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邏輯與效應

鄭 威，陸遠權

（1.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3.貴州省社會科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2；4.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030）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綠色發展”，“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在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的形勢下，綠色發展是我國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路徑與內在要求。隨著以信息與通信技術為基礎的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經濟逐漸成為驅動綠色技術創新、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新引擎與新動能[1]。得益于數字技術群落的全方位場景滲透，數字經濟立體放大了技術與信息延展空間，消弭了城市間綠色發展活動的時空邊界，為綠色循環利用技術與污染物治理技術的推廣應用提供了信息交互渠道，并促進了綠色技術研發、綠色產業鏈建設、綠色交易市場部署、政府環境管制策略等的跨區域傳遞，有助于推進城市間綠色技術多元合作與綠色發展經驗共享，從而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那么，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并不斷釋放強勁動能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縮小效應究竟是否成立？倘若成立，數字經濟又是通過何種機制推進城市間綠色協調發展的？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兼具理論詮釋意義與實踐參考價值。

目前，已有學者注意到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的關系問題，并探討了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2][3]、綠色消費行為[4]、綠色經濟效率[5]、污染減排[6]等的影響，但直接聚焦研究數字經濟如何作用于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文獻較為匱乏。盡管魏麗莉和侯宇琦[7]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效應及異質性表現，但并未揭示數字經濟影響城市綠色發展的作用機制。韓晶和陳曦[8]雖然考察了數字經濟賦能城市綠色發展的中介渠道，但并未探究數字經濟是否會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也未將城市間綠色發展可能存在的空間相關性納入理論與實證分析框架，系統探討數字經濟對城市綠色發展空間收斂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鑒于此，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研究：第一，厘清數字經濟影響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理論邏輯，既詮釋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縮小效應，又側重從綠色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效率角度，闡述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機制效應，試圖為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研究提供新的理論方向。第二，在空間收斂視角下，以城市作為基本研究單元，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效應，為推進數字經濟建設以及助力城市間綠色協調發展提供新的實證依據。第三，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作用機制及區域異質性，為設計數字經濟賦能城市間綠色協調發展的具體路徑提供政策參考。

二、理論邏輯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與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直接效應分析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城市間數字經濟關聯日益緊密，聯通可達的數字經濟網絡初步形成。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引擎，有助于促進城市間綠色發展的關聯要素轉化為數據資源；或被數字賦能，成為驅動城市間綠色資源傳遞與共享的新動力。與此同時，依據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與梯度經濟理論[9]，隨著城市間綠色技術研發、綠色產業鏈建設、綠色投資及綠色消費等的跨區域傳遞，高梯度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更容易將綠色發展項目或綠色成果產出擴散或轉移至低梯度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較低地區），并帶動低梯度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提升，從而縮小低梯度城市與高梯度城市的綠色發展差距。具體而言，數字經濟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直接影響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一方面，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及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或數字化平臺作為重要載體[10]，不僅串聯起“設計—生產—組裝—供應—銷售—服務”的綠色產品全生命周期，大幅度降低了傳統工業生產對有形資源與能源的過度消耗，緩解了低梯度城市綠色發展要素匱乏的約束，助力低梯度城市順利承接高梯度城市的綠色產業轉移及投資；而且有利于破除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因時空錯位所導致的信息不對稱風險或要素流動壁壘[11]，實現綠色全產業鏈跨區域高效運轉與綠色資源高效利用，并通過示范效應或溢出效應促進綠色新興產業資本、綠色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涌入低梯度城市，為低梯度城市追趕高梯度城市提供有利條件，促進低梯度城市綠色生產轉型發展，從而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所催生的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業態，既能夠依托綠色認證標準向低梯度城市宣傳綠色環保產品，增強消費者對綠色消費模式的認同，不斷消弭低梯度城市與高梯度城市綠色消費的時空距離；又可以通過挖掘用戶消費數據為消費者匹配更具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減少資源和服務浪費，并倒逼供給端的綠色低碳產品升級，從而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在數字經濟持續向需求端與供給端融合滲透，以及高梯度城市擴散效應與低梯度城市“干中學”效應相互疊加的影響下，低梯度城市依托廣闊的綠色消費空間與綠色生產潛能，擁有了綠色發展的后發優勢，綠色發展水平快速提升，其與高梯度城市間的綠色發展差距漸趨縮小?；谝陨戏治?，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假設1：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具有縮小效應。

（二）數字經濟與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機制效應分析

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12]，可為探究數字經濟影響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作用機制提供邏輯參考。Fare等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綠色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效率[13]。綠色技術進步是指以綠色技術為導向的技術自主創新或綠色技術引進模仿等引發的“生產可能性前沿面”向外移動，實現“增長效應”；綠色技術效率是指在當前綠色技術水平下，通過改善綠色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投入產出模式向“最佳生產前沿面”逼近。鑒于此，本文將從綠色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效率兩個方面探究數字經濟影響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傳導機制。

1.數字經濟、綠色技術進步與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數字經濟為綠色技術的加速傳遞和持續改進提供了重要條件。其一，在垂直溢出效應方面，數字經濟借助數字生態網絡，以虛擬集聚等形式實現上下游產業鏈的資源整合[14]，產業鏈條中的各類企業可以利用數字網絡平臺獲得環保知識，增強綠色技術創造力，共同推動綠色技術進步與企業綠色化轉型[15]。其二，在水平溢出效應方面，數字經濟背景下“大數據+算法+算力”三要素融合，有利于破解傳統經濟發展范式下因時空錯位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綠色投資、綠色技術、科技人才等的充分流動，助力市場主體更加便捷地利用有效信息進行綠色技術模仿或創新。其三，在融資約束緩解效應方面，綠色技術研發需要整合產品的功能屬性與綠色屬性，相較于其他研發項目，其研發成本更高昂、研發風險更大、融資約束更嚴重[16]。而數字經濟催生了具有天然綠色屬性與技術優勢的數字金融，可為綠色技術項目提供多渠道、多元化的靈活融資，從而打破融資壁壘。其四，在多主體協同效應方面，數字經濟有利于激發數字政府效能，推動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格局[17]，為綠色技術研發活動提供優質的營商環境與有力的政策保障，有助于推進綠色技術進步。與此同時，隨著綠色技術持續改進及城市間綠色技術外溢速度加快，高梯度城市的綠色發展邊際收益率遞減，高梯度城市向低梯度城市轉移綠色產業或綠色投資的需求日益增強，綠色成果產出也更容易擴散或傳播至低梯度城市。低梯度城市依托自身后發優勢逐漸提升綠色發展水平，從而縮小與高梯度城市的綠色發展差距?；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推動綠色技術進步進而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2.數字經濟、綠色技術效率與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效率的影響可通過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制度效率及協同效率等功能的發揮來識別。一是純技術效率的發揮。數字經濟通過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群落的全面滲透與共享，實現了數據的自由鏈接與智能匹配，帶動了綠色技術、綠色投資及綠色技能人才等要素在產業間的重組或再配置，有助于改進綠色技術效率。二是規模效率的發揮。數字經濟重構全周期跨界共享價值鏈，不僅引致綠色產業主體在數字網絡平臺的虛擬集聚，產生規模經濟效益[18]，推動綠色技術共享向綠色技術眾創延伸，還使得綠色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的專業化協作與分工更加便捷，優化了綠色技術要素的資源配置與投入產出結構，從而提升了綠色技術效率。三是制度效率的發揮。制度效率表現為綠色技術適應數字經濟環境、整合要素資源、實現綠色技術效率提升的能力。數字經濟可以促進綠色低碳產業與信息通信技術相融合，催生出共享經濟、智能交通、綠色消費等新型商業模式或消費方式，減少生產生活中單位產出的資源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有助于提高綠色技術的投入產出比率。四是協同效率的發揮。數字經濟消弭了跨地區、跨部門、跨主體間的數據界限，賦能各微觀經濟主體深度挖掘綠色發展數據，充分釋放并激發了產學研主體的群體智慧，有助于協同推進綠色治理理念、綠色技術等的市場擴散，進而改善綠色技術效率。與此同時，綠色技術效率的提升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傳統工業生產對資源與能源的過度消耗，增強低梯度城市的綠色生產力與循環利用能力，助力低梯度城市承接高梯度城市的綠色產業轉移及綠色投資，實現城市間綠色發展的良性傳遞。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數字經濟通過提升綠色技術效率進而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設定

收斂模型起初主要用于檢驗國家（地區）內的收入差距是否有所縮小，之后逐漸被拓展到信息與通信技術應用[19]、經濟高質量發展[20]、碳排放強度[21]等領域的區域差距問題研究。為了檢驗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效應，即驗證研究假設1，本文借鑒Camarero 等[22]、白俊紅和劉怡[23]等的研究，設定如下條件β 收斂模型：

式（1）中，UGDit指t 時期城市i 的綠色發展水平，UGDi，t-1表示滯后一期城市綠色發展水平，UGDit/UGDi，t-1表示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增長率或增速，α為常數項。β 為收斂系數，如果β 顯著小于零，說明城市綠色發展具有β 收斂趨勢，即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不斷縮??；如果β 顯著大于零，說明城市綠色發展具有發散趨勢，即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不斷擴大。X 為控制變量組，νi代表空間固定效應，φ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數字經濟的邊界延伸與融合滲透會增強城市間綠色發展的空間聯動。為了避免不考慮空間相關性可能帶來的估計偏誤，本文基于空間計量模型框架，進一步構建條件收斂的空間杜賓模型（SDM）：

式（2）中，DEC 表示數字經濟；W 表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借鑒白俊紅和劉怡[23]的做法，構建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ρ表示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反映城市間綠色發展收斂的空間依賴性；表示空間滯后收斂系數，反映鄰近城市綠色發展對本城市綠色發展增速的影響。此外，借鑒沈小波等[24]的研究思路，在空間杜賓模型中考慮了空間固定效應以控制隨空間但不隨時間而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城市綠色發展

考慮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兼顧了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等資源環境約束，與強調兼顧資源承載力與生態環境容量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理念相契合，本文參考李衛兵和李翠[12]的做法，采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方向性距離函數作為不受徑向限制、沿預先確定的方向向量估計決策單元相對效率的方法，不僅鼓勵預期產量向生產前沿擴展，而且鼓勵污染物排放向污染最小化前沿減少。因此，本文參考Chung 等[25]以及陳超凡[26]的研究，利用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ML）生產率指數，測算2011-2020年中國277 個地級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①，以此來衡量城市綠色發展水平（UGD），并將其分解為綠色技術進步（GTC）與綠色技術效率（GEC）。具體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投入指標主要涵蓋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兩個方面，分別采用各地級市年底就業人員數（萬人）以及永續盤存法計算所得的資本存量（億元）衡量；產出指標主要涵蓋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兩個方面，分別采用各地級市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億元）與PM2.5 值（ug/m3）衡量。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

劉軍、張文魁等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以包括數字技術、數字設備及數字化中間品和服務等在內的數據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通過數字化技術提供產品或服務，促使生產者與消費者進行數字交易的新型經濟形態[27][28]?？梢?，數字經濟的內涵囊括了信息化發展、數字交易發展等維度。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的內涵并結合城市層面數據可得性，借鑒黃慧群等[29]、趙濤等[30]的研究方法，重點從互聯網綜合發展與數字普惠金融兩個維度測度地級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ヂ摼W綜合發展維度主要包括4 個指標，分別是以每百人中寬帶互聯網用戶人數表示的互聯網普及率，以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就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比重表示的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情況，以人均電信業務總量表示的互聯網相關產出，以每百人中移動電話用戶數表示的移動電話普及率。數字普惠金融指標主要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該指數由3 個維度（覆蓋廣度、使用深度與數字化程度）、33 個具體指標構成，覆蓋廣度側重反映數字金融賬戶的覆蓋率情況；使用深度主要體現信貸、支付、信用、保險以及貨幣基金等數字金融服務的業務水平；數字化程度集中度量數字金融服務獲得的便利性、低成本性以及信用化狀況。為了兼顧各指標的較高表現性與同等重要性，本文采用均權法對數字經濟各指標分配權重，采取數據標準化的方式剔除單位限制，并依據權重分配進行加權計算，最終得出數字經濟指數。

3.其他控制變量

為了全面分析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對綠色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31][32]，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變量：（1）產業結構升級（IST），以二三產業增加值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會帶動綠色低碳關鍵技術攻關，推進綠色智慧能源產業與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為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提供產業基礎。（2）人力資本水平（HCP），以高等學校數量的對數表示。勞動力資源的空間聯動或跨區流動，可為低梯度城市追趕高梯度城市提供有利的人才條件。（3）科技投入水平（SIN），以財政科技支出與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值衡量。城市實現綠色發展所必須的關鍵技術投入，離不開政府財政激勵或引導。（4）引進外資水平（FDI），以人均外商投資總額的對數表征。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通過產業關聯、技術外溢等途徑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水平。

（三）數據說明

兼顧樣本數據可得性、連續性以及行政區劃調整，本文選取中國大陸277 個地級市2012-2020 年的2493 個樣本數據②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其中，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所用的數據區間為2011-2020年。實證研究中各項指標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或統計公報，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本文對涉及貨幣計量的數據均進行了平減處理，以緩解價格波動對分析結果的偏誤影響。為了緩解異常值對模型估計結果的不利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均做了1%的縮尾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空間自相關性檢驗

在運用空間計量方法檢驗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收斂性之前，應先判斷城市綠色發展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性，倘若存在，應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檢驗；倘若不存在，則采用傳統計量方法即可。本文通過測算Moran’s I 指數來檢驗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由表2 可知，除2014 年外，在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下，城市綠色發展的Moran’s I 值均顯著為正，這表明中國城市綠色發展存在較強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即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并不是隨機分布的，而是會受到地理鄰近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進一步觀察可知，2012-2020 年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Moran’s I值整體上呈現波動上升趨勢，這說明樣本期內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特征愈發明顯，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地理空間位置鄰接或地理距離相近，加深了各城市間綠色發展要素的融合滲透及協作，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表現出更加明顯的空間依賴性。這為本文進一步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提供了統計意義上的支持。

表2 2012—2020 年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Moran’s I 指數

（二）條件β 收斂分析

表3 分別報告了不考慮空間效應的傳統條件β 收斂模型（OLS）與條件β 收斂的空間杜賓模型（SDM）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第一，在兩種條件β收斂模型中，城市綠色發展的收斂系數（β）均顯著為負，表明在樣本期內中國城市綠色發展存在條件β 收斂特征，在考慮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后，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向各自穩態水平收斂；第二，加入控制變量后，空間自回歸系數（ρ）以及空間滯后收斂系數（W×β）在地理鄰接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下顯著為正，說明在分析城市綠色發展收斂時考慮空間效應是有必要的；第三，在條件β 收斂的空間杜賓模型中，數字經濟（DEC）均顯著提升了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增長率，說明數字經濟為低梯度城市快速追趕高梯度城市提供了重要動力，有利于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即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具有縮小效應，研究假設1 得到證實。

表3 城市綠色發展條件β 收斂模型的檢驗結果

從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來看，產業結構升級（IST）與人力資本水平（HCP）均促進了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有助于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萍纪度胨剑⊿IN）對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作用并不明顯，可能原因在于，低梯度城市實現綠色發展趕超所需要的關鍵技術無法直接通過政府科技投入轉化而來，低梯度城市更需要通過自身綠色技術研發或效仿高梯度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的先進經驗來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引進外資水平（FDI）在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下顯著抑制了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擴大了鄰接城市間的綠色發展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鄰接城市間的地理優勢與經濟發展程度較為相似，引進外資行為極易在相鄰城市間引發競爭效應，導致部分城市可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過度強調引資優惠，而忽視城市間綠色協調發展。

（三）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為了進一步考察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對于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作用，本文基于地理鄰接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將空間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分解結果如表4 所示。從數字經濟（DEC）的空間效應分解結果來看，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均顯著為正，這與前文條件β 收斂的檢驗結果一致，再一次證實研究假設1是成立的。數字經濟的間接效應同樣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地理鄰近城市的綠色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有助于提升地理鄰近城市的綠色發展水平增長率，從而增強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性，有效縮小地理鄰近城市間的綠色發展差距。

表4 空間溢出效應分解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本文主要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第一，考慮外生政策沖擊。寬帶網絡作為新時期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為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網絡設施支撐。因此，以“寬帶中國”試點作為外生政策沖擊，采用空間杜賓雙重差分模型重新考察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空間收斂效應。第二，重新測度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在采用方向性距離函數的基礎上，根據Tone[33]、何凌云和祁曉鳳[34]等的研究，進一步利用非角度、非徑向的考慮松弛改進的至強有效前沿最遠距離函數和ML 生產率指數，重新測算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第三，更換空間權重矩陣。城市經濟體的空間互動關系的形成既可能是因為地理上相鄰或地理距離相近，亦可能是由于城市間經濟社會的復雜聯系拉近了彼此間的空間關聯性。因此，本文構建經濟距離空間權重矩陣與社會距離空間權重矩陣③，重新刻畫城市間的空間互動關系并對前文研究內容進行檢驗，以減少矩陣的不同設定形式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從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來看，條件β 收斂系數、數字經濟影響系數、空間效應分解等結果再一次證實，數字經濟不僅對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具有正向直接效應，還存在積極的空間溢出效應，可以證實前文結論可靠。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討論：作用機制檢驗與區域異質性分析

（一）作用機制檢驗

本文擬基于前文理論分析，檢驗綠色技術進步或綠色技術效率的作用機制是否成立，即驗證研究假設2 與假設3。機制檢驗仍然采用地理鄰接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并選擇空間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系數估計（見表6）。機制檢驗結果顯示，城市綠色技術進步（GTC）與綠色技術效率（GEC）的作用機制既存在一致性，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從一致性表現來看，綠色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效率的條件β 收斂系數、空間滯后收斂系數以及空間自回歸系數的檢驗結果都表明，樣本期內綠色技術進步和綠色技術效率同時存在空間條件β收斂特征。地理鄰近城市的綠色技術進步和綠色技術效率初始值均對本城市綠色技術進步和綠色技術效率存在促進效應，不同城市之間綠色技術進步和綠色技術效率的收斂變遷進程也均存在顯著的空間互動關系。

表6 機制檢驗結果

從差異性表現來看，在城市綠色技術進步方面，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有利于促進城市綠色技術進步，綠色技術進步是數字經濟影響城市綠色發展空間收斂的重要機制，即數字經濟通過推動綠色技術進步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進而縮小了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假設2 成立。在城市綠色技術效率方面，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綠色技術效率并不是數字經濟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重要傳導渠道。該結果與前文理論分析相背離，主要原因在于，具有競爭屬性的數字經濟可能通過極化效應，將綠色資源高度集中于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而處于絕對競爭劣勢的大多數城市將會縮減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從而削弱綠色技術的投入產出比率。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產業鏈延伸與價值鏈重構作用可能尚未被綠色產業主體用于提升組織運作效率或改進綠色技術效率，綠色技術要素的投入產出結構并未得到明顯優化。

（二）區域異質性分析

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其地方政府在綠色技術創新訴求、區域綠色發展策略選擇、政策目標設定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為了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影響在地理區位不同的城市間是否存在異質性，本文將城市樣本劃分為東部地區城市與中西部地區城市④，采用地理鄰接與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并選擇空間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實證考察，分區域檢驗結果見表7。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的條件β收斂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樣本期內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均存在空間收斂特征。從收斂速度來看，以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為例，東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的收斂速度⑤為3.59%，中西部地區為4.60%，東部地區收斂速度慢于中西部地區⑥?？赡茉蛟谟?，一方面，隨著中部崛起戰略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升級及持續推進，中西部地區城市的綠色發展意識逐步增強，綠色產業鏈建設取得積極進展，有效提升了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增長率，促進了城市間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性，各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逐漸縮??；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碳匯資源相對豐富，綠色轉型與綠色福利釋放的潛力與后發優勢強于東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呈現出趕超趨勢。

表7 分區域檢驗結果

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顯示，在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而在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空間收斂的影響效應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與要素資源稟賦條件、綠色信息與知識的普及性等因素有關，雖然中西部地區綠色發展初始水平低于東部地區（樣本統計發現），但得益于數字經濟的發展，中西部地區依靠信息與通信技術較大程度地弱化了城市間綠色要素的地理與組織邊界，有效減少了城市間要素流動壁壘，加快了綠色技術、綠色知識及信息等的跨城市傳播速度，并通過數字政府平臺獲取各級政府綠色發展策略信息，從而有助于提升中西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縮小中西部地區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中國277 個地級市2012—2020 年數據為樣本，基于空間收斂視角，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直接效應與機制效應等。研究發現：第一，中國城市綠色發展具有較強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與空間條件β 收斂特征；第二，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對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既存在正向直接效應，也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第三，綠色技術進步是數字經濟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重要機制，綠色技術效率的機制效應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第四，中西部地區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收斂速度明顯快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縮小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的促進效應在中西部地區更顯著。結合研究結論，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逐步加深城市間綠色發展要素的融合滲透與協作，促進城市間綠色生產與綠色消費協同發展，并構建起城市間梯次聯動的區域綠色發展網絡，發揮城市空間聯動與內外互動的強大合力，充分釋放城市綠色發展的空間效應。首先，要強化綠色生產與綠色消費的聯系與對接。通過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大力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倡導綠色消費和低碳生活方式等途徑，幫助城市淘汰落后產能，降低資源能源損耗，促進城市綠色化改造與升級。其次，建立城市間梯次聯動的區域綠色發展網絡。通過綠色產業分工和綠色發展布局，持續增強城市間政府層面、企業層面、制度層面的戰略合作與統籌協調，建立城市間環境信息共享網絡、資源利用監測系統與綠色發展規劃體系，利用信息共享做好“聯”字文章，破除阻礙城市空間聯動的合作壁壘，充分發揮高梯度城市綠色產業遷移與綠色技術溢出的輻射帶動作用，實現城市間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相融合的綠色協調發展目標。

第二，因城施策優化城市間數字經濟發展格局，深挖數字經濟發展的數據紅利與技術優勢，發揮數字經濟的垂直溢出與水平溢出效應，助推城市間綠色發展差距收窄。首先，基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異質性設計差異化、精準化的綠色發展路徑。高梯度城市需依托數字經濟的海量數據儲備與完善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加快綠色全產業鏈跨區域高效流動，充分利用低梯度城市的后發優勢，引領城市間綠色協同發展；低梯度城市需制定與本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匹配的綠色發展戰略，通過強化綠色發展財政資金、綠色金融等政策激勵，承接高梯度城市綠色低碳技術或綠色產業鏈的轉移或延伸。其次，妥善規避數字經濟在綠色要素方面釋放出的“虹吸效應”。要達到這一目標，關鍵在于尋求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相融合的平衡點，推動城市間綠色融合發展。具體地，低梯度城市應推動建立數字技術協同研發機制，挖掘綠色低碳技術紅利，增強自身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實力；高梯度城市應大力推進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最大化數字經濟在綠色發展中的應用價值。

第三，重視助力城市綠色發展的各類條件的輔助作用，充分發揮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綠色科技投入增長等因素的綠色發展效應，系統推進城市綠色低碳轉型。首先，扭轉城市間綠色產業的非均衡發展態勢。低梯度城市可側重出臺鼓勵清潔能源利用、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綠色發展政策，接通城市綠色產業鏈的斷環和孤環，構建全鏈條、全要素、大融合的綠色低碳產業發展體系；高梯度城市可以向綠色產業鏈的上下游拓深延展，承擔起促進上下游企業間合作與整合的重擔，協調好企業與用戶、企業與供應商以及產業鏈內部各環節的關系，助力城市間綠色產業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其次，嚴格貫徹綠色發展規劃，分階段、分層次地培養或引進掌握先進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型科技人才，積極引導高層次綠色技能人才向企業流動，充分調動環保企業的綠色生產積極性。此外，仍需持續增加對新環保技術、清潔能源及新能源技術等綠色技術的研發資金投入，加速替代傳統化石能源消耗，不斷推進城市綠色制造，實現城市綠色高質量發展。

注：

①測算得到的ML 生產率指數為環比改進指數，為了保證面板數據處理的一致性，本文參考陳超凡的方法，將其調整為以2011 年為基期的定比改進指數。參見陳超凡.中國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影響因素——基于ML 生產率指數及動態面板模型的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16,33(3):53-62.

②不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和天津4 個直轄市，同時剔除了來自海南、青海、新疆、西藏等《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城市數量較少的省或自治區的樣本。

③以城市間人均GDP 差額的倒數、人口密度差額的倒數分別作為經濟距離、社會距離參數進行設定，差距越小被賦予的空間權重越大。

④東部地區包括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廣東，中西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和寧夏。

⑤根據收斂系數的估計值計算收斂速度，計算公式為s=-ln(1+β)/T，T 為樣本跨期年數。

⑥在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下，計算結果依舊為東部地區收斂速度慢于中西部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