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泉、吳芝瑛舊藏敦煌寫經來源、真偽及流散考

魏美強 李文 史梅

內容摘要：在搜集散見多處的廉泉、吳芝瑛舊藏敦煌寫經的基礎上，以南京大學博物館所藏兩件廉泉、吳芝瑛舊藏朱書（血書）寫經為線索，結合相關史料、檔案，通過考證其題跋、印鑒，指出這批寫經系1910—1911年前后經孫寒厓之手得自敦煌藏經洞，真偽應無疑義。1931年廉泉去世前，寫經已部分轉贈；1931年廉泉死后，這批寫經經公開拍賣后流散。

關鍵詞：廉泉、吳芝瑛；敦煌寫經；南京大學博物館；來源；真偽；流散

中圖分類號：G256.1；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3）06-0146-09

A Study on the Origin， Authenticity and Dispersion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Lian Quan and

Wu Zhiying， Based on Documents in Nanjing University Museum

WEI Meiqiang1，2 LI Wen1 SHI Mei2，3

（1.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3， Jiangsu; 2. Nanjing University Museu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3， Jiangsu; 3.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3， Jiangsu）

Abstract：By research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Lian Quan and Wu Zhiying， a literati coup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s， two manuscripts written in red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the couple and now held in the Nanji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uthors present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documen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certain manuscripts， and to confirm the identity of the names printed in the seals on the scrolls.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couple’s activities indicates that they likely obtained these Dunhuang Buddhist manuscripts，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from Sun Hanya around 1910-1911. Before Lian Quan’s death in 1931， the couple’s collec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was partially scattered to various other collections， and a public auction shortly after Lian Quan’s death marked the thorough dispers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Keywords：Lian Quan and Wu Zhiying; Dunhuang Buddhist manuscripts; Nanjing University Museum; source; authenticity; dispersion

一 廉泉、吳芝瑛及其敦煌寫經收藏

廉泉{1}、吳芝瑛{2}（以下簡稱“廉吳”）夫婦為清末民初的傳奇人物，以通詩文、善書畫、精鑒藏名重當時。歷來研究廉吳收藏者，多關注其書畫［1］、書籍［2］及扇面［3］，極少關注其曾收藏敦煌經卷，且對其真偽持審慎態度［4］。廉吳舊藏寫經的首次公開，見于王素、任昉、孟嗣徽所撰一文［5］。在整理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過程中，王素等通過辨認編號為新121247寫經中的印款，如“寫經室”“吳芝瑛印”“唐經閣”“小萬柳堂”“南湖鑒藏”等為廉吳私人印鑒，認定這件寫經為廉吳舊藏，同時交代其是1949年以后入藏故宮的。

隨著日本杏雨書屋陸續公布了羽田亨購藏寫經的影冊，廉吳舊藏寫經中的主體部分也得以公之于眾［6］。隨后，鄭阿財對這批寫經進行了整體介紹，從各卷留下的題記及滿鈐廉吳私人印鑒來看，他指出羽474—477及羽480這五件寫經均是廉吳夫婦的珍藏，并推測是由于廉吳晚年生活窘困，才將珍藏寫卷易主，后為羽田亨所得。不過，他又補充，由于廉吳舊藏寫經尚少論及，他稍作考述的目的是“可供作考察這些寫卷真偽與流散之參考”［7］?？梢?，由于資料所限，他也無法斷定這些寫經的來源及真偽。

此外，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現屬南京大學博物館）所藏的朱書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也公布于《中國法書全集》卷4［8］，李文通過辨識卷中“小萬柳堂”“吳芝瑛印”“唐經閣”等收藏印，指出此卷為廉吳夫婦舊藏，后轉歸福開森所有，并于20世紀30年代初捐贈金陵大學［9］。不過，由于篇幅所限，對于卷中的題記和相關人物、史事并未展開詳細考辨。

總體而言，廉吳舊藏寫經的相關研究并不充分，特別是對其由來、真偽及流散等重要問題都未見專篇論文探討。有鑒于此，筆者將以館藏的兩件廉吳舊藏寫經為線索，同時引述相關史料及檔案，對此問題加以澄清。舛誤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二 散見廉吳舊藏敦煌寫經校釋

由于目前所見廉吳舊藏寫經的資料相對較為零散，為方便后文論述，筆者首先摘錄散見各處的廉吳舊藏寫經材料，并對相關訛誤之處逐一校正?，F依照寫經公布的先后順序，介紹如下：

（一）故宮博物院藏廉吳寫經（1件）

新121247《大乘無量壽經》{3}紙本，楷書。30.4cm×210.5cm。原定名“唐人書大乘無量壽經卷”。背簽“唐人寫本大乘無量壽經”。下鈐“唐經閣”“小萬柳堂”“南湖鑒藏”朱印三方。另有題記：“張良友寫?！焙筲j有“寫經室”“吳芝瑛印”“墨林星鳳”“后耕老人壬戌有藏”朱印四方。原定時代“唐”。后改時代“五代”，應為歸義軍時期?！疤平涢w”“南湖鑒藏”“寫經室”“吳芝瑛印”“小萬柳堂”分別為廉泉、吳芝瑛夫妻印鑒?！澳中区P”為羅振玉印鑒。

校釋：按羅振玉曾于1916年刊印《墨林星鳳》一書［10］，且曾收藏敦煌寫經，王素等或據此認為“墨林星鳳”為羅振玉印。陳紅彥、林世田等也持此說［11］，并被學界廣泛征引，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澄清。據筆者考證，此印當屬吳芝瑛印，為民國治印大家王大炘（字冰鐵，1869—1924）所刊［12］。厘清這一點，有助于準確辨認其他寫經的歸屬及遞藏順序。此外，“后耕老人壬戌有藏”當釋為“退耕老人壬戌七月藏”，為徐世昌印{1}。

關于這卷寫經的時代，王素等認定為“歸義軍”時期，但未說明緣由。筆者以為，卷中留下的“張良友寫”題記或可作為推定時代的依據。張延清統計的吐蕃時期敦煌古藏文抄、校經生列表，內有“張良友”之名［13］，據此可知此寫經時代應為唐代吐蕃占領河西時期。此外，“張良友”之名還見于同一時期的敦煌契約文書，如S.117V《末年（827？）上部落百姓安環清賣地契》，張良友的身份是“見人”［14］，也可支撐這一推斷。那么，這件寫經的時代定為吐蕃占領河西時期更妥。

（二）杏雨書屋藏廉吳寫經{2}（5件）

1. 羽田亨474號

紙本，墨書?？v25cm×橫742.7cm。包首題簽“唐人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鈐印一方“小莫柳堂”{3}。寫經首尾完整，首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八十七”，末題“義泉勘了 田廣談”。卷首裱紙題：“唐人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王廷楨敬題?！扁j印二方，分別為“王廷楨印”“楨威藏運”，后又有朱印三方，分別為“暫山□谷”“南湖鑒藏”“唐經閣”。卷末無跋，鈐印三方，分別為“吳芝瑛印”“寫經堂”“唐經閣”，另裱紙上鈐白印一方，未釋。

校釋：“小莫柳堂”系“小萬柳堂”之誤，《影片冊》此印均誤作“小莫柳堂”或“小筧柳堂”?！皶荷健豕取睉尀椤皶褐贡闳ァ?，為《楞嚴經》中偈語?！皩懡浱谩睉尀椤皩懡浭摇?，為小萬柳堂內附屬建筑。卷末裱紙所鈐白文印未釋，應為“小萬柳堂收藏金石書畫印記”，今補。以上四印均為王大炘為吳芝瑛所刊{4}?！皹E威藏運”也系誤釋，應為“楨威將軍”，系清末民初軍界人物王廷楨私印{5}。從寫經末題留下的人名看，“義泉”為勘經僧人，目前所見多卷敦煌所出《大般若經》都留有義泉的題名{6}?！疤飶V談”則為龍興寺經生，此人抄寫的《大乘無量壽經》流傳至今者多達38卷{7}?？紤]到《大乘無量壽經》僅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流行于敦煌一帶，可知同署田廣談之名的羽田亨474號寫經也應屬這一時期。

2. 羽田亨475號

紙本，墨書?？v25.4cm×橫271.2cm。包首題簽：“唐人寫金光明最勝王經殘卷”，朱印一方“小筧柳堂”。卷首裱紙題“唐人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殘卷”，鈐朱印一 方“貌云寺”，又題“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侯朱藐承命敬題于京都籀云室”，下鈐印二方“朱貌”“疑始堂”，后又有朱印二方“南湖鑒藏”“唐經閣”。卷末鈐二方白印“吳芝瑛印”“寫經堂”。

校釋：“貌云寺”實為“藐女史”，為侯疑始之印。侯疑始（1885—1951），名毅，字雪農，號“疑始”，江蘇無錫人。詩詞師事嚴復，又工篆刻{1}。 “朱貌”應為“朱藐”之誤，結合落款看，“朱藐”似為侯毅另一字號?！熬┒剪υ铺谩睉獮椤熬┒剪υ剖摇?，此為侯毅京邸書齋{2}。此卷用紙為粗黃紙，木筆寫就，時代可推定為吐蕃占領河西時期。

3. 羽田亨476號

紙本，墨書?？v25.4cm×橫334.5cm。包首題簽：“唐人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殘卷”，后有朱印一方，“小筧柳堂”。卷首裱紙題“唐人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殘卷”，下鈐印一方“無錫矣貌”，又題：“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侄婿侯貌承命敬題于京都籀云堂?！焙笥兄煊《健皷|里□氏”“疑始”，又有三印“小筧柳堂”“南湖鑒藏”“唐經閣”。卷末裱紙無跋，后鈐印三方“吳芝瑛印”“寫經堂”“墨林呈蒼”。

校釋：“無錫矣貌”實為“無錫侯毅”，“東里□氏”應為“東里侯氏”，均為侯毅私印?！澳殖噬n”當釋為“墨林星鳳”，如前所述，系吳芝瑛私印。從寫經用紙及用筆看，此卷可定為吐蕃占領河西時期。

4. 羽田亨477號

紙本，墨書?？v25cm×橫842.3cm。包首題簽“唐人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下有朱印一方“小莫柳堂”。后有二方朱印，分別為“南湖鑒藏”“唐經閣”。卷首裱紙題“唐人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又題“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其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 寒厓奉題?！毕骡j朱印一方“孫”，后又有印三方“小筧柳堂”“南湖鑒藏”“唐經閣”。卷末裱紙無跋，有二方白印“吳芝瑛印”“寫經堂”。

校釋：卷首題款所署“寒厓”為民國書家孫揆均（1866—1941），字叔方，又名道毅，號寒厓{3}。此人與廉泉為無錫同鄉，互為表親，同在江陰南菁書院求學，并在甲午年（1894）同科中舉，為一生摯交{4}。在廉吳寫經的收藏過程中，孫寒厓是關鍵人物。此卷寫經書法秀美，用紙考究，應系唐代宮廷寫經。

5. 羽田亨480號

紙本，墨書?？v25.7cm×橫160.7cm。包首題簽：“唐人寫經殘卷”，朱印一方“小萬柳堂”。卷末有朱印二方“廉吳審定”“金匱廉泉桐城吳芝瑛夫婦共欣賞之印”。卷首裱紙題“敦煌石室唐人寫經殘卷”，又題：“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 董玉書敬題?！焙筲j印二方“董氏玉書”“逸滄 之 信”，后又鈐印三方“小萬柳堂”“墨林呈蒼”“唐經閣”。卷末裱紙無跋，有白文印二方“吳芝瑛印”“唐經堂”。

校釋：“逸滄 之 信”實為“逸滄印信”之誤，為董玉書私印。董玉書（1869—1952），字逸滄，江都人。清末拔貢出身，以詩名，亦善書{5}?！疤平浱谩毕怠疤平涢w”之誤，此為小萬柳堂內建筑，王大炘為吳芝瑛刊有此印{6}。

三 南京大學博物館所藏廉吳敦煌寫經

筆者近來在整理南京大學博物館館藏文物的過程中，檢得兩件廉泉、吳芝瑛舊藏敦煌寫經，一為朱書，一為血書{1}。這兩件寫經題跋豐富，涉及人物、史事信息豐富，茲介紹如下。

1. 南京大學博物館藏編號474唐人寫本《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 朱書（圖1）{2}

紙本，朱書?？v25.2cm×橫290.7cm，通卷有烏絲欄。包首題簽 “唐人寫本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 朱書”，鈐“小萬柳堂”朱印。寫卷首全尾殘，首題“大方便佛報恩經論品第五 三”，起“爾時如來為母摩耶夫人并諸天眾說法九十日”，止“投身死尸，以我宿世有諸過”?？瑫?，6紙，每行17—19字不等，偶見墨筆補字。卷首裱紙題記一段，“唐人朱書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 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合肥段祺瑞”，鈐“段祺瑞印”。后有鄭孝胥觀款：“甲子暮春，閩縣鄭孝胥觀于蕉嶺會館?！毕骡j“孝胥”朱印。后又鈐“小萬柳堂”“吳芝瑛印”“鞠翁之女”三印。卷末裱紙鈐三方朱印，分別為“暫止便去”“墨林星鳳”“唐經閣”。

2. 館藏編號473唐人寫本《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血書

紙本，血書?？v25.2cm×橫311.8cm，通卷有烏絲欄。包首題簽：“唐人寫本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 血書”，鈐“小萬柳堂”朱印。寫卷首尾殘缺，起“惡，今令子身受是苦也”，止“有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w，7紙，每行16—18字，偶有墨筆補字或脫漏字句。卷首裱紙題跋三段，第一段“唐人血書《大方便佛報恩經》殘卷 歲在癸亥臘八日，廉泉同妻吳芝瑛為其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凈土。合肥王揖唐”，下鈐朱印“逸盦”；第二段“甲子三月，閩縣鄭孝胥觀于虎坊橋蕉嶺會館”觀款，下鈐“孝胥”朱??；第三段“南湖唐經閣（小字：潭柘重建東樓，南湖亦以唐經閣名之）所藏唐人寫經卷子，為表兄寒厓孫先生與何秋輦中丞赴新疆道中所得，中多絕品，此卷尤為第一稀有。卷端尚有百數十行，因在石室中著水斷爛不堪，被蘇州裱工沈荷卿截去，謂欲取其整齊。不知千年古物，雖斷爛，庸何傷？如火燒《蓮華經》，往年在王蓮生家見之，全卷只存十之三，正以火燒而名益重。落水蘭亭亦然。亟往蘇州向沈索取，已不可得矣。故此卷失去題目，至今心殊鞅鞅。唐經閣中又藏有《妙法蓮華經》四卷，秀勁似率更書，為余最心賞者，被文六將軍索去，奉呈合肥段芝老矣，因并記之。壬戌觀音圣誕日芝瑛”，鈐“紫英”白印。后鈐三印，分別為“暫止便去”“墨林星鳳”“唐經閣”。卷末裱紙鈐印三方，自上而下分別為“吳芝瑛印”“寫經室”“小萬柳堂”，后有廉泉題記一段：“彌陀自性兩相當，楊柳空持到此方。父子相逢重會合，筆鋒點滴血花香。觸著毫端便現身，靈根久不昧前因。但教盡報常如此，赤色蓮花最可人。癸亥除夜隨寺僧上殿拜佛，后集夢東師語題唐人血書大方便佛報恩經論品卷子，送存潭柘山寺。廉泉。此卷得于敦煌石室，舊藏小萬柳堂，故第二句云爾?！毕骡j印二方“廉泉長壽印信”“小萬柳堂”。

以上，館藏474號朱書寫經為唐人《大方便佛報恩經》卷3《論議品第五》殘卷，卷內分別留有段祺瑞癸亥年（1923）題跋及鄭孝胥甲子年（1924）觀款。館藏473號血書寫經與474號朱書寫經實為同一卷，內容緊接前卷抄寫。從字跡看，應非一人所抄，且用紙有別。473號寫經留有吳芝瑛壬戌年（1922）、王揖唐癸亥年、廉泉癸亥年三段題跋及鄭孝胥甲子年觀款。這兩件寫經為楷書兼有行體，字跡秀麗，用筆精到，可見書寫者功力深厚，不失為反映唐代經書書寫風格的佳作。

需要說明的是，與其他廉吳舊藏寫經相同，這兩件也有“癸亥臘八日”的題記，說明這批寫經都在同一天被廉吳的親友集中賞鑒，后被存放于北京西郊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內供奉。但是，南大所藏的這兩件寫經更為特殊，它是敦煌石室內所出為數不多的朱書（或血書）寫經，“尤為第一希有”，所以被廉吳夫婦視為珍藏。而二人的親筆跋文，對于考證這批寫經的由來、流散亦十分關鍵。

四 廉吳舊藏敦煌寫經的來源、真偽與流散

（一）廉吳寫經的來源與真偽

關于這批寫經的由來，吳芝瑛題跋（下稱吳跋）交代是“表兄寒厓孫先生與何秋輦中丞赴新疆道中所得”，且“由石室中”所出。廉泉題跋（以下簡稱廉跋）也稱“此卷得自敦煌石室”?！笆摇敝付鼗筒亟浂?。

按：何彥升（1860—1910），字秋輦，江蘇江陰人。何氏任新疆巡撫，事在宣統二年（1910）五月①。當年年初，何彥升任甘肅布政使時，被清學部電令負責押運藏經洞劫后文獻回京。由于負責此事的地方官并不十分用心，遺留當地的寫本和殘片數量不在少數，而且運京途中文物遭劫也時有發生［15］，而同在河西為官的孫寒厓很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這批寫經。孫寒厓的仕歷也支持這一推斷，1904年至1910年前后，孫寒厓因經濟困頓，“出關西行任小吏丐食”［16］。這一時期，孫仍與廉泉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就筆者管見，兩人之間的多封書信就是從“蘭州節署（即衙署）”或是“涼州旅樓”寄出。直到1911年中秋，孫寒厓從蘭州到京，才結束了多年的宦游生涯{2}?？梢?，題跋中所記1910年孫寒厓得到經卷是在赴甘肅、新疆的道途中，完全與其個人仕履吻合。

關于廉吳夫婦得到這批寫經的確切時間，還有一條更為直接的證據。二人常用的一方“唐經閣”印章，亦由王大炘所刻。此印實為兩面印，另一面刻有“小萬柳堂”，并刻邊款，內容如下：

南湖先生今春所得唐人手寫《妙法蓮華經》一卷，于小萬柳堂之左建閣藏之，即名之曰唐經閣，屬制是印，即乞指教。庚戌十月王大炘記。{3}

庚戌即1910年。由此可見，廉泉、吳芝瑛得到《妙法蓮華經》在內的唐人經卷的確切時間是在1910年春，到1911年中秋孫寒厓從蘭州回京時，可能又得到了其他經卷。

再看鄭孝胥的兩段觀款，“甲子三月（暮春），閩縣鄭孝胥觀于蕉嶺會館”，姑稱為鄭跋。甲子即1924年。早在1907年，廉吳就以剛落成的上海小萬柳堂為活動據點，與鄭孝胥、盛宣懷、岑春煊、陳三立、沈曾植等王公時賢交游。其中，廉、吳與鄭孝胥的交往甚密，多次請其題贈詩句、展觀書畫，還將吳芝瑛手抄《楞嚴經》相贈{4}。依《鄭孝胥傳》及《鄭孝胥日記》，1923年7月，鄭奉溥儀之命以“國務總理”的身份從上海短暫入京，并住在西城宣武門虎坊橋的“蕉嶺會館”{1}。次年正月，又入北京，仍住此處{2}。如此看來，鄭跋所云1924年暮春寓目寫經一事，無論時間、地點都與史事吻合。

王揖唐與段祺瑞的題跋，且稱王跋、段跋，記錄了癸亥（1923年）臘八日，廉泉、吳芝瑛夫婦為亡父母超度，將寫經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經閣內珍藏一事。其實，不僅南大所藏的這兩件寫經留有“癸亥臘八日”的題跋，目前所見的廉吳舊藏寫經除故宮所藏不能明確之外，剩余7件都有這一天的題跋，且分別由孫寒厓（羽477號）、王廷楨（羽474號）、侯毅（羽475號、羽476號）、董玉書（羽480號）、王揖唐（南大藏經）、段祺瑞（南大藏經）所題。

不過，癸亥臘八日到底有何特殊，眾人為何能在這一天聚集潭柘寺？眾所周知，臘八是傳統民俗節日，人們常在此日舉行蠟祭，祭祀祖先及神靈。臘八又傳為釋迦牟尼成佛之日，因此僧眾常在此日舉行佛事活動，向眾人布施僧粥。

按：1922年，廉泉征得潭柘寺方丈純悅上人許可，打算募資為亡友良弼{3}建祠于翊教寺之東，以安亡靈。為此，廉泉還擬了一份《烈士建祠之公函》，函中稱“良先生受炸，為辛亥臘八日”，計劃來年（即癸亥年，1923年）舊臘十一日開追悼會。同時，呼吁“凡與良先生有舊者，自易望風集合”{4}。由此可見，選擇臘八集會，一方面是與蠟祭及僧俗相合，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悼念亡友。由于廉泉之邀，良祠落成當天，到場慶賀之人云集，其中不乏清朝遺老及民國軍政界的重要人物，如大總統徐世昌及王士珍、汪大燮、段祺瑞、王揖唐等{5}。當然，作為故舊知交的孫寒厓、侯毅、袁寒云、吳稚暉、董玉書、王廷楨等人也同樣出席{6}。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今天所見到的多件“癸亥臘八日”題跋的廉吳舊藏寫經。

（二）廉吳寫經的散佚

我們再看廉吳舊藏寫經的具體散佚過程。正如吳跋所云，“文六將軍”曾向廉吳索取《妙法蓮華經》四卷，轉贈“段芝老”。此處提及的“文六將軍”“段芝老”分別指屈映光與段祺瑞。屈映光（1881—1973），字文六。1917年，屈映光居滬學佛；1918年出任北洋政府國務院顧問，被授予“贊威將軍”稱號。1921年，遷居北京學佛，并被聘為大總統府顧問；1925年，被段祺瑞委任為臨時參政院參政等職；1929年以后，篤信佛教，專事弘法{7}。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軍閥首領。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皖戰爭中失敗垮臺，開始吃齋念佛，成為居士{8}。從屈文六仕途浮沉過程中，處處可見段祺瑞的身影?；诙硕汲缧欧鸾踢@一點，屈文六索取寫經贈予段祺瑞合乎情理。而且，吳跋稱屈為將軍，則可推知他從廉吳夫婦處索求寫經一事應當不早于1918年。

故宮所藏的一件廉吳寫經，鈐有多方印章，其中“唐經閣”“南湖鑒藏”“寫經室”“吳芝瑛印”“小萬柳堂”“墨林星鳳”均為廉吳夫婦的私人印鑒。但是，“退耕老人壬戌七月藏”為徐世昌印，壬戌為1922年?？梢?，這卷寫經長期由廉吳夫婦個人收藏，至遲于1922年7月才轉歸徐世昌所有。從寫經編號為“新121247”來看，可知是1949年后入藏故宮的{1}。上述兩批寫經的共性是1923年以前就已流散，并無癸亥臘八日的題跋，所以辨識難度較大。

關于杏雨書屋所藏的五件廉吳舊藏寫經，羽田亨《敦煌秘笈目錄》已指明了其來源，“474—480 以上七卷，中村敏雄氏轉讓”，時間為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二十九日［17］。據高田時雄的研究，1945年夏，為躲避美軍空襲，武田家要求將置于京都大學總長室的寫經緊急轉移，羽田亨遂將這批寫經裝箱，先疏散至大阪武田制藥廠，半月后又轉到兵庫縣的偏僻村莊。長期以來，這批寫經都秘不示人，直到2009年以后，隨著《敦煌秘笈目錄》《敦煌秘笈影片》的陸續出版，這批材料才得以公布{2}。

由于資料所限，中村敏雄的身份并不明確，高田時雄從購藏記錄中“讓與”一詞推斷，中村敏雄應非商人，而是收藏家。中村得到這批寫經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但從這5件寫經都留有癸亥臘八的題跋看，顯然不早于1923年底。

至于南大博物館所藏的這兩件寫經，亦有1923年癸亥臘八日的題跋。到1924年時，鄭孝胥曾拜觀于北京，可見當時仍在廉吳夫婦的手中。這卷寫經之所以流入南京大學，還需從福開森說起。1934年秋，美籍傳教士、金陵大學創始人福開森（1866—1945）以畢生所藏的千余件文物捐贈金陵大學，這兩件寫經也在其列，至20世紀50年代初運抵南京大學后珍藏至今［18］。

至此，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答：癸亥臘八日題跋的廉吳舊藏寫經到底何時開始散佚。

廉泉晚年疾困交迫，長住北京潭柘寺養病修行。杭州、上海兩處小萬柳堂別墅，也分別在1926年、1929年轉歸南京富商蔣國榜及中研院史語所{3}。從當時售屋的公告看，廉吳所藏的書畫、扇面也與房產一起捆綁出售{4}。不過，這些寫經并不在出售之列。由于晚年困頓，這些寫經成為廉泉的心理寄托，甚至為了防止這些寫經流落他處，他還將其奉呈岫云寺唐經閣內供奉{5}。1930年，廉泉再度病重，在好友福開森的幫助下，被送至北平協和醫院治療，病情一度好轉{6}。1931年，廉泉與福開森遨游于北平古玩店，不料中風暈倒，并于當年冬病逝于北平{7}。臨終之際，廉泉曾草擬遺囑，請求知交福開森、孫寒厓等料理后事，并特別囑托福開森代為保管、處置其所藏文物{8}。有理由相信，福開森很有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到了廉吳舊藏的多件文物。不僅如此，到了第二年（1932年）冬，吳芝瑛等人又在潭柘寺良弼祠為廉泉舉行了追悼會，并以此次集會為契機，拍賣了廉泉的舊藏，而主持此次儀式的正是福開森{1}。筆者推測，可能在這次拍賣過程中，廉吳舊藏的敦煌寫經被中村敏雄等人購藏。

五 結 論

綜上，筆者經過考證，得出以下幾個結論：第一，廉泉、吳芝瑛舊藏寫經出自敦煌藏經洞，系1910年孫寒厓隨何秋輦赴河西任官途中所得，至遲到1911年孫寒厓回京時轉歸廉吳所有；第二，廉吳舊藏寫經題跋涉及的時間、人物及事件均與史實吻合，進一步證實其來源及流散的可靠性；第三，廉吳舊藏寫經大致分兩次流散，一是癸亥年（1923）以前部分轉歸屈文六、段祺瑞、徐世昌等人，一是1931年廉泉亡故后由吳芝瑛集中拍賣，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福開森。這次集中拍賣，使廉吳舊藏寫經流散。當然，仍有大量敦煌寫經藏于民間，秘不示人，不能排除日后材料公布時仍有廉吳舊藏的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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