，無法拯救孩子免于無法呼喚母親的情感創傷，和無法援救他者帶來的良心創傷；母女感情充滿裂痕，與布萊德和男友布克坦誠以對、組建家庭的光明結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出于道德沖動，因為誤會拋棄布萊德的布克，和勇于承擔對他者的道德責任的布萊德深入溝通，治愈了彼此的童年創傷。這種對道德沖動和道德責任的鼓勵，體現了后現代倫理的特征。同時，后現代性鼓勵個體“為了他者”承擔責任，看見他者的需求。兩代黑人家庭從重視社會角色的要求到重視他者需求的轉變，也體現了家庭倫理的后現代轉向。

一、“母性神話”的破滅：帶來創傷的現代性

鮑曼認為，現代性的基礎是秩序的建立，秩序是“其他任務的原型”[4]7。知識分子宣講一種適用于所有人的理性，他們期望這種理性帶來普世的道德，“彌補個人內在的弱點，其手段是由整個社會的代表——行政權力——引導出社會的無限的‘教育’潛能?！盵5]97在家庭倫理中，現代性倫理期望的秩序則表現為穩定的家庭：父母被賦予為社會撫養孩子的義務，而母親所負的責任更大，也就是“母性神話”。而在“母性神話”背后，是把維系家庭、養育孩子的責任與母親深度綁定的殘酷現實?，F代性的“母性神話”，不但讓甜蜜和布萊德在社會中遭遇歧視，讓布萊德缺乏來自母親的關愛；還在甜蜜接受這一社會分工，忽視他者的困境之后，為布萊德帶來了道德創傷。

（一）宣揚“母性神話”帶來缺愛創傷

在小說中，甜蜜的丈夫懷疑甜蜜出軌才生下深黑膚色的孩子，立刻拋棄了她們。然而，在社會上承擔更多惡名，被看作社會問題的則是單身母親。對“普遍性”家庭秩序的追求，理論上是為了保護母親和孩子不被拋棄，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單身母親發現自己不只被丈夫拋棄，更被社會排斥，體現了“不寬容乃是現代實踐的自然傾向”[4]13。當甜蜜不得不領取補助金，官僚機構難掩對她的歧視和道德審判：“那些補助金辦事員真卑鄙……他們像乞丐一樣對待我們。尤其是當他們看看露拉·安，又看看我——好像我出軌了或者怎么的?！盵1]13領取救濟金的黑人單身母親因種族、家庭和貧困成為三重他者，被看作無力撫養孩子、也無法維系家庭的失敗者，被追求整齊劃一的“標準家庭”和“母性神話”的社會歧視。因此，甜蜜不得不“非常小心地撫養孩子”[1]13：“我讓她叫我‘甜蜜’，而非‘母親’或‘媽媽’。這更安全。那么黑的孩子，還長著照我看來太厚的嘴唇，叫我‘媽媽’會讓人迷惑的?！盵1]13對已經遭遇歧視的甜蜜來說，一旦被懷疑違背社會規范而出軌，或是孩子不是親生，面對的困境難以想象。社會歧視被懷疑違背“母性神話”要求的母親，本質上來源于社會排斥不符合現代性家庭秩序的他者。布萊德叫母親的權利被甜蜜剝奪，這一最初的童年創傷，并非出于甜蜜不愛孩子，而是母親面對打壓他者的社會，不得已而為之。宣揚“母性神話”的現代性，反而讓母女不敢、不能公開以母女相稱，為布萊德帶來了深深的童年創傷。

（二）內化“母性神話”帶來道德創傷

甜蜜本人接納甚至內化了“母性神話”，致力于滿足社會的要求，而不是滿足布萊德的道德需求，也是布萊德童年創傷的重要來源?，F代性社會中，每個人都只承擔自己的角色賦予的義務：“我們能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們能做這件事就行?！盵3]7“母性神話”給母親提供了撫養孩子、照顧孩子的義務，而不需要考慮對他者的責任。當布萊德發現房東性侵兒童，甜蜜害怕失去來之不易的房子，讓布萊德忘掉這件事。甜蜜承擔了“母親”角色的責任，為孩子保住了住所；然而，甜蜜拋棄的道德責任，令布萊德始終生活在痛苦之中?！柏熑我蕾囉诮巧钡默F代性特點，在布萊德指認教師索菲亞猥褻時表現得更加明顯。身材高大、眼神怪異的索菲亞，因相貌被當作“異類”、被家長懷疑猥褻兒童，而八歲的布萊德作了偽證。索菲亞因為相貌被懷疑，布萊德則因為膚色被排斥，她們的經歷有相通之處。然而，布萊德參與毀掉了另一個他者的人生，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在這個過程中，布萊德得到了社會的鼓勵，還有她最想要的——母親的認可：“在法庭外，所有的母親都對我微笑，其中兩個真的碰了我一下，擁抱了我。父親們對我豎起了大拇指。最棒的是甜蜜。當我們走下法院的臺階時，她握著我的手，我的手?！盵1]30甜蜜為自己滿足了“母性神話”的要求，培養出了現代性需要的、排斥他者的孩子感到驕傲，然而被她無視的道德要求，導致無辜者橫遭指控，成了布萊德最深的童年創傷?，F代性引以為傲的精細勞動分工之下，無人對他者的傷痛承擔責任，出現了“有罪過，但無犯過者；有犯罪，但無罪犯；有罪狀，但無認罪者”[3]21的奇異景觀。甜蜜盡職盡責地培養被社會接納的孩子，拒絕對他者的道德責任，直接導致了布萊德因母親的“母性神話”，在他者面前成為旁觀者和加害者，承受道德良心帶來的童年創傷。

二、童年創傷的療愈：“為了他者”的后現代倫理

后現代倫理觀將人們從立法者規定的倫理秩序中解脫出來，讓每個人為自己的道德選擇負責。而在小說中，露拉·安改名布萊德，離開母親生活，對交往異性態度開放，這種“家庭生活”反叛了現代性的原則，如同一性、理性化等。同時，布萊德找到出獄的索菲亞對她道歉，試圖為童年的偽證贖罪，作為道德主體承擔道德責任。她不再滿足于社會角色指派給她的責任，也沒有因控告過程中她只占一部分而放棄悔改。后現代倫理認為，“道德呼吁我的責任，因而引起關心的迫切要求，不會因為我照著其他人的做法行事，而得到緩解和安撫?！盵3]69布萊德受到道德沖動的呼喚，承擔起關心他者困境的道德責任，不但療愈了她的童年創傷，還讓她與男友布克消除誤會，建立了相愛的家庭，體現出后現代道德要求之下，家庭倫理的溫暖轉向。

（一）道德沖動帶來互相了解

布萊德去探望索菲亞，不但讓她被索菲亞暴打，還讓男友布克誤會她同情戀童罪犯，離開了她，她的身體也逐漸變化，從一個成年女性，蛻變回“擔驚受怕的黑人小女孩”[1]105。研究者認為，“這一體型的回歸，說明被壓抑的童年創傷并沒有愈合?！盵6]125布萊德始終將自己的創傷壓抑在內心深處：因為她對索菲亞的加害，才帶來了童年創傷；因為她從未對布克表白自我，才導致了布克的誤會。這是現代性之下童年創傷的延伸，而非她承擔道德責任的錯誤。而當布萊德與布克重逢，在唇槍舌戰之后，布萊德了解到布克的童年創傷——他的兄長亞當被戀童罪犯所害，因此才痛恨布萊德與索菲亞接觸；布克也明白了布萊德的童年創傷和向索菲亞贖罪的意圖，他們才真正心意相通，創傷愈合的布萊德也重新變回成年女人。在他們的誤解、分手、辯白與和好之中，二人都做出了基于道德沖動的決定：布克為了自己的道德感離開布萊德，而布萊德為了證明自己的道德與愛情，放下高薪工作追逐布克，對布克表白自我，這樣的沖動讓雙方心靈交融。鮑曼贊美后現代倫理中，不計得失的道德沖動，認為只有在道德沖動中人才能作為道德主體存在。而布萊德和布克因道德沖動互相遠離，又重新走到一起，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建立了志同道合的家庭，似乎正說明了這一點。

（二）道德責任療愈童年創傷

在主人公依據道德沖動做出選擇的同時，他們也獲得了道德上的成長。在傳統的社會秩序中，家庭是最重要的負責對象，人對陌生人沒有責任：“如果與陌生人共處，那么就需要學會掌握視若陌路的藝術?！盵3]181然而，布萊德沒有對陌生人“視若陌路”，而是“找到彼此，并依憑這一共同紐帶（創傷經歷）的力量，結成某種伙伴關系?！盵7]178通過承擔對他者的責任，布萊德積極主動地釋放溫暖。在她承擔道德責任的過程中，布萊德不但找到了被她誣陷之后剛剛出獄的索菲亞，對她道歉，試圖幫助她；在之后的旅途中，她更是情急之下用身體替與她萍水相逢的小女孩蕾恩擋子彈，溫暖了蕾恩的心：“史蒂夫和伊芙琳收留了我，但是沒有人為了救我而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為了救我一命，但這就是我的黑姑娘所做的，甚至沒有多想就這么做了?！盵1]82布萊德為陌生女孩自我犧牲的愛，正符合鮑曼對后現代倫理學道德復歸的期望。鮑曼贊同列維納斯“鄰居的面孔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不可抗拒的責任”[8]88的觀念，認為人應“為了他者”[3]92而生存，而責任沉默是不可容忍的：“道德實踐只能具有不切實際的根基……它從來不能用自我保證和他人保證已經達到了的標準安撫自己?！盵3]95面對需要幫助的個體，永遠不能說幫助已經足夠。出自本能而非計算的舉動，讓布萊德成為后現代的道德主體，也獲得了布克的尊敬和愛。布克則認識到，自己對亡兄亞當的愛，已經讓他只能愛理念中完美無缺的亞當，而非存在瑕疵的個體，因此他在聽說布萊德幫助索菲亞后，不聽解釋便拋棄了她。他反思了自己將亞當變成偶像的行為，其中包含著現代性對完美和“整齊劃一”的執著：“亞當沒有缺陷，純潔天真，易于去愛……什么樣的愛需要天使，只有天使能滿足呢？”[1]118

最終，布克放棄了對亡兄的執念，對現實中需要理解和愛的他者布萊德承擔道德責任，和犯過錯誤又盡力彌補的布萊德相知相愛，也療愈了自己的童年創傷。家庭關系在后現代倫理中，從只對彼此負責，到對每個他者承擔責任。布萊德和布克因此志同道合，他們的孩子將在這樣的家庭中誕生。結尾處，他們對新生命的期許，和甜蜜“愿天佑孩童”的祝愿，與后現代家庭倫理中，每個道德個體都為了他者和弱者生活的美好期望不謀而合。

三、結語

黑人家庭的道德倫理，始終是托尼·莫里森作品的重要社會議題，而在《天佑孩童》中，作者對黑人、兒童等弱勢群體面臨困境的關切，對溫暖孩童、療愈創傷的家庭的呼喚躍然紙上。從后現代倫理學的視角分析，布萊德的童年創傷是現代性的必然后果。一方面，追求統一和秩序的現代性和“母性神話”反對一切不“標準”的他者，對甜蜜和布萊德進行道德審判，迫使母親無法與孩子相認，造成孩子缺乏關愛的創傷；另一方面，母親執著于履行“母性神話”的要求，拋棄對他者的社會責任，造成孩子道德與良心的創傷。然而，在下一代的家庭生活中，后現代性倫理中出于本能的道德沖動和對他者的責任感占據了上風。布萊德和布克，出于共同堅持的、對他者的道德責任，在溫暖他者的過程中，療愈了自己的童年創傷。從甜蜜忽視布萊德的道德訴求，到布萊德承擔道德責任的贖罪之旅，再到布萊德和布克真正了解彼此，撫慰彼此受傷的心靈，蘊含著黑人家庭倫理的后現代轉向。在“為了他者”的呼喚之下，家庭從囿于社會賦予的責任，到主動承擔對他者的道德責任，帶來創傷的家庭關系被互相了解、溫暖他人的新家庭所取代，“天佑孩童”的美好未來也有了實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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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弁?，女，漢族，吉林人，哈爾濱師范大學西語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