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前毖后”與“率先垂范”：第三方干預行為的影響效應*

郭禹辰 劉艷彬 程 遠

“懲前毖后”與“率先垂范”：第三方干預行為的影響效應*

郭禹辰 劉艷彬 程 遠

(浙大寧波理工學院商學院, 寧波 315100)

第三方干預是維持和發展社會規范的關鍵力量, 對整個人類群體具有進化意義。補償和懲罰是第三方干預的兩種主要形式, 二者均是維護社會規范的重要力量, 具有恢復得失平衡以及促進規范遵從的積極作用。研究者廣泛認可威懾效應是第三方懲罰促進規范遵從的主要作用機制, 然而也有許多研究結果與該假說相悖。除威懾作用外, 第三方干預行為作為高代價信號, 也具有澄清社會規范、改變人們規范知覺的作用, 這暗示著信號效應可能也是第三方干預促進規范遵從的重要作用機制。探究第三方懲罰促進規范遵從的邊界條件、檢驗第三方補償等非破壞性措施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的有效性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方干預, 第三方懲罰, 第三方補償, 社會規范, 威懾效應, 信號效應

1 引言

《孟子·離婁》中有言：“不以規矩, 不能成方圓”。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 人類逐漸形成了對彼此行為方式的期望與承諾(Tomasello & Vaish, 2013), 這些達成共識的行為標準就是社會規范, 其在促進人類合作進化、維持社會秩序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Bernhard et al., 2006)。人們不僅承諾自己會遵守規范, 也默認他人亦做出了遵守規范的承諾。因此在發現他人違背規范時, 即使事不關己, 甚至代價高昂, 人們也會自發地進行干預來維護社會規范。研究者將這種自發行為稱為第三方干預, 并認為這種看似“非適應性”的行為是社會規范得以維持和發展的關鍵力量(例如Fabbri & Carbonara, 2017; Fehr & Fischbacher, 2004), 對整個人類群體具有重要的進化意義(Fehr & Williams, 2018)。

過去20年來, 第三方干預促進社會規范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然而在理論層面上還缺少對第三方干預作用機制的系統梳理和總結。早期研究者普遍認為, 第三方干預不僅通過提供懲罰或補償來確保人際互動的結果符合社會規范要求, 也依靠懲罰威懾阻止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再次發生(例如Fehr & G?chter, 2002; Robinson & Darley, 2003)。近年來, 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觀點, 認為懲罰性干預作為外部激勵雖然能夠在短期內促進規范遵從, 但是也會破壞人際信任、排擠人們遵守規范的內部動機, 致使懲罰撤銷后不良行為迅速反彈(Mulder et al., 2006; 陳思靜等, 2015), 無法真正起到促進社會規范的作用。此外, 懲罰性干預的效果也取決于其正當性, 當懲罰被濫用時(如實施反社會懲罰), 該行為不僅無法有效維護規范, 反而會損害正當懲罰的積極效果, 導致群體合作水平下降(Herrmann et al., 2008; Fatas & Mateu, 2015)。反而, 不具威懾力的恢復性干預可能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起到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Wiessner, 2020)。這些研究觀點與結果的分歧源自何處？為了回答這一問題, 有必要梳理第三方干預行為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的具體效果, 并深入考察其內部作用機制。

本文基于威懾和信號的雙重視角對第三方干預維護社會規范的功能和作用機制進行了系統回顧, 并展望了未來的研究方向。

2 第三方干預的概念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俚語, 描繪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鋤強扶弱的俠義行為, 體現了自古以來民間的樸素正義。這種在目睹負面事件發生后, 自發伸張正義的行為在學界被稱為第三方干預(Gummerum et al., 2016), 因其具有較強的利他屬性, 又被稱為第三方利他行為(Gordon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8)。根據指向對象不同, 第三方干預行為可以分為第三方懲罰(Third-party Punishment, TPP)和第三方補償(Third-party Compensation, TPC)兩種主要形式, 即利益無關的第三方愿意自己付出代價, 以對造成傷害的違規者做出懲罰(Fehr & G?chter, 2002; Fehr & Fischbacher, 2004), 或對受到傷害的受害者進行補償(Leliveld et al., 2012; Lotz et al., 2011)。第三方干預在生活中廣泛存在, 例如將肇事逃逸的車牌拍下遞交給警方, 或簡單地口頭譴責一個插隊者, 都是典型的第三方懲罰行為; 而為暴力事件受害者提供無償法律援助, 或者將花圃中的飲料瓶撿起扔進垃圾桶, 都屬于第三方補償行為。

第三方干預雖然是一種長期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親社會行為(Schroeder et al., 2003; 徐杰等, 2017), 但直到近20年來才為學界所關注。Fehr及其合作者們開發了基于博弈任務的第三方觀察者范式, 率先在實驗室內對第三方懲罰行為進行了定量研究。他們在獨裁者博弈實驗中發現, 即使被試自己不參與獨裁者博弈, 也會在觀察到不公平的獨裁者分配后, 選擇自己付出代價以減少獨裁者的收益(Fehr & G?chter, 2002)。在隨后的公共物品博弈實驗中, 他們再次發現了第三方懲罰的存在, 并認為該行為可能是維持人類合作的關鍵力量(Fehr & Fischbacher, 2004)。此后, 研究者對第三方懲罰這種違背“理性經濟人”假說的行為展現出濃厚興趣, 就其行為動機、強度、方式、功能、影響因素以及神經基礎等方面展開了大量研究(例如Bellucci et al., 2020; Ginther et al., 2016; Henrich et al., 2006; Jordan et al., 2016; 陳思靜等, 2015; 陳思靜, 徐燁超, 2020; 劉映杰等, 2022; 謝東杰, 蘇彥捷, 2019)。

隨著研究深入, 研究者發現懲罰并不是恢復公正的唯一手段(Chavez & Bicchieri, 2013), 除了懲罰違規者, 第三方觀察者也關心受害者的福祉, 愿意付出個人代價來彌補受害者的損失(例如Liu et al., 2018; Lotz et al., 2011; Thulin & Bicchieri, 2016; 徐杰等, 2017; 王華根等, 2020), 或者同時懲罰違規者以及補償受害者(例如Van Doorn et al., 2014; Van Doorn et al., 2018)。尤其當第三方具備較高的特質性共情時, 他們會更傾向于補償受害者而非懲罰違規者(Hu et al., 2015; Leliveld et al., 2012)。

第三方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施干預。諸如對違規者進行口頭譴責、傳播流言、社會排斥、拒絕幫助、生理懲罰(如噪音、擊打)或是金錢懲罰等都屬于第三方懲罰行為(例如Balafoutas et al., 2016; Dimitroff et al., 2020; Fehr & Fischbacher, 2004; Feinberg et al., 2014; Jordan et al., 2014; Marshall et al., 2019; Marshall et al., 2021); 而為受害者提供幫助、提供信息支持或給予金錢補償等則屬于第三方補償行為(Chavez & Bicchieri, 2013; Hart et al., 2019; Liu et al., 2018; Lotz et al., 2011; 王華根等, 2020)。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采用傳播流言蜚語和社交回避的方式來進行第三方懲罰(Molho et al., 2020), 或是采取恢復性措施來進行第三方補償(Wiessner, 2020)。但受限于現實中第三方干預行為的高度情境特異性, 多數實證研究采用經濟博弈范式, 即以金錢懲罰或補償作為第三方干預的執行方式(例如Kamei, 2018, 2020; Lewisch et al., 2011; Stagnaro et al., 2017)。

3 第三方干預的社會規范維護功能

社會規范是人類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基礎(Hume, 1888), 通過約定群體成員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準則, 降低社會經濟交換的交易成本、促進非親緣個體間合作(Baumgartner et al., 2012; Henrich et al., 2006; Wiessner, 2020)。社會規范作為一種社會“隱性共識”, 主要依賴社會成員的自我約束。反之, 人們也有可能在利益驅動下做出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在無法依賴于法律規章等正式系統制裁的情況下, 社會規范之所以能夠得以長期維持, 離不開第三方干預的力量(Schroeder et al., 2003; Tomasello & Vaish, 2013)。無論是懲罰違規者, 還是補償受害者, 都是社會成員對違背規范行為的回應, 可以起到恢復社會公平, 維護社會規范的作用(Leliveld et al., 2012; van Prooijen, 2010; Van Doorn et al., 2014)?？傮w而言, 第三方干預的社會規范維護功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上, 一是恢復得失平衡, 二是促進規范遵從。

3.1 恢復得失平衡功能

第三方干預可以通過恢復得失平衡來維護社會規范, 即通過懲罰違規者或補償受害者, 使情況恢復到社會規范約定下的“應有”狀態, 這一功能主要與報應主義的行為動機相對應?；謴推胶獍ㄊ惯`規者承擔其所應得的后果和報應(Carlsmith, 2006; Carlsmith et al., 2002), 以及使遭受損失的人或事物從被傷害的狀態中恢復(Schroeder et al., 2003; Thulin & Bicchieri, 2016)。該動機是一種“應得”視角下的動機(Marshall et al., 2021), 即人們希望做了壞事的人得到應有的報應, 因此會根據違規者造成的傷害給予他們相應的懲罰; 同時, 人們也希望無辜遭受傷害的人得到補償, 因此會根據受害者遭受損失的程度給予他們相應的補償或幫助。研究發現, 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 人們往往同時實施第三方懲罰以及第三方補償來恢復正義(Lotz et al., 2011; Van Doorn et al., 2018); 而當只能選擇一種干預方式時, 人們整體上更傾向于對受害者做出補償(Dhaliwal et al., 2021), 并且其實際行為決策經常受到自身人格特質(Leliveld et al., 2012; Hu et al., 2015)和得失情境框架(Liu et al., 2019)的影響。

由于干預的目標在于恢復平衡, 因此第三方干預的力度經常以錯誤和傷害的程度為標準。研究發現, 違規行為背離規范的程度越高、受害者遭受的損失越大, 第三方做出懲罰或補償的力度就越大(例如Fabbri & Carbonara, 2017; Heffner & FeldmanHall, 2019; Kamei, 2018; Lewisch et al., 2011; Ouyang et al., 2021)。例如, Rodrigues等人(2020)的研究顯示, 獨裁者的公平程度正向預測第三方懲罰與補償的力度：當獨裁者做出相對不公平的分配時, 獨裁者會被扣除約21%的收益, 接受者會被補償約35%的收益; 而當獨裁者做出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時, 獨裁者會被扣除約29%的收益, 接受者會被補償約44%的收益。此外, 第三方經?；谝幏兜囊髞碚{整干預力度, 比如通過懲罰或補償, 將各方的不平等收益調整到滿足公平規范(Chavez & Bicchieri, 2013), 或是以違規者的實際收益或受害者實際損失作為參照點來決定懲罰和補償金額(Koenig & Riley, 2017)。

3.2 促進規范遵從功能

第三方干預也通過促使社會成員遵守規范、抑制規范違背行為來維護社會規范, 這一功能主要與結果主義的行為動機相對應。結果主義行為動機是一種“預防”視角下的動機, 主要與第三方懲罰行為有關, 即人們做出懲罰是為了震懾潛在違規者, 從而避免違規行為再次發生, 因此它也被稱為功利主義動機(Akers, 1990; Tan & Xiao, 2018)。許多研究支持了第三方懲罰的“功利主義”功能, 發現第三方懲罰能有效提高人們在社會互動時的公平程度(Henrich et al., 2006; Martin et al., 2021)、合作程度(Fehr & G?chter, 2002; Stagnaro et al., 2017)以及互惠程度(Charness et al., 2008)。在對兒童的研究中也發現了一致的結果, 如第三方懲罰可以顯著提高兒童在囚徒博弈中的合作水平(Lergetporer et al., 2014), 以及兒童在多輪任務中選擇公平分配的可能性(Martin et al., 2021)。

然而, 也有研究發現第三方懲罰并不總是能夠促進規范遵從, 特別是在第三方懲罰未能持續存在, 或者第三方懲罰缺乏正當性的時候, 其維護規范的效果會明顯減弱。首先, 第三方懲罰在促進規范遵從方面的效果經常表現出“有益于當下, 有損于未來”的特點, 即人們迫于第三方懲罰的壓力而遵守規范, 卻在懲罰撤銷后立刻原形畢露, 甚至變本加厲。這是因為懲罰作為一種外部激勵, 雖然能立即改變人們行為, 卻也會排擠人們遵守規范的內部動機。研究發現, 人們雖然在有懲罰階段表現出較高的合作水平, 但在懲罰解除后其合作水平便迅速下降, 甚至遠低于未經歷懲罰者(Rand et al., 2009; 陳思靜等, 2015)。有研究者認為, 人際信任遭到破壞以及內部動機削弱可能是導致該現象的重要原因(Mulder et al., 2006; Xiao & Houser, 2011)。進化動力學研究也發現, 雖然第三方懲罰可以促使發展中社會更快地向高度合作的社會過渡, 但是當社會已經進入合作狀態后, 過度重視懲罰會導致更多社會損失(Yu et al., 2016)。此外, 當第三方懲罰缺乏正當性時, 也無法有效維護社會規范。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實驗室中, 第三方懲罰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性, 即懲罰指向了親社會的合作者而非違規者。研究者在不同文化中都發現了這種反社會懲罰的存在(Herrmann et al., 2008), 并認為該行為是一種出于報復性策略(例如Sylwester et al., 2013; van Dijk et al., 2015)或競爭性策略(Basurto et al., 2016; Pleasant & Barclay, 2018)的負面行為。這種缺乏正當性的第三方懲罰不僅會降低人際信任、破壞群體合作、削弱群體利益(例如Fatas & Mateu, 2015; Herrmann et al., 2008; Mulder et al., 2006), 也可能暗示群體中存在大量違規行為(陳思靜, 朱玥, 2020), 繼而誘發更多的違背社會規范行為。研究發現, 只有在排除了反社會懲罰的可能性之后, 懲罰才能有效提高合作水平(Rand & Nowak, 2011)。

第三方補償在維護規范方面的作用同樣存在爭議。有研究者認為, 只有第三方懲罰才能夠威懾違規行為、穩定群體內合作(Balliet et al., 2011; Mathew & Boyd, 2011), 而第三方補償沒有降低違規行為的適應度(違背規范行為沒有受到懲罰, 仍是利益最大化的), 因此并不能抑制違規行為再次發生(Chavez & Bicchieri, 2013)。然而也有研究者持有不同觀點, 認為第三方補償作為懲罰的替代性干預措施, 在維護規范方面的作用被忽視了(Almenberg et al., 2010), 特別是當違規行為不太嚴重時, 補償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的效果可能比懲罰更好(Wiessner, 2020; 馮佳興, 2020)。比如, 第三方補償不僅能促進合作行為(Bottom et al., 2002), 也能促進信任的修復(De Cremer, 2010)。通過對恩加(恩加是新幾內亞所屬城市, 存在著多元的司法體系, 長久以來形成了一種依賴于群體的第三方補償機制)當地3個村莊法庭在10年間的數百起案例進行定性分析, 研究者發現相比實施懲罰, 恩加人更愿意通過彌補已造成的傷害來維持公平, 而這種恢復性措施對維持社會秩序和良好人際關系都具有重要作用(Wiessner, 2020)。

總之, 基于不同的哲學視角, 第三方干預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的影響效應可以具體分為恢復得失平衡和促進規范遵從兩大功能(見圖1), 前者毋庸置疑, 后者卻尚且存在一定爭議。為進一步解釋第三方干預對規范遵從行為影響的矛盾性結果, 有必要就其內部作用機制展開更深入的探討。

4 第三方干預促進規范遵從的作用機制

4.1 第三方懲罰的威懾效應

威懾作為第三方懲罰的重要作用機制, 似乎符合人們的直覺經驗。當有人因為隨地吐痰遭到他人譴責時, 可能會感到羞愧和尷尬。為避免再次體驗到類似的不愉快情緒, 他未來可能不會再隨地吐痰。同時, 第三方懲罰對違規行為的抑制作用也可能溢出到其他社會成員身上, 比如當其他人看到有人因為隨地吐痰而被譴責時, 他們也不太可能會隨地吐痰。

“威懾”是犯罪學領域的核心概念之一, 被定義為“出于對法律懲罰的畏懼而不做出或少做出犯罪行為” (Gibbs, 1968)。威懾理論假定潛在罪犯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會對犯罪的成本和收益進行理性計算, 因此當其預期受到懲罰帶來的痛苦和損失將抵消, 甚至高過犯罪帶來的收益時, 犯罪就不會發生(Akers, 1990)。根據威懾對象的不同, 威懾可以分為特殊威懾(Specific Deterrence)和一般威懾(General Deterrence)兩種方式, 前者是指對那些直接受到懲罰者的威懾效應, 后者則是指對其他社會成員(即潛在罪犯)的威懾效應。也就是說, 懲罰可以從兩方面阻止違法行為：首先, 對違規者的懲罰會使得他們產生對未來類似懲罰的恐懼, 從而阻止重復犯罪; 其次, 對違規者施加的懲罰會導致其他人害怕類似的懲罰, 從而阻止其他人犯下類似的錯誤(Robinson & Darley, 2003)。

社會學習理論也闡釋了與一般威懾類似的觀點。班杜拉指出：“人們可以從他人的成功或錯誤經驗中學習, 觀察到的結果可以像直接經歷的結果一樣改變人們自己的行為?！睋Q句話說, 當個體觀察到他人因做出某些行為而受到懲罰時, 會產生自己做出類似行為也會招致懲罰的預期, 進而避免做出類似行為, 這個過程被稱為替代性懲罰(Bandura, 1986)。元分析研究發現, 替代性懲罰的效果顯著：觀察到他人因某種行為受到懲罰的人們將更少做出類似的行為(Malouff et al., 2009)。

根據威懾理論和替代性懲罰的觀點, 第三方懲罰應當能夠強化社會規范。一方面, 第三方懲罰震懾了違規者, 提醒他們在未來遵守規范以免再次遭到懲罰。另一方面, 第三方懲罰也暗示其他社會成員, 當前行為是不被允許的, 不遵守規范將付出代價(Delton & Krasnow, 2017)。出于對預期懲罰的畏懼, 其他成員也會避免做出違背規范的行為。有研究者指出, 威懾是第三方懲罰的主要動機之一(Carlsmith, 2006; Fehr & G?chter, 2002; Hauert et al., 2007)。人們之所以寧愿犧牲個人利益也要懲罰違規者, 部分原因是出于功利視角的考量, 也就是威懾潛在違規者以敦促其改正行為, 從而降低潛在違規者未來對自己造成傷害的可能性(McCullough et al., 2013; 謝東杰, 蘇彥捷, 2019)。

圖1 第三方干預的哲學視角與功能

第三方懲罰的威懾效應雖然受到普遍認可(例如Chen et al., 2014; Fehr & G?chter, 2002; Lieberman & Linke, 2007; Robinson & Darley, 2003; Sell et al., 2009; Yu et al., 2016), 但也有一些研究結果難以用該效應來解釋。

首先, 根據威懾理論, 懲罰力度和懲罰概率共同決定了懲罰的威懾力(Becker, 1968)。因此, 懲罰的力度應該以犯罪者的收益為基準, 一般要高于預期收益才能起到威懾作用(Koenig & Riley, 2017)。然而不少研究發現, 即使微弱的第三方懲罰也能對規范遵從行為產生積極影響, 甚至比嚴厲懲罰的效果更好(例如Kamei, 2018; Tyran & Feld, 2006; Xiao & Houser, 2011; 陳思靜等, 2021)。在這些研究中, 對違規者的懲罰力度往往遠低于其違規收益, 這意味著違背規范仍然是理性經濟人的最優選擇。如果第三方懲罰僅通過威懾發揮作用, 應當無法遏制違背規范行為的發生。然而事實上研究結果卻與之相反——即使沒有改變潛在違規者的收益結構, 第三方懲罰仍然抑制了違規行為。

其次, 威懾理論推論人們受到懲罰的概率越高, 就越不可能違背規范, 然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第三方懲罰的概率與其維護規范的效果之間并沒有明確關系。例如, 有研究者發現懲罰概率與干預效果之間呈負相關, 低概率的第三方懲罰比高概率的懲罰更能提高人們的合作水平(陳思靜等, 2015); 也有研究發現懲罰概率和合作水平之間呈倒U形關系, 中等概率時效果最好(Qin & Wang, 2013); 還有研究發現第三方懲罰概率對人們的合作水平并沒有影響(Stagnaro et al., 2017)?？傊? 這些與威懾理論假設相悖的研究結果表明, 威懾效應可能不是第三方懲罰促使社會成員遵守規范的唯一機制。

顯然, 威懾理論也無法解釋第三方補償的作用機制。第三方在做出補償行為時, 無論違規者還是旁觀者都不會產生懲罰預期, 也就不會因害怕懲罰而約束行為。此外, 單純依靠威懾理論也無法解釋那些第三方懲罰未能抑制違規行為的研究結果。這意味著, 除了威懾效應之外, 第三方干預在促進規范遵從方面可能存在其他的作用機制。

4.2 第三方干預的規范信號效應

試想某人因為在公共場合吸煙被他人譴責, 他既可能因害怕再次遭到譴責而抑制自己的吸煙行為, 也可能會意識到在公共場合吸煙是其他人所反對的行為, 多數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此自己也不應該這樣做。前一種想法暗示了懲罰的威懾效應, 后一種想法則意味著人們能夠從第三方干預行為中覺察到社會規范的存在, 并基于感知規范調整自己的行為。社會規范知覺理論指出, 其他群體成員的態度和行為是人們感知社會規范的重要信息來源(Tankard & Paluck, 2016)。尤其是當有人懲罰了違背規范的人, 或者恢復了違背規范所造成的消極結果時, 能夠有效起到重申社會價值、提示社會規范的作用(Peters et al., 2017; Wenzel & Thielmann, 2006)。例如, 當人們觀察到鄰居嚴格遵守垃圾分類規范時, 人們可能隱約意識到將垃圾分類是更可取的行為; 而當人們觀察到有人因為沒有進行垃圾分類被譴責時, 人們會更明確地意識到, 不進行垃圾分類是錯誤的。這意味著, 第三方干預不僅是一種威脅信號, 也是一種規范信號, 提示人們當前情境下所隱含的社會規范。

從信息傳遞的角度來講, 第三方懲罰是反對違背規范行為的明確信號, 既表達了懲罰者的道德譴責, 也傳遞了其希望維護的價值觀(Kahan, 1996)。懲罰的出現不僅提醒違規者應該及時改變行為, 也讓其他旁觀者意識到這種行為在群體中是不能容忍的, 從而強化了社會規范(Xiao & Houser, 2011)。無論懲罰是以社會排斥、流言蜚語還是直接對抗的形式出現, 都表達了對違規行為的反對態度, 具有澄清、突顯社會規范的作用(Eriksson et al., 2021)。這意味著第三方懲罰很可能通過提示社會規范, 調整人們對社會規范的知覺, 進而改變其行為。

第三方懲罰的規范突顯作用得到了一些實證研究的支持。有研究發現, 第三方懲罰通過改變人們的規范知覺提高了群體合作水平(陳思靜等, 2021)。相較于第二方懲罰, 第三方懲罰是更明確的社會規范信號, 觀察者可以從中感知到了更積極的社會規范, 進而做出更公平的分配(Chen et al., 2020)。也有研究發現, 只有公開實施的第三方懲罰才可以促進合作, 私下懲罰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Xiao & Houser, 2011)。這是因為只有公開懲罰才能通過彰顯社會規范提高合作水平, 而單純的懲罰威懾無法阻止“搭便車”行為。此外, 人們在實施第三方懲罰時也更偏好那些傳遞了規范信息的懲罰, 并且認為那些未能傳遞規范信息的懲罰方式無法阻止違規行為再次發生(Marshall et al., 2021)。事實也與人們的預期相一致, 未提供規范共識的第三方懲罰不僅無法促進合作, 反而會加速團隊崩潰(Fehr & Williams, 2018); 只有當第三方懲罰和社會規范信息相結合時, 才能有效促進人們的合作行為(Andrighetto et al., 2013)、提高互惠水平(Bicchieri et al., 2021)。規范信號視角似乎為第三方懲罰的失效提供了解釋：當第三方懲罰出于惡意或過于嚴厲時, 可能會被認為缺乏正當性, 導致其澄清社會規范的效果嚴重削弱。也就是說, 當人們否定干預行為的正當性時, 就不會將其視為社會規范的信息來源, 繼而無從感知行為規范要求。顯然, 在缺乏對恰當行為的認知下, 人們很難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社會規范的期望。

與第三方懲罰相類似, 第三方補償作為有代價的信號, 同樣具有澄清社會價值、突顯社會規范的功能(Dhaliwal et al., 2021; Wenzel & Thielmann, 2006)。第三方補償雖然沒有直接譴責違規者, 但也隱含了這樣的暗示——當前所發生的行為是錯誤的, 所以該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才需要被彌補和恢復。因此, 第三方補償同樣表達了干預者對違背規范行為的反對態度。研究發現, 觀察到他人撿起地上的垃圾會使得人們關注到命令性社會規范(其他人贊成和不贊成亂扔垃圾的程度), 并且可以有效抑制人們亂扔垃圾的行為(Kallgren et al., 2000; Reno et al., 1993)。該研究表明撿起垃圾作為一種第三方補償行為, 可以成為觀察者知覺社會規范的信息來源, 傳達出行動者對亂扔垃圾的反對態度, 進而影響到觀察者自身的有關行為。

綜上可以推論, 規范信號效應似乎也是第三方干預抑制違規行為的重要作用機制。無論第三方懲罰還是第三方補償, 都可以通過傳遞社會規范信息改變人們的規范知覺, 進而影響其行為。人們可以從懲罰或補償行為中感知到干預者的心理狀態(Gallagher, 2008), 包括干預者對違規行為的反對態度(Nikiforakis & Mitchell, 2014; Reuben & Van Winden, 2008), 以及干預者自己對遵守規范的隱含承諾(Chen et al., 2020; Jordan et al., 2016), 二者分別對應了兩種類型的社會規范感知——描述性規范知覺和命令性規范知覺。描述性規范是關于人們實際做什么的規范, 描述了特定情境下的典型行為; 而命令性規范是關于人們認為應該做什么的規范, 描述了特定情境下人們認可或不認可的行為(Cialdini et al., 1990)。大量研究發現, 規范知覺對人們的規范遵從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例如Dieterich et al., 2013; Miller & Prentice, 2016; Paluck et al., 2016; Yitmen & Verkuyten, 2020)。因此, 在觀察或經歷第三方干預后, 人們既可以從干預者的隱含承諾中感知到描述性社會規范(即其他社會成員不會做出類似行為), 也可以從干預者的反對態度中感知到命令性社會規范(即其他社會成員認為類似行為是錯誤的), 進而校正自己的規范知覺并相應地調整自身行為以符合規范要求。反之, 如果人們觀察到他人對違規行為漠不關心, 可能會認為不干預才是當下的群體規范, 這將暗示該違規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繼而反向影響人們對社會規范的感知, 最終導致違規行為增加。

5 研究展望

第三方干預在維護社會規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毋庸置疑, 以往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然而尚有一些問題未能厘清。首先, 當前有關第三方干預維護社會規范的研究大多以懲罰研究為主, 對補償等干預措施影響效應的探討還相對匱乏。從廣義上來講, 任何針對受害者的恢復性措施都屬于第三方補償的范疇, 其形式非常多樣。在數字化時代下, 第三方補償也衍生出許多低成本、高參與的新形式, 如互聯網慈善日捐、在線公益課程分享、信息披露與法律援助虛擬社區、社交媒體輿論聲援支持等等。由于補償行為具有純粹的利他性, 也不會如同懲罰一般帶來高額附加成本, 故而有必要探討第三方補償能否成為懲罰的替代性措施, 在非正式規范維護系統內發揮同樣的作用。比如第三方補償是否能像第三方懲罰那樣, 抑制其他社會成員可能的違規行為？如果具有抑制作用, 不具威懾力的第三方補償通過怎樣的作用機制施加影響？雖然本文基于一些研究結果進行了理論推演, 提出第三方補償可能作為一種社會規范信號, 能夠通過改變人們的社會規范知覺來影響其行為, 但未來還需要依靠更多實證研究對這一假說加以檢驗。

除了懲罰與補償外, 獎勵可能也是一種重要的第三方干預方式。一項元分析研究發現, 與懲罰相類似, 獎勵同樣對社會合作具有中等程度的正向影響作用(Balliet et al., 2011)。如果說第三方懲罰與補償均反映了干預者對不良行為的反對態度, 那么第三方獎勵則反映了干預者對積極行為的肯定與認可。因此第三方獎勵不僅是一種外部激勵, 也可能具有信號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第三方獎勵維護社會規范的作用機制, 比如獎勵是否同樣具有傳遞規范信息、促進規范遵從的功能？以及獎勵作為一種外部激勵, 是否也存在排擠內部動機等潛在的負面效果？

其次, 第三方干預影響效應的邊界條件還不夠清晰。雖然多數研究結果支持了第三方懲罰在促進規范遵從方面的積極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第三方懲罰并不總是“利他”的, 被濫用的懲罰會削弱利他懲罰在維護規范方面的有效性(Pleasant & Barclay, 2018; Rand & Nowak, 2011)。鑒于第三方懲罰可能存在的黑暗面, 未來研究不僅有必要尋找懲罰的替代性措施, 也有必要探討第三方懲罰維護社會規范的邊界條件。第三方懲罰發生的場景可能會影響人們對懲罰行為道德合法性的判斷, 如在涉及資源分配的場景中, 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對不公平的分配者給予懲罰(Martin et al., 2019); 而在涉及合作互動的場景中, 人們卻并不贊同對未合作者施加懲罰(Sutter et al., 2010)。這意味著, 人們并非對所有第三方懲罰行為都盲目認可, 而是會對不同場景下懲罰行為的合理性加以判斷, 并根據情境背景推斷懲罰者動機。那么, 人們對于第三方懲罰動機與合理性的感知會影響到懲罰效果嗎？感知利他的第三方懲罰是否比感知利己的懲罰更好地澄清了社會規范？不同來源及場景下的第三方懲罰是否在傳遞規范信號的效果上也有所不同？這些問題有待未來研究深入探討。

此外, 第三方干預的成本也可能影響干預效果。一方面, 第三方干預的成本越低, 干預出現的頻率就越高(Guala, 2012)。這意味著在低干預成本時, 違規者和受害者得到應得懲罰或幫助的可能性更高, 進而干預行為所產生的威懾力會更強、傳遞規范信號的頻率也更高, 從而應當在促進規范遵從方面起到更好效果。然而, 也有研究發現了不一致的結果：有成本的第三方懲罰比無成本時更能維持和促進合作(Balliet et al., 2011; Kuwabara & Yu, 2017)。這是因為無成本或低成本的懲罰行為可能引發觀察者對其道德合法性的質疑(如懲罰者可能出于競爭而非利他做出懲罰), 而高成本的懲罰則更能彰顯懲罰者的大公無私(Raihani & Bshary, 2015)。后者因此可能被認為更具正當性, 并傳遞出懲罰者無私的、愿意維護社會規范的強烈信號?？傊? 第三方干預成本對其維護社會規范效果的影響似乎頗為復雜, 二者之間的確切關系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再者, 第三方干預維護社會規范效果的可持續性還尚不明確。第三方干預畢竟是一種高成本行為, 懲罰者可能受到報復或怨恨, 補償者也需要付出時間、精力或金錢成本(Gordon et al., 2014; Wiessner, 2020)。因此, 只有當第三方干預能夠對人們的有關行為保持長期影響力時, 這種親社會行為才能在管理實踐中更具效率, 在社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還鮮有研究考察了第三方干預的長期影響, 雖然有部分研究使用連續多輪博弈任務考察了第三方干預效果的可持續性(如Fehr & Fischbacher, 2004; Gachter et al., 2008; Guerra & Zhuravleva, 2021), 但本質上仍然只檢驗了第三方干預的短期效果, 無法為其長期效力提供證據。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多點縱向設計, 繪制不同時間距離下人們行為的變化曲線, 從而更清晰、準確地了解第三方干預影響的持續時間與效果。

殺雞儆猴、懲前毖后是為人們所熟知社會互動規則, 暗示了懲罰對人們行為的強大影響力。然而, 如果人們只是因害怕受到懲罰而選擇做一個好人, 未免顯得人性貧乏、社會僵化。所幸, 第三方干預的信號視角為社會規范維系帶來了新的契機, 初步展現了以非破壞性措施促進社會成員遵從規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通過與數字化大眾傳媒手段相結合, 擴大信號效應的影響范圍, 第三方干預有望在未來社會治理中發揮“以小撥大”的非凡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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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rence or signal? The function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GUO Yuchen, LIU Yanbin, CHENG Yuan

(School of Business,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s crucial i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 norms with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for humans. Compensation and punishment are the two main form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and important forces for maintaining social norms by restoring the balance of gains and losses and promoting norm compliance. The deterrent effect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researchers as the main mechanism by which third-party punishment promotes norm compliance. However, several studies contradict this hypothesis. Moreover, as a costly signal,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can clarify social norms and adjust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them.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ignaling effect may also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norm compliance. Future research must explor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on norm compliance and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in maintaining social norm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third-party punishment,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social norms, deterrence effect, signaling effect

B849: C91

2023-04-18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資助(21&ZD184)。

程遠, E-mail: ycheng@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