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認知語言學視域下日美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話語策略對比研究

姚艷玲 郭宇佳

引言

批評認知語言學（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作為一種新興的話語研究范式，是從認知視角對話語進行批評性分析。以往，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通常僅在社會層面對話語進行闡釋，而批評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彌補了這一不足。其中，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為批評話語分析的語境分析提供了社會認知視角。通過關注話語、認知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者對話語生成機制的理解更為全面，對語義理解的詮釋也更為透徹。同時，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可以為批評話語分析在話語策略研究方面提供新的理論方法。其中，識解（construal）是“人們以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場景的能力”（Langacker，2008：19），作為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核心之一，可以充當解構話語策略的有效工具，通過解析話語表征與認知之間的關系，把握話語的深層意義。在這樣的理論融合與發展中，特別是“對話語策略識解操作的認知解讀為深入了解語篇所蘊含的意識形態、權力等提供了更清晰明了的路徑”（張輝、張天偉，2022：70），因此，批評認知語言學逐漸被運用到對政治語篇的分析和研究中。

本文擬在批評認知語言學視域下，以日美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演講語篇為語料，對跨語言政治演講語篇進行分析。通過探討語篇建構過程中的認知機制、話語策略以及話語策略與社會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語篇背后隱含的意識形態，以此來解析政治語篇的話語策略及建構方式，進而為我國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提供借鑒和啟示。

一、前人研究與本文立場

批評話語分析旨在分析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揭示語篇是如何源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又為之服務的（辛斌、高小麗，2013：1）。然而，大部分批評話語分析的研究都以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為基礎，從社會層面對話語進行描述分析，往往忽略了認知層面的重要性。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研究都在探討從認知層面進一步發展批評話語分析理論的可能性。其中，van Dijk（2008）在對語境展開討論時，將社會認知引入批評話語研究，創建了語境模型。該模型包括“背景”“交際者”和“事件”3 個基本范疇，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以“我方”為中心的關聯結構。Hart（2010）指出，進化心理學可以為研究話語策略提供解釋框架，而認知語言學為文本識解操作的解讀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可以將二者融入批評話語分析研究中，并嘗試用這種融合的方法對移民語篇的話語策略進行分析。田海龍（2013）基于批評話語分析的話語和語境兩個層面，提出認知取向的批評話語分析有兩種路徑——認知話語分析和認知語境分析，并重點介紹了這兩種路徑的特征。張天偉、郭彬彬（2016）指出，認知語言學為批評話語分析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和方法，并通過對話語策略的識解解讀，進一步驗證了批評話語分析與認知語言學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國內外許多其他研究者也從不同角度推進了批評話語分析與認知科學的融合（如Chilton，2004；鍋島弘治朗，2005；張輝、江龍，2008；van Dijk，2009；辛斌，2012 等）。

批評認知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和批評話語分析的融合。學界通常認為批評認知語言學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宏觀研究主要采用以van Dijk 為代表的社會認知模式，微觀研究則推崇以Hart 為代表的研究范式。汪徽、張輝（2014）最早將批評認知語言學引進國內，并從隱喻、范疇化、心理空間和概念整合理論、轉喻等視角介紹了批評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路徑。隨后的一系列研究從理論溯源、認知基礎、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等方面對批評認知語言學進行了系統性的引介（如張輝、楊艷琴，2019；張輝、張艷敏，2020；張輝、張天偉，2022）。張輝（2022/2023）進一步提出了批評認知語言學研究中的“社會再語境化”概念和主體間性的研究取向，推動了國內批評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與發展。此外，許多研究將批評認知語言學理論應用到對政治話語和公共話語的分析中，為批評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新的嘗試（如張輝、羅一麗，2017；郭彬彬，2017；張輝、顏冰，2019；顏冰、張輝，2020/2023 等）。

綜上所述，批評認知語言學為政治語篇話語策略分析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視角。本文將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構建適用于政治語篇話語策略解構的批評認知語言學研究框架，進而嘗試在跨語言的對比分析中揭示不同國家的語篇制造者通過話語策略所傳達的政治交際意圖，并驗證批評認知語言學范式在跨語言對比分析應用中的可行性及其解釋力。

二、語料選取與分析框架

作為政治語篇的一種，政治演講語篇尤其是一國領導人的政治演講語篇可以反映該國的外交政策、發展戰略及意識形態。在過去的幾年中，全球共同見證了公共衛生危機如何迅速演變為全球性危機，國際輿論又是如何逐漸泛政治化的。在此背景下，本文選取日美兩國領導人在2020 年第75 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的演講①日語語篇來自日本外務省官網https://www.mofa.go.jp/mofaj/fp/unp_a/page4_005200.html；英語語篇來自美國白宮官網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 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5th-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作為對比研究語料，語料字符數分別為3033 和4910。日本時任首相菅義偉的演講內容主要包括：①日本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行動；②日本為保護全民健康和促進世界發展所作出的幾點思考；③日本面臨的關乎其自身利益且亟需解決的世界性問題。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的演講內容則主要包括：①美國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行動；②對中國和聯合國的無端指責；③美國的外交成就以及美國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所采取的行動和已取得的“成效”。整體而言，兩篇演講語篇的內容具有一致性，因此具有開展對比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對這兩篇政治演講語篇進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化、世界格局深刻變化、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日美兩國領導人如何通過語言表征實現話語策略以操縱受眾的認知心理，從而在政治交際中爭奪話語權。為此，本文嘗試從認知話語和認知語境兩個層面構建政治演講語篇話語策略的批評認知語言學分析框架（如圖1 所示），并將該框架運用到跨語言政治語篇的對比分析中。

圖1 本文的認知話語/認知語境分析框架

首先，運用認知語言學的識解操作理論對語篇的話語策略進行認知機制的解讀?！巴ㄟ^對話語策略的認知解讀可以更好地解析話語策略的表達方式以及隱含的話語功能、話語意圖和意識形態?！保◤執靷?、郭彬彬，2016：18）在話語策略的分類上，本文主要借鑒Hart（2010）提出的4 種微觀話語策略，即指稱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述謂策略（predication strategies）、接近策略（proximisation strategies）和合法化策略（legitimizing strategies）。其次，由于語言的使用并不是任意的，因此，在研究語言本身的同時，我們還要關注語境對語言所建構的意義的影響（孫吉勝，2009b：43）。本文參照van Dijk（2008）的語境模型，在該模型中，語境既包含話語所處的情景（即微觀語境），如交際者以及交際者的目標、意圖和信念等，也包含社會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表征（即宏觀語境），如交際事件發生的社會、文化、政治與歷史環境等（van Dijk，2001：21-23）?；诖?，本文將進一步對比分析日美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中的話語策略是如何受到社會語境的影響和制約，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或改變整個社會語境的。

三、日美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話語策略的認知話語分析

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角度來看，話語可以運用各種策略進行理念建構（尤澤順、卓麗，2020：38）。因此，本節將在Hart（2010）的基礎上，從詞匯和句法層面對日美領導人的政治演講語篇進行認知話語分析，以此來揭示語篇中的話語策略是如何體現不同的意識形態意義，又是如何實現對受眾的強制和操縱的目的的。

1.指稱策略

指稱策略是指對組群內和組群外加以區分，以開發人類對同盟組群進行范疇化的能力（Hart，2010：49），通常以明確的、表指示的名詞、名詞詞組、代詞的形式存在（Hart，2010：56-59），并且需要依據所處的語境對組群加以區分，其背后所反映的認知機制可以被認為是范疇化。語篇制造者通過范疇化這一識解操作進行分類，從而實現區分組群的目的。鑒于此，本文將首先利用文本挖掘軟件KH Coder 3.0①KH Coder 3.0 為文本數據挖掘工具，可對多語言文本進行詞頻、共現和相關性等方面的分析。對日語和英語語料中包含的有指稱作用的名詞、名詞詞組、代詞等進行高頻詞檢索，在此基礎上，結合文本語境，對指稱策略進行分析（如表1 所示）②Hart（2010）從國別化、解空間化、異化和集體化4個維度對移民語篇中的指稱策略進行了分析。但在本文中，政治演講語篇與Hart（2010）所分析的移民語篇不同，并未發現任何使用異化指稱策略的例子。。

國別化指稱策略是指通過國別性的詞匯轉喻指代一類人，從而達到區分組群內外的目的。在菅義偉的演講中，“日本”的出現頻次很高（13 次），且均以組群內明確的國別化名詞形式存在；“發展中國家”“各國”則是以表指示的名詞性詞組的形式存在。日本領導人通過國別化指稱策略達到了區分組群的效果，體現的認知機制是范疇化，通過對“日本”“發展中國家”“各國”進行分類、比較和概念化，在基于本國利益的前提下引導受眾理解疫情是無國界的，而抗疫需要各國合作。而特朗普在演講中也通過范疇化將“美國”以及“墨西哥”“塞爾維亞”等國家劃分為組群內部成員，并選取范疇中的典型要素，暗示美國在國際社會發展了許多“盟友”。同時，特朗普多次將中國明確劃分為組群外成員，從而更加凸顯國別性。尤其是以the Chinese government 轉喻指代中國，通過國別化指稱策略暗示位于組群外的中國是世界各國所謂的“敵人”，意在強制受眾在情感上樹立與中國“敵對”的意識。

解空間化指稱策略是指通過地理性或隱喻性的空間來區分組群，本質上是通過專門性詞匯對描述對象進行區分。菅義偉通過空間指稱“非洲”“亞洲”“東盟”等將所指區域劃為組群內成員，試圖表達想要與亞洲、非洲各國進行合作以及為其提供幫助的意愿，但并未明確合作和援助的具體國家。而特朗普則在演講中首先將NATO 指代的北約盟國劃為組群內成員，意在突出彼此間的合作關系；隨后，將“中東”各國劃為組群內成員，試圖操縱受眾認知，說服受眾相信美國在中東的行動是完全“善意”的，是在提供援助，意在將美國在中東的一系列行為“積極化”；此外，他將ISIS 指代的恐怖組織等視為組群外的威脅。

集體化指稱策略是指通過集體性質的詞匯或帶有區別性意味的代詞來指代并區分組群內和組群外。菅義偉使用“大家”之類的集體化指稱，意在拉近與受眾間的情感距離，進而建立積極的國家與個人形象。而在特朗普的演講中，使用頻次較高的集體化指稱是“我們”（45 次），這是距離指稱中心最近的第一人稱代詞，且多用于指稱美國或美國人民，顯露出特朗普不加掩飾的“美國中心主義”。此外，特朗普也較多地使用了諸如“你”（8 次）、“他們”（15 次）等距離指稱中心較遠或最遠的人稱代詞，用以指代中國以及一些與美國對立的國家，將之排除在組群之外，從而試圖增強受眾對描述對象的敵對情感。

2.述謂策略

述謂策略是指通過語言手段將某種質性、數量、時間、空間等屬性賦予人、物體和事件的基本過程和結果（Reisigl & Wodak，2001：46），且具有情感強制性（Hart，2010：62）。實現述謂策略的方式有很多，政治語篇制造者通常會使用較多的隱喻表達式來實現述謂策略，加強受眾對所描述事件或事件主體正面或負面特征的認知理解，從而激發情感效應，實現對受眾情感上的操縱。因此，我們可以從隱喻入手，對述謂策略進行認知機制的識解。

研究發現，日美兩國領導人在描述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時都使用了隱喻表達式。在例1—2 中，菅義偉通過“疫情是危機”的危機隱喻賦予疫情負面特征，表達疫情對于世界各國來說是一次嚴重的危機，而克服這場危機也是困難重重。特朗普則通過“疫情是敵人”（例3）、“抗疫是戰爭”（例4）的戰爭隱喻，同樣賦予疫情負面特征，意在表達疫情是人類的敵人。

例1 XVの感染癥の拡大tt、……危機でffり（xi）XIII。（疫情的蔓延……是一種危機。）

例2 今回の危機も協力PH深（X）tf契機としftffk、……（希望這次危機能成為加深合作的契機……）

例3 We have waged a f iercebattleagainst the invisibleenemy.

例4 We willdefeatthe virus.

同時，日美兩國領導人在演講中都通過大量的擬人隱喻將國家作為行為主體，通過人的行為來建構國家形象。例如，在例5—6 中，菅義偉通過“日本主導”“日本與他國合作”“日本盡全力”等積極的擬人隱喻，賦予日本正面特征，展現了日本成為國際事務“主導者”的愿望，且這類隱喻在語篇中的使用頻次多達13 次。而在特朗普的演講中，他一方面多次使用諸如“美國是領導者”（例7）、“美國是和平創造者”（例8）等積極擬人隱喻，賦予美國正面特征，意在強調美國是所謂“人權的領導者”，也是所謂掌握世界各國命運的“和平創造者”；另一方面，他通過所謂“中國封鎖”“中國錯誤地宣稱”（例9）等消極擬人隱喻，頻繁賦予組群外的中國以負面特征，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

例5 日本として……各國とも協調しtífu（x）、……主導してXIVffi（xi）XIII。（作為日本……將與各國合作的同時，主導……。）

例6 XVの決意PH胸に、日本tt非核三原則PH堅持しxiiixiii、……力PH盡ffkし（xi）XIII。（日本……將下定決心，在堅持無核三原則的同時，盡全力……。）

例7America willalways be aleaderin human rights.

例8Americais fulf illing our destiny aspeacemaker.

例9China locked down….China condemned…, even as theycancelleddomestic f lights andlockedcitizens in their homes.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lsely declaredthat…

3.接近策略

接近策略是一種認知的社會心理概念，與視角這一認知識解過程密切相關，依靠空間、時間指示識解操作（陳鶴三，2011：27），因此，它既涉及空間維度，也涉及時間維度。在建構政治語篇時，可以通過“時體”類表達實現接近策略，即從“指示中心”的視角出發，表達語篇制造者價值觀的認知心理過程，或告知語篇消費者“指示中心”之外的威脅即將發生、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對受眾情感的強制?；诖?，我們可以運用視角這一識解操作對接近策略進行解讀。

菅義偉在演講中運用了較多的「～てffktf」「～てXIVffk」表達。日語中的「～てffktf」「～てXIVffk」是表示位移的指示動詞「來tf」「行ffk」的語法化形式（大堀壽夫，2002：189；菅井三實，2013：331）?！浮苀fktf」表示某種變化或動作從過去到現在的趨近過程，例10 使用的是過去時，表示相關發展過程從“指示中心”的視角出發，以“現在”為時間截點，從過去向現在趨近且到此為止，即“到現在為止曾經……”，意在向受眾傳遞多邊合作發展進程等在當下停滯不前這一信息?！浮芚IVffk」則表示以“現在”為基準，動作或變化從現在向未來發展的進程。在菅義偉的演講中，「～てXIVffk」的使用頻次多達13 次，所描述動作的行為體基本上都是“日本”，且搭配的動詞皆為積極性行為動詞，如在例11 中，菅義偉便使用了這樣的接近策略，試圖向世界傳達日本從今以后將持續推進國際和平、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信息。

例10 過去75 年間、多國間主義tt、……進化してffi（xi）しft。（在過去的75 年間，多邊主義……曾不斷發展。）

例11 日本tt積極的平和主義の下、……平和の持続に貢獻してXIVffi（xi）XIII。（日本將在積極和平主義下，……為持續和平作出貢獻。）

在特朗普的演講中，完成式的使用頻次多達13 次，其次是過去式，旨在從語篇制造者當前的視角出發，強調動作或變化已經發生，或對當下產生一定影響。例如，例12 意在凸顯美國在解決某些國際問題上取得了“無比卓越”的結果，而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試圖夸大美國對國際社會的所謂“貢獻”。又如前文例9 所示，擬人隱喻中消極動詞詞組過去式的使用意在向受眾傳達“指示中心”之外的所謂“中國威脅”已經產生并對現實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刻意歪曲中國的形象。

例12 … wehave achieveddi§ erent outcomes — far superior outcomes.

4.合法化策略

合法化策略是指通過語言表達使話語充滿證據、權威和常理等（Hart，2011）。其中，認知情態是政治語篇制造者實現合法化策略的重要方式。語篇制造者可以通過認知情態表達自己對真實事物的認知，并基于語篇制造者本身的合法性認知，促使語篇消費者也對該事物持有同樣的認知。

特朗普在政治演講中運用了will、can 等認知情態表達。徐中意（2017：28-29）指出，will 是高值認知情態詞，既可以作為認知情態詞，表示很大的可能性；也可以作為意志情態詞，表達意愿或目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由于will 代表最短的認知距離，因而能夠用以表明這個事態很可能成為現實或離現實非常近；而can 作為認識情態詞，表示中等程度的可能性，同時它又有作為動力情態的內在含義，表示“能力”。高值認知情態詞will 在特朗普的演講語篇中使用頻次最多，為7 次。例如，上文中例7 通過will 引導受眾相信美國將會一直是所謂“人權的領導者”，強調這不僅是美國的意愿，更是一種現實的“可能”；例13 則通過will 的否定表達will not，極力告知聽眾美國不愿意也不可能忍受任何“敵人”懲治美國。此外，例14 通過can 這一情態詞，讓受眾在認知上接受美國生產的新冠肺炎疫苗可能被立即運輸到世界各地這一信息，且美國有能力確保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通過大量使用認知情態表達，特朗普不遺余力地強制受眾接受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與此相比，菅義偉在此次政治演講中并沒有使用有標記的認知情態來使自己的觀點合法化，縱觀其演講全篇，他對所述內容始終持斷定、斷言的態度。①日語和英語關于認知情態的界定有所不同，日語中的認知情態亦包括無標形式，而英語中的認知情態只涉及諸如情態助動詞和情態副詞的有標形式。此外，日語中的認知情態不僅含有同英語相同的表示對事態“可能性判斷”的態度意義，也包含表示對事態“斷定判斷”的態度立場（湯本久美子，2004：12-13）。本文所討論的用于話語合法化的認知情態主要為有標形式的認知情態。

例13 They only want to punish America, and Iwill notstand for it.

例14 We are mass-producing them in advance so theycanbe delivered immediately upon arrival.

四、日美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話語策略的認知語境分析

本節將嘗試從國際社會（宏觀語境）和國家領導者個人（微觀語境）兩個層面對日美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的話語策略展開認知語境分析，探究兩國領導人在建構語篇時如何認知所處的語境，以及這種社會認知對話語策略的選擇和運用產生了何種影響，而話語策略反過來又是如何影響、建構和改變社會語境的。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嘗試揭示語篇制造者如何在語境中通過話語策略實現操控受眾認知心理和情感的意圖。

例15、例16 分別為日美領導人此次政治演講語篇的開篇段落。一般而言，開篇在語篇整體結構和內容上應起到統領全文、奠定基調的作用。在全球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國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兩國領導人在開篇都運用了述謂策略，分別通過危機隱喻和戰爭隱喻賦予新冠肺炎疫情負面特征，強調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各國帶來了災難。但與此同時，日美領導人在政治演講語篇中的側重點各有不同。菅義偉在執政初期便意識到，僅憑其本國力量根本無法解決涉及自身利益的地區問題。因此，菅義偉在開篇便從當前語境出發，運用接近策略，暗指近年來多邊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停滯不前，試圖引起各國受眾對該問題的關注。同時，運用集體化指稱策略強調組群內的成員關系，企圖拉近日本與世界各國間的關系，為疫情時期本國的發展尋求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與之相比，“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并延緩自身衰落，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和‘安全威脅’”（楊潔勉，2023：1）。不僅如此，從特朗普個人層面來看，在他執政之后，美國國內矛盾的不斷加劇使他逐漸失去了美國民眾的支持，而2020 年正是美國的大選之年，面臨競選連任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疫情等多方面的壓力，特朗普選擇大肆運用危機話語，不惜忽視甚至扭曲客觀事實以實現其連任目標（王磊、王文文，2021：92）。因此，特朗普在開篇運用國別性指稱策略和接近策略，將中國視為組群之外的所謂“威脅”，強制受眾在認知心理上形成對中國的“消極”印象，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把中國作為美國轉嫁國內矛盾的對象，進而利用公共衛生危機中的所謂“中國話語”來挽救自己的形象。

例15 新型コロナウイFIス感染癥によtf未曾有の危機tt、ともXIIIxv（ⅶ）分斷と隔絶に傾ffifuちtí國際社會PH、連攜へと引ffi戻し（xi）しft。過去75 年間、多國間主義tt、課題に直面XIIItf度、強ffktíり、進化してffi（xi）しft。今回の危機も協力PH深（X）tf契機としftffk、皆様に連帯PH呼shfkけftXIVと思XIV（xi）XIII。（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前所未有的危機，使動輒傾向于分裂和隔絕的國際社會回到了合作的狀態。在過去的75 年里，多邊主義在面臨挑戰的同時，變得更加強大和完善。我希望這次危機也能成為加深合作的契機，呼吁大家團結合作。）

例16 Seventy-f iv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once again engaged in a great global struggle.We have waged a f ierce battle against the invisible enemy — the China virus —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例17、例18 分別為日美兩國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的中間陳述段落。日本在外交戰略上一如既往地“秉承‘追隨美國’的固有模式，將中國視為‘最現實的威脅’”（馬玉安，2022：12）。同時，日本將亞洲和非洲納入自身外交戰略的視野，通過區域內的合作和援助，力爭在實現本國利益的同時努力提高在地區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妄圖制衡中國。然而，菅義偉在政治演講中卻規避現實語境，通過話語策略極力建構所謂“倡導合作”“積極作為”的國家形象。這具體體現在：運用解空間化指稱策略將亞洲和非洲區域內的國家劃為組群內成員，但范疇界限較模糊，沒有明確到具體國家；運用擬人隱喻實現述謂策略，試圖塑造日本良好的國家形象；通過接近策略試圖讓世界各國相信日本將“積極”投身于國際和平與安全事業的決心等?？梢钥闯?，菅義偉在政治交際中的語言表征與現實語境相悖。語言不僅可以表象，還可以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建構意義，而政治行為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種大家都接受的意義（孫吉勝，2009a：30）。由此可見，菅義偉在政治交際中通過多種語言策略建構話語中的“合作”意義，塑造日本所謂“積極”的國家形象，其目的不外乎擴大日本的國際影響力、謀求更大的利益。

而特朗普在執政期間實施“美國優先”政策，在國際制度建設與維護上選擇性收縮，屢屢毀約退群，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和影響力逐漸減弱，與其盟友之間的關系也不若從前親密。然而，在演講中，特朗普首先通過述謂策略努力塑造所謂“美國是和平守護者”“美國的繁榮是世界自由和安全的基石”的大國形象，試圖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其次，運用國別化和解空間化指稱策略明確將中國稱為敵人，同時又極力強調美國作為世界大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所謂友好合作關系，促進了同盟國家的發展，試圖建構美國所謂“大國外交”的形象。此外，特朗普還運用認知情態使命題合法化，引導受眾接受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極力推行美國的話語霸權。

例17 今回の危機のft（X）に、國際の平和と安全fu損tí（?。﹛vてtttí（x）tíXIVと確信し（xi）XIII。PKO や平和構築におけtf國連の取組tt、引ffi続ffi不可欠でXIII。日本tt積極的平和主義の下、XVxv（xi）での経験PH活fkし、……、平和の持続に貢獻してXIVffi（xi）XIII。アSSリカやアジアの諸國と協力して、PKO 要員の能力向上も続けてXIVffi（xi）XIII。（我堅信，國際和平與安全絕不能因此次危機而受損。聯合國在維和行動和建設和平方面的努力仍然不可或缺。日本將在積極和平主義的基礎上，汲取迄今為止已有的經驗，……為持續和平作出貢獻。日本還將與非洲和亞洲各國合作，持續提高維和人員的能力。）

例18 America will always be a leader in human rights.… We also know that American prosperity is the bedrock of freedom and security all over the world.… We stood up to decades of China’s trade abuses.We revitalized the NATO Alliance.…We forged historic partnerships with Mexico, Guatemala, Honduras, and El Salvador to stop human smuggling.We are standing with the people of Cuba, Nicaragua, and Venezuela in their righteous struggle for freedom.

綜上所述，日本時任首相菅義偉在演講中試圖通過話語策略建構日本所謂“團結合作”“積極參與”的國家形象。然而，在現實語境中，日本并沒有在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地區積極推進國家間合作，反而通過多種話語策略爭奪話語權，企圖實現其所謂“大國政治”的外交意圖。與此同時，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在演講中則試圖通過話語策略改變受眾原有認知中美國的負面形象，并惡意破壞中國國家形象，意在美化其自身的國家形象，操縱受眾的認知心理，強制其接受美國是所謂世界“領導者”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嘗試影響和改變社會語境，以便在輿論博弈中爭奪話語權。

結語

本文從認知話語和認知語境兩個層面對日美兩國領導人政治演講語篇中的話語策略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顯示，日美兩國領導人在政治演講中都使用了多種話語策略，以實現對受眾的強制和操縱，進而實現其政治交際意圖。本文進一步驗證了在批評認知語言學視域下將認知話語分析和認知語境分析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時，也可以看出批評認知語言學對于分析和闡釋跨語言文本或話語具有較強的闡釋力。因此，本文為政治語篇的批評認知語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此基礎上，未來將嘗試在其他領域的語篇分析研究中繼續探索和完善這一視角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