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動視角下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研究

李 軍 舒季君

(浙江工業大學經濟學院,杭州 310023)

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二十大相繼提出要著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而城鄉融合進程中,數字經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數字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推動力。數字技術的應用在暢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促進城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加速城鄉融合等方面起著積極作用。

數字經濟作為促進城鄉關系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它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眾多學者對數字經濟助力城鄉融合發展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現有研究更多是從理論層面探討數字經濟是否對城鄉融合有積極影響,實證研究和進一步的機理研究較少?；诖?本文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結合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研究方法,在要素流動視角下討論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選用2013—2021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更好地闡釋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路徑與機制,以期加快中國城鄉融合進程。

1 理論分析與假設

1.1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縮短了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距離,城鄉間的物流、信息流和人員交流更加便捷,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也得到了完善。農村三產融合有利于提高農村生產效率,也可以促進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有效推動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可以暢通農村與外界的信息交流,生產信息更易獲取,并且通過延伸產業鏈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推動農產品的銷售,從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1。

H1:數字經濟的發展能有效促進城鄉關系進一步融合發展。

1.2 要素流動對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的影響

1.2.1 勞動力流動的調節作用

勞動力流動可以促進城鄉之間的信息流和人員交流,增強城鄉聯系。在流動的過程中,就業人員會接觸到不同領域和行業的數字創新,包括數字支付、智能家居、電子商務等。勞動力流動將進一步促進這些數字技術的傳播和應用,加速數字技術在城鄉之間的滲透和落地,助力城鄉經濟之間的技術轉移和融合,推動農村經濟的升級和發展,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效應?；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2。

H2:勞動力的流動能夠強化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

1.2.2 資本流動的中介作用

數字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地理限制,使得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資金流動更加便捷。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出現,數字貨幣逐漸成型,農村居民也可以更方便地接受城市資金的支持,農業生產或創業就業成本降低,有助于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通過移動支付和互聯網金融等數字技術手段,金融機構可以更好地服務于城鄉居民和企業,推動數字農業和智慧農村建設,促進城鄉的資金流通以及交易活動,進而促進城鄉經濟的融合與共同發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3。

H3: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資本流動的中介作用促進城鄉融合。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具體公式為:

URIit=α0+α1DIGit+α2Conit+μi+λt+εit

(1)

為檢驗就業人員流動對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調節作用,在式(1)基礎上加入就業人員流動及其與數字經濟的交互項,構建回歸模型為:

URIit=β0+β1DIGit+β2Fpit+β3DIGit×Fpit+β4Conit+μi+λt+εit

(2)

為檢驗資本投入對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中介作用,構建逐步回歸模型為:

URIit=θ0+θ1lnCapit+θ2Conit+μi+λt+εit

(3)

URIit=δ0+δ1DIGit+δ2lnCapit+δ3Conit+μi+λt+εit

(4)

其中,URI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各省份在不同時間的城鄉融合水平;DIGit為解釋變量,表示各省份在不同時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Fpit為調節變量,表示各省份在不同時間勞動力的流動水平;lnCapit為中介變量,表示各省份在不同時間的資本流動水平;Conit為控制變量;μi表示地區個體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干擾項。

2.2 變量描述與測度

2.2.1 被解釋變量

城鄉融合水平(URI)。本文借鑒舒季君等[1]的研究方法,將城鄉融合評價指標分為城鄉人口、空間、經濟、社會以及生態5個維度,并采用熵權法計算得到各省份在不同時間的城鄉融合水平。

2.2.2 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本文借鑒劉軍等[2]的研究方法,構建包含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交易以及數字創新潛力3個維度的指標體系,同樣采用熵權法計算各地區在不同年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2.2.3 調節變量與中介變量

調節變量:勞動力流動(Fp)。勞動力的流動通常以就業為導向,以尋找工作機會或更好的就業機會為目的。安虎森等[3]在研究中發現工資能夠顯著地影響就業人員的流動,因此本文借鑒白俊紅等[4]的研究方法,采用就業人員的流動進行研究分析。本文計算方法為:

(5)

式(5)中,Mi表示各省份就業人員的數量,(Wj-Wi)表示j省份與i省份的平均工資差,Dij表示i省份與j省份的距離。

中介變量:資本流動(lnCap)。固定資產投資對于一個地區的資本流動來說具有顯著的代表性,本文借鑒楊一鳴等[5]的研究方法,以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對數表示資本流動。

2.2.4 控制變量

為控制其他影響城鄉融合的變量,本文參考余泳澤等[6],李梅等[7],張海軍等[8]的研究,選取控制變量為:經濟發展水平(lnpergdp:人均GDP的對數值)、工業化程度(lnindus:工業增加值的對數值)、對外開放程度(lnfdi: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對數值)、科技發展水平(lntech:財政支出中科技支出的對數值)、政府支農力度(lnfarm:財政支出中農林水事務支出的對數值)、金融發展水平(fin:金融機構年末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值)。

2.3 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考慮數據的連續性與可獲得性,本文選取2013—2021年中國30個省份(除西藏、港澳臺地區)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所用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各省份年度統計公報、各省份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本文對于個別缺失數據,根據樣本條件利用插值法做了估計,其中名義變量以2013年的不變價格為基準做了調整。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運用Stata/SE 16.0對式(1)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表2列(1)僅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單一解釋變量,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在1%水平上對城鄉融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影響系數為0.190。由于城鄉融合的影響因素來自多個方面,為了消除其他因素對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將控制變量依次加入回歸方程中,結果如列(2)至列(7)所示。即使多個變量依次加入仍然沒有改變核心變量的顯著性,數字經濟發展的估計系數仍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說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有效促進城鄉融合,假設H1成立。

3.2 穩健性檢驗與異質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剔除部分樣本以及替換變量的方法對式(1)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列(1)為剔除4個直轄市后僅對省份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進行控制的結果;列(2)為進一步加入控制變量后的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31和0.132,且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與主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驗證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鄉融合具有促進作用。列(3)和列(4)的回歸結果中,被解釋變量城鄉融合水平用人口融合指標數據進行替換,解釋變量替換為數字交易指標數據(Dtrade),替換變量后加入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數字交易在1%的水平上對城鄉的人口融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與上文的結果保持一致,可以進一步證明結果的穩健性。

表3 穩健性檢驗

目前中國已經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但是東西部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為了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是否存在不同區域間的差異,本文對其進行地區異質性檢驗,將30個省份分為東部、中部、西部3個區域,結果如表4所示?；貧w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計系數分別為0.224和0.124。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估計系數雖然為正,但是并不顯著?？赡苁且驗闁|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相對于西部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上更為迅速,城市規模更大,從而促使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更為發達,聚集了大量數字化產業;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教育水平相對較高,人才儲備充足,這使得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能夠更好地支撐數字經濟的發展,并推動城鄉融合。西部地區地理位置、教育水平以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導致產業結構較為單一,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條件不足,數字鴻溝依然存在,難以對城鄉融合產生積極影響。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在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說明不同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效果存在差異。

表4 區域異質性檢驗

3.3 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

3.3.1 勞動力流動的調節效應

勞動力的流動不僅滿足了數字經濟發展的人才需求,還促進了人口在城鄉、區域間自由流動,符合城鄉融合中人口要素融合的基本條件。因此本文提出勞動力的區域間流動能強化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為了進一步檢驗勞動力流動的調節效應,本文加入勞動力流動數據及其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互項,利用式(2)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列(2)所示。結果顯示,列(2)中交互項DIG×Fp的估計系數為0.047 5,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可能在數字經濟促進勞動力流動的同時,勞動力流動也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內需力,推動了城市服務業、高科技產業等的發展,為數字經濟的興起提供了新的增長點和發展機遇,這有助于實現城鄉資源的互補和產業的協調發展,推動城鄉融合。因此可以看出,隨著勞動力流動的增加,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融合的促進效果也在顯著加強,假設H2成立。

表5 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3.3.2 資本流動的中介效應

本文預期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刺激資本流入從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理論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資金要素的高效流動,引導資金向農村投資能夠推動城鄉關系深度融合。為了進一步驗證資本投入的中介效應,將式(1)、式(3)、式(4)通過逐步回歸的方法進行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列(1)為控制省份、年份以及相關變量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鄉融合水平的基準回歸結果。列(2)報告了被解釋變量為資本流動水平,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結果,其回歸的估計系數1.565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有效促進資本流動。列(3)報告了在式(1)的基礎上增加資本流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本流動水平的系數分別為0.163和0.004 77,并且均在統計上顯著為正。主要可能由于數字經濟為資金流動提供了便利,解決了傳統金融體系難以覆蓋農村地區的問題,促進了城鄉資金流動和交易活動,使得城鄉經濟快速融合發展。綜上所述,可以初步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促進資本流動來加強城鄉融合,并且資本流動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3成立。

表6 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得出3點結論。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鄉融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在加入控制變量及減小樣本等操作后,結論依然穩健;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影響效果為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會受到就業人員流動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就業人員的流動能強化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第三,數字經濟的發展能正向促進資本流動,并且數字經濟的發展能通過促進資本流動進而促進城鄉融合。

基于結論,本文提出4點建議。第一,推進數字技術的創新和研發。鼓勵數字經濟企業與農村地區合作開展數字化農業活動,運用物聯網、大數據等高新技術,加速農村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和質量,推動城鄉融合。第二,促進數字經濟在中國各個區域協調發展。加強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智能化、高效化水平,促進數字經濟在東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第三,暢通要素流動渠道。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跨區域交流平臺,消除要素流動壁壘,促進人才、資本、技術、經驗、信息等要素的流動。第四,改善欠發達地區的人才引進政策,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實現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助推城鄉深度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