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能提高城市創新水平嗎

鄒 煬

(大連理工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院, 大連 116033)

一、問題提出

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促進高等教育的良序發展,是我國實現創新驅動戰略的必然要求。高校作為典型的資源依賴型組織,其戰略選擇甚至長遠發展深受資源提供者的掣肘[1]。盡管改革開放后以政府高度集中控制為特征的“家長式”管理體制開始轉變,市場作為新的力量也與政府目標共同成為大學辦學的外部邏輯,可是政府在高校資源的配置上依然處于主導地位,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高等教育機制并未有效建立[2]。權力關系處于弱勢地位的高校,往往只能迎合政府意志和市場非理性需求[3],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也因此從未停止腳步。本文基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據,采用binscatter散點擬合圖的方法,對高等教育規模在城市層面的擴張情況在圖1進行了展示。以普通高等學校教師數量和在校生數量所測度的高等教育規模,在城市層面呈現出持續擴張的趨勢。

圖1 高等教育規模變化的散點擬合圖

值得關注的是,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使得高等教育布局在省域層面還呈現出一種多中心化的發展特征。本文基于城市規模-位序法則,采用省域內部城市層面的數據測度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該指數越大,表明省域空間越呈現出多中心化的特征。圖2左側反映的是基于教師數量所測度的多中心指數,可以發現,多中心程度在2011年左右存在明顯轉折,高等教育省域布局的多中心程度在2011年之后持續上升。圖2右側基于在校生數量所測度的多中心指數也反映出相同規律。這意味著,高等教育規模在城市層面持續擴張的同時,省域層面還呈現出多中心化趨勢,即非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規模開始持續擴張,這在以往文獻中鮮有提及。這種看似推進區域公平的多中心化趨勢,是否能彌補非中心城市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規模短板,進而促進自身的創新水平呢?

圖2 省域高等教育布局變化的散點擬合圖

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下,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是地方政府基于高等教育擴張的投資拉動屬性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在省域競爭中的空間呈現。主動或被動迎合政府意志的高等教育將有礙于其原本的使命任務,進而對經濟社會的良序發展帶來負向影響。教育經濟學的經典結論指出,高等教育能夠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正向的促進作用,關鍵的機制在于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智識支持促進了創新。但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是否一定意味著社會效益的提高呢?事實上,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往往還因依附于政府意志而缺乏自主性,進而削弱了高等教育對經濟社會良序發展的促進作用。伴隨著高等教育規模在城市層面的持續擴張,省域層面的高等教育布局也呈現多中心化趨勢。表面上這是實現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但實際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博弈。這種政府博弈以高等教育擴張作為表象,本質上還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拉動經濟增長的舊有模式,但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依然會對高等教育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二、研究假設

(一)相關文獻研究

城市與大學是相得益彰的[4]。自中世紀大學誕生以來,城市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質支持和承載空間,也是助推大學新思想和新觀念形成的大熔爐[5]。城市自身受益于大學在傳承知識、培養人才和推動技術進步等方面的正向效應[6],城市創新活力在這些正向效應中得到充分彰顯,大學始終是城市創新系統中的重要主體[7]?，F有研究認為,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會促進社會創新[8-9],因為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所帶來的規模效應使得高校在與公共管理部門、服務部門、不同性質和規模的企業交流協作中,提高了城市的創新水平[10]。陳東陽等基于新建校區的準實驗研究發現,新建校區的擴招對反映城市創新能力的專利數量具有明顯的促進效應[11]。初帥等基于大學城建設的經驗研究也表明,大學城建設所帶來的規模效應,促進了高校與城市不同社會部門的交流協作,進而帶動了城市創新[12]。從企業創新主體的角度來看,陳武元等的研究還發現,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能夠通過知識溢出等途徑促進具有創新屬性的專精特新企業成長[13]。

從現有文獻來看,推進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確不失為一種促進城市創新的有效途徑,但現有文獻卻忽視了這種擴張趨勢所帶來的新變化。在原有的高等教育布局中,高等教育資源往往集中于省會城市或者區域性大城市[14],但隨著非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一種新的空間形態開始出現,高等教育在省域層面逐漸呈現出多中心化的布局特征。這在現有文獻中還較少提及,這種新的空間形態會對城市創新帶來何種影響也猶未可知。

(二)理想與現實:多中心布局的可能困境

多中心的空間布局能否促進區域內城市的創新水平,關鍵在于高等教育規模在不同城市的擴張能否通過集聚外部性實現與城市創新部門的有效協作,以及單個城市的集聚外部性能否突破不同城市之間的地理邊界,形成具有網絡特征的集聚外部性——網絡外部性[15],進而提高省域內不同城市的創新水平。這意味著,如若能夠實現城市內部的有效協作和突破城市之間的地理邊界,高等教育在地級市的擴張不僅能夠基于人力資本積累等經典路徑促進城市創新,還能憑借擴張所帶來的省域多中心化進程,通過省域知識溢出提高區域整體的創新水平。

但這一理想的社會愿景可能會大打折扣,因為這一愿景的實現還需要不同社會組織能夠憑借其社會分工中的任務屬性和稟賦,基于自發擴展的主體性地位融入不同部門的協作之中[16]。尤其是作為創新主體的地方政府、企業、高校,這些核心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創新要素的投入規模和相關資源的配置狀態,主體性地位的保持有利于要素規模和資源配置的相互協調,在自然擴展中實現創新活動的涌現秩序[17]?？墒沁@種主體性地位在現實的制度設計中是難以保持的,對某一領域創新資源要素的投入偏好往往會削弱其他領域的創新投入。

一個與現實的制度設計緊密相關的重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并非“紙上談兵”,擴張所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相關投資,本身就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屬性[18],這往往為人所忽略,而將經濟發展的原因僅僅歸結于高等教育擴張所帶來的正向效應。為此,本文基于現有數據繪制了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擬合圖(為了增強數據平穩性,都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圖3左側反映的是二者未考慮動態變化時的擬合圖,右側圖反映的是考慮動態變化時的擬合圖。從圖3可以看出,無論是否考慮動態變化,基礎設施建設都隨著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呈現顯著的正向趨勢。這意味著,如果受到政府意志影響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會促進城市層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那么這可以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策略選擇,即地方政府可以將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作為一種投資拉動戰略,參與到和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之中。

圖3 城市高等教育規模與基礎設施建設散點擬合圖

實際上,在財政分權和區際競爭等制度設計下,在經濟增速的放緩階段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通常會成為地方政府增強區際競爭力、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舉措[19]。因此,將資源要素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會對區域經濟增長起到直接的拉動作用,這將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區際博弈中勝出。這種帶有區際競爭性質的擴張戰略,在不同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直接推動了高等教育在省域的多中心布局。多中心布局是基于高等教育擴張的地方政府競爭在省域的空間呈現,這種依賴于基礎設施建設的粗放增長模式,愈發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質疑。由于以區際競爭等為核心特征的制度設計,其增長模式的過度推進會扭曲資源要素配置,進而擠出社會的創新活動[20]。同樣,隨著與地方政府競爭互為表里的多中心布局進程加速,這種擠出效應也逐漸體現在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負向效應上,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和省域知識溢出的促進作用被逐漸稀釋。

這種影響對于作為創新活動主體的企業最為明顯。高校在地級市層面擴張的一個重要初衷是為了通過有效的產學研合作,促進彼此尤其是在創新領域的共同進步[21]。但是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中,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所促進的區際政府競爭,正在加速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這種地方政府的投資偏好也在引導相關企業的關注重點和資源流向。在此背景下,相較于將資源要素投入風險大、周期長的創新活動,具有確定性回報的投資領域更容易吸引企業,企業與政府之間也往往更能夠就具有確定性的建設領域達成共識,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缺乏經濟增長活力但數量眾多的普通地級市[22]。此外,即使企業有意自主推進技術創新,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偏好還會在金融市場領域加劇資金緊張,由此所帶來的融資成本提升也會使得企業放棄研發投入,而將重心落在“短平快”的確定性項目上[23]。

高校作為典型的資源依賴型組織也深受影響。從既有研究來看,多中心布局實質上是地方政府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在省域競爭的空間呈現。地方高校又往往受制于政府意志,對現有的區際競爭模式也不能做出有效的改變,在權力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的高校,很難完全憑其任務屬性和先天稟賦選擇與自身最為匹配的發展戰略,而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參與到多中心布局進程中。于是,以政府意志和市場需求作為導向的地方高校做出擴大招生規模、設置熱門專業等策略選擇,甚至將資源要素配置到并不恰當的學科領域,以滿足高校的大規模招生需要[24-25]。這使得地方高校難以有效實現其在社會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很難繼續保持獨特的屬性稟賦而愈發庸俗[26],最終會削弱高等教育的規模效應,從而降低高校對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因此,即使考慮高等教育擴張能夠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等經典路徑促進城市創新,甚至區域之間的知識溢出會隨著多中心格局而出現,但深受區際競爭影響的多中心布局,依然會稀釋掉這些正向作用,最終在整體上對城市創新活動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

如圖4所示,為此提出如下待檢驗假設:

圖4 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與城市創新邏輯

H1:高等教育多中心布局抑制了城市創新;

H2:基礎設施建設是高等教育多中心布局抑制城市創新的重要機制;

H3:省域知識溢出對城市創新只存在有限的正向調節效應;

H4: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城市創新具有正向作用,但會帶來負向的調節效應。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為了驗證前文假說,本文設定基本模型(1)如下:

INijt=α0+α1Polyi,j,t-1+α2Xi,t-1+μi+λj+θt+εit

(1)

其中,IN表示城市創新水平,Poly表示多中心指數;i為城市層面的截面單位,j為省域層面的截面單位,t表示年份。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是核心解釋變量,城市創新水平是被解釋變量,X表示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公共服務、信息通達程度和工業企業規模。μ表示不隨時間而變的城市固定效應,λ表示不隨時間而變的省份固定效應,θ表示不隨個體而變的時間固定效應,ε代表隨機誤差項。為了盡量消除可能的內生性,且考慮到作用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特征,本文對所有因變量都滯后一期。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城市創新水平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角度測度城市創新水平。創新投入角度主要是采取地級市R&D支出作為測度標準,但由于該指標存在公開性、人為操縱可能性等潛在問題,現有研究多采用創新產出作為測度指標[27]。本文參考卞元超等的測算方式,以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以及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數量之和來衡量城市創新[28]?？紤]到三者在內容和申請難度上的差異,本文進一步借鑒白俊紅等的測算方式[29],對三者進行加權處理,分別按照0.5、0.3、0.2的權重進行計算,同時為了增強數據平穩性,對加權結果進行對數化處理。

2.解釋變量: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

基于城市規模-位序法則(Zipf法則),建立具體模型如下:

ln位序數it=常數值-Pln高等教育規模it

(2)

其中i表示省域內的城市,t表示年份,位序數表示城市高等教育規模在省域內的排序,高等教育規模以在校生人數衡量[30-31]。本文分別將每年各個省份的數據帶入(2)式,得到不同年份的P值,即為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該值越大,則高等教育布局越呈現多中心化。此外,考慮到不同省份的排序對象數量差異,如貴州省不同年份大多只有6個城市能進行回歸,而山東省則有16個城市,因此,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可比性,本文借鑒Meijers等的做法[32],在原有數據基礎上,分別對同一省份高等教育規模排名在前兩位至前四位的城市進行回歸估計,并求取P值的平均值,得到更具可比性的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表1展示了不同年份多中心指數前十位的省份。

表1 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

圖5 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與城市創新水平

不同于直接的線性擬合圖,binscatter通過將散點劃分為不同的格子,進而計算不同bins之間的均值,最后通過擬合線予以描述,這有利于改善擬合圖的擁擠程度,使得變量關系能夠被更為清晰地呈現。從圖5可以看出,無論是采用在校生規模還是教師規模進行測算,多中心指數與城市創新水平之間都存在著明顯的負向關系,即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是不利于城市創新水平提升的。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直觀描述,但還有待于后文實證結果的進一步檢驗。

3.控制變量

借鑒相關文獻的做法,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如下:(1)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對數進行測度。一般而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市創新活動越能得以開展。(2)政府公共服務,用政府公共事務的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對數衡量。公共財政的投入能夠通過完善城市基礎服務促進城市創新水平提升。(3)信息通達程度,用互聯網上網人數的對數衡量。信息等知識要素的擴散水平有利于提高城市創新水平。(4)工業企業規模,以城市工業企業數量的對數衡量。企業是推動城市創新的重要主體,企業數量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創新水平。

(三)數據來源

本文變量數據主要來自歷年的國家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和城市統計年鑒,城市專利的申請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由于西藏、新疆、青海、海南和四大直轄市在區縣層面的數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不便于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的測度,也不便于被解釋變量和其他變量的選取,因此本文剔除了這些區域(1)具體而言,本文需要用歷年高校在校生數量來測度多中心指數,還需要用專利申請相關數據來測度城市創新水平。但由于西藏、新疆、青海、海南在城市層面和直轄市在縣域層面相關數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嚴重缺失(包括大量控制變量的缺失),使得核心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都難以有效測度。。此外,由于2020—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創新作為面臨不確定性風險的社會活動,必然也深受影響,相關實證研究所得結論的穩健性可能欠佳,因此本文的研究樣本截止于2019年。至此,本文共選取2004—2019年23個省份231個城市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城市創新水平和反映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等指標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各主要變量統計性描述

四、實證分析

(一)全樣本估計結果

表3顯示了固定效應模型下多中心指數與城市創新水平的回歸結果。此外,無論是否考慮相關控制變量,Hausman檢驗結果均拒絕原始假設(P<0.01),相較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第(1)列是不控制任何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P<0.01),說明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城市創新。第(2)至第(4)列依次加入年份固定效應、城市固定效應和省份固定效應,盡管系數有所變化,但都顯著為負(P<0.01),這初步證實省域高等教育多中心布局程度的提高會抑制城市的創新水平。以第(4)列回歸結果為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P<0.01),一般而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社會活力越強,越有利于促進城市創新水平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P<0.01),政府公共服務投入的提高,為促進城市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信息通達程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P<0.05),信息通達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不同城市各部門的交流協作,激發城市創新活力。工業企業規模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P<0.01),作為創新主體的工業企業本身就是城市創新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其數量的增加有利于促進城市的創新水平提升。

表3 多中心指數與城市創新水平的基準估計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現在我們面臨的更大困難是，不僅外面有五大巨頭對我們南極集團虎視眈眈，我們內部也出了問題。南極集團前陣子準備赴美IPO上市，結果卻出了問題，因為牽扯到四十年前一樁聽說十分詭異以至于政府都無法判決的舊案，我們在緘默期被人舉報，南極集團的上市招股書被紐交所打回了，無限延期，到現在依舊未查清楚案件究竟如何。而無法上市就意味著我們PE輪時的幾大財團不能套現。因而現在整個集團公司的董事局六個大股東為了能盡量保住自己的投資，開始為多撈股權而爭斗不休，搞得整個公司是內憂外患?！?/p>

如表4所示,本文采用非加權下的專利申請數量對數衡量城市創新水平(b),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替換變量。此外,高校教師數量是衡量高等教育規模的重要測度變量,因此本文也采用相同的測算方式計算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指數(b),以此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替換變量。從表4中替換被解釋變量的第(1)列回歸結果來看,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P<0.01)。從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第(2)列回歸結果來看,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也依然顯著為負(P<0.01)。這意味著即使考慮替換變量的測度方式,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影響依然呈現出負向作用,H1得到驗證。

表4 相關穩健性檢驗

2.考慮對外開放程度進行穩健性檢驗

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資技術的引入,但基于“污染天堂”假說,也可能成為落后產能的承載地而抑制城市創新,這有待于進一步檢驗。對外開放程度以當期匯率所計算的人民幣外資使用量占地區生產總值比值的對數測度。從表4第(3)列的回歸結果來看,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P<0.01),對外開放程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P<0.01),表明“污染天堂”假說可能是成立的,完善外資結構依然具有必要性。這也再次說明,即使考慮對外開放情況,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影響仍然呈現出負向效應,H1再次得到驗證。

3.考慮政策沖擊

中央政府在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開啟了四萬億財政的振興計劃,盡管這種強勢的政策干預措施保障了中國經濟在危機背景下的逆勢上揚,但由此所帶來的地方債務高企、資本錯配等問題也必然對城市創新帶來深刻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數據的時間范圍限制在2009年以后進行回歸。從表4第(4)列的回歸結果來看,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P<0.01),意味著即使考慮重大社會沖擊,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抑制影響依然存在,H1再次得到證明。

4.考慮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盡管中國政府在兼顧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上做出了巨大成就,但創新作為一項極具不確定性的社會活動卻深受影響。為此,本文擴展現有數據年限,設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變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年份記為1,反之則記為0,并以多中心指數的交互項形式加入基礎回歸模型中。從回歸結果來看,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相較于基礎回歸在絕對值和顯著性上出現明顯下降,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未帶來直接的調節作用,但卻稀釋了多中心布局的影響,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對城市創新依然存在著影響。不過這并未改變本文的核心結論,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負向效應依然存在,H1最終得到證明。

(三)內生性問題的考慮

盡管本文選取了控制變量,也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但由于潛在的內生性影響,基準回歸結果依然可能有偏差。從遺漏變量的角度來看,某些不可觀測值或者遺漏變量的存在與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結構具有相關性,同時對城市創新也具有影響。從互為因果的角度來看,城市創新水平的提高會促進本地高校的發展,也有利于吸引外部高校人才的入駐,因此城市創新水平的提高也會促進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綜合來看,這些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會使得結論的穩健性欠佳,為此本文通過工具變量法予以完善。

本文選擇省域地形起伏度作為工具變量。地表宏觀上的粗糙度會顯著影響區域的集聚程度[33],基于中國城市數據的研究也表明,區域空間結構會受到自然地理的深刻影響[34]。作為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形起伏度是先天的外生變量。一般而言,地形起伏度越大,社會經濟活動的單中心程度越低,相反,則多中心程度越高?？紤]到該工具變量是截面數據,為此本文加入匯率變量。一般而言,社會活動包括高等教育會隨著區域開放程度的提高向中心區域集聚,相反,開放程度的下降即匯率的提高會削弱這種趨勢,社會活動在區域內部呈現分散的多中心特征[35]?；谝陨戏治?本文選取匯率除以省份地形起伏度,以構建隨時間和對象而變化的工具變量。地形起伏度本文借鑒Ramcharan的研究方法[36],采用省份高程數據的標準差來表示,高程數據源自國際科學數據服務平臺提供的DEM數據。采用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采用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

從表5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否選取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工具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P<0.01),且一階段回歸中的F值分別為18.329和17.887,都大于10,說明以此作為工具變量是合適的。第(3)和第(4)列是基于工具變量的二階段回歸結果,多中心指數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負(P<0.01)。系數大小的變化可能與工具變量的選取有關,但這些變化并未改變本文的核心結論,即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存在負向的影響效應。H1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再次得到了驗證。

(四)異質性檢驗

本文之所以強調高等教育擴張會凸顯其投資拉動屬性,是因為地方政府為了在區際博弈中勝出,選擇此種路徑作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策略是極為可取的。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由于內生增長動力較弱,更會受到這種策略激勵,而對城市創新水平帶來更為明顯的負向影響。東部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憑借其經濟地理優勢和歷史上的人力資本積累,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普遍具有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即使這種格局有所改變,但憑借路徑依賴所形成的巨大優勢,依然是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中部情況次之,西部情況最差。由此,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的抑制作用可能也會呈現由小到大的變化。為此,本文基于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劃分進行了比較。從表6第(1)列至第(3)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回歸系數都顯著為負(P<0.01)。不過相較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多中心化對經濟發展水平最低的西部省份的創新活動影響最大。這意味著通過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以拉動投資是一種有效的短期戰略選擇,但從長遠來看,可能會抑制創新活動而不利于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且會進一步拉大區域差距。本文進一步基于人口規模進行劃分,其結果與區域劃分呈現出相同特征,50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相較于500萬以上1 000萬以下的大城市和1 0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的抑制作用最為明顯。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以高等教育擴張作為投資拉動途徑,的確具有偏好性策略激勵,但從長遠來看,由于創新活動受到抑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影響,區域差距即使在短期內會縮小,但可能會在長期內進一步擴大。

表6 異質性檢驗(一)

本文將高等教育規模在本省城占比最高的城市定義為中心城市,反之則為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也會參與到城市之間的博弈中,但與非中心城市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心城市由于高等教育在省域布局的多中心化,高等教育資源向其集聚的趨勢被打破,這削弱了中心城市的主導地位。因此,綜合來看,多中心化可能對中心城市的影響更大。從表7第(1)列至第(2)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非中心城市的回歸系數為-0.536,中心城市的回歸系數為-1.269,前者的絕對值小于后者,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高等教育多中心化的布局不僅削弱了非中心城市的創新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心城市的創新能力。這種主導地位的削弱還有礙于中心城市對鄰近區域的輻射效應,進而帶來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在創新水平上的雙重損失。

表7 異質性檢驗(二)

權力是影響資源配置的重要因素,考慮到城市行政等級所帶來的權力地位,相較于普通地級市,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等非普通城市憑借其政治地位,在地方政府的博弈之中更具有先天優勢[37]。因此,多中心化即使會對其帶來負向影響,但具備更高行政級別的非普通城市所受的負面影響會小于普通城市。從表7第(3)列至第(4)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普通地級市的回歸系數為-0.372,非普通城市的回歸系數為-1.529,前者的絕對值遠小于后者,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多中心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在行政級別不同的城市之間也存在差異,這會進一步拉大區域之間的潛在差距。

(五)機制檢驗

本文進一步對機制做出檢驗。首先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A設施建設規模以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衡量(億元),數據來自歷年城市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表8第(1)列的回歸結果為正,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多中心化促進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和上文分析的情況一致,具有投資拉動屬性的高等教育擴張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重要策略選擇,多中心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投資建設規模也越大。本文進一步檢驗省域知識溢出的網絡外部性作用。學術會議對知識溢出的重要性已經得到相關研究的證實,也常被作為知識溢出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以省域學術會議舉辦次數的對數,作為省域知識溢出程度的測度指標,相關數據來源于冷萱等的整理[38]。表8第(2)列的回歸結果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多中心化促進了省域內部的知識溢出。結合上文的分析來看,多中心化進程推動了網絡外部性的發展,促進了省域層面的知識溢出,這是多中心化進程的有益之處。本文進一步檢驗城市層面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作用。城市高等教育規模以在校學生人數的對數衡量。表8第(3)列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這和經典的教育經濟學理論相一致,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能夠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等經典途徑促進創新活動。

表8 機制檢驗(一)

但這還不足以完全證明本文的研究假設,為此以考慮調節效應的機制檢驗進行考察。本文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基礎設施建設與多中心指數的交互項,同時對相關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2)“c_”表示中心化處理,下同。。從表9第(1)列的回歸結果來看,交互項的系數和多中心指數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擴大會加劇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負向效應,投資拉動擠出了城市創新活動,H2得到驗證。加入省域知識溢出與多中心指數交互項進行機制檢驗,表9第(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多中心指數顯著為負,求其偏導的系數情況為1.007省域知識溢出-1.940,中心化后省域知識溢出的極大值為0.985,那么最終的系數值為-0.948。這意味著盡管省域知識溢出促進了城市創新活動,但其正向效應并不足以克服多中心化布局所帶來的負向影響,H3得到驗證。再加入城市高等教育規模與多中心指數的交互項系數進行機制檢驗,從表9第(3)列的回歸結果來看,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即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不僅沒有改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負向影響,反而加劇了這一過程。這并不意味著經典的教育經濟學理論不成立,而恰恰說明,高等教育擴張是一種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當孤立考慮這種擴張現象而不察其自身所具備的博弈特征時,會忽視掉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對城市創新水平的負向影響,H4得到驗證。

表9 機制檢驗(二)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04—2019年23個省份231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基于匯率、省份地形起伏度構建工具變量的內生性檢驗,考察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對城市創新水平的可能影響。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盡管現有研究表明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城市創新水平有正向影響,但在更為宏大的省域層面,這種規模擴張會對省域高等教育布局帶來何種影響,卻并未給予足夠關注。實際上,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不僅僅發生在省域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也逐漸參與其中,高等教育的省域空間布局開始呈現去中心化的多中心特征,這在已有研究中鮮有提及。同時,現有文獻由于忽視這種宏觀空間布局的變化,并未察覺到這種變化背后由于地方政府的博弈對區域創新所帶來的負向影響。實際上,高校作為典型的資源依賴型組織,在權力關系中不得不迎合政府意志而欠缺相對獨立性。同時,高校規模擴張由于具有投資拉動屬性,日益成為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并直接推動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多中心化進程,二者互為表里,這將有礙于高等教育擴張所帶來的規模效應,進而對省域內部城市的創新水平帶來負向影響。

第二,基礎設施建設的擠出效應是一個重要的作用機制。教育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認為,發展高等教育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因為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有利于通過技術擴散、知識溢出和區域人力資本提升等途徑提高區域創新能力。但該觀點并未注意到,欠缺自主性的高校擴張在地方政府的權力博弈中,正日益成為一種隱蔽的投資拉動模式,由此所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將擠出可能用于城市創新活動的資源要素投入,最終抑制城市創新。此外,基于空間經濟學的網絡外部性觀點,隨著高等教育布局多中心程度的提高,創新影響將突破地理邊界,形成知識互為溢出的空間網絡。但在現實中,省域的多中心化進程其實也是地方政府競爭在省域空間的呈現,盡管這種布局促進了省域知識溢出,但也削弱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對城市創新水平的促進作用,最終得不償失,調節效應有限。城市創新雖能夠通過集聚外部性等受益于城市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但和省域知識溢出一樣面臨著相同的困境,最終對城市創新水平帶來負向的調節影響。

第三,從異質性研究來看,現有文獻多強調均衡布局在推進區域公平中的重要性,這種空間戰略所暗含的假設是,不同城市之間只存在規模差異,只要對此差異予以調整,不同城市的效率表現會最終趨同。本研究認為,呈現均衡特征的多中心布局看似能夠促進區域公平,縮小區域差距,但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對于經濟發展水平更差、行政級別更低的城市存在更為明顯的負向影響;對于情況良好的中心城市,多中心布局降低了其集聚規模效應,也間接削弱了對臨近區域城市創新水平的溢出效應。不同城市的情況不盡相同,尤其是在博弈中處于劣勢地位的普通城市,規模擴張所帶來的促進效應漸漸被扭曲,看似追求公平的多中心布局,會忽視城市自身的異質性而事與愿違。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優化省域內部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構建具有明確差異化的區域協調戰略。突出中心城市的首要地位,著力促進高等教育資源在中心城市的合理集聚,同時加大政府在基礎研究領域的科研經費投入,助力建設高水平科研機構和研究型大學,以提升中心城市在知識創新、知識溢出等方面的原始創新能力,打造省域高等教育的創新高地和人才高地,主動打破區際壁壘,更好發揮中心城市高校在區域創新上的輻射帶動作用。非中心城市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中小城市,面臨高等教育整體分布不均衡、省內布局較分散、發展水平偏低等現實困境[39],應更多建設面向產業發展的應用型大學,準確識別區域稟賦,增強自身對中心城市知識溢出的承接能力,形成地方企業與地方高校的有效合作機制,實現地方高校擴張與產業稟賦相結合的特色化發展,以放大比較優勢,引領具有區域特色的稟賦創新,最終提升區域整體的創新水平。

第二,推動有為政府的制度構建,防范高校發展的短視化傾向?！氨榈亻_花式”高等教育擴張所帶來的多中心布局,本質上也是地方政府政績觀呈現于空間領域的新形式。但高等教育不是工業產業,需要社會各界久久為功。建設有為政府應警惕短視化傾向的制度設計,關鍵之一在于化解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與高校積淀屬性的潛在矛盾,防范地方政府將高等教育擴張異化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新模式,進而減少過度的基礎設施建設,避免地方高校和學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引導高校長遠發展。尤其是在資源投入方面,需要制定更具穩定性的財政支持措施和政策規劃,提高基于高校屬性和地方稟賦的經常性投入在高等教育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以高校自身的高質量發展促進城市創新。

第三,尊重高校的主體性地位,推進高校權力結構的學術化轉向。通過建立不同層級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權利與責任清單,明確高校與政府的權責邊界,減少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和空間布局上的過多干預,從而避免政策主導擴張下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和城市創新效率的降低。對于高校來說,應準確認識到“底部沉重”“松散聯合”的大學組織特征[40],著力協調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潛在沖突,推動“科層治理”向“學術治理”轉變。高校在謀求內外權力平衡的組織發展過程中,既要正確行使行政權力以應對外部環境,也要更好地發揮高校學術組織對區域創新活動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