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西南”區域觀念的演變發展

翁建平 郭國慶

(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古籍中的“西南”

從歷史古籍中來看，我國的方位名詞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過程。根據學界觀點，首先以太陽的升起和落下有了東、西的概念，要早于南、北概念的產生。殷商時期，已經普遍存在了東、西、南、北、中等方位的概念?！抖Y記》有載，那時候已經開始使用“東、西、南、北”來代指四方少數民族。[1]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古代中國以王朝為中心，籠絡、管理四方的政治格局，也反映了古代以方位名詞來區別、劃分少數民族的特點。

《尚書》中有將天下劃分“九州”“五服”的概念，后來隨著王朝疆域的擴大，逐漸演變為“十一州”“十二州”“七服”“九服”等區位概念。[2]《淮南子·天文訓》中關于方位有著較為系統的記載，將天下分為“九野”，即將天下分為中方、東方、東南、東北、西方、西南、西北、北方、南方等九塊區域。[3]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古代區域規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方位劃分基本上以當時統一的王朝政治中心為參照物；二是輻射的范圍受當時王朝的統治力量而改變，中央王朝強盛，則輻射范圍就大，反之則??；三是劃分沒有明確的標識，一個地域可以在方位名詞上從屬于多個區劃；四是區域劃分具有差異性，如我們所說的“西南”，既可以指地理范圍，也可以指西南方向的區域。

有關“西南”的史料記載，最早應是司馬遷所撰的《史記·西南夷列傳》，司馬遷在書中所記載的“西南區域”是歷代認識“西南”區域的核心與基礎?！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分兴撌龅摹拔髂稀眳^域大致指今天的云、貴、川及廣西一帶。但根據相關學者論證，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記載的“西南”，雖然基本形成了今天西南區域的藍圖，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南?！妒酚洝分兴涊d的西南，實際上是以巴蜀為參照物而劃分的，并不是以當時秦漢政治中心為參照物劃分的，即所記載的西南是指巴蜀的西南，故為巴蜀的西面與南面?！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分小拔髂弦摹笔轻槍Π褪竦貐^西面與南面的少數民族而言的。[4]

二、明以前的“西南”區域觀念

中國古代，一直存在“華夷”之分，最初是以地理位置劃分。春秋以前，按照地理位置、風俗習慣的差異將中原地帶稱之為“中國”，將四周邊疆稱為“蠻夷戎狄”。[5]秦漢以來，隨著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地區政治控制的加強，西南區域得到了重視，“西南夷”一詞也廣泛使用。早在西漢的時候，漢武帝曾經多次派人到西南夷地區考察，先后設置了西南七郡，并增設太守負責監管這一區域，此后西南演變成為正式的行政區劃。西漢對于西南一帶區域劃分，也有考慮到當時西南夷地區管理的合理性，當初在設置西南七郡時，是以當時西南夷中最大的七個部落族群為考慮依據的，為了使這一區域更加便于管理，更有凝聚力。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習慣性將西南區域稱為“南中”，當時有南中七郡?！度A陽國志·南中志》中記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6]，當時的南中區域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貴州、四川西南部分以及今天的緬甸部分地區。到了隋唐時期，曾經設立過西南道行臺，當時的道行臺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內容，已經可以看成是我們如今所稱的行政單位了。在五代十國時期，前蜀和后蜀的政治中心便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后面經過兩宋，到了元代，云南歷史上存在過南詔、大理等政權，這一個時期的西南是不完整的，或者說是被分裂開的，因為這些地區屬于不同的政權之下。但是，從歷史的大方向來看，這一時期的西南大致上仍是以四川、云南、貴州為主區域，只是沒有統一的稱呼。[7]

元代，“西南區域”在概念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元代中央王朝將云南納入了行政區劃當中。這使得“西南”不管是作為方向概念，還是作為劃分少數民族的區域，其核心區域基本上包括了如今的云南、貴州和四川三省。張勇在《“西南”區域地理概念及范圍的歷史演變》一文中指出：“明清時期隨著人們認識視野的進一步拓展，人們對西南地區的認識和論述愈加豐富，對 ‘西南’范圍的界定也趨于多樣?！盵8]從明代開始，西南的地域界定出現了較大的變化，當時把如今的廣西納入了西南區域的省份，隨之湖北、湖南和廣東等也被劃分為西南。這一時期的史料明確劃分了西南的范圍，大致上包括四川、貴州、云南以及湖南、廣西的大部分區域。有關廣西為何劃分到西南的范圍中，可以參考歷史上有關廣西的演變過程，追溯其原因，根本性因素是三國兩晉時期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

歷代王朝政治中心的轉移，會對當時的方位劃分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唐代以來，中央王朝政治中心大多建在地處關中的長安，即如今的西安，故而使得當時的區域劃分是以長安城為參照物劃分的，廣西處于長安城的正南方向，而湖南則處于長安城的東南方向，這就使得當時廣西、湖南沒有被納入西南區域范圍內。

隨著王朝的更迭與演變發展，到五代十國及兩宋時期，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洛陽、開封等地方，這使得無論是從方位來看，還是從地理區域劃分當中，廣西、湖南都處于西南一隅。特別是明朝初期建都南京，更是使得廣西納入西南區域無可厚非。以南京為參照物，廣西、湖南等地皆屬于西南。

再者，從民族區域劃分的角度來說，元代有意將西南諸地區劃分到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大范圍區域。元代就有將過去所說的西南諸民族即“西南夷”與“西南蠻”組合起來的特點。明代將廣義上的西南各少數民族合稱為“西南諸蠻”，實際上是將以前的“西南夷”與“西南蠻”合并了，這個稱呼覆蓋了今天所說的西南大部分地方，并給這些地方一個總的名稱，這便是“西南”?！睹魇贰ね了玖袀鳌分杏謱⑽髂系貐^的土司統稱為“西南諸部”[9]。清朝的改土歸流活動中，改土歸流的主要范圍集中在川滇黔桂四省以及兩廣地區，其改土歸流的重點區域還是在西南。

三、明清以來“西南”區域的發展與演變

從明清以來地緣政治的層面上來看，廣義上的西南地區凝聚力在明清時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強。明末清初的時候，南明的永歷政權曾經一度占有貴州、四川、云南、江西、湖南、兩廣等七個省份的地區，雖然永歷政權內部復雜，但是西南地區也曾經歸于一個政權的管理下，這對于西南格局的形成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有關西南概念的形成，可以參考元明清時期有關驛道的修建。據黃菡薇在《元明清“湘黔滇驛道”建置過程及路線變遷》一文中所提及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由四川行省備右丞耶律禿滿答兒根據四川省情奏請元朝廷修建連通湘黔滇的驛道，同年三月就得到元中央王朝的同意并著手修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就投入使用。[10]根據史料記載，此次修建驛道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元中央王朝的強盛使得當時的地方紛紛依附，云南等地方選擇歸入到元中央王朝的管轄范圍內；二是當時舊驛道已經衰弱，隨著地方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原本的驛道已經不是最佳的路線，新的路線更適合地方的聯動與發展?！跋媲狍A道”指的是在元代由地方奏請中央開修，經過明、清發展的東起辰州沅陵，西面到達中慶路(昆明)的官修驛道?！跋媲狍A道”在元代的時候開始得到元中央王朝的支持開發，投入使用的標志是元朝廷在普安路段建立起了站赤。元朝政權被新的明王朝覆滅后，“湘黔滇驛道”在明朝洪武年間得到重建，重建后的驛道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驛站數量的增加，相比元代，明代驛道上驛站的數量呈現出大幅度增加的趨勢，增加了數倍之多。接著是路線也相對于元代更為清晰，明朝驛道經過重建后，驛站的增加也使得該驛道更加容易辨認，影響比元朝更加深遠，明朝時重修的驛道也因為地方發展等種種原因改變了大部分路線。在清朝雍正年間，該驛道再次經歷了較大規模的重修，重修后的驛道有多段北移，在貴州境內，該驛道路線在整體上也呈現向北移動的趨勢。經歷三個朝代變化的“湘黔滇驛道”，最終對湘、黔、滇三地的現代交通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自元朝建立以來，結束了南宋時中華民族的分裂局面，并將云南、西藏等地納入了有效管理范圍，這在歷史上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面對如此廣闊的疆域，需要眾多管理人員和地方政策來進行治理，所提及的“湘黔滇驛道”的修建能迅速得到元朝廷統治階級的支持與同意并著手修建也與此有關。無論是云南的歸入使得云南成為西南核心區域之一，還是西藏的歸附使得西南范圍中有西藏一說，都說明西南概念在元代就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筆者認為有關西南概念的發展，自有史以來，所受之最大影響在元朝，云南和西藏的納入，給西南概念的發展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明朝時期，政治中心由南京遷都北京，原政治中心南京地處江蘇，以南京為參照物而言，則云南和西藏大部分位于南京西面，將之歸入西南地區似有不妥。但是遷都北京后，以北京為參照物，無論是從方位還是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云南與西藏都屬于西南這個范圍。相比于元代，明代重修的驛道路線有所改變，驛站也有所增加，清代“湘黔滇驛道”上的驛站呈幾倍增多，一方面反映出隨著生產的發展西南地區的經濟路線調整；另一方面驛站的增多則反映出湘、黔、滇等地區的內部聯系更加緊密?！跋媲狍A道”的修建，對于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條驛道的修建，既帶動了沿路地區經濟貿易的發展，又使得這些沿路做生意的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上有了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同時使得沿路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在促進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聯系中都有巨大的貢獻。

自元代以來的史籍中有關“西南諸部落”“西南蠻夷”等說法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用“西南”來作為這一地區民族、地域的佐稱，這一概念的出現直接影響到了大部分人對于西南的印象，也是有關“西南民族”這一概念出現的歷史淵源。

到了民國時期，西南概念多用來形容軍閥政治區域，它大多是使用在民初的政治護法運動當中，當時形成了西南六省的說法，并有不同的認知。民國時期部分著名學者對“西南”區域的范圍看法見表1：

表1 民國著名學者對“西南”區域認知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民國時期，相關政治人物和社會賢達在對“西南”區域的認知上有其共同性，也有差異性。共同性主要表現為，基本上都認可四川、云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屬于西南范疇的事實。差異性主要體現為個別人對西南諸省區域范圍的劃分有所不同。

縱觀整個歷史發展脈絡，西南區域實際上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區域。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奠定了當時西南區域的范圍，是以四川、云南、貴州為核心的區域。從明代開始，廣西逐漸加入進來。到了近代，湖南、廣東兩個省份也逐漸加入進來，湖北也漸漸列入西南的范圍。到了民國的時候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有了有關西南六省的說法。西南作為一個方位概念，大體上是指一種空間的表達，很少受到有關地理因素的影響，它既可以只包括云南、貴州、四川等地，也可以包括青藏高原，還可以表達更多的地方。這種概念是在人們一直以來形成的西南區域的概念的基礎上形成的。西南概念有廣義和狹義的說法，狹義的說法中西南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還有重慶市，稱為小西南。廣義的說法中還加上西藏、兩廣等地形成了大西南。在以往所提到的西南概念中，往往隨便就界定了西南的范圍，或者是直接套用我們今天所用的西南范圍，并沒有認真考證歷史上西南的演變過程。實際上在歷史上西南區域概念是在不斷變化的，是一個復雜的、一直在不斷變動的歷史發展過程。諸多學者在引用的時候，沒有注意到西南概念的整體性，就直接用今天所說的西南概念，這是在地理學還有區域史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范籌，也需要廣大學者共同努力研究。

四、有關“西南”概念的認識

費孝通先生指出：一個民族的格局似乎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費孝通還進一步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18]費孝通在1950-1956年間，先后考察了貴州、廣西、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區，在西南這個民族分布最為復雜的地方進行調查，雖一開始是為了更好進行民族識別工作，但在考察了西南地區民族問題后，提出民族走廊概念，指出我國西南地區的民族文化是成類型的，是可以劃分到一個大的地域里面來進行考察研究的。

總的來說，費孝通從一開始考慮的是單一的民族問題，考察了多個民族地區后，轉而思考復雜民族地區的民族多元交往交流交融問題，進而考證各民族在歷史上的融合過程。西南地區民族眾多，有的民族一開始就在西南扎根，為西南的本土民族；還有的是在歷史的發展下或由戰爭或由生計等其他原因遷入進來的，還有的是明朝的隨軍駐扎，進而長期生活在西南地區，最后發展成居住在貴州的少數民族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看待一個民族的構成，眼光已經不能僅僅局限在這個民族的傳承上，必須綜合各方面因素來考證，尤其是這個民族的起源、變遷、遷徙以及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情況。研究民族問題，必須把民族放到大的民族地區來進行綜合考察。今天中華民族有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特殊性，而每一個民族都是我們中華民族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

有關“西南”區域的界定，在我們看待“西南地區”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從《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首先提到的巴蜀的西夷與南夷；三國兩晉時期的“南中七郡”，朝代更替和政治中心的遷移；元代云南的納入，西南局面的基本形成；到明清時期將四川、云南、貴州統稱的西南民族，大范圍的改土歸流活動，納入廣西、湖南等；到民國時西南軍閥局面的形成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劃分的貴州、云南、四川、重慶、西藏。這些都需要從歷史的維度，結合地域、民族分布、發展脈絡、行政劃分來結合考察，如費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一般，將其放在一個大的歷史地域內，進行整體的考證。這也是界定“西南”歷史淵源的重要方法。

結 語

考證和界定西南范圍以及其歷史由來，需要結合歷史上西南的發展、各時期西南的不同界定和當今界定的西南范圍來綜合考證，單從任何一個層面來說都不全面，也不能令人信服，缺乏歷史佐證。即使在今天，也有廣義上的西南(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重慶，有時還包括廣西、湖北、湖南)和狹義上的西南三省(貴州、四川、云南)之分，現我們界定的西南地區包括貴州省、云南省、四川省、重慶市和西藏自治區。我們在引用其概念時，需加以說明，表明所說是某個時間段的西南地區，不可不加以考證就直接引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行政中心、經濟社會的發展、政治格局形成的不同，對西南概念的認識和解釋均有所側重，不可以昨日之西南論今日之西南，也不能以今天的西南范圍去解釋歷史上的西南劃分。歷史上的西南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變化的區域，故在引用時需要加以說明，以求嚴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