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教育國際化何去何從
——美英澳國際教育新戰略比較研究

張 琳 范國睿

(華東師范大學:a.外語學院;b.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推動,教育國際化迅猛發展,但在逆全球化思維與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近年來國際學術流動放緩[1],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這一趨勢,極大地干擾了國際學術流動,國際教育的發展面臨著流動困難、生源減少、高校財政危機等諸多困境。[2]為了應對疫情,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大國際教育出口大國均于2021年出臺了戰略性政策,以整合力量促進國際教育的發展。

2021年2月,英國率先發布了《國際教育戰略:2021升級——支持復蘇,推動增長》(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2021 update-Supporting recovery, driving growth,以下簡稱《英國2021戰略》),是在疫情沖擊下對2019國際教育國家戰略的升級。當年7月,美國發布了《美國對國際教育的新承諾》(A Renewed U.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以下簡稱《美國2021聯合聲明》),是美國20年來第一份國家層面的聯合國際教育聲明。[3]同年11月,澳大利亞出臺了《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2021—2030》(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1-2030,以下簡稱《澳大利亞2021戰略》),替代了原計劃執行至2025年的國際教育戰略,澳大利亞提前發布新戰略,同樣是為了應對疫情引起的國際環境變化。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同年出臺新的國際教育戰略性政策是尤為值得關注的動態,本研究利用QCAmap工具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戰略進行編碼,開展政策文本分析,剖析三國戰略的共性與個性,從而深入理解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的發展方向,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政策提供啟示。

一、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的動因與目標

(一)戰略動因

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教育的巨大沖擊與挑戰、地緣政治的變化與影響,以及在線教育帶來的國際教育發展新機遇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同年發布國際教育新戰略性政策的共同背景。首先,疫情的持續使得國際學術流動困難重重,國際學生留學意愿降低[4],國際教育競爭日趨激烈。2020年,美國學生簽證持有者總數下降了近18%,新入學國際學生人數下降了 72%[5],澳大利亞國際學生人數下降了 9.32%[6],而同期英國國際學生人數卻獲得了12.5%的增長[7](見圖1),可見,傳統國際教育強國之間競爭加劇。其次,隨著中國的崛起,來華留學生增多[8],也讓西方國家產生了危機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均希望通過國際教育保持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以維持國家的競爭優勢。此外,疫情期間在線教育的大規模發展又為國際教育帶來了新的模式,國際教育強國嗅到了開拓市場的新契機。鑒于此,2021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均發布了國際教育的新戰略性政策,以應對危機,抓住機遇,保持競爭力。

圖1 美英澳近五年國際學生人數變化趨勢圖來源:根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R/OL].[2022-02-26].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enrollment-trends/;Study in UK.International Student Statistics in UK 2021[R/OL].[2022-02-26].https://www.studying-in-uk.org/international-student-statistics-in-uk/;International Education,Australia.International Student Data2021[R/OL].[2022-02-26].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search/international-student-data/Pages/InternationalStudentData2021.aspx數據繪制。

除了共性之外,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新戰略也有針對各自國家發展所需的不同動因。根據奈特(Knight)教育國際化動因的框架,一國推動教育國際化通常有政治、經濟、學術和文化/社會四大類動因。[9]政治動因與一國的世界地位有關,如國家安全、穩定和平、意識形態影響等;經濟動因是指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目標,包括直接經濟收益(國際學生的學費收入和凈經濟效益等),以及間接經濟貢獻(教育國際化對國家所需的熟練人力資源的貢獻等);學術動因是指通過提高教學、研究和服務的國際化程度以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或通過加強人力資源、技術或管理的基礎設施來促進教育機構的能力建設;文化/社會動因主要指加強國家語言與文化的地位,以及理解外語與外國文化的重要性。奈特的教育國際化動因框架有助于理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方向的重點。

依據奈特的動因框架,先由兩位研究助理利用QCAmap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份政策文件涉及動因部分逐句編碼(見表1),再對編碼不一致部分校對調整,之后兩位研究者再進行復核,并對編碼條目作計量統計,計算各類動因條目數占總動因條目數的比例。(見表2)在計量分析的基礎上,研究者再結合政策文本的語境來深入分析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新戰略的動因。根據文本編碼計量結果分析可知,后疫情時代,美國更注重國際教育的政治意義,學術意義位居第二,而英國、澳大利亞更側重于國際教育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位居第二,文化/社會意義在三國均排在末位。(見表2)美國注重通過國際教育獲得人力資本,力圖通過國際教育加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英國注重國際學生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同時重視國際教育對軟實力的提升作用;澳大利亞開始注重國際教育的國家安全,逐步趨向在經濟收益與國際安全之間獲得平衡。

表1 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動因編碼表

表2 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動因對比表

1.美國旨在通過國際教育維持世界領導地位

特朗普執政時期,在 “美國優先”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出臺了一系列反移民政策,國際教育領域深受影響。受反移民政策與疫情的雙重沖擊,美國國際學生人數下滑?！睹绹?021聯合聲明》重申國際教育的重要地位,是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時期國際教育政策的反撥,意圖在加強國家安全的基礎上修復美國對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力,維持世界領導地位。

《美國2021聯合聲明》指出,美國的國際教育正面臨挑戰,尤其是“來自非盟友且不認同美國價值觀的國家”,這是“對美國研究與創新的領導地位、解決共同全球問題的能力以及有效捍衛普遍價值觀能力的直接挑戰”,因此,美國必須維持對世界各國人才的吸引力,從而繼續引領世界?？梢?在中美關系轉冷的地緣政治背景下,美國將國際教育視為維持霸權的籌碼與工具。根據文本編碼數據,美國國際教育戰略的動因有近一半(47.83%)屬于政治動因,其次是學術動因(30.43%)與經濟動因(17.39%)。究其本質,無論是通過國際教育發展人人關系、提升軟實力與傳播美式價值觀,還是吸引人才與提升美國高校的創新力,各類動因最終均指向了共同的目標: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2.澳大利亞從主要重視國際教育的經濟收益轉向同時注重國家安全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澳大利亞的國際教育轉向產業化發展,在此后40年間,國際教育對澳大利亞的經濟意義向來是重中之重?！栋拇罄麃?021戰略》維持了重視經濟收益的傳統,但受地緣政治與疫情影響,也呈現出更重視國家安全的新特點,國家層面對國際教育的管控明顯加強。根據編碼數據,該戰略有超過一半(52.63%)屬于經濟動因,其次是政治動因(21.05%)。

首先,《澳大利亞2021戰略》主要是為了應對疫情,抓住國際教育發展的新機遇,恢復增長,獲得經濟收益。在疫情期間澳大利亞關閉了邊境,國際學生無法入境,國際教育行業經濟損失巨大。2021年12月,澳大利亞對國際學生重新開放邊境,此戰略發布于11月底,顯示了其復蘇國際教育行業的決心。

其次,降低國際教育行業的風險。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位居世界第一,國際學生人數占高等教育總人數的31.3%[10],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高校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疫情期間,因來自國際學生的收入急劇減少,部分高校面臨財政風險甚至財政危機。[11]此外,地緣政治的變化使得澳大利亞擔心失去主要國家的生源。近2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教育服務最大的出口國,但近年來中澳關系急轉直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國際教育的國家安全問題疑慮重重,又擔心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突然大幅減少而造成財政危機。鑒于此,澳大利亞新戰略的重點便是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3.英國的戰略依然以經濟收益為主兼顧軟實力的提升

與美國的反撥及澳大利亞的轉向不同,英國新戰略沿襲了國際教育創造經濟收益與提升軟實力的傳統動因。根據文本編碼分析,該戰略有近60%屬于經濟動因,1/3為政治動因。英國擁有成熟的國際教育產業,已建立了一套通過國際教育獲得經濟利益同時進行文化輸出的成熟機制。英國新戰略指出,后疫情時代教育國際化依然至關重要,“教育出口給英國帶來諸多經濟利益”,并且“國際教育創建的網絡有助于英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持久的關系”?？梢?國際教育在后疫情時代對英國而言依然以經濟意義為主,兼顧政治意義。

(二)戰略目標

與戰略動因相一致,美國的戰略目標側重于國家安全與政治利益,希望通過重新重視國際教育,實現“繼續引領世界,繼續成為有才華的國際學生、研究人員、學者和教師的首選目的地”,也就意味著美國繼續將國際教育視為吸引國際人才、維持世界強國地位的重要手段。英國的戰略目標更注重國際教育的經濟收益,《英國2021戰略》重申了其“2019戰略”的戰略目標:“將教育出口增加到每年350億英鎊,將高等教育階段的國際學生增加到每年60萬人”,也就意味著英國新戰略的目標保持不變,戰略升級主要是應對疫情帶來的變化、沖擊與機遇,促進“疫情后國際教育的復蘇與可持續發展”。由于澳大利亞國際教育產業在疫情期間受到較大影響,其新戰略的目標聚焦于促進國際教育在后疫情時代獲得復蘇與可持續增長,“隨著國際教育的復蘇,要采取不同的做法,以使該行業更具可持續性,創造新的增長機會”,以加強“澳大利亞作為國際教育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因此,與前戰略相比,澳大利亞的新戰略目標更具抵抗風險的意識。

二、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的戰略行動

根據扎根理論,兩位研究助理首先通過QCAmap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戰略文本中的戰略行動進行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對政策文本逐句標簽化,提煉戰略行動的初始概念,對相似或重復概念進行范疇化,再對編碼不一致部分進行校對調整;其次,兩位研究者分別對初始編碼進行復核,再進行主軸性編碼(axial coding),將初始范疇反復比較、分類,進一步提煉為主范疇;最后進行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在政策文本的語境與文本頒布的背景中反復挖掘各類范疇間的關系,對主范疇進一步歸納提煉,形成核心范疇。(見圖2)

圖2 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行動圖

在三輪編碼結束后,又進行了理論模型飽和度檢驗,確保了編碼的信度。最終獲得40項范疇、16項主范疇與5項核心范疇,在此基礎上對各類戰略行動范疇進行計量統計(見表3),結合戰略整體意圖,發現了美英澳新戰略行動的共性與個性。

表3 美英澳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戰略行動對比表

(一)戰略重點:美國重綱領輕路徑,英國、澳大利亞重路徑與評估

美國此番發布的是一項聯合聲明,其十項戰略行動的性質更偏向于原則性的綱領,與英國、澳大利亞的最新戰略相比,缺少了切實可行的實施路徑與評估機制。

在《美國2021聯合聲明》中,方向引導與組織建設兩大類行動共計73.69%,占比很高,而具體的行動只涉及歡迎國際學生與學者、促進合作研究、鼓勵美國學生出國留學與在線教育發展四項綱領性的內容,執行上述行動的明確路徑幾乎空白。因此,結合發表的背景,該聲明實質上是美國向國際社會傳遞依然重視國際教育的表態,與拜登政府一直強調的“美國回來了”的口號類似,是一種表明美國自由開放的姿態,借此向國際學生與學者傳遞友好的信息,以保持對世界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同時,聲明也旨在促進美國國內達成對國際教育地位的共識,以糾正特朗普時期政策的不利影響。聲明發布后,美國教育委員會、美國大學協會、美國國際教育者聯盟等美國國際教育行業相關組織聯合倡議美國政府在聲明的基礎上盡快出臺國家級的國際教育戰略。[12]可見,《美國2021聯合聲明》為國家級的國際教育戰略指明了方向,但與包含具體實施路徑的戰略尚有差距。

《英國2021戰略》在2019年戰略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新,明確了從復蘇到增長的四大戰略方向(多元化招生、 提升國際學生體驗、建立持久的全球伙伴關系及支持教育出口增長和國際化),以及五大發展領域的重點(學前教育、私立學校、英語語言培訓、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高等教育與跨境教育及教育技術)。該戰略共設立了14項戰略行動,計劃于2022年初對戰略行動開展評估?！栋拇罄麃?021戰略》共有四大戰略重點,包括推動多元化、滿足澳大利亞技能需求、以學生為中心,以及促進留學生人數增長提升全球競爭力,并由17類37項具體的戰略行動支撐,該戰略還明確了評估戰略行動成效的方法。在英國、澳大利亞的戰略中,實際行動路徑占比均超過2/3(見表3),可見,相比美國的綱領性戰略聲明,英國、澳大利亞兩國的戰略更注重戰略目標的具體落實與評估。

(二)方向引領:美英澳均力求降低國際教育的發展風險

受疫情對國際教育沖擊的影響,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在戰略方向上均注重控制國際教育的各類風險,在具體行動向度上,均重視加強國際學術合作中的國家安全、鼓勵開拓國際教育新模式,英國、澳大利亞還注重推動國際教育的多元化。

1.美英澳均注重國際學術合作的國家安全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均強調了國際學術合作的國家安全問題,這是以往戰略所罕見的內容。其中,不受外國影響與干涉是三國戰略行動的重點。國際教育代表的是開放、交流與合作,國家安全代表的是審慎、風險與管控,兩者同時出現于三國的戰略性文件之中,體現了其對國際學術合作的矛盾心理。整體而言,美國對國際教育的國家安全最為重視,占比15.79%,英國、澳大利亞雖比例不高,但均是首次強調國家安全問題。

盡管美國認為國際教育是維持世界領導力的重要路徑,但對國際教育可能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也保持著謹慎心理,從詞頻統計來看,“國家安全”在文件中共出現8次,位居第六,在10項戰略行動中有3項強調國家安全問題,包括讓“國際學生、研究人員等以安全可靠的方式來到美國”,“促進項目廉正和保護國家安全”,“維持知識產權和研究工作的廉正,免受不正當的外國影響和非法收購”。鑒于此,盡管聲明旨在傳達美國重視國際教育的態度,但戰略行動顯示了美國矛盾的心理,既不想失去國際教育的諸多收益,又忌憚潛在風險。

英國同樣既想從國際學術合作中獲益,又強調國家安全問題。英國新戰略第一次指出,管理研究風險對英國的全球教育聲譽至關重要,大學需要提高國際合作的安全意識。為此,英國發布了 “可信研究”(Trusted Research)政策,英國大學聯盟也制定了安全指南《管理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安全相關問題》,以提高英國大學對風險的認識。

澳大利亞新戰略也首次強調了國家安全問題,指出“大學、社區和政府必須制定適當戰略來管理和減輕外國對大學生、教職員工和研究的干預風險”。為此,戰略單列一項行動來推進國家安全,足見其重視程度。2021年11月發布的《澳大利亞大學應對外國干預的最新指南》便是在國際教育中加強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

2.美英澳均鼓勵國際教育開拓新模式

受疫情影響,國際學生流動受阻,對國際學生入境學習造成了種種困難,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又推動了國際教育新模式的發展。據預測,到2026年,全球在線學習市場規模預計將超過3 700億美元。[13]美英澳新戰略均認識到國際教育新模式對應對危機與抵御風險的重要性,力圖借機在后疫情時代大力推進新模式的發展。其中,美國、英國更強調在技術支持下發展國際教育,而澳大利亞同時強調在線教育、微證書與在地國際化等多種跨境教育的模式。在戰略行動上,英國、澳大利亞兩國均注重在國家層面消除跨境教育的市場障礙。由于部分國家尚不認可在線教育的學歷資格,英國、澳大利亞均力圖通過政府層面的合作協商為在線教育出口消除障礙,例如,簽訂國際協議、貿易協定等,使得在線教育學位獲得認可。

3.英澳推動國際教育多元化發展

英國、澳大利亞推動國際教育多元化的行動旨在減少風險、尋找機遇,擴大國際教育市場,在現有市場增量有限或面臨縮水的情況下,通過開發新產品、開辟新市場來實現國際教育的可持續增長。在具體向度上,根據編碼數據,英國鼓勵產品多樣化的行動占8.05%,位居第一,也鼓勵市場多元化,占3.45%;澳大利亞鼓勵市場多元化的行動占6.45%,位居第二。

相較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國際學生生源地相對集中,來自生源地前五位國家的學生占72%,而美國與英國分別為61%與 45%。(見圖3)澳大利亞認為生源過于集中會給國際教育帶來風險,也會影響國際學生的體驗。因此,新戰略將“多元化”作為未來十年的首要戰略重點,多元化的第一項行動便是實現市場多元化。結合戰略意圖,澳大利亞此舉重點意圖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圖3 美英澳國際學生生源地集中程度對比圖來源: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kills and Employment,2021.

盡管英國的國際學生生源已經較為多樣,但由于脫歐后歐盟學生無法享受“國內學生”的待遇,必須按照國際學生的標準繳納學費,因此,來自歐盟的國際學生人數呈下降趨勢。[14]為了保持國際教育的市場份額,英國新戰略強調在鞏固歐盟等現有成熟市場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市場多元化的發展。英國新戰略最為重視的是開發推廣新的國際教育產品,主要鼓勵開發教師培訓、特許學校、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女童教育等。

(三)組織建設:美國著重加強國際教育政策的府際協同

就政策發布的機構而言,《美國2021聯合聲明》由美國國務院、教育部與國務院國際學生咨詢中心網絡聯合發布,獲得了商務部及國土安全部的支持,政策發布的主體本身就體現了美國旨在加強國際教育政策府際協同的意圖。

從政策提出的戰略行動而言,該聲明的十大項戰略行動中有三大項重點著墨于府際協同,包括“以全國協調一致的方式”推動國際教育各種模式的發展、強調美國政府與各類利益主體合作支持國際教育的關鍵領域、加強府際協同以維護國際教育領域的國家安全。在戰略行動中,涉及府際協同的行動占31.58%,占比最大?？梢?《美國2021聲明》將加強國際教育政策的府際協同視為重中之重。

長久以來,美國的國際教育主要受大學與市場的合力作用,以優質的高等教育以及市場運作吸引國際學生與學者,加之聯邦體制的影響,在疫情之前聯邦政府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參與度并不高。[15]而美國在國際教育領域主要的競爭對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均十分重視國家層面的國際教育政策協調。美國在國際教育領域一直缺乏府際協同[16],特別是在特朗普時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簽證、入境等國家層面的政策阻礙了國際學術的流動,傳達出不歡迎國際學生與學者的聲音,使得美國在國際教育競爭中處于劣勢。本次聲明著重強調了國際教育的府際協同,便旨在彌補這一短板,推動各利益主體的政策協調,合力促進美國國際教育在后疫情時代的復蘇。

(四)對外協調:英澳重視多渠道推進國際教育對外合作

英國與澳大利亞推進對外協調的戰略行動分別占8.05%與11.83%,兩國對通過推進多渠道的對外合作均較為重視。但在具體戰略行動上各有側重,英國更注重簽訂貿易協定,澳大利亞更注重推動學歷獲得認可。此外,兩國均重視鼓勵雙邊/多邊合作與發揮校友的作用。

英國的對外合作既重視國家宏觀層面的貿易協定、部長級合作、國際教育大使的合作,又重視中觀層面教育機構間的合作,還注重微觀層面校友的橋梁作用。第一,通過自由貿易協定來推動國際教育出口。英國政府部長們定期與國際同行接觸,鼓勵雙邊/多邊合作,如與沙特阿拉伯、越南和印尼政府建立密切聯系,加強與亞洲開發銀行的關系等。此外,英國設置專職領導“國際教育大使”,著重推進國際教育的對外合作。第二,英國新戰略設立了“高等教育創新與改革戰略伙伴關系”項目,投入4 500 萬英鎊,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構與伙伴國家建立合作關系。第三,英國文化協會探索吸引和支持全球英國校友網絡的模式,以發揮校友的作用。

澳大利亞政府在推進對外合作上的重點是與國內外利益主體合作,加強對澳大利亞學歷的認可,為在線教育、數字微證書等教育新模態的發展奠定基礎,主要通過多邊論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京公約等,鼓勵他國政府認可澳大利亞學歷資格。此外,澳大利亞將繼續利用校友網絡來推動國際教育的發展,包括開展活動建立校友與澳大利亞的聯系,由校友擔任澳大利亞教育大使等。

(五)危機應對:英澳重視應對疫情對國際教育的沖擊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均將應對疫情危機置于重要地位,在戰略動因中均強調了應對疫情的挑戰,但在具體戰略行動中,美國僅將國際教育視為從疫情中復蘇的重要抓手,并無國際教育應對疫情沖擊的具體行動,而英國與澳大利亞應對疫情危機的行動分別占33.33%與13.98%?？梢?英國、澳大利亞在戰略行動上更重視應對疫情。在具體行動上,英國、澳大利亞各有側重點。

英國應對疫情的行動主要以國際學生為對象,涵蓋了營銷招生—在讀—就業的國際教育全流程,既為在讀國際學生提供支持,又鼓勵未來的國際學生選擇英國為留學目的地。其中,對數字營銷、經濟支持與調整簽證政策最為重視。數字營銷拓展了營銷渠道,經濟支持有助于國際學生渡過難關,簽證政策調整解決了國際學生因疫情引起的簽證過期等問題。此外,英國的戰略行動還涵蓋了生活支持、心理支持、簡化手續、入境支持、保證在線教育質量等方面,確保國際學生不會因疫情而受到負面影響。整體而言,英國對國際學生的疫情支持較為全面。

澳大利亞應對疫情的行動多集中于緩沖邊境關閉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鑒于部分澳大利亞學校依賴國際學生學費收入而面臨財政危機,澳大利亞應對疫情的首要重點行動是支持學校度過危機,以便大批國際學生返澳時這些學校能夠迅速獲得復蘇。對國際學生,澳大利亞主要通過優化簽證政策與優先考慮國際學生的入境需求來減少關閉邊境對國際教育產生的影響,這兩方面的行動分列澳大利亞應對疫情行動的第二、三位。相對而言,在國際學生支持方面,澳大利亞的政策力度與廣度不及英國。

(六)路徑建設:英澳著重支持學校與國際學生

雖然英國、澳大利亞應對疫情的行動大多是短期性的危機處理方案,但疫情還使其認識到看似繁榮的國際教育產業可能潛伏危機,因此,新戰略的重中之重便是識別風險、抓住機遇,實現國際教育可持續性發展。英國、澳大利亞對路徑建設極為重視,路徑建設的行動分別占29.89% 與43.01%,兩國的戰略路徑較為一致,主要從學校與國際學生兩大路徑入手,在具體行動向度上存在差異。

首先,加強對學校的支持,包括財政支持及數字化建設。鑒于各類學校在國際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英國、澳大利亞均設立了戰略行動以支持學校開展國際教育活動,英國的財政支持以提供金融產品為主,澳大利亞主要減輕學校的行政負擔。此外,英澳兩國還重視推動學校的數字化建設?！队?021戰略》單列戰略行動明確執行路徑,旨在提高國際教育數據的準確性和覆蓋范圍,從而清晰地了解每年教育出口的規模和軌跡?！栋拇罄麃?021戰略》同樣強調數字化建設的重要性,將改進國際教育數據系統,繼續收集發布可視化數據集,以減輕學校的管理負擔,提高數據的可用性。

其次,注重提升國際學生滿意度。根據編碼數據,英國與澳大利亞提升國際學生滿意度的戰略行動分別占19.54%與29.03%,均位居路徑建設第一,這也沿襲了英國、澳大利亞國際教育產業化后注重提升國際學生滿意度的傳統。在具體戰略行動上,兩國的措施各有側重點。其中,英國注重提升教育質量、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以及獎學金計劃;澳大利亞注重提升國際學生的留學體驗、促進融入本地文化及改進畢業工作簽證。

三、結論與啟示

倘若沒有明確的戰略動因,沒有基于動因的戰略目標或政策聲明,沒有針對戰略目標系統性的戰略計劃或行動,以及相應的評估系統,教育國際化的過程往往是對新機遇的臨時性、應激性、碎片化的反應。[17]顯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在2021年同年發布國際教育戰略性政策是在面臨后疫情時代的新環境時,對國際教育進行戰略性、系統性的長期規劃,以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整體而言,后疫情時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的國際教育戰略動因、目標與行動均在揚長補短,學習競爭對手的長處,朝著趨同的方向發展。

在戰略動因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國際教育呈現了從新自由主義思潮下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動因為主,轉向在逆全球化思潮、新孤立主義與民粹主義背景下的后疫情時代不同程度地重視政治動因的趨勢。無論政治動因與經濟動因,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戰略均體現出不同程度的國家競爭意識、零和博弈思維與意識形態色彩。教育國際化有促進人類普遍性知識發展的世界主義與促進國家發展與國際競爭的國家主義兩大維度。[18]從新戰略來看,后疫情時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發展國際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進本國發展,而非促進人類普遍性知識的進步,使得教育國際化更加偏向國家主義而非世界主義的路徑,實質上是“超國家話語”與新自由主義外衣下的國家主義[19],國際教育愈發成為滿足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工具,與奈特[20]、阿特巴赫(Altbach)[21]等教育國際化學者所設想的價值中立及主題平等的國際教育漸行漸遠。在戰略動因的具體向度上,后疫情時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存在差異。美國偏政治動因,以謀求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英國、澳大利亞偏經濟動因,追求國際教育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但英國、澳大利亞依然重視國際教育對本國軟實力提升的作用,以實現文化輸出與意識形態的滲透。在戰略目標上,美國旨在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英國力圖達到既定的國際學生人數與經濟收益的目標,澳大利亞期望國際教育行業獲得復蘇與可持續發展,三國的戰略目標均與戰略動因基本一致。

在戰略行動上,美國重綱領輕路徑,缺乏針對戰略目標實際可落實可評估的行動路徑,英國、澳大利亞則重視戰略路徑并有相應的評估機制。在方向引領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均重視通過加強國際學術合作的國家安全、推動在線教育等國際教育新模式的發展來降低后疫情時代的風險。組織建設是美國戰略的重中之重,通過加強府際協同,彌補在國家層面國際教育政策協同上的劣勢。短期應對疫情危機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建設是英國、澳大利亞的戰略行動重點,其中英國更注重產品多元化,澳大利亞更重視市場多元化,兩國均旨在減少對個體產品、單個市場的依賴,以抵御風險、保持增長。此外,英國、澳大利亞也重視通過多渠道對外協調來推動國際教育的發展。其中,重視國際學術合作的國家安全、鼓勵國際教育新模式、危機應對、市場多元化與產品多元化是與傳統國際教育不同的后疫情時代新動向。

然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要實現后疫情時代既定的戰略目標面臨諸多現實挑戰。第一,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國際學生的最大生源地均為中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一方面希望吸引中國學生,另一方面又意圖遏制中國的發展,因此在政策上難免搖擺波動,對中國學生與國際學術合作的審查也會對國際教育產生影響。第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國際教育面臨著加拿大、新加坡等英語國家,以及中國、德國、法國、日本等非英語國家的競爭。后疫情時代,國際學生的留學意愿更為多元化[22],也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實現戰略目標帶來了挑戰。第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本身內部還存在著國際教育發展的障礙。就美國而言,民主黨通常持有較為開放的移民政策,對國際學生持相對友好的態度。2024年美國大選,能否繼續延續該戰略取決于總統職位花落誰家,因此有較大不確定因素,而缺少落實原則的具體路徑也使得該聲明獲得落實的實際前景不夠明朗。就英國而言,退出歐盟導致來自歐盟的學生人數減少,要實現多元化面臨較大挑戰。就澳大利亞而言,開拓新的市場尚未有明顯效果,可持續發展面臨困境,2022年大選后工黨重新執政也會影響其國際教育的發展方向。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是我國學生主要的留學目的地,其新戰略對我國的教育對外開放也會產生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出國留學、國際學術合作與來華留學的影響。首先,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重視國家安全并鼓勵市場多元化,對我國的出國留學工作與國際學術合作必將帶來挑戰。受疫情影響,我國出國留學人數下降,國內就業形勢嚴峻,出國深造客觀需求存在。同時,全人類還共同面臨生態、經濟、政治等亟需國際合作解決的問題,在國際形勢日趨復雜嚴峻的后疫情時代,教育對外開放是我國促進科技學術合作、人人交流與溝通以及國際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對我國政治、經濟與人才戰略而言,在后疫情時代繼續鼓勵出國留學與學術合作意義重大而深遠。其次,對于來華留學管理工作,我國可以利用疫情重塑國際教育市場的契機,批判性地借鑒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成熟的國際教育產業部分發展經驗,特別是在渠道拓展、簽證政策、質量保障、體驗提升、就業支持、對外合作、數字化建設等方面推動教育國際化的能力建設與配套政策機制的完善,充分抓住跨境教育等國際教育新模式的機遇,推動來華留學事業的發展,同時,提升高校國際學術合作中的風險意識與應對能力。隨著國際教育愈發成為西方國家維持霸權的工具,我國后疫情時代的教育對外開放需要打破以西方為中心的教育國際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結合我國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發展目標所需,推動致力于人類共同發展的新型教育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