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協商民主建設的應然定位、實然困境與適然路徑

摘 要：數字將人、物、地理空間連為一體，一場數字化革命已經開始。數字協商民主是協商民主與互聯網、大數據相連接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民主樣態。從應然層面，準確定位中國數字協商民主發展的根本政治原則、指導思想、學術立場、實踐場域等方面；從實然層面，注意規避“數字鴻溝”“數字烏合”“數字異化”“數字霸權”等風險；從適然層面，通過優化數字資源配置、整合數字技術優勢、重構數字生產關系、構建數字協商制度，探索出一條數字協商民主建設的正確路徑，推進數字協商民主健康有序發展。

關鍵詞：民主；數字技術；數字協商民主

進入21世紀，物聯網、虛擬現實、區塊鏈、5G等數字技術正加速融入經濟社會政治的全過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完善協商民主體系，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健全各種制度化協商平臺?！盵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明確要求以數字化驅動社會生產生活和政府治理方式變革，推進數字技術與諸多領域的深度融合。數字技術作為變革生產力的一種新形態，同樣形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因此，加快協商民主的數字化轉型，找尋數字協商的適合路徑，以此促進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文獻梳理及問題提出

近年來，學界圍繞“數字協商民主”這一議題展開了諸多研究，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數字協商民主的內涵。因為數字協商民主的研究尚屬于起步階段，學界對其定義缺少統一的話語，在不同的研究視角下數字協商民主的內涵亦會有所不同。一般認為，數字協商民主是數字時代背景下民主話語的當代表達。有學者認為，數字協商民主是“信息化時代協商民主與互聯網、大數據深度契合而產生的新型民主形式”[2]；有學者認為，“數字協商民主是信息技術發展到更高級階段協商民主為自己開辟新空間的產物”[3]；有學者從數字政府建設的視角，提煉了數字化協商民主的內涵特征，即“廣大公眾的表達權、表決權得以更好落實，權力主體事實上有所擴充，權力路徑開始呈現多層級、多節點的新特點，個體權益維護更為顯著”[4]，這說明數字協商民主不僅包含一般協商民主的特征，也應具備數字賦能的新特質。二是數字協商民主的價值優勢。有學者認為，數字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新型協商民主形態具有獨特優勢，能夠“滿足利益關系調節的現實需要，契合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念，提升協商民主的實施效果”[5]；有學者從數字中國社會治理精準化的視角，認為“云平臺構建了多元主體互動新協商格局，云計算塑造了規范化程序化新協商秩序，云履職提升了參政議政新協商實效，彰顯了我國數字協商民主的創造性實踐”[6]；有學者立足基層民主協商場域，認為“數字技術嵌入基層協商民主在協商議題設置、協商主體選擇、協商程序展開以及協商結果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意蘊”[7]。三是數字協商民主的推進路徑。學者們以數字技術賦能“政協協商”“鄉村協商”“社區協商”等實踐場域，分層級分領域探討其實踐進路，推動數字協商民主的現代化轉型。有學者選取山東省政協數字協商為具體調研對象，指出山東省政協正在著力“打造省市縣三級政協一體貫通、上下聯動、協同高效的履職平臺，推動智慧和力量向云端集結，以高質量履職服務高質量發展”[8]；有學者進一步細化了數字協商民主的層級，聚焦江蘇省淮安市“碼上議”協商平臺，提出“將調研融入協商的實踐機制和多元主體的協商結構，強化了議事協商的公共理性，實現了議事協商從‘眾意’向‘公意’的轉換”[9]。

總的來看，部分研究從數字技術賦能的維度探討了數字協商民主的內涵和價值，但忽略了從傳統協商民主轉向數字協商民主過程中，“應然”與“實然”分立層面的研究；部分研究偏重于理論路徑構建，較少把當代中國各層級實踐經驗總結作為數字協商民主發展的參照系，導致數字協商民主的發展尚有難度。筆者認為，理論形成取決于對現象的深入透視，現象產生又與所處場域有著密切關聯。從理論上看，數字協商民主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引導數字技術“向善”，避免技術應用的“異化”，不斷推動數字協商民主制度的頂層設計日趨完善。從實踐上看，中國數字協商民主必須基于中國具體實情，避免脫離具體實情而產生“不適”。因此，十分必要從應然、實然層面將數字協商民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框架中展開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精準找到中國數字協商民主發展之適然路徑。

二、數字時代協商民主的應然定位

數字技術賦能協商民主能夠促進更為廣泛的政治參與，憑借數字技術有效整合民意信息的差異，提高協商參與者的民主認知水平，培育現代公民社會所需要的公共理性精神。但是，數字時代協商民主的價值優勢必須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原則和指導思想等基礎之上，而不能盲目施行，否則極易導致數字賦能失效。

（一）數字協商民主的根本政治原則：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盵10]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協商民主深深嵌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全過程，發展數字協商民主的政治邏輯起點必須是“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包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必須明確無論是傳統協商民主，還是數字協商民主皆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之下形成和發展，是黨的領導得以實現的重要方式。這就意味著黨要通過加強對數字中國的政治領導，確立數字協商民主的核心價值以提高協商的政治參與度；意味著黨要通過加強對數字中國的思想領導，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數字協商民主相結合以提升黨的思想引領；意味著黨要通過加強對數字中國的組織領導，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數字人才隊伍以提升黨的凝聚力。

（二）數字協商民主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中國和協商民主的重要論述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第一次提出了“數字中國”的概念；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首次將“數字中國”寫入黨代會報告，并提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11]；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及“數字中國”“網絡強國”“數字經濟”等概念，并提出“協商民主是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致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的賀信提到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明方向。與此同時，中央先后頒發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等文件，有力推動了協商民主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立足“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發，以各地數字協商民主的實踐形式為基礎，數字協商民主研究應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中國和協商民主的重要論述為指導思想，以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為探索方向，學習運用數字技術的最新成果，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有效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協商民主建設。

（三）數字協商民主的學術立場：積極引導技術治理向善

19世紀下半葉，科學技術獲得極大發展的同時，也空前放大了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于是社會科學家們開始思索將科學技術應用于國家治理，以彌合西方社會的政治撕裂，隨后技術治理主義在歐美國家興起?！?0世紀70年代、80年代，技術治理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政治活動和公共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基本趨勢?！盵12]然而，技術治理卻未解決西方治理的難題，同時新興技術的不確定性對西方既有技術治理提出了全面挑戰。在我國，曾有部分學者將西方技術治理主義簡單復制運用于國內治理情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治理理論研究的錯亂和治理實踐的混亂。中國數字協商治理要將技術賦能與民主進步高度統一起來，遵循“多元、民主、法治、平等”等基本價值理念，既不要無限放大技術治理的作用，也不能忽視技術治理的優勢。在數字協商民主實踐中用“治理向善”推動“技術向善”，引導科技人員自覺遵守科技倫理要求，主動利用數字手段解決社會治理難題，為公共利益特別是弱勢群體服務，進而追求社會價值創造及社會治理效率提升。

（四）數字協商民主的治理場域：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和文化歷史

在西方語境中，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新的民主治理范式，旨在矯正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制度缺陷和競爭性政治的實踐困境。不可否認，無論是治理理論還是協商民主理論皆是在西方社會“生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相對成熟。中國協商民主數字化轉型剛剛開始，如果沒有強烈的“本土化”意識，很容易導致理論和實踐的雙向“偏離”。一方面，數字協商民主要結合中國具體國情。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之間的治理境遇大相徑庭，開展數字協商民主的條件不盡相同。受限于人口規模與協商空間、主體素養與協商要求、地理空間與協商距離等因素，現實中的協商民主很難實現廣泛參與、同時展開、全面推行，即便是在同一個社區（村）的有限空間中也存在很大難度。另一方面，數字協商民主要結合中國文化歷史。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協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天下為公、重義輕利”“民惟邦本、治國為民”“導民使言、兼聽納諫”等價值理念，奠定了中國協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礎，成為當代中國協商民主建設的源頭活水。數字協商民主具備了協商民主的一般價值，無論協商民主的形態如何變換，都不能脫離中國具體國情和文化歷史。

三、數字時代協商民主的實然困境

“任何一種事物的現存狀態與它將要成為的事業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張力。任何事物的現存狀態在這種被否定的過程中，會向其他事物轉化?！盵13]換言之，事物發展進程中往往存在“價值”與“事實”之間的張力。數字技術既能發展民主，也能侵蝕民主。數字技術的雙刃劍作用在協商民主發展中拉開了一條口子，產生了數字時代協商民主的發展困境。

（一）“數字鴻溝”導致的資源占有失衡

數字時代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公平享有“數字紅利”。數字鴻溝主要是指因資源占有差異而造成的數字技術落差。數字鴻溝主要集中在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一是從城鄉之間來看，據CNNIC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農村網民規模達3.08億，占網民整體的28.9%；城鎮網民規模達7.59億，占網民整體的71.1%”[14]。農村地區因缺少資金恐很難跟上城市數字建設步伐，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數字協商民主在農村地區較難實現。二是從區域之間來看，東部地區作為先富起來的區域相比中西部地區更具有人才優勢和資源優勢，數字協商民主的實踐在上海、浙江、江蘇等省市率先實施即是最好證明。三是從社會階層之間來看，不同社會階層受限于學歷、經驗等，掌握數字資源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尤其是部分精英群體具有天然優勢，對數字協商民主資源能夠直接占有，而部分社會群體較難達到數字協商民主的準入門檻。

（二）“數字烏合”導致的群體極化現象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認為，“在某些既定條件下，聚合在一起，喪失了自覺的個性，從而受群體思想支配的人群稱為‘烏合之眾’”[15]?！皵底譃鹾稀笔菙底旨夹g與信息受眾共謀之產物，具體是指針對某一熱點事件快速聚合，以無組織的理性批判為起點，且極易受到情緒感染的網絡群體。與傳統社會的“烏合之眾”被動接收信息有著明顯區別，“數字烏合”已經轉變為擁有媒體話語權的“生產者”“傳播者”，加之協商議題主體由主流精英向多元化轉變，易加快“數字烏合”的聚合。與此同時，開放性和互動性的數字技術拓寬了公民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渠道。公民通過數字協商民主平臺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協商議題大幅度增加。數字時代，協商主體并不缺少進行協商的“議題量”，問題在于對于海量議題的辨別和篩選。如果在利益表達和信息處理時缺乏理性，或者受到非理性表述的煽動，出現謾罵、侮辱、誹謗等行為，集體理性也會遭到消解，極易造成協商民主的失序和失效問題，損害協商民主平等公正的健康氛圍。

（三）“數字異化”引發的民主侵蝕困厄

數字異化主要表現為數字時代人之本身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異質性。當前，數字與資本的“聯姻”生成了“數字資本主義”，數字資本的本質仍然是剝削壓榨剩余價值。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數字技術實現了數字秩序和民主邏輯的重構，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此時，數字技術就成為服務資本主義民主邏輯的意識形態力量。數字殖民的可怕之處在于其隱蔽性和成癮性。隱蔽性表現在對用戶的認知、情感和行為進行數字化運算，形成一套可預測和可控制的數字程序。如此一來，公眾在網絡中一切行為都有可能被預知和操控。如ChatGPT能獲取用戶的政治偏好，以“信息繭房”屏蔽異質化觀點，讓協商主體生活在一個烏托邦的數字環境之中。成癮性表現在數字技術構建了一個虛擬的世界，數字用戶可以在這個世界中天馬行空，有些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實現的愿景可以轉移到虛擬世界中實現。于是，人便不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實現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工具理性遮蔽了價值理性。在后殖民主義時代，數字殖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開展數字協商民主的重要威脅。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高度警惕西方社會打著“數字協商民主”的幌子實施數字殖民。

（四）“數字霸權”造成的民主話語旁落

一方面，數字平臺的擴展存在隱憂。數字協商民主借助智能化平臺實現對協商民主全過程的“管理”，但是數字平臺并非客觀中立。數字平臺背后的資本直接影響著平臺的算法和規則，通過設置公共議題來表達“公眾聲音”。在數字協商背景下，數字平臺通過數字智能和算法推薦直接影響和操控用戶的意見和行為，并根據需要對某些熱點話題有意識放大某種輿論、掌控輿論走向、把控公眾情緒、置頂協商議題。在一些數字平臺之中，部分用戶幾乎沒有自主權，只是人云亦云，鸚鵡學舌，更不能提出有價值的議題供協商。另一方面，更易引發數字協商主體的心理危機。數字霸權通過數字技術加強了對數字主體的奴役，視個人身份為數據，導致了個人隱私泄露的風險增加；視私人空間為數據，個人位置和行為空間容易暴露在外；視商業交易為數據，商業秘密就此成為可以交易的數據。個人在互聯網中雖然可以虛設假身份、創造新人設，但是無法隱藏數據所提供的公共行為中的“真實自我”。人的自我保護意識會造成數字協商主體的心理危機，致使數字協商的主體畏懼數字而難以在數字化平臺開展協商活動。

四、數字時代協商民主的適然路徑

誠然，數字協商民主的關鍵，不僅是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是從現實世界到數字世界的全方位全域性變革。數字化進程不僅悄悄改變著協商的主體關系，而且重塑著協商民主制度。當前，需要針對數字技術賦能協商民主之后產生的應然和實然之間的割裂采取有效措施，推動數字技術與協商民主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找到數字協商民主建設的適然路徑。

（一）優化數字資源配置，彌合“數字鴻溝”

第一，加強對農村地區的數字化政策和資金供給?；谵r村互聯網普及率相對較低、數字化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亟須圍繞“新基建”建設，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數字化資金投入，擴大移動寬帶和光纖網絡的覆蓋范圍，降低農民互聯網使用的門檻，增加農村互聯網接入的端口數，積極推進鄉村政府數字化標準建設，布局“農業物聯網”“智慧物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實現鄉村數字化服務均等化，讓鄉村政府在數字協商中具備可承接網上協商議事的基本設施條件。第二，促進東中西部數字化協同發力。對東部地區來說，應強化數字技術發展優勢，以及對中西部地區數字化建設的支持帶動作用，繼續發揮好數字協商的引領示范作用；對中部地區來說，應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完善數字協商民主的基礎性平臺；對西部地區來說，應盡快建設數字化基礎設施平臺，建好適宜數字協商民主的政治生態環境。第三，提升老年人等群體的數字友好度。政府要加強對老年人等群體的人文關懷，保留傳統線下服務，提升數字化服務的適用性，尤其是要充分保障老年群體用網安全，加強對老年人的信息安全宣傳，向老年人普及醫療、金融領域等方面的基本防護知識。同時，警惕老年人等群體在跨越數字鴻溝時陷入“數字成癮”。

（二）整合數字技術優勢，突破“數字烏合”

維護數字社會的公共利益客觀上要求改變數字協商民主的技術規則，使其更好地適應數字協商民主的新趨勢。其一，制定算法規則，增強數字協商的平等性。國家在頂層設計中要制定公平公正的算法規則，保證不同行業職業、教育程度、社會階層協商主體的不同意見被廣泛收集，使他們能夠最大程度參與協商實踐；突破協商議題建構唯官方主導模式，并避免數字協商民主被算法工具所“綁架”，以規則的力量將數字技術限定在有益的范圍內。其二，借助算法技術，提升數字協商的規范性。美國學者巴拉巴西認為，“63%的人類行為是可以預測的，當我們將生活數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大家都非常相似”[16]。將算法技術融入數字協商的全過程，借助算法技術的邏輯推理和數據分析能力完善協商議題，依靠技術對協商議題討論方向實時監控，提高公眾理性思維能力，從而確保數字協商的規范性。例如，數字協商主體持電視遙控器或者智能手機開展協商議題征集、選題投票、協商報名和在線協商，對協商流程以模型呈現，讓協商流程更加可視化。其三，優化算法工具，確保協商決策的科學性。數字化決策通過數據模型和算法，可以發現數據中的隱藏規律和趨勢，從而提供更準確的分析結果。數字化決策可以減少人為干擾和情感因素，使決策更加基于數據和事實，從而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三）重構數字生產關系，揚棄“數字異化”

揚棄數字異化是指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重構數字生產關系和解放數字生產力，意欲消解勞動與收益不相等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息技術成為率先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先導技術，將促進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以信息生產、信息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17]。一是以“人民邏輯”替代“資本邏輯”。防止數字技術異化要以人民為中心，將新技術嵌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國家治理各領域，創造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數字產品，以保證每一個體都能享受到“數字紅利”。二是發揮國家公權力對數字資本的規制。國家要通過制定和完善“數據安全法”“知識產權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明確數字資源的歸屬確權，防止數字公司對數字資源的壟斷行為，保障公共數據的共享共用，引導非公有制數字公司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服務的發展方向。三是加快確立數字資產的公有制屬性?！皵底痔摂M交往”作為當代社會交往實踐活動的主要形態，并非天然被資本邏輯所支配。數據只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之上，才能夠避免數十億無產者的“自我毀滅”。對于我國而言，亟須制定法律法規明確數據的所有權問題，探索數據以國有企業為物質載體平臺，以便走出資本的“數字圈地”，確保我國數據資源能夠掌握在大多數人手中。

（四）構建數字協商制度，打破“數字霸權”

數字協商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秩序，涉及數字政府、數字平臺、數字公民和數字團體組織等多元協商主體。數字協商民主的發展必須堅持用制度予以保障，系統構建一整套數字協商制度體系。一是數字協商標準規范制度。要結合本地數字化建設實際編寫地方標準，針對協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分類化標準，使協商民主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數字協商法治保障制度。在法律制定層面，以法律形式規范數字技術的開發、應用和監管等各環節，確保法律條款的適時更新以及與數字技術創新間的匹配度；在法律執行層面，執法者要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數字協商民主所產生的問題，守法者要遵守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此不打折扣予以貫徹落實，堅決抵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三是數字協商安全防護制度。數字安全建設已經成為數字政府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動力。政府需要從協商議題征集、調查研究、組織協商、跟蹤落實、成果轉化等方面，構建一體化的分析判斷、安全保護、監測評估、監測預警、事件處置功能的數字協商安全防護制度體系，形成終端防護、邊界隔離與威脅監測的安全方案，實現協商民主的安全有序推進。

五、余論與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對數字技術與協商民主兩者關系的總體性解釋，不能簡單應用于對特定案例的描述。面向“數據定義未來”的新時代，可以預見數字技術和協商民主依然會存在一定的張力，兩者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定的“共鳴”和“對沖”。從共鳴來看，一方面，數字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很多協商民主實踐活動都可以通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載體數字化呈現。在未來，政府要引導數字技術賦能協商民主，以提供更多的便利與現實可能。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作為支撐協商民主的發展工具，能夠促使政府高效快捷地征集公民的意見，有利于及時并有針對性回應公眾。從對沖來看，數字技術會使協商民主更具“未來性”。換言之，協商民主的各個環節都需要依賴數字技術，多元協商主體皆在智能系統之中，容易加深人民群眾對“日常生活”的模糊化。但是，民主是在日常生活中建構的，協商民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具有價值，數字技術賦能不能遮蔽協商民主本質。

據此，對數字協商民主不僅要看到數字技術所帶來的問題，也要看到數字技術未來將會全方位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數字協商民主的發展定位應是服務于日益得到解放的“人”。這無疑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啟發，無論民主的發展形態如何變換，終歸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數字技術為中心。尤其對于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協商民主的發展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因此，應持續關注數字賦能協商民主中的適應性和適用性問題，通過構建合理的數字協商民主體系，最大程度發揮數字協商的效用，推動數字協商民主的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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