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構建中國自主的中東研究知識體系

周 烈 昝 濤 金忠杰 田文林 殷之光

新文科建設背景下中國的中東研究路徑探析

周 烈 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教授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不斷踐行,中國與中東各國加強深度交流合作,中國的中東研究也處在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指示并要求“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上網時間:2022年10月6日。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指出:堅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創新對外話語表達方式,提升國際話語權。

構建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按照習總書記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國的中東研究也應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之路,構建中國特色的中東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服務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建設。在2018年積極推進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中東研究者有必要關注和思考“構建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這一現實問題。

(一)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從舊文科到新文科的歷史演進

文科是“人文社會科學”或“哲學社會科學”的簡稱,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稱。中國古代沒有學科分類,只有個大概的統稱“雜學”。漢代有“三教九流”之稱:儒教、道教、佛教;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在認識到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不如西方文明后,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倡導以傳統文化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據此,我們開始移植、照搬西方學科體系和先進科技,并以此形成舊文科。

第一次對歐美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大規模移植是在“五四”前后。其間,日本成為中國人接觸西方文明的窗口。西方的歷史、制度、法律、科學、教育、啟蒙思想甚至馬克思主義,最早大都是通過日本人的譯介而接觸到的。在與西方交流的過程中,日本人感到使用原來采自中國的文言詞匯在表達方面產生了嚴重的困難。于是,一些日本學者利用傳統的語文資源加以改造,制造出了漢語中原來沒有或雖有但意義不同的新詞語來表達這些新事物。(2)黃榮彬:《日本人造漢語詞對漢語的影響》,科學網, 2017年8月22日,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26289-1072200.html,上網時間:2023年5月22日。后來,這些詞語又經過中國留學生輾轉進入中國的新語言里,使漢語萌發出了新的活力。

第二次大規模移植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從院系設置、教學組織、課程設置到教學大綱都照搬蘇聯的藍本。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許多稱謂和制度設計都來自蘇聯。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指導下,中國高等教育從宏觀管理體制到微觀教學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造。以大規模院系調整為切入點,形成部委舉辦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對接國民經濟發展需求。在中國高校內部管理體制上,建立了以學?！合怠獙I—教研室的教學組織體系。在微觀教學體系上,課程設置、教學大綱、教材都直接采用蘇聯藍本?？梢哉f,蘇聯教育模式奠定了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們熟知的高校組織架構、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進度表、教學工作量制度、教學編制等眾多最為基本的教學管理制度,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3)鄔大光:《大學人才培養須走出自己的路》,載《光明日報》2018年6月19日,第13版。

改革開放之后,第三次大規模從西方移植社會科學開始啟動,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等。有一段時間,甚至提倡在高校上述學科的建設中,盡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材。

綜上可知,舊文科包括以下特點:內容上無中國特色;特別強調“分科治學”;過于強化學科自身的存在和建設,而輕于問題的解決。舊文科衡量學科最常用的標準首先是博士點或碩士點,其次是梯隊配置,如正副教授多少,年齡結構是否合理,然后是承擔了多少國家項目,還有就是在權威期刊上發表多少論文。大家都大張旗鼓地搞學科建設,但學科存在的終極根據應該是為了解決問題。然而,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是以西方特別是以歐美為藍本建立起來的,這個結構體系的所有層面和板塊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式、理論工具、方法路徑、設計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種全盤性的橫向移植。

正是基于此,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這就是我們正在建設的新文科,其主要特點包括: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核心內容,反映、呈現和包含中國經驗、中國材料、中國數據;追求學科融合,強調學科交叉,乃至產生新的文科門類;更加突出問題,更加強調以問題研究為中心。

新文科建設就是要實現人文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轉型。這個本土化轉型的本質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豐富、補充乃至部分修訂被我們視為普適規則的若干經濟學預設、政治學預設、法學預設。新文科建設的核心就是要構建我們自己的話語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4)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求是》2016 年第9期,第7頁?？梢哉f,是社會大變革呼喚新文科,提升國家軟實力、培養創新型人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都需要新文科。就這樣,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過程終于正式開啟。新文科建設正式被列入重要議事日程。

(二) 西方理論模式下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移植自西方。這種移植,對中國傳統學術而言,無疑是一場填補現代學術空白的深刻革命。沒有這一引進就沒有現代學術,其意義不容低估,但“言必稱希臘”的弊端也相伴而來。(5)王學典:《何謂“新文科”?》,載《中華讀書報》2020年6月3日,第5 版。這些學科本身盡管都是在中國語境下由中國人自己在研究,但同時也在按西方的話語模式進行,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甚至有人以仰視的視角看待西方的社會制度、產品技術、文化藝術、話語模式,乃至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近百年來,我們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話語來表述和表達中國。學術圈對西方標準的迷信是不可否認的存在。

過去我們做研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跟著別人跑,現在確實需要很好地思考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6)《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第1版。我們怎樣才能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學術研究成果,有自己的學術權威,有自己的話語權?這應是學術研究的新使命。

(三) 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路徑探索

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是一種需要廣大學者共同參與的開放的型態,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發展。因此,沒有現成的方法,沒有關于如何構建的標準答案。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路徑探索將是我們共同面臨的責任和使命。

首先,要有構建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意識和自覺。十八大之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如同中國社會一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表現為延續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發展取向得到堅決扼制。近若干年來,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中國社會的語境正在被重構,整個中國本身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7)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載《中華讀書報》2016年9月21日,第5版。具體而言,中國的中東研究要從仰視范式向平視范式轉變,要使借鑒成為選擇性借鑒,要使單方面借鑒成為相互借鑒,不再依附于西方的中東研究話語體系,要主動設置議題、提煉標識性概念,從出材料、出文獻、出數據,出案例、出調研報告,向出理論、出思想、出概念、出話語、出方法轉變,從實證向實證與思想并重轉變。中國的中東研究也必須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其次,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和啟迪。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8)《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引發熱烈反響》,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6日,第1版。美西方以“國強必霸”的邏輯鼓吹“中國威脅論”,但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看,中華文明的精髓是“和”文化,講究“君子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和衷共濟”……“國強必霸”的邏輯并不成立。事實證明,西方的觀念、西方的邏輯并非他們所鼓吹的“普世價值”和“絕對真理”。那只是基于他們的思維、他們的認知、他們的利益而得出的看法和結論。我們基于我們的認知、我們的傳統文化,自然有我們自己分析事物的邏輯和評價事物的標準。對于西方強加給我們的一些理論觀點,一些貶壓我們的不實之詞,我們完全有理由以我們的理念和觀點予以駁斥,沒必要也不應該依附和順從。這為我們加快構建中東研究自主話語體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示范。

再次,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理論闡述為依托。習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該理念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將整個人類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基于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而產生的安危與共、榮損相依、合作共贏、權責共擔的總體意識。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和落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這為世界各國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超越差異分歧、實現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思想支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價值引領。(9)高祖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豐富意蘊和重大價值》,載《人民日報》2023年5月22日,第9版。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下,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這與西方國家有較大差異:西方國家長期秉持“以我為尊”“以我為主”的心態,在處理“我”與“他者”的關系上更強調競爭多于合作、對立多于統一。零和博弈、冷戰思維、“脫鉤斷鏈”等思維和做法,正是造成當下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劇的重要根源。中國則倡導摒棄“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主張尊重文明個性,積極尋求文明共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這為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西方國家長期奉行“價值觀優越”的邏輯,認為 “西方的價值觀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他們對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明不屑一顧,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充滿了傲慢與偏見,并通過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中國則倡導樹立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摒棄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舊思維,不搞意識形態對抗,擴大同其他國家利益的匯合點,把自身發展與世界各國發展統一起來,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習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為我們構建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為駁斥美西方 “價值觀優越” “以我為尊”“零和博弈”等思維和做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理論依據和學理支撐。

最后,要在實踐中探索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隨著認識范式的轉變,專業視野、研究方法和目標都將改變。我們要在實踐中積極探索構建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

第一,積極推進多學科整體性研究。區域國別的研究對象有別于任何一個現有學科,是對區域國別進行整體性、宏觀性、系統性的研究,因此中東研究需要多學科、跨學科的參與,需要研究者有跨學科、多學科的知識積累;需要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地理學、安全學等不同學科方法,對中東地區及國家進行系統性研究,從而形成多學科交叉的知識領域。今天的區域國別研究無法被簡單歸于純粹的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研究,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幾乎所有方法都有可能被應用其中。目前,中國的中東研究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需要發揚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學科優勢,加強社會科學方法在教學和研究中的運用,實現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法的有機結合,實現中東研究的健康發展。

第二,積極推進多形式合作研究。區域國別研究的交叉學科特征使得任何學者個人,都不可能掌握作為研究對象的區域或國家的所有相關知識。因此,中國的中東研究需要有許多團隊,互相取長補短,形成中東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對象國或對象地區,但分屬不同學科的學者相互協調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同一學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對象國或對象地區的學者相互協調合作。(10)王緝思:《淺談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學科基礎》,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網,2018年12月21日,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bulletin/3480.html,上網時間:2022年11月7日。要積極倡導推進跨學科、跨領域、跨部門的合作研究,在聯合舉辦會議,共同進行研討的基礎上,開展實質性研究中的合作。在不斷深入理解中東地區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的基礎上,將中東地區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情況納入比較研究范圍,充分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拓展中東研究的視野,在新的起點上創新中國中東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第三,積極推進多層面重大現實問題研究。中東研究不僅要有深度,還要有戰略高度。學科的設置和建構本來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11)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中東研究的重點要放在探索重大基礎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上,放在中國特色的中東研究理論和學科體系構建上。要處理好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辯證關系,實現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相互促進,實現中東研究的平衡發展。高質量的中東研究要求同時具備理論性和地方實際性。無論是靜態研究還是動態研究都要結合地方,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中東地區復雜多樣的客觀現實為我們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題材以及許多基礎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如歷史與現實、世俗與宗教、民族與國家、部落與政府、和平穩定、地區沖突、國家治理、發展道路、經濟轉型、秩序重構等。要研究這些問題與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對外關系、國際地位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我們應該發揮的積極作用,提煉有學理性的新發展與合作理論,推動學術研究成果向政策性、戰略性轉化,充分發揮建言咨政功能。

第四,積極推進知識結構多元化的中東研究隊伍建設。中東研究需要培養復合型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需要塑造一批“國別通”和“領域通”的中東專家;需要深入開展學術交流,推進國際合作研究,拓展雙向學術傳播渠道,逐步形成具有中國學者視角的研究范式,構建具有中國學者特色的中東研究知識體系,產出具有中國學者特點和重要標識的原創性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中東研究的中國學派,全面提升中國中東研究水平,提升中國中東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第五,中國的中東研究需要有多維的研究視角:一是歷史的視角,現實中發生或存在的問題,往往與歷史聯系密切;二是文化的視角,民族精神、宗教習俗對于今天中東各國的政治生活以及地區一體化進程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三是全球或地區的視角,各地區發生的問題一般都不會是孤立的,一定和全球或地區格局的變化以及全球或地區政治的轉型有內在關聯;四是比較的視角,不做比較研究,很難寫出有深度的研究論文;五是中國政治的視角,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續,中國學者從事中東研究既是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術需要,也要服務國家戰略的現實需要。(12)李晨陽:《區域國別研究需要多維視角》,載《世界知識》2017年第22期,第69頁。相關工作讓學術研究成果惠及決策者,惠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全體社會成員,提高中國社會理性化的程度,讓現代中國不斷走向成熟。

第六,如何應對西方的概念、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⒅匕盐蘸没{,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3)新華社:《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并講話》,中國政府網,2021年6月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lsRedirectHit=20481191,上網時間:2023年5月22日。在倡導構建中東研究自主話語體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在“閉關鎖國”中實現、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不能在“自言自語”中完成,哲學社會科學中國范式的構建,也不能關起門來進行?！拔鞣街行闹髁x”固然必須拋棄,“華夏中心主義”尤不可取。必須在與西方學術的碰撞交流中,汲取他人的精華,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提出對西方概念、理論的五級應對法:一是接受+辯護;二是擴大概念內涵;三是加定語;四是對既有概念進行重新定義;五是提出新概念。(14)范勇鵬:《如何克服西方概念的消極影響》,環球網,2023年3月8日,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BzG8d9qQtH,上網時間:2023年5月22日。

我們主張構建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主張認知范式的轉變,不是徹底排斥西方的概念,不是回到中國的古代,而是基于現實的今天的中國,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鑒于范式是學術共同體的一致共識,不是一個人的觀點和方法,因此,認知范式的變化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我們探討構建中東研究自主知識體系,不是也不可能一下子推出一整套的中國范式,這里的關鍵是立場問題,是學者的自覺,更是學者的主體性。

中國的區域國別學與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問題——兼談中東研究的幾個案例

昝 濤 博士,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教授

在世界歷史進入到“百年未有大變局”的背景下,在主權國家仍然是而且還將長期是世界舞臺上最重要角色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在其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追求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是極具必要性和正當性的,這也提醒我們去深入理解哲學社會科學的一些本質性特征。

(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本質性特征

近年來,我們國家高層多次強調要努力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梢?這個問題并不是一件小事,可能也不只是學術界自身的事情?？陀^來講,哲學社會科學確實具有兩面性:一是科學性,二是政治性?？茖W性指的是按照學術規范和學術規律來發展并評價它的優劣短長;政治性包括時代性、民族性、語言載體、文化繼承、意識形態功能等元素。那么,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顯然就需要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不可偏廢。既不以科學性否定實踐中客觀存在的政治性,也不以政治性抹殺科學性。只有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有可能是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既要立足于現代中國曲折而生動的實踐,又要和中國歷史與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地位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并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發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國的實踐一般被概括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它強調兩個“結合”:一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和具體實踐相結合;二是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中國特色”的前提性規定,而這一提煉有一個從自在自為到自覺的過程。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哲學體系以及理論體系,大部分都是自近代以來從國外尤其是西方引進的,是中國曾處在貧窮落后、學術和思想不發達情況下一種迫不得已的境遇。隨著中國自身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當前已經來到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那就是要為中國的“做法”構建一套既能自圓其說、又與普遍的知識系統相容的“說法”。因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要求。

2022年底,“區域國別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之下的一個新設立的一級學科。在當前中國學術界、教育界和政策領域都在熱烈討論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之際,我們首先需要從根本上認識到,區域國別學內在地同樣需要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首要的問題意識就是不再單純以西方為方法考察自身與他者。

(二) 中國區域國別學的學科使命與理論任務

與哲學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也應該是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和中國歷史與優秀文化傳統的。

區域國別學的定位是與研究境外或國外有關的學科與學問,這一學科天然涉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尤其是從世界歷史以及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和分析這一關系。研究外國,可以是純粹的學術興趣,但作為中國人,其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中國自身,進而理解和表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對當代中國學者來說,尤其需要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深度思考中國與全球化、中國與新的世界秩序的關系,以及中國的成長給世界體系帶來的新變化。還需要在分析這些問題的基礎上,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框架內,思考和探究如何構建區域國別學的自主知識體系這一問題。

以世界的或全球的眼光來思考中國,涉及兩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那就是既認清世界形勢,又“講好中國故事”。區域國別學以研究外國為己任,但它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封閉的。從國外已有的經驗來看,區域研究同時肩負著溝通內外和傳播自己聲音的使命。這兩者之間的結合,就是中國特色區域國別學理論的重要前提,我們姑且將之稱為“新政治—經濟學”,它不同于西方的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舊政治—經濟學,尤其與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根本不同。

即便是從舊的資本主義體制框架內來看,對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的解釋路徑也是多樣化的。英國學者約翰·格雷曾指出,自由資本主義不是普世的,而是一種特殊現象,最終他趨向了多元現代性的觀點:“經濟現代化并沒有在全世界復制出美國自由市場體制而是與自由市場背道而馳。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資本主義中可以歸功于西方模式的東西很少。東亞市場經濟之間有深刻的差異,它們就體現了資本主義的不同類型。但所有這些新型的資本主義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并不與任何西方模式趨同?！?16)[英]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劉繼業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中國特色的新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對內表現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征。在社會層面,則表現為以精準扶貧為方式,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對外表現為堅持開放,支持全球化,并團結一切自近代以來被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壓迫和剝削的國家與人民,追求建立以公平和正義為基本原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尤其關注全球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共同的苦難歷史經歷使中國更容易理解和平等地看待亞非拉地區的“全球南方”國家。這些取向既反映了當代中國關于良善世界秩序的主張,也應該是中國特色區域國別學的理論靈魂和關注重心,否則,新興的區域國別學和西方已有的區域研究能有什么不同呢?

隨著中國的成長和世界迎來“百年未有大變局”,國家間的內政與外交之間的關系將越來越密切,這是由中國的體量及其世界地位決定的。中國日益成為彌平內外的大國,也就是說,很多政策與問題越來越不再有明確的內和外之分。其實,內部的東西往往也是外部的,比如“精準扶貧”其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追求普遍正義的表現,顯然不符合資本主義的所謂經濟規律,更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或主張。一國政府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尤其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是一個“至大無外”的問題。遺憾的是,學界還沒有將基于中國實踐的諸多做法和命題作為一個嚴肅的社會科學問題進行學術化處理,更沒有將其作為區域國別研究的范式或認識論,而更多是僅僅視之為政治或宣傳。當然,這或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F在,中國也是一個“被啟發”的國家,這在近些年的中美關系中表現尤為突出。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的繁榮創造了獨特的傳統和路徑。今日之中國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歷史之中國的延續,知古、鑒古可以照亮當下。中國的區域國別學關注和研究外國,但立足點畢竟在中國,因而需要結合中國的歷史與優秀文化傳統。在比較研究的框架下,往復關照自我與他者,首先是將世界“中國化”,進而將中國“世界化”。當前,了解世界還是一個重要的任務,這種理解對中國人來說,離開中國自身的傳統,離開以中國為方法,就很難“接地氣”,但同時也要注意克服“中國中心主義”帶來的遮蔽。

有人曾將西方的傳統概括為一個“分”字,不只是勞動分工或分科治學,也有政治上的分權制,或在國家領土的意義上,歐洲分裂為小國林立。而中國的重要傳統之一是“大一統”。以前,人們更多地是將歐洲視為標準,通過歐洲“分”的視角來分析和看待中國與世界。那么,現在中國能否成為一種標準或方法呢?以中國為方法,至少可以平衡一下一家獨大的西方標準,就像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提的“作為方法的中國”那樣。(17)[日本]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25-133頁。沿著上述思路,“大一統”或“天下”(18)參見趙汀陽:《天下體系》,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能否被作為一種標準來講述外國歷史或世界史?

這不是說要以中國中心主義取代西方中心主義,而是倡導方法或視角的多元化,這或可帶來方法論上的自由。筆者曾嘗試以某種“大一統”史觀討論奧斯曼帝國史,以抗衡“東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合謀。(19)昝濤:《奧斯曼-土耳其的發現——歷史與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92-95頁。中國歷史上還有一些次級傳統表述可以借用,比如“因俗而治”。筆者曾經在討論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所謂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20)傳統上,米勒特制度一般指根據宗教或教派的不同,對奧斯曼帝國境的不同宗教的信眾實行某種具有一定自治性質的多元化統治與治理的方式。時,嘗試將其與中國歷史上的“因俗而治”進行類比,(21)昝濤:《“因俗而治”還是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多元主義?——以所謂“米勒特制度”為重點》,載鐘焓主編:《新史學》第1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89-224頁。從而避免像英語學界那樣只是進行音譯,或不恰切地使用作為現代政治術語的“自治”。用“因俗而治”這樣的傳統中國歷史術語來解釋奧斯曼帝國歷史,對中國學者來說,是不是更為“接地氣”呢?

復旦大學哲學教授丁耘曾指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成,離不開標識性的學術概念。具有解釋力、原創性、邏輯性和生命力的學術概念,無不是在本土歷史文化過程及政治實踐中抽象而出,又能進入學術流通,為外人所用。傳統中國形成有別于西方的自成一體的知識體系,一些概念一直使用至今;當代中國豐厚的社會政治實踐同樣產生諸多影響廣泛的概念,其古今中外兼收并蓄,邏輯關系相互支撐,構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22)丁耘:《論中國哲學的標識性概念》,網易新聞,2023年1月31日,https://m.163.com/dy/article/HSE3FQ0E0541MRHS.html,上網時間:2023年8月26日。這種洞見其實指的就是如何以中國為方法來認識和表述世界。

(三) 構建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

在明確了區域國別學的學科使命與理論任務之后,就存在一個如何做與怎么辦的問題。

首先理論教材的建設任務非常緊迫。近年來,一些與區域國別學有關的“教材”迅速面世,但遺憾的是,還沒有一部專門論述中國特色區域國別學基本理論體系的教材。其中的原因大概除了時間比較緊之外,更重要的是尚未能將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追求納入視野。為了完成前述的理論構建,需要深入研究傳統所謂“軸心文明”的世界觀與秩序觀,包括儒家文明、古希臘文明、兩河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等。研究這些古典文明體系所產生的優秀傳統,特別是它們對不同文明區域內重要國家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持久影響。

其次,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需要研究已有的重要的區域國別學學術傳統,包括歐洲的東方學(如漢學、突厥學、印度學等),美國的區域研究(經典現代化范式、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及后現代與建構主義范式指導下的區域研究),日本的區域國別研究(中國研究、滿鮮研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關系),俄國—蘇聯傳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野下的區域國別研究)近代中國的區域與國別認知(建立在譯介基礎上的世界認知)、中國共產黨的區域國別研究傳統(從延安時代到改革開放前),以及世界革命、解放與亞非團結視野下的政治認知等。

最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呼喚自主的學術評價體系,避免為他人背書,避免被他人的標準所綁架,這就需要一種真誠且理智的自信,需要在突出自身主體性意識的前提下,客觀評價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既然追求“中國特色”,自然需要建立在學術自信基礎上的評價標準。在不久前,學術評價一度日益挾洋自重、盲目崇洋,其對學界之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就區域國別學來說,要回到正軌,就需要在堅持學術標準的前提下“破五唯”,鼓勵以中國為方法研究世界,以能夠有效地回應中國關切為旨歸,實事求是地、客觀地評價相關學術成果與創新。再以中東研究為例,宗教中國化的歷史與時代命題,自然會引導我們去研究中東各國伊斯蘭文化的獨特性和本土化路徑。在筆者的建議之下,《中國穆斯林》雜志已經做出了有益嘗試。

總之,構建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國家與時代賦予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世界歷史視野下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理應成為廣大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靈感源泉,這也是建構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時需要著重汲取的。為此,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所謂知己,就是要從中國的歷史與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提煉概念,使之學術化、理論化,因而必須要從世界歷史的視野深入研究中國的秩序觀、天下觀與世界觀。所謂知彼,就是要研究世界歷史上其他文明、其他傳統和其他國家區域國別研究的學術史、思想史與學科史,以及相關知識生產與某國的國家利益及歷史性的世界秩序之間的關系。立足于腳下這片土地,立足于這片土地上的實踐,進行博古通今的研究,中國的新一代學者應可以創造出更加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也是當代中國的區域國別學工作者的優勢和潛能。

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三個緊密結合

金忠杰 博士,寧夏大學阿拉伯學院(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堅強領導下,根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科總體部署,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界緊扣中國與中東國家的外交合作需求,通過東西南北中各級各類專門的人才培養機構與研究平臺,一代接一代地致力于中國中東研究學科建設,構建了包括中東語言在內的本碩博完整的學歷教育體制機制,(23)朱威烈:《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阿拉伯語學科建設30年回眸》,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5期,第3-10頁。代不乏人地培養了數以千計的語言翻譯人才、外交外事人才、學術研究人才、媒體與國際傳播人才、商業貿易人才等各類專門人才,形成了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人才培養體系格局。從歷史與現實、縱向與橫向圍繞中東區域整體與國別個體的歷史現實、區域情狀、國家概況、政治外交、經濟貿易、能源資源、工業產業、安全軍事、社會文化、法律法規、民族宗教、部落家族等研究領域,(24)孫德剛:《中國的中東研究:1949-2010年》,載《西亞非洲》2011年第4期,第64-72頁。推出豐碩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成果,有效保障著服務黨和國家對中東國家合作交流的知識需要與智力支持。(25)成紅:《中國的中東文獻研究綜述:1949-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界同仁,根據中國外交“大國關系”與“周邊關系”的總體外交戰略部署,更是通過各級各類組織化、機構化、機制化、團隊化、平臺化、規?；?、專業化的人才隊伍,主持了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與國別區域研究項目等在內的各級各類項目,涌現出多元化、類型化、專題化、領域化、專業化、前瞻化、時代化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術成果。(26)蒲瑤、李甜:《21世紀以來中國中東研究述評(2002-2016)》,載《戰略決策研究》2018年第4期,第82-104頁。既有力推動著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人才培養與學術成果取得了顯著效果,為中國中東外交全面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27)王林聰、王海媚:《21世紀以來中國的中東研究:現狀與前景》,載《國際政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0-160頁。也在國際中東研究學界展現了具有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特色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派——中國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哲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語言學等跨學科學界經過長期積累,形成了綜合性與總和性、領域化與專業化、專門化與學術化的學術稱謂。這是中國中東學界專門領域人才對古往今來關涉中東區域國別自然、社會、人文等領域歷史、現實、術語、概念、范疇、知識、思想、方法的研究活動的集中體現。一方面,它立足于中國中東合作交流的現實需求,關照中國中東的未來發展,在特定時空維度上,以中東區域國別為空間區域,以博古通今與未來關懷為時間進度,以探究中東區域國別歷史進程及其當代政治外交、工業產業、商業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宗教、部落家族等發展問題為對象,構建了集區域、國別、領域、專題、方向為一體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另一方面,它在關涉中東的人文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領域,講求中國主體性、話語引領性、語言基礎性、學科多樣性、學理建構性、自主知識性、研究系統性、理論專業性、方法多元性、路徑創新性、區域整體性、國家個案性,形成具有中國新時代自主知識特色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因此,建構新時代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內涵更加豐富。它結合三個重要文件政策的理論基礎、學科基礎、人才基礎,開啟中國中東區域國別新的學科征程,走向新的發展輝煌,取得新的學術成果,獲得新的研究業績,做出新的時代貢獻。

(一) 緊密結合新時代中國外交定位與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第十四部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未來中國外交所作的總體布局,從中國外交研究所要的服務需求角度,成為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根本遵循和工作要求;第五部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2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頁。明確要求“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29)同上,第43頁?！訌娀A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30)同上,第34頁。從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所需的學科建構與內涵的豐富來講,則是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政策來源基礎、理論創新基礎、實踐應用基礎、學科建設基礎和自主知識基礎。

新時代中國中東外交戰略與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相輔相成性質,促使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內涵深化,既是中國中東學界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外交戰略部署的工作答卷,也是推動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時代步伐。它必然要圍繞中國外交和科教興國戰略的自主體系展開,自主基調的關鍵則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形成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自主選擇、自主建設、自主主張、自主把握、自主調整、自主辨析、自主創新、自主范疇、自主學科、自主知識、自主適應、自主管理等。概言之,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內涵的豐富,是中國外交與中國科教興國戰略自主建設的自主性體現。

(二) 緊密結合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重要基礎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講到了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四個戰略性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這篇富有哲學意義的集思想、理論、指導、實踐于一體的重要論述,回答了為何構建、如何構建、如何行動的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重大問題,要求把握好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并且“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3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上網時間:2023年8月12日。尤其“要加快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如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人口學、宗教學、心理學等,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32)同上。因此,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作為具有交叉性質的新型學科,當然也屬于上述支撐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直接學科或間接學科范疇,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代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構建的自主性,首先體現在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科“三大體系”的自主性方面。結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四個戰略性問題,以及2022年4月2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指出的“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33)《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22年4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上網時間:2023年8月12日。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界需要進一步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進而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特色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基于座談會重要論述與二十大報告“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的戰略定位,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具有“基礎、新興與交叉”的三重屬性,促使中國中東區域國別學科按照“中國事務→中國外交→中國學科→中國學術→中國話語→中國知識”的自主邏輯,堅持以“三大體系”為理論基礎,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態度,提升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在世界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領域的話語原創權,一代人下大力氣培養出一批“出思路、出概念、出術語、出數據、出案例、出觀點、出方法、出思想、出理論、出成果”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人才隊伍,緊緊圍繞中國中東外交事務,開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思想,提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理論,研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理,發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觀點,創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方法,成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品牌。充分體現新時代新征程上具有中國特色、風格、氣派、立場、精神、方案、智慧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學科“三大體系”的自主構建,著力在學科定義、學科定位、學科平臺、學科隊伍、學科研究、學科管理上,形成自主體系的自主學科集成優勢,繼而通過自主研發“三大體系”所需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自主理論體系→自主方法體系→自主教材體系→自主知識體系→自主研究體系等,培育和涵養中國中東區域國別自主知識型人才隊伍,產出具有中國中東區域國別學派特色的高質量研究成果,整體性、時代性、長期性服務于中國中東外交工作新需求,豐富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新格局和新內涵。

(三) 緊密結合中央人才工作戰略的重要基礎

構建中國中東研究人才隊伍的自主性,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重要講話精神的題中要義。中央人才工作會議要求“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務要全方位地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人才支撐,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好人才基礎。(34)《習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 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 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21年9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上網時間:2023年8月12日。

根據中央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結合二十大報告“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人才定位,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科交叉性質與研究人才隊伍的自主建設,決定了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隊伍既是中國人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中東外交與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時代之需。

第一,培養造就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的“大先生”,成為新時代中國“培養造就大批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等各方面人才”的時代必然。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學科交叉性質,決定了構建和豐富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人才隊伍,需要中國中東合作宏觀上“政產學研用”之間的相輔相成。從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到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尤其是二十大報告關于人才隊伍重要論述的精髓要義,都充分說明和定位了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隊伍,在中國中東合作“政產學研用”工作構成中關鍵要素形成的集成性作用和專業性優勢——各有特點、優勢互補、緊密合作、相互促進、彼此支撐、同步作用,高瞻遠矚地構建中國中東外交研究所需的自主人才主力軍與久久為功的智慧生力軍。

在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三大體系”構建視域內,中國自主培養自主知識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人才隊伍的工作重點,就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中東外交為觀照,立足中國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外交戰略實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以及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時代命題。結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變、當代國際關系變化之變、當代中東區域變化之變,不斷推動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人才隊伍的自主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及時發揮學術研究的學理作用、理論作用、助研作用,力爭做中國中東外交合作交流戰略的好幫手、好助手、好參謀,從而能就中國中東合作事務,適時與適事地研得準、把得住、理得出、講得清、說得透、對得中、答得上、拿得出、用得到、叫得響、有效果、起作用,常態化服務中國中東外交的全方位合作。

第二,根據二十大報告“努力培養造就更多大師”的人才要求,(3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36頁。中國中東外交人才與中國中東研究人才的整體邏輯與遞進關系,鮮明地點出構建與豐富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人才隊伍,在中國中東外交上具有“工作時的大師作用”,在中國中東全面合作上具有“需要時的戰略作用”,決定了這支隊伍必須要正確把握當代中國外交的時代精神。發揚中國學科“三大體系”的自主特色,在新時代中國中東外交發展的歷史方位中,通過多學科與跨學科的交叉學科理論與方法,整體性、宏觀性、微觀性、時代性、系統性的中東與世界中東研究,真正造就一批自主知識型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隊伍。與時俱進地總結經驗、創新理論與更新話語,深入研究中國中東外交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構建具有中國學者視角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范式和具有中國特色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知識生產體系。緊密結合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在“中國知造”與“中國智造”上相結合的自主知識體系,產出具有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特點和重要標識的自主原創性系列成果,高質量地為服務中國中東外交工作提供重要的學理支持和必要的智力保障,最終形成能夠“走進”世界一流的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學派。這也正是貫徹落實二十大報告與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人才定位與精神,對培養中國中東研究“領域通大師”與“國別通大先生”提交的時代答卷。

當前,隨著具有戰略意義的一級學科“區域國別學”的設立,必將把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體系推向更加自主的學科化、體系化、知識化、專業化、質量化。中國中東學界也將結合上述三個重要基礎,緊緊圍繞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沿理論與方法,將中國中東區域國別研究“平臺團隊、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特色智庫、外交服務”的學科集群推向新的自主知識體系發展高度。同時,必將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地立足中國話語、中國精神、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學術精神,高質量地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方位開展,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長期性與常態化地貢獻新時代中國自主的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體系的智慧與力量。

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應避免西方認知的誤區

田文林,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當前,建構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已成為學界探討的熱門話題。在這方面,區域國別學雖然成為一級學科歷史最為短暫,但在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方面同樣任重道遠。

(一) 建構區域國別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迫在眉睫

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話題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熱,首先與中國當前面臨的時代任務有關。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趨提升,我們已經初步解決了因軍事落后導致的“挨打”問題,也基本解決了經濟落后導致的“挨餓”問題,但中國至今仍面臨因國際話語權不足導致的“挨罵”問題。之所以出現“挨罵”問題,直接原因是中國至今仍缺乏足夠的國際話語權,而要想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除了提高國際傳播能力、豐富傳播手段之外,最重要一點則是建構邏輯自洽的自主知識體系。沒有強有力的自主知識體系做支撐,提升國際話語權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進一步看,要想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就需要破立結合,既要對現有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權塑造下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進行反思和批判,又要結合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相應的理論建構和知識體系創新。

作為從事中東問題研究的區域國別學者,之所以也要參與探討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這一宏大話題,最直接原因就是區域國別研究已經成為一級學科。隨著區域國別研究學科地位提升,如何建設區域國別學的學科體系、知識體系、話語體系也相應提上日程。通常來說,區域國別研究更多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消費者,而不是相關理論的生產者。在過去相當長時期,中國的中東問題研究(也包括其他區域國別研究)更多是被動采用其他學科的現成理論和方法,由此實現區域國別研究的“理論化”。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現成的理論和方法很多都是“西方制造”的知識產品,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當前,在中國已經將區域國別學確立為新的一級學科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區域國別研究(包括中東研究)水平能否再上新臺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理論和方法作為指引。毋庸諱言,如果我們繼續沿用過去做法,不加批判地照搬其他學科的現有理論和知識體系,未來的區域國別研究成果大概率將會是低質量徘徊、低水平重復。就此而言,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已經顯得迫在眉睫。要想提升區域國別研究水平,區域國別研究者必須增強學科意識,強化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自覺。

同時,區域國別研究自身特有的強烈政治屬性,也決定了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會科學本就帶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屬性。布迪厄認為,社會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場域中開展的實踐活動,資本、權力等政治因素每時每刻都存在,不明確認識到社會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功能,就無法正確地開展社會研究活動,也無法保證社會科學研究的存在。(36)李明:《試評韋伯的價值中立思想》,載《發展》2009年第10期,第77頁?？姞栠_爾和西林在深入探究這個問題后得出結論:在研究工作中有六個階段受到價值觀判斷的影響,但不一定使研究結果有偏頗。在問題選擇和概念形成這頭兩個階段,價值觀決定是顯著的,但并不總是使研究工作發生偏頗。價值觀判斷影響到數據選擇、解釋說明和理論構建諸階段時可以導致偏頗。(37)[美]羅納德·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強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與前者相比,區域國別研究的政治屬性更加明顯。從學科起源看,當年西方國家開始從事區域國別研究,出發點就是西方國家為了更好地進行對外擴張,需要對非西方世界的基本情況和發展動向加深了解。歐洲列強早期的東方學研究,以及20世紀演化而來的區域研究,都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最終服務于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擴張。薩義德就專門區分了純粹知識與政治知識。他認為,關于莎士比亞或華茲華斯的知識是非政治性的知識,而關于當代中國和蘇聯的知識,則是政治性知識。說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人文學者或一個專門負責濟慈的編輯不涉及任何政治的東西的一個原因是,他所制作的似乎是對日常生活意義上的現實沒有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一位研究蘇聯經濟的學者所從事的領域,則充滿劍拔弩張的氣氛,涉及到政治利益,他研究的結果和提出的建議會被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體制經濟學家和情報專家所采納。(38)[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13頁。

當前,中國大力倡導和推動區域國別研究,同樣是為了適應中國“走向世界”的時代需要。因此,它同樣要明確“為了誰、服務誰”的政治立場問題。鑒于歐美國家有關區域國別的現有研究成果和知識體系,本質上都是為西方國家利益服務,具有明顯的政治屬性,由此決定了中國要想推動區域國別研究水平,不可能簡單照搬西方區域國別知識成果和價值標準,而必須對其現行研究成果進行批判性吸收,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

(二) 提升區域國別研究水平離不開建構自主知識體系

隨著區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如何提升區域國別研究水平便提上議程。許多人認為,歐美國家從事區域國別研究起步早,積累深,其研究水平自然更高,成果更具學術價值。這一判斷表面看沒什么問題,但仔細辨析不難發現,西方國家主流區域國別研究成果仍存在不少缺陷,中國提升區域國別研究水平,必須增強理論自覺,通過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避免陷入西方現有區域國別研究的誤區和認知陷阱。

第一,政治立場差異必然導致認知角度差異。歐美國家區域國別研究的出發點是服務于西方國家霸權擴張目標,這一特征體現到區域國別研究領域,就是西方主流區域國別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帶有“西方中心論”色彩。在它們的研究體系和整體觀點中,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國家視為整個世界的中心,是人類社會先進和文明的主要代表,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則被視為是野蠻和落后地區,并由此得出結論:世界其他國家應該仿效西方國家的模式、道路和制度,不斷進行自我改造和全面轉型。在現有西方區域國家研究成果中,持此類觀點的著作不勝枚舉。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東方大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當前中國的發展繁榮則來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因此,無論從感情還是理智上,中國都不可能接受這種基于“西方中心論”的區域國別知識體系,而需要在弘揚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基礎上,建構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

此外,西方國家從事區域國別和國際關系研究的最終目標,是要維護西方大國的霸權利益,并最終建立等級性的帝國體系。這一目標決定了其倡導的很多基本原則和方法,都帶有很強的霸權主義和弱肉強食色彩。如分而治之、勢力范圍、權力真空、代理人等概念和原則,都是構建等級性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在西方的區域國別話語體系中,安全可以離開發展等其他要素單獨存在,而追求“絕對安全”則最終會導致“安全兩難”問題。在這方面,中國作為飽受霸權主義欺凌的第三世界國家,其看待世界更多是立足于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中國官方的基本主張是支持世界多極化,建立去等級化的水平狀權力格局。近年來,中國提出的新型國際關系、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等,以及將發展與安全有機結合、以發展促安全等一系列政策主張,都與西方主流的區域國別研究觀點大相徑庭。中國進行區域國別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侵略和征服他國,而是相互增進了解,更好地實現經濟互利合作和民心相通,乃至最終目標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這些,決定了中國很難在西方的區域國別知識大廈基礎上建構我們的體系,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另起爐灶,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自主知識體系。

第二,東西方在區域國別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較大差異?？傮w看,西方國家的主流區域國別研究帶有明顯的形而上學和歷史唯心論色彩。西方國家早期的區域國別研究以人文科學為主;進入20世紀后,隨著美國成為區域國別研究重鎮,研究方法也逐漸從人文科學方法為主轉向社會科學方法為主。(39)李強:《關于區域與國別研究方法論的思考》,載《歐洲研究》2020年第5期,第155 頁。這種方法論轉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隨著西方科技領域取得長足進步,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也出現了方法論“自然科學化”的不良傾向,這種方法論思潮的典型代表就是行為主義/科學主義。這種新的方法論思潮強調量化統計和實證研究,主張效仿乃至照搬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然而,且不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巨大差異。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更不用說量化統計方法),其哲學觀是一種“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形而上學思維。這種方法執著于事物的表象聯系,傾向于從孤立、靜止、片面的角度看問題。因此,看不到事物的本質和整體,也認識不到事物不斷向相反方向轉化的變化趨勢。從二元對立思維出發,看待事物必然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體現在政策分析過程中,就是將所有矛盾等同于對抗性矛盾,進而將國家間對抗常態化、常規化。在這種形而上學思維的引導下,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零和思維盛行,而零和博弈引導下的國際關系多以沖突性政策為主。另外,在國際觀方面,西方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主要立足于“一族一國”的民族國家體系,往往是“以國家觀世界”,由此衍生出為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無懼整個世界洪水滔天的極端自私想法和做法。事實表明,西方國家正是本國本位出發構建世界,由此導致世界發展日趨重大失衡。

這種方法論領域的偏差和缺陷造成的最終結果,就是西方區域國別研究成果表面看碩果累累、博大精深,實則存在不少謬誤和認知偏差。如許多國內學者想當然地認為美國的中東研究水平代表著世界一流水平,甚至個別中國知名中東研究學者也言必稱美國和以色列,聲稱世界上最好的中東學者都在美國和以色列。然而,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就是,如果美國的中東研究水平真的非常高,為何21世紀以來美國的中東政策遭遇巨大挫折?有人會說,這是因為美國的中東政策決策與美國的中東研究脫節所致。事實上,小布什政府恰恰是聽從了某些美國中東研究學者的觀點和建議,才推出了“武力輸出民主”和“反恐戰爭”的中東戰略,而恰恰是這些昏招,最終導致美國在中東嚴重受挫,國力由盛轉衰。這個案例當然不是說美國的中東研究一無是處,但它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受到歷史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影響的美國區域國別研究,其成果尚未達到讓中國學者頂禮膜拜的程度。

相比之下,中國從事區域國別研究的主流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首先,中國從事區域國別研究,最終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中國的區域國別方法論實際是“以世界觀世界”的天下主義和共同體思想,將區域國別置于世界整體的視角下進行考察,把國家當成整體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次,中國的社會科學(包括區域國別研究)更多從發展變化的角度看問題,將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置于發展變化過程中進行考察。此外,在歷史觀方面,中國倡導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此而言,中國學者承認文明間存在差異,但這種文明差異并不是導致國家間沖突的決定因素,更不會贊同“文明的沖突”這種歷史唯心論十足的觀點。

第三,政治立場和方法論差異,決定了東西方區域國別研究的研究議題也不盡相同。西方國家從“西方中心論”出發,很自然地將西方國家的制度、道路、模式視為其他國家應該效仿照搬的普世性模式。不難發現,西方區域國別學者往往熱衷于討論民主化、現代化等帶有東西比較性質的議題。在西方國家的主流區域國別研究成果中,比較政治研究的核心議題,就是對象國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以及如何“民主轉型”等問題,與之相關的次級話題則是諸如政治參與、市民社會、大眾選舉、程序合法性等話題。那些被排除在“民主國家”之外的國家,則被冠以“威權國家”“極權國家”等種種污名化稱號。

另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現代化敘事?，F代化理論原本就是冷戰的產物。它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一種帶有地緣政治塑造色彩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這種現代化理論假定,西方國家的現狀就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之后的最終目標。羅斯托、李普塞特等眾多“冷戰知識分子”有意創造并強化了“現代化”理論,目的就是引導發展中國家以西方為模本的發展道路,最終將其嵌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以“經濟成長階段理論”聞名的羅斯托公開表示,現代化將取代殖民主義,它會創造“自由世界的被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間一種新的后殖民主義的關系”。(40)[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勺g,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

現代化理論將現代化進程分解為若干指標,諸如政治現代化(多元民主、政治參與、政黨選舉等)、經濟現代化(經濟發展、營商環境、消費主義等)、文化現代化(包括世俗化、個人主義等)等等,而這些所謂“現代化”的目標主要是將西方國家的特殊國情神圣化、理論化的結果?，F代化理論暗示,發展中國家只要實行上述變革,就能最終躋身“現代化國家”行列。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按照現代化理論實現了現代化。相反,許多發展國家按照現代化理論去強行推進本國全面轉型,最終卻導致傳統與現代的嚴重撕裂,最后導致政局動蕩乃至政權更替。1979年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垮臺就是典型案例。換個角度看,西方區域國別研究的重點議題,本身就帶有議程設置的政治含義,而且這些議題本身的科學性值得商榷。

中國區域國別研究倡導研究的議題,應該與西方的區域國別研究議題進行明顯的區分。相比于西方國家主流區域國別研究強調的意識形態標準、程序標準、過程導向,中國更喜歡強調實踐標準和結果導向。在中國學者看來,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和國家治理好壞,其標準不是抽象的理論性指標,更不是以西方國家為尺度,而是實踐標準,即看這種制度或政策對對象國政局穩定、民生改善、社會進步、國家統一或國家繁榮,到底產生正向作用還是負面作用?；谶@種實踐標準,中國倡導研究的重點議題,更多是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遭遇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包括制度績效、國家能力、工業化程度、經濟規模、財富分配、地區整合狀況等等。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有助于提升治國理政水平,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

(三) 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避免兩大誤區和陷阱

第一,要避免從反對“西方中心論”轉向倡導“中國中心論”?！拔鞣街行恼摗弊畲蟮膯栴}在于它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經驗絕對化、普世化,由此犯了將特殊性等同于一般性的錯誤。在現實中,西方國家鼓吹“西方中心論”,無形中使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留下了傲慢自大的負面形象。更糟糕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國家經驗和做法,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淮橘成枳、水土不服等種種困境。而中國式現代化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它是一種自主探索出來的有效發展道路,該道路既吸收了其他國家實現發展的共性規律,同時又保留了中國特殊國情形成的獨特成分,是特殊性與一般性有機結合的產物。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遵循的方法論(特殊性與一般性有機結合)具有普世性,但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則不具有普世性——它適合中國自身,但未必適合世界其他國家?；诖?中國學者在建構區域國別的自主知識體系時,不應一面批判“西方中心論”,一面又將中國的模式、道路、制度絕對化,強行推銷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從理論角度看,我們不能一邊反對西方的普世價值論,同時又創造出一種新的普世價值論。

第二,批判地吸收西方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相對起步晚,積累弱,我們要想提升區域國別研究水平,必須多向西方國家區域國別研究的同行學習,充分借鑒和吸收西方國家區域國別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傮w看,歐美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成果固然有意識形態成分,以及基于方法論缺陷的認知誤區,但我們也應看到,西方國家在區域國別研究領域積累深厚,許多材料和觀點值得大力借鑒。換句話說,我們對待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唯有這樣,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水平才能更上層樓,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時空維度下的中國區域國別研究——一個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初步思考

殷之光,博士,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近年來,中國學界重又興起了對“區域研究” 的濃厚興趣。在研究對象上,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開始將眼光投向了西方之外。這一思想動向,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專注歐美“發達國家”潮流的一次革命,且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局面急劇變遷所構成的新時代形勢密不可分。雖然,這場巨大的知識革命仍在萌芽期,但這的確已經從客觀上迫使我們不得不將原有局限于“西方”的“世界”觀念,擴展到包含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地理全球。

這種真正意義上地理全球的再現,督促我們重新思考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即自己原先賴以認識和分析“世界”的諸種理論工具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當下,由問題意識驅動的“區域研究”只有透過對普遍性的追問,才能開始與更廣泛的國際關系、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以及哲學、文學與歷史的思考及研究產生最深層次的聯系,才能與“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需求產生聯系。

從“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追求出發,我們方能進一步思考什么是中國的區域研究?這一問題包含了兩個層面的認識論追問。首先,如何理解這個問題里的“中國”?一個學科、一種知識的“中國性”如何體現?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將中國視為一種政治與文化疆域的范疇。那么,接下來就需要問,是否在中國生產的,以中文或中國各民族語言寫作的“區域研究”就天然地具有中國性呢?相應地,我們還能追問,那些由中國人或者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以其他語言寫作的研究是否能被認為是一種“中國的”區域研究呢?其次,在這個問題中,“區域研究”究竟包含了什么學科性的方法論與研究對象?另外,為其加上“中國的”這一限定性的修辭,是否損害了其作為學科的“客觀公正”與“普世性”呢?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如下這個前提開始,即:作為一種在時間與空間中存在的生命,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抽象思考,對自我的認識,都無法脫離這兩個維度而獨立存在。我們對于區域的思考也以這兩個維度為起點。作為空間維度的“區域”為我們理解自己在空間中的相對位置提供了坐標。這也恰恰是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探索中,“以中國為觀照”的理論意義之一。(41)習近平:《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求是網,2022年4月25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2-04/25/c_1128595762.htm,上網時間:2023年7月24日。

(一) 對區域國別的研究應同時引入時空兩個維度

基于空間相對關系進行的抽象很容易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即“世界”、“全球”、“國內”、“國外”、“中國”,或是諸如“中東”、“非洲”等表示地理空間的名詞是抽離歷史的、絕對的、相互無關的。突破這種錯覺需要為我們對區域的思考添加一個時間維度。將中國在時間維度上展開后,我們就能發現這一概念在長時段中的變遷及其內在延續性。這種變遷可以被理解為空間秩序觀的不斷變革。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中,“國家”的建立,便指向了這種空間秩序觀的根本轉變。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對中國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國家”的批評,便強調了在一個空間秩序中,將無邊界的、含混的、普遍性的“天下”,轉化為一個相對界限分明的“國家”。只有經歷了這樣的轉變之后,“國內”與“國外”、“中國”與“世界”的分野才產生了認識論的意義。

這里所強調的“轉變”,便是添加了時間維度之后,空間產生的秩序性意義。添加時間尺度的作用在于,它一方面,能幫助觀察者發現其賴以理解世界的許多工具性概念背后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為空間之間的比較研究引入了長時段的視野,更好地讓觀察者認識到自身主體性、認識到不同主體間的動態關系及其深層聯系,并以此為基礎,介入到對普遍性問題的討論中。這便是“以時代為觀照”的理論意義。

長時段的視野還能幫我們穿透各種既定概念帶來的非歷史性壁壘。如從“天下”到“國家”的變遷,絕非是對“中國”這一認識的消解。恰恰相反,它體現了在“時代觀照”下,中國自我認知的“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42)習近平:《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而這種轉化和發展,必須在與周圍世界的不斷交互中才得以形成。在過去,我們用一套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語言來描述自我,并承認其超越時空的普遍性。這種理論的遲鈍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且與近百年來,西方自由帝國主義全球擴張,及其相伴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連。今天,我們對社會、政治、歷史理論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進行批判與反思,以及對中國的發現,并非是要用一種中心主義取代另一種中心主義。而是希望恢復理論真正的活力,還原理論本身對多樣的、動態的世界進行描述與抽象的能力。這個工作,需要將理論重新放進時空的維度中,發現其普遍性追求的淵源與演變,并亮明其局限。只有在對話中,理論才得以向未來推進。

引入了時間維度后,理論的普遍性開始出現松動,這與?？率街R與權力關系的討論產生了共鳴。?？虏捎昧恕罢胬碇贫取?消解了真理的客觀性,并將之轉化為一個由知識生產、規制、分配、流通、操作等社會行動構成的權力機制的結果。(43)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 72-74.知識因此不再是獨立于權力之外的產物,相反,它與權力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塑造的關系。(44)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regrine Books, 1979, p. 27.這一認識深刻影響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建構主義學者。他們的批判,多集中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學科。一些來自歐洲的國際關系學者注意到,國際關系作為一種“美國社會科學”,并不像它所稱的那樣,具有普遍的“國際性”。它更像是一個“霸權的學科”,一個自成體系但脫離現實的“斷裂帝國”(disjunctive empire)。(45)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67-85.許多人也呼吁,要“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現“不同的”認識國際的視角。(46)Pinar Bilgin, “Thinking Past ‘Western’ I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8, pp. 5-23.

這種對“不同視角”的追求,似乎可以在“區域研究”提供的多樣性“非西方”知識中得到滿足。我們也的確注意到,在“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熱潮下,英語學界在21世紀初開始“發現”來自“第三世界”的國際關系學者、來自“東方文化”傳統中的國際觀念。(47)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2007, pp. 287-312.然而,研究者們也敏銳地認識到,如果不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知識性的重構,那么來自“非西方”的知識則永遠會在“區域研究”的名義下,徘徊在西方知識生產的邊緣地帶,為西方理論提供“經驗性知識”。(48)Katarzyna Kaczmarska and Stefanie Ortmann, “I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A Plea for Displaced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4, 2021, pp. 820-847.實際上,區域研究在西方學科建制中之所以處于邊緣,與其政治性的誕生密不可分。在美國高校中,驅動區域研究落地的是諸如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在全球擴張的財團。在研究全球各地“人類個體及不同群體內組織行為”的現實需要下,他們不希望受到傳統大學學科分野的限制,更樂意在問題意識驅動下,集合不同學科的力量,研究問題并著手培養全面了解“地方知識”的有生力量。(49)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 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19.現實驅動下產生的區域研究,向前追溯與19世紀在殖民治理與商業擴張需要下產生的歐洲“殖民地研究”、“帝國史”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向后,則接續了美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戰爭需要下,由國家主導推動而形成的區域研究,并在冷戰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此,西方區域研究,很難擺脫其作為“經驗性知識”提供者的地位。其用以解釋全球紛繁復雜現實的理論基本上仍舊是對西方歷史經驗的抽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名目多樣的獎學金、學術項目、交換計劃與訓練項目的支持下,許多基于西方歷史經驗抽象而成的國家建設、政治組織、社會經濟現代化、發展的觀念及其理論,通過年輕學生、學者以及事務官僚,系統進入到“非西方”世界的知識空間。這些從歐美經驗中產生的普遍性話語,很快取代了不同區域中既有的習慣性法則,成為政策制定者們越來越依賴的工具,用以佐證自身政策行動的合法性。在20世紀后半,即便是埃及、印度等地的反西方行動,都吸納了極具美國中心色彩的“國家安全”和“發展”觀念,并很快開始在各自區域內開始了霸權爭奪的進程。這種現象反過來又確證了上述理論的“普遍性”,愈發牢固地將發生在非西方地區的政治實踐,鎖定在“經驗性知識”的地位上。

(二) 對區域國別的研究應植根于中國視角的制度性思考

今天,學者們雖然認識到了西方世界負責生產“理論性知識”,非西方世界負責提供“經驗性知識”的現象,但是他們傾向將此歸結為既有學科建制中,強大的保守性力量通過學科評審、期刊發表等體制性力量,強化自身霸權中心力量的結果。(50)Katarzyna Kaczmarska and Stefanie Ortmann, “I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A Plea for Displaced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20-847.這種批判潛在的問題在于,它雖然有效地發現并批判了既有普遍話語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但并未從認識論層面,幫助我們推動普遍理論向更平等的方向演進。因此,我們看到,基于這種批判而推演出的建構性方案,難免有文化相對主義色彩。用互不相通的多樣性,來取消普遍性的理論及其政治。將西方中心主義簡單化為一種以自然地理為邊界的空間產物。進而,將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霸權的思想解放,庸俗地理解為對“西方之外”文化與政治地理空間中思想資源收集癖式地發現。

對“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討論,顯然不能以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為基礎。因為,這種基于原子化個人假設的文化相對主義邏輯,無法給出一個權力細分的最終邊界。這就使得對多樣性的發掘可以被無限拆分,其造成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對一切集合名詞及其所代表的共同體以及背后共識的消解。其邏輯結果,便只能是一種荒誕的、碎片化的、以“我”為中心的、無意義的世界。這種情形在今天的區域研究領域中并不鮮見。區域國別研究,的確是對他者的深描。體現這種深描“客觀性”的重要方式,是需要隱去我們作為觀察者的主體存在。然而,當我們假裝成為一個超然世外的旁觀者時,我們恰恰也不知不覺地迷失了自己。在這種偽裝的超然中,我們或者不自覺地將自己幻想為被觀察者的一份子,與研究對象產生了共情,產生了研究一國愛一國的現象?；蛘呔痈吲R下,站在由某種普遍主義話語支撐的“客觀”立場上,對被觀察者做出臧否。而這種為了體現“客觀性”而刻意隱去的觀察者主體,往往成為消解客觀性的根本原因。因為,客觀性本身作為一種知識的產物,依賴的是對某種特定普遍性的不假思索。

對中心主義的批判本質上需要我們對“客觀性”做出思考。這種思考必須伴隨著對主體性的承認與發現。愛德華·薩義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一書中,提到了所謂“雙重視角”(double vision)。(51)[美]愛德華·W.薩義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金玥玨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薩義德在書中時而用“我們”,時而用 “你們”,也會用“他們”來指稱巴勒斯坦人。隨著這種代詞的轉換,我們清楚地感覺到了觀察者薩義德,作為讀者的我們,以及被觀察者的巴勒斯坦人之間真實存在的距離,感覺到了作為美國學者的薩義德,以及作為巴勒斯坦人的薩義德,在走進巴勒斯坦社會這個現實之后,兩種自我間的游移與交錯。這種“雙重視角”將薩義德作為一名“參與的觀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面目坦然呈現在讀者面前,將他自身的觀察與思考,將他個體多種社會身份之間的游移與交錯變成了一個有機的動態過程。同時,也正是不掩飾“雙重視角”的薩義德,才能將封閉、完結的文本重新打開,并融入到開放世界之中,成為這個世界有生命的片段。作為作者,也正是在這種不掩飾的文字里,才能誠懇地邀請讀者,參與到這個充滿多樣性的復雜旅程之中。薩義德主體位置的認識與自覺,無法簡單地用對巴勒斯坦“身份”的“認同”來概括。而更應當被視作是對單一身份定見的主動突破。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發現主體性?在引入了時空維度之后,我們不難發現,我們對主體性的發現與承認,始終是在一個與他者相互構造的過程中展開。同時,這種相互的構造,也形成了我們對于世界整體秩序的理解。換句話說,我們在發現主體性的同時,也在塑造著對世界普遍性的想象。而這種普遍性想象,也反過來加入到我們的主體性塑造。這種自我與世界,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互嵌便成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主體性任務的基礎。我們今天的區域研究,既不是為了要成為被觀察者,也不是試圖將某種理想的形態強加于被觀察者身上。我們是要在這個觀察的關系中,不斷認識并反思自己,并在這個過程中積極介入這個世界的塑造。作為在時間與空間中生存的生命,我們也正是在這個不斷地探尋與對話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我們的任務、我們的立場以及我們的使命。我們從來不是面向歷史的終結而生,我們是歷史不斷前進的組成部分。

通過時間與空間維度的疊加,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下對國際秩序、區域國別的思考,便不是簡單地對“中國”與“非中國”做出二元的、排他的區分,更不是對“非中國”理論話語的徹底拋棄。而是要將“中國”這一共同體作為空間原點,歷史性地去觀察中國與他者的相互構造。由此出發,我們看到現代中國國際秩序、區域國別思考的問題意識起點恰恰來自于對霸權秩序的批判與反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對亞非拉去殖民獨立運動的關心。這就使得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天然就與現代中國的革命,與其追求中國與世界的平等理想有著同構的使命。它所關心的根本問題,就是普遍的戰爭、和平以及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全球的展開,便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這種對國際秩序變遷的關心,又與新中國本身的國家建設運動密切呼應。在冷戰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團結運動中,中國通過有組織地社會調動、大生產、大規模群眾教育、衛生運動,并結合國際間友好國家的團結互助,實踐了經濟、文化、政治的去殖民改造,并進一步發展了以“獨立自主”為特點的現代化國家建設。而作為前半殖民地的中國,其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建設實踐,也同時對現代國際秩序的形成,發揮了積極的建構作用?；谛轮袊ブ趁癃毩⒔涷灥目疾?在國際關系領域,本質上是對國家在與全球秩序體系的互動中,國家綜合“自主能力”的分析,以及國家“自主能力”差異對全球平等秩序構建的作用研究。

從中國視角出發對自身命運與現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對全球秩序關系中不平等問題的自覺。我們可以將這種不平等,理解為不同共同體之間的權力勢能差異。權力勢能差異的大小,直接影響了在競爭過程中,不同國家、社群、團體、甚至個人的策略選擇。在國際關系中,對于身處低勢能地位的地區、國家、群體而言,廣域的合作與團結,恰是阻攔強勢能傾瀉,完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這也就意味著,在討論共同體在空間中的競爭策略時,單一的國家可能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競爭單位。我們也有必要將共同體的合作、共生、互助現象,作為有機體能動的生存策略納入討論。

中國對區域國別、全球秩序的思考不單是對空間意義上的外部世界做出反應。而是對霸權關系的反思。從霸權中心出發,對戰爭、和平與發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思考,往往與自上而下的干涉主義、經濟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術話語密切相連。而相應的,中國表述國際秩序關系的政策性語言則更多傾向于圍繞著“平等”問題展開。與此相關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多集中在對被壓迫者的反抗,以及獨立自主國家建設問題的關心上。從霸權之外的視角出發,對國際關系的研究更呼應了新中國國際關系的實踐。從建國之初至今,隨著全球局勢的不斷變遷,建立在“各國一律平等”前提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始終是中國外交的根本原則。更在最近頒布的《對外關系法》中,繼續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則之一。在此基礎上,我更樂意將中國實踐的人民民主定義為一種賦權民主,它不僅包含了對本國人民的賦權,更帶有在全球秩序體系中對大小國家平等賦權的理想。

1949年,《世界知識》雜志復刊。其復刊詞中寫道:“作為中國人來研究國際問題,怎么可以不拿中國作中心呢?”(52)本刊同人:《共同學習,相互教育!——代復刊詞》,載《世界知識》1949年第1期,第2-3頁。這種“中國作中心”的認識,更應當被理解為對新中國主體性的發現。這也照應了1934年《世界知識》創刊詞中表露的理想與關懷?！爸袊恰澜绲闹袊恕?因為她肩負著向“資本帝國主義……豎起反叛的旗幟”的責任。這個由資本帝國主義創造的世界,“用了本國和殖民地內整千整萬平民的汗血和枯骨做基礎”,構建起了一個以“民主主義,個人自由,國際協調”為外衣的“文明世界”,可是其“內面和底層卻充滿了丑惡骯臟、暗黑和崎嶇不平”。中國的革命,則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開始向‘文明世界’豎起反叛的旗幟?！倍@場反叛的目的,不僅僅是面向中國的,更重要地,它為建造“另一個世界”打下了基礎。(53)《創刊辭》,載《世界知識》1934年第1期,第1-3頁。

將普遍性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敘事中拯救出來。這需要我們將視野打開,將人類不同時空中對普遍性問題的思考,都納入到討論范疇之內。這也不是要簡單地通過羅列的方式展現多樣性,而是需要在人類整體性的交流互動過程中,動態地、語境化地理解多種普遍主義話語的此消彼長,相互糾纏。并在這個復雜的關系中,理解現代世界秩序的構成。中國的主體性,恰是在這個面向未來的創新追求中得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