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以來美國翻譯政策對其文化戰略的影響研究

龔獻靜

引言

美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制定并實施以確立自身全球霸權地位為目標的國際文化戰略的國家之一”（顏子悅，2013：3），其在文化戰略實施過程中充分利用了翻譯作為文化發展和傳播的策略。自21 世紀以來，我國通過“中華學術外譯”“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典籍翻譯工程”等政策措施，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全面提升中國軟實力。經過20 多年的實踐，這些項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面臨在海外接受度不高的問題，文化界、翻譯界及政策制定部門的一些學者甚至開始質疑翻譯在對外文化傳播戰略中的有效性及重要性。有學者認為，對外文化傳播需要克服語言、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差異，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看待中國文化的翻譯，不能只看其現階段的效果（劉云虹，2015：7）。美國的對外文化傳播也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早在20 世紀初，美國就開始通過有組織和計劃的翻譯活動推進其對外文化戰略，當今美國文化能在全球得以傳播離不開其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翻譯政策。本文以美國對外文化戰略發展的歷史階段為框架，分析其如何通過翻譯政策的不斷演進來實施對外文化戰略，以期為我們制定翻譯政策提供借鑒。

一、二戰之前美國民間機構的“譯入”政策與其占有東方的文化戰略

美國雖然沒有設立文化部，卻成功地實施了對外文化戰略。美國自20 世紀初開始實施的對外文化戰略與其他國家不同，是通過實行“譯入”政策來實施文化戰略的，且不是由政府部門而是由民間機構主導，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自建國以來強調公民個人在文化事業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國家的文化靈魂只能通過民眾自發的文學、藝術、科學和教育活動才能得到完整的表達（Ninkovich，1981：13）。受這種思想影響，美國一直排斥設置專門的機構來管理文化事務，但是，隨著19 世紀末美國介入亞太地區，需要了解東方文化以更好地服務其國家利益，它開始意識到需要實施有組織的、系統性的對外文化戰略。1910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成立被認為是美國文化領域自由發展策略的結束（Arndt，2007：40-43）。隨后，美國各類私立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古根海姆基金會等民間機構開始對美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施加影響。與此同時，多家旨在促進文化、教育和學術國際交流的學術協會相繼成立，如1919 年成立的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和1925 年成立的太平洋關系協會（The Institute of Pacif ic Relations）都是致力于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協會組織。進行國際文化交流必須首先克服語言障礙，因此新成立的基金會和學術協會組織陸續制定了多項資助翻譯世界各國文獻的策略和措施。其中，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制定和實施的翻譯策略較有代表性。

1.洛克菲勒基金會對東方文獻的翻譯策略與實踐

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之初專注于對醫學、農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資助，20世紀30 年代開始資助人文社會科學，東方語言學習和文獻翻譯出版成為其首要資助的項目。1935—1938 年，為促進美國與中國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了大量對中國或東方文獻的翻譯，如資助美國國會圖書館翻譯了中國的農業、醫學和歷史等文獻以及關于日本的歷史、文學及當代政治的論文，資助哈佛大學翻譯了東方藝術著作，資助“太平洋關系協會”翻譯了大量的日語、俄語和漢語文獻，資助翻譯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在《太平洋評論》（Pacif ic A§ airs）上刊登（Hooper，1988）等。除了關注對東方文獻的翻譯，洛克菲勒基金會還資助國際教育局翻譯了大量歐洲及拉丁美洲兒童文學作品，涉及40 多種語言，力圖通過翻譯從兒童時期就開始培養國民的國際理解意識（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39：331-334）。

2.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譯入”東方文化知識的策略與實踐

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主要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助成立，目的是向歐洲證明美國也具有較高的學術成就。但該理事會成立之后，為了配合美國向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擴張的戰略，面對當時美國缺乏了解東方各國人才的情況，呼吁美國學界及文化界加強中國研究，為此制定了“譯入”東方尤其是中國文獻的政策和措施，“翻譯中國文獻”成為該理事會提出的促進和改善中國研究的7 項措施之一（ACLS，1929）。翻譯中國文獻的策略不僅促進了美國的漢語學習，而且促成翻譯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文獻的小高潮，如哥倫比亞大學陸續資助出版了王際真翻譯的中國現代作家魯迅、老舍等的小說以及《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因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相吻合，王際真的翻譯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張奐瑤，2018：89）。

總之，從20 世紀初到二戰前期，美國依靠私立基金會、學術協會及大學等民間機構大量譯入以中國為主的東方文獻，用美國話語表述東方文化，不僅為美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提供了信息和知識服務，也在美國民眾心中建構了亞洲各國的國家形象。

二、二戰期間美國官方機構的“譯出”政策與針對歐洲的文化傳播戰略

美國官方機構不介入文化事務的理念在二戰前發生了變化。為應對德國和英國在拉丁美洲的文化傳播的挑戰，美國國務院于1938 年成立了文化關系部（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該部門的成立被認為是美國政府介入文化事務的開端（Arndt，2007：40-43）。此外，美國文化精英積極倡導美國“不僅要通過軍事力量介入世界事務，更要通過文化實力來引領世界”（Luce，1941：61-65）。二戰期間，歐洲文化遭到德國法西斯的破壞，美國政府趁機通過廣播、報紙、雜志及圖書等媒介對歐洲進行美國文化譯出，用美國文化占領被德國法西斯破壞的歐洲文化市場。

1.通過廣播、報紙、雜志等快媒體傳播美國文化的翻譯政策與實踐

美國參加二戰后踐行了“通過文化實力引領世界”的對外文化戰略目標。首先，美國政府資助成立了“美國之音”廣播公司?！懊绹簟睂ｉT設置了介紹美國文化的節目，內容包含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小鎮風光等有關美國文化的題材，用德語、意大利語、法語和英語播報，24 小時滾動播出，旨在向歐洲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和社會文化風俗，在歐洲民眾心中塑造積極的美國國家形象（Shulman，1990：71）。美國之音至今仍然是美國政府對外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其次，美國在法國發行了報紙《戰爭中的美國》（L’Amerique en Gurre）及雜志《勝利在望》（Victory），1945 年又出版了俄語畫報《美國》，宣傳美國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風俗（Cull，2008：16）。這些翻譯活動不僅傳達了戰爭信息，更向歐洲各國傳播了美國的文化風俗，宣傳了其社會、政治及經濟制度，促進了美國文化及價值觀的對外傳播。

2.通過圖書等慢媒體宣傳美國文化的翻譯政策與實踐

除翻譯廣播、報紙等快媒體之外，美國在二戰期間實施了著名的“海外系列”（Overseas Editions）圖書翻譯出版項目，由戰爭信息部、戰略服務辦公室、戰時圖書委員會共同管理實施。戰爭信息部指導成立的“海外出版公司”（Overseas Edition Inc.）負責獲取圖書版權并尋找合格的譯者，但決定權在戰爭信息部。據統計，截至1946 年，“海外系列”項目共出版了50 種圖書，其中翻譯成法語出版的有22 種，德語的有23 種，意大利語的有5 種（Ballou &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1946：87-88）?！昂Ｍ庀盗小表椖糠g出版的法語和德語書籍數量遠遠超過了翻譯為意大利語的圖書數量（當時意大利為法西斯國家），反映了美國力圖取代當時的文化強國法國和德國在歐洲的主控地位。除了“海外系列”，該公司還通過倫敦分部翻譯出版了“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 Editions）系列圖書。美國在二戰期間共出版了3 636 074 冊圖書，翻譯出版費用為411 000 美元。這些書籍被投放到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匈牙利、意大利、北非、敘利亞、土耳其、奧地利、德國、菲律賓、中國、泰國、日本等20 多個國家和地區（Ballou & 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1946：92）。為了避免圖書翻譯被認為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手段，戰爭信息部并沒有出現在這些書籍的版權頁。此外，這些圖書并不是以免費贈送的形式分發至這些國家的，而是通過零售商出售給讀者。這不僅傳播了美國文化，也獲得了翻譯出版的收益，為戰后美國出版商積極參與翻譯出版美國書籍奠定了基礎。

美國在二戰期間針對歐洲實施的圖書翻譯項目是美國對外文化戰略最成功的項目之一。歐洲人曾長期認為美國是文化蠻荒之地，19 世紀曾有歐洲學者斷言，“在整個世界，有誰在閱讀美國書籍、觀看美國的藝術品、欣賞美國的歌??？”（Smith，1820：69-70）。然而，100 多年后的美國借助圖書翻譯出版讓歐洲人開始大量閱讀美國書籍，這不僅提升了美國文化在歐洲的地位，更是讓美國在歐洲的文化戰場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Hench，2010：196，265）。美國文化借助翻譯成功地進入了兩大歐洲文化強國——法國和德國，重繪了美國對外文化傳播戰略的全球版圖。

三、二戰后至20 世紀70 年代末“譯出”和“譯入”的雙重政策與美國的全球文化戰略

二戰期間美國對歐洲的文化傳播激發了美國通過文化實力引領世界的信心。二戰后，美國開始向全球傳播其文化戰略，并實施了“譯出”和“譯入”的雙重政策為該戰略服務。

1.二戰后至20 世紀70 年代末針對全球的文化“譯出”政策和實踐

美國1948 年通過的史密斯—蒙德特法（Smith-Mundt Act，Public Law 402）為其全球文化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法律支撐。史密斯—蒙德特法第201 條（Section 201）“授權國務卿通過翻譯和分發書籍、期刊、政府出版物及一些教育資料實現美國和世界各國的交流和相互理解”。①參見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77574.pdf。在該法律的授權下，美國聯邦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美國書籍“譯出”政策。

首先，美國成立了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專門負責制定和實施對外翻譯政策。新聞署實施了大規模的對外翻譯出版項目，據統計，僅1953 年到1956 年3 年間就有2900 冊美國書籍被翻譯成46 種語言，在全球的發行量高達2.8 億冊（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1957：3-6）。新聞署對外翻譯出版的書籍內容主要是關于美國社會、政治制度、日常生活及思想觀念等方面的知識。在眾多輸出到國外的圖書中，最暢銷的是美國經濟學史著作《偉大的變革：美國的自我革新（1900—1950）》（The Big Changes：America Transforms Itself 1900-1950），該書被翻譯成20 多種語言，銷售量達21.9 萬冊（Cull，2008：112）。除此之外，美國新聞署還在60 個國家設立了162 所圖書館來收藏和管理美國對外翻譯的圖書，并資助目標國的學者和出版商在當地翻譯出版美國書籍（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1957：3-6）。

其次，通過民間非營利性機構實施對外文化翻譯戰略。二戰后，美國學界和出版界積極參與美國圖書的對外翻譯，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持續時間長達26 年的富蘭克林圖書項目（Franklin Book Program），該項目由1952 年成立的非營利性出版機構——富蘭克林出版公司（Franklin Publications，Inc.）負責，旨在“向世界各國翻譯出版美國圖書，傳遞美國的知識和信息，促進世界各國對美國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風俗的興趣和學習”（Laugesen，2017：31-32）。富蘭克林圖書項目最初主要在中東國家進行，之后擴展到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并在開羅、德黑蘭和巴格達等城市設立分部，負責在當地翻譯出版美國書籍。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統計，自1952 年項目開始到1978 年項目結束，富蘭克林圖書項目資助翻譯了4000 多種美國書籍，涉及10 多種語言。表1 顯示的是富蘭克林出版集團翻譯出版的語種及書籍數量。

表1 富蘭克林圖書項目資助翻譯的書籍語種和數量① 表1數據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關于富蘭克林圖書項目的書目統計得出。參見Franklin Book Program Collection，https://www.loc.gov/rr/rarebook/coll/franklinbookprogram.html。

富蘭克林圖書項目雖然是由民間出版機構設立和管理的，但也是美國文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選擇翻譯出版的書籍代表了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傾向，被學者認為是美國“冷戰時期的武器”（Robbins，2007）。雖然該項目也翻譯出版了一些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科學類教材和青少年科學讀物，但這些科學書籍在相關國家培養了對美國友好的知識階層，被認為是通過非政治化的出版得到政治化的好處，間接地傳遞了美國的價值觀（Grieve，2018）。

2.二戰后至20 世紀70 年代末的美國“譯入”政策與實踐

二戰后至20 世紀70 年代末美國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在通過“譯出”政策對外傳播美國文化的同時，也實施了文化“譯入”政策。這個時期“譯入”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主體主要是私立基金會、專業協會、出版社等非官方機構，其運行模式大多是由財團型基金會資助協會組織和出版機構、設立翻譯研究中心翻譯出版世界各國的文化經典。譯入世界各國文化經典的政策基礎來自美國國務院，其目的是幫助美國人了解世界各國文化（Arndt，2007：59，68）。福特基金會是二戰后最早支持翻譯出版的私立基金會。1952 年，福特基金會資助成立了跨文化出版公司（Intercultural Publication Inc.）向外推廣美國的現代文學和藝術，但由于效果不好，基金會改變了策略，轉向資助“譯入”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作品，把世界各國的文學和藝術帶給美國公眾（MacNiven，2014）。據統計，1953—1958 年間，福特基金資助的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翻譯出版了印度、荷蘭、比利時、日本、巴西、希臘、部分阿拉伯國家、緬甸、印度尼西亞、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文學作品，而受資助的新方向出版社也發展成美國翻譯和出版世界文學最著名的出版社（Publishers of Translations，1978）。為進一步支持世界文學在美國的翻譯出版，福特基金會又于1965 年出資75 萬美元，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設立了國家翻譯中心，推動了世界各國文學作品在美國的翻譯出版（The Ford Foundation，2015）。在基金會的資助下，該中心于1968 年發行了翻譯文學雜志《德洛斯》（Delos：A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致力于“譯入”世界各國文學。

洛克菲勒基金會是實施“譯入”政策的另一重要機構，主要負責拉丁美洲文學的翻譯。二戰前，該基金會服務于美國的“睦鄰友好”國家戰略，資助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Inc.）譯入了大量拉丁美洲文學作品。二戰后，該基金會的關注重點仍然是拉丁美洲文化的“譯入”，1960—1966 年間為美國大學出版社協會提供了22.5 萬美元，資助翻譯并出版了83 部拉丁美洲國家文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盡管該項目市場反應不佳，但卻建構了美國對拉丁美洲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的話語權，也為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奠定了基礎（Cohn，2012：113-114）。該項目結束后，洛克菲勒基金會又于1967 年資助成立了“美洲國家關系中心”（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致力于促進拉丁美洲的文學、藝術等在美國的翻譯和傳播。據統計，1967—1983 年間，包括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百年孤獨》等共50 多部拉丁美洲現當代文學作品在該中心的資助下翻譯出版，拉丁美洲文學翻譯為美國文學在20 世紀50—60 年代的創新枯竭期提供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拉丁美洲文學的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De Rosa，1978：37-40）。美國通過“譯入”世界各國文學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使其成為世界各國文學的鑒賞者，提升了美國在世界文學領域的話語權。如今，美國的文學市場仍然是判斷他國文學作品影響力的重要市場之一。

四、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美國官方機構的“譯入”政策與維持文化霸權戰略

20 世紀80 年代后，隨著美國文化霸權的形成，世界各國開始主動翻譯美國的文學和學術著作，美國的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不再積極地實施對外“譯出”政策。然而，為了應對世界各國對美國文化霸權的批評并維持和鞏固其霸權地位，美國官方機構積極實施“譯入”政策，以展示美國對世界各國文化的包容性，維持并鞏固美國文化在全球的主導地位。

第一，通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實施譯入世界各國文學的政策。1978 年，美國新聞署改變了“向世界講述美國的故事”的對外文化戰略，提出了“讓美國了解世界，豐富美國的文化，增加美國對世界的了解以更有效地處理國家之間的問題”的文化戰略（Carter，1977：1768）。在新的文化戰略理念指導下，1981 年，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文學部設置了翻譯資助項目，資助世界各國文學作品在美國的翻譯出版。迄今為止，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共資助了572 項文學翻譯項目，有88 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得到了翻譯出版資助，涉及的語言多達78 種。漢語文學的翻譯資助位列第六，共有31 部作品獲得翻譯資助①數據來自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官網，參見https://www.arts.gov/literature-fellowships-list/lastname/keyword?litfellows_type=2&title=translation。表2 中的數據也由此統計得來。。表2 顯示的是獲得翻譯資助最多的前23 位的語言及其文學作品的數量。

表2 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1981—2023 年間提供翻譯資助最多的前23 位的語言及其文學作品數量

第二，通過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制定和實施世界文化和學術經典的“譯入”政策。1978 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設立了專門的翻譯資助項目，資助美國各高校和學術機構翻譯世界各國的文化經典及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Congrat-Butlar，1979：11）。在項目執行的第一年，基金會就資助了34 個國家的44 部文獻的翻譯，資助總額為1 035 538 美元（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1979：53，61）；資助中國文獻的翻譯包括余國藩翻譯的《西游記》、王伊同翻譯的《洛陽伽藍記》、Wallace S.Johnson 翻譯的《唐律》等7 部著作，其中對《唐律》的翻譯資助金額高達29 009 美元①該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官網提供的歷年獲得資助的項目信息。參見https://securegrants.neh.gov/publicquery/。。據統計，1980 年至2014 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共資助了1252 項翻譯相關項目，涉及142 種語言，涵蓋91 個專業學科領域（龔獻靜等，2015：125）。2010 年，美國聯邦政府又通過了專門資助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的翻譯及編輯項目（Scholarly Editions and Translations），主要為在美國缺乏或較難獲得的文學、哲學和歷史等人文社會學科著作的編輯和翻譯提供資助。自2010 年實施以來，該項目已資助了98 部著作的翻譯，涵蓋60 多種語言，涉及50 多個國家的著作。中國古典文獻《說文解字》的翻譯和出版在2010 年獲得資助，資助經費高達20 萬美元。

第三，通過美國私立基金會及學會等組織鼓勵“譯入”世界各國文學和人文著作。為維持美國文學的世界性和豐富性，美國各類基金會、協會及翻譯中心通過設立翻譯獎金制度（grant/fellowship），資助世界各國的文學及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在美國的翻譯出版。在形式多樣的翻譯資助項目中，最著名的是美國筆會海姆翻譯基金項目（EN/Heim Translation Fund Grants），該翻譯基金的目標就是“促進世界各國文學在美國的翻譯出版和接受”，截至目前已經資助了43種語言近200 部作品的翻譯。另一個著名的翻譯資助項目是古根海姆基金會設立的古根海姆獎（Guggenheim Fellowships），著名翻譯家葛浩文于2009 年獲得了該項目的資助。②美國筆會及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數據信息均來自其各自的官網，網址分別為：https://pen.org/pen-heim-grants/和https://www.gf.org/about/fellowship/。

總之，自20 世紀80 年代起，為維護其文化霸權地位，減少其文化霸權受到的批評，美國聯邦政府各機構及民間機構實施了“譯入”政策，通過各種基金項目資助世界各國的文學、人文及社會科學著作在美國的翻譯和出版。

結論與啟示

在美國文化對外傳播發展的過程中，翻譯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20世紀之前的美國通過譯入歐洲文化，在最初的“蠻荒之地”實現了文化繁榮，建構了美國國家文化（Venuti，2001：321）。在20 世紀開始實施對外擴張戰略時，美國意識到了翻譯對其文化取得世界霸權地位的重要性，通過靈活多樣的翻譯政策實施對外文化戰略。美國自20 世紀以來的翻譯政策與實踐，可以提供以下啟示。

第一，增強民間機構如出版社、學會組織等在文化發展和對外翻譯傳播領域的主動性。美國自20 世紀起100 多年的翻譯政策和實踐一直沿襲了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相結合的方式，靈活動態地實行“譯入”和“譯出”政策。在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踏上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實施靈活多樣的翻譯政策促進中國文化的繁榮發展及海外傳播。1949 年后，我國意識到翻譯在新中國文化建設和對外文化傳播中的重要性，專門成立了國家級的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中央編譯局以及中國民族語言翻譯局等機構，實施“譯入”和“譯出”的翻譯政策，這些政策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對外文化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們在調動民間機構和學術組織等相關機構的主動性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文化發展和交流既要有官方主導的文化建構和宣傳，也需要民間和社會組織的參與，尤其是在對外文化傳播中，僅僅通過官方機構實施翻譯活動或進行文化傳播，容易讓外國民眾產生這是意識形態宣傳的印象。因此，我們應更加重視民間機構、學會組織、出版機構以及專家學者在文化傳播中發揮的作用。

第二，制定實施“譯出”和“譯入”的雙重政策。在實施對外文化翻譯傳播戰略時，美國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分別實施了“譯出”和“譯入”的政策。我們也可以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分別實施“譯出”或“譯入”的政策，而不是采取單一的譯出政策。文化發展和交流是雙向的，對外文化傳播不只是通過“譯出”向外傳播，也可以“譯入”其他國家的文化。如美國在20 世紀初意識到對亞太文化缺乏了解可能會影響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于是開始大量地“譯入”亞太各民族和國家的文獻?！白g入”政策表面上和對外文化傳播背道而馳，但卻幫助美國發展并加強了其在全球的文化霸權。我們雖然不追求全球霸權，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官方機構可以投入更多的經費翻譯“一帶一路”國家的文獻，通過出版社根據市場需求實施“譯入”。我國已有學者建議通過國家規劃發揮市場化翻譯和制度化翻譯模式的長處（高玉霞、任東升，2023）。

第三，借助各高校成立的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譯入”世界各國經典文化作品。美國自二戰后大力發展國別和區域研究，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成為譯入世界各國文獻的重要力量。除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外，美國一些大學的國別研究中心也專門設立了翻譯基金，鼓勵學者譯入有關對象國的各類文獻，如康奈爾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制定了專門的翻譯研究計劃，資助東亞國家的文獻尤其是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出版。國別區域研究在我國已經成為一級學科，目前已有100 多所高校共400 多個國別區域研究中心在教育部備案。因此，我們可以推動國別研究中心成為翻譯世界各國文化的重要機構，逐步實現世界各國知識的中文表達（李宇明，2018）。

第四，實施長期的動態翻譯政策，以長遠目光看待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文化建設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對外文化戰略更是如此。美國最初的對外文化傳播多是由傳教士和公民個人實施的，20 世紀后，雖然主要由官方機構實施對外文化傳播戰略，但仍強調公民和學術機構的責任，派遣了大量的專家學者到對象國以學習、工作和生活等“在場”形式實現文化的滲透。我們的翻譯政策不能只強調短期的對外傳播效果，更要關注中國文化的“在場”；更不能因一時的傳播效果不佳而立即停止，尤其是目前我國的對外文化戰略主要以官方政策為主；在民間和私立機構發揮其主體性、提供大量資金支持之前，國家的資助項目不宜停止。我們需要有超越短期戰略需求的、長期“譯入”和“譯出”的政策和實踐，充分發揮翻譯在文化傳播中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作用，為中國的文化事業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新時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