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游藝·生活
——投壺與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審美

馬 瑞

（景德鎮陶瓷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403）

投壺是中國古老的投射運動之一， 它不僅是“涉及宴飲、婚冠、賓射等內容的‘嘉禮’，或天子接見諸侯、賓客，與各國交往的‘賓禮’”[1］，也是一種娛樂性的游戲活動，如唐代李商隱《寄遠》：“姮娥搗藥無時已，玉女投壺未肯休。 ”[2］與宋代歌妓趙才卿《燕歸梁》：“雅歌長許佐投壺。 無一日，不歡娛。 ”[3］宋代，投壺也成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日常生活運動的一部分。 而投壺日?；?、 生活化的趨勢進一步影響了宋代士人的生活審美取向， 使得以審美的心態看待生活、 享受生活成為宋代士人的審美人生境界。 換句話說， 宋代士人生活美學正是在投壺中得以充分的展現。

一、禮儀——遺風流變的“禮之轉向”

投壺是我國兼具禮儀教化色彩與游戲娛樂趣味于一體的運動。 它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 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進行了創新，至宋代出現了復歸古禮的投壺新格。 投壺以禮儀為導向經歷了 “尚禮——娛人——復禮”的演變過程。

投壺來源于古代射禮， 最初是上層統治者燕飲過程中的禮儀化活動。 投壺于春秋戰國形成之際，它被定性為禮而存在?！蹲髠鳌ふ压辍吩唬骸皶x侯以齊侯燕，中行穆子相，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嘀兄??！盵4］可見，這一時期的投壺更多作為貴族階層的高雅文化，屬于一種雅禮?；蛘哒f， 投壺雖然是賓客為了娛樂而產生的一種活動，但是它仍然是以禮為主，娛樂次之，即“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盵5］《禮記·投壺》中更是將這種投壺之禮進行了細致的區分，僅僅是在投壺開始之前賓客之間的反復請讓之禮，便充斥著濃厚的尚禮之風：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賓曰：“子有旨酒佳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6］

魏晉南北朝時期， 投壺開始進入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消遣娛樂的嶄新技法。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介紹投壺：“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尤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帶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驍。 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 至鄴以來，亦見廣簾、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7］從文中可知，魏晉時期投壺的花樣極其豐富，擅于投壺的人還可以做到“隔障投之，無所失也”。 投壺也不再是上層統治者的專屬活動，它開始成為各階層日常生活一部分。 這一時期涌現出諸多技法高超的投壺高手。 《晉陽秋》描寫王胡之可以閉眼投射， 投射技法更是高超：“王胡之善于投壺，言手熟可閉目。 ”[8］不僅如此，《南史》記載：“齊竟陵王常宿宴，明將朝，見柳惲投壺，驍不絕停，與久之，進見遂晚。 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盵9］足以見魏晉時期的投壺風氣盛行， 以及當時對娛樂性的游戲行為的寬容。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投壺已經不單是男子的專利，也開始進入女性的生活中，如《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10］石崇家中的女妓已經能做到“隔屏風投之”，這充分說明魏晉時期投壺成為不限性別的一項生活活動。 此外，投壺也成為道教的重要文化組成之一。 葛洪在《神仙傳》中有兩句寫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11］可見，投壺已經不僅僅作為現實人們的游樂活動而出現， 也成為道教中的神仙活動的一部分。這種現象說明投壺逐漸帶有仙人化特征，成為道教仙人重要的生活標志之一。至此，投壺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最受歡迎的游戲活動之一， 投壺技法的多樣化、投壺人群的大眾化、投壺運動的仙人化，使得投壺改變了以往以禮為本、娛樂次之的模式，投壺運動走向全面娛樂化的風格轉向。

投壺發展至宋代， 一轉之前過度娛樂化的風格，出現了以“復禮”為目的的娛樂活動轉向。從魏晉至唐代，投壺增添了極為豐富的娛樂色彩，不僅在玩法上豐富多樣，而且技法上也層出不窮。出于對觀賞性與娛樂性的過分看重， 投壺禮的本質遭到了一定的削弱，而且隨著市民階層的增多，投壺也陷入過度娛樂化的風格轉向。 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壯大，投壺的參與主體涉及面更廣，涵蓋了統治者、士大夫、民眾三個階層。但是宋代理學興盛，使得這種過度娛樂化的景象，引起了當時統治者以及一部分士大夫階層的警惕?！稘扑嗾勪洝?云：“司馬溫公既居洛， 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 險偽不足為善， 而圖反為奇箭多與之算，如倚裘、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賞，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算，以明逆明。 大抵以精審者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 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于正也。 ”[12］宋代儒學家司馬光也喜歡投壺， 但是他認為投壺最重要的并不是娛樂性，而是投壺過程中能否正人身心。如在《投壺新格》中，他把投壺認為是一種君子心性涵養的重要功夫：“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后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 ”[13］不僅如此，他還把投壺認為是一種禮的“正道之根抵”：“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陂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也。 ”[14］值得注意的是，投壺復禮運動實質是投壺的“育人”與“娛人”兩種基本功能之間的相互碰撞。 而且投壺新格的出現以及文人階層對投壺過度娛樂化的質疑與矯正， 也致使投壺失去了文化層面的支撐。 但是廣大的投壺愛好者并不以此為意，仍然“盡日投壺笑未回”[15］，以娛人的基本功能為要。

投壺在時代的更迭與社會的變遷中呈現出曲折往復的周期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投壺從禮儀活動逐漸轉變為娛樂性的游戲， 成為普羅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投壺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紛繁復雜的禮儀， 與原來的古禮始終沒有脫離開來。因而，投壺是宋代統治者、士大夫、民眾生活中“禮”的重要組成。

二、游藝——文人雅趣的“文之具象”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極度繁榮的朝代， 而物質財富的增加也促使人們尋求個體生命的發展，尋求娛樂活動的多樣化。 投壺則是這一時期娛樂活動的典型代表， 它既是一種雅俗共賞的游戲活動，也代表了士大夫階層的游藝文化。以游藝為導向的投壺展現了“修身-游戲-射藝”三重風格。

投壺蘊含著禮儀教化的色彩， 但它不單純以此為主要目的， 也注重內在修心與外在強身的修身之道。 投壺自誕生以來， 就承接了禮的倫理思想， 這既使得投壺取得了文化層面上的支撐與合法性，也賦予了投壺“禮”的本質內涵和“以禮育人”的文化擔當。 投壺的方法很簡單，但是投壺過程中蘊含著繁雜的禮儀規范。 這種禮儀規范伴隨著投壺過程的進行逐漸內化于投壺者的內心，并逐漸形成一種道德自覺。 在投壺逐漸娛樂化的過程中，道德自覺也不會消失，或者說，由“禮”轉化而來的道德自覺使得投壺運動能夠歷久彌新，并作為一種修心的活動流傳下來。 宋代呂大臨認為投壺可以正心、正德：“雖弧矢之事雖不能行，而比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 ”[16］所以，司馬光在《投壺新格》中把投壺運動的修心功能進一步深化， 把它定性為一種“治心”“修身”“為國”“觀人” 的圣人之道：“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 何以言之？ ”[17］但是，投壺不僅僅只有內在修心的功能， 還有外在強身的功能。 前面提到投壺源于射禮， 射禮是諸侯之間賓客在燕飲期間舉辦的一種活動，目的是用以觀察雙方軍事實力的強弱，帶有一定的比武色彩。 所以由射禮簡化而來的投壺本身帶有的一定的技藝比拼與強身健體的成分。 投壺以勝負為結果，以飲酒為懲罰。因而為了贏得勝利， 投壺者需要不斷錘煉自身的技巧與鍛煉自身的體魄。 因此，投壺也是一種外在強身的運動。

投壺既是一種禮儀，也是一種游戲。游戲是人天生的本性，或者說，人只有是完整的人時，他才會進行游戲活動。 處于游戲中人的狀態才是活在當下的狀態，只有處于活在當下狀態中的人，才可以稱之為完整的人?！胺蛲秹丶毷?，游戲之類，而圣人取之以為禮。 ”[18］《投壺新格》中把投壺歸類于游戲，既因為其娛樂化的特性，也因為通過游戲可以過渡到“禮”與修身。如果想要感悟“禮”與修身，往往以閱讀晦澀的古代典籍與聆聽枯燥的老師教誨。但是在這種學習的過程中，大部分人極難體會到其中所蘊含的義理， 不僅因為這種義理缺乏生動的描繪， 還因為親身實踐的匱乏。 基于這種原因，蘊德育于游戲，把充斥著禮儀色彩的投壺轉變成游戲，體悟投壺中的禮儀規則，使得投壺深受士大夫的歡迎。 士大夫階層在投壺過程中感受其中活在當下的狀態，體會嶄新的德育方式，既可以得到心靈的凈化， 也寓教于樂， 感受其中的樂趣所在。 而通俗化、 娛樂化與多樣性的投壺游戲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其中， 宋代投壺游戲的參與主體逐漸下移。 宋代潛在參與群體的增加，也使得投壺游戲實現其自身的文化擔當與德育功能成為可能。但是宋代投壺游戲的極大盛行，間接地導致其本身文化與德育功能的削弱， 投壺游戲陷入過度娛樂化泥潭之中。 投壺的過度娛樂化現狀與士大夫復歸古禮的“新格”革新產生了激烈的碰撞，這也為投壺游戲接下來由盛轉衰埋下了伏筆。

投壺蘊含著儒家禮儀色彩， 是集儒家六藝之“射”與“禮”于一體的運動?！吨芏Y·保氏》有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19］儒家六藝的概念以此為主，包含了現在的政治、體育、藝術、算術，可謂無所不包，以此教導弟子得以尊王道、明等差、知禮儀、善交際。以《論語》中“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20］的觀點來看，投壺就是“游于藝”的典型展現。在理學興起的宋代，儒家思想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不僅推動了投壺運動的發展，也催生了士大夫階層復禮運動的出現。前文提到，投壺是一項充斥著禮儀色彩的游戲，但是投壺并沒有被主流社會所摒棄， 它仍然作為“射藝”而為廣大士大夫階層所接受與喜愛。士大夫認為通過對投壺禮儀與技巧的學習可以處于一種悠游的狀態之中， 這個游戲的過程是能夠帶來身心愉悅的。 或者說，士大夫認為對投壺“射藝”的學習，能夠到達一種涵泳之境，也就是所謂的“內外交養”和“本末兼該”。 而這種“游于藝”的日常玩耍，也蘊含了一種投壺內在之“禮”在士大夫游玩中生根發芽的意蘊。隨著對“射藝”的不斷深入，這種內在之“禮”也會衍生出“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的君子人格。

宋代投壺在娛樂化與禮儀化的碰撞之中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多重性變化。在這種風格變化中，投壺成為宋代統治者、士大夫階層、市民群眾所鐘愛的娛樂活動之一。士大夫階層以投壺之禮為正德、修身的必要方式， 以投壺游戲為陶冶閑情逸趣的日?；顒?，以投壺之藝為理想人格的內涵體現。因而，投壺是士大夫雅趣生活“文”的具象呈現。

三、生活——鳶飛魚躍的“美之道韻”

投壺作為一種“禮”與“藝”的游戲，貫穿于宋代士大夫階層的日常生活。士大夫在投壺之禮、投壺游戲、投壺之藝的影響下，以生活為導向形成了“玩壺-學禮-悟道”的生活審美。

宋代士大夫將投壺升華為了一種“玩壺”的生活審美。 周彥質的七言絕句《宮詞》：“永晝嬪嬙小燕闌，投壺雅戲集清歡。 眾中最覺天機巧，平送筠籌覓倚干?！薄巴秹匮艖颉彼淖謱⑺未看蠓驅τ谕秹氐膽B度極其巧妙地表達出來。自古以來，雅戲為中國人所鐘愛，雅戲之中也包含了“玩”與“美”。而“玩壺”則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雅戲，士大夫將“玩壺”置于審美層面，這里的“玩”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態度與人生追求。 士大夫在“玩壺”的審美體驗中獲得了超越生活物欲與功利求索的純粹快樂。 因此，“玩壺”即是宋代士大夫的“玩壺求真”，在“玩壺”中收獲精神的愉悅，感悟人生的真諦。 一如盧鉞的七言絕句《投壺》所說:“離騷課罷便投壺，長日身心得自娛。 多少論籌閑殿最，始終中節定工夫。 ”此外，“玩壺”逐漸發展為一種士大夫對投壺運動的“癖”。 “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 ”[21］因而，“癖”也是宋代文人之所為文人的原因。 宋代士大夫的投壺癖使得他們所產生的投壺情深的癡癖轉化為一種生活與審美的融合?？梢哉f，“玩壺”是宋代士大夫閑情逸趣與生活審美的標志。

投壺之禮是宋代士大夫生活細節的審美經營。 生活往往由無數個生活中的細節構筑起來，這些生活中的微小處是審美經營的最佳方式，也是生活美學最好的催發之處。 投壺之禮作為投壺中最重要的細節， 以其獨特與嚴格的尺寸與規則為宋代士大夫所接受， 逐漸演變為士大夫生活細節的一部分?！坝嘟窀ㄐ赂?，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 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寸。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長二尺有四寸。 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茍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后者負，俱滿則余算多者勝，少者負。 為圖列之左方，各列圖釋其意。 ”[17］司馬光不僅對壺有著嚴格的規格，而且所用箭的數量與尺寸均有著細致的規定。 他還把投壺勝負的計算法則以20 幅繪圖呈現出來，讓人一目了然（表1）。 這種對器物與算法細節的精密要求，強調了投壺之禮的嚴謹態度。同時圍繞投壺算法的20 幅繪圖既是對規則的詳細介紹，也是對投壺美感的精細描述。 通過尺寸細節的精密設計與算法繪圖的解釋性說明， 投壺之禮的整體審美效果得到最大化。不難看出，針對投壺之禮的細致經營， 繁瑣的投壺之禮經過審美的處理和細節的點化變得雅致考究， 使得投壺運動也充滿著審美享受。 投壺運動中精細化與雅致化的“禮”也轉變為審美標尺，浸潤于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士大夫在恪守投壺之禮的審美經營下全心、全身、全力地深入生活，用生活的細節審美化日常生活，得以悠游自在地品味生活。

表1 《投壺新格》投壺繪圖

生活之道由宋代士大夫對投壺的格物窮理而朗現。理學在宋代影響極大，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主流學術文化。其中，格物窮理主要由宋代哲學家程頤與朱熹提出，他們認為“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盵22］朱熹把格物解釋為：“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盵23］5因而投壺運動作為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之事， 也成為格物的對象。 “玩壺” 則是士大夫的主要格物方式，“玩壺求真”則是窮理的目的所在。 然而這種格物方式并不是刻意的， 它是一種隨順人的內在本性的格物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玩壺”的“玩”是一種審美的格物態度，或者說，宋代士大夫將投壺上升到了“活潑潑地”審美境界。 在“玩壺”的格物過程中， 士大夫于不經意間學習投壺運動內在之“禮”，并且逐漸把這種“禮”內化于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成為生活的細節。 他們在這種生活細節的審美經營下，得以窮究投壺之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23］8所以，士大夫窮究投壺之理的最終目的是體悟生活中的普遍之理，也就是生活之道。當士大夫經歷了“玩壺”“學禮”“悟道”的格物窮理路徑后，生活之美也就不再遙遠了。

投壺運動在審美與生活的圓融統一中呈現出由表及里的遞進性變化。在這種過程中，投壺將審美作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意識與生活方式。 宋代士大夫階層在投壺中進入“人與物化”、“神與物游”的審美佳境，以審美之心投壺、玩壺，感悟生活美學與生活之道中“鳶飛魚躍”的境界所在。因此，投壺是士大夫階層生活之“道”的踐履途徑。

四、結語

源遠流長的投壺文化展現了娛樂與生活的雙重統一。投壺作為宋代士大夫階層生活的一部分，既是傳統禮文化發展的縮影， 也是日常生活的閑逸雅趣，更是生活之道的審美之維。在禮儀、游藝、生活三個維度下， 投壺彰顯了士大夫嚴謹的審美標準、“玩”的審美眼光、雅致的審美境界，也將中國哲學中“心物交感”的觀念融入了其中。 宋代士大夫在投壺運動中挖掘審美因子， 于生活中超生活，于投壺中覓審美，實現生活與審美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