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統動力學的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研究

姜 琳，周克祥，潘 輝

（天津城建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

裝配式建筑是我國建筑業領域實現向資源循環型經濟轉型、供給側結構產業改革的重要抓手[1]，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政策導向、經濟發展狀況、標準規范、工程定額標準、技術工藝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2]，因此,探索一條適合各地自身狀況的有效發展路徑將成為建筑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實際問題.近年來，針對裝配式建筑發展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張淇等[3]通過構建解釋結構模型探討了大連市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制約因素；王志強等[4]則通過搭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框架辨析了地方政府監管力度與建設單位主動采用裝配式建筑的影響關系；劉東衛等[5]則通過對比中日兩國裝配式住宅集成技術的演變歷程，歸納了自主創新能力對我國裝配式建筑發展的重要性；Nduka[6]、Ogunde 等[7]通過問卷調查、數理統計等方法，揭示了不同地區、政策背景、經濟狀況下阻礙裝配式建筑推廣的主要原因；Aladeloba[8]、Steinhardt 等[9]則基于實際項目，闡述了不同因素對裝配式建筑推廣影響的差異性.

鑒于此，在上述學者對裝配式建筑影響因素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系統動力學理論，借助Vensim PLE 軟件構建裝配式建筑發展系統動力學模型，并以天津市為例進行方程的參數估計.在模型有效性檢驗通過的基礎上，根據政府部門相關文件及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態勢，假設了6 條調控情景，并據此設定了12 條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試圖以動態、前瞻的視角探索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新思路.

1 裝配式建筑發展影響因素分析

裝配式建筑發展是一個囊括城市經濟體系、社會人口狀況、技術資源集成程度、理論科研水平、政府規制力度的多維集合[10].本文在倪國棟[11]、李強年[12]、金長宏[13]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從經濟體系、社會市場、技術軌道、理論科研四個層面對裝配式建筑發展的作用關系依次展開分析.

1.1 經濟體系層面影響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因素

城市的經濟狀況與裝配式建筑的發展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建筑業是城市發展的基礎民生工程，對城市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的同時也激發了城市經濟的活力.反之，城市的經濟、城鎮化率對擴充裝配式住宅市場的供給空間也將起到積極正向的驅動作用.經濟的需求拉動了建筑業產值的增長和帶動產業鏈上中下游本土建筑企業的發展，二者相互融合、共同促進，從而實現建筑工業化的宏偉目標.

經濟與裝配式住宅市場的作用關系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方面，對于房地產開發商而言，寬松的貸款利率會激發企業的生產性及投資性需求，當銀行機構有較高或較低的貸款利率時，房地產開發商會考慮投資成本和收益率，建造成本達到一定的閾值將會抑制或促進開發商的投資需求，市場供給因此將發生改變；站在消費者角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過高的首付門檻、貸款利率及貸款周期，會拉低消費者需求，作用在住宅市場上就是需求量的緊縮.另一方面，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稅收是當地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當住宅需求量大的時候，交易成本會水漲船高，供給市場會加大投入，帶動地方經濟的增長.然而，一旦局勢相反，供給市場會減少投入，導致房地產行業經濟蕭條，政府稅收相應的也將減少.因此，經濟層面在裝配式推進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可以概括為裝配式建筑總效益[14]、城市GDP[15]、人均可支配收入[16]、建造成本[17]、交易成本[18]等.

1.2 社會市場層面影響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因素

人口總量與裝配式住宅需求量整體呈現正相關的趨勢，人口的增長會加劇城市各種資源的稀缺，進而對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造成一定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與家庭年均收入的減少，當商品房價格波動幅度不大時，房價收入比將加大.居民購買意愿隨之降低，從而對裝配式住宅市場需求和房地產開發商投資產生影響. 同理，人口總量維持在城市可承載的合理范圍內，會使居民的房價收入比減少，居民可用于住房上的資金會對應增加，從而提升居民購買意愿.

人口結構也是造成裝配式住宅供需市場波動的潛在因素，對于適婚年齡段的青年人，對住宅有著剛性需求，該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所有年齡層相對較高的，龐大的適婚年齡群體會促進房屋住宅市場的需求量.除適婚年齡段外，其余人群市場需求的關系主要是住房改善、不動產投資理財與家庭年收入之間的關系，因此20—35 歲群體成為了住宅市場的主力軍.與之不同的是在老齡人口與20 歲以下的人口中，這一類群體收入水平明顯降低，住房消費傾向也會受到嚴重影響.總的來說，人口是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基礎核心，住宅是滿足人類基本生活需求的民生工程，二者密不可分；同時又會有居民購買意愿[19]、建設單位開發意愿[20]、人均住房面積[21]等中間變量來共同作用于裝配式住宅市場供需與社會人口之間的關系.

1.3 技術軌道層面影響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因素

技術軌道是指通過研發、創新、整合等一系列活動，在裝配式建筑各種邊界以及技術壁壘不斷刷新、打破過程中積累形成的一條特定且不可逆的工藝流程，其最終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建造成本.因此，技術軌道層面促進裝配式建筑發展的途徑則是通過降低建造成本提升建設單位開發意愿.

現澆建筑作為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建造成本費用的管理主要從控制建筑原材料成本、人工費、施工機械使用費等方面入手.對建筑材料成本的控制，主要通過材料員嚴控材料的收發程序和手續，根據施工現場進行定額供料，避免材料堆積造成浪費；另外，還可在材料生產階段從降低生產能耗、提高生產效率等環節入手；對于人工費用的控制，主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或合理統籌制定施工組織計劃、多單位聯動管理來實現降低人工費用的目的.對于預制構件繁多、施工安裝技術要求較高的裝配式建筑而言，技術軌道會將產業鏈上設計、生產、物流、施工等階段進行多專業、多單位協調聯動管理，通過資源、信息、技術等要素的高度集中，以此來實現建造成本的節約.例如，設計規劃階段需要考慮預制構件的標準化、產品的流水線適應性、生產廠商倉庫的存儲量、構件運輸的成本等內容；施工安裝階段要考慮的不僅僅是垂直運輸機械的使用費，更要關注預制構件供應的及時性，合理布局施工場地預制構件堆放區域；同時還需注重工程質量，減少因質量缺陷帶來的不必要成本的損耗，包括預制構件不合格的返工及返修成本、原材料檢驗成本等，以此促使裝配式建筑增量成本趨于合理化，提升建設單位主動開發預制住宅項目的意愿.因此，行業技術軌道維度則通過裝配式施工能力[22]、構件的標準化水平[23]、構件廠商生產能力[24]、設計效率[25]等因素對裝配式建筑發展產生影響.

1.4 理論科研層面影響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因素

理論科研層面對裝配式建筑發展的作用主體主要以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產業鏈上游組織群體為主進行發散影響.裝配式建筑系列部品構件、技術等理論方面的研究首先會干預房地產開發商的投資意愿，性能優越、標準化水平較高的構件能達到節省成本、縮減建設工期、提升工程質量的目的，此時，建設單位開發意愿強烈. 相反，產業鏈上游企業研發階段資源整合能力較弱，則會導致構件生產成本較高、連接難度較大、施工成本較高等局面的出現，使得建設單位開發裝配式建筑的意愿偏低.因此，通過鞏固科研機構的資源要素投入，夯實裝配式建筑基礎理論科研根基，來激發上游企業組織群體在部品構件、新型建筑材料、構件連接技術等方面的研發創新能力的方式，對于推動裝配式建筑深度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因為裝配式建筑構配件大多是在工廠進行預制，需要提前完成各類套管孔洞預留、水平及豎向預制構件數量位置確定、多專業多單位策劃等前期大量的信息集成性工作，因此，項目全生命周期需要既有裝配式豐富施工經驗又有管理生產活動所需的其他學科專業知識的T 型復合人才.可依靠計算機技術進行多專業、多單位協同設計，在提高設計效率的同時為后續參建單位施工作業提供技術、施工工藝咨詢等服務保障.綜上，該層面影響裝配式建筑的主要因素有科研投入[26]、T 型人才[27]、建筑企業從業人員[28]等.

2 系統動力學模型的構建

2.1 系統邊界假設

本研究借助系統動力學理論，探索裝配式建筑發展最佳路徑，建模過程中邊界以外的要素不會對模型敏感性、精確性造成較大影響.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及模型的實用性，故將裝配式建筑研究范圍界定為民用住宅，仿真起止時間為2015—2030 年，仿真步長為1 年.

2.2 模型構建及系統結構分析

基于裝配式建筑發展影響因素的分析，在咨詢相關專家及借鑒霍正剛[29]、潘越[30]等運用系統動力學在裝配式建筑領域研究的基礎上繪制了裝配式建筑發展因果回路圖（見圖1），主要反饋環如下：

圖1 裝配式建筑發展因果回路

（1）裝配式建筑面積→+扶持力度→+監管機制→+采用EPC 管理模式概率→+協作團隊經驗→-建造成本→-交易成本→+居民購買意愿→+PC 住房需求→+建設單位開發意愿→+裝配式建筑面積（正反饋回路，長度9）；

（2）裝配式建筑總效益→+GDP→+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價收入比→+居民購買意愿→+PC 住房需求→+建設單位開發意愿→+裝配式建筑面積→+裝配式建筑總效益（負反饋回路，長度8）；

（3）監管機制→+采用EPC 管理模式概率→+協作團隊經驗→-建造成本→+建設單位開發意愿→+裝配式建筑面積→+扶持力度→+監管機制（負反饋回路，長度6）.

基于因果回路圖中各要素間的邏輯結構與相互關系，在經過一系列推導驗證后引入了一些間接或次間接影響裝配式建筑發展的中介變量如房價、房屋新開工面積等因素，構建裝配式建筑發展存流圖如圖2所示.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系統論思想，確定了7個狀態變量、7 個速率變量、22 個輔助變量、12 個常量共計48 個變量，并將模型劃分為經濟發展子系統、社會市場子系統、技術軌道子系統以及理論科研子系統.其中，經濟發展子系統包括裝配式建筑總效益、城市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變量；社會市場子系統則包括PC 住房需求、建設單位開發意愿、房屋新開工面積等變量；技術軌道子系統包括構建廠商生產能力、標準體系完善度等；而理論科研子系統則包括科研投入、T型人才等變量.

圖2 裝配式建筑發展存量流量

各子系統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揭示了裝配式建筑發展的運行原理，其之間的內在機理如圖3 所示.經濟發展、社會市場、技術軌道、理論科研四大子系統共同作用于裝配式建筑的發展，裝配式建筑產生一定的規模效益后對社會市場有一個正向的調控作用，同時市場上的供給量與需求量引發的價格波動也將反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裝配式建筑技術軌道是建筑工業化進程中，相關建筑單位必須采取的統一的設計模式、施工工藝選擇、構件尺寸標準等一系列路線.技術軌道的完善將會極大地推動裝配式建筑的規模，理論科研作為技術發展的基礎研究會逐漸引導技術軌道趨于完善，同時科研對裝配式建筑產生的規模效益會產生一定的助推效果.

圖3 各子系統內在機理示意

2.3 方程參數估計——以天津市為例

在系統存量流量圖建立的基礎上進行參數估計，選取天津市作為實證分析對象，數據主要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天津市統計局網站、中經網數據庫、天津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官網、CNKI 數據庫及相關文獻.模型函數關系式共51 個，涉及函數種類主要包括表函數、積分函數、常量函數.參數估計方法包括算術平均值法、回歸分析法、文獻借鑒賦值、專家咨詢法等.下面以文獻借鑒賦值加以說明：徐勇戈等[31]在裝配式建筑增量成本的實證研究中模擬分析了預制裝配率為65%的條件下每平方米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為407.68 元，環境效益為2 766.31 元/m2. 基于此，本文將PC 經濟效益與PC 環境效益擬定為常數，即PC 經濟效益為0.040 8；PC 環境效益為0.276 6.

2.4 模型有效性檢驗

為驗證模型的可行性及實用性需要對模型進行有效性檢驗，有效性檢驗是衡量模型仿真精度的一種測試方法，是對整個系統內各指標預測數據與真實數據仿真趨勢吻合度的直接檢驗.在考慮變量數據獲取難易程度后，選取天津市常住人口、天津市GDP 總量與房屋新開工面積三項指標進行有效性檢驗，結果顯示（見表1）三項積分變量絕對誤差均小于5%，表明模型參數的賦值能較好地擬合天津市裝配式建筑發展的演變趨勢.

表1 模型有效性檢驗

3 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設定

裝配式建筑發展內部結構各變量具有動態的屬性，伴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為較客觀、準確地模擬其動態的演變趨勢，在對模型有效性檢驗的基礎上，依據住建部頒布的《“十三五”裝配式建筑行動方案》及系統發展的基本要素，選取經濟發展子系統下的GDP 增長率、社會市場子系統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理論研究子系統下的PC 研究增長率、技術軌道子系統下的行業標準數量4 個變量為控制變量，通過對仿真結果的分析，這4 個變量能較好地反映裝配式建筑發展的動態演變趨勢.

3.1 調控情景假設

基于上述4 個控制變量的選取，在綜合考慮后，假設了以下6 條調控情景.

（1）自然增長型.本情景為其他情景參照數據集，在維持現有各子系統相互關系及發展狀態模式下，仿真模擬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趨勢，為衡量其他情景發展效果提供依據.

（2）經濟驅動型.天津自2016 年來經濟下跌，盡管市住建委提出到2020 年裝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積比例達30%的目標，但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裝配式建筑發展必然受到影響. 基于此，在其他輔助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天津市經濟發展潛力，將該情景下GDP 平均增長速率由0.059 調整為0.063.

（3）人口驅動型.人口是發展的基礎要素，裝配式建筑作為實現建筑工業化的重要途徑，加之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廣，取締傳統現澆建筑亦是必然趨勢.隨著國家二胎政策的放開，裝配式建筑的市場需求量將會提升.2015 年天津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23‰，2016 年為1.83‰，2017 年為2.8‰，整體呈現增長態勢，綜合考慮人口發展趨勢，將該情景下人口自然平均增長率由1.58‰調整為1.60‰.

（4）科研驅動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行業技術的完善離不開基礎的理論研究，通過對中國知網數據庫的檢索，發現裝配式建筑相關的研究在2016 年呈現爆發式增長，研究視角也在不斷豐富，在綜合考慮其研究趨勢后，將裝配式建筑研究年平均增長率由0.215 設定為0.220.

（5）政府驅動型. 目前天津市已頒布的裝配式建筑標準規范包括剪力墻設計規程、混凝土構件驗收標準、裝配率計算細則等系列文件15 余項，而住建部頒布國家層面的標準為13 余項，結合天津市裝配式建筑發展“十三五”規劃將行業標準數量設定為20.

（6）協調發展型. 此情景為情景2～5 數據集的組合，將GDP 增長率、人口自然增長率、PC 研究增長率、行業標準數量均提高至設定數據以此仿真模擬2015—2030 年天津市裝配式建筑發展效果.

3.2 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設定

以上假設的調控情景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系統內各要素的變化規律，因此，在咨詢相關專家的基礎上設置了現狀延續、單一驅動、雙向融合、全面協調發展4 種模式共12 類裝配式建筑發展仿真路徑，如表2 所示.其中，現狀延續模式包含一條發展路徑，該模式各控制變量數值均不改變即維持現在的發展狀況；單一驅動模式包含4 條發展路徑，此模式只改變4 個控制變量中某一個變量的值；而雙向融合模式則包含6 條發展路徑，通過改變4 個變量中兩個變量的數值來模擬裝配式建筑的發展狀況；全面協調發展模式則是通過同時改變4 個變量的值來預測裝配式建筑的發展效果，此模式包含一條發展路徑.

表2 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設定

4 仿真結果分析與發展路徑選取

4.1 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仿真結果分析

在上述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設定的基礎上，借助Vensim PLE 軟件進行仿真模擬，如圖4 所示. 圖4a 為現狀延續與單一驅動模式下裝配式建筑規模仿真值. 此時，自然增長型路徑裝配式建筑面積將達到2 133.12 萬m2；單一驅動模式下路徑S（科研驅動型）裝配式建筑規模為2 231.4 萬m2，高于該模式下的其他路徑；排名第二的路徑G（政府驅動型）面積為2 148.46 萬m2，經濟驅動型下優先發展經濟帶來的效果是GDP 總量雖高于其他路徑但裝配式建筑規模卻是12 條路徑中最低的.究其原因，海港貿易及石油化工作為天津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在優先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側重點依然是海港運輸及傳統工業領域，裝配式建筑作為建筑工業化的主要映射體，其工業化程度仍然較為薄弱，同時呈現出的優勢也不太顯著.

圖4 裝配式建筑面積仿真值結果

從圖4b 可以看出：雙向融合模式下的S-G（科研-政府融合型）路徑，到2030 年裝配式建筑規模為2 246.74萬m2，高于單一驅動模式下路徑S 的2 231.4萬m2；值增量仿真面積為15.34 萬m2，這表明政府部門對于行業標準規范的合理制定及科學研究的大力投入能對裝配式建筑規模產生較為積極的作用.與之不同的是路徑E-P（經濟-人口融合型）為雙向融合模式6 條路徑中裝配式建筑規模最低的一條，僅為2 122.53 萬m2，仿真極差為124.21 萬m2.此外，2030 年協調發展型路徑C 裝配式建筑規模為2 236.36 萬m2，低于路徑S-G 及P-S.

2030 年天津市裝配式建筑面積占新建建筑面積比例的仿真值如圖5 所示.從圖5a 可知：自然增長型路徑到2030 年裝配式建筑面積占新建建筑面積的比例為68.65%；單一驅動模式下裝配式建筑面積占新建建筑面積的比例范圍在68.06%～71.81%區間內，其中，路徑E（經濟驅動型）比例最低.而雙驅動模式下6條路徑比例仿真值則相對接近（見圖5b），上下限比例極差為3.99%.

圖5 裝配式建筑面積占新建建筑面積比例仿真結果

裝配式建筑總效益仿真值如圖6 所示.圖6a 表示現狀延續與單一驅動模式下天津裝配式建筑總效益趨勢.仿真結果顯示：隨著天津裝配式建筑面積的不斷擴增，產業規模逐漸形成，到2030 年自然增長型路徑裝配式建筑總效益達677.052 億元；同時天津市GDP總量將達到25 947.2 億元（見圖7），裝配式建筑產生的總效益占天津GDP 總量的2.61%.而在單一驅動模式下，2030 年天津裝配式建筑總效益最大值為科研驅動型路徑的708.246 億元，最小值為經濟驅動型路徑的671.282 億元.

圖6 裝配式建筑總效益仿真結果

圖7 天津市GDP 仿真結果

圖6b 表明了雙向融合及全面協調發展模式下2030 年裝配式建筑總效益的仿真值，最高的是科研-政府融合型路徑的713.117 億元，最低的是經濟-人口融合型路徑的673.69 億元，極差為39.427 億元.天津GDP 仿真結果如圖7 所示.經濟-科研融合型路徑下天津GDP 總量達到27 468.2 億元，為所有路徑最高，相對于經濟驅動型路徑的27 461.6 億元有所上升.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在加大科研力度之后，裝配式建筑面積上升幅度最明顯，產生的總效益也將隨之提高；同時優先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天津GDP 總量所呈現的趨勢亦會優于其他路徑.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科研融合型路徑下天津GDP 總量比最低的人口-政府融合型路徑高出近1 520 億元，此外，協調發展型路徑下天津GDP 總量到2030 年為27 472.2 億元.

4.2 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路徑選擇

結合天津市裝配式建筑“十三五”發展規劃相關文件精神及目前全國裝配式建筑發展狀況，根據仿真結果的分析，以天津裝配式建筑規模大小及產生效益總量即最大化實現產業增值為遴選標準，提出適合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方向的是雙向融合模式下的科研-政府融合型路徑，即理論科研與行業標準相結合的發展新思路. 2030 年該路徑下裝配式建筑面積將達到2 246.74 萬m2，產生的總效益（生態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和）為713.117 億元.

5 結論及建議

上述12 條路徑中每條路徑均對裝配式建筑規模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科研-政府驅動型路徑對天津裝配式建筑發展產生的效果最為顯著，協調發展型路徑次之，單一驅動模式下的經濟驅動型路徑稍顯不足，結合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擴充裝配式建筑相關理論方面的研究. 天津市作為全國教育資源的領跑者，要堅持技術、科技、材料創新在建筑工業化進程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應積極構建裝配式建筑一線科研人員激勵機制并制定獎勵細則，進一步完善科研經費管理，提高科研系統的運作效率.此外，在建筑工業化進程中還應積極加大裝配式建筑成本優化、施工工藝改進、質量管控、安全吊裝等方面的科研攻關力度；積極探索木結構、鋼結構與BIM 技術融會貫通的高效生產方式，堅持創新驅動，助推建筑企業轉型升級.

（2）加大研發投入. 加大研發投入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積極鼓勵企業加大相關研發的投入，大力完善企業研發財政補貼制度.對一些在高新技術方面投入大量研發成本的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制度及財政獎勵制度，推動大型企業進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預制構件技術研發實驗室、智慧工地研究中心等機構的聯合培育，發揮天津濱海新區全國創新型城市的示范帶頭作用，空間上形成“濱海新區創新+裝配式建筑”的輻射格局.另一方面是加大科研機構的研發投入，依托天津市優質的科研力量，鼓勵裝配式建筑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工作推進機制；進一步加強與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聯動性，系統整合技術、平臺、資金等資源要素，更好促進產業鏈融合、產業升級、價值增值內部之間的良性互動，形成“研發-反饋-改進”的良性循環鏈條.

（3）行業標準體系的完善. 在提高“行業標準數量”這一變量的數值后，計算機最終仿真結果表明，行業標準體系的完善對裝配式建筑的規模聚集至關重要.多專業制定裝配式建筑系列相關標準規范是行業形成規模效應的關鍵法寶，也是產業鏈深度融合發展的關鍵環節. 目前，天津市裝配式建筑標準體系主要包括剪力墻設計規程、施工圖設計審查指南、評價標準、混凝土構件驗收規程等文件，但在產業鏈上游設計、中游構件生產及現場施工、下游物業管理環節的標準體系并不健全. 因此，在建筑工業化進程中一方面應聚焦衛生間、廚房、陽臺、地下室側壁等關鍵部位，強化行業標準體系建設；另一方面應制定涵蓋設計、構件生產、構件運輸、構件吊裝、施工、裝修、驗收等全產業鏈的標準體系框架.

（4）完善激勵政策. 產業鏈上各企業組織群體承擔著改善民生工程、建設品質工程項目的艱巨任務，在推進建筑工業化進程中起著“先鋒隊”的作用.企業組織群體要時刻圍繞實現產業增值、推進建筑工業化進程的終極使命，在實際工程項目建設中，要做到協同管理，發揮出自身優勢的作用，而真正要讓上中下游企業形成良好的信息、資源、技術等要素的反饋傳遞效應，就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完善激勵機制.首先就是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裝配式建筑規模獎勵機制，對實施裝配式建筑一定規模以上的項目堅持物質、精神、口頭等正向激勵；其次，完善優化產業鏈上相關企業群體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務，幫助企業引進更多的技能人才；最后，從裝配率、預制率等指標著手，對達到一定標準的項目，在辦理施工許可證、預售證、渣土外運等相關建設用證時，考慮為其開辟相應的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