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設計的民藝實踐研究
——以吉林省S 市為例

白淼，薛文凱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產生于 20 世紀80 年代，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分支，強調將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由外向競爭轉向技術內觀與自省。近年來，內生增長理論逐漸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且為民族文化的重振提供了強勁的理論支撐。全國各地基于本土文化、非遺文化的內生增長建設項目此起彼伏。比如，南昌紅土公園對其獨特的紅土地貌及原生植被群落的景觀性保護；重慶武隆仙女山歸原小鎮基于毛石、竹藝等原材料進行景觀改造，江西撫州沿用傳統贛派古村的建筑元素復現“家塾學堂”的歷史演繹等。國內公共設施、公共空間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藝用路徑凸顯了經濟學與民藝學的跨界融合，為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與民藝學的共融共建提供了參考。

一、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設計與民藝相結合的可行性

隨著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持續深入，全國各地文化創意產業都在積極尋找文脈基點，在扎根鄉土的基礎上深挖地域文脈價值、厚植地域民本思想。因此，地域性公共設計（公共建筑、公共景觀、公共設施）的活化策略成為非遺文化之后設計賦能的新高地。民藝的再生與活化成為新的時代命題[1]。然而，現階段大眾對民藝學的實踐認知仍停留在中國民間美術與手工技藝的研學發展中，形成一種民藝研究必要“回望”歷史的“崇古”認知觀，甚至將“崇古”與“守舊”混為一談并加以摒棄，使得盲目“崇洋”之風大肆流行，甚至曾掀起為與世界文明接軌而“祛鄉土化”的自省思潮，這無疑使民藝思想陷入進退兩難之境。在娛樂文化的侵擾之下，無形的本土文化如有形的水土資源，正漸消于歷史的風塵中，這也是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口中“娛樂至死”[2]的精神頑疾之一。早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就地域性的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凋敝而發聲，拒絕發達社會給人類文化多樣性帶來的“全盤同一化”。事實上，“崇古”不只是對傳統古拙文化的回溯和推崇，還對地域民本文化的溯本逐源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即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對傳統地域文化的“全面否定”[3]，人類應積極、宏觀地看到人類文化多樣性不僅在我們的后面、四周，也在我們的前面（未來）[4]。據此可知，基于我國國情的文化多樣性是通過地域民俗觀的概念而得到的，這恰恰是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的民藝要旨，即伴隨全球化的發展，弘揚民藝多樣性成為中華文化的內生增長驅力，這是由民本位思想決定的。具體來說，基于我國省域區縣眾多、鄉俗民俗璀璨的國情實貌，依托地域文化原境進行的本土民藝學研究已是“人人身在其中”的文化顯學，這正是內生增長理論對民藝文化時代價值的真切參見。由此，思考文化內生路徑下民藝學設計的實效，有賴于結合當代廣延的受眾群體，公共設施因承接著城鄉大眾的公共生活，無疑成為思考文化內生理論指導下民藝培植力的最佳設計載體。

綜合來說，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設計與民藝相結合的具體要義有如下三點：其一，民藝學蘊含著深厚的民本文化情結。民藝學指導下的地域性公共設計應在懸置“現代性牢籠”（iron cage）”①的前提下，體悟民間風俗的古拙性與原生態，并積極以地域鄉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忠實地將其進行捕捉與再現。在此過程中，要確保公共設施產品不失民間趣味，不因現代語義的過度雕琢而喪失質樸本色。其二，文化內生路徑的本質是對一定地域范圍內民眾“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史觀的再現，其與民俗、民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三者不能割裂開來。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早已將地域性的鄉土文化之于民本思想的并蒂特征進行了高度概括：“鄉土社會是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盵5]我國著名作家莫言曾說：“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雹谡亲孑吷?、繁衍的熱土，孕育了子孫后代源于骨血、無可復制的內生文化，熠熠生輝，永世流傳。其三，公共設施設計與民藝相結合的設計實踐體現了城鄉阡陌對都市人文的文化反哺。一方面，內生增長理論使植根鄉土的民俗記憶沖破城市現代化建設的壁壘，捕獲田間阡陌的風韻技藝并積極滋養現代公共設計，盡顯傳統文化對現代人文的影響；另一方面，融匯民眾智慧與民俗溢彩的民藝學理論使本土文化在當代技術進步的羽翼遮蔽下喜獲關注，于當代通過本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成為鄉村振興的戰略性舉措。

吉林省 S 市作為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設計的實踐主體，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從地理特質層面分析，吉林省S 市地處松遼平原中部腹地，屬于中溫帶濕潤季風氣候區，其地理位置、氣候特征及歷史源流皆非水系豐沛之鄉，為內陸中小型城市，呈現明顯的大陸性氣候，其公共水系的設施設計在內陸中小型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從本土文脈層面分析，吉林省 S 市因是解放戰爭中著名的戰役屬地而稟賦愛國自豪感。在吉林省 S 市近年的景觀設計中，諸多極具代表性的紅色文化得以挖掘、收集，并伴隨 S 市的史貌變遷、風俗文化的弘揚而呈現出積極的生長態勢。

綜上，文化內生路徑下吉林省 S市公共設施設計的民藝實踐應從兩個方面予以詳述：一是從“祛鄉土化”到“再鄉土化”的水系公共照明景觀設施設計；二是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城市文脈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

二、從“祛鄉土化”到“再鄉土化”的水系公共照明景觀設施設計

在歐洲，水系景觀設施的設計與城市本土文化的自洽已相伴多年且預制完善，水系景觀設施因是城市系統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日益形成因地制宜的“文化景觀”[6]。具體到國內中小型內陸城市的水系景觀建設，遠離江河湖海的地理限制使其無法在水系景觀設計中探尋“疏源引水，得景隨形”的古法模式。吉林省 S 市屬于典型的內陸中小型城市，近年來，該市以內生增長理論為指導思想，通過落地南河濕地公園及濱河景觀帶等生態建設項目，豐富了內陸中小型城市水系景觀設施設計的創新性研究，為內陸型城市的景觀設施創新提供了新的視角和依據。

（一）內生增長理論對公共設施“祛鄉土化”設計的反思

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群落通過特定的民風、民俗、民藝，把自己的成員凝聚在社會、經濟、文化的歷史洪流中，其間，鄉土化曾被城鎮化建設稀釋，陷入瀕臨絕跡的窘境。各類“歐洲小鎮”“美式風情”被強植于中國城鎮，與公共空間配套的公共設施從“古為今用”的文化傳承轉向了“洋為中用”的“祛鄉土化”，割裂了本土文化遺產保護與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鏈接路徑，城市公共空間呈現本土文化衰落的局面。學者張黎曾提出：“如果人們看不到（現有問題）其他的可能性，則也許是現有的觀看機制出了問題?！盵7]同理，如果一味“看”到了“俗”且“不可耐”而加以摒棄，那么從“祛鄉土化”到“再鄉土化”的復盤與反思則勢在必行。S市以域內自然水系及人工水系為基礎，結合文化自覺的內生路徑，通過域內有限的水系資源再利用，力求營造“水清、河暢、路通、景美”為總體目標的“鄉土記憶”再回眸。在具體的設計實踐中，吉林省S 市依托東遼河流域的南河與北河建設南湖公園、西湖濕地、水上公園等公共水系景觀項目，形成兼具空氣凈化、生態保育、休閑游覽功能于一體的水利公益性工程，并陸續落地了公共水系照明設施、公共濱水游樂設施、公共淺灘觀景設施及公共親子戲水設施。通過對有限水系資源的內向挖掘，吉林省 S 市將本土的滿族民居檐廊與便民步道設計相結合，利用梁、枋、椽、柱四要素搭建濱水公共休息站、觀景平臺及適老型無障礙坡道，增強了地域傳統文化的共享性。同時，對有限水域面積的視覺性擴容也是吉林省S 市水系景觀設施設計的匠心所在。通過滿族文化展示堤、島、廊、橋等水面公共空間制造的“九曲回轉”“步移景異”水面視域，利用公共休息設施、公共照明設施、公共游樂設施等分區、分段豐富又較為有限的水面活動公共空間，延長內陸中小型城市群眾公共活動的時長，成就吉林省S 市民眾的“親水之好”。

（二）內生增長理論對公共設施“再鄉土化”的設計實踐

伴隨居民生活品質的不斷提升，內陸中小型城市的水系景觀設施設計不僅充分利用了城市“河湖水庫”等有限的水系資源，還承載了內陸市民“親水之好”的人文夙愿。因此，吉林省S市水系景觀設施設計致力于詳盡挖掘本土文化并提取價值性符號、要素予以設計再利用，不僅可以最大化利用內陸文化特有的地標式文脈，而且有利于現有水系資源基礎功能的優化。以吉林省S 市水上公園的公共照明設施為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指導下，該市深入挖掘多民族聚居形成的滿族文化、葉赫古城等風尚遺存，打造鮮明的滿族文化秉性，形成了因地制宜的文化內生土壤。S 市水上公園的公共照明設施，除滿足基本的照明功能外，其形制還突破了流水線量產設施的機械感、工業感，通過滿族文字的摹形與移情，實現了滿族文化與公共照明設施設計之間的和諧共生。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滿族旗頭文化的設施化演繹；二是滿語文化的設施化演繹?！皟砂杨^”與“大拉翅”③是滿族女子的經典發式。造型優美、工藝精湛的滿族旗頭是基于 S 市地域形成的重要民藝要素，雖經歷史流變，卻始終是S 市“再鄉土化”的文化核心，也成為S 市內生增長理論指導公共設施設計實踐的突破口。據此，S 市公共設施設計以照明設施為載體，將滿族旗頭造型融入照明單元的核心形制，通過金屬孔板沖壓確保透光功能，以婀娜的曲線支撐結構取代單一立柱接地的慣見模式，為S 市公共濱水空間注入濃郁的滿族風情。同時，滿族語言文化的搶救、傳承和弘揚一直受到民俗學者的高度重視。滿語本族語書面語有 6 個元音音位，19 個輔音音位位，其書寫范式不同，各具特色。因此，對滿語音位的民藝挖掘主要基于形態片段的考察與設計。通過對滿語音位形態筆觸形制的提取，賦予公共設施全新的視覺觀感，以形表意，使公共濱水空間中洋溢著滿語要素的靈動身姿，與潺潺水系景觀交相輝映。

綜上，S 市立足本地特色的水系景觀設施化建設，積極踐行區域文化的內向挖掘與外向演繹，形成文景相依又相宜的水系公共照明設施設計方案，提取本土性與現代性的文化特征，通過融合資本效率與生態秩序，使S 市公共設施設計呈現翔實而全備的便民實效。同時，S 市基于文化內生路徑展開了公共設施民藝實踐考察，并積極思考了城建背景下內陸型城市公共水域空間如何更具人性化、互動感，豐富了內陸中小型城市如何圍繞稀缺的水系資源展開一系列設計實踐。

三、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城市文脈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

紅色資源見證著中國共產黨艱辛而輝煌的奮斗歷程，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日益升溫的城市競爭中，公眾對城市文化，特別是紅色文化的認同熱度居高不下。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街道和廣場一直是城市的中心和聚會的場所[8]。街道和廣場的公共設施設計對城市品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響。歷史硝煙與紅色血脈形成城市文化的核心并在城市生態系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S 市是解放戰爭中著名的戰役屬地，有著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伴隨地域文化的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紅色文化內生土壤。對此，結合內生增長理論文化原生的基因提取策略，S 市形成了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城市文脈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實踐。

（一）紅色基因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藝用路徑

紅色基因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時期形成的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化基因[9]。吉林省S 市的街道及景觀命名遵循紅色文化的歷史襲承。比如，在城市主干道及核心區域命名的英雄大街、英雄廣場；以紀念一江山島戰役而落成的一江山島戰役紅色紀念園；為紀念解放戰爭中犧牲的數萬革命先烈而設立了烈士塔廣場、戰役紀念館等。其中，尤以S 市一江山島紀念公園的紅色景觀設施設計成效斐然。圍繞紅色主題的水系景觀及設施設計，S 市一江山島紀念公園以“水系尋芳”為導覽路徑，依園區水系依次串聯一江山島戰役紀念館、沿河軍事模型展區、沿河健康步道三座景觀主體，在游園戲水中講歷史、觀軍備，憶往昔戰火硝煙、訴今朝國泰民安。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建設的發展與市民訴求的日益多樣，水系規劃備受政府基建及高校的重視，各高校陸續開設了景觀設計學、城市規劃設計、城市社會學等相關課程或研究方向。各地財政扶持的水系生態景觀陸續落地，其中，諸多水系生態景觀化身為“內生文化”的載體，成為城市地標性景觀，“水景雕塑”這一公共產品概念應運而生。吉林省S 市寒季長、氣溫低的氣候特點可借助文化內生理念，成為塑造寒區公共水景雕塑的重要推手。比如，吉林省S 市突破酷寒氣候對特殊時節戶外公共活動的局限，通過“冰雕鑄魂”“為戰斗英雄塑像”“雪村印象”“關東風情”等系列水系資源的冬日演繹，形成兼具民藝與城建共融的寒區公共水景雕塑，為內生增長理論指導下的城市水系景觀設施提供了新方向。

（二）內生增長理論對紅色文化的設施化演繹

S 市將城市文脈與衛國歷史詠唱傳承至今，以紅色文化為依托，圍繞“北國英雄城”名片，對市內公共設施景觀與紅色文化資源統籌管理、提質改造。其中，內生增長理論切入紅色文化的設施化演繹，通過街路彩化的變遷得到充分彰顯。S 市的主街區街路彩化設施以本土紅色文化為核心，兼顧公共設施的照明和景觀性，聚焦彩化設施的民藝學實踐。通過引入“紅旗頌”主題的街路彩化設計實踐，以大寫意的表現手法，歷經了扁平化、腔體化、動態化、立體化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四階段（見圖 1）。首先，在街路彩化設施扁平化的初期設計階段，可供選擇的設計材料為錦綸牛津布，星狀圖案采用噴繪（或燙金）工藝，通過與路燈設施相應比例的適配，可實現全街高效的彩化裝飾。伴隨扁平化設計的不斷深入，街路彩化設施通過塑料模具注塑得以實現“腔體化”設計，通過內部鍍鋅方管骨架沖壓成型，賦予旗幟造型內部中空的腔體，以優化公共設施的照明功能，彰顯燃情訴說中國夢的民族愿景。注塑后的箱體相較于錦綸材質更具規整度與抗風性，對于多風、嚴寒等特殊的地域更具耐候性能。其次，在街路彩化設施動態化設計階段，設計重點是旗幟的動態語義表達，通過瞬時性的造型凝練，實現“旗幟迎風招展”的情境復刻與還原。因需兼顧街路兩側公共設施的對稱性分布特點，旗幟采取對角線造型，即單側呈傾斜向對焦聚攏姿態，通過兩側路燈的對稱安置，實現雙側旗幟明確的向心力表達，謳歌濃烈的愛國之情。最后，立體化的街路彩化設施從三維空間層面融合了多視角的動態性表達，實現了旗幟主題多角度、全方位的設施景觀化再造。通過參數化模擬環狀曲線流動，再現了“風中旗幟”的仿生形態，成為地域環境美化與紅色文化傳承兼備的民藝主題。與此同時，立體化、景觀化的街路彩化公共設施，最大限度地融入民俗故事與紅色基因，矗立在城市主要街區及景點形成城市新地標，助推了“豐碑”意識的升華，弘揚英雄精神、擦亮紅色文化名片，形成 S 市紅色文化設施建設的內生增長張力。此外，吉林省S 市的公共設施設計持續在地域文化的“根”與“魂”挖掘新的生機，形成品質優良的紅色公共景觀?！靶⌒〖t軍”兒童戶外攀爬架、“紅色記憶”全景VR 數字互動屏、“紅絲帶”公共文化連廊、馬仁興將軍塑像等紅色文化浸潤了大眾戶外活動的公共空間，讓大眾徜徉其間，憶古尋今，見證全民愛國主義教育的紅色經典力量。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10 月 S 市三道林子戰斗遺址與塔子山戰斗遺址完成立碑修繕，帶有“正確、瞄準、射擊、準確、消滅”標語的防御碉堡重現在公眾面前，戰壕、散兵坑等戰時工事歷經整修后面向公眾免費開放。由此可知，S 市通過本土紅色文化的厚植力量，使曾經的戰斗遺址、防御工事穿越戰事喧囂，成為 S 市地標級別的紅色景觀遺存，通過主題性、故事性、教育性輸出紅色文化，鼓舞今人不忘先輩衛國之勇，提升參觀者的文化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

圖1 扁平化、腔體化、動態化、立體化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四階段示意圖

四、結語

自古以來，“無水不成景”是中國造園藝術的基本遵循。車水馬龍、燈火輝煌的熙攘街路是現代都市慣見的速寫肖像。內生增長理論指導下的水系景觀設施及街路彩化設施設計實踐備受都市人文建設項目的青睞。本文積極探索了“為既不能為保存民藝而棄國計民生于不顧，也不能任其自生自滅”[10]的設計實踐方法論，以近年來吉林省 S 市展開的水系景觀設施設計從“祛鄉土化”到“再鄉土化”的歷史變遷，結合傳承紅色文化、賡續城市文脈的街路彩化設施設計實踐，展現了中小型內陸城市在公共設施景觀建設中的新貌，積極踐行將紅色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形”[11]的指導理念。內生增長理論與城市公共設施設計在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文化創新，以及文化產業創新中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應從城建學科與民藝學科的跨界路徑中著手深化。未來臨水區憑借高保濕的氣候特征、高賦氧的生態環境成為中國城市空間中獨具吸引力的最佳基址，內生增長理論無疑將指導內陸中小型城市形成因地制宜的設計驅動力，為突破地域瓶頸尋得前進方向。同時，文化內生路徑下公共設施設計的民藝實踐通過對民俗景觀符號的根源探索與文脈詳述，為城市文化底蘊的強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積累，推進了公共設施創新與城市品質提升的共建共榮，促使東北地區公共文化生活更加飽滿與多元。

注釋

①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社會的現代性使人成為社會龐大機器上的齒輪或螺絲釘，使人無暇體認自我，更割裂了人與自然原初的依賴關系，遮蔽了人類對自然圖景的體悟與挖掘。參見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48.

②參見央視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第七集《莫言》(下集)。

③清代中期，滿洲貴族婦女中開始盛行“旗頭”(以頭頂發髻為座，上面放置旗頭)，也叫“旗頭板”“大拉翅”。參見劉明新.解讀滿族服飾習俗的文化內涵[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6(5):12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