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知識與安全氛圍對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

鄒景謀, 楊友婷, 卜煒瑋

(云南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0 引言

建筑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伴隨著建筑業的發展,安全生產問題日益凸顯。近幾年來,我國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領域的生產安全事故數和死亡人數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1]。研究顯示,人的不安全行為是導致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直接或間接引發事故[2]。

現有研究大多將影響安全行為的關鍵因素分為個體特征因素(人格特性、工齡[3]、安全知識與技能[4]等)、群體/組織因素(安全氛圍[5]、領導力[6]、安全溝通[7]等)及環境因素(高溫、噪聲[8]、家庭環境[9]等)。從組織管理層面看,安全氛圍與建筑工人安全行為顯著正相關[10]。對于建筑工人個體而言,除生理、心理因素會對安全行為造成較大影響以外,工人的個體素質對安全行為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已有研究證實,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安全行為[11-12]。在我國,建筑工人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不高、流動性大、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等特點,對建筑工人開展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訓難度較大[13]。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安全知識和安全氛圍對安全管理的作用,改善建筑工人工作環境的安全氛圍,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水平,進而促進建筑工人的安全行為,已成為政府和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本文將安全知識作為自變量,安全態度作為中介變量,安全氛圍作為調節變量,構建一個被調節的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建筑工人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及邊界條件,為減少建筑行業中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提供建議對策,以期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借鑒。

1 研究假設

1.1 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

安全知識是指員工為避免事故發生,必須具備的安全作業知識和技能,包含通常意義上的應知應會、安全隱患識別和適時決策的能力[14]。安全行為指員工在任務執行過程中為實現安全目標而做出的現實反應[15]。個體行為受自身知識水平的影響,安全知識有助于預測安全行為[16]。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越豐富,行為會越規范,不安全行為即會減少。因此,可提出假設:

H1: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有正向作用。

1.2 安全態度的中介作用

安全態度是員工對安全所持有的穩定的心理傾向,包含個體的主觀評價以及由此產生的行為傾向[17]。有研究發現,安全應急救援機制、安全獎懲措施、安全教育培訓等安全管理因素對建筑工人安全態度的影響最大,需要企業加大安全教育培訓和宣傳的力度[18]。建筑工人通過正式與非正式的安全教育培訓,能廣泛地學習安全知識,提升對建筑施工安全的認知,安全態度會更加正向。因此,可提出假設:

H2: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有正向作用。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指出,個體行為受個體行為態度控制,這一觀點在安全生產與管理的相關研究中已得到廣泛證實。改善工人安全態度是遏制不安全行為的關鍵條件[19],可以通過改變工人的態度來改變其行為,從而達到預防事故的目的[20-21]。良好的安全習慣、正確的安全態度有助于建筑工人產生安全行為,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因此,可提出假設:

H3:安全態度對安全行為有正向作用。

根據知信行理論(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KAP),知識是行動的基礎,信念是行動改變的源動力。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會影響其安全態度,從而促進建筑工人的安全行為。本文將安全態度作為安全行為的近端前因變量,探究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設:

H4: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和安全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1.3 安全氛圍的調節作用

安全氛圍指組織成員通過教育培訓、交流互動、領導導向等方式形成的對組織安全績效的共同認知[22-23]。企業員工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不僅來自個體發展的需要,還來自周圍環境信息的輸入。組織中的安全操作規程與管理制度、安全培訓制度、安全配套設施以及班組成員之間的安全交流都能促進員工的安全行為。良好的安全氛圍可向員工傳遞正確的安全理念,提高員工的安全防范意識和安全生產積極性,進而提高安全績效。

對于建筑施工企業而言,提升企業安全文化、構建良好的安全氛圍是促使建筑工人產生安全行為,進而降低事故率的重要條件[5,24]。盡管有學者意識到提高工人安全知識、塑造企業安全氛圍對改變建筑工人安全態度的積極作用[25],但鮮有學者對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深入探索。根據對已有文獻[13]的梳理以及對現實的觀察,本文將安全氛圍作為安全知識向安全態度轉化的邊界條件,進一步分析安全氛圍在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設:

H5:安全氛圍在安全知識和安全態度之間起著正向調節作用。

H6:安全氛圍可以正向調節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綜上,本文提出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模型,如圖1。引入安全態度作為中介變量、安全氛圍作為調節變量,探尋建筑工人安全知識、安全態度與安全行為各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圖1 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模型Fig.1 A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safety knowledge on safety behavior

2 研究設計

2.1 測量工具

安全知識測量借鑒Griffin等[4]提出的量表,該量表在安全管理領域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主要對員工的安全操作認知和安全事故處理等情況進行測量,包含4個題項。

安全態度測量借鑒陳雪鋒等[18]開發的建筑工人安全態度量表,該量表適用于建筑業建筑工人的安全態度測量,結合對建筑工人及安全主管的訪談,篩選出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3個維度的代表題項,包含6個題項。

安全氛圍測量借鑒王寧[26]在Zohar[22]基礎上修訂的建筑企業安全氛圍量表,考察員工對組織安全重視程度的評價,這與本文對于安全氛圍的定義相符合;結合對建筑工人及安全主管的訪談,刪除部分特異性題項和重復性題項,最終篩選出5個通用性題項。

安全行為測量借鑒Neal等[27]提出的量表,該量表受到學界的一致認可,也是最常見的測量安全行為的工具之一,主要對員工安全遵守和安全參與2個維度進行測量,包含6個題項。

2.2 調查及數據收集

通過實地走訪和網絡問卷平臺2種途徑向建筑工人發放問卷。共發放問卷401份,收回374份。剔除具有明顯一致性作答、填答不完整的缺陷問卷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89份,有效回收率72.1%。通過對有效問卷的整體樣本特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調研的289名建筑工人中,絕大部分為男性(占總樣本85.81%),年齡集中在21～40歲,以青壯年工人居多(占總樣本67.47%),大多未接受過高等教育(占總樣本70.24%),工齡大多在5年以上(占總樣本67.47%),且大部分人經歷過安全事故(占總樣本57.79%)。

2.3 信效度檢驗

通過信度、聚合效度和區別效度來進一步評估量表。在測量量表的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合格的基礎上,使用SPSS 26.0軟件進行信效度分析,見表1-2。

表1 信度和聚合效度分析Tab.1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is

表2 區別效度分析Tab.2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alysis

信度通常使用Cronbach's α值進行衡量。根據結果顯示,所有潛變量的Cronbach's α值和CR值均大于0.7。由此可知,問卷的信度基本符合要求,調查結果可信。

聚合效度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所得的標準化因子荷載和AVE值來衡量。結果顯示,各潛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荷載均大于0.65,AVE值均大于0.5,表明問卷調研的數據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為評估區別效度,可通過比較各潛變量的AVE算數平方根和這些潛變量與其他所有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的相對大小來進行判斷。當所有潛變量的AVE算數平方根均大于其與其他潛變量的相關系數時,表明潛變量之間能有效地區分開。根據表2可知,所有潛變量的AVE算數平方根值均超過其所在行和列的相關系數值,從而證明這些潛變量的區別效度能夠滿足研究要求。

3 假設檢驗與分析

3.1 主效應檢驗

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借助AMOS 26.0軟件對理論模型進行擬合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χ2=161.211,卡方自由度比χ2/df=1.596,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0.045,擬合度指數GFI=0.938,調整后擬合度指數AGFI=0.917,規范擬合指數NFI=0.938,非規范擬合指數TLI=0.971,比較擬合指數CFI=0.976。所有指標均在臨界標準以內,說明結構模型擬合度良好。計算結構模型中的路徑系數及顯著性水平,見表3。

表3 結構模型假設檢驗結果Tab.3 Structural model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安全知識到安全態度、安全態度到安全行為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573、0.563,且顯著性水平p<0.001。安全知識到安全行為之間的路徑系數為0.171,顯著性水平p<0.05,假設H1～H3均得到了支持。

3.2 中介效應檢驗

以安全態度為中介變量、安全知識為自變量、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檢驗,中介效應值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5000次,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Tab.4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結果顯示,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且直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也不包含0,說明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顯著,中介效應值為0.244,占總效應值的59.37%,即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的效應中,有59.37%是通過中介變量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起作用的,假設H4得到了支持。

3.3 調節效應檢驗

檢驗安全氛圍在安全知識和安全態度之間的調節作用,以及在安全知識、安全態度和安全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采用Bootstrap方法,在設置重復抽樣5000次,95%的置信區間條件下,各模型的回歸結果與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見表5-6。

表5 安全氛圍的調節效應檢驗Tab.5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afety climate

表6 不同安全氛圍水平下的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的判定指標Tab.6 Mediating effects of security attitud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security climate and indicators for determining mediating effects with moderation

從表5可知,安全知識×安全氛圍對安全態度的回歸系數為0.283,顯著性水平p<0.001,說明安全氛圍正向調節安全知識與安全態度之間的關系。此外,加入安全知識與安全氛圍的交互項后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R2為0.365,統計量F值為54.602,說明該模型整體擬合良好,假設H5得到了支持。

為更直觀地展示安全氛圍在安全知識與安全態度之間的調節效應,分析不同安全氛圍水平下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的影響,采用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繪制安全氛圍的調節效應圖,如圖2。從圖2可知,建筑工人所感受到的安全氛圍越好,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的轉化作用越強,反之越弱。

圖2 安全氛圍的調節效應Fig.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afety climate

從表6可知,當安全氛圍水平較低時(均值減一個標準差),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為0.100;當安全氛圍水平中等時,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升高至0.229;在高水平的安全氛圍環境下(均值加一個標準差),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進一步升高至0.358(95%的置信區間始終不包括0)。安全態度的中介效應在低、中、高水平的安全氛圍下始終保持正向顯著,且隨安全氛圍水平的增加而增強。同時,調節的中介效應的判定指標(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為0.136,95%的置信區間內不包括0,說明安全氛圍正向調節安全態度經由安全知識影響安全行為的中介效應。假設H6得到了支持。

3.4 結果討論

從建筑工人安全行為出發,綜合考慮個體認知和組織環境因素,構建了安全知識—安全態度—安全行為第一階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建筑工人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及邊界條件,經分析可知:

第一,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是保障施工現場安全、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發生的重要因素。

第二,建筑工人的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馬振鵬等[28]的研究發現,即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有正向作用,也證實了TPB和KAP的觀點。安全態度作為安全行為形成的先決條件之一,為促進建筑工人的安全行為,進而提升企業安全績效提供了現實路徑。

第三,安全氛圍正向調節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的直接效應,也正向調節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該結果拓展了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影響的邊界條件,同時,也發現安全氛圍對安全知識的“替代作用”:在一個高水平的安全氛圍下,建筑工人處于心理資本較高的狀態[29],即使建筑工人不具備豐富的安全知識,管理人員的有效監督、工友之間互相提醒同樣可以改善建筑工人的安全態度,促進安全行為。

4 管理啟示

安全行為對于降低安全事故發生率、守護工程項目組織成員的健康福祉及塑造企業先進的安全文化有著重要意義,可為管理者幫助建筑工人提高安全行為提供以下啟示:

(1)提高安全教育培訓質量,增強員工學習效果。安全教育培訓對于保障施工安全具有基礎性的重要意義,但目前我國大多數建筑企業在施工前組織的安全教育培訓內容單一、方法落后,難以產生實質性效果。因此,企業應充分考慮建筑工人的學習能力和接受意愿,并采用多樣化的手段(事故體驗、案例教學、安全分享會等)進行安全教育培訓。讓建筑工人積極參與到培訓中,使其充分了解工作環境、企業的安全規章制度和工藝流程,必要時可借助VR、AR等技術加強建筑工人對安全培訓知識的掌握。同時,企業應完善安全教育培訓的激勵與考核機制,將建筑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訓參與度和工作中的安全表現、個人績效掛鉤,充分調動工人參加培訓的積極性。

(2)注重建筑工人安全態度培養。企業的安全管理人員在開展安全教育、安全檢查等工作時,要特別關注建筑工人的消極情緒。某些工人對施工安全抱有僥幸心理,認為天天講安全非必要之事,管理人員需對此現象保持警覺,并采取及時提醒、批評教育等措施消除工人對安全的錯誤認識,避免工人產生不安全行為。對于安全表現較好的建筑工人,可在施工班組內進行公開表彰,從意識層面出發,提高建筑工人對安全的關注度。

(3)重視安全氛圍的營造,努力建設先進的企業安全文化。目前,我國建筑業安全教育培訓缺失且流于形式的問題仍難以得到有效改善,且政府對企業安全教育培訓過程的監管力度不夠,缺少合理的培訓實施標準和評價方法。同時,由于我國建筑工人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通過統一的安全教育培訓實現建筑工人安全知識的快速提升并不容易。部分企業試圖利用技術手段(引入HSE信息化管理系統[30]等)加強事中監管以解決安全管理難題,忽視了提升安全文化氛圍等制度化手段。良好的安全氛圍可以有效彌補建筑工人僅由安全教育培訓獲取安全知識的不足。對企業而言,要加強安全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安全氛圍,將“安全第一”的文化深入每一位員工的心中;對政府而言,要加強對企業安全機構設置、安全人員配備、安全資金投入等方面的監管,可增加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考核;對建筑工人而言,要注重與工友、施工班組的安全知識共享,以增強團隊的安全施工能力。政府、企業與員工間的緊密合作可以實現安全績效的有效提升。

5 結論

(1)基于TPB與KAP,構建了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模型,并通過調查分析得出3個主要研究結論: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識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建筑工人的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安全氛圍正向調節安全知識對安全態度的直接效應,也正向調節安全態度在安全知識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

(2)研究結論拓展了TPB與KAP在安全管理領域的應用,發現安全知識通過安全態度影響安全行為的作用機制,以及安全知識與安全氛圍的交互作用,為企業深刻認識安全教育培訓與企業安全文化之間的作用關系提供理論基礎。

(3)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研究對象均來自建筑業的一線工人,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受到一定限制,未來研究可在多個行業不同崗位進行廣泛調研,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研究結論;問卷調查數據均為自我報告數據,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觀性,未來研究可采取自評與他評結合的方式進行變量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