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革命根據地婦女識字教育研究

王慧智

（山西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農耕社會中，女子教育始終不受重視，只有少數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以及商賈之家的女性被施以婦道教育、家事教育、文化教育與藝術教育，其目的是培養具備賢良品質的依附于男性的家庭主婦，而非塑造自強獨立人格的女性，廣大婦女仍處于大字不識的狀態，女子識字教育在封建統治勢力十分嚴密的時代幾成一塊荒蕪之地。［1］近代以來，受西學東漸中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婦女解放運動開始萌芽與發展，此時女子雖然擁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但先達們決定在學校中破除“女禁”、兼收女生的舉措還是引發社會嘩然，男女同校進程與男女實現平等教育權在近代社會舉步維艱。太行革命根據地地處廣大山區之中，傳統農村教育極其落后，“在抗戰以前，晉冀豫區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十分落后的，文盲約占全人數95%—97%”，［2］甚至在黨組織內部文盲、半文盲者甚多，根本不識字竟高達一半左右，他們基本無法通順閱讀黨內文件，對黨的政策不甚了解，更何況被教育邊緣化的女性群體。農村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學堂學習，鄉村社會流傳著“上了學就跟人家跑了”“覺著女子是外人，供她念書自己得不上計，不如不供用”，［3］諸如此類的言論嚴重阻礙婦女走出家庭、走入社會、接受教育。太行革命根據地建立以后，為支援抗戰勝利與建設革命根據地，必須將占有“半邊天”力量的婦女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保證前線醫療工作與物資補給的正常開展，鞏固大后方經濟建設與政治發展。為此，中共在根據地內推行了“掃除文盲、開啟民智”的婦女識字教育，意圖增進婦女文化知識水平，帶動女子政治覺悟和思想意識的提升，在此過程中贏得人民信任，從而實現中共鄉村基層政權建設的目標。

一、太行革命根據地婦女識字教育的發展階段

女性兼具母親、婆婆、妻子、女兒等多重身份，對男性乃至于整個家庭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將傳統社會下的不同年齡段的女性動員起來接受識字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建設期間面臨的一大難點，也是革命能否獲得最大支持與成功的關鍵一環。為此，太行革命根據地在求得女性經濟自主權和政治自由權的前提下，將其納入文化教育體系之中，在根據地內開展識字教育運動來提高女性文化素養與提升女性社會地位，發動婦女參加大生產運動、鋤奸反特斗爭、擁軍支前運動等，保障前線軍需供給與根據地物資需求，穩固根據地政治建設。太行革命根據地婦女識字教育以會識、會讀、會寫字為主，輔之時事政治教育，其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一）探索實踐階段（1939 年—1941 年）

在八路軍進駐太行山區之前，該地依舊保留著傳統農業形態與農業生產方式，遵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淳樸生活狀態，只知鄉紳與宗族管理本土事務，不知“國家”“民族”是何概念。世代生活在狹隘家庭空間之中的農婦日復一日地洗衣煮飯，料理家庭事務，無權過問其他事務，她們習慣于封建政權、神權、族權與夫權對其進行統治與限制，認同“女子不能上學堂念書”的陳規陋習，并甘愿處于無權地位，充當在人格上依附于夫族的尚不能被稱作“人”的家庭成員，此為婦女自身背負的“枷鎖”。婦女的家庭成員深受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內”封建觀念影響，“相當一部分家長不同意自己家的姑娘、媳婦走出家門參加識字班，認為大姑娘、小媳婦在外邊跑是傷風敗俗的丑事”，［4］同時也怕女子讀書識字之后，回來就要鬧離婚，此為家庭強加給女性的“鐐銬”。由于國家政權無法下滲到基層組織之中，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初入太行山時，首先面對的是國家政治權力與基層權威相互碰撞。地方政府大肆宣揚“反共”，山西境內遍布“防共保衛團”，農民將中共稱之為“匪軍”“紅紅”，對共產黨員存在冷漠與懼怕情緒。教育權把持在封建地主和財閥手中，貧苦婦女幾乎沒有受教育機會。加之太行革命根據地地處山區，經濟凋敝，民眾生活極度貧困，祖祖輩輩為生計奔勞，已無力著眼于文化水平的提升，此為社會環境不利于婦女受教。

1939 年，由于日軍打通了白晉鐵路，使路東、西兩部的聯系頗為困難，黨中央決定將晉冀豫根據地分為兩部分，路西為太岳根據地，路東為太行根據地。第二年在涉縣東遼城建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聯合行政辦事處”（簡稱冀太聯辦），成為太行區與太岳區統一后的最高行政領導機關，［5］統領兩地的建設與發展。根據地內共產黨員面對文化落后的太行山區，結合之前的婦女工作經驗，認識到女性在家中遭受虐待和任人打罵，在社會上全無地位甚至不被看作是“人”，除了其沒有文化、生活圈子狹小和階級意識淡薄以外，還與其無法為家庭創造經濟收益和政治意識未開化有很大關系，要讓婦女真正意義上解放，必須使其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獲得全方位解放。對此，根據地內婦女工作者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憲政運動，要求政府頒布保護婦女的條例，吸收先進工農婦女進入干部隊伍，宣傳放腳與新式接生法，保障婦女在身體健康的前提下參與生產運動，使其獲得經濟獨立與自由，開展掃盲識字運動，提升女性文化水平與思想覺悟，同時宣揚男女平等觀念，反對隨意打罵婦女，由此，實現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穩固發展，進而更好實現根據地內的婦女識字教育。

各黨群機關和民眾團體為掃除婦女文盲，激發女性自我價值意識與解放意識，在根據地內開展大范圍識字教育運動。太行區黨委指示婦女干部需堅持和耐心地開展工作，“廣泛組織婦女識字班，婦女夜校，組織在家識字與定期測驗，充分利用冬學、春學，舉行考試獎勵等”，［6］509對婦女進行抗戰常識教育、生產教育以及衛生知識教育，最大程度上取得婦女的參與。北方局婦委從開辦婦女識字班入手，培養一批新時代的前進女性?！霸谖溧l縣的堙里、土河、王家峪、東西堡和左權縣的下午村、麻田鎮等地”，［7］識字班不僅有農村婦女踴躍參加，而且男人也參加，甚至北方局婦委的同志們也親自到村里參加婦女識字班，幫助她們識字，給她們反復講解婦女解放的道理，而且還結合戰爭形式與中心工作編唱歌曲，干部們用生動的歌曲形式激發婦女的學習熱情，在“教”與“用”的過程中夯實婦女的文化基礎。在襄垣縣婦救會的帶領下，各村基本上都成立了婦女識字班，該縣三十歲以下的婦女都能識字，還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婦女干部，“二區的邱蘭卿，原是一字不識的鄉女，現在卻可以讀《活路報》，而且是區分會的領導者；三區的魏果花，一區的高文花，都已經成為婦女工作的領導者”，［8］這是太行地區從未有過的現象。據太北區冬學運動的不完全統計，1940 年遼縣入識字班的就占全區文盲總數的60%以上，每人識字在20 個左右，武鄉農民設的識字班有242 個，婦女的有263 個，黎城農民識字班有132 個，婦女的有184 個，在識字班中，婦女表現得尤為積極，遼縣黎城的婦女每天都自動上課，平均識字100以上。［9］

此時期的婦女識字教育也存在著一定局限性。在實驗地區，婦女識字班到處建立，婦女們剛從繁重的家務中騰出手來，就得立刻跑去上識字課。遼縣、黎城婦女工作模范村，在春耕中建立起的婦女組織竟有13 種之多，經常性的突擊工作與繁多的組織會議常壓得女性們喘不過氣來。［10］同時，識字班在某些地區僅僅當作掃盲教育站，或者是解決婦女問題的場所，［6］687在形式主義作風的指導下，強制入學、機械分班分組、不顧婦女家庭條件等現象影響著婦女學習的積極性。識字班選拔的義務教員多是舊封建社會下的在鄉知識分子或者地主，適合婦女的教員相當缺乏。教學內容方面未能考慮到婦女個人需要，忽視與中心工作有效結合的必要性，或在各系統強調中心工作時使識字教育陷入停頓，村干部對此也不大管，存在放任自流現象，這種情況一直到1942年的“減租減息運動”和1943 年全區干部時事教育之后，才有了很大的改觀。

（二）改革提升階段（1942 年—1949 年）

1942 年以前，太行區域內的教育資源還有相當一部分把持在地主階級手中，青年婦女王巧林說：“我在小時候想說去念幾天書，識些字，到了學校里呀，地主家小子打得我哭回來，從此再也不敢去了?！鞭r民對自己子弟念書識字還看得很淡，對現存的學習機會存在消極躲避情緒。如賈玉蠶說：“從前我認為，一個爛□片子學也學不成個害數，把功夫浪費了，營生也誤了，有人喚我，我還害討厭?！保?1］婦女干部認為婦女工作是無關緊要的狹隘之事，限制自身才能的發揮，存在“屈才”心理，致使婦女工作停滯不前，且現階段婦救會只團結了少數積極婦女，大多數婦女仍處于無組織的游離狀態，許多婦女在強迫識字的行政命令之下，對識字班與婦女干部產生抵觸心理，影響識字教育的順利進行。［12］特別是在動員婦女受教過程中，存在城市觀點和孤立主義，認為婦女必須將家庭事務拋之腦后，獨立地參加社會事務與文化教育，婦女解放運動與群眾運動嚴重脫節，對待阻礙婦女自由的封建勢力采取一味打罵與斗爭，造成青婦與老婦、男性與女性的尖銳對立，影響婦女工作的開展，加之學習生活與生產活動、中心工作孤立進行，識字教育未能取得良好成效。

1942 年的“減租減息”運動，將全體階級群眾團結在中共周圍，經過“訴苦”與“算賬”，使群眾明白自身苦難來源于封建老財主的剝削和壓迫，啟發男性農民與婦女的階級覺悟，人民群眾經濟負擔減輕，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因而他們提出學習政治與文化的要求，主動請求政府幫助他們認字開腦筋。［13］武鄉縣婦救小組長路流香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喜歡請教義教，每逢識字班、民革室開課總是按時到達，并請求一同參加學習的干部將生字寫到紙上，以便隨時復習，現在已經認識了70 多個字。［14］但“減租減息”斗爭在部分地區存在輕視婦女與利用婦女的觀點，由于農村婦女缺乏政治自覺性且對婦女干部的培養不夠，致使許多村在農民訴苦時，將關心并愿意了解此類問題的婦女排除在外，影響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針對此缺陷，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利用學校集體培養與社會短期集訓的形式加緊培訓工農女干部，提升婦女工作領導者的政治覺悟、文化素養和業務能力，另一方面積極動員婦女參加大生產運動，糾正過去“吃喝靠男人”的依附性思想，使廣大群眾認識到婦女力量，并在生產組中設置文化教員，在農閑時間進行識字教育。［15］教育與時事政治脫節現狀在后續的“教育與中心任務相結合”的政策下有了很大改觀，1943 年10 月27日和11月5日，太行《新華日報》先后發表了《檢查減租工作深入時事教育》和《再論時事教育》兩篇社論。［16］隨后，太行區黨委指示下級組織運用冬學將時事教育深入推廣到群眾中去，村干部和群眾一起上冬學并給群眾講政治課，講中心任務，群眾切實感到冬學是“換腦筋”的場所，且大部分地區都拋棄了“填鴨”灌輸方式，轉而以群眾反省討論為主，在后期更是掀起了擁軍的熱潮。真正取得顯著成績還是經過1944 年全區大生產和干部整風，加之延安新教育方針在太行區的貫徹落實，識字教育開始采取群眾需要與自愿結合來組織群眾學習。［17］403

在學校教育體系中，教員把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或最易接近的東西如桌凳、黑板、墻壁等地方用字塊寫字貼于其上，使學生看到便能隨時隨地認字、識字。如同音形似的字最好結合起來學習，教“要”字就要把“?！弊忠矊懗鰜?，分別解釋明白，學生才不致混淆和誤會。襄垣縣第二完全小學創造出一種銷售合作社性質的識字方式，具體做法是讓同學們準備銅錢大的方塊紙收集生字，由教員在紙上做好標記交予合作社算作股金，每股十個生字，越多越好，高、初學生每日到合作社領生字，由社長向其說明字義和字音，每周結賬時從識字的多寡定分紅的多少，識字多者給予表揚，認字少者予以個別教育與鼓勵。［18］襄垣四完小初部同樣設立識字合作社，輔助三四年級課外識字，旁聽生及低年級的將社內的字庫設為正式識字課本進行學習。［19］教員還發現兒童平時所學的一般為正字，但其在站崗查路條時經常遇到草字，這與實用方面有些不符，故在教學中將常見字的草字寫法也一同教給兒童。學生在領卡片認字時，常常將字塊帶回家中學習，家中愿學文化的婦女在這耳濡目染的過程中把領的字都學會了，同時，婦女以小學生為教字對象，消減了學不會怕丟人的心理負擔，使其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認字。［20］學校通常負有進行社會教育的責任，在課外及農閑的時候，學生會干部組織學生給青年婦女上課，課程內容包括莊稼漢手冊和認字課，對于筆畫多的字，學生們就教簡單字，不然一個字就把群眾難住了，如張福梅學一個正寫的“體”字一天沒學會，換成簡體字后，半天就學會了，［21］學生還不時給群眾寫信、寫路條，在全區或村鎮召開大會時演出話劇以提高群眾學習文化的情緒。［22］

冬學運動作為社會掃盲教育的重要形式，兼具突擊性、季節性和群眾性的屬性，在施行過程中關注到處于弱勢地位的婦女群體。在班級設置方面，左權縣原莊村的婦青班根據婦女的生活需求，增加了怎樣養孩子這樣一門課，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23］在組織形式方面，盡量求得活變。冬學在時間上分為早學、午學、夜校，或建立炕頭小組（不能離開家的婦女組織的）和婦女紡織組等進行學習，對于有特殊情況或無法進行集體學習的婦女，多采用夫教妻、子教母的“小先生制”和“送字”的辦法。［24］在教學內容方面，識字班兼具政治教育與識字教育兩種屬性，教員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的識字需求來安排教學內容，如干部先從公示中常出現的字開始學、婦女先學記賬與珠算、抗屬先學寫信的常用字等。在教學方法上采取想學啥就教啥，誰會誰教，發揮團結友愛精神進行互助學習，［17］403每次上課把要學的字編成句子或快板，寓教于樂地講解字詞筆畫和組織及字詞義和用法，強調多寫多念。［20］但冬學運動存在不平衡性，部分地區還存在相當大比例的未入學成年人，文盲所占比重依然巨大，掃除文盲的識字教育仍然是中共在根據地持續開展的一項長期教育任務。［17］429到1945 年春，大部分冬學都轉為民校，據太行區25 縣的統計，民校中婦女入學人數一般比男性多，學習時間也長于男性，［25］民校成為經常性的群眾思想教育場所和中心工作的火車頭。

在此時期，富有創造性的人民群眾還編寫了學寫話歌和學文化歌，造就活潑熱情的學習氛圍，如“學習學寫話，聽我說根芽，你教我，我教你，誰會誰教誰，我問你，你問我，互相來檢查，不懂的話問下是好學生——知道了教別人又當小先生”。［21］以冬學和學校為主的識字教育成為根據地幫助女性解放的有效手段之一，通過學習，婦女認識到自己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改變了以往農村輕視婦女的陳舊思想，把婦女從封建陋習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為抗戰大局服務。

二、太行革命根據地婦女識字教育的實施效果

太行革命根據地的婦女識字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場掃除文盲、開啟民智與動員全體婦女參加根據地建設、抵抗日寇入侵的群眾性運動，一改籠罩在農村上空的“讀書無用論”思想，有效喚醒鄉村女性的求知意識與人格獨立意識，為女性同男性一樣接受教育和活躍于政治舞臺奠定基礎。

（一）文化水平方面：識字教育提高了婦女的文化素養與思想覺悟

太行革命根據地識字教育運動的開展，使廣大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從被動接受教育逐漸轉變為主動求教，從“大字不識”狀態轉變為“識字明理、有才能”的革命新女性形象。1945 年太行區贊皇、河東、平東、邢西、武北、輝縣、臨縣等7 個地區的平均文盲入學率為69%，［26］文盲入學率相較之前年份逐漸上升，根據地的識字班越辦越多，由此看出太行革命根據地識字教育取得良好成績。太行山區婦女改變以往認為自己只能在家做飯帶孩子，出去生產就丟臉的觀念，加之婦救會領導干部的廣泛宣傳，婦女逐漸參與到勞動生產中來，改變只能依靠丈夫的落后經濟狀況。武鄉婦女王香梅說：“咱學習知道了婦女今天在社會上的地位，了解了婚姻政策，婦女怎樣才能和男人求得平等，還能了解時事問題和國家大事，學習生產兩不誤?！保?0］學校利用課余時間組織生產競賽，不論男女、不論師生都要擔糞拾糞、刨地鋤苗、擔煤拔柴，女生還經常紡花、做針線活，以提高學生的勞動技術，增加其生產常識，樹立自力更生的勞動觀念。［22］

（二）政治宣傳方面：激發廣大婦女愛黨擁軍意識，鞏固根據地政權建設

太行革命根據地的婦女識字教育是與中共政治宣傳和政權鞏固密切聯系的，是以中共政治路線頒布與中心任務變化為根本指導原則的。革命根據地在建立政權時首先從提高農民經濟水平出發，從“減租減息”運動著手，改變以往苛捐雜稅繁重的現狀與農民對政權的冷漠排斥心理，通過斗爭為農民爭取最大權益，夯實中共在鄉村的群眾基礎，農民在得到切身利益之后，參加識字教育、參戰、擁軍、擁護共產黨的熱情更為高漲。群眾性的擁軍運動也在根據地蓬勃發展起來，青年婦女連夜給參軍戰士做新衣服、新鞋襪，組織婦女與學生做干糧，向前線運輸糧食。為解決戰士、干部穿衣問題，全區大力組織了空前規模的紡織運動，到1945 年6 月，參加紡織的婦女達22700 余人，共紡棉花80 多萬斤，極大地緩解了全區軍民穿衣難的問題。［27］158和順小上莊村青婦班提出“把識字班搬到紡織組中去”的口號，規定三天一集中，七天一檢查的制度，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有人說：“生產學習兩不誤，一天比以前五天學得多”。［28］

（三）社會風氣方面：使婦女精神面貌改觀，涌現出大量女性英雄

婦女識字教育在根據地的廣泛推行為革新鄉村面貌與驅逐落后愚昧思想創造了條件。通過接受科學教育，太行山區中婦女生病生娃不再求神問卜、燒香拜佛，形成有病看醫生，絕不信巫醫的正確觀念。通過改造舊社會存在的不良習俗，根據地內社會面貌和風氣呈現積極向上的態勢，極大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廣大婦女在識字教育的影響下，沖破封建枷鎖，達到思想解放，在抵抗日寇侵略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與理想抱負。根據地內涌現出一大批紡織模范和勞動英雄，在1944 年10 月太行區召開的首屆群英大會上，一批婦女勞模破天荒地參加了此次盛會，一等紡織英雄：左權縣的趙春花，武鄉縣的石榴仙等人受到表彰，一等度荒英雄孟祥英和一等勞動英雄郝二蠻帶領農民將勞動生產與學習文化知識相結合，更是涌現出擁軍模范裴乃秀和陳改改，這在太行根據地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她們以自立自強自信的大無畏精神鑄就偉大的太行精神，成為后世廣大婦女爭相學習的標桿。［27］159

（四）教學管理方面：靈活多變的教學形式為社會教育提供啟發

太行革命根據地非常注重對女性群體施以多種形式的教育，以最大限度調動婦女革命熱情，促進農村女性解放運動的發展。根據地為了滿足成人學習的需求，開設青年補習班和婦女補習班，這些人的學習進度一年即可趕得上小學三四年級；青年婦女們還自愿組織了邊生產邊學習的婦女工讀班，有些縣、區政府還為其專門舉辦婦女訓練班，便于婦女學習政治知識與文化知識。［29］115-116根據地專門開設了婦女識字班、婦女冬學、女子民校等，針對不同年齡、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家庭狀況、不同地域的婦女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不僅將青年婦女納入教育體系當中，還帶動老年婦女參加學習，很多原來是文盲的婦女在經過學習之后成為當地先進的學習模范，動員更多家庭婦女走出家門，加入學習隊伍。當今時代，我們應繼續借鑒婦女識字教育的成功經驗，對不同的女性群體施以不同的教育，增強教育體系與內容的針對性特征，在滿足基本識字需求與消解文盲的基礎之上，著力掃除科技盲、技術盲、創新盲，實現農村女性的全面協調發展。

婦女識字教育在太行革命根據地廣泛開展，識字班、冬學和民校數量逐年累增，呈現一幅蓬勃發展的景象。但在具體工作的實際開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受戰爭、農忙以及中心工作變化的影響，婦女識字教育缺乏連續性。1941 年敵人加強對晉中區域的進攻，致使晉中各縣除太谷以外，學校數量均呈現減少狀況，嚴重影響教育工作的開展。［30］中共在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有所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識字教育被中心工作同化，成為開展和匯報總結中心工作的載體，忽視群眾學習文化和時事政治的需要，影響識字教育的連續性。

第二，識字教材缺乏，教員質量不高影響婦女識字水平。識字教育的一大重點就是教民眾識字，當時沒有固定教材，有的用小學課本，有的由教師自編，［29］120或是依靠各縣、工救會、婦救會等群眾組織自行編寫，識字教材質量不高。識字班教師多由小學教員或義務教員兼任，其文化水平不高，影響教學質量。

第三，領導干部對識字教育認識不足與放任自流，未能將其看作婦女文化翻身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武器?？箲饎倮?，經過對冬學的調查發現，冬學識字教育工作流于形式，與領導干部思想不統一和工作消極懈怠有很大關系。鄉村干部常常因為戰爭形勢緊張或因沒有建立系統的工作制度而無法及時領悟上層政策，放任識字教育自流。識字運動過分重視政治宣傳，忽視文化教育反被群眾認為“學了沒用，耽誤時間”。雖然婦女識字教育在開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但不可否認識字運動在提高婦女地位和促進女性解放方面功不可沒。

三、結語

縱觀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太行革命根據地的婦女識字教育，考慮到其處于摸索前進階段，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根據地的識字教育成為女性謀求自身解放的銳利武器，也使知識女性成為時代前進的“推動劑”。隨著文化素養的提升，太行女性的思想得到啟蒙，主體意識得以崛起，積極主動學習的觀念鼓勵其克服各種困難，掌握各種生產技能，將自身塑造成擁有主體性、責任感、民族意識和大局觀念的前進新女性。中國共產黨在推動婦女解放的過程中改變了根據地落后迂腐的社會面貌、促進了社會生產發展、推動了根據地政權建設、實現了革命事業的勝利，為開啟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同時，我們也應當思考當代女性教育該如何前進與發展。根據地時期的女性識字教育偏重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勞動技能的培養，忽視婦女思想道德素養和法律常識等公民意識的培養，忽略婦女全面發展的必要性，這使得農村婦女無法應對當今城鎮化和融入城市生活，不具備應有的城市文明素養和城市勞動生活技能。另外，農村婦女也應當樹立正確子女教育觀念，使其掌握正確的教育子女方法，為子女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隨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婦女從家庭這個方寸之地中解放出來，走入社會和男性一同參加社會工作，這既是解放又是“累贅”，因為此時婦女不僅要滿足社會需要進行工作，還要承擔家務的勞累和生育的辛苦，讓自身效用得到最大的開發。女性既處于強勢地位又是弱勢群體，婦女應如何保護自身，讓自己獲得幸福，這是今后婦女教育研究應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