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視域下“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保障體系的構建

黃 河，劉彥彤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200433）

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并將其作為國家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10 年的發展歷程，“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形成了覆蓋亞洲、歐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耙粠б宦贰钡娜蚪ㄔO不僅為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還直接推動了多個國家的基建投資增長，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成為助推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1]。在過去的10 年里，中國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政策溝通、廣泛尋求國際共識，克服了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合作、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各種合作障礙，與東盟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歐盟的“歐亞互聯互通”以及聯合國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多種區域性或國際性機制進行了有效對接，基本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在2023 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了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并深刻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階段差異，開辟了各國交往的新路徑”，是“匯集著人類共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的合作道路[2]。這充分表明，“一帶一路”倡議既是中國基于現實情況向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是深受歡迎的區域性公共產品及供給平臺。

事實上，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所提供的區域性公共產品已廣泛涉及貿易、金融、投資、科技、社會、人文、民生等眾多領域。在國際安全形勢復雜多變的形勢下，中國還積極參與化解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努力為沿線國家提供穩定的安全保障。這使得各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在安全領域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并形成了廣泛期待。

然而，在全球治理失靈、各種矛盾沖突頻發的國際大背景下，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正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安全挑戰。對于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中國企業而言，及時規避各類風險是項目能夠順利推進的關鍵。因此，構建和完善“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保障體系，加強安全合作與交流，不僅是中國的期望，也是沿線國家的共同追求?！耙粠б宦贰背h與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有共同的宏觀目標，有望在未來為各國帶來更多有益的安全公共產品。

一、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概念界定

“公共物品”最初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概念，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明確界定了“公共物品”同時具備“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雙重特征[3]。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最早將“公共產品理論”引入了國際關系學的學者。1999 年，英奇·考爾（Inge Kaul）等人正式提出了“國際公共品”這一概念，將其界定為“收益擴展到所有國家、人民和世代的產品”[4]。羅伯特·吉爾平（Robot Gilpin）認為霸權國提供的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可靠的國際安全體系及有效的國際援助體系是維持國際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5]。但是，在冷戰之后，諸如IMF、WTO 等國際公共物品已經逐步淪為個別國家維護霸權的工具，這導致國際政治與經濟領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公共產品需求缺口，由此，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大量出現。

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一般包括安全類公共產品、機制類公共產品、發展援助類公共產品、基礎設施類公共產品、市場開放與貿易秩序類公共產品以及金融類公共產品等六大類別[6]（P102）。對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研究需以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的相關理論為基礎。區域性公共產品理論為區域合作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中層理論視角。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首先提出了這一概念，將其闡述為“在一個更有限的地理范圍內所產生的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收益”的產品[7]。樊勇明認為該種公共產品能夠“契合某一地區穩定和發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國際公共產品被某一個大國私物化、能夠通過有效監督減少‘集體行動的困境’”[8]。進一步而言，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具備以下優勢：第一，其供給僅僅局限于有限的區域范圍內，因此能夠“因地制宜”，滿足特定區域的具體需求，同時能夠有效劃定各成員國的成本與收益；第二，各成員國往往具有相似的價值取向和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更容易產生對彼此的認同，因而有較大概率就公共產品的供給達成一致意見[6]（P8）。當然，由于區域性的限制與公共產品的固有缺陷，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也會存在缺乏必要基礎設施、區域內項目合作經驗不足、“搭便車”等諸多問題[9]。

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具體指的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由該范圍內一國或多國提供的，僅服務于該區域公共安全的一系列安排、機制或制度[10]。從供給內容來看，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可以劃分為以下類別：第一，約束國家行為并增強對彼此信任的制度類安全公共產品，如東亞峰會、上海合作組織、歐洲安全理事會、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等區域安全合作機制；第二，在區域成員之間形成彼此認同的觀念類安全公共產品，如集體安全觀、綜合安全觀、新安全觀、《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等；第三，某種安全公共產品在被地區國家消費后，隨之產生的安全外部效應。這種效應對其他國家安全狀況的影響有正有負。一般情況下，由于文化、觀念的跨境流通性較強，能夠給外部國家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觀念類公共產品更容易產生這種安全外部效應[11]。

“安全”一直是國際關系領域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在探討“安全”時，通常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如何消除或減輕潛在的或已經實際存在的威脅[10]。一方面，同一個地區的國家可能會面臨來自同一問題領域或本地區及其他地區大國的安全威脅，存在程度不一的不安全感[12]，促使這些國家產生開展安全合作的動力；另一方面，安全類公共產品長期具有較為顯著的稀缺性和供應缺口，國際安全機制在面對安全問題時常常產生失靈現象，這促使國際安全問題逐漸走向區域化，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更多地回落到地區層次。歐盟出臺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區域安全合作的廣泛探討，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被視為緩解國際及地區安全威脅的一種有效方案。由于不安全感不僅來自于他國基于物質基礎和軍事能力的直接威脅，也來自于歷史演變、文化差異及長期互動而形成的主觀認知，因此，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應當既能夠集中力量抵御外來威脅或潛在威脅，又能夠為參與國提供穩定安全的未來預期。

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既可以由單個國家提供，也可以由多個國家合作供給。一般而言，供給的形式與地區權力格局、國家的綜合實力及供給意愿密切相關[13]。當某一區域存在地區大國且該大國有意愿承擔絕大部分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時，區域安全霸權也就隨即形成，通常表現為軍事聯盟的形態。霸權國能夠充當地區安全“穩定器”[14]，相應地，也會獲得對地區秩序的領導權和各項事務的優先話語權。然而，在當前國際社會，很難再出現冷戰初期的極化狀態，美國也已經喪失了獨立為成員國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因此，區域安全霸權更多地以具有明顯等級制特征的安全合作機制作為表現形式。除此之外，當某區域中不存在大國或大國無領導意愿時，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通常會由多國組成的較為平等的合作機制提供（見表1）。

表1 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形式

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雖然具備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公共產品的共有特性，但在實際運作中，往往會因其“區域性”及加入門檻的限制而強化自身的競爭性或排他性，最終成為俱樂部產品，如一些國家軍事聯盟或集體防御聯盟由于受益范圍較小，因而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而“一帶一路”倡議始終以平等互利為基礎，創造了一種區域性公共產品供給由低政治領域向高政治領域擴展的有效途徑[15]。其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是開放的，不設置準入門檻，如亞投行、絲路基金提供的項目評估、融資開發、過程監督等有關經濟安全的保障，面向的是整個區域的投資安全。

二、投資風險對“一帶一路”沿線中國企業的影響

近年來，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中國企業積極踏足國際市場，開展對外投資合作。截至2022 年底，中國已經在全球190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4.6 萬家境外中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8 萬億美元，雇傭了超過150 萬名中國員工。這一系列數據表明，中國企業正在不斷擴大其國際業務的范圍，積極通過投資和合作來推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這對于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強區域合作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中國企業積極落實“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正遭遇著越來越復雜的投資風險?！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大多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并面臨著民族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宗教沖突、第三國干涉以及國際犯罪等多種風險，這些風險相互交織，導致沿線眾多國家的經濟社會及投資環境異常復雜和嚴峻。因此，中國企業，特別是從事基礎設施投資的企業，在這些國家開展項目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海外員工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也面臨嚴重威脅?？傮w來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一般會遭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恐怖主義及自然災害等幾類風險，既包括傳統風險，也包括非傳統風險（見表2）。

表2 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風險及其影響

其中，政治風險往往是東道國境內的人為因素引發的，其威脅性遠遠大于其他類別的風險?？植酪u擊、金融市場動蕩等非傳統風險的增加對“一帶一路”沿線中國企業產生的負面影響也與日俱增。這些風險因素對項目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造成了威脅，同時也增加了投資經營的不確定性。

（一）阻礙海外項目正常運作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的全球經濟合作戰略，旨在加強中國與多個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推動地區互聯互通。然而，任何跨國項目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多種復雜風險。政治風險在國際投資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斗爭、分離主義、族群沖突和地區恐怖主義都可能對外國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在中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等“一帶一路”合作區域，許多國家長期面臨政治動蕩和安全威脅。以尼日利亞為例，該國在中國的對非戰略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其內部復雜的社會政治環境給外國企業，尤其是中企帶來了不少挑戰，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頻繁的社會抗議和沖突、東北部的“博科圣地”恐怖活動、中部地區的農牧民沖突、東南部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以及幾內亞灣的海盜問題長期以來對中國在尼企業的海外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對于中企，深入了解尼日利亞的歷史背景、文化、宗教及社會政治環境極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各類挑戰，確保企業的投資安全和穩定回報。

當中企走出國門，深入到各個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與合作時，還可能會面臨由于文化差異和地方利益沖突而引發的種種挑戰。這種挑戰并不僅僅表現為語言和溝通方式的不同，還包括更深層次的價值觀、商業習慣、社會期望等的碰撞。例如，在由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承建的伊巴丹-拉各斯輕軌項目開工初期，尼日利亞奧約州首府伊巴丹的一些當地居民和奧貢州地區居民對此存在嚴重不滿，甚至組織了集會抗議。對此，中企需要深刻反思并加強與當地社區的溝通與合作，及時了解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制定應對方案，避免產生類似的沖突。

大國競爭、外來干涉及東道國政權變動也可能影響“一帶一路”相關項目的運營。在地緣政治博弈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部分大國會利用某些國家政治轉型或政權更迭的機會拉攏對方，以期淡化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為了獲取更多好處，東道國往往會“左右逢源”、采取“平衡外交”來增加自己的籌碼，如緬甸吳登盛政府時期，政府的親美傾向就直接導致了木姐-曼德勒鐵路等多個項目的凍結[16]。蒙古國長期采取“第三鄰國”的外交理念。2016 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投資蒙古多個水電站項目，這些項目被俄羅斯指責會破壞貝加爾湖生態，因而被迫凍結。當下蒙古國更是被美國視為可以用來制衡中俄的力量，因而成為重要拉攏對象。中東地區的伊朗，由于其與西方國家在核問題上的分歧，長期處于國際制裁之下。中國與伊朗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展開了一系列能源、基礎設施和技術方面的合作，美國對此表示擔憂，擔心中國與伊朗的合作會削弱其在中東的影響力，因此多次向中方施加壓力。

此外，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而滑坡、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會難以避免地造成項目中止，新冠疫情等突發重大事件也會打亂投資計劃的順利進行。

（二）增加額外項目成本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環境的復雜性，企業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來分析項目的經濟可行性，并采取額外措施來應對潛在風險。在高風險地區，企業需要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來保護員工和資產，這包括雇傭私人安保人員、購買高額保險、提供培訓以應對緊急情況等。僅在肯尼亞，中國德威安保公司就雇傭了大約2000 名合同制保安人員來保護價值36 億美元的蒙巴薩-內羅畢-奈瓦沙標準軌距鐵路項目。這些額外的安全措施無疑會增加項目的運營成本。為了覆蓋潛在的風險和損失，中國企業會選擇購買相關商業保險，支付高昂的保險費用。截至2016 年7 月，已規劃的“一帶一路”工程可產生70 億美元的商業險保費項目，預計到2030年，后續項目還會產生270 億美元的商業保費[17]。中企還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資源來應對潛在的挑戰和危機，并雇傭額外的人力進行項目監管，以減少潛在的法律風險。如中信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在安哥拉投資十余年間，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實現項目可持續經營，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管理制度體系，并不斷地根據實際情況修訂、增刪，現階段實行的管理制度體系已經涵蓋105 項制度[18]。

在自然災害多發地帶，企業需要運用額外的設備、技術和基礎設施來提高安全性和應對潛在風險。例如，建筑項目需要采用特殊的抗震技術和結構設計，能源項目需要備用電源設備，而采礦項目需要特殊的安全保障設施。對于一些容易遭受自然災害或沖突損害的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梁、港口等），需要采取筑壩、加固建筑物、建立軍事和安全控制等保護措施。在中東地區，沙塵暴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因此，太陽能電站必須采取特殊的清潔和保護措施來確保其正常運行。而在南美的智利等地震頻發地區，礦山則裝配了震動傳感器和高效靈敏的信息反饋系統，以防止因地震引發的意外事故。非洲的金礦項目也面臨著雷暴的威脅，通常都會安裝相應的防雷設備。

此外，當建設中的工程項目受到戰爭、災害、政策變動的影響而被迫中止時，將會直接造成設備及材料的大量損耗，導致已經投入的資金無法回收或無法得到充分利用，包括已支付給工程師、勞工、供應商和承包商的費用，已經采購的材料和設備的折舊額與儲存費用等。由于海外風險的增加，投資者在考慮海外項目時往往會更加謹慎，他們會要求更高的回報來平衡風險。這也意味著企業在籌集資金時可能會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高融資成本會壓縮項目的利潤空間，使得風險進一步加劇。

（三）轉變重點投資市場

受到國際市場轉型及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近年來，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建筑等基礎項目的投資力度呈現明顯降低的趨勢。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美國發動的對華競爭。近年來，美國在國際策略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其與中國的競爭關系。此外，美國對中國技術、貿易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決策。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維護自身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防止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挑戰這一地位。因此，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沿線國家的聯系并擴大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時，美國認為這可能會威脅到其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利益。為了阻礙這一進程，美國與其盟友合作，對那些考慮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施加壓力。為了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不僅提出“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系”“重建更美好世界”等新理念，還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共同推出了“藍點網絡”計劃，搶占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市場，開展“制度之爭”以阻止中國企業進入。與此同時，美國及其盟友試圖通過支持印度來取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出臺了鼓勵“制造業回流”“友岸外包”“在岸生產”的新政策[19]，以實現對中國的經濟脫鉤。

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正在推動產業形態、生產方式、國際分工模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科技與產業融合趨勢更加明顯?；ヂ摼W、大數據、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促使國家間的競爭逐步回歸到科技競爭層面，為中國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創造了新的空間，也為中企規避傳統產業風險帶來了新機遇。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大量資金轉投至綠色能源、數字經濟、新型基礎設施市場。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2020 年間，中國企業簽約境外風電、光伏、生物質等綠色能源發電項目超過500 個，項目金額超過500 億美元，年均增速近38%；2021 年末，中國對外投資于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境內投資者數量達到2559 家，占全部境外企業數量的8.9%[20]。

三、沿線投資保障體系的建立：思路及展望

就投資者而言，通?？梢赃x擇以下4 種投資風險管控方法：第一，進行風險規避，當預期的損失可能超過潛在收益時，投資者可選擇不進行投資或延期投資的決策；第二，購買國家或私人保險公司提供的風險保險，在面臨政治不穩定、合同違約、財產征用等風險時可以獲得賠償；第三，在投資前與東道國政府進行協商和談判，簽署包含特許權、稅收優惠、合同保護和政府支持等條款的投資協議；第四，改變投資的股權結構，增加當地合作伙伴的股權，從而與東道國政府分擔風險[21]。然而，投資保障體系的健全不僅需要投資企業自身加強風險管理，還有賴于國際行為體提供的安全類公共產品。

必要的環境保障、具有較高安全等級的基礎設施及適宜的安全理念指導是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可持續經營的基礎?！耙粠б宦贰备鲄⑴c國需要合作供給安全類公共產品，推動沿線國家營商環境改善和投資發展前景提升，維護地區經貿合作的安全與穩定。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充分發揮出自身的公共產品價值，為沿線建設提供了部分區域性投資安全保障類公共產品（見表3）。

表3 “一帶一路”倡議下部分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現狀①

面對投資風險多樣化、復雜化的現實情況，“一帶一路”倡議必須兼顧發展與安全兩個維度，實現國家、社會組織及企業的多元共治，從機制和觀念的綜合視角出發，彌補沿線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不足，創新各類區域性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形式。

（一）打造體系化的制度類安全公共產品

制度是指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辦事的規程或行動準則[22]，能夠推動一定范圍內的成員形成穩定的預期，并使得互動結構化[23]。制度質量是影響區域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高質量的制度通常較為穩定、統一、權責界定清晰，并能夠契合當地社會文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有效減少對外投資的交易成本和阻力[24]。因此，高水平的制度類公共產品對于區域合作而言不可或缺。制度類公共產品既包括各類行為體之間形成的用于協商事務并協調相互利益關系的合作平臺，也包括指導、監督、約束行為體行為的條約、規則等。

當前，“一帶一路”已有安全機制存在于多個細分領域，但彼此之間聯動性、依存度不高，無法在沿線投資規模龐大、涵蓋范圍廣泛的情況下滿足企業的風險防范需求，因此亟須建立起穩健、全面的防控機制。這一防控機制的要點包括4 個方面。

其一，建立健全多層次的對話與合作框架。該合作框架不僅包括政府間的高層次對話，還應該涵蓋社區機構、非政府組織、當地商會、投資企業、保險公司、保安公司和普通民眾的交往與合作。例如，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核心，下設“一帶一路”投資與安全論壇，形成自下而上的投資保障建議制度及評價體系。參照成熟的合作機制可知，有效的評估機制對于合作機制的高效運行必不可少，應當讓評估機制貫穿于風險確認、責任明晰到結果評估的各個環節。對于生產投資中出現的矛盾與沖突，當地華人商會和非政府社團組織可發揮應有價值。應當綜合考慮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在處理爭端的過程中，將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上報，完善信息庫。

其二，充分利用已有制度類安全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在東亞及其他地區，已經存在許多多邊安全保障機制，對此應當充分加以利用。例如上合組織具有對地區恐怖主義進行信息分析、提供法律和技術保障等職能，并設有地區反恐機構，多次開展“和平使命”系列聯合軍事演習。上合組織多個成員國經多年努力建立起來的反恐數據庫及地區反恐武裝力量已經較為成熟，應當建立起與“一帶一路”投資企業的聯系途徑。當相關地區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由恐怖勢力、分裂勢力發動的襲擊時，相關機構應為企業提供預警及救援。再如亞投行、絲路基金、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已為企業提供了大量融資窗口，可在此基礎上增設針對沿線企業應急抗險的資金項目。還可擴展中國“一帶一路”再保險共同體的商業化模式，增加保障投資的險種。

其三，及時進行風險預警與應急管理。為了確?！耙粠б宦贰毖鼐€的安全與穩定，必須建立一個有效、及時的信息共享與風險預警機制，健全境外投資項目庫、資金庫、信息庫，在面對沿線產生的安全風險與挑戰時，所有參與者都應該能夠迅速、有效地調動資源，進行協同作戰，確保安全風險與挑戰得到及時、有效應對。企業應當做好應急計劃，組建負責協調和執行應急計劃的團隊；確定可能需要的資源，包括備用設備、通信工具、緊急聯系人列表等，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夠迅速與員工、合作伙伴、客戶和媒體等利益相關者取得聯系；制定詳細的行動計劃，包括疏散程序、數據備份和恢復方案、危機管理預案、供應鏈替代方案等具體內容，提前針對團隊成員進行培訓；定期組織模擬演練，以確保團隊能夠實際執行計劃；確保應急計劃保持更新，能夠反映最新的風險和挑戰。

其四，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條例。沿線部分國家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系尚不夠健全，且中國與沿線各國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內容大多較為陳舊，既不能適應新的國際投資環境，也無法滿足中國及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因而亟須基于“一帶一路”倡議達成新的投資協定?！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度重疊，中國應充分利用簽訂RCEP 的契機，與沿線相關國家相容激勵，共同承擔起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的責任。RCEP 就貨物、服務、投資等多領域達成了市場準入承諾，具有較高的區域整合度和市場開放水平，能夠彌補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機制中“硬約束”的缺失[6]（P145），簡化和協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程序和規章制度，在通關手續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有效減少貿易壁壘和額外的投資成本。此外，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投資的重點方向。企業在投資開發過程中，應當持續遵循“綠色絲綢之路”的理念，避免因破壞當地環境而引發沖突。

（二）提供易被接受的觀念類安全公共產品

確保區域性公共產品的持續提供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合作中至關重要，尤其是對于“一帶一路”這樣一個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宏大項目而言更是如此。為此，所有參與國都必須達成統一的供給理念，共同確保各種公共產品的穩定供應，而這其中，中國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更是全球經濟合作的重要參與者。在推進這一倡議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希望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將各國緊密地聯系起來，實現共同繁榮與發展。同時，中國還提出了“區域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明確表示希望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實現互利共贏。中國持續傳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強調與各國的合作是平等、公正、開放的，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私物化”行為。此外，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中國特別強調要傾聽各國的聲音，深入了解各方需求，以平等對話的方式進行交流與合作。這不僅有利于化解投資風險，確保公共產品的穩定供應，更是對中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有力實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僅與各國開展了一系列實物類安全公共產品的合作，如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共享等，還與其共同推出了觀念類安全公共產品，旨在從思想層面加強各國之間的合作與聯系，共同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

為促進觀念類安全公共產品的整合，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指引作用并被更多的沿線國家和民眾所接受，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其一，推動“安全共同體”的形成?！鞍踩餐w”能夠確保成員間通過協商而非實質性沖突來解決爭端[25]，是實現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的重要支撐。2022 年，中國政府針對世界局勢，推出了全球安全倡議。這一倡議突破了傳統的安全觀念，不同于單邊制裁、長臂管轄和對抗性的軍事條約，它更傾向于強調共同性、綜合性、合作性和可持續性的安全觀。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化拓展，而且也為全球安全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全球安全倡議將“發展”與“安全”二者密切聯系起來，無疑更為契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際投資環境和發展需求。

其二，促進“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共識的形成離不開共同利益，因此還應該考慮如何在已有框架下進一步擴大對話的深度和廣度，進行利益風險的綁定，提高政府、國際組織及企業的配合度。盡管中國持續推進其對外合作理念的傳播，但是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某些西方媒體中，仍然充斥著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敵意。一些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對當地社會文化缺乏足夠的尊重和融入，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偏見和誤解。為了有效應對此類挑戰，除了加強對海外投資的管理，中國政府和企業還需要在話語表達和敘事體系上進行持續優化。應當認識到，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不僅僅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在跨文化、跨地域的環境中，與當地居民形成利益共同體，尊重和理解當地風俗習慣，并通過合作與交流，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中國故事講述得更有深度和廣度。全球安全倡議為中國與世界的合作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案。在此基礎上，我國需要不斷地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積極應對外部挑戰，同時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國際形象，為構建一個更加和諧、安全、繁榮的世界作出貢獻。

四、結語

當前，中國的對外開放策略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發展的焦點已經從單純的增長速度轉向了質量提升和結構調整，“綠色絲綢之路”和“數字絲綢之路”等新興概念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和經濟合作的新焦點，為“一帶一路”倡議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方向。但是，這條歷史上的貿易路線現今所經過的很多國家和地區仍然面臨著眾多的發展挑戰。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不足，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社會矛盾和風險也較為突出。更為關鍵的是，并不是所有相關國家都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戰略互信，這無疑給沿線投資保障體系的構建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對于中國政府及投資企業而言，首先，建立與沿線國家的有效安全對話渠道是構建投資安全保障體系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與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顯得尤為重要，它能加深雙方民眾之間的理解，促進沿線國家人民對中國的了解，為項目運作提供群眾保障。同時，考慮到部分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滯后，中國提供的技術支持和資金援助不僅能幫助東道國提升自身建設能力，還會成為企業海外投資的物質保障。隨著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逐漸完善，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也會水到渠成，這不僅有助于沿線國家提高產值，還會為中國企業拓展新市場提供更多投資選擇。

其次，完善投資規則和安全制度框架是構建投資安全保障體系的核心。為了確保各方都能在這一過程中受益，投資規則需要既顧及到沿線國家的具體國情與發展需求，又要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規范和期待。中國在安全治理方面所提出的方案，融合了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需求，它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念，反映了中國對于安全問題的獨特思考和對國際合作的堅定決心。中國一直主張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確保投資項目的平穩推進。與此同時，需確?！耙粠б宦贰表椖康膶嵤┡c當地的法律和政策相吻合，給予沿線投資充分的法律保障。

再次，投資過程中的風險管理是構建投資安全保障體系的支柱?！耙粠б宦贰背h的實施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通過對各國具體情況進行詳細分析，可以為投資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風險管理策略，確保項目的順利進行。為了有效監控和預防各種潛在風險，要建立起系統化、科學化、規范化的風險評估和管理體系。該體系可以通過國別安全風險監控機制來實現，對各國的安全風險進行持續、動態的監測和評估。對于那些被評定為高風險的地區，應該建立一個實時、高效的監控系統，確保問題在出現的第一時間得到及時反饋和處理。與此同時，還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境外安全應急預案，為可能發生的各種突發事件提供應對措施。

最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各行為體之間的協調和溝通也非常關鍵。只有當所有參與方都能夠進行協同作戰，才能確保投資安全的全面落實。這就需要加強國內安全部門、東道國政府、中國企業、專業信息機構、安保企業、境外民間商會等各利益相關方的聯系和溝通。不可忽視的是，華人華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發揮華人華僑的紐帶作用，加強與他們的聯系和合作，是風險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境外工作人員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線執行者，應該加強對該群體的培訓和教育，針對各種可能的風險情境，提供模擬訓練和組織應急演練。與此同時，還需要加強對境外工作人員的信息支持，優化其技術裝備。例如，為他們提供實時的地理狀況、政治動態等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對于在高風險地區工作的人員，還應該定期進行健康檢查，確保其在高壓的工作環境中保持身心健康。

注：

①表格內容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一帶一路”建設成果豐碩推動全面對外開放格局形成——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七》以及《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多邊合作成果文件清單》整理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