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與利比亞政局的演化邏輯
——以米蘇拉塔和津坦為中心*

馬小東 王廣大

一、 引言

中東許多民族國家作為西方殖民體系瓦解后的歷史繼承物,國家構建并不完善,大量依托傳統認同存在的超國家行為體(如阿盟等泛阿拉伯組織)、跨國家行為體(如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組織、“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和次國家行為體(國內以部落、教派和族群等為核心要素的團體)與民族國家爭奪民眾基礎、治理空間乃至國家最高權力。中東民族國家處在各種次國家和超國家行為體的雙重擠壓之下異常脆弱,各種沖突頻發。(1)劉中民:《中東伊斯蘭地區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緣何緊張?——次國家行為體視角的分析》,載《國際觀察》2009年第5期,第60頁。次國家行為體不僅是影響本國治亂的重要勢力,還具有較強的跨界滲透能力,可能對地區安全秩序造成嚴重沖擊,因而成為觀察地區局勢的重要視角和研究對象。

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內部沖突頻繁,派系斗爭激烈,至今仍處于中央政府不統一、安全環境碎片化的“弱政府”狀態,持續影響北非和歐洲地區安全。利比亞同樣也存在次國家行為體影響國家構建的問題。利比亞問題專家拉謝爾認為,利比亞的家族、部落、非國家武裝團體和城市(城鎮)等各類地方行為體圍繞國家權力和資源的競爭嚴重阻礙利比亞統一。(2)Wolfram Lacher, “Families, 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III, No. 4, Winter 2011, p. 140.在諸多次國家行為體中,部落和武裝團體是分析利比亞政局發展的兩類重要地方行為體。部落和部落主義在利比亞根深蒂固,(3)參見王金巖:《利比亞部落問題的歷史考察》,北京:北京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王金巖:《試析部落在利比亞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載《學術探索》2019年第8期,第51-58頁;蒲瑤:《利比亞內亂的部落文化解讀》,載《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第21-28頁;閆偉、韓志斌:《部落政治與利比亞民族國家重構》,載《西亞非洲》2013年第2期,第115-133頁。部落、種族的差異矛盾是利比亞社會政治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利比亞地理上的三分(4)傳統上利比亞分為三塊地區: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亞、東部昔蘭尼加和南部費贊。導致三個地區部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差異,每個地區都有獨特的部落組成。(5)Mohamed Ben Lamma, “The Tribal Structure in Libya: Factor for Fragmentation or Cohesion,” 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frstrategie.org/web/documents/programmes/observatoire-du-monde-arabo-musulman-et-du-sahel/publications/en/14.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15日。三個地區的部落分別與突尼斯、埃及西部和乍得湖地區的跨國部落存在緊密的社會經濟聯系。部落差異性、部落政治和部落矛盾沖突嚴重阻礙利比亞形成團結統一的社會凝聚力和統一國家。(6)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56.各類武裝團體涌現是革命后利比亞政局十分突出的現象,學界對利比亞武裝團體的興起、類型、地域性差異、與中央政府的互動機制、互動模式及其非法經濟活動等方面,已經展開了較為詳盡的研究。(7)秦天:《利比亞民兵武裝組織》,載《國際研究參考》2014年第10期,第28-31頁。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Small Arms Survey, Working Paper No. 12, 2012; Wolfram Lacher “Social Cleavages and Armed Group Consolidation: The Case of Khalifa Haftar’s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 DOI: 10.1080/1057610X.2021.2013757; Joelle Rizk: “Exploring the Nexus Between Armed Groups and the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of Human Beings in the Central Sahel and Libya,”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DOI: 10.1080/1057610X.2021.2002687; Buyisile Ntaka and Lszló Csicsmann,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Statebuilding in the Arab Region: The Case of Post-Gaddafi Libya,”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4, 2021, pp. 629-649; Tim Eaton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Libyan Armed Groups Since 2014,” Chatham House, March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HHJ8001-Libya-RP-WEB-200316.pdf; Sara Merabti, “Ruling in the Name of the Revolution: The Local Grounding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in Western Libya,”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 No.1, 2019, pp. 89-114; Emadeddin Badi, “Exploring Armed Groups in Libya: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a Hybrid Environment,”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Sector Governance, 2020, https://www.dcaf.ch/ex￣plo￣ring-armed-groups-libya-perspectives-ssr-hybrid-environment, 上網時間:2022年8月14日。武裝團體間的斗爭引發社會撕裂、破壞公共安全秩序,嚴重阻礙國家統一。

盡管學界從部落和武裝團體的角度對后卡扎菲時代利比亞政治局勢已有深入研究,但已有文獻仍存在兩點不足:一是對城市這一次國家行為體關注不夠,二是對城市和部落、武裝團體間的區別與聯系展現不夠。事實上,城市行為體與部落和武裝團體既緊密相連,也有其獨特之處。相較于部落和武裝團體,城市行為體的獨特之處在于城市占有永久地理空間,能為其政治行為提供共同的政治身份想象和持續的物質保障。城市也總是和工商業緊密相連,工商業為城市帶來豐厚的物質基礎和高效的社會網絡,城市中的業緣是形成城市凝聚力和身份認同的又一要素。

誠然,以部落和部落主義為紐帶的社會網絡依然是很多利比亞人賴以獲得情感慰藉、安全保護、工作機會、物質財富的主要依托,部落長老等部落精英組成的各類委員會在基層民眾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人際關系的調節作用,但部落更多是一種基層社會組織,部落的定居化和城市化促使部落血緣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凝聚力內嵌于城市之中,構成城市社會網絡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城市身份認同的有機組成。城市不僅是社會共同體,還扮演著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功能。城市在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全、推動經濟發展、保障民生、提供政治參與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經歷長期城市化發展的利比亞是北非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8)數據來源:“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Population) — Libya,”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locations=LY,上網時間:2022年8月18日。城市已成為該國最重要的一類政治和社會組織結構,以城市地緣為紐帶的政治力量正成為重要的政治行為體。以城市為核心的地方認同,以城市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在利比亞政局發展中更為關鍵。利比亞動亂之后,國家權威暫時性喪失增強了城市等地方行為體的政治自主權,對中央政府的依賴度大大降低,城市開始承擔傳統上由中央政府承擔的資源集中、權威價值分配的政治組織功能。后卡扎菲時代興起的武裝團體,尤其是大型武裝團體往往依托于主要城市存在,同時服務于城市的政治目標。大部分有影響力的武裝團體是城市的武裝團體,城市為武裝團體提供合法性和物質支撐,武裝團體為保衛城市而戰。

利比亞重要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活動集中在該國十幾個主要城市。(9)John R. Allen et al., “Empowered Decentralization: A City Based Strategy for Rebuilding Liby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11,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2/Empowered-Decentralization.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0日。但米蘇拉塔和津坦兩座西部城市因其強大的武裝力量和在中央政府機構中的影響力而表現出對后卡扎菲時代利比亞政治進程的特殊影響力。在中央政府無法壟斷暴力的動蕩環境中,武裝力量的強弱是支撐城市進行政治角逐,左右政治議程和分配國家石油收入最重要的底層支撐。米蘇拉塔和津坦在推翻卡扎菲的內戰中形成了強大的武裝力量,受米蘇拉塔和津坦等城市控制的“革命旅”掌握著利比亞75%～85%經驗豐富的戰斗人員和武器。(10)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p.13.在中央政府層面,來自兩座城市的政治和軍事精英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目前,東西兩個政府總理(11)兩個政府及其首腦分別是: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民族統一政府(GNU)總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拜巴(Abdul Hamid Dbeibeh),2021年2月開始擔任總理。利東部國民代表大會于2022年2月推選的法西·巴沙加(Fathi Bashagha)。都來自米蘇拉塔,津坦軍事領導人歷來在西部政府內政部和國防部中擔任要職,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在國家政治中突出的影響力。后卡扎菲時代國家經濟收入依然依賴石油出口,米蘇拉塔和津坦因其政治和軍事影響力而對石油收入的分配享有較大話語權。甚至有學者將米蘇拉塔和津坦等重要西部城市比作“城邦”(city-state)。(12)Christian Caryl, “Islands in the Desert, The Problem, and the Promise, of Libya’s New City-state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4, 2013.

利比亞其它主要城市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并未體現出像米蘇拉塔和津坦這樣能夠成為獨立行為體的特點。首都的黎波里雖是利比亞首位城市,(13)首位城市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等級系中,規模最大且不成比例地大于其他城市的城市,該概念由地理學家馬克·杰佛森于1939年首次提出。但更像是各類地方勢力的聚合地和競逐空間。的黎波里城市內也存在四五支具有影響力的武裝團體(14)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Report, May 17, 2019.,但相互間的競爭遠大于合作, 難以統一起來代表的黎波里在國家層面為城市自身爭取利益,各類勢力的復雜存在使該城市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行為體。在東部,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和國民代表大會所在地托布魯克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影響力,但兩者都處于軍事強人哈夫塔爾的控制之下。相比于西部,東部在哈夫塔爾的控制之下呈現出更為濃厚的“地區主義”,單個城市的角色反而并不突出。在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是塞卜哈,但該城市一方面因相互敵對的多種族、多部落共居一市而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因缺乏強大的武裝力量而難以具有更廣泛的政治影響力。因此,本文選取米蘇拉塔和津坦這兩座后卡扎菲時代最具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的西部城市作為考察對象,分析城市行為體對后卡扎菲時代利比亞政局的影響。

二、 利比亞城市政治的觀念和組織基礎

分析米蘇拉塔和津坦為代表的利比亞城市在利比亞社會政治中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先要考察它們能否作為獨立的政治行為體。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中,行為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集團,只要其顯示出足夠的行為內聚性,便可被看成是一個單一的實體。(15)李金祥:《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 一種非國家行為體的視角》,北京:時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頁。具有自身特殊的身份和利益、一定的內聚力及穩定的組織形式,構成了行為體的重要特征。(16)陳岳:《國際政治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頁。

(一) 利比亞城市的身份認同和利益

2011年利比亞政權更迭改變了城市的地位、角色和權力體制。第一次內戰(17)本文中的利比亞第一次內戰特指2011年卡扎菲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力量之間的暴力沖突,下文“戰后”一詞特指第一次內戰后。相應地,第二次內戰指2014～2015年以哈夫塔爾為中心的東部武裝力量和以“利比亞黎明”為中心的西部武裝力量間的系列暴力沖突。第三次內戰指2019年4月哈夫塔爾利比亞國民軍發起的旨在攻克首都的黎波里的戰爭。后城市的身份更加突出,城市的利益進一步擴展,城市權力(18)城市權力指一座城市對其它城市、中央政府等行為體的影響力,而非指城市內部的權力結構。不斷擴張。實際上,利比亞始終存在著忠誠對象問題,國家不是唯一的忠誠對象,對城市、部落和家族的忠誠廣泛存在于國家內部。在利比亞,對城市、部落和家族的忠誠甚至要強于對國家的忠誠,這嚴重削弱了國家認同。(19)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104.利比亞城市有著根深蒂固的地方主義文化,市民有著強烈的城市身份認同。國家這一概念及其背后包涵的統一和秩序理念在利比亞人的記憶中是短暫的,起碼要短于城市的存在。伊德里斯王朝時期(1951～1969年),利比亞仍是一盤散沙,行政上依然延續著歷史上東西南三部分各自為政的局面?？ㄔ平y治的四十多年里,一個統一的利比亞國家概念才逐漸固定下來。因此,利比亞人想象一個城市共同體可能比想象一個國家共同體更為容易。對許多利比亞人來說,他們的身份和利益的視野往往只延伸到社區這一狹窄的范圍內。上述特點在第一次內戰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大多數武裝團體都圍繞一個部落或城市組成,大多數武裝團體的活動范圍都不超出自己特定的領土范圍。

城市獨特的身份認同和忠誠根植于市民獨特的歷史記憶。米蘇拉塔、津坦和拜尼沃利德等城市都將本城市的“光輝歷史”追溯到意大利殖民時期(1911～1933 年),將自己標榜為反抗殖民者的英雄,并產生獨特的歷史記憶和敘述。如被認為支持卡扎菲的拜尼沃利德人認為,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構成現代利比亞國家的領土一直被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沿海地區的“城邦”一直被來自地中海其他地方的征服者所統治。(20)Jonathan M. Winer, Origins of the Libyan Conflict and Options for Its Resolution, Middle East Institute Report, May 2019, https://www.mei.edu/sites/default/files/2019-05/Libya_Winer_May%202019%20update_0.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5日。作為內陸城市的拜尼沃利德視自己為抵抗慣于和外部勢力勾結的沿海城市的內陸城市的橋頭堡,第一次內戰是沿海城市在外國勢力的操縱下對內陸城市的又一次打壓。第一次內戰也賦予了利比亞城市新的身份——“革命城市”和“忠誠城市”?！案锩鞘小?如米蘇拉塔、津坦、班加西、托布魯克、扎維耶和柏柏爾城鎮等是反對卡扎菲的城市;“忠誠城市”,如蘇爾特、塔爾胡納、拜尼沃利德等是忠誠于卡扎菲的城市?！案锩鞘小迸c“忠誠城市”之間的裂痕和沖突構成了內戰后不久利比亞國內沖突的主要形式。在2014年后東西部的對峙中,蘇爾特、塔爾胡納和拜尼沃利德等不被西部信任的城市,成為哈夫塔爾聯盟的對象和進攻西部時極力爭取的對象。

城市共同的身份決定了第一次內戰時期和戰后政治進程中城市共同的政治目標和利益。第一次內戰期間,城市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衛本城市免遭卡扎菲政權的武力鎮壓,進而推翻卡扎菲政權。戰后,在圍繞國家最高權力斗爭中,城市的最低目標是自己不被排除在新的國家權力核心之外,保障本城市在新政權、新國家秩序中有足夠的代表和參與度。最高目標則是由本城市主導國家最高權力。這一點在第一次內戰后歷次政治和談、新政府構成等方面體現得較為明顯,無論是和談代表還是新政府關鍵職位都是以城市和地區為基礎進行分配。城市和地區代表在和談及政府機構中盡力維護本城市和地區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城市內部也有政治派系分歧,但這些團體始終擁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即在政治和經濟上保障本城市在國家重建中的地位。(21)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Report, May 2019, p. 27, https://www.ispionline.it/sites/default/files/pubblicazioni/ispi_analysis_libya_pack_may_2019_0.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5日。

(二) 利比亞城市的內聚力

較強的城市內聚力是維系城市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基本要素。據滕尼斯對共同體的研究,城市能否成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共同體與其所處的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政治權力關系有關。(2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91頁。在特定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下,城市可以成為擁有共同傳統、共同利益、共同身份認同和共同政治目的內聚性實體。利比亞城市在2011年內戰及戰后政治進程中表現出較強的內聚力。這種內聚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該城市由傳統價值觀、城市內血緣、業緣關系網絡等凝結成的固有社會聯系;二是自2011年內戰以來持續的暴力沖突進一步加強了城市固有內聚力。

利比亞西部城市固有內聚力首先來源于城市內部對部落等傳統組織及其價值觀的保留、由血緣、業緣等紐帶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滕尼斯認為城市能否成為共同體與城市規模有關,認為共同體只能在小范圍內自然形成,工業革命前的早期城市中還保留著一些共同體的生活方式的特征,而當城市發展為大城市時,這種特征就完全消失了。(23)同上,第92頁。利比亞城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城市規模相對較小,除首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是人口百萬級別的城市外,其它城市主要是人口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中小型城市。這些中小城市基本上還是“熟人社會”,市民間有著較為緊密的社會聯系。利比亞城市的部落血緣影響依然存在,血緣家庭關系依然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紐帶,而且城市內部地緣和血緣相互捆綁,特定的部落生活在特定的區域內。個人對家庭組織、家族勢力有很強的依附性。利比亞城市化雖然推進較快,但傳統與現代的割裂并不十分嚴重,城市仍然保留著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一個特定的共同體通常有共享的觀念和文化,從而形成和支撐成員的行為規范。(24)褚松燕:《個體與共同體——公民資格的演變及其意義》,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如很多城市仍然設有由長者、智者、宗教人士和達官貴人等組成的非正式社會協商機構“調節委員會”,發揮著部落首領的作用。同時,人們也基于職業分工、行業利益等形成“工會”等特殊的業緣團體。滕尼斯認為因共同工作而產生的友誼也是形成共同體思想的來源之一,城市是這種紐帶經常聯合和維系的最佳空間。(25)[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第67頁。市民能夠通過家族、部落等傳統關系網絡聯合成一個整體。2011年內戰爆發之初,利比亞西部城市的革命武裝幾乎都是熟人相互聯絡建立起來的小團體,小的武裝團體不斷合并成較大的軍事組織。

城市凝聚力不僅源于其固有特征,也是與外部力量進行集體斗爭的結果。2011年以來的歷次暴力沖突和對外斗爭加強了城市的內聚力。市民因共同備戰、共同作戰而凝聚到一起,聯合起來尋求勝利,獲得安全,形成戰斗共同體。2011年以來,大多數利比亞城市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沖擊。以米蘇拉塔為例,2011年遭受了卡扎菲最血腥、最漫長的圍攻,2014年與津坦武裝爆發沖突,2016年打擊崛起的“伊斯蘭國”以及2019年抵御哈夫塔爾的攻擊,其間還多次爆發小規模沖突。米蘇拉塔人所遭受的共同創傷和勝利成為米蘇拉塔個人和集體敘事的核心原則。(26)Brian McQuinn, “History’s Warriors: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Battalions in Misrat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0.暴力沖突對社會結構、網絡關系、邊界和身份具有變革性影響。比如,暴力會激活社會邊界,敵對雙方用城市、部落等社會組織類別來定義對方,這種定義在互動過程中會不斷自我加強甚至極化。(27)Collins, Randall, “C-Escalation and D-Escalation: A Theory of the Time-Dynamics of Confli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7, No. 1, 2012, p. 5.持續的戰爭催生了由強大的集體認同所支撐、由強大的精英所領導、具有凝聚力、社會嵌入的力量,進一步增強對城市身份的認同、自豪感和內聚力,促使經歷炮火洗禮的城市成為更有能力、更獨立的政治行為體。戰后,米蘇拉塔等城市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價值觀——革命價值觀。戰后歷次沖突中,“保衛革命果實”是米蘇拉塔和津坦等城市常用的政治宣傳和動員口號。

(三) 利比亞城市的組織者和組織形式

城市的行為最終還是城市中人的行為。最能代表城市行為的是“城市精英”及他們組建的各類城市管理組織。利比亞城市精英既包括部落首領、宗教長老、望族家長、商人領袖和武裝團體領導人等傳統精英,也包括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如知名律師、教師、醫生等行業精英。他們中的政治精英及其組成的政治組織往往代表著城市的施動者。

城市政治精英的行為代表城市的意志,而非僅僅個人的意志,他們尋求的是整個城市的利益,而非僅僅是個人利益。對于城市精英而言,他們追求個人政治目標,對外尋找聯盟的行為可能會導致內部分歧,但跨越政治的城市社會關系會對他們的行為形成強制約。(28)Wolfram Lacher, Libya’s Fragment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I.B. Tauris, 2020, p. 161.這是因為,城市精英的威望和權力基礎來自于他們宣稱代表城市的民眾和利益。城市精英對城市利益的背叛意味著其群眾基礎的丟失和政治前途的覆滅。他們行為的底線是不能損害本城市的利益。城市精英機會主義傾向越明顯,在本城市能夠獲得的支持就會越少,這顯然不利于在國家層面的政治角逐。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精英網絡。由精英們構成的城市管理組織是將不同網絡連接在一起的組織保障。在米蘇拉塔和津坦,一般有三類城市管理組織。一是基于民眾選舉和以“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為核心的市政官僚體系,盡管市政部門許多官員的任命仍需中央層面授權,但由于當前利比亞中央政府過于軟弱,地方官僚體系人員任命幾乎在地方層面掌控中。二是由軍事部門和安全部門組成的城市“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是第一次內戰期間及戰后混亂的安全秩序促成的特殊臨時性組織。雖然在有些城市軍事委員會的權力要遠大于市政官員的權力,但隨著國家重建進程加快,戰爭威脅減少,國家逐步正?；?軍事委員會的重要性也會逐步下降。三是城市長者和名人組成的協商和調解機構“智者委員會”。該機構通常是顧問機構,或為政治精英出謀劃策,或承擔著調解城市內部矛盾沖突的重任,在米蘇拉塔和津坦當地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獨特的身份認同、共同的利益認知、強有力的城市內聚力以及明確的城市施動者,都是保障城市能夠作為一類行為體的基礎要素。這些要素在城市權力的加持下,賦予城市更高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三、 利比亞城市政治的現實權力基礎

城市作為獨立的政治行為體不僅需要身份認同和利益認知等觀念層面的支撐,更需要一定的政治、安全和經濟權力支撐。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強大的城市武裝力量、依托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城市內聚力、對特定“領土”范圍內經濟和安全秩序的控制以及與外部勢力的緊密聯系是米蘇拉塔和津坦等城市在革命后政治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地方權力中心的現實權力基礎。(29)Ibid., p. 12.

(一) 地理因素是米蘇拉塔和津坦崛起的有利因素

革命后米蘇拉塔和津坦崛起成為有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的城市,這與兩座城市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不無關系。它們要么靠近邊境、海岸,便于與外界聯系,接受外界物資,要么所在地理環境復雜,易守難攻,便于保存實力。

米蘇拉塔是利比亞第三大城市,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城市,利用作為港口城市的地理優勢發展地中海貿易,積累了大量資本和深厚的國內外商業網絡。米蘇拉塔歷來都是利比亞與海外貿易、溝通內地,連接東西南三部分的重鎮,(30)Ronald Bruce St Joh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 2006, p. 168.以其商業活動而聞名。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國內外商業網絡成為米蘇拉塔在 2011年能夠挺過卡扎菲政府圍攻并進行反攻的重要因素。米蘇拉塔的資本支持建立和維持了其主要武裝力量。第一次內戰后,米蘇拉塔將這些優勢以及在內戰中獲得的資本轉換為政治力量,爭奪國家最高權力和國家資源。一個突出的例證是,一批顯赫的米蘇拉塔商人兼政治家領袖在革命后的利比亞政壇崛起。(31)如在2016年4月至2021年3月擔任過渡民族團結政府副總理的艾哈邁德·邁阿提克(Ahmed Maiteeq),自2021年3月開始擔任過渡民族統一政府總理的德貝巴(Abdelhamid Dabaiba)和2022年2月單方面宣布代替德貝巴的位于利比亞東部的政府總理巴沙加(Fathi Bashagha)等。

位于納福薩山地區的津坦是繼米蘇拉塔之后西部地區的第二大革命堡壘。(32)Emilie Combaz, Key Actors, Dynamics and Issues of Libyan Political Economy, Helpdesk Research Report, April 2014, p. 6.津坦因特殊的地理優勢而在第一次內戰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里海拔較高、地形復雜,擁有天然地理屏障,周圍還有其他小城鎮拱衛。無論是2011年卡扎菲向納福薩山地區推進,還是2014年米蘇拉塔企圖進攻津坦,都必須考慮津坦易守難攻的山地地形。津坦距離首都的黎波里和突尼斯邊境都較近,這意味著戰爭中津坦更容易與外部保持陸地聯系和貨物轉運,而且能夠迅速抵達首都郊區。2011年政府軍在納福薩山地區舉步維艱,山區成為革命者的大后方,來自東部以及外國的援助源源不斷地從突尼斯邊境進入利比亞,津坦成為戰爭物資的重要儲存地,并在給西部前線分配物資方面擁有發言權。第一次內戰后,津坦不斷將其革命資本轉化為爭奪國家權力的武器,獲得了超過其人口規模的政治影響力。

(二) 排他性“領土”占有是城市獲得權力的基礎因素

與利比亞部落相比,城市最大的優勢在于能夠控制特定的地理空間。20世紀70年代前,部落也曾占有特定土地。但1969年后,利比亞革命確定的發展農業目標之一是摧毀部落土地所有制,實現社會主義。部落深度參與社會治理,壟斷著土地和水源,利比亞政府通過在沙漠地區建立村社和實施生產計劃,打破部落壟斷,實現地區間平衡發展。(33)韓志斌:《利比亞伊斯蘭社會主義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頁。至1970年代后期,部落已經逐漸失去經濟自主權,石油租金分配已取代畜牧業成為國家經濟基礎,國家也不再需要稅收,以血緣為紐帶的部落組織形式遭到嚴重侵蝕。部落聲稱對“領土”擁有“主權”已不再可能。

在戰時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領土”控制和國家機構接管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為積累權力和財富提供了機會。因此,第一次內戰后城市對周邊“領土”即機場、港口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是利比亞沖突邏輯的組成部分。各城市間,尤其是敵對城市間廣設哨卡,居民穿越敵對城市領地可能會有生命危險。例如,2012年米蘇拉塔對拜尼沃利德的戰爭起因之一,就是拜尼沃利德扣押了幾個途徑該城市的米蘇拉塔人。機場和港口作為貨物進出口的節點具有戰略價值。2013年,津坦人控制了的黎波里唯一能運行的米蒂加機場后,津坦人的政治對手幾乎無法通過機場旅行。(34)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Small Arms Survey Briefing Paper, June 2018.這是導致后來津坦人被驅逐出機場和首都的因素之一。第一次內戰后,部分城市以武裝力量為后盾,與周圍城市爆發暴力沖突,奪取可耕種的農業用地等有價值的“領土”。(35)Wolfram Lacher and Ahmed Labnouj, “Factionalism Resurgent: The War in the Jabal Nafus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0.在納福薩山地區尤為明顯,津坦和柏柏爾城鎮依靠在內戰中積累起來的武裝力量不斷向南擴張。(36)Ibid., p. 278津坦的軍事擴張主義是造成革命后納福薩山地區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津坦部落和馬莎夏(Mashasha)部落之間歷史上存在分歧,革命后混亂的安全環境使更強大的津坦有機會控制馬莎夏部落的土地和水資源。(37)“Barred from Their Homes: The Continued Displacement and Persecution of Tawarghas and Other Communities in Libya,”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libya/barred-their-homes-continued-displacement-and-persecution-tawarghas-and-other,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3日。同時,柏柏爾城鎮的勢力也在南移,與南方的城鎮和部落結盟,黨同伐異。部分柏柏爾城鎮如哈瓦米德(Hawamid)、卡巴(Kabaw)和阿拉伯城鎮希岸(Si’an)和巴德爾(Badr)等因爭奪農業土地多次爆發沖突。(38)Abigail Corey and Esra Elbakoush, “Amid Libyan Crisis, Two Hostile Towns Build a Basis for Peace,” USIP, June 2020 , https://www.usip.org/blog/2020/06/amid-libyan-crisis-two-hos￣tile-towns-build-basis-peace,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8日。因此,與戰后利比亞中央權威衰落相對的是,城市等非國家行為體對“領土”的排他性占領、對邊境的實質性管控,以及在此基礎上對各類資源的爭奪。

(三) 武裝獨立是城市保持獨立性最重要的保障

第一次內戰后,利比亞非國家武裝團體作用非常突出。城市以武裝力量為后盾,對內控制“領土”內安全秩序,代替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對外與其它城市競合,形塑利比亞國家安全形勢。

戰后城市武裝力量的形成仍需追溯到第一次內戰期間。隨著反抗卡扎菲政府的起義在各城市爆發,米蘇拉塔、津坦和班加西等城市迅速建立起所謂“軍事委員會”來指揮反對現政權的戰斗,確保必需品的供應。這種模式很快在全國城市中得到復制,(39)“Holding Libya Toge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fter Qadhafi,”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1,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holding-lib￣ya-together-security-challenges-after-qadhafi,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0日。短短數月內各類武裝團體持續涌現,最多時達到數百個,在國家層面有影響力的武裝團體不下數十個。游行示威者通過聯絡其他城鎮革命力量,奪取政府軍火庫,積極對外聯系取得外援等方式形成了本城鎮的軍事力量。大多數在昔蘭尼加以外組建的革命武裝力量的最初目標是保護當地社區的小股武裝力量,最終發展成為成熟的武裝團體。(40)Wolfram Lacher, “Fault Lines of the Revolution: Political Actors, Camps and Conflicts in the New Libya,” SWP Research Paper, May 2013,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3_RP04_lac.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5日。在的黎波里,卡扎菲部隊撤退后的幾天里,出現了幾十個軍事委員會。(41)“Holding Libya Toge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fter Qadhafi,”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1, p. 17.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ho￣ld￣ing-libya-together-security-challenges-after-qadhafi,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0日。這些委員會很快成為“革命”的關鍵利益相關者,并成為當前分散權力結構的雛形。(42)Mattia Toaldo, “Decentralising Authoritarianism?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he New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Involution of Post-Qadhafi Libya,”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 27, No. 1, 2016, p. 42.戰后武裝力量地方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過渡委員會”(NTC)等歷屆中央政府都未能成功解散地方武裝力量,重建國家安全機構。戰后,大多數武裝團體不愿放棄新獲得的武器和獨立性,(43)Roland Friedrich and Francesca Jannotti Pecci, “Libya: Unforeseen Complexities,” in Paul R. Williams and Rebecca I. Grazier,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Post-conflict State Building,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p. 125.武裝團體都在嘗試通過模仿正規軍隊的組織實現自我正規化和制度化。它們成為城市和地區內公共安全的提供者和秩序塑造者。

戰后有影響力的武裝團體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城市性和地方性。大部分利比亞武裝團體基于地理分布,與特定城鎮或地區相聯系,依靠城市存在,是城市政治力量的延伸,城市社區為武裝力量提供至關重要的人力、財力和后勤支持。根據麥奎因(McQuinn)的分類,(44)將利比亞武裝團體分為四類:一是根植于當地社會,受城市政權影響和支配的革命部隊;二是游離于當地城市政權之外,不受節制的非正規革命部隊;三是革命后興起的不受城市政權控制的隊伍;四是犯罪團伙、極端組織等構成的民兵。不受城市控制的“民兵”只占利比亞武裝團體的2%左右。(45)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p. 32.最重要的武裝力量圍繞六個主要城市或地區形成和活動,即的黎波里、津坦、米蘇拉塔、利比亞中部(包括蘇爾特和朱弗拉)、利比亞南部和利比亞東部(包括班加西、邁爾季、蘇克納、托布魯克、艾季達比耶和德爾納)。幾乎每個武裝團體領導都帶有強烈的地方特色。革命部隊指揮官往往表現出對家族、社區和城市領袖的忠誠。武裝組織領導人無法僅僅依據自身的最大利益和風險得失來靈活反映和調整自己的政策,(46)Wolfram Lacher, “Social Cleavages and Armed Group Consolidation: The Case of Khalifa Haftar’s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 DOI: 10.1080/10576￣10X.2021.2013757.他們必須和當地政治領導、商業精英、家族長老等進行復雜、非正式的談判和協商,共同作出決策。(47)Wolfram Lacher, Libya’s Fragment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Violent Conflict, p. 104.基于城市的武裝力量除了保護本城市的安全,捍衛本城市的利益外,很少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議程。因此,就權力和影響力而言,利比亞城市之間的互動更具決定性意義。就津坦和米蘇拉塔而言,它們的武裝力量是西部地區最強大的兩支軍事力量,為兩座城市在國家層面爭奪權力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四) 對經濟的有力控制是城市長期保持獨立性的關鍵因素

第一次內戰后,城市等地方權力中心加強了對國家經濟的控制。各類經濟資源是地方權力中心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爭奪的主要對象。戰前利比亞主要依賴石油經濟,石油收入占政府財政收入的90%。勞動力就業也主要在高度依賴石油收入的公共部門。目前,利比亞國家收入依然依賴石油出口。戰后武裝沖突和暴力犯罪使石油行業乃至整個國家經濟出現重大混亂,石油被高度武器化。(48)Richard Baltrop, “Oil and Gas in a New Libyan Era: Conflict and Continuity,”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February 2019,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9/02/Oil-and-Gas-in-a-New-Libyan-EraConflict-and-Continuity-MEP-22.pdf, 上網時間:2022年8月25日。缺乏經濟來源而擁有武裝部隊的地方權力中心對石油基礎設施、石油收入和石油經濟的占領成為各派勢力斗爭的主線之一。對立派別之間爭奪對石油設施和國家石油公司(NOC)的實際控制權。(49)Ibid.各城市都在盡可能多地搶占石油資源,通過財政劃撥和為武裝團體支付工資等形式瓜分石油收入。

石油收入并非地方權力中心唯一的經濟來源?？刂谱咚浇灰?、經營黑市以及稅收也是權力爭奪的一部分。走私經濟歷來是利比亞某些區域非正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納福薩山區—突尼斯邊境走私、東部托布魯克—埃及邊境走私、薩布拉塔石油走私、南部邊境走私等都是利比亞走私貿易發達的地方?？ㄔ茣r代的利比亞雖然也存在走私和人口販運等犯罪活動,但整體可控。革命后,隨著國家軍隊和安全部隊的瓦解,燃料、毒品甚至是人口等走私經濟在利比亞部分城市越發猖獗。城市為這些非法經濟活動提供便利和庇護,甚至從中獲益。如在突尼斯邊境,革命前努瓦里(Nuwail)和希岸兩個城鎮控制著對突尼斯的走私。革命后,柏柏爾城鎮納魯特利用他們對過境點的控制與努瓦里和希岸爭奪走私貿易份額。日益猖獗的邊境走私也引起了津坦人的興趣。2012年8月,利比亞國防部長津坦人烏薩馬將納魯特至加達梅斯邊界的邊境管轄權授予津坦部隊。(50)Wolfram Lacher, Ahmed Labnouj, “Factionalism Resurgent: The War in the Jabal Nafus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1.費贊地區的經濟幾乎完全依賴于與南部鄰國的合法和非法貿易?？缛龉咚铰肪€已從合法商品的非正式貿易通道演變為武器、毒品、燃料、假冒香煙和人口走私的渠道。2016年,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地中海的陸路為走私者和販運者創造了高達15億美元的收入。(51)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Global Study on Smuggling of Migrants, 2018.祖瓦拉、扎維亞和薩布拉塔等沿海城市,深度參與海上和陸上石油等多種形式在內的走私經濟,每年從中賺取數億美元收入。

稅收是地方權力中心創收的另一種途徑。戰前的利比亞,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很少將稅收作為財政來源途徑。戰后利比亞石油收入下降,城市財政更為拮據。稅收作為一種“開源”的方法在地方層面開始實施。2014年以來,貝達市議會一直努力確保從地方稅收、甚至市政警衛和交通警察的罰款中獲得地方收入。茲利滕市是利比亞最大的兩家國有水泥廠所在地,市政府對購買水泥者征稅。在部分城市,當地武裝團體向當地市場或企業“征稅”以換取“安全”。在首都的黎波里的阿布斯利姆區,市議會對市場交易商和企業征稅,“收益”被重新投資于公共工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保護已經常規化和制度化。部分城市從戰時經濟產生的可觀收入中受益。戰時經濟中的激勵制度已成為其持續存在的原因,阻礙了國家權力在地方和國家層面的重新確立。

總之,革命后利比亞的政治秩序不再是中央—地方的等級秩序,而是以多個主要城市為中心的平行秩序。城市等地方權力中心形成了倒置的等級秩序,從中央提取它們想要的東西。(52)Philippe Droz-Vincent, “Competitive Statehood in Libya: Governing Differently a Specific Setting or Deconstructing Its Weak Sovereign State with a Fateful Drift Toward Chaos?,”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 29, No. 3, 2018, p. 442.

四、 西部城市競合與利比亞政局的演化邏輯

2011年第一次內戰后,利比亞又爆發了兩次內戰,國家機構多次分裂。宏觀上看,利比亞的分裂呈現出東部和西部兩大地區間的巨大張力;但在地區內部,尤其在西部,既不受制于中央政府,也不相互統屬的城市在戰略條件不斷變化的戰后環境中爭權奪利對利比亞政治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戰后十多年利比亞政局的演變無不與米蘇拉塔、津坦等城市力量的此消彼長、相互競合有關。城市間關系直接影響到沖突爆發與否,中央政府統一與否。

(一) 西部城市間競爭是導致第二次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

2011年內戰爆發后不久,反對派力量便于3月成立了主要由東部地區代表、前政府叛逃高官和流亡人士組成的臨時中央權力機構——“全國過渡委員會”。該委員會并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基礎,其權威很大程度上只來自國際社會的承認。在地區內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米蘇拉塔和津坦等地方武裝力量才是利比亞的實權派。同為革命堡壘的米蘇拉塔和津坦在戰后并未攜手重建利比亞,而是為各自城市利益發生摩擦乃至暴力沖突,成為2014年內戰爆發的推動因素之一。

2011年8月至2014年2月這段相對穩定的過渡期內,利比亞逐漸發展出兩組矛盾。一是米蘇拉塔和津坦之間的矛盾。(53)第二次內戰前較大的津坦武裝有三支,卡阿卡旅(Qa’qa’ Brigade)、薩瓦克旅(Sawaeq Brigade)和烏薩馬·朱瓦里領導的軍事委員會?？ò⒖煤退_瓦克旅與哈夫塔爾關系密切,哈夫塔爾還任命了一名津坦軍官擔任其利比亞西部指揮官。烏薩馬領導的津塔武裝和哈夫塔爾保持距離。2011年8月隨著米蘇拉塔和津坦等革命力量進入的黎波里,它們開始在國家機構內外拓展影響力。津坦尋求與其力量不相稱的政治權力和地位遭到米蘇拉塔的反對。二是來自米蘇拉塔的革命強硬派(54)如米蘇拉塔國民議會成員阿卜杜拉赫曼·蘇維赫利(Abderrahman Sweihli)和薩拉赫·巴迪(Salah Badi)。聯合其它城市的強硬派及伊斯蘭主義者與圍繞在哈夫塔爾周圍的世俗主義者、前政府高官及東部地區自治運動者的矛盾。米蘇拉塔最終和班加西地區哈夫塔爾的打擊對象班加西革命者協商委員會(BRSC)等伊斯蘭武裝分子結成事實上的聯盟,津坦則和哈夫塔爾領導的各派系結成戰術聯盟,由此形成了2014年內戰中的兩大松散聯盟。米蘇拉塔發動“利比亞黎明”行動打擊津坦武裝等“反革命力量”,保衛革命果實,哈夫塔爾發動“尊嚴行動”反擊伊斯蘭主義者和恐怖組織。

米蘇拉塔革命強硬派主導的《政治隔離法》引發了國民議會內部的第一次嚴重分裂和政治格局的深遠變化?！墩胃綦x法》的通過意味著前全國力量聯盟(NFA)成員、部分津坦領導人和哈夫塔爾等人被邊緣化甚至會被追究法律責任。津坦力量在國民議會中被削弱,津坦和米蘇拉塔間的沖突開始螺旋式上升。(55)如2013年6月津塔部隊襲擊了位于的黎波里的愛國陣線總部。2013年10月,一個隸屬于利比亞革命行動室(LROR)的米蘇拉塔武裝組織綁架了總理扎伊丹,導致扎伊丹在的黎波里不斷升級的控制權斗爭中站在津坦一邊。與此同時,班加西局勢也在不斷惡化。2014年2月,哈夫塔爾宣布,不再承認國民議會和《憲法宣言》,并要求將權力移交給總統委員會,三個月后發動“尊嚴行動”,在班加西等東部城市清除他所稱的以班加西革命者協商委員會為代表的極端分子。該組織許多領導人出身于與米蘇拉塔有廣泛社會聯系的班加西家庭。班加西革命者協商委員會依靠米蘇拉塔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取西部的資金、武器甚至士兵。哈夫塔爾與班加西當地部落阿瓦齊爾(Awaqir)結盟,該部落公開宣稱要將所有“米蘇拉塔人”(56)班加西當地很多家庭與米蘇拉塔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聯系。班加西當地部落認為這些家庭并不是真正的班加西人。趕出班加西。同月,津坦武裝卡阿卡旅(Qa’qa’ Brigade)和薩瓦克旅(Sawaeq Brigade)襲擊了國民議會,促使米蘇拉塔武裝再次返回的黎波里,與津坦當地武裝發生重大沖突。

2014年6月,國民議會再次舉行選舉,但選民參與率僅為2012年的三分之一。到選舉前夕,雙方零散的沖突發展為全國性對抗,暴力取代了國家政治進程。7月7日,選舉結果公布,伊斯蘭主義者和米蘇拉塔勢力在新議會中的議席占有率大幅下降,引發的黎波里西部又一輪大規模沖突。7月13日,以米蘇拉塔為首的武裝力量襲擊了卡阿卡旅和蘇瓦克旅在的黎波里的基地及其控制的戰略要地米蒂加機場,這場戰役迫使津坦人團結一致。津坦人認為,這并不是針對卡阿卡旅和蘇瓦克旅的襲擊,而是對整個城市的戰爭。隨后,多數大型米蘇拉塔部隊加入打擊津坦武裝的“利比亞黎明”(57)大多數直接參與發動利比亞黎明的人物都是當地民兵領導人,而不是國家級的政治戰略家——巴沙加除外?！袄葋喞杳鳌毙袆拥暮诵氖且粋€主要由伊斯蘭民兵組織領導人組成的網絡,但組成此次行動軍事重量級人物的米蘇拉塔部隊的領導層與該網絡是分離的。行動,國家陷入全面內戰。8月4日,新選舉的國民代表大會(HoR)在東部托布魯克召開首屆會議,繼續保留薩尼政府。米蘇拉塔及西部其它有影響力的城市代表均抵制此次會議。8月底,米蘇拉塔將津坦武裝完全趕出米蒂加機場和的黎波里。同月,西部革命強硬派代表在的黎波里重新召開國民議會,委托奧馬爾·哈西(Omar al-Hassi)組建政府,否認國民代表大會合法性。至此,利比亞國家機構第一次一分為二,出現兩個平行的政府和議會。

(二) 西部城市力量缺席導致民族團結政府缺乏權力基礎

2014年下半年,米蘇拉塔武裝一方面在納福薩山區與津坦武裝周旋,另一方面向東部推進。2015年2月開始,米蘇拉塔內部溫和派尋求與津坦武裝及哈夫塔爾武裝和談。3月底,米蘇拉塔武裝撤出錫德拉灣(As Sidr)地區,停止向東推進。4月,米蘇拉塔最大的兩支武裝海勒卜斯營(Halbus Battalion)和馬赫朱卜營(Mahjub Battalion)公開主張全面?；?。同時,聯合國積極推動雙方接觸,最終于2015年12月組建民族團結政府(GNA),但該政府的缺陷在于缺乏權力基礎,如同先前的“全國過渡委員會”一樣,其最大的資本是國際社會的承認,但未獲得兩大正式機構國民議會和國民代表大會中任何一方的支持和批準。所謂《利比亞政治協議》(LibyanPoliticalAgreement) 只是兩個議會中部分議員以個人身份簽署,許多實權派機構如米蘇拉塔軍事委員會、津坦軍事委員會等并未明確表示支持該政府。換言之,民族團結政府只是聯合國議程強行拼湊的機構,缺乏統一全國的權力基礎。對民族團結政府的承認與否又引發了東西部政治勢力新的分裂,兩方內部都出現了支持和反對該政府的派系。

民族團結政府組建后西部地區局勢出現兩個特點。其一,中央政府依舊軟弱,受到部分的黎波里民兵組織保護才得以在的黎波里立足,但米蘇拉塔、津坦和哈夫塔爾武裝等最強大的政治勢力幾乎都游離在民族團結政府之外。其二,西部城市內部分歧開始明顯化。米蘇拉塔內部分為,以巴沙加為代表的溫和派主張與東部和民族團結政府接觸,與以阿卜杜拉赫曼·蘇維赫利和薩利赫·巴迪為代表的與伊斯蘭主義者聯系緊密的革命強硬派拒絕談判。盡管在政治上分為溫和派和強硬派,但這些團體在社會層面的聯系依舊緊密,它們有共同的政治目標,即在政治和經濟上保持米蘇拉塔的地位。(58)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May 17, 2019,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kingdom-militias-libyas-second-war-post-qa￣dhafi-succession-23121, 上網時間:2022年9月1日。津坦也是如此,盡管津坦也分為烏薩馬領導的主張支持西部政府的軍事委員會一派和哈立德·阿米安尼(Khaled al-Amiani)領導的對米蘇拉塔態度強硬的一派。盡管如此,津坦仍然是利比亞最統一、最有凝聚力的城市。(59)Buyisile Ntaka and Lszló Csicsmann,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Arab Region: The Case of Post-Gaddafi Liby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4, 2021, p. 635.

(三) 西部城市力量相對弱化是第三次內戰爆發的關鍵因素

自民族團結政府成立至第三次內戰爆發,利比亞政治僵局持續了數年。其間,在預期無法用武力迫使對手屈服的情況下,各派更傾向于維持現狀并從中受益,同時加強在中央層面對石油收入等國家資源的爭奪。此間,東、西部力量消長發生變化。西部陷于派系斗爭,東部哈夫塔爾從經濟、安全和領土控制等領域全面加強實力。相對實力不斷強化增加了哈夫塔爾以武力取勝的預期,最終導致哈夫塔爾發起了第三次內戰。

民族團結政府入駐的黎波里后,西部陷于派系斗爭。第二次內戰后,的黎波里民兵組織不斷壯大。2016年年中至2017年5月,它們將其它對手逐出首都,在國家機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形成數個民兵卡特爾。(60)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Small Arms Survey Briefing Report, June 2018, p. 9.民兵組織將首都分割占領,對政府機構肆意敲詐勒索,嚴重阻礙民族團結政府正常運行。(61)2012年,首都的黎波里有多達30個有影響力的武裝團體,經過數年的分化重組后,至2017年中,有四個主要民兵組織控制著的黎波里,即是黎波里革命旅(Tripoli Revolutionaries Brigade)、納瓦西旅(Nawasi Brigade)、特種威懾部隊(Special Deterrent Forces)以及阿布·斯利姆中央安全部隊(Abu Slim Central Security Unit)。詳見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p .9。此外,的黎波里還有少量米蘇拉塔武裝,如301旅。但一般認為,該旅的領導層來自米蘇拉塔,士兵則來自其它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米蘇拉塔武裝。米蘇拉塔和津坦大部分武裝力量退回各自城市,在的黎波里的影響力有所下降。從2017年底開始,米蘇拉塔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對的黎波里民兵組織對國家機構的控制感到不滿,部分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聯合其它城市力量多次企圖攻入的黎波里,驅趕首都民兵。2018年8月,雙方在首都南郊爆發持續時間長達一個月的大規模沖突。津坦軍事領導人烏薩馬趁機將部隊部署到的黎波里西部近郊。利比亞西部和南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變得更加支離破碎。

同時,哈夫塔爾從各方面加強實力,在東部建立了較為統一的中央集權權力架構。政治方面,哈夫塔爾與國民代表大會、當地部落、城市精英、薩拉菲派宗教精英結成聯盟,盡可能擴大政治基礎。安全方面,自2014年至2019年2月,哈夫塔爾完全控制德爾納,逐步清除伊斯蘭武裝組織。經濟方面,哈夫塔爾控制中東部地區油田和碼頭,獲得與西部政府以及國家石油公司談判的籌碼,進而獲得穩定的預算。此外,哈夫塔爾軍隊還通過“特許經營”壟斷東部貿易,獲得資金。(62)Tim Eaton, The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A Network Analysis of Haftar’s Military Alliance,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une 2021, p. 20.社會治理方面,哈夫塔爾實施軍事統治,深化與薩拉菲派的合作,加強對東部社會的控制。軍事方面,哈夫塔爾的部隊從米蘇拉塔手中接管了塔曼漢特和朱夫拉空軍基地,進一步鞏固了戰略地位。對外關系方面,哈夫塔爾不僅鞏固了與俄羅斯、埃及和阿聯酋等國的關系,在控制了中東部油田后,西方國家也在重新評估哈夫塔爾統一利比亞的可能性。西部持續分裂和東部哈夫塔爾綜合實力提升極大地改變了第二次內戰后形成的東西部力量平衡。2019年4月,哈夫塔爾對的黎波里發動突襲,第三次內戰爆發。共同的威脅很快促使米蘇拉塔、的黎波里民兵組織、津坦主要武裝(63)部分有薩拉菲主義傾向的津坦武裝支持哈夫塔爾對西部的進攻。、柏柏爾城鎮、扎維耶等西部重要城市和武裝力量迅速團結起來,共同御敵。(64)Wolfram Lacher, “Think Libya’s Warring Factions Are Only in It for the Money? Think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4/10/think-libyas-warringfactions-are-only-it-money-think-again/?utm_term=.4a4f1caa72c2, 上網時間:2022年9月5日。

(四) 城市精英分化直接導致國家機構再次分裂

西部城鎮的團結、國家石油收入的驟減和土耳其的支援使哈夫塔爾攻克的黎波里的目標落空,此次軍事對抗在2020年6月后陷入僵局。在由雙方軍事領導人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65)又稱“5+5委員會”,是東西部各出5名軍事代表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最初是柏林進程三大框架之一,2020年10月負責監督?；饏f議的執行,現在仍然是利比亞東西方政治進程的溝通平臺之一。的主導下,雙方于10月達成?；饏f議。幾周后,聯合國推動各方在利比亞政治對話論壇(LPDF)框架下談判,最終于2021年2月由論壇選舉出新一屆政府機構——總統委員會和新總理,并在同年12月24日舉行大選。3月,新總理德貝巴組建2014年8月以來第一個東西部統一的政府——民族統一政府(GNU)。新的國家機構依舊由地方代表按一定比例構成,三名總統委員會委員分別代表利比亞西部、東部和南部。德貝巴政府的關鍵職位則由不同城市代表瓜分。(66)Wolfram Lacher, Libya’s Flawed Unity Government: A Semblance of Compromise Obscures Old and New Rifts, SWP Comment, April 29, 2021, p. 3.

原定于2021年12月舉行的總統和議會選舉由于缺乏足夠的政治和解和信任以及各種內外力量的復雜矛盾最終流產。2022年2月,利比亞東部國民代表大會單方面宣布推舉巴沙加為總理,要求西部民族統一政府總理德貝巴下臺。德貝巴拒不讓位,堅持繼續執政,直到選出代表全體國民意愿的民選政府。東西方新的分裂再次出現,利比亞又一次出現兩個平行政府競爭合法性的局面。

從整體上看,此次競爭雖仍在東西對峙的框架內,但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方面,米蘇拉塔城市精英的角色更加突出。作為革命后最強大的地方權力中心,米蘇拉塔城市精英在歷次沖突和歷任過渡中央政府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德貝巴和巴沙加在東西部政府中的地位凸顯出米蘇拉塔城市精英中的實權派在國家層面從幕后走到臺前。德貝巴和巴沙加都是商人政治家,均在卡扎菲時期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們在2011年革命中憑借雄厚的財力支持米蘇拉塔武裝力量。德貝巴的支持者包括一些較強大的米蘇拉塔武裝力量,以及來自的黎波里郊區獲得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組織,背后有其堂兄兼商業伙伴阿里·德貝巴作為后盾,后者是利比亞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67)“Who Are Libya’s New Leaders?,” Orientxxi, February 20, 2021, https://orientxxi.info/magazine/who-are-libya-s-new-leaders,4539, 上網時間:2022年9月10日。巴沙加的權力基礎主要包括米蘇拉塔武裝希廷旅(Hiteen Brigade)、的黎波里及其周邊地區當地武裝(68)如的黎波里革命旅前指揮官海瑟姆·塔朱里(Haitham al-Tajouri)領導的777旅,穆斯塔法·卡杜里(Mustafa Kaddour)領導的納瓦西旅(Nawasi Brigade)等。以及哈夫塔爾國民軍的支持。

另一方面,巴沙加和德貝巴的斗爭加劇了利比亞的沖突。被任命為總理后,巴沙加急于用武力進入米蘇拉塔取代德貝巴。2022年春以來,因巴沙加強行進入的黎波里而爆發的武裝沖突已發生數次,但均未成功。雙方的暴力斗爭無疑惡化了西部地區的安全局勢,進一步分化了西部地區的政治力量。最后,德貝巴和巴沙加的斗爭使得津坦及其武裝力量的重要性再次凸顯,甚至有分析認為津坦可能決定利比亞的未來。(69)John A. Lechner, “Will Zintan Determine Libya’s Future?,” Foreign Policy, July 16,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6/zintan-libya-militias-tripoli-dbeibah-bashagha-haftar/, 上網時間:2022年9月10日。津坦的武裝力量足以改變利比亞西部乃至整個利比亞脆弱的軍事平衡。津坦,2014年是米蘇拉塔的敵人,2019年是抵抗哈夫塔爾的合作者,現在又成為米蘇拉塔派系爭相拉攏的對象,其政治地位無疑在上升。

五、 余論

2023年以來,聯合國利比亞支助特派團(以下簡稱“聯利支助團”)推動下的利比亞政治進程并無實質性進展。利比亞各派仍無法就憲法草案、選舉法和選舉路線圖等問題達成一致,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武裝團體、部落、城市和地區等地方權力中心難以就利益分配達成一致。中央政府被嚴重“地方化”的背景下,政府領導人利用國家機構為各自“地方”謀取利益。在地方權力中心武裝力量勢均力敵,均無法用武力取勝的情況下,各派和解成為利比亞走向統一的唯一可能途徑。

城市是利比亞政治進程中最活躍、最有凝聚力的行為體,可成為利比亞重建的積極因素。雖然城市間的權力斗爭和資源爭奪阻礙了利比亞國家重建進程,但利比亞安全和政治秩序的恢復還有賴于城市間的談判、協商甚至最終和解。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利比亞國家重建扶助的關注點多放在中央政府層面,期望通過選舉等方式首先建立一個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進而自上而下地推動國家進入有序狀態。只關注地位和權威有限的中央政府而忽視地方權力中心間的相互博弈,很難理解利比亞國家重建進程走向。以聯利支助團為代表的聯合國調解固然重要,但利比亞革命后的國家權力分配更多還是掌握在擁有武裝和財力的地方實權派手中。因此,利比亞國家建構既需要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從上到下推動建立有權威的國家機構和中央政權,也需要關注地方勢力自下而上的競合動態。

利比亞根深蒂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并非發端于2011年。后卡扎菲時代的政治過渡不僅要重塑國家機構,還要完成國家宣布獨立60年以來未完成的國家建構任務。利比亞仍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之中,任何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努力都將是一場艱苦的斗爭。武裝團體、部落和城市等地方行為體共同構成了利比亞強大的地方社會,成為重建中央權威必須要考慮的關鍵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