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晚商墓地“分區對立”現象初識

蔡 寧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091)

一、研究緣起

本文所說的“分區對立”現象,指的是一處墓地可分為多區,各區墓葬在葬俗上有明顯差異,且部分葬俗特征互不共存,呈現“對立”現象。在諸多葬俗特征中,以墓向和陶器組合的“對立”最為突出。

前輩學者對于殷墟晚商墓地的研究,已經注意到墓地內不同墓區、墓組間葬俗的差異。尤其關注陶器組合的區別,其中鬲、罐、簋等器物是考察的重點。如葛英會最早指出西區墓區與墓組之間,存在著隨葬陶器的“對立”現象,集中表現為罐和鬲“對立者居多,共存者少見”(1)葛英會:《殷墟墓地的區與組》,《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183頁。。朱鳳瀚(2)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韓建業(3)韓建業:《殷墟西區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7期,第62-72頁。等在對殷墟晚商墓地分區時,墓向和器物組合差異也是重要分區標準。郜向平也曾依據向和陶器組合對殷墟西區部分墓葬進行分群(4)郜向平:《晚商“族墓地”再檢視》,《古代文明》第12卷,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23-131頁。。筆者也曾初步探討了這一現象(5)張家強、蔡寧、雷興山:《鄭州西司馬墓地結構與社會結構分析》,《華夏考古》2018年第5期,第74-82頁。。本文整合相關資料,梳理總結殷墟晚商墓地中“分區對立”現象,并進一步探討其背后反映的社會形態。

二、現象舉例

經筆者統計,分區對立現象在殷墟西區、孝民屯、郭家灣新村、戚家莊東等墓地中較為明顯。下面舉例說明。

(一)殷墟西區墓地

殷墟西區墓地是發掘最早、面積最大的一處墓地。其范圍主要以1969-1977年的發掘為基礎確定,后來又有所擴大(6)1969-1977年的發掘報告共發表了墓葬939座,車馬坑5座,并將其分為8區。后來又新發掘了9、10兩區,加上在原8區內又清理了若干墓,共新發掘墓葬千余座。此外,近年來發掘的孝民屯墓地,也屬于殷墟西區的一部分,因此,殷墟西區墓地的范圍,北與侯家莊隔河相望,東到白家墳,南至梅園莊,西至北辛莊。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第27-14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21頁。。發掘者將其分為10區,結合前人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在西區墓地中三區、四區、五區、六區等都有分區對立現象。

1.三區。該區墓地規模最大,墓葬集中分布在一南一北,中間有空白地帶。其中,三區北部墓向以南北向為主,同一墓群內墓向較為一致,呈現“同向聚集”的分布形態。如圖所示,在該區域內,墓葬可按照墓向南北不同,劃分為東西兩區,西區絕大多數是南向墓,東區主要是北向墓(圖一)。

南北向墓的差異,還體現在隨葬器物組合上。西區南向墓基本都隨葬陶鬲,表現為單鬲或單鬲與陶觚爵相配。東區北向墓則幾乎不見陶鬲,以盤、罐、簋、豆等隨葬。如圖二所示,兩類隨葬陶器組合的分界線,與根據墓向所劃分的分界線高度一致,表明在此區域內,墓向和陶器組合有極強的對應關系。概言之,可稱為“南向鬲區”與“北向非鬲區”。特定陶器組合與墓向相關聯,同一墓地中分區對立特征明顯。

圖二 殷墟西區三區北部墓葬陶器組合分圖(局部)

2.四區。筆者曾經撰文分析過該區中的分區對立現象(7)張家強、蔡寧、雷興山:《鄭州西司馬墓地結構與社會結構分析》,《華夏考古》2018年第5期,第74-82頁。,在此僅稍加描述。雖然四區規模不大,但墓葬明顯可分為東西向和南北向兩類。與三區類似,墓向和隨葬陶器也有較強對應關系。具體表現為,除陶觚爵外,西向墓多隨葬盤、罐等,幾乎不見鬲。而近40座南北向墓中(南向為主),多隨葬鬲、盤,極少見罐,表現出“罐鬲不共出”的分區對立現象。

3.五區。原1977年發掘的第五區墓葬較少,這里分析的是1989-1990年在孝民屯地點發掘的墓葬,也位于殷墟西區五區范圍內(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殷墟孝民屯東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的發掘》,《考古》2009年第9期,第36頁。。 在墓地西北部,按照方向的不同,墓葬聚合為三區,主體墓向分別為北向、南向和西向(圖三)。除觚爵外,三區隨葬陶器有差異,南向墓以單件陶鬲或鬲+罐、豆等為主,北向墓和西向墓則幾乎不見陶鬲隨葬,陶簋也很少見,以盤、罐、豆為主(圖四)。換言之,五區也存在“南向鬲區”與“非南向非鬲區”,特征對立。

圖三 孝民屯1989年發掘區局部墓向分布(局部)

圖四 孝民屯1989年發掘區隨葬陶器分布(局部)

4.六區。六區墓葬也可分為南北兩類。北向墓主要在西,南向墓主要在東,兩區之間有較明顯的空白地帶(圖五)。在隨葬陶器組合上,東區部分墓葬以隨葬1件鬲或觚爵與鬲搭配。西區則完全不見陶鬲,而以觚、爵、豆、盤等器。值得注意的是,東西兩區幾乎都不見陶罐(圖六)。

圖五 殷墟西區六區墓地墓向分布(局部)

圖六 殷墟西區六區墓地陶器分布(局部)

可見,分區對立在殷墟西區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除殷墟西區外,殷墟其他地點也有此類現象。

(二)孝民屯2003年墓地

孝民屯2003年發掘的墓地,是目前發現的與鑄銅作坊有關的面積最大、資料發表最為完整的墓地。墓葬分布比較廣泛,發掘者將其分為11組,其分組的標準是:其一,墓葬位置相對集中在一個小的區域內,與相鄰墓地有一定的間隔;其二,同一墓地內,墓葬方向有很大的一致性;其三,同一墓地內,墓葬隨葬品有很大的相似性(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孝民屯(四):殷商遺存·墓葬》, 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082頁。。王建峰、井中偉則根據墓向、隨葬陶器組合等標準對孝民屯重新進行了分區,并認為該墓地存在兩級族氏組織(10)王建峰、井中偉:《殷墟孝民屯“族墓地”分區研究》,《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1期,第34-43頁。,也注意到不同分區的陶器組合差異。

分區對立現象主要集中在孝民屯墓地東部和南部,以發掘區東部為例。在該區域內,墓葬按方向可分為北向墓和南向兩大類。從圖上可以看出,北向墓位于該區域中西部,包括原報告劃分的G、I組,以及H、J組部分墓葬。器物組合除陶觚爵外,還有豆、盤等,幾乎不見陶鬲。南向墓位于墓地東部和南部,包括原報告所分的K組、M組以及J組部分墓葬(圖七)。在發掘區東部的南向墓,器物組合以單件陶鬲為主,少部分有觚爵(圖八)?？梢?孝民屯墓地亦有“分區對立”現象。

圖七 孝民屯2003年墓地局部墓向分布圖

圖八 孝民屯2003年墓地陶器分布(局部)

(三)郭家灣新村

郭家灣新村是近年來殷墟新發掘的一處墓地。共379座,發掘者主要是依據墓葬的聚集狀況將其分為三區。發掘者指出,東區和中區間有近50米的空白地帶,西、中部墓區雖然“沒有明顯的間隔,但還是可以劃出一條分界”(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郭家灣新村》,科學出版社,2020年。。

按照報告分區,東區有東向墓6座,南向墓22座,此外還有12座北向墓。是唯一一個南向墓占多數的墓地。該區南向墓隨葬陶器以單鬲最多,少數還配有觚、爵、罐、豆等。且隨葬陶鬲的墓葬多分布緊密,聚集成組。中區大多數是北向墓,隨葬陶器除觚爵外,以豆、簋、罐、盤為多,陶鬲所占比重較小,且隨葬陶鬲墓葬分散分布,不見聚集。

從上文3個地點的6處墓地可以看出,殷墟墓地中的確存在分區對立現象,具體表現為墓向與隨葬陶器組合的差異。此外,在殷墟邊緣的戚家莊東等墓地也可見相同的墓向與陶器組合的對應關系(12)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戚家莊東商代墓地發掘報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此可將墓向與陶器組合的關系列為表一。

表一 殷墟部分墓地局部墓向與隨葬陶器對應關系表

綜合表一,可將分區對立現象特征總結如下:

1.墓向與隨葬陶器器類有對應關系。上述墓地中,常見的對應關系為:南向墓隨葬陶鬲。其余北向、東向及西向墓以罐、簋、豆中的某一類或幾類陶器為主,少見陶鬲。

2.一處墓地內,常見南北向墓的對立,東西向墓對立情況較少。這可能與商系墓葬多數為南北向有關。

3.對立的不同墓區之間雖有空白地帶,但一般相距不遠,在部分墓地(如孝民屯)中墓區甚至緊鄰分布,沒有明顯間隔。

三、墓地形態特征

殷墟并非所有墓地都具有“分區對立”現象。具備此現象者,在墓地形態特征上有諸多共性?？蓺w納為以下3點:

1.墓地規模較大,且包括多個方向的墓葬。一般而言,墓地規模都在幾十座以上,甚至如殷墟西區、孝民屯墓地者,數目可達到數百座。具備分區對立的墓地,墓向往往不一致,多為南北向的差異。

反之,如果墓地內墓向一致,就不見或極少見陶器組合的對立。如殷墟北徐家橋墓地,488座墓葬中的北向墓有413座,墓向高度集中,陶器組合也以陶鬲為中心,間或有觚、爵,其他器物極少,葬俗高度一致(13)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北徐家橋2001-2002年發掘報告》, 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2.墓位形態以并列形、錯落形和“雁陣形”為主?！岸　弊中魏汀伴T”字形墓位少見。這里的墓位形態,指的是墓葬排列的規律。分區對立的墓地內,墓葬經常同向聚集,并列或者錯落分布,數目較多者構成“雁陣形”。而在晚商墓地中,還可見一種“丁字形墓位形態”,指形制相同、規模相若、年代近同的兩座墓葬互相靠近,垂直排列成“丁”字形的形態,如果由兩底座以上墓葬垂直排列,圍合成組,則多形成“門”字型墓位形態。以“丁”字形和“門”字形墓位為主體的墓地中都不見分區對立現象。如在殷墟西區二區,除觚爵外,簋、鬲、豆、盤、罐等器類都占一定比重,同類器并不集中分布,與墓向也無必然的對應關系。

3.都為平民墓地,貴族墓地幾乎不見此類現象。像殷墟西區、孝民屯、戚家莊東、郭家灣新村等墓地,雖然有少量中小型乃至于高級貴族墓葬,但占絕大多數的還屬平民等級。在高等級墓地中,則幾乎不見這一現象。如后岡墓地,朱鳳瀚先生認為是一處貴族宗族墓地(14)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有中字形大墓墓群,其余規模較小的墓葬方向大部分為北向略偏東,陶器組合較為一致,都以豆、鬲為主,陶鬲所占比重最大。雖然后岡墓地有貴族墓群和平民墓群的區別,但二者在墓位形態和隨葬陶器組合上并無本質差異。又如花園莊東墓地,位于傳統意義上的小屯宮殿宗廟區內,墓葬多為南北向,其中M54、M42、M48、M52、M82為中小貴族墓,整個墓地雖可按照聚集狀況分為若干組,但各組無明顯的對立現象。隨葬陶器除觚爵外,陶簋是較多出現的器物(15/25),陶豆次之,陶鬲墓則僅有2座。器物組合在各區、各方向墓群內沒有明顯對立。

殷墟以外,明確的墓向與陶器組合“分區對立”的晚商墓地較少。(15)常懷穎曾以陶器為中心考察了殷墟外的商系墓地,認為各墓地隨葬的主體陶器有差異,大體存在以鬲為中心和以簋為中心兩種形式。參見常懷穎:《從隨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漢考古》2020年第6期,第83-96頁。文章分析了大量商系墓地材料,可以看出,殷墟以外墓地中,同一墓地內的分區對立現象比較少見。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4點:

1.部分墓地內,墓向高度一致。如河南正陽閏樓墓地,發掘墓葬255座。其中東北向墓葬占總數的89%,西北向墓葬占總數的0.94%。南向墓葬僅4座,占總數的0.15%。東向墓僅1座,占0.04%?？梢哉f,北向的墓葬占絕大多數。陶器一般放在頭端二層臺中部或兩側,置于足端者較少,一般只放一件,個別放兩件,以陶簋為主。共出土了簋、尊、鬲、豆、罐等容器73件,其中陶簋45件,陶鬲只有4件,報告認為,多隨葬陶簋,且不見殷墟墓葬中最常見的陶觚、爵是閏樓商代墓地隨葬陶器的特色(16)駐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駐馬店閏樓商代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8年第4期。。而青銅禮器組合方式與殷墟高度一致,即以觚爵為主,另有鼎、斝、尊等。閏樓墓地屬于墓向較為單一的墓地,不見分區對立。

2.墓位形態上,部分墓地內呈“異向插花”分布,有“丁”字形及“門”字形墓位形態。如濟南劉家莊墓地(17)濟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劉家莊遺址商代墓葬發掘報告》,《海岱考古(11)》,科學出版社,2018年。,墓向不統一,東西南北都有,分布形態較為分散,呈“同向小聚集,異向大插花”分布。墓位形態有并列型、錯落型,以及“丁字形”等。有半數墓葬無隨葬品。陶器組合較為復雜,以簋、罐、豆為主,簋最常見,無明顯對立。

3.部分墓地內有較多高等級墓葬,不是完全的平民墓地。如羅山天湖、浮山橋北等墓地等,在這些高等級墓地中不見分區對立現象。

4.部分墓地規模較小,人群數目較少,無分區討論的基礎。

上述幾點特征,往往在一處墓地中同時出現,如墓向一致的墓地,必不見“丁”字形墓位形態,高等級墓地則往往規模不大。

四、社會形態初探

自鄭若葵提出殷墟的“族邑”布局模式(18)鄭若葵:《殷墟“大邑”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后,學界逐漸對“大邑商”由許多小型的商邑組成這一認識形成共識。對商邑內的遺跡類型、分布與結構都進行了較多探索,成果豐碩。但對于“邑”究竟是血緣組織還是地緣組織,并未達成一致。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如唐際根等認為,商邑的基本特征系以“族”為基礎,可以直接稱為“族邑”,商邑的本質是“族邑”(19)唐際根、荊志淳:《安陽的“商邑”與“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第70-80頁。。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殷墟西區為代表的墓地屬地緣組織(20)楊升南:《關于殷墟西區墓地的性質》,《殷都學刊》1999年第1期,第37-40頁;王旭東:《殷墟“戎”族銅器與安陽“族墓地”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第20-27頁。。本文試從“分區對立”現象入手,對殷墟晚商家族形態進行初步探索。

筆者認為,“分區對立”現象應是血緣關系構成的“族墓地”之上的地緣組織的反映。依據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葬俗對立的各墓區,多數應屬同一片墓地,墓主也同屬于一個更大的社會單元。 不同墓區之間雖有空白地帶,但一般距離較近,還有的墓區緊鄰分布。如孝民屯墓地東區,各墓區雖然差異明顯,但中間無空白地帶。且孝民屯除了墓葬外,還有大量與鑄銅生產、生活相關的房址、窖穴、灰坑、水井等遺跡,在部分墓葬內也發現了與鑄銅有關的遺物,應屬工匠墓。因此,墓地的所有人群都應屬于孝民屯作坊區,甚至可稱為一個“聚邑”。

其二,在殷墟“居葬合一”的背景下,廣泛存在著居址與墓葬同處一地,所屬人群相同的情況,即墓地人群與居址人群相同(21)蔡寧:《商系墓地形態探索》,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因此,如果墓地內人群屬不同血緣關系的家族,那么居址人群也應來自不同家族,且居址相距不遠,比鄰而居。

其三,不同墓向、葬俗對立的墓區,應能代表不同血緣的家族。前輩學者們雖然對商代家族形態有不同看法,但對這一認識已多有論證,幾近共識。正如葛英會先生所言,這些陶器組合的差異,并非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而只能是喪葬習俗有別(22)葛英會:《殷墟墓地的區與組》,《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183頁。。這種截然對立現象的差異,應視為血緣關系與家族的區別。

因此,本文認為,殷墟晚商墓地內的“分區對立”現象,可表明在血緣組織之上的地緣組織的存在。唐際根認為,根據卜辭與文獻記載,殷墟的“邑”名號不一,位置各異,是各種居民點的泛指(23)唐際根、荊志淳:《安陽的“商邑”與“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第70-80頁。。朱鳳瀚先生認為,“某邑”作為聚落名,“其規模有大小之分,只是未必是地域性行政單位的名稱”(24)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22年,再版后記。。即使如此,分區對立現象仍可表明,構成“大邑商”的具體社會單元內,應包含有不同宗族或家族。特別是在殷墟西區、孝民屯、戚家莊、郭家灣等地都是如此。

此外,以往在對商周墓地進行分區時,墓向、聚集程度、空白地帶、葬俗特征等都是研究者考慮的因素。但上述因素各有其適用范圍,有些標準較難統一,可能受研究者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胺謪^對立”現象表明,在墓葬同向聚集的墓地中,墓向往往與陶器組合、擺放位置等葬俗具有相關性,可作為墓地分區的主位標準,能夠反映當時人群的自我認同,在商周墓地分區和結構研究中應特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