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稽博考鉤深索隱：《隋唐方術述要》的三重價值

李章星

方術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內涵?！靶g數作為一種在一定社會歷史階段存在的文化現象，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保ㄍ跻葜?、李浩淼、張千帆：《隋唐方術述要》，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年，第3頁） 它是人們認識世界、認識自然、探索未知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們溝通自然與社會、認知自我與宇宙、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途徑。

《隋唐方術述要》是由青年歷史學者王逸之、李浩淼、張千帆合著的一部關于隋唐方術研究的集成之作，全書凡30余萬字，由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于2022年出版。該書以隋唐時期方術為研究對象，以方術為切入點，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系統梳理中國古代方術的發展歷程，對中國古代方術的產生、發展、興盛及衰亡過程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對隋唐時期方術與隋唐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行了闡釋，全書共由緒論、上篇、下篇三部分構成。

緒論部分主要闡釋了方術、巫術、術數、數術等名詞的概念內涵，呈現了其對隋唐方術研究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作者以陰陽五行為核心元素，從先秦時期到隋唐朝代的演進過程中探討了陰陽五行在方術中的理論內核地位，為讀者呈現了隋唐方術的研究路線，通過歷史的關照和主題的聚焦，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方術的發展和內涵。在上篇中，作者從陰陽五行兩大核心元素入手，系統地探討了陰陽、五行觀念的起源、演變以及在隋唐術數中的地位，并通過隋唐相術、唐代星占、隋唐堪輿、唐代時間禁忌等四個專題，展示了方術與天地之道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作者還對術數發展中的思想智慧和時代局限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個全面而深刻的隋唐術數文化圖景。在下篇中，作者通過隋唐神仙術和隋唐醫術兩部分，探討方術與生命之道即個體生命史的關系。在神仙術方面，作者著重闡述了外丹、內丹兩大神仙術派系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法則，并考察了神仙術對政治、科學、文學等方面的影響。在醫術方面，作者透過現象看本質，評價反思了當時的醫療水平和醫學思想。作者還敏銳地發現，中西方宗教推動科技發展的巨大差異，中國方技因各宗派之間的深層隔閡始終沒有統一的術語系統。

在整個研究中，作者注重從整體性和文化交融的視角來審視隋唐方術，并從政治、科學、文學、藝術等角度探討它對隋唐社會的影響。全書在吸收和借鑒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對中國古代方術進行了全新的思考與解讀。全書視野開闊，內容豐富，論述詳略得當，結構嚴謹，具有較強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傮w而言，本書具有貫通學術、提綱掣領、觸類旁通等學術價值，下文詳細展開：

一、貫通學術：闡釋中國古代方術源流演進的內在邏輯

《隋唐方術述要》雖以隋唐時期方術為主體研究對象，但論述中力圖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思路下，闡釋中國古代方術源流演進的內在邏輯。全書以隋唐時期方術文獻為切入點，將其置于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以社會歷史為坐標，對方術的產生、發展、興盛及衰亡過程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書突破以往對中國古代方術史研究多以“時間”為軸線進行縱向梳理的局限，以隋唐時期方術與政治、民俗、醫學、哲學等領域之間的內在聯系為軸線，將其置于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進行橫向梳理，闡釋中國古代方術源流演進的內在邏輯。在此基礎上，《隋唐方術述要》進一步分析了中國古代方術文化史與政治思想史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關系。這種研究思路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方術文化史研究的內涵和外延，也為進一步深入開展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歷史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除了以專題的形式將方術與政治、哲學、科學等不同學科、不同專業貫通之外，本書還善用聯系的、批判的、對比的眼光審視方術在隋唐時期的性質，探賾隋唐方術在其所出時間、空間、人群中的地位。作者沒有因襲過去很多學者日用而不知的“二分式”科學線性思維，而是在史實判斷的基礎上對方術的諸多特質做了揭露。就宏觀架構來說，作者把握住了方術的理論內核——陰陽五行，并將其視為方術的“源頭活水”，先從不同角度探討陰陽、五行的起源及其關系，繼而勾勒出秦代以來陰陽五行合流的趨勢，最后的落腳點是陰陽五行與隋唐術數的關系 ，（詳細論述可參見《論相術與隋唐社會——兼議陰陽五行與隋唐相術的關系》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論堪輿與隋唐社會——兼議陰陽五行與隋唐堪輿的關系》載《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3期）這種貫通而有重點、既溯源又引流的研究法，在當下史學研究趨于碎片化的時代非常具有借鑒意義；就微觀考證來說，作者既能從政治、思想、文化大一統的角度審視方術在隋唐時期的繁榮景象，考求時代環境對隋唐方術的浸潤作用，也頗留意不同階級、不同人群的特殊性，如在“隋唐堪輿”一節，作者先考辨典籍、鉤沉諸說，對隋唐諸位堪輿名士的相關事跡及其所用堪輿理論娓娓道來，似乎在引領讀者邁入隋唐方術文化的殿堂，之后又不忘從“辨疑”的角度揭秘方士巧言令色、欺世盜名等本質，成功引導我們走出方術的“迷魂陣”?？傊?，本書不僅以獨到的眼光揭示了隋唐方術發展的內在邏輯，還別出心裁，力求通過吉光片羽從不同層面解剖方術文化的特質，這說明作者除了具有陳寅恪先生所謂“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馮友蘭文集》（第3卷），長春出版社2017年，第295頁） 外，還謹守批判意識與求實創新的精神。

二、提綱掣領；深描隋唐文化的底色

方術是古代中國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一種特殊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李零先認為秦漢以降中國本土文化分為兩大系統：一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不僅以保存和闡揚詩書禮樂為職任，還雜糅進刑名法術，常扮演著官方意識形態的角色，與上層政治緊密結合”；二是“以數術方技為代表，上承原始思維，下啟陰陽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線索”（李零：《中國方術正考》，中華書局，2006年，第11-12頁） ?！端逄品叫g述要》以隋唐時期的方術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隋唐時期方術文獻的系統梳理和系統研究，重點考察了方術在政治、軍事、醫學、哲學、地理等領域的運用及其與隋唐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一個側面揭示了隋唐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內核。

與宋代及以后的主流思想文化強調內明、求諸心性的特性相比，隋唐時期的文化富有開拓精神，充斥著浪漫主義氣息，既有對內在世界的激情，也有對外部世界的追求。（姜生認為，鴉片戰爭前八年多年的歷史上，中國文化變得越來越保守，格物變成了格心，對內在世界的激情替代了對外部世界的追求。參見韓吉紹：《知識斷裂與技術轉移——煉丹術讀古代科技的影響·序言》，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頁） 隋唐方術在循著自身發展邏輯與演進脈絡的同時，也折射出了盛唐文化的諸多特質，它不僅繼承并重組了隋唐以前的各種知識體系，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隋唐文化的走向。顯然，隋唐文化豪邁、開放、包容的特性決定了當時的方術文化既保持著對外部世界的探索與關照，也有對個體生命的檢視與反思，而不像后世那樣更強調內丹、內省，以致于對外部世界的興趣逐漸減弱。正是立足于隋唐時期這種特殊的文化土壤，《隋唐方術述要》一書才能在術數、神仙術與醫術三大研究板塊之間做到游刃有余，面面俱到。若術數與神仙術中的外丹代表了隋唐人“外求諸物”的努力，那么，醫術與神仙術中的內丹則象征隋唐人“內求諸己”的實踐，就本質而言，這兩種趨勢都代表了他們“究天人之際”的旨趣。作者以敏銳的眼光、獨到的見解闡釋了隋唐時期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對方術的運用與感悟，從不同維度深描隋唐方術與隋唐文化的關系，探究隋唐時期的個人或群體是如何在方術這座復雜而精妙的殿堂中感知天命、探究醫理、重估人神關系，進而勾勒出大的時代環境對方術文化乃至被方術思想籠罩的個人的影響。約一個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在書信集中說道：“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保斞福骸遏斞溉罚ǖ?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365頁） 該句的語境本意是新文化運動中對舊道德、舊科學的批判，但讀罷本書我們也可以化用魯迅之語做出這樣的表述：隋唐文化的底色就蘊藏在陰陽五行理論所建構的方術文化之中。

當然，隋唐文化乃不同類型文化的集合體，它既非貴族階層特有的文化，也不是少數人憑借自身聰明才智在短期內創造出來的思想樓閣。要深描隋唐文化的底色，既需看到隋唐時期不同群體所習用的文化之特性，也要分析其不同之處。在這方面，《隋唐方術述要》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通過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各類方術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考察，作者揭示了隋唐時期不同學派、不同群體對各種方術的取舍態度及其原因，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走卒販夫，飛黃騰達者如權臣，淡泊名利者如隱士，都是本書所關注的對象，就源于此，作者成功為我們揭示了隋唐文化包容開放、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特性。

三、觸類旁通；拓展中國古代方術研究的新思路

從斷代史的角度看，《隋唐方術述要》一書深化了對我們對隋唐文化的認知，倘若從專門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發現，該書不僅拓展了中國古代方術研究的路徑，還立足于傳統文化，帶領我們認識“冷門絕學”的廬山真面目。

近年來，多學科交叉的學術研究法在國內如火如荼展開，但是具體操作過程中始終有不盡人意之處，如誤解西方名詞的概念，植入歷史輝格式的研究路徑，強行將讀者帶入某種權力語境，對部分理論的運用存在牽強附會之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綜觀《隋唐方術述要》，最值得稱道的也是貫穿始終的多學科交叉法。全書以中國古代方術文化為研究對象，從學術上貫通中西，既注重方術與歷史、哲學、醫學、地理學等多個學科之間的內在關聯，又重視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思想文化史等相關學科的橫向聯系，從而將中國古代方術研究拓展到了更為寬廣的空間，從而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可資借鑒的隋唐文化研究新成果。在具體寫作過程中，作者始終保持著歷史學者的冷靜與思辨性。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不隨意以現代文明所倡導的理性精神去揣度或“苛責”古代方術，作者始終將方術視為一個自組織，或曰“兼陳萬物”的知識系統，故避免用現在的學科分類法去解構其內在機理。由此，我們得以看到隋唐方術的整體面貌。二是不以西方學術思想為準繩來評判古代方術，而是合理看待中西方文明的差異，以批判的眼光對待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正源于此，作者才能在多學科的知識背景中尋繹隋唐方術的真正特性，并以“理解之同情”的眼光而非激進的、保守的態度看待傳統文化，在文中作者談到“術數作為中國本土文化兩大系統之一，其被忽視的普世意義和現代價值，也正是當代學人亟待去理性正視的?！保ā端逄品叫g述要》，第14頁） 而這一種嚴謹又包容的學術研究路徑在王逸之其后的學術研究中做到了一以貫之。 （參見王逸之：《宋儒的術數思想研究》，湖南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

在傳統的知識分類法中，很多方術被貶為“小道”或“旁門左道”。實則，方術是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共同灌溉下而結出的果實。要把握方術的特性，最重要的是置身歷史“原境”，回到歷史現場，去關注堪輿術、占卜術、神仙術或醫術在隋唐時期呈現出來的面貌，進而討論方術如何與政治、社會、個人互動。方術就如同漂浮在文化之海中的水藻，離開了特殊的生存環境，它立馬會干癟枯萎，我們也無法感知其生命力及其在特定時代的地位與價值。在這方面，《隋唐方術述要》的研究思路也有諸多值得借鑒之處。為讓方術更好的融入文化史乃至文明史的整體研究之中，作者沒有將方術從整個歷史研究的有機體中抽離出來，而是先將其視為自成體系的認知對象，進而在隋唐文化的“原境”中去考察方術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這種高屋建瓴式的研究方法，不僅對于方術研究具有啟迪意義，也為其他課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視野。

尤值一提的是，《隋唐方術述要》為我們打開了方術研究的大門，卻不局限于是非判斷或價值判斷，而是在方術的基礎上挖掘更深層次的文化機制與文化內核。作者概已經意識到，方術在隋唐乃至整個傳統社會都是人們自覺使用的實用性“工具”，而非良工們刻意打造的精密“武器”。從某種程度上講，方術與現代學術語境中的“科學”一樣，都是人們探索天文、地理與技藝的工具，是古人為了解決生存、生活問題而派生的知識，其部分內容與科學相悖，部分內容則與科學渾然一體。馮友蘭指出：“術數本身是以迷信為基礎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學的起源。術數與科學有一個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積極的態度解釋自然。通過征服自然使之為人類服務?！保T友蘭：《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頁） 縱觀全書既不迷信科學，也不偏袒方術；既不苛求古人，也不過度拔高古人，這種研究思路，既代表了一種理性精神的崛起，也是人文學科進步的重要表現。

綜上，本書的學術價值不僅局限于此三個方面，只是以上三個維度的學術價值最能體現本書在中國古代方術研究的重要意義。一言蔽之，《隋唐方術述要》是一本在重視歷史研究和文化認知的基礎上，積極探討隋唐方術文化內涵和特色的優秀學術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