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過程與邏輯

曾凡軍,王 鵬

(廣西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城鄉關系的現代化轉型是影響國家現代化的關鍵變量,對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得到有效推行和拓展,城鄉發展的經濟成分、社會條件、組織架構和政治基礎已然蛻變。在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作用城鄉發展的實體場域已然變成虛實相融的“物理+數字”空間,“實體空間”意義上的城鄉二元關系日漸式微,“數實空間”意義上的城鄉融合共生關系漸次凸顯。在此背景下,厘清城鄉關系轉型新趨向,提煉城鄉融合發展階段性變化,為現階段構建中國式城鄉關系現代化形態和拓展城鄉共同富裕路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想象與實踐參照。

一、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城鄉關系

因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對城鄉發展的探索,可以發現城鄉關系變化類似馬克思所述的“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城鄉共享”的演進路線[1]。從中國式現代化構建的微觀歷程看,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城鄉關系在中國特色道路的探索、建設與發展中呈現不同形態,為城鄉要素、結構和功能的融合與共生提供了現代化視野。而在如今“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語境下,城鄉關系為何以及如何轉型已成為社會、政府和學術界共同探討的議題。

在城鄉關系轉型的歷時性研究中,中國發展的顛覆性演進成為解剖城鄉關系現代化為何的社會基礎。一是城鄉要素關系轉型。在1956年、1981年和2017年期間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情勢下,城鄉融合發展過程分別表現為經濟要素流動開始受阻和城鄉二元結構固化[2],要素交流規模和范圍持續擴大[3],城鄉共同發展與共同富裕[4]。二是城鄉結構關系轉型。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融合發展政策經歷了新民主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階段的軌跡演變,并凸顯出“城市優先發展—城市牽引農村—城市與鄉村互補”的結構融合進程[5]。三是城鄉功能關系轉型,面向數字時代的技術話語,城鄉產業互補優勢增強,進而推動了城鄉生產功能關系的一體化[6]。

在城鄉關系轉型的共時性研究中,基于現代化視角下分析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邏輯與未來進路無不裨益[7]。從組織支撐看,基于現代化目標的城鄉融合發展須堅持“核心力量領導-滿足需求-創造供給-共享機會成果”四位一體的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發展路徑[8]。從政策調節看,建立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機制和推進城鄉政策協同改革是完善城鄉現代化關系政策的要旨之一[9]。從技術革命看,數字城鄉的融合發展是城鄉關系在技術現代化的新形態[10]。

誠然,城鄉關系的現代化并非某個時間點觸發的形態,而是中國歷時性與共時性發展的邏輯產物。在此過程中,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條件、過程與機制將是復雜且多元的。雖然既有研究為我們理解城鄉關系現代化變遷樣態和轉型動力提供了新穎思路,但仍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從研究視角及研究范式看,既有研究未將形塑城鄉關系歷時性和共時性轉型的“政策-組織-技術”外在要素和“結構-要素-功能”內在要素聯動匹配起來,從多維視角回應中國式城鄉關系現代化為何的問題。從研究效果看,由城鄉歷時性和共時性關系指向的融合發展解決的是城鄉不平衡與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但針對如何實現城鄉融合可持續發展鮮有探討,即未回應城鄉關系現代化如何轉型的問題?；诖?本文將重點回應以下問題:一是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城鄉關系特性是什么?二是在政策、組織和技術等中國三重現代化的語境下,城鄉現代化關系如何轉型?三是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規律如何體現?

為有效回應上述問題,本文將從中國式現代化敘事體系和共生理論出發,圍繞城鄉關系現代化為何及如何轉型的問題,構建“政策-組織-技術”(簡稱“POT”)的整合性框架,提煉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本質內涵、實踐樣態與邏輯取向,以期豐富城鄉關系理論內涵和拓展城鄉共同富裕的實踐邊界。

二、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理論構建

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是多種因素復合作用的結果,其中“融合共生”是其核心特質。相較于城鄉一體觀、統籌觀和發展觀,共生觀既強調城鄉“組織-要素”“政策-結構”“技術-功能”的相融雙賦,亦強調城鄉在物理空間與數字空間意義上的共生互惠,更是對差序格局下城鄉融合發展邏輯的糾偏,聚焦構建雙中心發展意義上的城鄉關系。

(一)融合共生: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內涵

回答城鄉融合可持續發展問題是有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2021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肺恼轮忻鞔_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總體概念,是對全社會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塊、農村一塊,或者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各一塊,各提各的指標,要從全局上來看?！盵11]由此看出,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已為城鄉關系的關鍵特征[12]。城鄉發展既是生產力螺旋向上的必然要求,亦是工農業發展的內在需求,為城鄉融合奠定了厚實的物質基礎。恰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盵13]由此,城鄉融合發展主要是為解決城鄉經濟融合問題所提出的有效舉措,是經濟維度的城鄉關系內涵。隨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步伐加緊,城鄉關系的經濟特性也應向“經濟-社會”一體化特征轉變,注重城鄉社會的共享與共融。從社會形態來看,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14]。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推進過程中,黨中央和政府進一步升華“融合發展”意蘊,創制“脫貧攻堅”“文體振興”“共享社會”“第三分配”“數字下鄉”等舉措,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奠定了共融的價值基礎與共享的行為取向?；诖?結合共生理論,本文將既注重經濟的融合發展,又注重社會福利共享發展的城鄉關系定義為城鄉融合共生,即為城鄉關系轉型的現代化內涵。具體而言,城鄉融合共生是在開發鄉村本土競爭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聚焦政策干預、組織調節和技術賦能等社會化方式在城鄉間建立合作生產、協同并進和共同受益的黏性和共謀的現代化關系形態,是對差序格局下城鄉融合發展話語體系的補充,其目標是打破城鄉二元分割,減少貧困與不平等現象,從而構建一個富有活力、包容開源、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社會秩序和國家治理結構。

總體而言,從城鄉一體、統籌和融合發展到融合共生的轉變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從差序格局到雙中心格局。城鄉一體、統籌和發展觀聚焦在二元體制的慣性下推動城鄉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而共生規則圍繞一體、共生與合作等價值導向通過共享發展成果和推動城鄉合作,構建城鄉雙中心格局。二是從協調發展到共生共享。城鄉發展觀強調城鄉各個方面的經濟平衡和物質協調[15],而城鄉共生規則更加強調城鄉居民的社會共同分享和共同受益。對此,相較于聚焦差序協調的城鄉發展觀,共生觀強調的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關系中的社會性包容、共享與平等,關注的是農村地區居民的福利和權益,使得城鄉居民在物質福利與數字福利中都能共同享受發展的成果。

(二)“政策-組織-技術”: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分析框架

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本質上是國家戰略規劃的結果,帶有顯著的政治性、公共性與社會性。從城鄉融合共生的界定可知,城鄉關系現代化的運行方向處于政策規范之中,其運行方式深受組織形塑,其運行質量受制技術的牽引系數,這三種關鍵因素組成的譜系決定或影響著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效率與效益。故而,本文通過構建“政策-組織-技術”的多維度整合框架(詳見圖1),探討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現實合理性與學理自洽性。

圖1 “POT”整合性框架下的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

1.政策是引導城鄉結構現代化的標尺

目前,基礎設施薄弱、收入差距和資源互動性不足等城鄉結構性問題仍舊突出[16],為此,政策的制定須根據目標驅動與過程激勵的組合配對引導并賦值城鄉結構現代化水平的提升[17]。從此意義上看,政策對于城鄉結構現代化轉型的主要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是由統治階級和公共意志調適而成的行為規制為城鄉認知結構、行為結構、產業結構融合共生的實現提供了指南與范本。二是政策所附帶的各種資金、福利、權力、技術等資源能廣泛而深刻地滲透到城鄉治理結構融合的執行過程,從而生成以權力劃分和資源配置為軸的城鄉“同心圓”結構。從社會福利配置結構上看,政府將通過政策創新使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元結構過渡[18]。由此,城鄉結構的現代化將置于政策規范賦值之中。

2.組織是驅動城鄉要素現代化的載體

作為國家的宏大戰略規劃,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過程一般嵌含于復雜的組織中[19],換言之,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所需的資金、資源、人力等要素將依靠組織的傳遞,且在不同的時段和空間運行中都會受制于組織屬性、功能和地位等因素影響?？v觀城鄉關系遞進規律,城鄉由分裂到融合的轉變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推動現代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20]。從組織建設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也是引領并推動城鄉要素互通互流的關鍵性自變量。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組織能以高度組織化的形式和極強的吸附功能嵌入社會結構,通過政黨組織的補位促進社會整體性發展[21]并加速資源、權力和資金在城鄉間的流通率。由此,城鄉要素現代化深受黨組織基本屬性、地位和功能的形塑。

3.技術是牽引城鄉功能現代化的工具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改革過程中所遵照的真理?！翱茖W技術如果說在最初只是對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22]。伴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為特征的新興技術突破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上限值,數字技術成為撬動城鄉功能現代化的強力支撐點。在數字鄉村建設熱潮下,鄉村社會資源被高效挖掘、開采和利用,進而推動了城鄉功能的互補[23]。從此意義上看,數字技術不僅有益于實現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顛覆性變革,也為城鄉生產、生態和生活功能的聯結提供了一種可計量、可操作、可演化的“治理術”。由此,城鄉功能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技術的牽引系數。

三、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實踐過程

為更好地呈現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實踐過程,本文將杭州市作為經驗樣本。具體緣由如下:一是作為全國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省的省會,杭州市是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的先行軍,具有大量可借鑒和可推廣的城鄉經驗模式。二是杭州市城鎮率逐年穩步提高,農民市民化進程加快。2021年5月28日,據《浙江省新型城鎮化發展“十四五”規劃》可知,“十四五”期間杭州市城鎮化率將達到75%。三是杭州市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國平均值,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不斷縮小。根據《2012—2021年杭州市統計年鑒》數據可得,杭州市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2011年的2.23下降至2020年的1.77,低于全國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50)?；诖?結合“政策-組織-技術”理論框架,本文將從政策賦值、組織賦權與技術賦智三個層面闡析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中國實踐。

(一)政策賦值與城鄉結構一體化

作為社會福利配置的工具整合,政策引導是城鄉結構現代化推進的規范指南。本文以2011—2022年為時間段,以“城鄉一體”“城鄉融合”“城鄉共富”為檢索詞,從中共杭州市委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官網中“政府信息公開”欄目共篩選出25份市級政策文件,并借助NVivo 11文本分析工具進行扎根分析(詳見表1),以期從文本分析角度提煉杭州市推動城鄉結構現代化的政策規劃與行動策略。

表1 2011—2022年杭州市城鄉融合政策文本編碼分析結果

1.城鄉結對幫扶體系的構建

作為對城鄉非均衡發展的回應,去中心的網絡化創制成為推動城鄉產業和收入結構融合的話語建構和體系保障。杭州市從城鄉優勢開發互補出發,主要通過“協同運作”“資源均衡”等方式實現城鄉產業與收入結構融合。一是形成以“政府+院所+企業+專家”為特征的多主體協同支援幫扶。如“建立市級指導、縣級統籌、鄉鎮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協調相關科研院所、技術推廣機構、農業專家共同參與規劃制定、技術推廣、技術培訓?！?1)摘自《杭州市農業農村局關于整鄉鎮推進山區農業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由此,從網絡治理看,作為協同網絡的節點構成,多主體對農村的支援與幫扶有助于縮小農村網絡對城市網絡的鏈接距離和強化其間的黏合性程度。二是積極主動構建協同體概念和結對交流平臺。如“充分利用鎮街結對、村社結對交流活動平臺,積極推動城區信息、資本、人才、管理等資源向農村輻射,生態旅游、養生養老、優質農產品等資源向城市流動?！?2)摘自《杭州市低收入農戶高水平全面小康行動計劃(2018—2022年)》。概言之,一方面基于多主體構建的平臺具有統合性和活動樞紐功能,能夠培養各主體利益和行為協同體思維,從而催生城鄉共贏聯結體。另一方面,結對交流平臺的搭建實現了碎片化資源的整合共享,暢通了城市人才、資本、要素反向流入鄉村的渠道。

2.城鄉治理區隔彌合機制的優化

作為對城鄉治理場景差異的回應,“雙軌考評”成為促推城鄉治理區隔彌合的制度保障。杭州市政府通過自下而上運動式試點經驗總結與自上而下常態化職責考核的“雙軌考評”驅動城鄉治理結構的彌合。一是試點標準化建設同步推進。如“在全面總結富陽戶改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按照‘統一、調整、不變’三種方式,推動全市相關行政制度改革同步跟進……在市域范圍建立一元化戶口登記制度?！?3)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在此過程中,通過制定標準化實施方案并同步跟進改革步伐,有助于實現城鄉融合過程中的問題出現與對策實施并舉,規律探索和經驗總結兼顧、共性問題與特殊問題并抓,從而實現城鄉治理結構的“動態融合”。二是議程式問責考核。問責是通過采取一系列控制性手段有效約束并促進官員有效履責的一種制度安排,持續性與有效性問責是有效遏制避責行為的關鍵。如“(市)政府要把商貿流通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要把推進商貿城鄉統籌發展的各項任務納入政府的考核內容,真正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4)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商貿服務業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實施意見》。在此期間,常態化議程設置與運動式問責考核的有效銜接,有助于持續強化官員履責意識和糾正政策執行偏差,從而推動城鄉治理結構的融合互通。

3.農村去昧化策略的制定

作為對城鄉文化觀念壁壘的回應,自主性激勵成為促推城鄉認知結構融合的行為策略。在體制與治理差異的基礎上,城市文化被視為現代文明的標桿,鄉村文化則被冠以“愚昧”“簡陋”等污名,從而產生“城市先進”“鄉村落后”的認識誤區[24]。對此,杭州市政府圍繞引導和引領兩個方面融合城鄉裂解的認知結構。一是激勵性引導。如“對在鄉村學校從教20年以上的教師,按有關規定頒發榮譽證書;對工作表現優秀的鄉村教師,給予行政嘉獎……”(5)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杭州市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6—2020年)實施辦法的通知》。政府對農村工作者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與頭銜追授,有助于修復農村受損的名譽,糾偏“農村簡陋”的污名,從而激發農村工作者對建設和發展鄉村的熱情,吸引更多的能人志士“回流”并扎根農村。二是引領性培訓。如“加強實用人才培育和扶貧致富帶頭人培訓,從低收入農戶中挖掘培育一批‘土專家’‘田秀才’和產業致富帶頭人,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6)摘自《杭州市低收入農戶高水平全面小康行動計劃(2018—2022年)》。從共同富裕視角看,使農村一部分人先“強”起來,再引領另一部分人“能”起來是壯大農村主體力量的必由之路,與黨在改革初期所踐行的“共富”實踐邏輯不謀而合,既有益于在農村形成組團發展的共生之勢,亦有助于糾正“農村愚昧”的認知思維。

(二)組織賦權與城鄉要素均衡流動

2021年,杭州市委組織部在探索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基礎上,制定出臺《關于深化全市域黨建聯盟助力爭當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城市范例的指導意見(試行)》,預計培育100個左右牽引型黨建聯盟,集中打造十佳黨建聯盟示范點,每個區、縣(市)建成2至3條黨建聯盟示范帶[25],從實施過程看,杭州市組織賦權主要體現在黨建規范賦權、干部賦權與項目賦權三個層面。

1.黨建規范賦權城鄉價值共創

從黨建制度看,價值共創是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黨組織意識形態的必要手段。通過黨建聯盟生活規范的嵌入,城鄉黨組織之間形成了一種不謀而合且有意義的聯結,激發了城鄉一體化的動力,使得城鄉黨組織之間的良性交流和學習成為可能。譬如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通過制定“學習清單”、推出“處長走進城建大講堂”“年輕干部講一課”等兩大課程激發城鄉黨員干部相互學習、協同作戰的動力[26]。在此過程中,黨組織規范嵌入既是城市黨組織先進的管理方式、規章制度和執政方式“嫁接”到鄉村黨組織的過程,亦是鄉村黨組織素養和工作方式不斷更新的結果。例如杭州市城鄉建委行政審批處黨員W這樣說道:“政策解讀中蘊含不少基層治理智慧,特別是通過老舊小區改造為社區拓展更多黨群服務陣地的做法,讓我開闊了思路?！?7)摘自《中國組織人事報》2022年6月6日第5版的訪談記錄。

2.聯盟干部賦權城鄉市場交易互通

作為整個黨建聯盟的骨干力量,聯盟干部嵌入鄉村發揮著“政治-市場-社會”的復合作用[27],合力推動城鄉市場共同繁榮。例如2019年至2022年期間,黨建聯盟N黨員利用自身“有錢有閑”的客戶和“秀溪山莊”經營載體,與河橋鎮33戶農菜、2家養豬場、4家養雞場、1家魚塘的種養殖戶簽訂產銷合作“保底協議”[28]。黨建聯盟干部下沉不僅具有顯著的政治意義,更凸顯市場和社會功能。恰如杭州市秀溪村養豬大戶L介紹道:“行情好的時候,可以賣到20多塊(每斤),差的時候只有6塊錢,與N黨員合作之后,每年都有穩固的盈利,今年已經和他簽訂了1500頭的收豬協議?！?8)摘自《杭州日報》2022年8月11日第6版的訪談記錄。從市場功能看,黨建聯盟干部能利用自身累積的資金與資本將鄉村特色產業與涉農公司聯結串動起來,從而反推農作物和農產品的精細加工。從社會功能看,黨建聯盟干部在為農戶提供經濟來源的同時,也增強了鄉民分享社會發展碩果的幸福感。

3.項目賦權城鄉資源雙向流動

“項目制”作為新舊體制有效銜接的機制安排,對分級治理邏輯的匯合搭建了一個制度平臺[29]。項目制與黨建的配對、制度與政治的結合既突破了行政主導下二元體制結構對城鄉資源融合的束縛,亦有效節制市場主導下偏利機制對城鄉共富的分化效應。例如由杭州市臨安區黨建聯盟領銜的 “共富菜園”項目試點村望湖村已與西子電梯科技公司等5家企業和本地鄉賢結成1+5+N結親幫扶聯盟。在結對項目植入的基礎上,城鄉之間資源要素互流和產業融合趨勢加快,城鄉分而治之邏輯日漸式微。杭州市望湖村黨支部書記Y這樣匯報道:“半年間,望湖村12畝共富菜園已為涉農企業單位累計送菜30余次,村集體增收24萬元,創造就業崗位7個,村民增收28萬元?！?9)摘自《杭州日報》2022年8月11日第5版的訪談記錄。同時,黨建聯盟的統合治理邏輯得到強化。從政治學角度看,自上而下的項目植入并非僅是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30],也是將黨建聯盟組織和政治勢能轉化成城鄉要素現代化動能的有效路徑。

(三)技術賦智與城鄉功能差異化互補

依據《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和《浙江省數字鄉村建設實施方案》,杭州市政府分別于2021年5月和2022年7月出臺《杭州市未來鄉村建設工作方案(試行)》和《2022年杭州市農業農村數字化改革工作方案》,主要通過數字設備下鄉、數字平臺下鄉和數字服務下鄉來推動城鄉功能現代化。

1.城鄉產業鏈的智能適配

無感的信息采集技術能實現“一切皆數”,將農作物生命周期轉化為內容豐富、層次多樣的數據可視化形式,從而精準把控農作物生產規律[31],進而提高農產品對城市涉農企業復合型生產需求的適配度。譬如杭州市蕭山區在全省率先實現“區、鎮、村三級治理+產業”全程數字聯動,并與阿里云合作打造阿里菜園,與杭州鄉賢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美麗茶果園,三泉王村村級集體經營性收入由原來的300萬元增長到600多萬元[32]。在這一過程中,泛鏈接的數字設備打破了各產業間明晰的邊界,削弱了一二三產業之間顯著的差別,從而推動以山莊田園、觀光農業、制造農品等為代表的有機農產業與以社區團購、數字旅游“中央廚房”等為代表的城市新興產業概念相融合。

2.城鄉文化與產品的無感對接

數智平臺是以鄉民需求為動點、以服務和管理為半徑、以云邊協同為軸的“虛擬生態圈”,農村可在數智平臺上完成與城鎮、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的跨邊界溝通與協作,實現跨區域的農產品售賣、寄賣和跨界的文化對話。一方面,數智平臺賦能農村產品交易的跨界化。通過數字訂單的形式與城市需求無縫對接,線上需求訂單化與線下生產和托運集中化的結合使得農村市場得以無限外延,有效解決了小農戶“賣難”與城市大市場對接的問題[33]。據南京大學空間規劃研究中心與阿里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22淘寶村名單》數據顯示,2022年杭州市淘寶村的數量為309個,全國市級排名前6,是農村產品的跨界交易的技術樞紐。另一方面,數智平臺賦能城鄉文旅結對的適配性。數智平臺的零距邏輯和推送邏輯突破了地域限制,實現了城市消費需求和客流量與鄉村“特產”資源的精準適配。譬如2022年9月8日,杭州市吉鴻社區在“i杭州數智文旅共富場景”建設的基礎上,與建德市壽昌鎮山峰村簽訂共富協議,開展“五色行”城鄉文旅共富建設系列活動,帶動了城鄉文旅資源共享和客源互通[34]。

3.城鄉服務供給與治理的平臺化

數字技術賦能下的城鄉生態功能并非僅是國土空間意義上的界定,而是在鄉村和城市發展過程中發揮某種服務和支撐作用。一方面,城鄉服務供給由差異向共享轉變。通過扁平化網絡平臺的構造實現了公共服務的“掛網上鏈”,使得不同群體,尤其是鄉村特殊群體也能享受大城市的優質服務。如杭州市在西俞村引入5G網絡智慧路燈桿,建立300個微基站,通過“智慧醫療”定制了“免費檢測”“專線呼叫”“送診上門”等專項服務,壓縮了村民享受城市優質服務的時間周期[35]。另一方面,城鄉治理模式由分割向一體轉變。在推進“城鄉智慧大腦”的過程中,無感的數據采集與分析、數智平臺的整合與比對推動了城鄉情報的可視化與在線化,構建了城鄉協同決策與行動交互模型。例如根據《杭州市臨安區數字鄉村建設實施方案》的框架布局,“天目云農”一張網的基礎應用框架全面打通了農業農村規劃和自然資源、公安、政法、教育、醫療等14個部門數據,從而形成了城鄉治理的“數字版圖”。

四、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邏輯取向

從城鄉關系歷史更迭來看,“失衡”與“制衡”貫穿于不同時期城鄉關系轉型過程。如今,城鄉關系從分割到融合到共生的演變蘊含著城鄉關系實踐路徑的變化,即失衡—制衡—均衡的演變理路,其間也表現出政策、組織和技術的交互使能。在杭州市推進城鄉發展的策略與路徑中,無論是政策制定,還是組織重組和技術共享的實現,都聚焦鄉村比對優勢的開發和利用,并以此為契機與城市建立一種黏性關系,呈現出城鄉關系中價值理性、結果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再生產(見圖2)。

圖2 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邏輯取向

(一)逆差序理念:城鄉關系中價值理性的再生產

從政策制定來看,逆差序理念是價值理性再生產的主要內容。從傳統價值理性看,偏城市發展觀有助于做大經濟盤和提高社會福利的經濟基礎,符合中國式現代化探索與建設的目標。從現代價值理性看,共生觀將城市與鄉村視為一個有機聯合體,強調農村共享城市發展紅利,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觀。更進一步而言,價值理性再生產下的城鄉融合共生觀強調“差序”向“逆差序”轉換。作為解決某一領域具體問題而制定的促進或約束條例,政策既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亦是社會普適需求的反饋,具有價值意義上的規范性。例如在杭州市頒布的政策文本中,“均衡”“協同”“下放”等詞出現的頻率較高,反映出“去中心化”的城鄉發展戰略,其試圖打破“城市中心論”的約束,并合理化“城鄉同心圓論”的內容。由此,對于這種不再將邊緣地區簡單視為被輻射、被支持的對象,而是主動地將邊緣地區內生的潛在價值重新納入中心系統的思維,本文定義為價值理性的再生產,也即“逆差序理念”,具體而言,其主要特征表現如下:

1.城鄉關系持續優化的價值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黨的理想信念、性質宗旨、初心使命[36]?？v觀中國城鄉關系的百年歷史,從城鄉割裂到城鄉融合,無不彰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致力于通過優化城鄉關系結構來改善和保障民生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制定并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條例,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本質要求,也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底色與價值立場,更突出城鄉融合共生將作為國之重策而貫徹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之中。

2.城鄉利益均衡配置的制度彰顯

經濟發達的城市往往呈現出明顯的“虹吸效應”,能夠更有效地吸引資金、人才、資本和資源,從而崛起成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為糾正市場機制引致的城鄉非均衡發展,需要實行包容開源的政策規范,從而推動城市的“逆向發展”。從功能上看,政策文件是社會未來發展的安排與指南,具有對當前社會利益進行權威分配和有效調節的作用[37]。就此而言,政策引導通常具有傾向性,即優先考慮對特定地區或群體施加保護或采取促進措施。這就意味著通過政府的強制性指令和政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人力和資源向鄉村流動,最終實現城鄉利益的均衡配置。

3.城鄉話語體系的平等賦值

城鄉話語體系的平等構建直接關系到城鄉公平互利的發展。從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看,城鄉不平衡與鄉村發展不充分依舊是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主要方面?；诖?只有從包容、平等、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鄉村系統,才能推進城鄉融合的可持續發展。就此而言,城鄉話語體系的平等構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重建“農村是獨立主體”的話語體系。要實現城鄉話語體系的平等賦值,就需要摒棄城市至上的認知觀念,以系統觀審視城市和鄉村的發展優勢。在政策實施中,需要將鄉域發展視為與城市現代化同等重要的任務,并充分尊重農民的生活權利和文化權益。二是必須重塑鄉域系統的社會意義。城鄉話語體系的平等賦值應當重新審視農業農村農民的社會地位和功能,重視農業生產,農村治理和農民職業化,并促進農村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二)雙中心發展:城鄉關系中結果理性的再生產

由西蒙“有限理性”理論引申出的結果理性有效解釋了中國城鄉關系階段性變化的邏輯。結果理性是指在特定的條件和限制下,通過評估行動的結果是否符合事先設定的標準來確定其是否是理性的[38]。在中國經濟規模增長的背景下,農村哺育城市和城市汲取農村是符合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運作規律的。在強調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理念下,單中心城鄉發展關系已然不合時宜,需要轉向一種協同發展、相互促進、互惠互利的雙中心關系,推動結果理性在城鄉關系中的再生產。從上述案例分析中發現,杭州市通過價值共創、同心幫扶和結對項目的組織賦權方式有效扭轉了極化的城鄉發展態勢,推動了互促互融城鄉關系的生成。由此,對于這種從單向汲取、極化發展向協同發展、相互進步、合作共贏等狀態轉變,并促成城市與鄉村達成交易的過程,本文稱之為結果理性的再生產,也即“雙中心發展”,具體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1.以情感認同促推城鄉發展的命運共聯

城市和鄉村是發展情勢、基礎狀況和文化結構截然不同的聚落分布,城鄉黨組織的價值塑造有助于推動城鄉共生發展。首先,城鄉黨組織作為連接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和紐帶,具有凝聚力和組織力。它們可以通過宣傳教育、組織活動等方式,引導城鄉居民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樹立共同的目標和信念,增強城鄉之間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其次,城鄉黨組織可以促進城鄉之間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和傳播。通過社會組織、公益機構等黨員干部參與到城鄉發展中,在幫助解決具體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強化城鄉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理解。最后,城鄉黨組織通過開展聯結活動,能夠促進城鄉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黨組織可以發揮組織資源的優勢,組織城市和鄉村黨員開展聯誼活動、互訪交流等,從而增進城鄉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

2.以干部交換推進城鄉發展的互鑒互促

作為能動的要素,城鄉黨組織干部的交換有益于推動城鄉相融雙賦關系結構的生成。首先,干部作為城鄉黨組織的骨干力量,他們的交換可以增加彼此的接觸機會,提高對彼此工作和生活環境的了解。通過交流,城市干部可以更好地了解鄉村的實際情況、需求和資源,而鄉村干部也可以進一步了解城市的先進經驗和發展模式,實現城鄉互學互鑒。其次,城市干部具有較強的管理和組織能力,鄉村干部則熟悉當地的土地、農業和產業特點。通過干部交換,城市干部可以為鄉村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發展理念,幫助優化鄉村農業產業結構。同樣,鄉村干部也可以為城市帶來關于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獨特知識和資源。最后,通過干部交流,城市干部可以了解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需求,為鄉村提供更好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而鄉村干部則可以更好地學習和推廣城市的優秀經驗,為城市提供綠色農產品、生態產品。

3.以項目對接驅動城鄉跨域的合作生產

依據項目制“統合共治”的特性,城鄉黨組織的項目結對可以促進城鄉的跨域合作生產。一方面,作為資源、資金集中運作的載體,結對項目的植入為城鄉合作生產提供了動因,這取決于結對項目的績效需要城鄉共同發力才能得到優化。另一方面,作為智技的系統性集成,數智平臺在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城市、鄉村與鄉村之間建立了以服務和管理為半徑、以云邊協同為軸的“虛擬生態圈”。在黨建聯盟的跨界組織屬性上,農村不僅能在數智平臺上與本地的城鎮、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開展溝通與協作,亦能與區域外的城市組織進行商品交易和跨邊界的文化對話、交流,從而推動城鄉合作邊界從區域內向區域外轉變。

(三)數字紅利擴散:城鄉關系中工具理性的再生產

根據韋伯的理性思想,工具理性強調達成某一行為或實現某一目標所選手段是否具有成本最小而效率、效益最大化的性狀[39]。就中國城鄉關系而言,囿于農村地理區位邊緣、教育資源貧瘠、設施基礎薄弱等先天性差異,為快速實現“彎道超車”,城市便成為前沿技術的發源地與集散地,同時在前沿技術的擴散下,城市的工具理性效應逐漸增強,加大了城鄉發展間隙。但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工具理性漸次向邊緣鄉村生產,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城鄉工具理性鴻溝。例如杭州致力于推進“數字設備”“數字平臺”“數字服務”下鄉工程,有效實現了城鄉在產業、文貿和生態等層面的貫聯共通。由此,針對這種通過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實現城市和鄉村之間信息、資源和福利的相互流動和共享的過程和機制,本文定義為工具理性的再生產,也即“數字紅利擴散”。根據安塞爾等人提出的數字平臺理論[40],城鄉數字共享的特征表現如下:

1.城鄉數據的集聚共享

數字平臺的集聚化為城鄉數據共享提供了交互式載體。這意味著通過數字技術的集聚化效應,政府能更靈活地整合城市和鄉村的數字資源,實現優質數據向鄉村擴散和滲透。這種集聚化不僅停留在城市和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如數據中心、云計算中心等,而且擴展到城鄉各類數據資源的統一存儲、管理和流通,從而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此外,通過信息擴散和共享,鄉村單位能參考城市先進的管理經驗、產業發展模式和基層矛盾化解路徑,進而將此類信息轉化為鄉村治理的有效工具,提升鄉村治理的效率和適應能力。從此意義上看,數字平臺的集聚化效應進一步加強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信息共享,為鄉村發展注入了新的動能和活力,有助于推動鄉村現代化進程。

2.城鄉資源的節點化流動

節點化邏輯在城鄉數字共享中,強調通過建立數字平臺將城鄉互聯的各類節點建立起來,并凸顯了鄉村的獨立主體特性和區位優勢。一方面,在曼紐爾·卡斯特“流動空間”的敘事體系下[41],作為流通的中樞,節點結構因其以高新技術的支持,常與實體地理的“地方空間”以并存與交叉的形式相互作用,進而消弭城鄉地理區隔,從而建立基于共同價值和目標訴求的網絡共同體空間。另一方面,鄉村往往具有獨特的自然資源、文化傳統和鄉村特色產業等優勢,通過數字平臺的節點化布局,可以將這些優勢連接到更廣泛的市場和消費群體,以此提升鄉村發展的競爭力和持續性。

3.城鄉服務供需的精準適配

零距化邏輯強化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磁吸效應,進而推動二者功能優勢互補融合。一方面,數字平臺的零距化邏輯通過建設互聯網和物聯網基礎設施,實現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即時互動和交流,例如在線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商務等數字化服務,不僅滿足了鄉村居民多元化需求,也加強了城鄉之間的相互認同。另一方面,鄉村的自然資源、農產品和旅游景點等可通過數字平臺得到更廣泛的宣傳和推廣,吸引城市居民前往鄉村消費和體驗。同時,城市的技術創新、文化創意產業等也可以通過數字平臺賦能鄉村經濟,實現城市與鄉村產業的互利合作與共同發展。

五、結論

從“POT”的整合性框架看,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是“政策-結構”“組織-要素”和“技術-功能”等聯動交織的產物,對實現城鄉融合的可持續發展無不裨益。從政策賦值看,結對幫扶體系、治理彌合機制和去昧化策略構成驅動城鄉結構一體的政策工具組合。從組織賦權看,黨建聯盟的規范賦權、干部賦權、項目賦權有效提升了生產生活要素在城鄉大系統中的循環速率。從技術賦智看,數字平臺通過智能適配、無感對接和平臺化的方式推動了城鄉功能差異化互補。同時,逆差序理念、雙中心發展與數字紅利擴散的邏輯導向有效推動了城鄉關系的現代化轉型。

城市與鄉村是一個互動共生的有機系統。從發展角度看,在“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下,城鄉融合共生理應成為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應有之義,需從制度、政策、經濟、技術、組織和文化等方面精準發力和全面推進,以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正視并確理解城鄉差距是推動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必要條件。城鄉非均衡性是中國城市建設和現代化實現過程中的產物,是“先富帶后富再共同富?！钡乃枷朐谥袊厣鐣髁x道路探索過程中的集中體現,與“只有先把蛋糕做大,才能分更多的蛋糕”的共富邏輯不謀而合?；诖?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既不是全盤城市化,也不是農民市民化與城市現代化同步走,而是在保留農村特色產業、文化、生活和生產的基礎上與城市互惠互利、異構共生。由此,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的關鍵在于要培養特色涉農龍頭企業和具有活力的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特色農產業和打造特色農業品牌,傳承和宣傳優秀農村文化,以及培養和樹立鄉村本土能人。只有通過農業、農村、農民先自強自立起來的方式,城鄉關系現代化轉型才會充滿活力與慣性,只有城鄉關系發展行穩致遠,才會越接近中國式現代化的遠大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