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性主義者必定是先鋒精神的追求者

花語 安琪

編者按：本期“對話”欄目邀請安琪、花語兩位詩人通過“詩歌”紐帶，圍繞“中間代”詩歌和詩人展開深度探討。詩歌將人與詩、人與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對話”中詩人與詩人的相處、交流、對話，重新構建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同于其他的外在世界，我們在其間可以感受詩歌溫度、力量、影響詩歌創作的諸多因素以及詩歌和生活的復雜關聯，相信她們的深度對話能給讀者帶來更多有益的啟示。

花語（詩人、畫家、策展人，詩畫藝術同盟會長，以下簡稱“花”）：您是中間代著名女詩人，著述頗豐。您有一本新出的隨筆集《女性主義者筆記》，您還寫過一篇文章《女性主義者的命》，請問您如何界定女性主義，您自己是否信奉女性主義？

安琪（詩人，中國詩歌學會新媒體部主任，以下簡稱“安”）：近幾年我一直很苦惱，越活越發現自己才華不夠，讀書太少，各方面欠缺太多。年輕時以為自己就是世界，年歲越長，才知道自己只是世界里面的一個小圓，別人雖然也不是世界，但至少是世界里面的一個大圓。這個“知道”讓我很沮喪，也很焦慮。我們中間代這一撥里，全能型人才大有人在，詩、小說、評論、翻譯，無所不能。尤其雷平陽、周瑟瑟、邱華棟、李元勝等人，繁忙的社會性事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的創作力，他們基本已是著作超身了。有時我也會納悶，莫非時間對他們特別寬待，給他們一天48小時不成？只能說他們確實才氣超常，也精力過人。上天造人沒有公平可言，生活中確實有很多人一天睡四五小時就夠了，他們像魯迅把別人喝咖啡時間省下來一樣省了睡眠時間。相比于同代人，我很羞愧，整個創作范圍都在詩歌領域打轉，遇到其他文體就有瑕疵了。所以，你的贊譽，我不敢接。

至于“女性主義者”這頂帽子，我倒是很愿意戴。在我的概念里，“女性主義者”是和“小女人寫作”相對立的。1990年代初，曾有一批女性散文家被歸之為“小女人寫作”，她們的寫作旨趣大抵就是后來所謂的心靈雞湯一類。那時候我就決定自己決不走小女人寫作的路。我的寫作起步于西方思潮洶涌而進的1980年代末，作為那一時期的大學生，洗刷我身心的更多的是叛逆、先鋒、獨立、反傳統、反道德、反權威的西方現代派思維。一切溫文爾雅，一切循規蹈矩，一切墨守成規，都暗暗地被我們看不起。此處用“我們”，自然是當時我所在的漳州詩群的一幫同道。我很早就買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雖然到現在才只讀了一頁，也很早就買了波伏娃《第二性》，到現在讀了三遍，也很早就知道他們二人各自獨立卻又終生相依的奇特關系，如此離經叛道不與常人等同的伴侶多么有個性，我喜歡波伏娃這樣的女性主義者，我也想當她這樣的女性主義者。后來我又知道杜拉斯，她更牛，活得如此不拘、灑脫，且魅力如此之大?，F在我明白了，無論波伏娃、杜拉斯，我喜愛的都是她們的表象，這不對，她們真正應該被記取的是她們創造性的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能力，當波伏娃說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時，我們就要反思我們是否參與了女人的形成，是的，確實大部分小女孩被給的是布娃娃，而男孩得到的是玩具槍玩具車。當杜拉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廣島之戀》等作品反映印度支那貧困的現實和二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時，杜拉斯就參與了人類生存的探討和精神的重建。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

到北京后，我慢慢認識到自己的淺薄，知道自己離心目中的女性主義者還很遠，但我永遠尊敬女性主義者！

花：“一個女性主義者必定是先鋒精神的追求者”，這話出自您口，那么，何為先鋒精神？先鋒精神從何體現？您認為女性主義與先鋒精神之間，有什么必然的關聯嗎？

安：百度“什么叫先鋒”，得答案二：一、行軍或作戰時的先遣將領或先頭部隊；二、比喻在事業中起先頭引導作用的人或集體。先遣部隊干嗎的，去探敵情，去率先遭遇敵人。曾看過一篇文章，說的是，為了決戰勝利，統帥會有意安排先遣部隊去送死，目的就是消滅一部分敵軍同時拖延敵軍時間，以便后續大兵團跟上。所以我說，先鋒是要具備犧牲精神的。女性主義者也是，如秋瑾、張志新、林昭三個已逝的中國女性主義者（我認為），哪個不是死得很壯烈，她們的共同點是，都知道這樣做必死但還是做了，為理想為正義為自由為公道為真理……總歸不是為自己茍活。這就是先鋒精神。秋瑾、張志新、林昭三人成為她們所處年代的“精神幸存者”永遠活在后人心中（感謝你的提問，讓我冒出“精神幸存者”這五個字）。先鋒精神就是這樣體現的。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都去當秋瑾、張志新和林昭，我反對一切形式的道德綁架，這是不對的。除了先鋒精神，我還提倡一種現代精神，那種對個人權力的尊重。每個人有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權力。守住底線，不害人，就行。有時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謀求另一種類型的女性主義者，他/她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只要他/她獨立、有思想、有行動力，關注女性命運并為改變女性生存現狀鼓與呼。女性主義者不單純指女性，那些同樣關注女性命運并為改變女性生存現狀鼓與呼的男性，同樣是女性主義者。最典型的就是曹雪芹。

花：您與人合編過《第三說》《中間代詩全集》，“中間代”，應該是您自創的概念，是出于什么想法編輯《中間代詩全集》的？

安：這是兩本要回憶往事的書。但回憶也是辛苦事，就像當年做《中間代詩全集》每一步都遇到挫折?！爸虚g代”是2001年10月經由《詩歌與人———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而提出的一個詩歌代際概念?！对姼枧c人》是詩人黃禮孩創辦于1999年的詩歌民刊，前兩期做的是“70后”詩人?？?，正是這兩期決定了70后詩人群體的命運：一代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證。這時候一個問題就出來了，我們這些出生于1960年代沒有參加第三代詩歌運動的詩人們怎么辦？都知道第三代詩歌運動肇始于1986—1988兩報大展，是有組織有策劃的一次詩歌起義，反的是朦朧詩那撥人。第三代的成員構成有兩部分，一部分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生于1960年代前期。1986年我高中剛畢業，同年9月才進入大學讀書，根本沒有可能參加兩報大展，我是1990年代才開始現代詩寫作的?？梢哉f，整個1990年代的詩歌主力都是我們這些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詩人。第三代詩人下海的下海，出國的出國，堅守的不多。但因為我們這代人過于沉潛，并且呈現各自為陣的狀態，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命名?，F在，70后詩人獨立成軍了，我確實有一種身份的焦慮，我就和黃禮孩商量，能不能用《詩歌與人》的品牌為我們這一代人做一個選本？2001年5月，黃禮孩來電要我著手編選工作，《詩歌與人》的經費他來籌措，同年10月，《詩歌與人———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出來了?！爸虚g代”這個稱謂來自于該書的序言《中間代，是時候了！》，由我撰寫，后記由黃禮孩完成，《一場遲來的詩歌命名》。在網絡論壇剛剛興起的新世紀，中間代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引發諸多爭議，許多紙刊也為中間代做了專輯。你要是翻翻2002—2004年的詩歌刊物，就會發現我所言不虛。

“中間代”概念的提出直接促成了我北漂的行動。大凡一個概念提出后，無非就是邀請評論，在網絡或刊物發表，擴大影響，迄今這樣一種模式繼續沿用在其他概念上。判斷一個概念的提出是否對頭，就看它有無引發爭議，沒有爭議的概念一般都自然死亡。

“中間代”提出之前，詩歌選本選1960年代詩人總把目光鎖定在第三代詩人身上，“中間代”提出后，就基本是第三代和中間代平分了，潘洗塵、樹才聯合主編的《生于六十年代》（上中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就是一個明證，這是目前唯一一本明確定位于1960年代出生詩人的選本。我本人因為“中間代”編選和邀請評論，也認識了很多詩人、批評家，不免有種膨脹心理，以為自己朋友遍天下，就想到北京闖闖。同時我認為，“中間代”概念的最終定音鼓必須是一套精裝本的《中間代詩全集》，這個設想自然參照的是萬夏、瀟瀟主編的《后朦朧詩全集》，那本可以說是第三代的定音鼓。這樣一本書需要的資金我在漳州很難達成，于是2002年12月13日，我來到北京，開始了我另外一種人生。

2004年5月，在“中間代”詩人遠村的仗義相助下，我和他和黃禮孩共同主編的《中間代詩全集》由海峽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2008我在《詩歌月刊》下半月當編輯時，在主編老巢的支持下，又做了兩期“中間代”?？?，至此，我的“中間代”情結徹底放下?！爸虚g代”是我目前為止做得最為轟轟烈烈的一件事，我被這場烈火燒成灰燼，再也沒有力氣做其他詩事。

《第三說》是我在漳州時和詩人康城聯合創辦于2000年的詩歌民刊，屬于同仁刊物。在漳期間辦了三期，我北漂后迫于生存壓力，無暇顧及，康城聯手荊溪、冰兒、朱佳發時斷時續又辦了幾期，2015年我狀況好轉，重新介入該刊并移師北京編輯，擬恢復一年一期。一個人最終是要歸屬故鄉的，《第三說》是我可以歸屬的精神故鄉。

花：歌手張楚說，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據我所知，您現在擁有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現在的您，還能體會真正的孤獨嗎？女性主義者，真的是孤獨的嗎？

安：唐代韓愈提出的“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對我而言實在是至理名言，對別人好像就不是這么一回事，很多過得舒心的大學教授、作協領導、報刊總編也沒吃過什么苦，依舊也寫得一手好詩。更不用提那些歌星諸如汪峰一類的，每首歌貌似很不得志，實際他的生活好著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我比較笨，想寫出好詩就必得付出生命苦難的成本？這生命苦難的成本就包含你所說的孤獨，還有不安。

我在福建時期有份穩妥清閑的文化館工作，卻也是日日愁腸百結，好像這世界就自己深刻，看誰都庸俗，在嘈雜的塵世覺得自己孤獨極了，福建時期的好詩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那種心境我后來給它一個總結就是，不安分。不安分于既有的一切。前段時間微信上有一篇點擊率極高的《丁玲———一個不靠譜的文藝女青年瞎折騰的一生》，我讀了直笑，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不靠譜的文藝女青年，我承認我也是不靠譜的這款。33歲丟掉家庭和工作北漂，不僅不靠譜，還不要命。只身一人到北京，從衣食無憂直接落地空蕩蕩的北京，一針一線都得自己掙，北京之空，是一種什么都不屬于你的空，怎不孤獨？那種換了幾次工作，搬了幾次住處的經歷對北漂來說都是必修課，期間的心理折磨自己挺。幸運的是，越是困苦無助那詩意越是蔥蘢，攔都攔不住噴涌而出。我的好多詩作都是臨屏順手打出來的，許多詩還是來自朋友們現場命題，多么古怪的命題我都能把它扯到自己的現實經歷，這些作品都收在詩集《極地之境》（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你只要把這本從頭讀完，我的北京十年的歡樂悲喜就長畫卷一樣展現在你面前。

孤獨，確實是催生詩歌的酵母———那時我的詩經常出現四個字“無人可訴”。2012年托詩神的福，我有了今日的家，過上你所說的“幸福的生活”，孤獨感自然隨著消退無法再依憑“窮苦”來言，而“歡愉之辭”確實也難工，我的寫作進入艱難的轉型期。2014年夏天在第一屆北京青年詩會上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困惑，即那些活得歡天喜地的人卻成天在詩里表達哀愁這種哀和愁可信度有多少？記得秦曉宇是這么回答的，中國傳統詩詞就有為民間代言的功能，諸如士大夫的“憫農”主題就是例證。想想也是，詩歌不能僅是一己之悲歡。所以現在我要做的是，如何看到孤獨者的孤獨，如何看到悲苦者的悲苦，并把它們表現出來。詩歌寫作是一條越走越遠越走越長的路，窮盡一生也走不完。在這條路上有時孤獨有時不孤獨，當是常態。

花：《像杜拉斯一樣生活》，說的是你喜歡的杜拉斯，為什么會喜歡這個人物？杜拉斯這個角色與您之間，是否有某種重疊或精神上的共通？

安：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連對她的研讀都不一定比你多。說起來我的生命跟杜拉斯發生關系完全拜張小波所賜，沒有共和聯動圖書公司的編輯生涯，就不會有《像杜拉斯一樣生活》這首詩的問世。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2002年12月我離開家鄉到北京后，先供職于一家雜志社，工作四個月來一直沒領到工資而我因羞于談錢又不敢開口，只好黯然離開該雜志社前往大興遠村和祁國的文化公司專心去編《中間代詩全集》，之后非典爆發。6月，非典解除時我已有六個月沒有一分收入而帶到北京僅有的一點積蓄也基本花光，這時候詩人中島介紹我到北京共和聯動圖書公司應聘。共和聯動是北京著名的民營圖書公司，董事長張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詩人，又是一個頗有能力的企業經營者。我在該公司學會了圖書編輯之道，并擔任第一編輯室主任，既要自己做書，又要培訓新員工，雖然勞累，卻因為學會了一技之長而感到喜悅。共和聯動圖書公司對文字編輯的要求很全面，無論是給命題還是給文本，都要求編輯最終把它變成一本書，這里面包括內文、書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體字號大小，版式構成和封面封底設計的構想，等等。

2003年6月下旬張小波布置給我一個任務，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書。張小波說，現在市面上最流行的書是《天亮以后說分手》，我們就做跟風書，要快，過了這陣風就白做了，安琪你一個月內把書給我做出來。當時的情況是，我剛到公司一周，而張小波所謂的“書”就只是一個書名，我必須把書名變成一本書。我既焦急又鎮定，用一天時間翻閱《天亮以后說分手》，這是一本口述實錄情愛書，既然跟風，就要跟它一樣，但一本書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構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詩人朋友約稿，因為時間緊，向外才約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寫3篇（其中就有《像杜拉斯一樣生活》），其余7篇我開始發動全公司員工來寫。公司的員工大都大學剛畢業，全無寫作經驗，且這次的選題又是情愛，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應。我從兩個角度鼓動他們：多方鍛煉自己不是壞事；稿費也是一筆額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說下，幾乎每個員工都寫了一篇，不合格的我盡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齊，我重新做了修訂，題目改得吸引人些，內文字句理順些，然后和美編一起排版設計，在篇與篇之間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圖做過渡頁以加強視覺效果。這期間，校對、聯系出版社的書號、封面設計（公司封面設計是拿到外面公司做的）等等，著實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兩行我撰寫的廣告語的《天不亮就分手》的書分發到每個員工的案頭，那一刻我安靜而激動，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據。下班后人去樓空，我翻閱挺拔芬香的新書，看著上面我修改過的每個標題，突然有了寫作的沖動，我迅速寫下《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詩，全部用書上的標題，其中就有后來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樣生活》。詩中那種加速度的思維和分秒必爭的行動感，那種高頻率快節奏的語速語調幾乎是北京許多公司待過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讀該詩你將有幾近崩潰的體驗而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狀態的寫照：腦再快些手再快些愛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樣生活》，一首狂放的也是絕望的詩。像杜拉斯一樣生活？可能嗎，我曾經在一首詩中這么寫過：杜拉斯，女人的夢游者和可能。其實我想說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夢游者，她代替眾多優秀的被軀體捆綁著的女性完成夢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運地擁有她的一道掌紋———直貫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這道掌紋來寫詩的。杜拉斯寫詩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釋了什么叫詩。她用真性情的活著完成一部名為《杜拉斯》的書，每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書，閱讀名人傳記我們將發現，但凡創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風調雨順現世安穩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樣生活在詩中我如此寫到。

但我曾經在生命的某個時段無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終經由這樣一首詩留下接近的痕跡，僅僅只是如此我就將感謝共和聯動那教給我生存能力的半年。

杜拉斯只有一個，她無法復制！

花：繪畫是上帝為您打開的另一扇窗！您的鋼筆畫，畫風詭異、異軍突起、無人可以模仿，就連您自己都無法臨摹得一模一樣。因為這些原因，您的畫最近很火，很多雜志在爭相刊用，值得祝賀！是怎么想到開始畫鋼筆畫的？是受了什么啟示，一下躥到現在這個高度？

安：人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斷地映證一些成語、俗語乃至歇后語的合理性，譬如我的繪畫突然開竅映證的就是“心想事成”?！跋搿笔且环N意念，意念是有能量的，想多了，能量多了，事就成了。

我對繪畫的喜愛從小就有，初中時我的美術作品還參加了在漳州市博物館舉辦的全市中小學生美術展。上高中后學業緊，腦子里完全沒有了美術課的記憶。這美術幻想一停就是30年。近幾年隨著微信的興起，詩人們熱衷跨界并且經常在微信曬畫，每個詩人都說自己沒學過但畫起來卻也有模有樣，我也手癢難熬，涂鴉了幾張，確實沒學過，畫得非常拙劣。收入《女性主義者筆記》的插畫就是2014年的水平。那時我有一個觀點，繪畫是一定要拜師學藝學基本功的，對那些以抽象之名胡亂涂抹的畫我是不認賬的，認為它們在蒙人。我還為此寫過一篇諷刺小文題為《后現代來同一畫，聊博看官哂笑之》。

一切都在那個瞬間改變了，2015年8月，我應邀到西安參加首屆青年詩歌藝術節，當地詩人王可田先行帶我參觀了半坡博物館，鎮館之寶是“人面魚紋盆”，“人面魚”圖像被做成各種logo隨處可見。我長久而專注地凝視著這些放大在天花板和展館墻上的“人面魚”，心念頓起，繪畫其實不需要老師，那開辟鴻蒙第一個畫畫的人一定沒有老師，他/她能師從的只能是造化和自己的想象力。破除了教師迷信后，回到家重新拿起鋼筆，便如有神助，完全跟2014年判若兩人，我自己認為是半坡那個人面魚畫師附體。我是一個藝術唯心論者，也時常體驗到藝術的神秘力量，繪畫即如是。相比于水墨、油畫等其他門類，鋼筆畫只需一張紙一支簽字筆即可，既無成本，又簡單，我自然選擇鋼筆畫。每畫完一張我就迫不及待發微信朋友圈，引來朋友們的一番稱贊，斗志更高。從2015年8月到2016年2月，半年時間畫了一百多幅，真是畫瘋了。更大的鼓勵來自于各期刊編輯師友，迄今已有《詩刊》等十幾家刊物刊登了百余幅畫作，還有許多朋友的詩集選用我的畫作作封面或插圖，同時也有友人收購我的畫作。

雖然如此，我卻不想把太多時間和精力放在畫畫上，曾聽過臺灣詩人、畫家陳育虹老師的講座，她說，人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她選擇了寫作，放棄了畫畫。當時不很理解，現在自己身處選擇中，我也選擇了寫作。我的鋼筆畫屬于細線條很耗時的那種，一張下來基本這一天就什么都別想干了。相比而言，還是詩歌更有成就感。我只要拿起筆就能畫，但拿起筆卻不一定寫得出詩，這就是它們的區別?，F在我每天時間安排得滿滿的，讀書，寫作，實在舍不得再騰時間給畫畫。以后畫不畫，再說。

花：您得過不少獎，寫過不少好詩。您所認同的好詩的標準是什么？您認為，詩歌是否應該承擔某種責任和義務？

安：我是屬于貌似得過很多獎其實并沒有的那種，兩個巴掌就能算清我得的獎，第四屆柔剛詩歌獎，第五屆美麗島中國桂冠詩歌獎，這兩個屬于有獎金的民間獎。最高獎當是2006年《詩刊》社頒發的“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稱謂，之后又得過中國詩歌網“十佳詩人”“十佳詩集”獎。還有一個沙溪鎮鎮政府頒發的阮章競詩歌獎。兩家刊物給我頒過優秀作品獎：《北京文學》和《文學港》。就是這些。我把它們一一列舉出來興許能破除詩歌界對我的誤會。獎這東西，來了，不拒絕，沒有，不悲傷，順其自然。

說到好詩，我不謙虛地認為確實在不同時期我寫過不同的好詩。我的詩風多變，從起步階段的超現實主義，到北漂時期的詩日記，一直到對口語詩的突然發現，每個階段的好詩標準都不一樣，一言難盡。詩歌是否應該承擔某種責任和義務，要看個人的寫作能力，有能力的就去承擔，沒能力的想承擔也承擔不起。我傾向于承擔。近階段我比較明確的是詩歌應該反映我們所處時代的生活現實，要為傳統提供新鮮的血液而不是只顧著汲取傳統之血。

花：您的家鄉漳州，讓我們艷羨！故鄉在您的詩歌里，多次被提及，對詩人來說，故鄉，是否是一種情結？

安：故鄉和父母和祖國一樣，都是一種命定，都是一種被選擇。北漂以前我對故鄉談不上什么感情，我沒有濃厚故鄉情結，從小就想離開家鄉，我曾寫過“一個沒有離開家鄉的人你能說他/她有故鄉嗎？我以為沒有”。在長詩《失語》中，自我鼓勁般地說道：“漳州，漳州，我很可能就要背井離鄉?！?/p>

建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的漳州文明開發時間委實較晚，沒法像中原、西北那樣滿目皆是古典書中的地名人名。2010年我曾應邀到山西屯留縣采風，就是這樣一個此前不知其名的縣城一路上就讓我看到很多特別驚訝的地名，我一一把它們記錄下來：張店鎮、麟絳鎮、上村鎮、李高鄉、西賈鄉、河神鄉、路村鄉、漁澤鎮、豐宜鎮、吾元鎮、余吾鎮，這些撲面而來的長者模樣的地名一次次考驗著我的歷史想象力。對比我的故鄉漳州市所轄各縣市地名：薌城區、龍文區、龍海市、南靖縣、平和縣、漳浦縣、云霄縣、東山縣、詔安縣、華安縣、長泰縣，太多“新時代”氣息，太缺乏遠古感和經典味。倘若有來生，我希望能換個地方體驗不同的地理。但今生，我唯一擁有并只能擁有的是漳州。當我在北京疲憊、無助，所能回望的也只能是這一個，漳州。

2007年2月16日，農歷大年二十九，我在不屬于我的小屋里，在海爾手提電腦前，敲打鍵盤寫下這第一句“看一個人回故鄉，喜氣洋洋，他說他的故鄉在魯國”，當這首15行詩作完成時，我淚流滿面，這就是后來被大家所經常記起的詩作：《父母國》。

如果沒有北漂，我一定不會為故鄉寫下這么多首詩，2015年我把與故鄉有關的詩作整理成一本詩集《父母國》，先在臺灣出版，后又列入黃禮孩《詩歌與人》叢書第41輯，算是對故鄉做了一次傾訴。你和故鄉的關系從你一落地開始便已注定，無論你愿不愿意。你可以拋棄故鄉，但故鄉不會因為你的拋棄而有所損缺。人到中年，我方明白，是你需要故鄉而不是故鄉需要你。

但我確確實實已失去了故鄉。所有離鄉背井的人都有一個回不去的故鄉。在《秋天回鄉》一詩中我如此寫道：“她迷失在故鄉拆了又建的樓層間恍然已成故鄉的/陌生人?！庇谑俏冶Ьo阿多諾的名言來寬慰自己：

“對于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寫作成為居住之地?！?/p>

花：您早期的詩歌，語言先鋒，極富穿透力和才情。寫到一定程度，有沒有感到有瓶頸？要超越自己，是不是感覺很難？

安：我的寫作風格多變，每一次變都是在非常痛苦的瓶頸期之后的不得不。把我的全部詩放在一起，根本不像一個人寫的。伊沙經常批評我，十八般武器都想使，結果就是哪一種都使不精。但我實在是沒辦法，如果不變，我就只能止步。真寫不下去。

據我的閱讀，詩風變化較大的外國詩人有龐德，中國有西川、柏樺、翟永明，是那種前后期截然不同的變，改朝換代的變。此外，大部分人基本都恪守一種寫作風格穩步行走，我也羨慕那些一成不變者，至少他們的詩人形象是比較清晰的。像我這樣詩風多變的，簡直像蝙蝠，非鳥非獸，兩頭不認。其他人為什么變我不清楚，我分析自己，可能與性格有關。我本身就不是意志堅定者，容易受影響，再加上自己天性包容，總能在不同詩風中看到長處，心向往之，不知不覺就想取長補短。如果僅憑自己的力量我沒有把握超越自己，內心認為福建時期的長詩諸如《任性》《輪回碑》《紙空氣》《九寨溝》等是我“極富穿透力和才情”的巔峰之作，余生若無神助，很難超越。

寫的多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你不能寫得多又寫得好的話。你看陸憶敏，67首就足以讓后人永難忘懷。但我是真想寫詩，一段時間不寫詩，內心空虛，活得像沒活一樣，很難受。當然要寫了。

花：您是著名的北漂詩人。北漂應該是您生命途中不可磨滅的印記。請您談一談詩人眼中的“北漂”？

安：2002年12月到京，算起來也20年了。這20年里，我所待過的公司都是詩人開的公司，所干的事大都與詩有關、與文字有關，雖然工資不高，但大家情同詩友，人在異鄉，有一個舒心的工作環境比什么都重要。這里面，老巢的中視經典是我待過時間最長的，2006—2012，六年。這六年正是我生命中最困頓最糾結的六年，老巢和同事劉不偉成了我痛苦心境的出口，人的一生應該有幾個朋友讓你不快樂時隨時傾訴，這樣方能不得抑郁癥。所以我一直很感謝中視經典這六年。

在北京，一個一個詩人老板拼接成了我20年的人生路，每個環節不可或缺，感謝他們。老了以后寫回憶錄，我所待過的每個地方會是很不錯的線索。

從2017年開始，在中國言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和師力斌老師聯手主編《北漂詩篇》年選，迄今已編輯出版了六卷，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定位于北漂詩人的正規出版的詩歌選本?！侗逼娖窞楸逼娙私⒘艘蛔埳系木窦覉@，讓北漂詩人的詩歌作品有一個展示平臺，它的意義不止在于詩學，還在于社會學、人類學。身為北漂一員，我切身感受到了這個群體的邊緣化，許多北漂詩人寫了詩都不知怎么投稿、投到哪里，有了《北漂詩篇》后，他們的詩作有了明確的去處，這讓我十分安慰。編輯《北漂詩篇》，是我北漂生涯中一件有意義的事。

北京是一個最需要友情也最欠缺友情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每一份工作都拜詩友所賜，這是友情對我的恩澤。北京太大，人與人見面不容易，即使一些活動見面了，活動結束大家趕地鐵，很快各奔東西，交流其實不多。在北京，能隨時隨地拿起電話撥通聊天的朋友越來越少，我也只能慢慢習慣，忍幾次就習慣了。前面說過，我是一個珍惜時間的人，且身體素質也開始下降，對北京這種長途跋涉參加活動的勞累已有畏懼，除了外出北京，我會越來越多躲在通州。說起來小地方人更容易接洽感情，圍成一桌再電話叫幾個人過來是常事，這在北京，根本不可思議，等你趕過來，飯局早散了。在北京，最合適的友情還是家人，還是書。

“讀書、寫作、周游世界”是海子的詩，也是我的理想。

責任編輯：柏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