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社會的戰略問題與應對措施

王 梓 灼

(成都大學法學院,610106,成都)

0 問題的提出

人工智能最早于1956年被美國學者John McCarthy提出。此后,國外學者開始紛紛投入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并使人工智能領域從理論推理發展到實操階段。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由John McCarthy提出的構建人工智能語言和以紐厄爾為代表的GPS問題數學求解程序,再次將人工智能推向了高潮。之后在經過了10年短暫的低潮期后,于20世紀80年代引入知識系統,使得文本翻譯、語言識別、計算機視覺、掃地機器人、強化學習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再次引發國際熱潮。我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最初由錢學森等人主張進行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研究。

我國的人工智能起步艱難,但隨著大量中國留學生陸續回國,逐漸形成了中國人工智能領域中堅力量[2]。隨著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將人工智能列入國家重點發展清單。我國于2015年也啟動了“中國制造2025”國家工程。2015年我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于在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互聯網+”的行動計劃,開啟了在創新2.0下互聯網發展的新形態、新業態,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將為基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領域的創新應用提供核心基礎。同年7月,國務院印發正式文件,將“互聯網+人工智能”列為11項重點行動之一[3]。通過政策扶持推進,我國著重開展人工智能研發,改善交通和居住環境,通過大數據(Big Data)計算提升整體醫療福利水平,改善購物環境和節省成本投入等。

眾所周知,歷史上每一次的技術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性改革,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在每一次的技術革命中,通過有償勞動的形式賦予人以生產價值,但最終卻導致了人與勞動的對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在生產效率被整體提升的情況下,短期內必然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由此引發了社會性焦慮。技術引發人與勞動之間的“對立”關系亟待解決。雖然,通過人工智能,可以實現從傳統制造向智能產業格局的中國化轉變,在國際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人工智能引發的社會倫理矛盾問題層出不窮。其中,機器與人力的矛盾一直困擾著社會的良性發展?？紤]人工智能的具體應用和社會性適應等問題,應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層邏輯倫理進行探討。我國學術界于2019年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社會實驗的治理理念,目的在于探索出智能社會治理的中國道路[4]。本文對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歷史和發展現狀等做以結構性梳理,指出深層倫理問題,為我國人工智能領域的良性發展提出學理性建議。

1 人工智能的到來與爭議

人類社會至今經歷了四次產業革命,第一次產業革命是指于18世紀60年代由英國發起的技術革命,通過第一次產業革命人類社會進入了蒸汽時代。隨著火車、輪船等大型交通運輸工具的產生,人類社會徹底進入機器時代。直至19世紀60年代后期,人類社會進入了“電氣時代”的產業革命進程,在這個時期內,資產階級徹底完成轉型,大量剩余產品亟待傾銷,產生大型壟斷組織,殖民地格局確立。之后歷經100余年,美國率先將科技革命引入互聯網、計算機、原子能領域,加劇了資本主義各國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平衡,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和國際地位差距。前三次的產業革命雖然徹底改變了主流社會生活方式,但究其本質是一種資本主義向全人類的一次巨大規模的傾銷性掠奪。

蒸汽機的發明標志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開始,第二次產業革命(電氣、批量生產)和第三次產業革命(PC、互聯網)又促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COM)、大數據等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時代。當前,人工智能已經深入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自1950年首次出現“人工智能”一詞,發展至今已有超過70余年的歷史[5],但迄今為止,仍沒有形成被廣泛認同的人工智能概念。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直接引發了人們對其評價的褒貶不一。資本家更關注的是生產性的效率,但這將會帶來人力的貶值。雖然不同立場和領域的人,對人工智能的認知不同,但其對人工智能領域中的“人類智能機器人”和“計算系統”的肯定態度,卻保持一致。我們尚且可以在此將人工智能定義為“具有人類智能的機器或制造它的計算機系統”。那么,新的問題應運而生,即人工智能究竟指的是我們所見到的、所熟知的模擬人類智能,還是功能強大到可以超越人類能力,具有感知、理解、推理、學習、創造呢?這也就是人工智能是否應該具有強大的生產性能力的問題,能否重新定義我們所習慣的生產生活和工作方式。為了正確理解人工智能,有必要將人工智能細分為: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與超人工智能。

首先,弱人工智能(Weak Intelligence,AGI)是指全無主觀意識,只按照設置的指令行事。弱人工智能只在特定的場域下執行指定的任務。廣為人知的谷歌DeepMind的人工智能程序阿爾法戈(AlphaGo)。2016年3月,阿爾法戈在與李世石九段的圍棋對弈中以4勝1負獲勝,2017年5月在與科齊的對弈中也取得了勝利。這說明,在限定領域,即使是弱人工智能,其能力也超越了人類。與弱人工智能相對應的是強人工智能(Strong Intelligence,AGI)。強人工智能擁有與人類一樣的意識、感官、理性判斷等能力,會用人類的思考方式去判斷和解決問題。目前技術還未達到完全強智能水平,不過百度、騰訊等科技大廠已經啟用根據客戶需求對答的智能電話客服系統。最后則是各方面能力遠超一般人類的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相較于前二者,超人工智能最大的不同是附加了社會性,具有很強的社會適應能力,不僅具有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可以參與科學研究。但這在科學領域引發了巨大分歧[6]。目前,在弱人工智能已然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前提下,人類未來追求的目標究竟是如何擴展弱人工智能的適用范圍,還是將弱人工智能發展到強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呢?

那伙人終于走過去，一杭心里松了一口氣，突然一個聲音說：“站??！”一杭裝作沒聽到似的，加快了腳步，并暗中拉了拉雪螢的衣袖，先前所有的不快都煙消云散了。那個矮個兒光頭小子跑上來，攔住他們，說：“叫你們站住?！?/p>

2 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現狀與問題

2.1 我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戰略

我國人工智能的發展,主要采用的是基于應用驅動的發展模式,具體分為四個方面,即采用政策先行、學術引領、人才培養及產學研結合的方式推進人工智能領域的中國化發展,至今已有40余年的歷史。

我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自2015年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多項助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相關政策。在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開啟了在創新2.0下互聯網發展的新形態、新業態,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將為基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領域的創新應用提供核心基礎。同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將“互聯網+人工智能”列為11項重點行動之一[3]?！吨袊圃?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中也構建了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藍圖。2016年3月,兩會授權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重點突破大數據和云計算關鍵技術、自主可控操作系統、高端工業和大型管理軟件、新興領域人工智能技術”。2016年5月,國家發改委在《“互聯網 +”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到2018年國內要形成千億級的人工智能市場應用規模。同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要求,加快基于人工智能的計算機視聽覺、生物特征識別、新型人機交互、智能決策控制等應用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支持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軟硬件開發。2017年國務院發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是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頂層設計,該政策為未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此之后,各地區密集制定出臺了關于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發展規劃、行動計劃、實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在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智能+”概念后,人工智能快速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相融合。2021年3月國家公布的十四五發展規劃中“智能”“智慧”“機器人”相關表述達到59處,這表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技術保障和核心驅動力,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戰略不僅可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還可提升我國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7]。

為了更好聚焦科研,培養人工智能領域的人才,團結全國智能科學技術工作者和積極分子,經民政部批準同意,于1981年創辦了中國人工智能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AI),至今已有40余年歷史。中國人工智能學會掛靠中國郵電大學,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正式團體會員,具有推薦“兩院院士”的資格。學會全覆蓋智能科學與技術的全領域,通過學術研究、國內外學術交流、科學普及、學術教育、科技會展、學術出版、人才推薦、學術評價、學術咨詢、技術評審與獎勵等活動促進我國智能科學技術的發展。學會的主要工作內容有:1)公開出版學術刊物。例如:《智能系統學報(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中文核心期刊);內部刊物《智能技術學報(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中國人工智能學會通訊》、《學會通訊》青年?？?、《AI學者》網絡文摘等中文雜志,另有日本出版的英文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Intelligence》;2015年推出了學科白皮書系列及3本頗具影響力的發展報告,同期年底還推出了以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命名的“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書系。2)整合學科和行業資源,舉辦大型學術科技會議。3)有健全的人才培養和舉薦機制,設立各類科研獎項用來激發和鼓勵會員。4)為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支持,為社會添加活力。學會是全國性4A級社會組織,一方面為節約了公共資本投入,另一方面活躍了社會氣氛,大力動員社會力量的介入,賦予整個人工智能科研體系社會性。為了培養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人才,從2019年起,國家在中國科學院技術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浙江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相繼開設了人工智能博士點,以培養和儲備人工智能領域人才。

為了促進人工智能領域的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由中國人工智能協會主辦,中國科學院指導、諸多領域內專家參與的首屆中國智能大會(CHINESE CONGRES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5),于2015年在湖南長沙成功召開。之后每年一次,先后在北京、杭州、深圳、青島、南京、成都及湖南等地召開,共同聚焦人工智能發展的最新動態,構建生產、學習、研究和應用的再生產體系。目前,中國智能大會是中國最大和權威的代表人工智能最新產出的會議。會議主要確定和分析了以下幾點內容:1)確定了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前途。人工智能必將在新形態、新業態的發展中通過持續推動關聯技術和新型科技、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開創新技術革命,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新支點。應用領域也將從智能控制、符號計算、自然語言理解、模式識別和計算機視覺、機器學習與數據挖掘、智能信息檢索、語音識別等過渡到人機交互、機器學習、模式識別、產業實戰、芯片等更創新階段。2)確定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設立人才專題論壇。3)確定產、學、研結合的創新、實用發展模式。4)遵照政策大方向,注重大灣區、一帶一路局部特殊區域的人工智能發展。圖1為我國智能社會的整體戰略圖。

圖1 我國人工智能社會的戰略體系圖

2.2 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現狀

中國已經在生產和生活中的諸多領域逐漸滲透人工智能技術。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階段,大體可以分為萌芽(1978—2000年)、起步(2000—2012年)、成長(2012—2015年)及快速發展階段(2015年—)。

在萌芽階段,將“智能模擬”列入研究計劃中,并相繼成立了中國自動化學會模式識別與機器智能專業委員會(1979年)、中國人工智能學會(1981年)、中國計算機學會人工智能和模式識別專業委員會(1986年)等學術團體(張洪國,陸平,邵立國,念沛豪,2017)。在該階段,自動推理技術取得重大突破[8],使專家系統[9]開始過渡到商業化階段。比如:“天馬”專家系統開發環境、CLIPS等。在起步階段,由基于演繹的推理專家系統被推進為有歸納推理能力的“網絡爬蟲+排序算法”,使量化數據更被理解為自然語言,處理關鍵詞含義也更加精準,且可通過人們的檢索頻率來確定網頁的重要性權重,精準推送廣告信息,網絡購物平臺得到快速發展。產業領域,成功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智能工業機器人(放射源機器人、激光焊接機器人、移動印刷機機器人、鎖螺絲機器人等)、人機博弈[10]與手寫體識別[11]等領域。

在成長階段,人工智能技術正式步入資本市場,開啟了企業自主研發、合作研發及投資入股的新商業發展模式。云計算和芯片處理能力使人工智能技術中的學習功能產生了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則是CPU+GPU, FPGA和TPU。 相較于被單獨使用的CPU和GPU,取而代之的是“CPU+GPU”模式,既節約了投入成本,也大大提升了計算效率。FPGA是一種半成品的集成電路,可根據應用場景的特征來重新設計,耗能比較小,自身具有的重構特性使得其方便優化,百度的大腦芯片就主要基于FPGA。TPU是谷歌專門為自己研發的一款芯片,運算速度提升超50%。國內的百度率先于2012年底,開始了自然圖像OCR識別和人臉識別,使識別的錯誤率降低了30%,人臉識別的準確率高達98%以上。同年,百度啟動了基于深度神經網絡技術的語音搜索系統。隨后,國內如百度、騰訊、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積極布局人工智能領域。百度于2014年在硅谷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利用整合大數據優勢,發布大型智慧商業平臺,與寶馬合作研發自動駕駛汽車。騰訊于2015年成立智能計算與搜索研究室,研發出Dreamwriter撰稿機器人。阿里巴巴搭建了底層平臺DTPAI,并聯合富士康向機器人公司SBRH 進行戰略注資。華為也于2012年成立諾亞方舟實驗室,專門從事數據挖掘智能研發工作,推出神經應答機和單輪對話生成模型。該階段主流商業模式是基于大數據前提下的開放平臺搭建,以“云+端”的模式向用戶提供智能服務。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推進和應用范圍的擴大,領域被資本看好,成為資本界新的投資熱點。2015年,我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相關投資額已經達到2012年水平的23倍。人工智能領域的獲投率為67.65%,獲投率整體數值遠高于其他行業2～3倍。從分布來看,應用類占比71%,技術類占26%,數據資源類占3%。在技術類中,計算機視覺、數據平臺類企業獲投率較高[12]。

2015年以后,隨著國家政府的政策介入和資本強力助推,我國人工智能科技領域有了爆發性的發展。目前,我國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各大互聯網平臺紛紛推出了自己類人腦研發產品,在客服、金融等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語音識別方面,百度、Google、Sound Hound在語音識別方面準確率達90%以上。在計算機視覺技術方面,在國際大賽上,中國學術團隊斬獲多項冠軍,團隊識別錯誤率降至2.99%。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卓越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被廣泛應用于交通、醫療、教育、制造等各個場域。同理,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占市場份額以50%的速度逐年攀升,直至2020年,人工智能行業的市場規模達1 28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69.9%,預測2023年年中國人工智能市場規模將達2 729億元[13]。

2.3 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問題

經過40余年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的中國化實踐成果有目共睹。以上內容為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政策助推、民間自發和各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梢钥闯鲋袊娜斯ぶ悄苷谟扇跞斯ぶ鸩较驈娙斯まD變。下面將針對我國人工智能技術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做分析論述。

首先,政策先行還是技術先行?由于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個人隱私意識增強,個人隱私權受到侵犯的案例比比皆是,法律在大數據計算和人權中間難以持平。這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性倫理的適應和溶解問題。人工智能技術由弱到強的過程中,基于算法升級和深度學習,都可通過人們的檢索頻率和關鍵詞迅速確定人的喜好,給人做精準推薦。這種技術被廣泛應用于銷售端各個領域,并逐漸發展到金融領域,形成一個消費鏈循環模式。雖然,人工智能促進了消費市場的流通,但同時也增加了信貸危機的社會性隱患。當人們適應這種沖動消費,并形成消費與階層上升的意識假象習慣時,這種“活力”便會轉向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模式不可持續,最終影響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二,人工智能發展戰略中,忽略基層人才的培養,人才戰略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國內各大高校紛紛開設人工智能專業,并開啟碩士-博士培養模式。但仍然存在問題,國內人工智能專業人才的培養主要局限于高層次人才,特別集中于跨領域人才的培養,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基層技術人才仍然是短缺的。人才戰略在整個國家戰略過程中一直在發揮主導作用,我國從公、私兩大領域雙向促進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培養。經政府批準,在多所重點大學開設人工智能研究室并設立交叉學科博士點。多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學院,形成本碩博垂直培養體系。人工智能交叉學科主要設置課程和方向有理論基礎、智慧物流與交通,智能船舶與海底工程、港行數字化與智能決策、智慧海事與法律等,其中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分設大數據智能與知識工程、跨媒體感知與機器學習、跨域無人系統與群體智能、數字孿生與混合增強智能、可信人工智能與泛在安全等5個子方向。以上領域主要集中在大型生產技術方面的應用,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日常生活的普及,這些領域遠遠達不到技術的發展需要。并且,國家在培養人才的道路上主要偏向于科研型,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基層工人的一般操作能力未達到技術要求。在國際競爭中,我國的人工智能技術核心競爭優勢并不明顯。其次,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忽略了基層技術人員的培養,導致基層人才不足,民用社會領域對快速發展的技術難以適應。

第三,忽略了對人工智能的社會倫理研究,形成了人工智能社會的可持續難題。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人類社會習得速度。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許多處在生產階段的人手足無措。不僅是人缺乏駕馭機器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不斷被打破的效率性機制。綜合實力越強的大公司,越享有自主研發與應用的能力。一旦新技術被應用,意味著更多的人要離開工作崗位,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機器人。雖然我國已經定期開展人工智能領域的產學研會議,但是這些會議的主題主要圍繞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發成果的實際應用問題,疏忽了對人類社會倫理問題的討論。人工智能技術的本質,在于提升整體的社會運轉效率,使得人們的生活更加便捷舒適。但超高節奏的技術發展,極有可能使人工智能技術趨于“無人買單”的危險境地。特別是在現階段的中國,人們的收入水平、知識水平和意識認知水平未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相較于已經部分發展到世界領先水平的人工智能技術,在磨合適應中存在一定困難。例如,疫情期間,許多年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機方面出現問題,導致諸多公共場所內與工作人員發生摩擦現象的發生。

第四,政府未承擔兜底責任和作用。在政府政策助推,各大企業紛紛先行的大好局勢下,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近年來,許多來中國旅行或短居的外國人都感嘆在中國生活的便利。但這些所謂的便利并非免費。由于收入的差距,來自發達國家的人對在中國消費的體驗感,可能普遍高于中國本土居民的體驗。大量的資本涌入到人工智能市場,但可能帶來的是,為此買單的人越來越少,這就容易激發矛盾,有價無市的進攻模式終將不可持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未雨綢繆,對人工智能發展進行全局宏觀把控。在前幾次的工業革命中,由于突然加快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用暴力手段尋找和獲取可用資源。在以和平為主題的現當代社會,這種不平等的產品傾銷不再可取。一旦資本主導技術,那就意味著任何一項科技都標好了自己的價格,是需要人來買單。社會上大量的人轉移到銷售領域,支出大于收入,激化矛盾。因此,我們必須要調整科技進步的速度,以至于被社會可以順其自然地接受。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起到絕對性的主導作用。

第五,科研成果應用于實際生產生活的比率偏低。中國近二三十年來,科研上唯論文的腔調已然成為主流,根據2021年3月斯坦福大學發布的《2021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在AI領域,中國研究者論文的引用率達到20.7%,并首次超過美國,居于全球領先[14]。而早在2004—2017年之間,中國曾兩次在期刊上的發文總量超過美國[15]。但相對于更側重于軍事和民生領域的美國,中國更集中于“量”的產出[15]。改革開放后,先富帶動后富引發的人們對于金錢的追逐的價值觀,蔓延至各行各業,學術界也不例外。近些年,國內對于青年博士和博士后的招聘考核,主要采取的是“唯論文”機制。在讀書或專職科研期間,所發的論文級別越高、數量越多越有利于爭取到一線城市高校的崗位。論文成為評價青年博士能力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唯論文的學術價值觀被普遍接受,甚至與企業合作的時候,企業人也更關注合作者的論文級別和數量問題。實質上,隱藏于學術深層的仍然是個人對利益的追逐與資本的變現。這種驅動力下,唯有快速出成果方得正解,大家忽略了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將研究與金錢利益身份名利掛鉤。近些年,由中國人撰寫的人工智能領域的論文在國外各大學術期刊上被刊登,數量與日俱增,發文量目前已居于世界首位[16]。但很顯然,這些科研成果,并不能全部解決科研難題或直接轉化為落地成果。學者逐步變成了為了研究而研究,為了名利而研究。

第六,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受到地域性限制?？萍疾堪l布了關于《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指引》,倡導各地積極開展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示范、政策試驗、社會實驗和基礎設施建設,在推動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方面先行先試、發揮引領帶動作用[17]。為響應政府號召,加速技術落地,北京、上海、杭州、天津等地紛紛建立人工智能實驗區基地,但由于各地發展基礎不同,導致各試驗區整體發展情況出現不同,科研和實操情況不能很好融合統一。

3 結論與討論:用以人為本的戰略格局代替人與技術的對立

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中,政府應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政府職責的一部分缺失,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人與技術的對立。在人類社會,人往往從生產勞動關系中不斷通過勞動改造社會的水平來衡量人的價值,從中獲得相對的自由。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無疑是大大提升了社會生產效率,但其以機器代替人的機制致使人與勞動之間的對立關系日趨凸顯,越來越多的有償勞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如何平衡二者間的對立矛盾呢?早在2019年,日本就主張開展“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戰略”[18],這宏觀指向于政府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方面的調節作用。哈佛大學學者梅塞恩認為:技術為人類的選擇與行為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這些可能性的處置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技術產生什么影響、最終目的是什么,這些都不是技術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決于人用技術來做什么[19]。所謂以人為本的智能化社會,首先,應該重視人的尊嚴(Dignity),第二,尋求滿足和解決不同階層群體人的需求問題(Diversity &Inclusion),第三,有可持續的發展的模式(Sustain- ability)。為了滿足以上三條要求,需要我們人類社會有持續不斷的新技術、社會系統的更新與產業競爭國際化實力。政府應該充分發揮指導作用,始終堅持技術服務于民的發展宗旨,堅決抵制資本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全面控制,調整好布局和配套,按部就班地發展好人工智能技術,使其真正立足于民生、服務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

基于此,關于人工智能未來社會的以人為本的內涵應包括:首先,政府在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前提,是要明確與資本的關系。具體來說,政府應該實際參與到人工智能領域中,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利用政策推進和動員。應該了解不同民眾群體的具體需求與實際購買力水平,引導和鼓勵開發出適合各個群體的人工智能產品。鼓勵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在應急領域中,充分發揮人工智能解決生活生產中的難題。

第二,政府應嚴格監督和控制境內企業在人工智能自主研發方面的目標節奏。扭轉資本以“追逐利益”的目標指向,企業的自主研發主要只針對自身縮減成本和提升效率的需求,短期內不利于整個就業供求關系的和諧發展。鼓勵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并立足于開發提升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和生活幸福感的人工智能項目,力求開源節流,提升整體社會運轉效率。社會需要活力,而活力的原動力是就業,應該在不影響甚至促進就業的前提下,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否則,一個問題的解決,會引發其它更多問題的發生。

第三,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需要人才,人才主要包括科研人才和實踐人才兩類。鼓勵和動員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積極參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社會性倫理研究、不同群體的需求調研及評估等。對科研考核機制,進行重新建設。新機制應確保人工智能領域核心研發人員真實對接具體研究興趣和特長,同時給予其充足的研發經費、時間、空間,避免為了科研而科研的情況發生。這樣,能夠真正發揮研發人員的科研長處、同時又被大眾所能接受。

第四,重視人工智能各個階段的一般教育和社會性培訓。人工智能社會,無疑是未來社會的核心元素與主流趨勢。那么,針對人類各個階段的一般和普及性教育,有利于提升人類的社會化程度,從小培養對人工智能的興趣,發掘人的潛能,為人工智能核心領域儲備人才。

最后,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競爭力是中國技術走出國門。首先要積極了解國外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情況,同時伴隨要對當地社會情況做結合分析,不能一味地追逐高精尖和速度。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應當與技術發展充分匹配,在此前提下的技術革新,才真正具有可持續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