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的調適: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四川黨組織的社會構成與黨員發展研究(1927—1935)

常芳彬 閆 磊

近年來,學界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地方組織和黨員社會構成等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范圍包括上海、廣東、河北、東北等地。(1)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月軍:《東北地區中共地下黨(1927—1933年)組織生態分析》,《黨的文獻》2007年第5期;徐進:《黨、革命動員和地域社會:論中共河北黨組織(1928～1934)》,《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但對于土地革命時期,中央組織路線在一省范圍內的具體執行效果,以及對西南腹地的重要省份,后為抗戰大后方的四川黨組織的發展情況(2)本文所指的四川地區包括了今天的四川與重慶兩省(市),研究對象只包括四川省委管轄下組織與黨員,特此說明。,相關研究卻很少?；诖?本文以1927年四川臨時省委建立到1935年省委被破壞為時間范疇,從組織史的角度切入,揭示共產國際路線和中央的政策對四川黨組織的社會構成和組織發展的影響,以及中央與四川省委、省委與基層黨部之間圍繞發展黨員和組織改造而產生的互動關系。

一、從大革命失敗到中共六大:中共四川黨組織生態

按照列寧政黨思想的原則,加強組織建設歷來是共產國際對各國支部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1927年1月,在中國大革命緊急時期,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基本上確立了土地革命時期中共的組織路線。概括而言,共產國際指示,中共組織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全國性的黨組織系統,實現領導機關的工人化,重點發展工人階級黨員,并深入農民群眾和重視軍運工作。

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五大提出要在思想和組織上“變成波爾札維克的黨”,干部隊伍中要“吸引工人”,擴大黨員數量要“吸收產業工人,進步農民,和革命的智識分子到黨的隊伍中來”。(3)《組織問題議決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08頁。根據中共五大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將黨的組織系統按行政區劃改為中央—省委—市或縣委—區委—支部。中共五大結束后,中共中央鑒于“三·三一”慘案(4)“三·三一”慘案指1927年3月31日,四川軍閥劉湘、王陵基和蘭文彬等叛變革命,在重慶屠殺革命群眾的血腥大慘案。后四川省委書記楊闇公、組織部長冉鈞等主要領導被殺的狀況,即“干部星散,機關癱瘓,工作陷于停頓”(5)《劉披云同志回憶在四川地下黨工作情況談話紀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頁。,立即著手派傅烈、鐘夢俠、周貢植、劉大元和劉榮簡(劉披云)五人去重慶組建中共四川臨時省委。1927年8月12日,四川臨時省委成立,書記由傅烈擔任,委員傅烈、周貢植、劉榮簡、鐘夢俠,秘書長由劉愿庵(劉愿安)擔任。

面臨被破壞殆盡的黨組織現狀,要建立和重新梳理全川黨的組織系統,非以熟悉四川情況和具備革命經驗的同志不能勝任。第一屆四川臨委都經歷過大革命的鍛煉,均由中央軍委派出,反映了中共中央此時對軍事工作的重視。從身份看,傅烈、周貢植、劉榮簡、鐘夢俠都是知識分子,其中三人參加過留法勤工儉學,這也是當時四川黨干部中的一個特點。因為二十世紀初,四川留法勤工儉學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數眾多。從籍貫看,除傅烈是江西籍外,其余三人均是川籍。秘書長劉愿庵雖是陜西咸陽人,但自幼隨父遷川,辛亥革命后,就曾在成渝兩地從事過革命活動,可謂既有革命經驗又熟悉川情?？梢钥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危急時刻組建的四川臨委,并沒有嚴格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專注工人階級出身,而是從有利于工作開展的角度出發,將大革命時期表現突出并有一定軍事經驗的黨員派往原籍省份,這也說明中共中央并不忌諱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四川臨委建立后,按照中共五大的指示,重建了全省的組織系統,除以前的特支部分保留外,其余全部按照行政區劃改為縣委、市委和區委。

八七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太少。羅明納茲在會上指出,中共黨內之所以“發生許多奇怪的理論”,原因就是“黨的工農分子是很少的”,無產階級革命“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得正確”。(6)《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報告》(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八七會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頁。因此,八七會議著重強調黨的領導干部中工人成分的意義,并決定以政治紀律來規范黨組織。

而共產國際代表所指責的現象,在大革命時期的四川也普遍存在。還在八七會議的指示到達前,四川臨委就向中央匯報“四川的同志過去以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占最大部分”,“黨差不多是建基于小資產階級之中”,以至于發生了很多脫黨、逃跑和不聽指揮的現象,“這是四川黨最大的危機”。(7)《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報告(第一號)》(1927年9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80頁。解決方法只能是嚴格紀律,淘汰腐化分子,盡量在工人及貧農中去吸收新分子。9月1日,八七會議的文件由劉榮簡帶至重慶。10—12日,四川臨委召開擴大會議,將省委委員擴大至11人,候補委員5人,正式建立省委(在未得到中央批復前仍稱臨時省委)。至于改組原因,《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報告(第一號)》提到,“臨時省委前由中局指定五人來川負責,已經開始辦公并曾通告各地,現在我們感覺工作繁重,負責人太少,非改組不可”(8)《四川臨時省委通告(第十二號)》(1927年9月16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14頁。。新增劉愿庵、彭興道、張秀蜀(成都負責)、向希平(自流井負責)、曾俊杰(工人)、程乘淵、張X余等為委員,他們均是川籍,其中曾俊杰是工人,負責領導職工運動,其余是知識分子。這說明四川臨委有意向的吸收工人階級,率先改造自身。

為貫徹八七會議的指示,實現全川黨組織工農化,四川臨委于9月30日發出關于擴大組織問題的通告。明確提出在健全支部機構的基礎上,基層對于工農革命分子之吸收是建立“黨的真實基礎”,“可防范一般知識分子同志之右傾和妥協”,并以此方針制定了各地發展黨員指標。按計劃,臨委要求中心城市發展工人黨員人數要占到該地總數的50%左右,以成都為例,要求征黨總數是110人,其中工人成分要求50人。在工業基礎薄弱的中心縣城和偏遠縣區,農民黨員人數則要占到40%—60%。例如郫縣,要求發展十名黨員,其中農民占六人。另根據四川軍閥林立的特點,臨委也提出發展兵士黨員的重要任務,有“兵科”名額31名。最后,臨委要求全川征黨總數為790人,工科229人,農科206人,兵科31人,文科173人,商科九人,女生30人,其他112人,(9)《四川臨時省委通告》(1927年9月3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45—147頁。工科占比約29%,農科占比約26%,工農科占比約55%,工農科比例已超過50%,有一定程度提高。臨委還強調“成分的分配可以酌量出入(總以多吸收工農分子為重),但發展整的總額,無論如何是不能減少的”(10)《四川臨時省委通告》(1927年9月3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44頁。。

1927年9月,共產國際同意中共打出蘇維埃革命的旗幟。10月15日,四川臨委作出緊急決議案,表示對“武裝暴動和蘇維?？谔枴鼻袑崍绦?(11)《四川臨時省委緊急會議決議案》(1927年10月1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09頁。立即制定軍事人才培養方案。臨委要求凡是屬于軍事性質的學習訓練班,各地“均應積極的指派忠實同志報名投考”,具體數目不低于各級黨部的5%,并且各地要調查和聯系黨在軍隊、民團中的同志,以供武裝暴動之用。(12)《四川臨時省委通告》(1927年10月1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18、220頁。但本地培養顯然不能解燃眉之急,在擬定大竹縣武裝暴動計劃后,中共四川軍委于11月4日向中央軍委報告請求“多派熟知軍事技術的同志回川工作”,并發來軍事運動的策略和教授材料。(13)《四川臨時省軍委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76頁。

經過近三個月的組織發展,到1927年11月,省委機構逐步健全,省委除組織、宣傳兩個部外,下設宣教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等。全川黨員共442人,已登記黨員為173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大中省校的教員,工人階級僅有10人,農民階級為6人,急需的軍事人才為13人。包括省委工作者在內的各級黨部負責人共54人,其中工農分子僅各4人,其他46人。(14)《四川臨時省委組織部向中央組織部的報告》(1927年11月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79—280頁?？梢?盡管在組織建設上吸收了少量工農分子,但與共產國際提出的“指導機關工人化”還相去甚遠。而在黨員發展上,不僅總數未能完成790人的目標,而且重點發展的工農兵黨員也很不理想,知識分子仍是主要成分。為此,四川臨委組織部無不苦惱地向中央解釋,“各地負責同志多以此為副業”,更看重自己的本職工作,省部發出的通告“很少即時發生效力”。(15)《四川臨時省委組織部向中央組織部的報告》(1927年11月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78頁。同時,川內黨員“歷來犯機會主義的傾向很深”,許多地方黨更是淪為社會地位較高的負責人的私人組織;并且有的黨員往往不愿介紹文化落后的工農入黨,以免有失學者紳士身份。省委反省道:“總之,這些缺點都是小資產階級潮流中所應有的現象,是值得從黨的成分上加一番徹底的改造?！?16)《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15—316、318頁。為此,臨委尤感缺乏能做實際領導工作的干部,懇請中央調十五名在外有工作經驗或留俄的同志回川,“其中以能勝任上級領導工作者五人——且能負工農運動專責者各一人,能做縣市委指導工作者十人,方能督促同志發展下層工作”(17)《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50頁。。

以上現象頗能反映出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組織路線在地方上實行的困境。特別是對于傳統地方組織根深蒂固,且沒有經過國民大革命充分熏陶的四川來說,既要選拔專注于革命事業的基層干部,又要透過權勢名流去發展工農群眾,其困難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重建全國組織系統,加快發展黨員,是中共面臨的客觀任務。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八七會議以來,“組織問題已占了黨中第一等重要地位”,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和工農群眾組織的革命化,“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18)《中央通告第十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工作》(1927年12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723頁。接到中央通告后,1928年2月,四川臨委召開擴大會議,決議“用十二萬分的努力,盡量吸收勇敢忠實的工農分子,改造黨的成分,尤其改造黨的指導干部”(19)《四川臨時省委關于政治問題及今后工作計劃決議案》(1928年2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82頁。,計劃在兩個月內“使黨員成分工農兵數目的總和超過全體總額半數以上”。各地還要成立兩個以上的兵士支部,吸收20名以上兵士黨員。(20)《四川臨時省委關于政治問題及今后工作計劃決議案》(1928年2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83、88頁。按照中央要求,擴大會議還改組臨時省委,在新選拔的省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工人兩名、農民一名。這表明臨委逐漸增加省委干部中的工農名額,并指示基層組織迅速實現工農化改造。

到1928年5月,據劉愿庵向中央的匯報,全川23個地方黨部都“業已照新組織改組完竣”。統計全省黨員1045人,工人約12%、農民約18%、兵士約10%、小商人約5%、其他約50%。劉愿庵雖然承認統計數據可能不甚準確,但工農兵成分確比上次都有增加。報告認為,客觀上講四川黨組織雖在成分上有較大改觀,“但是黨員質量上仍然很少進步”,一般知識分子不僅對黨的政策和訓練缺乏興趣,很少參加工農兵運動,且在“三·三一”慘案、“二·一六”慘案(21)“二·一六”慘案指1928年2月16日,四川軍閥二十四軍、二十八軍和二十九軍聯合處處長向育仁以楊廷銓被毆死為由,派出大批軍人包圍成都大學、師范大學和師大附中等學校,逮捕教員、學生100多人,并在成都下蓮池將其中14位革命志士殺害。后,“表示消極怯懦的很多”(22)《四川省委劉堅予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11頁。。至于工農黨員,“也很少積極分子”,因為他們多半通過介紹人的鼓吹、宣傳甚至是親族感情的聯絡等方式入黨,而不是從斗爭中選拔。(23)《四川省委劉堅予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09—211頁。隨后,臨委派劉榮簡赴中央的報告中還指出,“過去的所謂改組黨部,仍然是家長制度的委派”,根本不具組織改造的意義。(24)《四川臨時省委劉方澈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1月1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322頁。到8月,四川臨委再向中央匯報時,指出全川黨員約2000人,且工農黨員已占65%—70%,各地指導機關中,工農干部也已占65%—70%。黨員結構在如此短時間內即為之一變,難免有些倉促,四川臨委也認為以上成績稱不上黨改造工作的完成,因為各地僅注重于形式,而“各級指導機關仍是知識分子包辦”。(25)《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2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61—262頁。

總結而言,經過一年左右的整頓,四川地方黨組織和黨員都有相當迅速的發展,但四川省委對總體質量并不認可。這充分反映出,缺乏政治教育和革命鍛煉的基層,難以選拔出大量優秀工農人才。產生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費短缺,四川臨委曾無奈地指出,“各地內部工作人員每月幾元錢的火食費都籌不出”(26)《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2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62—263頁。因而,無論有怎樣的計劃,都難以實行。(27)《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2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63頁?？梢钥闯?共產國際指示的組織路線在四川實行時,執行者不僅要打破原先的人際關系網絡,產生階級認同和適應組織生活,而且還要成為職業革命家。這對于鄉土、鄉親意識極為強烈且幾無經濟基礎的四川工農階級,無疑是非常困難的。而長年在外求學的知識分子,雖較少受到鄉土意識和經濟來源的牽絆,卻不愿深入工農群眾和參與工農運動。

二、貫徹中共六大路線:四川優化黨員結構的嘗試

1928年6—7月,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上明確要求,黨要“繼續引進工人同志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務使指導機關工人化”(28)《政治議決案》(1928年7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394—395頁。,但要反對“決定工人成分幾分之幾的參加”、請工人來當“菩薩”、“排斥智識分子”等機械主義的改組方式,(29)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28年6月2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284頁。應注意甄別和加強教育,注重發展產業工人和軍事干部,對知識分子可以采用無產階級的方法使他們“無產階級化”。(30)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347頁。在中共六大上,劉愿庵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六大結束后,四川代表劉愿庵回川傳達六大決議。1928年12月18日,省委和部分地方黨部負責人、團省委代表召開緊急聯席會議,傳達六大精神。會議選舉穆青為省委書記,選舉陳峻山、劉遠翔、劉愿庵、程秉淵、穆青為新的臨時省委,其中劉遠翔是工人,其他四人為知識分子。在此期間,各地黨部遵照省委春荒暴動和兵變的指示,在多地發動武裝起義,黨員情況也有較大改變。據1929年1月四川臨委向中央匯報的資料,按照要求,全省黨員和大部分基層組織,工農成分已占近70%,其中農民成分接近一半,知識分子大致占30%。農民黨員的迅速發展與1928年間的幾次農村暴動有直接關系,僅省委直轄地區就有過3次農村暴動、2次抗捐斗爭。而工人階級黨員經過努力發展,僅占約20%。(31)《四川省委及直轄各縣組織狀況一覽表》(1929年1月15日)、《川南、川西特委及所轄各縣組織狀況一覽表》(1929年1月1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331—341頁。

為執行黨的六大關于組織發展的指示,糾正各地盲目或機械發展黨員的錯誤,四川臨委于1929年2月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其中有11名地方代表參加。會議指出,雖然工農兵黨員幾乎已占到全省黨員的80%,但黨員中工人很少,產業工人則幾乎沒有,農民黨員的增加使黨內出現了“游民意識”和“農民意識”。為改變工、農、知識分子成分不平衡的問題,四川黨內今后的任務是繼續改造和健全黨組織,多從斗爭中吸收工人分子,尤其是吸收產業工人加入指導機關。各級黨部要嚴格按照黨章要求吸收黨員,在鄉村中“應以貧農、雇農為發展的對象,建立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32)《四川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2月2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411、407、417—418頁。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擴大會議對省委的改換程度非常大。選舉正式委員9人:穆青、劉愿庵、劉榮簡、李鳴珂(鐘鳴)、陳惠(熊子良)、李寬懷(陳家鈺)、陳慕仁、陳優生、蘇愛吾(項鼎、蘇幼農),候補委員九人:程秉淵、游少彬(邵賓)、曾海元、楊玉忠(梁穆宗)、肖瀛洲、張郅(張治)、陳峻山、張××、游××。其中工人階級占28%,知識分子占72%。(33)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原省委委員僅留39%,新增委員占61%。但仔細分析也可看出,雖然省委成員更新超過六成,但階級構成與本土化卻有很強的延續性,即川籍知識分子仍占絕大多數。對此情況,四川省委認為,目前“從引進工人同志參加指導機關說來,成績非常不好”,因四川過去“工運太壞”,工人干部培養也就“尤其缺乏”。(34)《四川省委致中央的報告——關于第二次擴大會議經過》(1929年8月1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141頁。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也與四川地理位置偏遠有關系,通過對比中央就近指導的順直省委,可以明顯反映出四川干部本土化的特點。

表1 川冀兩省中共省委干部社會成分與籍貫比較(1927—1929)

分析上表可知,從順直省委建立起到1929年4月,本省干部人數從未超過外省干部,且工農出身的干部一直在省委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四川省委自建立起到1929年2月,本省籍知識分子占據省委絕大多數,工農出身干部僅是零星的一兩個,直到中共六大后才將工人干部增加到5個。這可能是因為順直省委與中央聯系比較緊密。而四川地處西南腹地,出川交通極為不便,(35)根據往來信件可以推算出,中央與四川省委的通信時間需要近2個月。且既沒有建立華南那樣的蘇區根據地,也不屬于北方革命范圍。因而,中央對四川的領導只能是政策層面的。對此,四川臨委曾一度頗有微詞。而四川省委人員的不斷變動,除因執行中央的組織要求外,犧牲、調動、叛變、開除等也是重要原因。

二次擴大會議后,四川地方黨組織抓緊了工、農、學、兵運工作,將工作重點轉向黨的建設,積蓄力量,黨員人數也逐漸達到高峰。8月,在得到中央批準后,四川正式建立了省委。1929年4月,四川臨委再向中央報告時,全川黨員總數已達3000人左右。從區域上劃分,省委直屬約1000人,川東約1200人,川南約800人;從社會成分和階級分析,工人約400人,農民約1000人,兵士約800人,其余約800人。(36)《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報告》(1929年4月29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29頁?？芍?此時工農兵黨員成分約占70%,特別是兵士黨員大幅度增長,約占26%,說明此前布置的軍運工作有顯著成效。而經過多次農村暴動的洗禮,農民黨員繼續呈現出高速發展趨勢。從1927年8月至1929年初,四川地方黨領導發動十余次武裝,大多數發生在農運基礎較好的川東、川南地區。相比之下,工人黨員則發展緩慢。對此,四川臨委解釋道,黨員一般認為“四川產業落后,是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產業工人極少,發展無產階級黨員也就十分困難,因而只能通過軍事投機或武裝暴動等方式來發動工農群眾,完成黨的任務。(37)《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報告》(1929年4月29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26頁。

可見,盡管這一時間段四川黨員發展的人數可觀,但對于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再三強調的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產業工人的吸收,卻收效甚微。大部分基層干部和黨員還是農民階級,并沒有達到優化黨內工農比例的預期。對此,臨委精辟地總結到,四川的黨“是由學生團體變而為農民黨的組織”,并且認為能了解和執行黨的政策的黨員,只占十分之一,“一般工作能力十分薄弱”。(38)《四川臨時省委致中央報告》(1929年4月29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29頁。原因在于各地在發展黨員時,一般不知介紹黨員標準,或太嚴,或降低。農民對于黨和農會的關系又認識模糊和區分不清,認為農會就是黨,黨便是農會,也就難免出現農民盲目入黨和成批入黨的現象。而且,為完成中央與省委制定的征黨目標,各地黨部甚至運用鼓吹、“利誘欺騙”和“封建感情關系”的方式去發展黨員,這必然難以保證黨員發展的質量。至于士兵黨員的迅速發展,臨委也認為“數量太無限制,質量太壞”。原因在于軍隊中的黨員發展大多憑“感情結合”,“同志間任意發生橫的關系”,軍官同志威望過大,以致于軍支黨團去遷就他們,甚至出現了整排集體入黨的情況。(39)《四川臨時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軍事工作決議案》(1929年6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68—69頁。

三、從結束第二次“左”傾錯誤到省委被破壞:“布爾什維克化”方針在川的實行

第二次“左”傾路線雖不是由共產國際直接推動,但也與它一系列指示和理論有著莫大的關系。從1930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員余乃文入川任軍委書記起,到11月四川省委開始糾正第二次“左”傾路線,歷時五個月的“左”傾暴動給四川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通過1930年6月和1931年6月四川省委兩次向中央的報告,可以直觀看出此時期四川黨的變化情況。

1930年上半年,因四川省委連遭破壞,領導人員和分設機構大幅度減少,省委常委只有程秉淵、蘇愛吾、游少彬三人。6月25日,四川省委向中央詳細匯報了區委以上干部和全川黨員的統計情況,在省委看來起碼也要能擔任區委以上的工作才能稱為干部。包括省委在內所有區委以上干部共計84人,其中工人干部13人,農民干部兩人,軍事干部11人,自由職業者一人,其余為知識分子。(40)《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附:四川省委組織問題統計表)》(1930年6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224、240—245頁。這表明,1928年8月省委報告的基層組織中工農比例已占60%—70%,這應是包括眾多基層支部在內的平均統計,而區委以上的省、市、縣委中,近70%仍是知識分子,證明之前省委關于各地機關仍是“知識分子包辦”的結論并非虛言。

統計數據中,全川黨員共3881人,其中手工業者505人、產業工人56人、士兵黨員750人、農民黨員1223人、知識分子黨員1143人、其他類者204人。(41)《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附:黨員數量成分一覽表)》(1930年6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251頁。這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四川黨在數量上的最高峰。但四川省委對此時黨員發展質量有著清醒的認識,指出近兩月來新吸收了工人同志約150人,都系手工業者,以成渝兩地政治水平較高,比較有活動力,其他地方較差。產業工人人數雖少,“質量尚好”。農村黨員政治水平很低,且“富農、中農占多數,甚至有不少地主階級的成分”,“這是四川黨農村組織的嚴重現象”。知識分子大都對黨敷衍,消極散漫,甚至有背地加入改組派和國民黨的。士兵同志一般政治水平與工作能力都低,但如果“要求立馬開干”,積極性很高。(42)《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1931年6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219—220頁。這說明,在實際工作中,產業工人確實比一般工人和農民革命素質高,但苦于發展人數太少;而士兵黨員人數不少,積極性也高,但容易盲動。

1930年11月,四川省委開始糾正第二次“左”傾路線。有關全川暴動期間黨員的損失情況,據新任省委軍委書記羅世文向中央的匯報,“農民運動全部被破損了”,而脫離工農基礎的武裝起義“也幾乎全部斷送了黨在白軍中的組織力量”。1931年6月,全省黨員從4000人驟減至1580人左右。四川省共產黨組織狀況大致為:從區域上看,川東約600人,川西約380人,川南約300人,川北潼川縣150人,川北順慶縣約150人;從社會成分和階級分析,工人約300人,兵士約200人,農民與知識分子約1080人。(43)《特生向中央的報告》(1931年6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89頁。

分析來看,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左”傾錯誤是造成四川黨員大量損失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央制定的全國總暴動計劃,要達到“會師武漢”的革命目標,長江上游的重慶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中央特派員入川直接推動全川的積極暴動,這期間四川共爆發三次革命兵變(一次未成)和三次農民起義,所以損失最大的自然也是農民和士兵黨員。從另一方面看,也充分印證了此前省委對于黨員質量的擔憂,尤其是大量沒有經過嚴格考察的農民與沒有嚴謹訓練的士兵涌入黨內,極易造成旋聚旋散的局面。

六屆四中全會雖否定了第二次“左”傾路線,但在共產國際代表直接干預下,以王明為首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其組織方針的核心要義即徹底貫徹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具體而言,就是繼續堅持領導干部的工人化,按照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發展黨員。1931年5月,四川省委常委召開全體會議,檢討第二次“左”傾路線時期的錯誤,決議“執行國際和四中全會路線”,“肅清黨內家長制的余毒”,恢復黨組織“首先應該注意吸收工人、雇農入黨”,“并堅決反對右傾取消的傾向”。(44)《四川省委通告》(1931年6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70、474頁。這樣,第三次“左”傾錯誤開始在四川貫徹。

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有計劃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以指導各地黨組織改造工作。1931年初,中央派巡視員小元入川,全面督促四川黨組織路線轉變。8月13日,中共中央就組織問題專門致信四川省委,指示四川工作的重心是恢復與創造工農支部,減少上層架空的不必要機構,通過斗爭和教育“勇敢的引進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45)《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問題給四川省委的信》(1931年8月1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第504、505頁。收信后,四川省委遵照指示,將省委常委減至4人,各部委也縮減至4個。10月,四川省委制定組織工作計劃,下達對各地黨部的具體發展任務,要求從10月到廣州暴動紀念(12月11日)兩個多月內,新發展工人階級的指標為144人,農民303人,農村婦女15人。(46)《四川省委最近組織工作計劃》(1931年10月1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510頁?？梢?經歷嚴重挫折后,四川省委布置的征黨任務穩健和務實得多,但各基層組織要在逆境當中再度煥發生機,顯然比較困難。

果不其然,到12月份,四川省委遺憾地向中央表示:數月以來,全川“在黨員數量上幾乎沒有增加,計劃規定各地發展數字沒有實現”(47)《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1931年12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548—549頁。。為此,1932年1月,省委再度給各級黨部布置征黨任務,具體指標與去年10月相差不多,并再三強調此前發展成績與計劃目標相差甚遠,“證明各地黨部還沒有真正走向布爾什維克的轉變”,望對新任務切實執行,不得馬虎。省委另要求各地要積極開展兵運工作,要求第一季度發展兵士黨員232人。(48)《四川省委致各級黨部信》(1932年1月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3、15頁。這表明,四川省委對于此時發展工農黨員的難度是有一定認知的,因而沒有像之前那樣提出動輒幾百或翻番的發展指標,而將重點放在軍閥、民團部隊中。此外,鑒于中央蘇區嚴峻的反“圍剿”形勢,四川省委的另一項組織任務,是為中央蘇區輸送“工人與軍事專門技術人才”,計劃全省共選派21人。這也是省委要求多發展兵士黨員的原因之一。

1932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在聽取巡視員關于四川的工作報告后,致信四川省委,批評四川黨的整個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并沒有“真正的徹底轉變”,“不能正確懂得國際路線的真實內容”。(49)《中共中央給四川省委的信》(1932年2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151頁。中央指示,在干部層面,應立即提拔一個工人同志參加省委工作,基層黨部應從工人、貧雇農和兵士中提拔,但“一定要把干部的基礎建筑在先進的無產階級身上”,確?！爸笇C關走上工人化的道路”。發展黨員問題要注重質量,糾正之前“浮夸虛報”“黨員掛名”等缺點,并建議采取“工作競賽沖鋒隊等方式”,從“現在到五一節”,黨員人數要增加500人,其中工人成分要發展到200人,產業工人要增加到50人。(50)《中共中央給四川省委的信》(1932年2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162、163、164頁。盡管中央給四川布置的征黨總數僅比省委提出的略多一點,但著重強調工人階級要占到一半。收到中央指示后,四川省委于6月3日通過對自身工作檢討和今后路線的決議,決定“立即實行引進工人成分參加省委領導工作,完成政治的轉變”(51)《四川省委關于接受中央來信的決議》(1932年6月3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70頁。。隨后,省委即調工人階級出身的馮伯謙為常委,后為組織部部長。

1932年9月,四川省委就近兩月的工作情況向中央匯報,指出“最近黨的發展,從成分上看有顯著的轉變”。但總體上地方黨部的改造,“引進當地工農干部參加工作的成績很壞”,仍舊要靠省委委派,而且巡視制度尚不健全,限制了對地方的指導作用。(52)《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1932年9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106、107頁。到1933年3月,四川省委常委程秉淵向中央匯報,全川目前共有統計黨支部240個,工廠支部13個、手工工人支部13個、農村支部115個、兵支25個、街道支部21個、學校支部10個、其他43個;黨員1207人(53)四川省委統計1267人,實際相加為1207人。,從社會成分和階級分析,產業工人60人、手工工人102人、雇工53人、貧農與中農478人、軍官11人、士兵130人、學生72人、店員11人、自由職業者及其他290人。(54)《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1933年3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371頁。

可見,自第二次“左”傾路線結束后到1933年3月,盡管中央與省委布置了幾次征黨任務,四川黨員仍然減少了近250人。程秉淵也坦承“在全川整個的比較觀察,一年多以來,簡直是沒增加”,而且川東黨組織因幾次破壞,“損失了大部分的組織”,省委所在地的成華地區和學校支部也“表示減少”。除去白色恐怖的客觀原因外,省委認為“黨的組織的發展上無疑的是受著十分厲害的關門主義的障礙”,“對干部的恐慌還沒解決”。(55)《四川省委致中央報告》(1933年3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372頁。從社會成分來看,四川省委和各級黨部在六屆四中全會后,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組織路線的指示精神,發展黨員過程中主要面向工、農(貧、中、雇農)兵群眾,積極向“布爾什維克化”方向靠攏,但農民成分仍占近四成,而工人成分還不到兩成。

對此,1933年5月20日,中央給四川省委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指示信,批評省委沒有堅決執行中央反富農路線,強調對機會主義進行無情斗爭。這樣,四川黨的組織工作又激進起來。7月17日,四川省委通過接受中央指示信的決議,承認過去對工農運動高漲形勢認識不足,組織發展落后,要求各地方黨、支部,要堅決執行發展黨的任務,在9月18日之前,“完成一倍以上黨員的發展,并要嚴格實現中央規定的成分(工人、雇農成分要占百分之七十五)”。另外,省委決定“在最近期間應當引進五個工人雇農同志參加省委工作”。(56)《四川省委接受中央五月二十日來信指示的決議》(1933年7月17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432—433頁。1934年1月中旬,中央特派員徐平到達成都,“傳達中央指示,幫助省委轉變工作,經省委會議討論,決定遵照中央指示建立新省委”(57)《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第61頁。,史博康、張郅、劉克諧、王柱臣(農民)(58)黨躍武:《閃亮的坐標——四川大學革命英烈傳略》上,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頁。、黃德華、袁宗潔、鐘炳榮(致明)(農民)(59)德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德陽市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2頁。、劉××、曾海元等九人成為省委委員,九名省委委員中,史博康、張郅、劉克諧、曾海元等四人是知識分子,(60)《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省委組織分工名單》(1934年2月1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141頁。黃德華、袁宗潔、劉××三人是工人,王柱臣和鐘炳榮兩人是貧農,工農干部已超過知識分子干部。而改組原因,在1934年2月10日的《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也作了說明:“川委一九三〇第一次代表會所選出的正式委員和候補,早已殘缺不全。去年五月接到中央來信后,提有〔新〕分子參加(正式七人、候補四人,其中只工人一個),但現在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正式三人,候補二人?！?61)《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4年2月1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141頁。這次改組,很大程度上是為彌補缺額。

同時,徐平督促四川省委,加快轉變四川黨組織路線。2月3日,在特派員的督促下,省委通過更為激進的組織工作決議,提出發展與鞏固黨的組織“成為目前最緊急的任務”。具體目標是“在今年紅五月前各地黨部應有三倍以上的發展,工人要占百分之四十”。(62)《四川省委關于全川工作的決議》(1934年2月3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111頁。隨后,徐平就四川黨組織問題向中央匯報,指出“目前四川黨最嚴重的現象,是羅明路線下的取消主義”?！八麄冋J為蘇維埃革命是農民運動,工人不是反帝和土地革命的動力”,將工作重點放在鄉村,“甚至有很多地方還在富農分子的把持之下”,“這是十足的農民中心主義代表的意見”,“也是富農路線的最堅決執行者”。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即是“四川黨沒有真正變成無產階級領導的黨”。(63)《四川省委平同志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2月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130、131頁。

也就是說,按照“下層統一戰線”要求,四川省的征黨范圍越來越窄,征求指標卻是成倍增長,還要防止掉入“富農路線”與“農民主義”的“泥坑”。但實際上,改造組織和征黨任務在地方執行時屢屢碰壁。如省委巡視員到綿安地區后,計劃在改選縣委時只保留兩名舊同志,增選五名新同志,即兩名雇工,兩名貧農和一名知識分子。這一提議立即遭到兩名舊同志反對,“經過了一兩個鐘頭的爭執仍各走極端”,再加上私人感情和土匪習慣等其他因素制約,巡視員無奈地表示“縣委的集體領導、機關的建立、實行分工負責等,只成為紙上的決議”。(64)《四川省委綿安巡視員給省委的信》(1934年5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256—257、260頁。

吸收基層黨員的情況則更為復雜,省委遂安巡視員的報告比較有代表性。他到達該處后,立即召集臨時縣委會議,改組縣委,布置任務。而在執行過程中得到的回答卻是“舊的清理不起,新的不能發展”,原因是群眾、同學都喜歡“要大干不小干”,“別處干起我們這里才能干起”,“要求不開會”,“要有槍和隊伍”,甚至還有“無論如何是干不起來的”等觀念?？h委遇到這些問題,“就束手無策了”,在巡視員的詳細解釋與指導下,該地區的組織改造和征黨工作才有一定的成效。(65)《四川省委遂安巡視員給省委的報告》(1934年6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275—276頁。

1934年6月,工人階級出身的劉道生和馬如龍帶著中央指示信回川工作,并再度改組省委,增加了省委中的工人成分,但1934年8月和1935年4月,四川省委又遭兩次破壞,直至1937年12月,期間四川沒有建立過省委組織,改造地方組織和發展三倍以上黨員的目標,也就無從談起。

結語

“唯成分論”確實是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中“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之一。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中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66)《〈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頁。。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強調的組織路線,很難在四川黨的發展中得以完全貫徹。六屆四中全會之前,省委層面僅是零星的增加工農階級,眾多的基層支部在實際上多為農民干部,介于支部與省委間的市、縣、區黨部,干部成分仍以知識分子為主。六屆四中全會后,通過中央委派和巡視員督導,省委和各級組織的工農成分才有顯著的增加,但省委以下各級黨部的改造大多以委派為主,工農干部極為缺乏。

從全川黨的社會構成來看,土地革命時期前期(1927—1933年),工人成分的變動區間是12%—19%,農民是18%—37%,士兵是10%—26%?？梢哉f,農民黨員一直是中共四川黨的主要成分,這也是大革命失敗中共轉向地下和農村的普遍現象。而四川黨組織的一個特點是,兵士黨員一直占有相當比例,數量上甚至幾次超過工人黨員。這與四川軍閥林立,部隊眾多有直接關系。相比之下,四川工人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的發展則十分緩慢。

因此可以總結到,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和地方實際相結合,不能將“布爾什維克化”教條式的執行。從土地革命時期四川黨的發展歷程來看,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地方經歷了不小的挫折,但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