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金融發展與鄉村振興
——基于甘肅省2001-2020年14個市州的面板數據分析

史安玲，朱萬里

（蘭州工商學院，甘肅蘭州 730101）

1 引言

自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已連續19年聚焦“三農”問題，2022年的一號文件更是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作為“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牢牢守住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離不了金融體系的完善和金融領域的支持。甘肅省作為我國欠發達地區，鄉村振興有效落實的現實困境較為突出，如何提升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效應是關鍵所在。

農村金融體系方面，鄭向陽、門超（2021）[1]首先運用動態DEA模型對河北省農村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進行了水平測度，然后分析了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最后提出了提升農村金融體系運行效率的對策建議；李娜（2021）[2]從中國農村金融內部結構以及體系構建的發展平臺為切入點，認為平臺資源整合和農村金融科技體系的構建是提高農村金融科技創新的重要抓手；李麥收、司小飛（2021）[3]從土地改革開始，系統梳理了中國共產黨對農村金融改革的理論經驗和實踐總結，為新時代農村金融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思考；李停（2021）[4]認為農村金融和農村土地流轉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自洽，從制度、技術等多維度研究了農村金融創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龐金波、楊夢（2021）[5]以農業科技創新為中介變量，實證研究了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是農業科技創新不僅對農村金融發展有正向促進效應，而且具備顯著的中介效應；王小茵（2020）[6]研究了經濟雙循環格局下，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存在的困頓，并從制度的頂層設計、內生動力挖掘等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

近年來，鄉村振興是學者們的研究熱點之一。陳傳波、高輝等（2021）[7]以四川涉藏地區為研究對象，采用實地調研數據，運用倍差法，分析了科技幫扶與地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數量關系，研究表明，科技幫扶是助推該地區收入增加，進而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舉措；顏培霞（2021）[8]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色村的發展歷程和創新路徑方面，研究了特色村對目前鄉村振興的重要啟示；黃承偉（2021）[9]以歷史、理論和實踐為視角，從銜接技術、戰略和黨的領導的三個維度研究了脫貧攻堅成果助推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曲甜、黃蔓雯（2021）[10]以B市P區“互聯網+大桃”項目為樣本，研究了數字經濟時代，鄉村產業興旺的多主體協同機制的構建問題，研究認為，數字技術賦能鄉村產業振興的效果顯著。

縱觀已有文獻，學者們對農村金融發展、鄉村振興以及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做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但還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理論分析居多，實證研究較少；二是得出的實證結論不一致甚至矛盾；三是對欠發達省份的研究少有涉及，而鄉村振興的全面實現，欠發達省份是關鍵一環?；诖?，本文以甘肅省14個市州2001-2020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首先，梳理農村金融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然后，測度甘肅省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最后，實證研究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以期豐富該領域的研究內容。

2 甘肅農村金融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探析

農村金融發展一直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更是制約甘肅農業農村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通常認為農村金融可以從傳統金融和普惠金融兩個維度解釋。很多學者認為，由于普惠金融使用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大大降低農民融資的交易成本，在完善農村信用體系和擔保方面，也具備積極的作用[16-18]。但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甘肅14個市州，據筆者的實地調研，普惠金融在甘肅范圍內的普及程度還比較低，因此，文章聚焦傳統的農村金融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

從需求和供給兩個層面分析傳統農村金融發展可知，農村金融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現象嚴重。國內外學者從農業信貸和農業保險兩個視角就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做了有益的研究，農村金融發展不同程度的助推了鄉村振興[19-20]。具體來看，農村金融的發展，農民可獲取的農業貸款額就會增加，這將有利于農村產業的發展，農村生態化以及宜居度的提升更離不開農村金融的支持。目前，受疫情影響和國際局部沖突的影響，我國出現了需求收縮的跡象，為了避免這種趨勢的蔓延，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必須千方百計的增加農村收入，這和農村金融發展密切相關?；诖?，提出本文的理論假說：農村金融發展有利于提升鄉村振興水平，二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下文的實證結果將證明該假說的真實性。

3 甘肅省各市州鄉村振興水平測度

3.1 測度方法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 2001—2020年作為樣本區間，指標數據主要取于2002—2021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甘肅省各市州統計年鑒以及EPS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網站、甘肅省統計局網站等。

本文采用熵權 TOPSIS 法對甘肅省14個市州的鄉村振興水平進行測度評價。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使用離差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為避免0值出現，仿照學者們通常的處理方式，在原有標準化公式的基礎上加0.000 01，全部為正向指標，故將標準化處理方式定為公式（1）。

其中，i 表示市州，j 表示評價指標（i = 1，2，…，m；j = 1，2，…，n），m為評價對象個數，n為指標個數。Xij和Yij分別為原始和處理后的指標數據，Mij和 mij分別為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計算各指標Yij的熵值Ej：

如前所述，謎語具有其地方特色，有些謎語須用方言表達、理解。而普通話的大力普及，弱勢方言構成要素的瀕危(汪化云2013)，使這類謎語顯得極為費解：

第三，給指標Yij賦權重，求出權重Wj：

第四，建立加權矩陣 R，R =（rij）n×m，其中：rij= Wj× Yij

第五，通過第四步中建立的加權矩陣R來確定理想解Zj+和反理想解Zj-：

第六，計算各測度方案到理想解Zj+和反理想解Zj-的距離di+和di-：

第七，計算理想解的貼進度Ci：

3.2 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結合鄉村振興的相關政策性文件，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包括：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可以發現，鄉村振興“五位一體”的目標任務是一個有機整體，需要用系統性的思維統籌考慮。本文從鄉村振興評價指標的五個維度出發，遵循科學性、合理性和全面性原則，選取14個三級指標，構建甘肅省14個市州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

在萬君等（2022）[21]的研究基礎上，本文的指標選取如下：產業興旺分別從鄉村生產效益（人均農林牧漁業產值），農業機械化綜合水平（農業機械總動力）來衡量；生態宜居從自然生態狀況（森林覆蓋率）、醫療情況（每千人村衛生室人員）、衛生情況（農村衛生廁所改造率）、養老情況（每千人養老服務機構數量）來衡量；鄉風文明從農民受教育程度（農村勞動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所占比重）、文化娛樂消費水平（農村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來衡量；治理有效從三個維度衡量：分別是社會保障情況（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占比）、城鄉收入差距（農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及城鄉消費差距（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消費比）；生活富裕從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村居民收入結構（農村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之和占總收入比重）和農民生活質量（人均合格住房面積）三個方面來衡量** 括號里為對應的選取指標。。

3.3 甘肅省各市州鄉村振興水平測度結果及分析

根據前文建立的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和選取的綜合評價方法，測算出 2001—2020年各省份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如表 1 所示**** 限于篇幅，具體的測算結果從略，若需，備索。。

從表1和圖1的結果可知，絕大多數市州的鄉村振興水平是逐年上升的，這得益于中央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關注和重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農業稅、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等一系列惠農制度的必然結果。但甘肅省14個市州的鄉村振興水平也表現出了顯著的異質性。具體來看，蘭州、嘉峪關、隴南的鄉村振興居于領先水平，臨夏和甘南鄉村振興水平最低。究其原因，蘭州是甘肅的省會城市，在財政、金融、人力資本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區域優勢，嘉峪關的城鎮化率較高，容易形成城鎮反哺農村的有效機制，進而顯著拉動了其鄉村振興；隴南市在農村、農業、農民發展上有“領先一步”的先行優勢，尤其是其電子商務在農村普及率較高；而臨夏和甘南作為甘肅省的兩個自治州，農業機械化程度較低、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較大、農民收入結構單一等不利因素限制了鄉村振興水平的提升。

表1 甘肅省14個市州鄉村振興水平測度結果

圖1 甘肅省14個市州鄉村振興水平折線圖

4 農村金融支持甘肅省鄉村振興的實證研究

4.1 模型設計與數據描述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鄉村振興水平，用上文測度的鄉村振興指數RURit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是農村金融發展水平（FINAit），用甘肅省14個市州人均農村金融存貸款余額表示?？刂谱兞糠矫妫航洕鲩L水平（PGDPit）用甘肅省14個市州人均GDP表示；交通便利程度（TRAFit）用甘肅省14個市州農村公里里程次表示；財政支農（FISAit）以甘肅省14個市州用于農業領域的財政支出與總的財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網絡發展水平（INTEit）用甘肅省14個市州互聯網普及率來衡量。

以上數據主要來自于wind數據庫，甘肅省統計局、甘肅省各市州統計網站、《甘肅發展年鑒》、各市州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2 系統GMM估計結果分析

根據鄉村振興20字總方針，并保證所得實證結論的穩健性。首先將鄉村振興指數（RUR）作為被解釋變量，然后分別把產業興旺（INS）、生態宜居（EVI）、鄉風文明（RUC）、治理有效（EFG）、生活富裕（LIW）當作被解釋變量，驗證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6個回歸模型的二階序列相關檢驗結果（AR（2）的概率）均證實了回歸方程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的原假設，Sargan的檢驗結果也證實了系統GMM方法的合理性。表3報告了系統GMM的回歸結果。

表3 系統GMM回歸結果

表3 中結果表示，金融發展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關系。模型（1）的估計結果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農村金融發展指數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鄉村振興指數提高0.014%，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向關聯。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甘肅省各市州鄉村振興水平的提升。其作用機理可以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個維度來解釋。從模型（2）（3）（4）（5）（6）的估計結果中進一步證實，核心解釋變量農村金融發展促使了產業興旺，提升了生態環境的宜居度，鄉風文明進一步得到體現，治理效能逐年提高，但農村金融發展并不是甘肅省生活富裕的顯著性因素。

控制變量方面，人均經濟增長水平、交通的便利程度、財政支農都不同程度的提升了甘肅省鄉村振興水平，但網絡發展水平不是甘肅省鄉村振興的顯著影響因素。這是由于經濟增長越快，倒逼甘肅省各市州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了產業興旺度；交通便利，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基層政府的治理越有效；財政支農的力度越大，農民的收入水平越高，生活富裕程度得到有效提升。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使用甘肅省14個市州2001-2020年的數據研究了甘肅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研究結論為：（1）甘肅省各市州鄉村振興水平參差不齊，蘭州、嘉峪關和隴南居于領先位置，臨夏和甘南鄉村振興水平最低；（2）農村金融發展是鄉村振興的顯著影響因素，農村金融發展有效提升了甘肅省鄉村振興水平；（3）農村金融發展程度和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存在著正向關系，但不是生活富裕顯著的影響因素；（4）人均經濟增長水平、交通的便利程度、財政支農都不同程度的提升了甘肅省鄉村振興水平，但網絡發展水平不是甘肅省鄉村振興的顯著影響因素，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甘肅省農村網絡普及率較低，對經濟發展的支撐效應有限。

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議：第一，甘肅各市州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補短板，固優勢，不斷提升自身的鄉村振興水平；第二，為農村金融的發展牽線搭橋，提供平臺，多措并舉的吸引資金下鄉，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改革農村融資機制，不斷完善豐富農村金融體系；第三，繼續強化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正向效應，以農村金融重點支持產業興旺為切入點和著力點，擴大農村金融對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輻射和拉動效應；第四，加大對農村交通、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領域的財政投入力度，打牢夯實甘肅鄉村振興的設施保障和物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