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陜”之間:川陜蘇區發展歷程中陜南的政治功能定位

何志明

川陜蘇區是紅四方面軍創建的一塊重要根據地。從名稱上可以看出,該蘇區與湘贛、鄂豫皖、湘鄂贛等蘇區類似,都是建立在數省交界之處。顧名思義,既然是“川陜蘇區”,其實際控制范圍自然應該囊括川北、陜南地區。但有意思的是,在川陜蘇區版圖的發展歷程中,基本呈現“川”多“陜”微的態勢,乃至有學者認為所謂“川陜蘇區”的概念,“只是歷史文件中沒有實現的一種戰略藍圖和政治需要”(1)秦一高、秦廷光:《川北蘇區》,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從地理方位的角度來看,位于陜南的漢中盆地,北抵西安、南至川北、西連甘肅、東接鄂豫,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然而,紅四方面軍由陜南入川后,基本采取向陜南取守勢的戰略方針,除撤離蘇區前的一次戰略性進攻外,對于經略陜南實際并無多少作為。為何紅四方面軍對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陜南地區興趣索然,反而專注于川北地區?陜南在川陜蘇區的發展規劃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檢視既有川陜蘇區史研究成果,這一問題幾乎無人觸及。為此,筆者擬從革命地理學(2)唐曉峰認為,圍繞地理的認識問題,可以分為外來地理學、弱國地理學、救國地理學、科學地理學和革命地理學、兵家地理學等類別。參見唐曉峰:《新訂人文地理隨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55—158頁。本文借用“革命地理學”這一概念,認為所謂革命地理學,是指中共武裝割據斗爭過程中,既受地形、山川、河流乃至氣候等地理因素的影響,也受國內外政治格局演變制約,最終形成在“革命”與“地理”之間取得恰當平衡的一種態勢。此外,革命史研究中的地理學視角,目前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參見應星:《主力紅軍在“五湖四?！钡尼绕?1927—1930)——再論中共革命的地理學視角》,《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4期;應星、榮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組織的地理學視角(1921—1945)》,《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郭寧:《革命與空間:中共黨史研究的地理學視野》,《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年第5期。上述論著主要從軍事與政治地理的角度來宏觀分析中國革命的整體發展格局,本文則以革命地理學為視角,分析陜南地區在川陜蘇區發展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問題。的角度,審視陜南地區在川陜蘇區發展歷程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問題,分析該地區原本是傳統武裝割據的“寵兒”,在近代戰爭模式下根據地建設中反成“棄嬰”的緣由,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戰爭模式調整對于地域山川形勢要求的塑造問題。

一、川陜蘇區建立前后的陜西省委與陜南特委

從地理形勢上看,陜西主要分為陜南、關中和陜北三大區域。與關中、陜北不同,陜南是“兩山夾一盆”:北有巍峨的秦嶺,南有綿延不絕的大巴山,中間則為漢中平原。該地自然條件優越,氣候溫和,兼具亞熱帶和溫帶氣候,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自古就有“國寶天府,魚米之鄉”之稱。公元前206年,劉邦在南鄭稱漢王,后建立大漢王朝,漢中平原就有了“漢家發源地”之說,陜南又被稱為“漢南”。從戰略位置上看,陜南北通關中,南抵巴蜀,使其在傳統冷兵器時代可以發揮聯通南北的重要政治功能。由于地處秦嶺和大巴山之間,對外交通十分不便,直至1930年代前半期,包括漢中在內的陜南地區,北到寶雞,南到川北,西到甘南,東到湖北,“不僅沒有鐵路,連公路都沒有。加上北有秦嶺,南有巴山,四面山高路險,一切運輸都得靠人力”(3)明吉順:《三十年代漢中側記》,中共漢中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辦公室編:《征集與研究》1986年第1期,第21頁。。截至1930年代前期,西安到陜南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從西安到安康。1933年,隴海鐵路局曾組織陜西實業考察團對陜南各縣進行考察,發現西安至安康需要翻越秦嶺最高峰,“道路崎嶇迂回,坡度亦陡”,不僅無法通車,“即牲口托載,亦感困難”。一般運輸以“背負”即人力為主。(4)陜西實業考察團編:《陜西實業考察》,內部發行,1933年版,第460頁。二是西安經寶雞至漢中一線。這也是通常所稱的“北線”。寶雞至漢中尚無公路相通,直到1932年,南京政府才計劃修筑西安——寶雞——漢中的公路。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在翻越秦嶺進入陜南時,即對秦嶺的險峻深有體會:“秦嶺這座大山,崎嶇雄偉,山巒重疊,翻越極為不易?！?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149頁。正因該地特殊的地形與交通條件,明清時期白蓮教、神團、土匪等傳統武裝力量得以在包括陜南在內的秦巴山區起事和藏身,官軍屢剿不止,使該地區成為傳統時代武裝割據的“寵兒”。(6)巍峨陡峭的秦嶺山脈阻隔,造就了陜南地域文化、語言、習俗等呈現與關中、陜北相去甚遠,反而與川北較為接近的特點。因此,漢中盆地自秦漢以后一直屬于四川管轄。該地南北均有險峻大山,特別是北方為秦嶺,一旦四川方面派重兵據守秦嶺,進可居高臨下威脅長安,退可武裝割據、自立為王。因此,自元代開始,陜南這一風土人情與四川十分接近的地區反被劃歸陜西管轄。

對于陜南黨組織而言,交通閉塞固然可以成為早期組織發展的臂助,但也降低了黨內信息傳遞的效率,使位于西安的陜西省委難以及時指導。大革命失敗后,為健全陜西黨組織,1927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組建陜西省委,全省分為東、西、北、南、東北、陜北六路,但南路僅到長安、藍天、周至、戶縣,并未涉及陜南。直至兩個月后,陜南才引起陜西省委的重視。9月26日,陜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的《農民斗爭決議案》要求農民部“最近制定陜南陜北的工作計劃”(7)《農民斗爭決議案》(1927年9月),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頁。。

早在1927年春,陜南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大安小組就已成立。經過短時期的發展,大革命失敗時,該地區已經擁有30多名黨員并建立了中共南鄭小組。為加強對陜南的領導,克服因地形導致省委與陜南黨之間聯系不暢的缺點,陜西省委于10月19日制定《陜南工作大綱》,承認“過去黨對陜南工作未深切注意”,因秦嶺阻隔導致“省委指導很不方便”,故決定將漢中與安康劃為一個區域,組建陜南特委,負責領導陜南地區整個黨組織的工作,同時要求“特委盡可能的與省委關系密切”。(8)《中共陜西省委關于陜南工作大綱(節錄)》(1927年10月19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46、148頁。在青年團方面,同月,團陜西省委鑒于陜南與西安距離較遠且因“秦嶺山橫斷,交通不便”,使“省委指導各縣委、市委工作鞭(長)沒(莫)及”,故設立漢南特派員,在省委領導下“規劃并指導漢南全盤工作”。(9)《共青團陜西省委給陜南特派員的指示信》(1927年10月),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共陜南特委》,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無論是黨陜南特委還是團漢南特派員的設立,目的都是解決陜南與省委聯絡不暢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加快陜西的武裝暴動步伐,減少省縣中間環節,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中共中央曾試圖取消“漢中陜北兩個特委”,各縣由陜西省委直接領導。中共中央顯然忽略了兩者間的交通阻隔問題,導致該指示并不具有可操作性。陜西省委后來在報告中明確說明在陜南、陜北設立特委的原因:“距省城較遠,交通不便,省委指導不易,且以該地較有基礎而又重要,故過去曾設特委以指導?！?10)《陜西代表團報告——政治、黨務、農村經濟概況(節錄)》(1929年5月4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281頁。此后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陜南特委始終是陜南黨的最高領導機構。

自1927年10月成立至1936年2月結束,陜南特委在8年多時間內領導機構更迭達11屆,特委書記或負責人更換16次。大革命失敗后,陜南黨組織更是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1928年3月16日,據陜西省委書記潘自力報告,全省黨員2100余人中,陜南黨員人數最少,僅30余人。(11)《潘自力關于陜西黨組織情況的報告》(1928年3月1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232頁。對于省委而言,陜南黨存在的問題不僅是組織力量薄弱,而且是工作方法轉向嚴重滯后。早在八七會議上,中共中央就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但因陜南距離西安遙遠,兼之秦嶺阻隔,信息傳遞滯后,陜南黨在政策調整方面十分遲緩。直至1930年,陜南黨的工作路線還停留在國共合作時期:“漢南過去工作,僅此(在)學校與國民黨內,此外再沒有黨的組織,也沒有什么工作,學校同志都是一九二七年的分子,工作還是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路線下,群眾組織與群眾工作什么都談不到?！?12)《中共陜南黨組織狀況》(1930年4月—9月),《中共陜南特委》,第26頁。與陜南黨組織工作路線轉向遲緩相同步的是陜西省委對陜南黨的隔膜。據曾任陜南特派員的梁益堂回憶,1930年8月,他受陜西省委委托前往陜南組織特委。出發前,梁益堂曾向省委書記杜衡詢問陜南的情況,杜衡卻稱“他也不了解”。(13)梁益堂:《重建中共陜南特委》,《中共陜南特委》,第204頁。杜衡身為陜西省委書記,對陜南黨的情況尚十分陌生,遑論其他省委領導。不僅如此,陜西省委在次年8月通過的中心工作決議案中,對陜南黨的具體工作安排更是只字未提。(14)《陜西省委關于目前陜西黨的中心工作的決議》(1931年12月7日),中央檔案館等編:《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609—625頁。

在中共中央方面,盡管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盲目暴動計劃,但仍全力催促各省開展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鑒于陜西的具體情況,陜西省委認為該省情況與南方省份不同,“農民群眾對蘇維埃政權土地革命的斗爭決心與勇氣,還是沒有的”(15)《陜西省委關于目前陜西黨的中心工作的決議》(1931年12月7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616頁。。這一論斷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嚴厲批評。為了加快北方蘇維埃運動步伐,193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史稱“北方會議”。此次會議對陜西省委書記杜衡、滿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等人提出的“北方特殊論”進行了嚴厲批判,向北方黨提出了創建紅軍和開辟北方蘇區兩大任務。對于陜西而言,就是創建二十六、二十九兩支紅軍。根據陜西省委的計劃,原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直接改編為紅二十六軍,而陜南地區此起彼伏的農民斗爭,為創建紅二十九軍提供了重要基礎。為此,杜衡還在北方會議上對該計劃進行了闡述:“建立以陜南、甘肅、四川的邊境為中心,開發游擊戰爭,主要的要和開展的漢南農民斗爭匯合?！标兡吓c鄂北毗鄰,他認為該地的發展前景頗為明朗,“是能與鄂北蘇區匯合成一片的”。(16)《陜西代表杜勵君在北方會議上的報告——關于陜甘游擊隊產生、“四·二六”罷課與黨的策略、白軍兵變、士兵工作、省委及各地的工作概況等》(1932年6月2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235、265、256頁。因陜南毗鄰四省的特殊位置,這一計劃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關注。北方會議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指示陜西省委,明確要求派出干部前往陜南地區開展農民、士兵運動,建立川陜甘蘇區以便“迅速的向鄂北發展,以便與鄂豫邊蘇區取得聯絡”(17)《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游擊運動和創造北方蘇區給陜西省委的指示信》(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頁。。中共中央意圖明顯,即川陜甘蘇區開辟后向東發展,最終與鄂豫皖蘇區連成一片。作為陜西省委計劃建設的兩支紅軍之一,創建紅二十九軍即是陜南黨的重要任務。

早在1931年底,陜西省委決定加強對陜南地區武裝斗爭的領導,并于1932年1月任命陳淺倫為陜南特委書記。為貫徹中共中央的指令,1932年2月,陜西省委發出《陜西游擊戰爭的行動綱領》,號召在全省發動游擊戰爭,以建立紅軍和開辟蘇區。此后,陜西省委陸續派出李艮、孟方洲、白耀庭等一批干部前往陜南領導創建紅二十九軍。以陳淺倫為代表的陜南特委在陜南積極開展農民抗租、抗捐斗爭,吸納當地神團武裝力量,使游擊隊的規模不斷擴大。12月,紅四方面軍途經陜南入川。在紅軍的幫助下,陳淺倫等人于次年2月13日正式組建紅二十九軍,陳淺倫為軍長,李艮為政委,下轄兩個團,共1300余人。但以陳淺倫為首的陜南特委吸收當地神團武裝以擴大紅軍隊伍,因改造神團舉措失當,最終導致1933年4月神團首領張正萬的叛變,陳淺倫等陜南特委和紅二十九軍領導人在軍部馬兒巖遇害,史稱“馬兒巖反革命事變”,陜南游擊斗爭由此陷入低谷。(18)梁晨暉:《“社會軍事化”組織與紅二十九軍的建立及影響》,《蘇區研究》2022年第4期。

紅二十九軍遭遇此次事變,與省委難以及時指導陜南特委有著直接關系。陜西省委并不贊成陜南特委直接吸收神團武裝進入紅軍的簡單做法。為了及時糾正這一問題,1933年2月和3月,陜西省委曾先后向陜南特委發出兩封指示信,批評后者在改造神團時存在“上層官長路線”。值得注意的是,指示信中特別提及兩者之間的交通問題:“解決省委與你們之間交通問題成為一刻不能遲緩的了”,建議“在南鄭到西安的轎夫、小販中找關系(或者同志,或可靠的群眾),利用這種關系來解決省委與你們間交通關系”。(19)《陜西省委給陜南特委指示信》(1933年2月5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163頁。南鄭靠近漢中,按照省委的建議,應該是由漢中出發翻越秦嶺抵達寶雞,然后向東至西安,也就是北線。該路線特點是免于翻越秦嶺主峰(海拔3700多米),安全性較高,但耗時較長。在這個指示中,值得注意的是省委與特委之間信息傳遞的時間差。以2月指示信為例,該指示信是針對陜南特委在1932年12月29日向省委寄送特委決議案和宣傳材料而發,但直到2月5日,省委才發出指示信,這個時間差說明特委的材料至少經歷了20余日才抵達省委。據劉明達回憶,他在1932年底作為團省委巡視員從西安前往陜南,因山路狹窄、積雪覆蓋,兼之沿途關卡盤查,他歷時將近一月才抵達漢中。當然,這些可能是個案。因為陜西省委后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陜南與西安的交通“往返約二十余日”,導致“交通極不方便”。(20)《吳越關于西北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2日),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頁。根據上述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受天氣和道路狀況的影響,陜南到西安單程快則十余日,慢則一個月(如遇寒冬天氣和敵人加緊盤查)。這種交通情況對于黨內信息傳遞十分不利。在革命年代,黨內信息傳遞主要依賴交通。在交通受阻的情況下,省委無法及時將指令傳達至陜南,這成為困擾陜西省委的一大難題。

紅四方面軍的到來和川陜蘇區的開辟,為陜西省委解決這一組織困難提供了契機。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建立川陜蘇區。從地理方位上看,雖然陜南與川北同樣存在大巴山的阻隔,但相比翻越巍峨險峻的秦嶺,顯然大巴山在交通上更為便利。因此,陜西省委積極推動陜南特委轉隸川陜省委。在紅四方面軍撤離川北前,陜西方面至少三次向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提出將陜南黨劃歸川陜蘇區領導。第一次是賈拓夫1933年11月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建議“把漢南劃歸川陜省委”;(21)《拓夫關于陜西黨組織破壞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1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528頁。第二次是以劉順元為首的陜南特委(又稱陜西特委),1934年2月曾明確以“地域關系”和“政治形勢”為由,建議上海中央局將“漢中黨劃歸川陜省委領導”;(22)《陜南工作報告》(1934年2月20日),《劉順元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第三次是1934年3月,陜西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以“陜南與川邊相連,工作指導上極為便利”為由,再次建議將陜南黨劃歸川陜省委。(23)《吳越關于西北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2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668頁。但上述建議都沒有得到中共中央和上海中央局的回應。隨著1935年初川陜省委機關跟隨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陜蘇區,這一計劃自然也就喪失了實施的條件。

從地理的角度看,陜南遠離中心城市,兼之秦嶺阻隔交通,本應屬于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帶,天然有利于黨組織在該地的孕育與發展。但從革命的角度觀之,交通阻隔對于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并不完全有利,有時甚至會產生制約效應。作為一個強調組織嚴密和思想行動統一的革命政黨,上下級之間的信息溝通與傳遞理應確保順暢與高效。但以“馬兒巖反革命事變”為例,因為交通阻隔,陜南特委無法及時與陜西省委保持密切溝通,后者難以及時糾正特委工作中的策略失誤,成為紅二十九軍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在川陜蘇區建立以后,陜西省委決定將陜南特委“拋棄”,數次建議中央將其劃歸與陜南毗鄰的川陜省委管轄,將陜南特委原本與陜西省委距離遙遠的地緣劣勢轉化為川陜省委就近領導的優勢,實現“革命”與“地理”之間的平衡。那么,川陜蘇區方面對此的態度是什么?其對于陜南地區又有怎樣的發展定位?

二、川陜蘇區對于陜南的發展定位

關于“川陜蘇區”這一名稱的由來,1945年中宣部的一份調查材料作了如下說明:“川陜蘇區是以川東北的大部、陜南的極小部,由于地理上互相接壤而命名?！?24)《川陜蘇區歷史材料匯集》(1945年5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內部發行,1954年版,第212頁?？梢?川陜蘇區因范圍橫跨川、陜兩省而得名。但陜南在蘇區范圍中所占比例極小,(25)紅四方面軍編寫的《紅色戰士讀本》中提出打退劉湘的“六路圍攻”,以“實現四川、陜西各省的首先勝利,創造革命的西北后方”,列舉了川陜蘇區的21個縣,這些縣基本都是在四川境內,并無陜南任何一縣?！都t色戰士讀本(第二冊)》,《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938頁。一些學者甚至認為較之川陜蘇區,可能“川北蘇區”的稱呼更為合適。(26)秦一高、秦廷光:《川北蘇區》,前言。本文無意對“川陜蘇區”之名是否準確展開討論,而是提出一個問題:地緣優勢如此明顯的陜南地區,為什么沒有成為紅四方面軍的經略目標?不僅如此,1933年5月14日,川陜省委曾在一份文件中對蘇區所處的重要地理位置進行了詳細闡述:“向南發展可截斷長江直下武漢,向東發展可以打通幾百里的白區,與川鄂邊、湘鄂西、鄂豫皖赤區聯系,向北發展可以奇取漢中,堵截漢水,進至威逼西安,向西發展可以通往甘肅新疆與蘇聯打成一片?！?27)《保衛赤區運動周決議討論大綱》(1933年5月1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74頁。但從地理方位來看,較之川東北,陜南地區更符合這一描述。然而,紅四方面軍入陜后并未立足陜南建立根據地,而且在后來川陜蘇區的發展規劃中,陜南也從未成為其拓展范圍的對象。

紅四方面軍入川前之所以沒有在陜南建立根據地,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

一是氣候與經濟層面。紅四方面軍入陜后,因為無法在關中地區立足,決定向南翻越秦嶺進入陜南。此時正值寒冬季節,“戰士們的手腳多已凍裂”,而且都身著單衣,必須首先解決部隊的冬裝問題。(2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50頁。徐向前也認為,紅軍起初“打算去漢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出秦嶺,據漢中”。(2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頁。但紅軍抵達陜南后,“旋即失望了”,因為陜南雖然糧食產量頗豐,但并不盛產布匹,導致冬衣無法解決,為了避免“凍死陜南山頭,乃決定前往川北”。(3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48、149頁。作為中國南北分界線之一,秦嶺屬于典型的北方氣候,大巴山則屬于南方。據徐向前回憶,紅軍在翻越大巴山時,明顯感覺到南北氣候的巨大差別:“雖是嚴冬季節,但陽光和熙,滿山青綠,一派生機,與風雪交加、舉目荒涼的秦嶺山區相比,迥若兩重天地。目睹這里的山勢、地形、自然條件,竟使我們這些長年累月同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驚嘆不已?！?3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52頁。盡管該地同樣缺乏鹽巴、布匹、醫藥,但溫暖的氣候與豐富的物產,最終使紅軍選擇立足川北建立蘇區。

二是地形層面。與傳統戰爭模式強調險峻關隘對于防御方的莫大助力不同,近代戰爭以熱兵器為主要進攻力量,險峻關隘并不能發揮顯著優勢,反而使防守方難以機動靈活地展開防御。陜南地區位于秦嶺和大巴山之間,活動空間狹小,并不利于大部隊的轉移挪騰。徐向前進入陜南伊始,即發現該地“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據地”。1934年,川陜蘇區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為了應對下一場進攻,張國燾曾與徐向前商議屆時是否可以北上占領陜南,但被徐向前以“漢中地區是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回旋余地不大”為由勸阻。(3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28、384頁。相反,川北的地理優勢更為明顯,大巴山以西的地勢為山地逐漸過渡到淺丘,進可威脅成都平原,退可進入大巴山區據守。

三是軍事層面。紅軍若在陜南建立根據地,勢必會與尾隨而來的胡宗南部和據守陜南的孫蔚如部作戰,胡宗南部號稱“天下第一師”,裝備精良,而孫蔚如部為了守住漢中,也會不惜代價與紅軍展開爭奪戰。此時四川軍閥正爆發戰爭,是紅軍進軍川北的最好時機。即便胡宗南部和孫蔚如部越過大巴山追擊,一方面會造成其與四川軍閥之間的直接沖突,另一方面紅軍也可以利用大巴山的有利地形與之周旋。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基于陜南與川北所處地形與政治態勢的差別,紅軍選擇在川北而非陜南建立根據地,則是綜合了“地理”與“革命”因素的考量。川陜蘇區建立后,將陜南作為戰略緩沖區,同樣也體現了這一原理。

川陜蘇區建立后,紅四方面軍的主要精力在于應對四川軍閥的軍事進攻,采取向北取守勢的方針,充分運用陜南的地理位置,將其作為與胡宗南部、楊虎城部之間的戰略緩沖區和對外物資交流通道。因此,在川陜蘇區時期,陜南始終被定義為戰略緩沖區,而非占領目標。(33)盡管紅四方面軍離開川北前曾發起陜南戰役,但主要目的并非占領該地,而是取聲東擊西之策,為西渡嘉陵江做準備。為了保證大巴山一線的安全,紅四方面軍還與孫蔚如部秘密達成互不侵犯協定,并在中央特科和陜南黨組織的協助下建立秘密交通線,通過陜南向川陜蘇區輸送物資和人員。1933年3月,中共西安黨組織負責人王右民、宋綺云向時任十七路軍三十八軍少校參謀的中共黨員武志平傳達中央特科的指令,為川陜蘇區建立秘密交通線,同時促成孫蔚如部與紅軍之間的和平協定。在武志平的聯絡下,當年6月,紅四方面軍派出徐以新與孫蔚如在漢中會談,雙方達成和平協定。孫蔚如為顯示誠意,除贈送給紅軍一部分軍用地圖和彈藥外,還主動向紅軍提供胡宗南部和河西走廊的敵情、地形等相關情報。但與胡宗南部作戰,勢必造成紅軍的嚴重傷亡。因此,川陜蘇區對孫蔚如的這一建議反應冷淡,明確“不表示去甘肅”,僅主張恢復陜南與川陜蘇區之間的商業往來。據中央特科駐陜特派員趙仁夫報告,1934年秋,中央特科還通過陜南向川陜蘇區輸送槍彈、電器、藥品、書報、軍用地圖以及上海局派往蘇區的干部。以書報為例,主要是借助陜南國民黨官方郵局系統,向川陜蘇區轉發上海中央局寄來的文件與書信,尤其是關于中央蘇區的材料。

陜南成為川陜蘇區的戰略緩沖區和秘密交通要道,自然離不開陜南黨組織的協助與配合。1933年2月,川陜省委正式在川北通江縣成立,該機構成為川陜蘇區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為了更好地發揮陜南的戰略緩沖作用,川陜省委必須與陜南特委保持密切聯系,以保證雙方協調一致。陜南距西安遠而距川北近,在川陜蘇區時期,陜西方面數次向中央提出將陜南黨劃歸川陜省委領導,均未得到明確答復。因此,從組織建制層面,陜南黨的上級從未變更,川陜省委與陜南特委應處于協作而非領導關系。例如在1933年6月川陜省第二次黨代會通過的決議案中,明確要求川陜黨必須與“四川和漢中黨的組織取得密切聯系”,“對四川和漢中黨的組織,必須予以積極贊助”。(34)《目前政治形勢與川陜省黨的任務——中共川陜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通過》(1933年6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頁?？梢?川陜省委對于陜南黨是“聯系”和“贊助”的平行關系,而非上下級關系。

由于中共中央與上海中央局對于陜南特委轉隸川陜省委的態度始終不明確,(35)四川省委與紅四方面軍的關系方面,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給后者的信中明確要求其“就近領導四川省委的工作”。但對于陜南特委,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調整其上級領導關系?！吨醒胫录t四方面軍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頁。在實際操作層面,川陜蘇區的范圍有時會延伸至陜南地區,(36)1933年2月,中共川陜省委正式在川陜蘇區成立。在6月舉行的第二次川陜省黨代會上決定成立赤江、紅江等十個縣委,其中涉及陜南的僅鎮西一縣。參見《中共川陜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討論的斗爭綱領》,《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上,第17頁。導致川陜省委與陜南特委之間的關系一度模糊不清。例如1933年2月,在紅四方面軍的支持下,陜南特委正式宣布組建紅二十九軍。該軍建立時,川陜蘇區正遭遇四川軍閥的“三路圍攻”。為此,紅四方面軍積極向紅二十九軍援助武器,同時派出以劉瑞龍(化名王大舜,擬任該軍政治部主任)為首的一批干部,明確該軍的主要任務是“開展游擊運動,以配合紅軍主力的反三路圍攻”(37)《劉瑞龍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可謂對紅二十九軍寄予厚望。然而“馬兒巖反革命事變”的發生,導致劉瑞龍等人無功而返。該事變引發了川陜省委對陜南黨的嚴厲批評。在川陜省第二次黨代會上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批評陜南特委在士兵運動方面“一貫機會主義,幻想軍官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該決議案還提出了西北地區的回民問題,要求川陜省委“督率漢南特委設法派適當干部去回民中”。(38)《中共川陜省黨第二次大會組織問題決議案》(1933年6月2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87頁。無論是川陜蘇區方面對陜南黨的批評,還是要求川陜省委“督率”后者,都明顯是將其作為下屬機構來對待。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川陜省黨代會通過的兩個文件,在涉及陜南黨的兩次措辭竟然完全不同,這也說明川陜蘇區時期兩者關系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在陜西方面,1932年12月上旬,紅四方面軍進入陜南,陜西省委和陜南特委都積極支持紅軍的行動。12月20日,陜西省委通過決議,要求各地積極展開募捐和組織慰問團,在陜南地區開展游擊斗爭,對敵人展開襲擾,“搶劫輜重,破壞交通”(39)《中共陜西省委關于紅四方面軍對陜西進攻中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黨的緊急任務決議(第七節)》(1932年12月20日),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黨史專題資料集(6)·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內部發行,1987年版,第63、66頁。。同時,黨團省委還決定推進陜南工作。12月上旬,團省委派出劉明達前往陜南,舉行黨團擴大會議,正式建立黨團特委,同時提出了與川陜蘇區的聯絡問題:“請求川陜省革命委員會派員指導,黨、團特委派精干同志到川陜邊區學習,以便取得經驗?！?40)劉明達:《漢中之行的回憶》,《陜西黨史專題資料集(6)·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第142頁。為支援川陜蘇區,1933年2月,陜西省委在給陜南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確要求其與紅四方面軍建立“很好的經常的”聯系,而且要求將這一關系介紹給省委。(41)《陜西省委給陜南特委指示信》(1933年2月5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163頁。同時,陜南特委還應川陜蘇區要求,向后者派出干部?？偟恼f來,陜西黨團組織在支援川陜蘇區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派出代表參加蘇區黨團會議。據吳尚德回憶,川陜省第二次黨、團代表大會期間,陜南黨組織也派出5名代表參會。(42)《戰斗在川陜蘇區》,耿仲琳主編:《吳瑞林史料》上,內部發行,2008年版,第116頁。二是派出干部到蘇區工作。陜南特委派出特委書記楊珊以及其他干部如潘自力、張德生等前往川陜蘇區。三是建立與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向蘇區輸送干部和戰略物資。

1933年6月,川陜蘇區與孫蔚如秘密達成和平協議,前者確立了向北取守勢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川陜蘇區對于陜南黨組織的重視程度自然會減弱,為此還引發了陜南特委的不滿。次年5月24日,陜南特委書記劉順元在給上海中央局的報告中抱怨,稱陜南白色恐怖不斷加重,而“紅四軍老是不到漢南來”(43)《把動搖怠工逃跑的分子洗刷出去》(1934年5月24日),《劉順元文集》,第22頁。。但陜南黨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是川陜蘇區領導人對其評價不高的重要原因。據劉順元調查,洋縣號稱有200多名黨員,“填表時只填百三十余人,還是縣區委代填的”,“支部多不了解,同志多半見不到”。他甚至認為漢中黨“還遠夠不上一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44)《陜南工作報告》(1934年2月20日),《劉順元文集》,第1、2頁。一些黨員缺乏組織訓練和保密意識,“生活浪漫,忽視技術工作”。他們中有的“成群的去看戲,在街上亂跑、亂吃、亂喊,在秘密的住處唱軍歌,形成自己的口音、服裝同環境的不配合”,經常導致組織被破獲。(45)《嚴格改善黨在鄉村中的秘密工作·陜西通訊》,《斗爭》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第30頁;《嚴格改善黨在鄉村中的秘密工作》(1934年5月24日),《劉順元文集》,第24頁。不僅如此,時任陜南特委宣傳部長的張心誠在給省委的報告中也承認,特委本身也“異常的脆弱”(46)《張心誠關于漢中特委工作的補充報告——組織問題及政治情況》(1934年8月9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乙1,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497頁。,“馬兒巖反革命事變”更是暴露出陜南特委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

作為川陜蘇區領導人,原本就對白區黨組織和干部存在偏見的張國燾,尤其是在“馬兒巖反革命事變”后,對陜南黨組織的認可度大打折扣。后者派來的干部,也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懷疑和冷遇。以張德生和潘自力為例,1934年冬,張德生在上海中央局和陜南特委安排下,前往紅四方面軍“解決與紅二十六軍和中央的聯系”。他帶上中央局的密信進入川陜蘇區報告陜南黨的工作,隨即被“招待起來”,不再談工作。他盡管后來被安排擔任川東北、川西北道委宣傳部長,但“僅僅是名義,連常委會議也沒參加過”。(47)張德生:《我在陜南工作的情況》,《陜西黨史專題資料集(6)·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第138頁。1935年初,潘自力自陜南抵達川陜蘇區后,隨即被嚴密監視,甚至“連大小便都有人跟得很緊”。3月,他才被分配到川陜省委工作。張國燾之所以對陜南特委甚至上海中央局派來的干部持冷淡甚至警惕態度,除白區黨組織屢遭破獲之因素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此時川陜蘇區已經通過四川省委與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聯系;二是上海中央局只負責領導白區黨組織,川陜蘇區不在其管轄范圍內。

作為主力紅軍的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地區,使西北地區的軍事格局悄然發生改變。特別是川陜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對于推動西北地區的蘇維埃運動具有重要意義。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給紅四方面軍的信中盛贊川陜蘇區可以“把革命的火炬燒遍整個的西北”,“這種驚人的勝利,給整個西北的革命運動,奠下了最強固的基礎”。(48)《中央致紅四方面軍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317頁。共產國際遠東局也認為,既然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創建根據地的任務遲遲不能實現,川陜蘇區的開辟則表明推動西北蘇區的建立“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進行下去的”。(49)Фред(弗雷德):《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ычуань-Синьцзян》(關于四川——新疆問題的討論),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РГАСПИ),檔案號:495-19-575。在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看來,川陜蘇區很可能成為帶動西北蘇維埃革命的“發動機”。對此,川陜蘇區方面也有明確的認識。

1933年2月,川陜省第一次黨代會指出,川陜蘇區已然成為“開展西北革命的廣大源泉”(50)《中國共產黨川陜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組織問題的決議》(1933年2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41頁。。紅四方面軍在入川前夕,正式將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該機構的職權,川陜省第二次黨代會通過的《紅軍與地方武裝決議案》中作了詳細說明:“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隸屬于中央軍事委員會,有總攬西北各省革命軍事權力,除直接指揮西北各省紅軍外,并經過各省蘇區軍事指揮部指揮各省蘇區地方武裝,在便利和必要條件下,亦可將某些地方武裝劃歸直接指揮?！?51)《紅軍與地方武裝決議草案》(1933年6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頁?？梢?該軍委會的職權較之鄂豫皖時期已大為擴張,不僅可以“總攬西北各省革命軍事權力”,還可指揮各省蘇區地方武裝。事實上,該機構的影響也僅限于川陜蘇區范圍,“總攬”的局面并未實現。

要借助川陜蘇區發動西北革命,首先需要由陜入甘,陜南自然成為重要戰略支點。但蔣介石派胡宗南部駐守天水,使這一設想在當時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早在紅四方面軍西進途中,就有媒體認為紅軍意在“由陜甘沖入蒙古,以便與赤俄溝通”(52)慕古:《徐向前的鱗爪》,《西北問題》1933年第1卷第2期,第13頁。。1933年6月,蔣介石致電劉湘,稱搜獲的中共陜西省委方面的文件顯示,紅四方面軍“確有赤化川陜甘,打通西北路線之整個計劃”(53)《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3年5月至6月)》第20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印行,第560頁。。因此,蔣介石命令追擊紅四方面軍進入陜南的胡宗南部進駐天水。天水古稱秦州,為川陜甘三省交通要道,為西北地區的重心所在。關于駐守此地的目的,蔣介石曾明示胡宗南,稱此舉意在防止紅軍北上,其重要性“不下于長城抗日”(54)《胡上將宗南年譜》,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頁。。從國民黨的角度觀之,紅軍一旦進入新疆或外蒙“取得蘇聯的物質援助”,“那就不好對付了”。(55)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戰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編審組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頁。沈仲文時任胡宗南部第六團第一營副營長。由于國民黨在天水的嚴防死守,紅四方面軍要由陜南進入甘肅,實現與新疆打通的目的,其難度可想而知。隨著中央紅軍開始向西轉移,紅四方面軍也很快面臨新的作戰任務。1935年初,中央紅軍決定入川。為牽制川軍,中共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56)《中央關于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給四方面軍的指示電》(1935年1月22日),四川省社科院等編:《川陜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3月,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陜南僅有的戰略緩沖價值也就不復存在。

通過分析陜南地區在川陜蘇區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可知,紅四方面軍采取向陜南取守勢的戰略決策,主要基于以下四個方面的考量:一是陜南所處的特殊地緣政治環境。陜南為楊虎城部孫蔚如所據守,位于天水的胡宗南更是虎視眈眈,紅軍最后采取秘密聯合孫蔚如與胡宗南相抗衡的方式,故而放棄攻取陜南。二是陜南地區所處地形的局限。陜南地處秦嶺與大巴山兩大山脈之間,缺乏戰略縱深,不利于紅軍大部隊靈活挪騰。三是陜南是川陜蘇區與外界建立交通的重要中轉站。川陜蘇區借助陜南的秘密交通線,輸送了大量干部和物資。四是雖然川陜蘇區方面意識到陜南作為發動“西北革命”的重要戰略支點作用,但由于國民黨在天水的兵力部署,導致由陜南入甘的可能性較低。在這幾個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傳統戰爭時代占盡地理優勢、成為武裝割據“寵兒”的陜南,反而在川陜蘇區時期頗為沉寂,甚至成為根據地建設的“棄嬰”。

三、“打通國際”構想中的陜南地區

前文已經提及,川陜蘇區的建立有利于連通西北,最終與蘇聯取得聯系,這在當時已為各方所矚目。實際上,自大革命失敗起,“打通國際”以獲取援助始終是力量弱小的中國共產黨急迫的生存需求?！皣H”畢竟遠在他方,要取得其援助無外乎“水”(東南)“陸”(西北)兩途。中國共產黨自創建后,無論是中央機關所在地還是發展重心,都始終在南方(沿海)地區,較少顧及西北地區,而對于黨內曾出現的“西北革命”學說更是持反對態度。(57)例如中共五大通過的決議案將其批判為“小資產階級之中發生一種恐懼失敗的情緒”,“想要將革命根據地從帝國主義威脅之地,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甚至措辭嚴厲地稱其為“無根據的失敗主義”?！墩涡蝿菖c黨的任務議決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但隨著南方蘇維埃運動不斷受挫以及西北政治局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逐漸開始關注西北地區,并探討在該地開辟蘇區再經陸路“打通國際”的可能性。

1930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周恩來等人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并不看好中國共產黨在南方的幾塊根據地,反而看上了地處西部的四川,建議紅軍注意向四川發展,認為“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58)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頁;據王明之妻孟慶樹回憶,王明也曾在共產國際中文檔案庫看到過這份周恩來手書的談話筆記,斯大林在談話中建議紅軍“要學習吳佩孚的經驗”前往四川,“四川是個發展蘇維埃和紅軍的好地方”。參見孟慶樹編著:《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莫斯科《本體心理學》慈善基金會2011年版,第113頁。。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建立川陜蘇區,恰好在實踐層面完成了斯大林的這一計劃。川陜蘇區的開辟,標志著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重心開始從中、南部逐漸西移,從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蘇聯。這無疑令共產國際十分振奮。1933年3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對紅四方面軍建立川陜蘇區的做法明確表態:“我們肯定紅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是對的?！?5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軍事問題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1933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36—1943)/(1921—1936)(補編)》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頁。

1931年12月至1933年初這一階段,被學者稱為中國共產黨繼旨在奪取廣州、武漢以后的“第三次戰略進攻”,目的是實現蘇維埃運動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60)王志剛:《地緣政治視野中的中國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頁。由于軍事策略的失誤,繼鄂豫皖、湘鄂西蘇區被敵人攻陷以后,失去兩翼配合的中央蘇區也面臨地緣上的孤立狀態。與此同時,川陜蘇區卻在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中獲勝,蘇區面積進一步擴大。1934年,中央蘇區范圍進一步縮小,戰略轉移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川陜蘇區無論從發展態勢還是所處地理方位而言,都具有較之其他蘇區不可比擬的優勢。為此,遠東局方面更是積極推動共產國際對川陜蘇區的援助。1934年8月15日,遠東局書記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列舉了四川的一系列優勢,認為該地“可能比中國任何一個省都更有利”,而且“從傳播革命的角度和軍事戰略的角度看,這個地區展現出比我們的中央蘇區具有的更多的發展前景”。(61)《埃韋特同志1934年8月15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頁。時任遠東局軍事代表施特恩在該年抵達莫斯科后,于9月16日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建議書,明確指出“由于在江西的中央蘇區遇到了困難,四川蘇區的問題就被擺在了首要位置”。但此時中共中央難以顧及川陜蘇區,“(倘若)放任四川蘇區不管,讓它自行發展和自生自滅,那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62)Фред(弗雷德):《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ычуань-Синьцзян》(關于四川——新疆問題的討論),РГАСПИ,檔案號:495-19-575。

施特恩這里提及的“管”,就是指共產國際要主動承擔起援助川陜蘇區的責任。從地理方位上看,與遠在江西的中央蘇區相比,川陜蘇區靠近西北,使共產國際通過該地區援助后者至少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由于此時盛世才與莫斯科方面聯系密切,所以假道新疆經甘肅、陜西與川陜蘇區建立聯系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例如將大宗戰略物資通過甘肅轉道陜南運入川陜蘇區。早在川陜蘇區開辟后不久,共產國際就致電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以四川為基地,經過陜南、甘肅向新疆發展,繼而連接蘇聯的設想:“在四川、在陜南和盡可能在通往新疆方向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具有重大意義?！?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軍事問題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1933年3月),《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36—1943)/(1921—1936)(補編)》第3輯,第309頁。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在這里明確提及了陜南,體現了陜南地區在這一構想中的重要戰略支點地位。為了向中共中央闡明這一觀點,共產國際還在次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近期任務》中特別提醒“應提出關于加強陜西工作的問題”(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第307(A)號記錄(摘錄)》(1933年4月2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頁。。根據施特恩的建議,共產國際應在中亞阿拉木圖設立直屬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西北局,該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通過中國西北地區轉道陜西“同四川建立通訊聯絡的可能性”(65)Фред(弗雷德):《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ычуань-Синьцзян》(關于四川——新疆問題的討論),РГАСПИ,檔案號:495-19-575。。因此,在共產國際設計的這條運輸線上,陜南地區的中轉站作用不言而喻。

為了引起中共中央和陜西省委對陜南地區的重視,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強調在陜南發動游擊戰爭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重心由東南向西北轉移的意義:“將陜西的運動與四川的運動聯系起來,這樣就可以造成一種新局勢,就是一方面川陜蘇區有了廣大的根據地及鞏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陜蘇區與新疆的聯系,所以我們提議這樣與四川陜西的黨,共同努力完成這個與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同時建議中共中央從北方黨中抽調陜、甘、寧夏籍干部前往西北地區工作。(66)《康生和王明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號信》(1934年9月1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245—246頁。此電文再次明確了以陜南為中轉站打通新疆與川陜蘇區關系的重要性。但此時面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中共中央忙于準備戰略轉移,無暇顧及這一問題。

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后,江西蘇區旋即被國民黨軍隊占領,故共產國際對川陜蘇區寄予更高的期望。1935年4月,共產國際認為川陜蘇區“向陜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為此,蘇聯國防部、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單位甚至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小組,專門研究紅軍未來在西北的發展計劃和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明確肯定了紅軍在西北發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67)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頁。為了論證從西北經陜南援助川陜蘇區的可行性,共產國際還派遣李立三前往阿拉木圖開展考察與論證。經過調查,該年8月3日,李立三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即提出“建立從哈密到陜西和四川蘇區的信使聯系”,具體路線節點如下圖所示:

圖1 從哈密到陜西和四川蘇區的信使聯系具體路線節點

由上圖可知,在李立三的規劃圖中,從新疆抵達川陜蘇區,陜南始終是必經要道,成為以川陜蘇區為基礎“打通國際”的重要一環。但李立三和共產國際不知道的是,早在1935年2月,紅四方面軍就已經西渡嘉陵江放棄川陜蘇區。

事實上,川陜蘇區建立后,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內部(尤其是北方黨),都高度重視陜南在“打通國際”戰略中的重要地緣優勢,該地區也一時成為各方關注的“寵兒”。當然,因為所處角度不同,雙方對陜南在該戰略中地位的認識同中存異。對于“打通國際”構想的具體行動方向,中共中央(包括此后的上海中央局)和北方黨組織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經過寧夏、內蒙“打通國際”,是川陜蘇區開辟前中共黨內的普遍共識。(68)例如1932年7月,河北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上海中央局與華北黨組織失去聯系。9月,上海團中央局派遣李華生以團中央巡視員的名義前往天津,他的使命除了恢復這一聯系外,還包括向孔原等人傳達派人前往包頭、五原、臨河等地發動群眾“創建大西北根據地”進而“打通國際路線”以爭取蘇聯援助的中央指示。李華生:《1933年在北平》,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革命史回憶錄》第2輯,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頁。寧夏、內蒙屬于“正北”方向,而陜、甘、新所在的“西北”方向,一度不在中共中央的視野。特別是1932年北方會議以后,為了推動北方蘇維埃運動的開展,中共中央派出了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但后者主要將精力集中于華北地區和推動華北建軍,對于西北工作一時難以顧及,甚至后來引發了陜西省委的不滿。(69)1934年5月,陜西省委也在報告中強調“西北問題的嚴重性”,批評中共中央對甘肅與寧夏的工作“不聞不問”,要求“對西北工作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和切實領導”?！蛾兾魇∥皽黻P于今后工作的具體意見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5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376、377頁。與中共中央的看法不同,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蘇聯,是西北黨組織反復強調的地緣優勢。(70)例如1934年3月吳鴻賓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特別提及西北地區的重要意義,“占全國三分之一的面積和人口,其地勢北接蘇聯,東北毗鄰內外蒙,西至英印,西南毗連康藏”,建議設立西北區和西北省委?！秴窃疥P于西北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2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664頁。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等強調的“打通國際”,主要還是指從陜北根據地北上接近外蒙,并不包括西北地區,而處在秦嶺以南的陜南,自然不會進入北方黨的視野。但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以及開辟川陜蘇區,引發了北方黨組織創建根據地和強大紅軍的熱望?！按蛲▏H”的任務自然也就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率軍南下川陜,與紅四方面軍合兵一處,奪取一省蘇維埃運動的勝利,然后擴大至整個北方,最后實現“打通國際”的目標。

早在1932年11月,時任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政治部主任的張慕陶即致信河北省委,稱紅四方面軍西征有助于擴大西北蘇區以便“和蘇聯打通關聯”。他還建議趁楊虎城軍隊尚未集中和蔣介石追擊部隊尚未到達之際,由中共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會同紅二十六軍占領西安。雖然張慕陶建議借助紅四方面軍西征打通與蘇聯的關系,但其重點在于兩軍會師西安。此后,紅二十六軍南下與紅四方面軍匯合,成為包括陜西省委在內的北方黨所追求的重要目標。在陜西方面,北方會議后陜西省委派出省委書記杜衡前往紅二十六軍擔任政委,杜衡到任伊始就否決了向北打通蘇聯與原地活動兩種意見,堅持要求南下渭華、商洛地區,以便“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系”。(71)汪鋒:《我在陜西省委和陜南特委的工作》,《各界》2010年第12期,第89頁。1933年6月底,他率領該軍紅二團渡過渭河進入藍田商洛地區,結果遭到圍攻,紅二團被打散。南下行動最終宣告失敗。

盡管杜衡率領的南下行動遭到了失敗,但與紅四方面軍匯合,北方黨始終念茲在茲。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在給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仍然要求紅二十六軍“必須集中力量鞏固的向南發展”,牽制敵軍對川陜蘇區的進攻,實現一省或數省的勝利。(72)《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給陜北特委的信——關于陜北游擊隊工作與創造新蘇區問題》(1934年7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464頁。10月下旬,孔原在給紅二十六軍的指示信中再次要求其向陜中、陜南地區發展,以“牽制敵人對于川陜蘇區的新進攻”,“爭取陜西全省蘇維埃的勝利”。(73)《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給紅二十六軍的信》(1934年10月2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608、612頁。時至1935年5月,他還在強調將陜北與“陜南的游擊隊連接起來”,實現蘇維埃運動在陜西一省的勝利,這樣可以形成一個“更偉大的新局勢”:一是使川陜蘇區具有穩固的后方;二是可以“打通川陜蘇區與新疆的聯系”。(74)《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關于擴大蘇區問題給駐陜甘代表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的指示信》(1935年5月25日),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精編(2)》,陜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頁。對北方黨乃至陜西省委而言,將分散、弱小的紅二十六軍與主力紅軍合兵一處,爭取一省蘇維埃運動的勝利,無疑是落實北方會議精神和創建北方蘇區的重要措施。在北方黨的發展藍圖中,陜南只是其南下與紅四方面軍匯合的必經要道,而借助陜南轉道甘肅、新疆“打通國際”僅是下一步的計劃。這是其與共產國際眼中陜南地理價值的最大不同。

川陜蘇區建立后,共產國際和北方黨組織對于陜南地區在“打通國際”構想中所處地位的認識之所以不盡相同,是因為共產國際是基于川陜蘇區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西北(蘇聯),且在中央蘇區軍事壓力倍增的情況下,強調陜南在連接蘇區與蘇聯的咽喉要道地位,突出以陜南為樞紐的“西進”;北方黨組織則從壯大紅軍的角度出發,首先突出陜南地區作為紅二十六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必經之路的地緣優勢,其次才是蘇區壯大后陜南在打通國際方面的意義,強調以陜南為目的地的“南下”。

由于所處地理方位重要,陜南在“打通國際”構想中占據關鍵一環,一時為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陜西省委所矚目,成為“西進”打通蘇聯的起點和“南下”會師紅四方面軍的終點。但因革命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川陜蘇區的很快丟失,陜南這一優勢不復存在。盡管此后在陜南建立根據地之說曾一度被提起,但都未能付諸實踐。(75)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林彪對在陜北的前途感到悲觀,1935年12月連續三次向中央要求“去陜南打游擊”。12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轉林彪,明確指出:“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陜南游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陜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后者是更重要的?！眳⒁娭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頁。因為脫離了“打通國際”的地緣語境,該地區又難以承載近代戰爭理念下根據地建設所需要的諸多條件,成為“棄嬰”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余論

回顧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創建史可以發現,這些根據地大都建立在山地而非平原。因山地有交通阻隔、地形險峻、植被覆蓋等優勢,有利于阻擊敵人和隱蔽自己。但并非所有山地都適合建立根據地。為此,毛澤東曾提出武裝割據的“中等規模的山地”說:山形險要、易守難攻;群眾、組織和經濟基礎好;有與山地相連的廣闊游擊地區,回旋空間大。(76)《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頁;《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23—424頁。也就是說,該地山地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山太大會構成生存和行動障礙,山太小又無法形成有效的游擊區”(77)應星、榮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組織的地理學視角(1921—1945)》,《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55頁。。換言之,革命者必須在“革命”與“地理”之間必須取得恰當的平衡與取舍,才能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從“地理”的角度來看,陜南確實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北有秦嶺,南為大巴山,中間則為漢中平原;處在秦嶺以南,屬于南方亞熱帶氣候,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糧食產量高;處于川陜甘鄂四省交匯處,成為南北交匯的重要支點。自古以來,這里就是兵家必爭之地。1932年開始,國民黨持續推進“開發西北”,即充分注意到陜南對于西北開發的意義。西北地區地域廣袤、人口稀少、降水不足,國民黨繼而提出開發西北“須打通川陜以借助巴蜀寶庫之富力”的主張。(78)壁光:《建設西京必須溝通川陜論》,《西北問題》1933年第1卷第9/10期,第9頁。陜南地區北連關中,南接川北,自然成為“打通川陜”的咽喉之地。

然而,從“革命”的角度特別是從近代戰爭理念來看,陜南并非武裝割據的首選之地。根據毛澤東“中等規模的山地”說,該地南北面有巍峨的大山,固然可以抵御敵軍攻擾,但也不利于己方軍隊運動作戰,而且以熱兵器為主要進攻手段的近代戰爭,可以顯著降低險峻山勢的防御效用;而秦嶺與大巴山之間的漢中平原面積相對狹小,回旋空間不足,不利于紅軍大部隊的靈活挪騰。這說明近代戰爭模式對于山川形勢要求與傳統時期存在明顯差別。此外,以漢中平原為核心的秦巴山區,由于18世紀末以降川、陜、鄂、豫流民大量涌入,其以種植玉米等美洲作物和兼營手工業為生,造成該地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最終導致如何炳棣所稱的新辟農墾區的“報酬遞減率”,社會矛盾也迅速尖銳,成為此后該地爆發白蓮教起義及長期動蕩的重要原因。近代以來,這一現象并未緩解,土匪、民團和神團在陜南的勢力仍然不容小覷。這些力量的存在,都是建立根據地、壯大紅軍的阻礙因素?？梢?原本屬于傳統時期武裝割據的熱門選擇,在近代戰爭模式下很可能會走向另一個反面。

基于以上因素,紅四方面軍放棄在陜南建立根據地,繼續南下進入川北建立川陜蘇區,此后也僅將其作為戰略緩沖區,而非戰略目標。既然如此,陜南黨組織對于川陜蘇區的軍事價值也就相對有限。由于交通和地形原因,陜西省委領導陜南特委存在諸多障礙,在川陜蘇區開辟后,其曾數次建議將陜南黨組織交由川陜省委領導,但后者對此反應冷淡。中共中央與上海中央局雖然一度對陜南地區表示高度興趣,設立了直屬中央局的陜南特委,但其主要任務除了與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六軍取得聯系外,就是“在漢江兩岸開展游擊戰爭”(79)劉順元:《中共陜南特委一度受上海中央局直接領導》,《征集與研究》1986年第3期,第3頁。,僅強調該地與鄂北毗鄰、便于沿漢水東下的優勢。共產國際在川陜蘇區開辟后,一度對陜南地區寄予厚望,希望紅四方面軍能以該地為支點西進,帶動西北革命與“打通國際”,但因國內戰局變化,這一計劃最終未能落實。

從陜南地區在川陜蘇區選址和發展規劃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可以看出,其擁有四省通衢和高山環繞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卻未能成為紅四方面軍一心經營的主陣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與傳統冷兵器戰爭模式強調山形、地貌乃至河流對于戰爭走向的顯著影響不同,近代以熱兵器為主要手段的戰爭,重塑了對山川地域形勢的要求。陜南這一傳統戰爭年代武裝割據的“寵兒”,在近代戰爭模式下最終成為根據地建設的“棄嬰”的變化過程,表面上看是不同時代背景下地緣因素發揮作用的差別,實質上是戰爭模式調整對于地域山川形勢要求的全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