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群體感知的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差異
--以天津市西青區姚村商業街為例

程 玥

(天津師范大學 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

0 引言

當前,促進夜間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城市競爭和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賽道。夜間經濟街區作為城市新興的商業場所,與社會、經濟、文化具有廣泛的關聯性,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對城郊經濟形態、空間景觀格局、社會文化功能等多方面產生重要影響[1]。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是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商業空間變遷過程[2]。20世紀90年代初期,大城市近郊工業區、居民區、邊緣旅游地和大學城等“飛地空間”擁有大量低廉房源和寬松的社會管理制度,吸引著失地農民、外來流動人員等群體在此居住并開展非正規經營活動,呈現自發性、無序性和封閉性的特征。因此,大城市邊緣區商業空間被認為是限制城市轉型發展、危害空間秩序和生活質量的“絆腳石”[3-4]。在此背景下,城市政府開始對邊緣區商業街區進行大規模重建改造活動,使其逐漸趨向規范化、系統化和開放化。大量傳統老舊商業街區被拆除或管制,重建成大型連鎖商超、倉儲式購物中心、主題商業街區、高檔休閑場所等規范性經營場所。

西方發達國家夜間經濟街區轉型建立在中產階級化的背景下,以“舊城改造”目標進行的環境改造。20世紀70年代英國首次提出“夜間經濟”這一為改善城市中心區夜晚“空巢”現象的經濟學名詞,以期延長城市經濟運營時間,從而拉動地區生產與消費需求[5-9]。國內的早期研究主要從緩解城市中心區功能壓力出發,表達為工業、大型制造業、服務業外遷后,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的配套發展。近年來,很多學者開始關注大城市邊緣區的綜合發展,以城中村、居住小區等居民群體為研究對象,關注夜間經濟街區的更新改造,并闡明其空間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和經濟社會影響[10-15]。從經濟效應看,夜間經濟街區轉型提高居民消費意愿,是發展夜間經濟的重要形式[16-19];從社會文化效應看,夜間經濟街區轉型拓寬了消費場所的多樣性,并且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下,吸引消費者參與到邊緣區社會交往與情感建構中[20-24];從環境效應看,夜間經濟街區轉型促進了郊區基礎服務設施的改善,以及向更高檔的商業化形式轉變[25-26]。但是,夜間經濟街區轉型也可能產生負向效應,如過度商業化、房價租金過高、噪音污染和景觀同質化等消極影響[27-28]。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學者基于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視角,多探討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發展特征、影響因素和區域影響。已有研究更側重宏觀架構下的探討,缺乏對微觀主體的關注,另外研究方法多是理論層面的定性研究,缺乏實證方面的量化研究。

天津市西青區姚村商業街是典型的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原為面向大學生群體的非正規沿街攤販區,經過2020年西青區政府和姚村集體聯合更新改造,轉變為日客流量超過2萬人的天津市“網紅美食街區”?；诖?本研究以天津西青區姚村商業街為案例區,構建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結構方程模型,從空間環境建設、社會文化營造和區域經濟增長3個維度剖析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產生的綜合區域效應;再基于當地村民、高校學生與遠距離消費者三類群體的感知差異,揭示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差異。

1 研究內容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姚村商業街位于天津市西青區,距離城市中心13 km,占地面積約2 km2。目前該地區成為以“街頭美食”為主要消費品的夜晚餐飲娛樂聚集區,深受高校學生、年輕白領以及游客的追捧。轉型前,姚村商業區是在高校學生日常消費刺激下形成的沿街商業區。2019年西青區政府對姚村商業街進行了整治,商業環境、基礎設施條件得到大幅改善,商業街的部分草根商鋪進行了適應性提升或轉租,取而代之的是帶有文化標簽的街頭咖啡、手作零食、精致甜品和鮮花等,吸引了年輕白領、中產階層家庭等遠距離消費者的光顧。

問卷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調查者的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職業等;第二部分是被調查者對姚村商業街影響感知量表。由于姚村商業街的主要客戶和受益者是高校學生、當地村民和遠距離消費者,因此于2021年8月8日至14日針對三類社會群體進行了線上線下結合的問卷調查,共回收調查問卷820份,其中高校學生占比60.6%,當地村民占比10.6%以及遠距離消費者占比28.7%,回收有效問卷749份。

1.2 問卷表格和數據可靠性校驗

結合已有文獻基礎和現實情況,歸類整理了現有測量指標,初步獲得了反映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區域效應的14個指標。針對每個題目,采用李克特5級量表形式,以“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分別由低到高賦1～5分。首先,采克朗巴哈(Cronbach)Alpha(α)信度系數法對量表進行可靠性檢驗,結果顯示,總量表的Alpha系數值為0.889,模型中各維度的Alpha系數值分別為0.882、0.892、0.939和0.937,表明問卷數據是非?？煽康?。在效度分析上,本研究總量表和3個基本維度的KMO值均在0.712～0.889之間,均符合大于0.7的標準;Bartlett球形檢驗值顯著,可以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1.3 研究方法

1.3.1 探索性因子指標體系建立過程

在SPSS26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標準化負荷值大于0.45[29]的題目,探索后得到由14個題目構成的3個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4.596%,達到提取因子的要求(表1)。將第1個公因子命名為“空間環境建設”,含6個題目;第2個公因子命名為“社會文化營造”,含4個題目;第3個公因子命名為“區域經濟增長”,含4個題目。

表1 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探索性因子分析及參考來源

1.3.2 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了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結構方程模型,提出如下假設(圖1):H1:空間環境建設增長對區域效應有正面影響;H2:社會文化營造對區域效應有正向影響;H3: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效應有正向影響。該模型是一個具有因果關系的結構方程模型,由基本維度(潛變量)和21個觀測變量構成。在基本維度中,“區域效應”是因變量,“空間環境建設”“社會文化營造”和“區域經濟增長”是自變量。21個觀測變量具體為:自變量的“燈光布局合理(X1)”“燈光主題布景美觀大方(X2)”“衛生條件良好,垃圾桶放置合理且方便(X3)”“治安管理良好有序(X4)”“公眾休息服務設施密度合理(X5)”“交通便捷,易于出行(X6)”“帶來了更多文娛活動(X7)”“感受到大學生的青春活力(X8)”“體驗到附近大學的社團文化活動(X9)”“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態度友好(X10)”“每日客流量增多(X11)”“出現新的流動攤位(X12)”“房租上漲(X13)”“租房者更多(X14)”;因變量的“方便了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和娛樂活動(Y1)”“豐富了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Y2)”“成為新的城市社交空間(Y3)”“展現夜津城的魅力(Y4)”“姚村夜市有很大的網絡知名度(Y5)”“將成為新的邊緣經濟增長點(Y6)”“對比原師大西門小吃街,我覺得改造后的姚村商業街管理更規范、布局更合理(Y7)”。

圖1 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假設模型

2 結果分析

2.1 模型檢驗與修正

分別對當地村民、高校學生、遠距離消費者和總體人群4個樣本的結構模型擬合度進行檢驗,發現初始假設結構模型的部分擬合指標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因此需要對模型做進一步修正。根據AMOS 23.0軟件中關于修正指數的輸出報表,刪除了當地村民模型中的X8、Y2、Y4和Y7,高校學生模型中的X3和X6,遠距離消費者模型中的X4、X5、X6、Y1和Y3等修正指數過高的原始變量以及總體人群模型中的X5、X6和Y3。另外,4個模型中“空間環境建設”“社會文化營造”和“區域效應”3個潛變量之間以及各維度觀測變量之間的修正指數較高,因此,嘗試增加上述潛變量之間的關聯。

對比初始假設結構模型M1與修正后的結構模型M2的擬合情況發現(表2),當地村民和高校學生模型M2中的 GFI、NFI低于0.90,其他各項指標均達到理想狀態;遠距離消費者模型M2中的GIF低于0.90,其他各項指標均達到理想狀態;總體人群模型M2中各項指標均達到了0.90的理想值。因此,模型擬合度可以接受[30],可作為最終模型。因此,經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檢驗和修正后,形成包含21個測量變量的區域效應結構模型M2。

表2 初始假設模型M1與修正模型M2擬合度比較

2.2 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總體區域效應

研究結果表明,初始假設關系H1、H2和H3成立,且“區域經濟增長”路徑系數(0.67)大于“空間環境建設”和“社會文化營造”的路徑系數(0.24和0.14)。這說明在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體系中,“區域經濟增長”效應占據主導,“社會文化營造”效應次之,“空間環境建設”效應最弱(圖2、表3)。

圖2 總體人群的區域效應結構方程模型M2

表3 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在“區域經濟增長”維度中,“每日客流量增多(X11,0.75)”和“出現新的流動攤位(X12,0.73)”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較高,“使得房租上漲(X13,0.66)”和“使得租房者更多提高(X14,0.56)”次之,這說明姚村商業街的區域經濟效應主要表現為夜間商業活動的繁榮和當地房屋租賃收入的增加。在“社會文化營造”維度中,“帶來了更多文娛活動(X7,0.78)”“感受到大學生的青春活力(X8,0.80)”和“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態度友好(X10,0.77)”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較高,“體驗到附近大學的社團文化活動(X9,0.65)”次之,說明姚村商業街的社會文化效應表現為日常生活和文娛活動的豐富。按照常用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對“空間環境建設”大維度的二維變量的公因子進行萃取,共提取3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場景氛圍”“物質環境”和“出行交通”,在總樣本的“空間環境建設”維度

Fig.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2 of the regional effect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各觀測變量中,“物質環境”次維度中的“衛生條件良好,垃圾桶放置合理且方便(X3,0.83)”“治安管理良好有序(X4,0.79)”路徑系數貢獻最高,“場景氛圍”次維度中的兩個觀測變量不顯著,這說明姚村夜市的空間環境效應主要表現在基礎服務設施的改善。

2.3 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區域效應差異

2.3.1 當地村民:經濟大內化與環境小抵制

當地村民初始假設關系H3成立,H1、H2不成立,且H3系數(0.52)最大,說明在3個維度中,“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效應”起主導作用。另外,雖然當地村民的“社會文化營造”“空間環境建設”對“區域效應”的假設不成立,但分別具有正向(0.56)和負向(-0.22)作用(圖3、表3)。

圖3 當地村民(a)、高校學生(b)和遠距離消費者(c)的區域效應結構方程模型M2

當地村民作為姚村消費空間背后的“收租人”和“參與者”,他們更關注經濟利益的得失。在“區域經濟增長”維度中,“每日客流量增多(X11,0.82)”和“產生新的流動攤位(X12,0.81)”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是“租房者更多(X14,0.44)”,最后是“房租上漲(X13,0.28)”,說明姚村商業街的出現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渠道。姚村商業街的產生不僅在推車租賃上直接增加了集體經濟的收入,還因社交媒體迅速走紅,間接擴大了就業機會的增長。在“社會文化營造”維度中,“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態度友好(X10,0.80)”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是“帶來了更多文娛活動(X7,0.75)” 和“感受到大學生的青春活力(X8,0.75)”,最后是“體驗到附近大學的社團文化活動(X9,0.72)”,這說明姚村商業街不僅為其提供了更多的消費選擇地點,也加強了當地村民與高校學生的社會交流。不過,高達67.6%當地村民不贊同姚村夜市“交通便捷,易于出行”,且集中晚間時段的車輛使得工一號路擁堵雜亂,這說明對于長期居住在周邊的當地村民而言,相比于其帶來的空間環境改造,人流聚集和夜間商業所產生的噪音和秩序影響更重要。

當地村民在這場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過程中喜憂參半。雖然夜間經濟街區轉型使其經濟收入得到了增長,但嘈雜擁擠的夜間車流和消費人群干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雖然當地居民對夜間經濟街區轉型這一過程持支持態度,但也有小范圍的反抗,表現為“經濟的大內化”與“環境的小抵制”。

2.3.2 高校學生:商業紳士化的先鋒群體

高校學生初始假設關系H2、H3成立,H1不成立,且H2系數(0.63)最大,H3(0.35)次之,說明在3個維度中,“社會文化營造”“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效應”起主導作用。另外,雖然高校學生的“空間環境建設”對“區域效應”的假設不成立,但具有正向作用(0.03)(圖3、表3)。

具有獨特審美情趣的高校學生是主要消費者,并作為先鋒群體營造了獨特的商業紳士化氛圍。在“社會文化營造”維度中,“帶來了更多文娛活動(X7,0.81)”和“感受到大學生的青春活力(X8,0.79)”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是“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態度友好(X10,0.69)”,最后是“體驗到附近大學的社團文化活動(X9,0.58)”,這說明姚村商業街滿足了高校學生的消費需求,豐富了學生的文娛活動。在“區域經濟增長”維度下,“每日客流量增多(X11)”和“產生新的流動攤位(X12)”均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才是“房租上漲(X13)”和“租房者更多(X14)”,這主要是因為高校學生和遠距離消費者對房屋租賃業務了解不多。另外,和當地村民一樣,擁擠的夜間車流影響了高校學生的消費體驗。

姚村商業街是一個以學生消費需求為主的夜間經濟街區,高校學生成為這場商業紳士化過程的先鋒群體。在這樣的背景下,姚村商業街比其他地區擁有更鮮明的文化特征,從而吸引非本地的年輕白領、游客等遠距離消費者。

2.3.3 遠距離消費者群體:商業紳士化的后續支撐

遠距離消費者初始假設關系H1、H2、H3均成立,且H2系數(0.43)最大,H2(0.35)次之,H1(0.16)最后。說明在3個維度中,“社會文化營造”對“區域效應”起主導作用。另外,遠距離消費者的“空間環境建設”對“區域效應”的系數比較小,但在3個社會群體中最大(圖3、表3)。

在“社會文化營造”維度中,“感受到大學生的青春活力(X8,0.84)”和“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態度友好(X10,0.84)”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是“帶來了更多文娛活動(X7,0.79)”,最后是“體驗到附近大學的社團文化活動(X9,0.73)”,這說明姚村商業街獨特的大學校區吸引了遠距離消費者。根據調查,68.2%的遠距離消費者認為自媒體平臺宣傳對其來姚村夜市的消費行為有影響。遠距離消費者還會將在姚村商業街的游玩經歷發表在微博、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并借助社交媒體空間進一步構建了虛擬空間中對姚村商業街的空間想象。在“空間環境建設”維度中,“場景氛圍”次維度中的“燈光布局合理(X1,0.87)”和“燈光主題布景美觀大方(X2,0.87)”對“區域效應”的路徑系數最大,其次是“物質環境”次維度中的“衛生條件良好,垃圾桶放置合理且方便(X3,0.65)”,這說明客觀的空間場所、場所氛圍成為遠距離消費者的主要吸引物。另外,和高校學生一樣,遠距離消費者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維度的題目系數大小排列一致,“每日客流量增多(X11)”和“產生新的流動攤位(X12)”均對“區域效應”路徑系數貢獻最大,其次才是“房租上漲(X13)”和“租房者更多(X14)”。

外來中產階層、年輕白領等遠距離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是驅動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后續支撐。高校學生的季節性消費特征使得姚村商業發展受限于學生的活動周期,而遠距離消費者的出現擴大了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的服務范圍,其主體功能從原先的“滿足周邊地區的日常生活”轉型為當前的“具備吸引力的開放化消費場所”。

3 結論與討論

大城市邊緣區的夜間經濟街區轉型通過景觀重塑和功能升級,將原先零碎分散的商業活動打造成具有極強經濟文化活力的夜間消費空間,從而刺激邊緣地區與城市中心在人流、物流、信息流上進行更充分的交流互動。主要從以下3個方面產生影響。

(1)增強了大城市邊緣區的商業活力。與其他3個方面的效應相比,經濟效應是最顯著的,直接刺激姚村房屋租售行業的發展,使得當地村民對其表現為“經濟大內化”;間接吸引了新的消費群體,增加消費收入。

(2)推動了大城市邊緣區產生商業紳士化現象。該地區的商業形態、空間形態、租金水平、消費人群等都有了較大的改變,初步表現出商業紳士化的高檔商業對低檔商業的取代特點,遠距離消費者作為后續支撐繼續推動大城市邊緣區商業紳士化的發展。

(3)改善了大城市邊緣區的居住環境。夜間經濟街區轉型最直觀的是為大城市邊緣區的鄰里面貌帶來了物質環境和景觀上的改善,包括增加安全措施,整頓衛生條件和提升街區景觀。但是,姚村商業街隨著交通流量增加、噪音污染以及衛生管理難度大等消極影響引起了當地村民的反感,但在經濟利益的追逐和掩蓋下,當他們對環境成本的忍耐程度逐漸加強,表現為“環境小抵制”。

姚村商業街這一夜間經濟街區的轉型是以商業繁榮和業態升級為表象,以房屋增值為本底的經濟增長過程。目前夜間經濟街區轉型還存在區域發展不協調、同質化現象嚴重、基礎服務設施配套不完善等問題。結合本文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1)夜間經濟街區轉型從現有空間入手。針對城市中的存量空間進行的小規模改造,就地實現商業活力、文化氛圍和景觀環境的提升,實現存量資產盤活、城市更新和夜間經濟的有機融合。(2)保障大城市邊緣區夜間經濟街區安全化、便捷化發展。發展夜間經濟涉及多群體的利益需求。由前文分析結果可知,公共服務是影響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地政府要加大夜間經濟街區轉型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力度,完善交通設施、衛生環境、燈光照明、治安管理、應急管理等公共服務體系,營造良好的夜間經濟營商環境。(3)促進夜間經濟街區向差異化、特色化轉型發展。通過迎合當地文化消費訴求,形成具有文化內涵的商業經濟和社會活力的消費空間,進而再輻射帶動整個邊緣區,形成新的消費資源集聚中心和文化消費創新高地。(4)改變夜間經濟街區轉型中政府主導、村民缺位的局面,充分調動村民參與轉型的積極性,除了通過閑置土地、住宅改造出租等方式獲得租金、經營收益等,還要吸引村民自發參與到環境治理、設施建設、增收創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