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臺灣：兩岸應知道的臺灣歷史故事 （十六）

□ 熊子杰

第十六章

臺灣建設之父——沈葆楨：“中日終須一戰”

2006 年12 月12 日，為了紀念清末名臣沈葆楨，臺北市市長馬英九將臺北市府一樓大廳定為“沈葆楨廳”，并與沈葆楨第五代子孫沈冬共同揭牌。

臺灣為何要紀念沈葆楨？

因為他是“臺灣近代化之父”“臺灣建設之父”！

一般認為劉銘傳才是“臺灣近代化之父”，為何又說是沈葆楨呢？

沒錯，嚴格說沈葆楨才是開啟臺灣建設的第一人，他以宏觀視野繪制出臺灣現代化的藍圖，準備將臺灣打造成當時中國最先進的一省，他的規劃包含洋務、開山、撫番、開路、造橋、軍事、吏治、改制、設府（臺北府）、解禁（解除大陸禁行）、尊鄭（鄭成功）等等。沈葆楨促使大陸與臺灣渾然成為一體，可說是繼鄭成功之后，建設臺灣的第一人，絕對稱得上為“臺灣近代化之父”“臺灣建設之父”。沈葆楨的治臺理念乃承襲左宗棠的治臺觀。

遺憾的是，沈葆楨英年早逝，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能將他所有的臺灣治理計劃實現，后來福建巡撫丁日昌、臺灣兵備道劉璈、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大致皆依循左宗棠、沈葆楨兩人的治臺理念。

沈葆楨雖非湖南人，但他深受曾國藩與左宗棠兩人賞識、保薦，在清朝廷屬主戰派，與左宗棠意氣相投，事業上相互奧援，也算是湘軍成員。左宗棠一生未曾來臺，而沈葆楨來臺兩次僅停留約一年半。劉璈在臺四年多，劉銘傳在臺五年多，邵友濂在臺三年多。雖然左宗棠未曾來臺，而沈葆楨來臺時間最短，他們對臺灣的貢獻卻不亞于其他人，甚至有過之。最難得的是左、沈兩人革新、創新的治臺觀念，如今臺灣當局的理念都無法比擬。舉例來說，近年來，臺灣一直在搞狹隘的臺灣“本土意識”，不準域外人士來擔任執政機關公職，而當時左、沈時期，就大量聘雇洋人參與興建船艦、船務、海防等重要軍事工作，主要目的就是學習洋人船堅炮利之專業及技術。清政府能改變心態開放心胸，左、沈兩位戰功彪炳的大鷹派功不可沒。沈葆楨以非凡的毅力及魄力在臺灣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局面，為日后臺灣正式建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871 年，一艘琉球船在海上遭遇臺風，漂流到臺灣南部八瑤灣（今屏東滿州），船上人員上岸后誤入少數民族部落而遭到殺害。以此船難為借口，1874 年5 月8 日，倭 將西鄉從道率3600 名日軍在臺灣屏東社寮登陸。5 月18 日到5 月21 日，日軍與臺灣少數民族有小規模戰斗，互有傷亡。5 月22 日，日軍進攻石門，遭到少數民族強烈抵抗。6 月1 日，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少數民族部落，臺灣少數民族奮勇抵抗，日軍對少數民族瘋狂燒殺搶掠。6 月中，臺灣少數民族投降。7月，日軍占領龜山，修筑營房、道路，準備長期占領龜山。此事件稱為牡丹社事件。

/ 臺灣建設之父沈葆楨。

/ 臺北市政府為紀念沈葆楨對臺灣的卓著貢獻，特將市政大廳命名為“沈葆楨廳”。

西鄉從道準備出兵前，日本曾透過李仙得向英、法租借船艦，但英、法等國皆不愿出借，亦反對出兵臺灣，西鄉從道不顧英、法反對而執意出兵。英使威妥瑪即于1874 年4 月18 日致函清廷，告知日本即將出兵臺灣屏東一事，并于函中詢問“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隸屬清國版圖”以提醒清廷，清廷才驚覺日本侵略臺灣屏東的嚴重性。英政府為何如此好心主動通知清廷？因為臺灣也是他們覬覦的肥羊，豈能讓日本捷足先登？標準的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只是不知當時清廷是否覺悟此點。

5 月14 日，清廷諭令在福建擔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

同月29 日，緊急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均歸節制，江蘇、廣東等沿海各口輪船準其調遣，俾得與日本及各國按約辯論”。

6 月17 日，沈葆楨臨危 受命抵臺后，原希望以外交、和平方式解決，派福建布政使潘霨、臺灣道夏獻綸赴瑯嶠與倭將西鄉從道商議退兵之事。西鄉從道不肯撤兵，并推諉要清廷與柳原前光（第一任日本駐華公使）交涉。

沈葆楨深知日本竊占臺灣之心，認為中日終須一戰。他一邊與日方協商撤兵，一邊積極部署，調兵遣將，加強防務。

南路：由臺灣總兵張其光負責，原有一營，再增五營；北路：由臺灣道夏獻綸負責，原有一營，再增一營；中路：由營務處黎兆棠募兵勇駐扎水沙連至秀姑巒山。

沈葆楨又調撥提督唐定奎所部徐州武毅軍13 營共6500名洋槍兵，命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率2000 余名士兵增援。另令前署鎮曾元福在臺招募500 名臺勇訓練成洋槍隊。

援軍部隊先后抵臺，進駐屏東枋寮、東港等地，積極備戰。

此時，臺灣軍隊人數已達15000 余人，日軍號稱5000 人，實際僅3600 人，扣除病亡及陣亡者所剩僅2000 多人，而且后援不濟，中日雙方兵力懸殊。

為鞏固南部防衛，沈葆楨在臺南安平（億載金城）設置西洋巨炮，在旗后（旗津）等地建設先進炮臺，并籌設廈門、福州到臺灣的電纜線。

雙方最后并未開戰，而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于10 月31 日簽訂了《中日北京專條》（或稱《北京專約》）。日軍于12 月1 日撤出臺灣。不幸的是，原為清朝藩屬國的琉球，莫名其妙地落入日本手中，因為日本以合約第一條中“保民義舉”文字認為雙方認定琉球是日本的屬地，簡直像極了1884 年中法戰爭的荒謬結局。諷刺的是，在沈葆楨逝世那年（1879年），日本將“琉球”改名為今日的名稱“沖繩”。清朝也以合約條文第三條中“至于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認為，雙方承認臺灣為中國一省，以及清政府主張擁有臺灣全島的合法性。

事實上，當時沈葆楨反對和談。當時臺灣南部瘧疾肆虐，侵臺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疫情蔓延，每日日軍病亡者多達10 名。加上日軍彈盡糧絕，援軍、補給又遲遲未到，士氣低落，正處于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根本不堪一擊。日本知道快玩不下去了，才會主動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沈葆楨也早已識破日本人的詭計及困境，在交涉中，沈葆楨堅持不同意朝廷給日本賠償，他奏稱：

……愿堅持定見，力為拒卻。

沈葆楨又致書李鴻章：

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王偉《大清的角落：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碎片》，2010 年。）

日本侵犯臺灣是對中國在臺灣主權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經過此事，沈葆楨感覺到東南沿海危機及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他提出“倭熾可憂”“東洋則終須一戰”的警語。

經歷此次日本侵臺事件，沈葆楨意識到如不積極建設及開發臺灣將后患無窮。為消除外患、調和臺灣內部，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改善前山（西部）與后山（東部）的阻隔，其目的是避免列強再以“化外之地”為由，效法日本占地為王。沈葆楨為促進臺灣東部繁榮，促進番漢族群融合，改善臺灣少數民族生活，造橋修路，普設漢學，有計劃地使臺灣少數民族漢化。為開發臺灣北部，增設臺北府，此后因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及日本占據臺灣后，臺灣政經中心逐漸由臺南移轉至臺北，這是沈葆楨及劉璈始料未及的。

沈葆楨兩次來臺，雖停留僅約一年半時間，但他的治臺策略動見觀瞻，他掌握時代脈動（積極推動洋務、學習西方技術），開放舊制（廢除劣制、建立良制），開明務實（番漢平等、族群融合），勇于革新（近代化、科技化），積極建設（造橋修路、興學招商），全島開發（三路開山、貫穿東西），對清末臺灣的發展與繁榮具有重大影響。如未有《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在沈葆楨的藍圖下，臺灣勢必成為中國的模范省。

牡丹社事件落幕后，沈葆楨立即向清朝廷提出他治臺的九支箭（謝紀康《沈葆楨對臺灣的開發建設——兼論臺灣近代化的由來》）：

第一箭，行政體制改革：福建巡撫駐臺及行政區域重新劃分。首先要求福建巡撫須春冬駐臺，夏秋駐閩，以利推動臺灣建設，否則臺灣群龍無首；將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原來的一府四縣三廳調整為二府（臺北府、臺灣府）八縣四廳。形成了臺北府（北）與臺灣府（南）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利推動北部建設。新設的臺北府（大甲溪以北地區）下增設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基隆廳。在瑯嶠地區設置恒春縣，隸屬于臺灣府，臺灣府下轄彰化、嘉義、臺灣、鳳山、恒春（五縣）及埔里、卑南、澎湖（三廳）。

第二箭，開山修路：為打通臺灣東西分隔狀態，開山建設三條橫貫山路，將東西貫通。開山修路分北路、中路、南路三路，同時進行開墾。北路由噶瑪蘭廳蘇澳至花蓮奇萊，共計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圯埔至花蓮璞石閣，共計265 里；南路由屏東社寮至臺東卑南，共計214 里。

/ 臺南安平炮臺(二鯤鯓炮臺)城門外側“億載金城”門匾。

/ 臺南安平炮臺(二鯤鯓炮臺)城門內側“萬流砥柱”門匾。

第三箭，族群融合：打破自古以漢為尊的不平權政策及法律，實行族群平等、少數民族漢化計劃，包括番漢權利平等、開放番漢通婚、開放番區出入、招商開發、教耕種、設學校、通語言、修道路等等，所有有利于番漢族群融合之政策。

第四箭，獎勵投資，政策扶持：廢除清初“三不”政策，解除大陸人來臺禁令，開放漢人自由進入、開墾番區。在福建廈門、廣東汕頭和香港設立招墾局（即今日的招商局），負責招商引資，獎勵大陸人來臺投資、經商、移民等，提供獎勵政策，如提供船票、種子、房屋及一年半的口糧，提供每人水田1 甲、旱地1 甲，每10 人耕牛4 頭、農具4 副，租稅減免政策（三年免租）等等。

第五箭，表彰忠節（鄭成功）：化解族群仇恨，激勵團結民心。在臺灣府建鄭成功專祠，并奏請朝廷追謚“忠節”，以祭祀南明諸臣。沈葆楨并親書對聯：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第六箭，推動軍事改革，加強海防：推行新政、洋務，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引進洋人協助建設臺灣，新建炮臺，加強臺灣海防。在臺南安平（今日的億載金城），聘法國工程師伯爾陀（Berthaud）設計建造一座西洋巨炮臺（二鯤鯓炮臺），在炮臺城門兩側，他親題“萬流砥柱”與“億載金城”兩匾額。為保護屏東人民安全，興建恒春城，至今為臺灣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購買先進軍事設備，如洋炮、軍械、鐵甲艦、水雷等等。

第七箭，發展民營工業：鼓勵采礦業，引進先進開采技術，減輕煤礦出口稅率，促進臺灣經濟發展；設置輪船航行閩臺，方便閩臺航運。

第八箭，解除一切劣禁：解除漢人入臺、漢人進入山地、漢人娶少數民族為妻等禁令，并于1875 年2 月奏準解除對臺灣的一切禁令。

第九箭，現代化臺灣：建閩臺水陸電線、電報機、電燈等當時現代化的設施，此舉正是臺灣近代化的濫觴。（丘子銘《晚清臺灣的開山“撫番”政策》，碩士論文，2006 年。）

牡丹社事件剛落幕，日軍一撤，沈葆楨立刻上奏清朝廷，在奏折中提到臺灣對于中國疆域的重要性，外族虎視眈眈侵略臺灣的野心，警示清政府如再不積極改革、建設臺灣，臺灣終將再次落入列強之手。雖然最后還是不幸被他言中，但畢竟他與左宗棠的努力給了清末臺灣人民一個美好夢想，他在奏折中說：

/ 臺南安平炮臺。

/ 臺南市億載金城公園內的沈葆楨銅像。

臺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漸平，旁人仍眈眈相視，未雨綢繆之計正在斯時?！瓫r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于東南，臺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系非輕。欲固地險，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為臺民計，為閩省計，為沿海等防計，有不得不出于此者。（黃曉玲《晚清治臺政策演變與臺灣政經社會發展（1874—1895）》，佛光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牡丹社事件后，190 多年以來一向不重視臺灣的清政府，在左宗棠、沈葆楨等的不斷建言下，終于體認到這是一次嚴重的國家分裂危機，于是采納左宗棠及沈葆楨等人的建議，從1875 年11 月起規定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守福建，此一小小的改變對臺灣有極重要的意義。一直群龍無首的臺灣，如今有了大家長，也確立了臺灣為中國大陸“七省門戶”之重要地位。

不過對奄奄一息、茍延殘喘的清朝而言，一切似乎為時已晚，由于失敗主義、保守主義、享樂主義仍彌漫朝廷，清廷改革速度太慢、動作太小，內部的權斗更削減了原本微弱的改革力量，清廷改革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最后還是被列強蠶食，20年后臺灣終究還是落入日本人手里。然而沈葆楨雖在臺僅一年多，卻成績斐然，他的新政、洋務、建設臺灣的藍圖及行動，把臺灣打造成為現代化省份，曾帶給臺灣人民一股朝氣、一段美好時光、一個夢想及強盛的生命力，讓人們對回光返照的腐敗清政府抱有一絲希望，但最后一切還是成為泡影。

沈葆楨把一生奉獻給國家，臨終仍不忘日本竊占臺灣之賊心，他提醒清廷：

……倭人夷我屬國，虎視眈眈，凡有血氣者，咸思滅此朝食……臣所每飯不忘者……倭人萬不可輕視，伏望皇太后圣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