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和脅迫驗證

黃星積，殷永生，喬國通

（1.山東英才學院 商學院，濟南 250000；2.安徽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強調要建設美麗中國，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也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边@表明旅游產業與生態文明建設一脈相承。旅游業依托環境、消耗資源的產業特性決定其與生態環境之間交互影響滲透。優質生態環境是旅游經濟賴以生存的根本，而旅游經濟發展又可能對旅游地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在旅游業逐漸成為各產業中最具活力的產業類型。在旅游業發展步伐加快的同時，必須關注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在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理念引領下，注重生態環境和旅游經濟協調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取向。如何實現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系統之間耦合協調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關鍵。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近年來引起國內外廣泛研究。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國外學者解析旅游活動與生態環境要素兩者之間的關系，如Smith 和Phelan 等［1-2］從多項旅游案例出發，動態研究旅游活動對旅游地生態環境產生的積極和消極效應，研究表明發展生態旅游有助于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發展。Brahmasrene 等［3］基于東南亞旅游數據，對旅游業和環境質量間的相互影響開展研究。此后，又有不少國外學者對旅游業生態安全與生態環境閾值和旅游承載力方面產生興趣。如Patterson 等［4］通過生態足跡法對旅游產業的環境管理進行探究。Zhang等［5］從需求角度定義旅游承載力的決定因素，并將決定因素劃分為直接、中介和基本三類，從需求角度出發建立框架并驗證假設。隨著旅游時代的到來，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關系研究逐漸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焦點。

國內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在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治理和保障開展單一維度研究，包含生態環境中的環境污染、空氣質量、土地利用與旅游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方葉林等［6］采用脈沖響應分析、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剖析了旅游經濟和空氣污染間時空動態變化。閆緒嫻等［7］研究發現我國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在各季節均不同，分析了空氣污染對旅游資源、交通港航等造成的不利影響。崔峰等［8］建立了土地利用類型的旅游驅動模型，揭示了旅游產業發展對土地利用變化影響顯著。第二，針對鄉村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開展研究，涉及鄉村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雙向影響及探索兩者協調發展的模式。林恩惠等［9］表示農村人居環境對鄉村旅游經濟具輻射效應，但受農村集體經濟水平和交通條件約束。莫艷愷等表示構建循環經濟體系可促進鄉村旅游振興［10-11］。第三，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開展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揭示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協調關系、耦合機理，建立模型評價及模擬預測等。王兆峰等人［12］研究了湘鄂渝黔四個相鄰省市旅游產業和當地環境間耦合協調度，發現耦合水平整體偏低。張玉萍等［13］、王輝等［14］、溫賽賽等［15］分別對吐魯番市、遼寧省和黑龍江省建立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模型以分析耦合度的時空演變規律。丁志恒［16］從整體和子系統角度分析旅游業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趨勢。

現有文獻關于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較多，但大多數側重兩者時間維度上的耦合協調度排序，對時序特征把握度低，且缺乏動態觀念，同時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之間是否存在交互脅迫關系研究不足。另外，鮮有文獻以珠江三角洲為研究對象揭示其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間的時空耦合演化規律及交互脅迫關系?；诖?，本研究選取2009—2020 年珠三角9 市旅游業和生態環境數據，建立耦合協調評價模型，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探究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動態耦合協調度，驗證是否存交互脅迫關系，并根據該耦合協調關系的定量、定性研究，提出珠三角旅游業和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的政策和建議。

1 研究區概況

珠江三角洲位于廣東省中南部，范圍包括廣州、深圳、珠海、肇慶、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9 個城市。珠江三角洲走在改革開放前沿，是極具活力、經濟發達、文化開放的區域。珠三角9市占地面積約5.5×104km2，約占廣東省面積的1/3，集聚了廣東省79.67%的經濟總量。珠三角比鄰港澳，絕佳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特區優勢，使得珠三角旅游業迅速發展，成為我國重要的旅游發展地。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使旅游產業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銳化。此外，長三角快速發展的趨勢，使珠三角在國內的地位受到影響，協調珠三角旅游和生態的關系對促進珠三角可持續性發展及增強綜合競爭力十分重要。對珠江三角洲旅游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但對珠三角旅游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和交互脅迫關系的研究甚少，因此，研究珠三角地區的旅游與生態環境在時空上的耦合協調特征，制定有效的生態旅游戰略，對促進珠三角旅游產業穩定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和脅迫關系測度方法

2.1 數據來源和指標體系構建

2009—2020年珠江三角洲9市有關旅游業和生態環境數據主要源于《廣東統計年鑒》、珠三角地區各城市的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部分數據來源于當地旅游部門及生態部門的專業統計公報和歷史統計資料。極少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均值法、插值法、類比法等進行推算填補。

為準確評價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關系，參考相關研究成果［17-20］，從旅游收入、旅游基礎設施和旅游人流3個方面，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生態保障、生態負荷和生態治理3 個方面選取15 個評價指標，建立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為客觀測度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水平，采用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并對指標權重匯總獲得準則權重。

表1 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upling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由于各指標的量綱及正負影響不同，對獲取的原始數據采用極差法進行標準化處理。當指標具有正向作用時，指標數值越大越好，采用公式（1）處理；當指標具有負向作用時，指標數值越小越好，采用公式（2）處理。

式中：xij表示第j項原始數據，max(xij)和min(xij)表示第j項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表示第j項標準化數據。

2.3吸煙組與不吸煙組(對照組)血紅蛋白異常檢出率的比較 吸煙組接噪工人血紅蛋白異常檢出率比對照組偏高,經統計學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X2=93.221,P<0.05)。見表3

2.2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耦合模型

耦合表示兩個及兩個以上的系統在系統內部和外部的重重影響下相互作用的現象；而耦合度是對系統間關聯度的測量，用于表現系統間的相互作用程度［21］?；谙到y與系統間交互耦合關系顯著相似性，耦合度模型被廣泛應用于剖析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系統間的交互耦合機理，耦合度運算采用公式（3）計算。

式中：U1、U2分別表示旅游經濟系統評價指數和生態環境系統評價指數，C表示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度，C取值0～1。

耦合度不可判斷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系統間的絕對水平，因此，需進一步建立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模型［22］，采用公式（4）計算。

式中：T表示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間的綜合協調指數，參考已有研究［23］，將α、β分別定為0.7和0.3，D表示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反映兩系統間的協調程度。D值越大，表示兩系統間協調度越高，D值越小則表示兩系統間協調度越低。借鑒相關研究［22-27］，將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度劃分為6個類型，具體參見表2。

表2 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等級分類表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ordination type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system

2.3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交互脅迫模型

基于系統動力學理論，將旅游經濟-生態環境耦合系統內的兩個子系統進行組合研究，分析內部脅迫關系。根據已有文獻［28-29］可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按照倒“U”形曲線變化，旅游經濟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對數曲線關系，采用公式（5）計算。

式中：Z表示生態惡化程度，x，y分別表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旅游經濟水平，m，n，p，a，b為非負參數。根據公式（5），可以將公式簡化為以下雙指數函數，如公式（6）所示。

3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及脅迫實證分析

3.1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分析

3.1.1 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序分析

圖1 2009—2020年珠三角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Fig.1 Variation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9 to 2020

旅游經濟綜合值曲線和生態環境綜合值曲線同呈穩步上升趨勢，且旅游經濟綜合值整體上高于生態環境綜合值。2012 年之前，珠三角地區的生態環境綜合值高于旅游經濟綜合值，由圖1 可知，生態環境綜合指標波動較小，每年平穩增長，而旅游經濟指標自2011年起快速增長。究其原因，是因為在入境游客數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國內游客急劇增加。珠三角作為重要港口，臨近香港和澳門，此外臺灣游客入境時也傾向于澳門—珠海路徑，在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兩年后，珠三角旅游經濟逐步恢復。在2010 年，由于亞運會、亞殘會的舉辦、武廣高鐵的開通，這些機遇快速輻射到珠三角的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使珠海2010—2012 年間游客觀光度大大增加，促進了旅游經濟發展。2012—2017 年間，旅游經濟綜合值曲線增幅先上開后趨于平穩；在2017 年后，旅游經濟指數急劇發展，生態環境指數發展趨于平穩，故兩條曲線增幅差距逐漸擴大。2015 年廣東省推出《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2015 年重點工作任務》，統籌推進“九年大跨越”工作方案，以加快推進珠江三角洲一體化進程，其中要求完善旅游合作機制，強化珠三角旅游營銷，進一步深化跨境旅游合作，強化旅游標準化及信息化建設。因此，自2015 年后，珠三角地區旅游經濟開始穩步快速增長。

在生態環境系統中，生態負荷子系統指數最高，生態治理子系統指數最低，如圖2所示。在研究初期，生態負荷子系統指標為0.060，而在研究末期已達到0.135，生態負荷子系統包括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和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這些指標為負向指標，指標值越大，說明生態壓力越大。近年來，雖然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指標均在持續上升，但是兩系統在經過波動之后，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表明珠三角生態環境的改善未能跟上旅游經濟發展的步伐，珠三角仍需加快協調生態負荷和生態治理之間的矛盾，優化生態環境。

圖2 2009—2020年珠三角生態環境子系統指標Fig.2 Eco-environment subsystem index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9 to 2020

3.1.2 空間分析

選取2009年、2015年和2020年作為珠江三角洲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代表年份，對珠江三角洲9 市進行空間格局演變分析。如圖3（a）所示，在2009 年，廣州、東莞、肇慶、深圳、惠州、中山耦合協調度均屬于嚴重失調類，其耦合協調度分別為0.295、0.275、0.264、0.222、0.219、0.253；佛山、江門耦合協調度處于0.3～0.4之間，屬于輕微失調型；珠三角中僅珠海一個城市處于低級協調狀態。在2015 年，如圖3（b）所示，各市整體上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都有所提升，除個別城市以外，都從失調型轉為協調型。其中，中山市和珠海市分別為輕微失調和瀕臨失調型，耦合協調度分別為0.386 和0.499；其余城市為協調型，其中有5 個城市為低級協調型，分別是廣州、佛山、深圳、惠州、江門；東莞和肇慶提前步入中級協調型。在2020 年，如圖3（c）所示，所有城市都走向更深層次的協調，屬于中級協調和高級協調類的城市分別有4個，其中珠海、東莞、佛山、肇慶為中級協調型，廣州、深圳、惠州、江門已進入高級協調型。僅剩中山市仍然處于低級協調型。

圖3 2009、2015和2020年珠三角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類型Fig.3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of the 9 cites in Pearl River Delta of 2009,2015,and 2020

從整體發展來看，珠江三角洲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空間發展上具有顯著地域特征，呈現出“西北協調速度慢，東南協調速度快”的格局。與研究期初相比，珠江三角洲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整體上協調性在不斷優化。至2020 年為止，各城市中協調度最高的是廣州市，協調度為0.801，處于高級協調狀態；最低的為中山市，協調度為0.543，處于低級協調狀態。從三個代表年份的協調度來看，各市的協調度在發展的過程中會產生微小波動，但并不影響珠江三角洲耦合協調度逐漸優化的趨勢。廣州、深圳、惠州、江門在2020 年協調度評測中處于前列，尤其是廣州和深圳，協調度上升度分別為第一、第二，這與城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基礎不可分割，而中山、肇慶在研究末期處于落后，其原因是在旅游經濟指數上升期，未能調整生態環境指數，導致旅游經濟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的差距明顯。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獨特地域性，根據自然地理位置將珠江三角洲劃分為沿海地區（江門、珠海、深圳、東莞、廣州）和非沿海地區（佛山、中山、肇慶、惠州），對這兩大區域進行分析。2009—2020 年間，珠江三角洲兩大區域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有以下幾個特征。兩大區域的耦合協調度均呈穩步上升趨勢，尤其是沿海城市，旅游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其耦合協調度也比非沿海地區更為強勁。以2009、2015、2020 年為代表，沿海地區的城市平均耦合度均高于非沿海地區。2009 年時，沿海地區的城市平均耦合協調度領先非耦合地區0.068 9，而在2015年時兩者之間的耦合度差距縮小到了0.019 4，2020年兩區域間的耦合協調度再次擴大到了0.068 9。經濟基礎較沿海區域差、人口流失度高于沿海區域是非沿海區域旅游和生態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至2015 年，除中山市，其余所有城市已進入耦合協調發展類別。兩大區域間耦合協調度發展特征與兩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相近。采用熵權法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進行綜合評價，從旅游經濟子系統出發，旅游收入、旅游基礎設施和旅游人流指標權重分別為0.341、0.233、0.426，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流占旅游經濟系統約77%，直接影響旅游經濟指標評價。位于沿海區域的廣州、珠海、深圳、東莞和江門，擁有處于港口良好的地理位置，經濟基礎扎實，因此該區域協調度較高。相反，地理位置略劣、旅游人流較少的非沿海城市，其耦合協調度較低。

3.2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交互脅迫關系分析

運用Matlab 軟件，結合交互脅迫模型構建，對珠江三角洲9 座城市2009—2020 年的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進行曲線擬合（表3），并繪制珠三角各市的動態雙指數函數擬合圖（圖4）。從檢驗結果的方差和R2系數可知，該函數的擬合效果良好。由雙指數函數可知，m表示函數曲線在出現拐點時珠三角生態環境的惡化程度；n反映生態環境隨旅游經濟發展變化情況，n值越大，表示珠三角旅游經濟系統發展速率越快，則生態環境惡化越快；b值表示雙指數曲線出現拐點時的縱坐標，數值越大，則拐點出現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越高［30］；a，p，y非負參數。

圖4 2009—2020年珠三角9市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雙指數曲線Fig.4 Double exponential curve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9 to 2020

表3 2009—2020年珠三角旅游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動態耦合的雙指數函數方程Table 3 Double-exponential coupling functions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9 to 2020

由表3可知，m值大小排序為：廣州＞中山＞惠州＞東莞＞深圳＞珠海＞江門＞佛山＞肇慶，反映當珠江三角洲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雙指數曲線出現拐點時，廣州、中山等城市所承載的生態負荷比肇慶、佛山等位居末位的城市要更高。分區域來看，出現拐點時承載生態負荷較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的沿海區域，該區域的經濟比m值位居末位的佛山、肇慶更發達，且自然資源也更為豐富。而9 座城市n值從大到小分別為珠海、惠州、東莞、中山、深圳、廣州、江門、佛山、肇慶，表示珠海市旅游經濟發展越快，生態環境惡化越快速，惠州市緊隨其后，而肇慶的生態環境惡化速度受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最小。b值反映拐點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由表3可知，出現拐點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是惠州、佛山等非沿海區域的城市，而出現拐點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是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表明在珠江三角洲，拐點值的高低與該地的旅游經濟和社會經濟水平有關，旅游經濟和社會經濟水平高的區域b值更低。從圖4中看出，珠江三角洲的9座城市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雙指標函數曲線的發展情況，可推出，據此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發展軌跡存在空間發展不均衡性和層次性，主要表現為：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區域經濟發展速率較快，到達拐點時，其旅游經濟水平較高；而非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其承受的生態環境負荷更重；在拐點出現之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發展軌跡為同向增長，即旅游經濟增長，則生態環境受旅游經濟影響的程度會加深；而在拐點后，兩者的變化呈反向，即當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上升時，生態環境會受到的影響程度更弱。這一演變軌跡表明了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雙指數曲線擬合圖符合非線性曲線的演變規律，即旅游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脅迫作用，而生態環境對旅游經濟的發展也表現出較強的限制作用。

4 結論與建議

珠三角作為核心旅游區，旅游業發展迅速，能帶動珠三角經濟發展。有效保護生態資源和環境，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近年來，如何協調珠三角旅游的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合理利用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學者高度關注的焦點?；诖?，本文收集珠三角9 市2009—2020 年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數據，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9市耦合協調度并分析其時空演變軌跡，通過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雙指數函數模型，驗證兩系統交互脅迫關系。

第一，從時間維度上看，2009—2020 年間，珠三角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呈持續上升趨勢，從耦合失調逐漸轉變為初步耦合協調。2012 年前，珠三角的旅游經濟綜合指數低于生態環境綜合指數，2012 年后旅游經濟綜合指數反超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兩者差距開始波動性變化。從空間格局上看，根據沿海與否劃分為沿海區域和非沿海區域，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協調水平呈“沿海高，非沿海低”格局。兩大區域耦合協調度與其經濟發展狀況同向發展。

第二，珠三角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雙指數模型反映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系統內部存在交互脅迫關系，從曲線擬合可知兩系統間的運行軌跡符合雙指數函數變化規律，擬合效果良好。根據拐點出現時間可知非沿海區域生態環境惡化狀況早于沿海區域。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旅游經濟較發達，而非沿海區域生態環境惡化可能性較大。在拐點之前，生態環境受旅游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升高；拐點之后，生態環境系統受旅游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減弱。旅游經濟對生態環境具有強脅迫作用，旅游經濟又受到生態環境制約。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提供以下政策建議：第一，以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的珠三角旅游經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環境資源問題，珠三角需以綠色可持續發展為中心，加快改善珠三角生態環境。珠三角要減少生態環境系統中的能源消耗和工業廢棄物排放，提倡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從國家和地級市層面制定法律法規，對珠三角制定生態補償機制，制定科學系統的城市規劃；加強保護海洋環境以保持珠三角沿海地區生態環境處于領先地位，并發揮其生態上的輻射帶動作用。珠三角沿海區域旅游經濟發展主要依托海洋資源，所以維護沿海區域生態需從控制和治理海洋污染著手。嚴格把控各港口和海上旅游項目的污染排放和生態化建設。第二，珠三角作為外向型區域，需充分發揮其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僑胞遍及世界各地的優勢，利用旅游業資源，面向全世界招商引資，吸收旅游業人才，打造特色旅游產品和服務。珠三角可減少旅游活動，將更多精力放在旅游產品和服務更新，及重點旅游資源宣傳上，提升珠三角旅游發展品牌的能力，為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創造條件。第三，拐點之后生態環境系統受旅游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減弱，故應加強沿海區域和非沿海區域旅游產業間的來往合作，形成沿海和非沿海區域間良好互動關系?？捎裳睾５貐^發達的旅游經濟帶動非沿海地區落后的旅游經濟發展；在非沿海地區的旅游業發展模式中優先結合高新技術，穩步提高非沿海地區旅游業效率，降低生態環境影響。

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模型搭建方面，由于數據獲取和分析方法的限制，在盡可能做到科學合理的情況下，仍存在許多不足：由于珠三角9市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數據獲取的困難性，本文采用指標數量較少，各準則層僅2～3個指標；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的協調度能反映生態環境和旅游經濟兩系統間的相對差異大小，但無法展現兩系統的具體數值差距。針對以上問題，仍需不斷深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