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

謝雨宸,王 鑒

(1.陜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西安 710062; 2.杭州師范大學 經亨頤教育學院, 杭州 311121)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盵1]28“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盵1]33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科技與人才的集中聯結點和重要交匯處,被賦予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引領社會文明進步、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的新使命。面對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目標新要求,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事關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然而,受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和高等教育布局的影響,東西部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在加劇,西部高等教育是整個高等教育中的短板。要切實發揮高等教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龍頭作用,就需要實現西部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厘清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短板,以底線思維破解制約其發展的內生困境,在特色化道路上積蓄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探索新使命引領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之路,對于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和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對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啟示

(一)中國式現代化為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新的思想啟示

在過去兩百年的時間里,西方發達國家率先經過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引領世界的現代化進程。西方式現代化從最初通過發動戰爭進行殖民掠奪到后來形成利益集團對非西方國家進行資本剝削,是非文明型現代化道路。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先在性和傳統蘇聯模式的崩潰更加深了后發國家遵從西方現代化“最佳模式”的天真信念,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夢想就是走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但鮮有成功者。布萊克指出:“沒有兩個社會以同一種方式實現現代化——沒有兩個社會擁有相同的資源和技術、相同的傳統制度遺產、處在相同的發展階段以及具有同樣的領導體制模式或同樣的現代化政策?！盵2]不同國家實際情況的特殊性、歷史文化的多樣性、要素稟賦的差異性決定了現代化道路的多元化。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轉變,成功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作為偉大復興行動綱領的黨的二十大報告,總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鮮明特征: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22-23。

中國式現代化從方法論和認識論創新的高度,為進一步實現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和調整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戰略提供了新的思想啟發。在方法論意義上,現代化不僅僅只有西方一種模式。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植根于中國土壤,彰顯中國制度特色、文化特點和價值特征。構建適配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強國,既應具備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共性特征,也應立足中國特色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現代化體系,更應考慮到具有本土“基因”的高校在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區域差異性,構建具有多樣化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高等教育體系。在認識論意義上,現代化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邁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充分發揮后來者優勢、換道超車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縮小差距、領先突破和自立自強的高質量發展,并致力于解決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國家發展與大學變革是一組無法相互剝離的議題。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統籌謀劃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應有之義,理應以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作為斬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社會公平、夯實發展基礎、積蓄社會發展動能的戰略抓手,從自身發展的小邏輯轉變為主動服務服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邏輯。

(二)西部高等教育發展需要走一條特色化發展道路

高等教育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教育強國建設的龍頭,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戰略先導作用,是人才科技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沒有西部高等教育的現代化就不能言說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作為高等教育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短板,西部高等教育必須走出一條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務西部的特色化發展之路。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在西部必須采取特殊的政策,處理好高等教育發展中的“東西部差別”“校際差別”“群體差別”等問題。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不僅在建設過程中不能忽視區域高等教育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更要實現包括西部地區在內的整體現代化,尤其是在面向西部地區、民族地區以及面向鄉村教育發展的西部高等教育要與“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相配合。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也要在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優先重點扶持西部高等教育發展,形成同整個西部大開發、西部的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相關的西部高等教育特色化發展。國家先后出臺的《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計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2012—2020年)》《新時代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性文件,為切實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水平創造了良好條件,指明了發展方向。最近,教育部發布的全面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蘭州倡議》,再一次明確提出將發展中西部高等教育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和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發展重點,走特色化發展之路,以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興補齊中國式現代化教育強國建設的短板。

二、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三大短板”

為實現西部高等教育的差異化發展、特殊化發展和特色化發展,研究選取東中西部地區(1)東部為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中部為黑龍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按西部大開發計劃既定以及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協調的范圍,西部由四川、云南、貴州、西藏、重慶、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內蒙古和廣西12個省份及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構成。高校分別在一流學科建設、國家級平臺搭建與高層次人才引育方面的“長板”要素,通過數據處理對比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現狀,發現東西部地區的“長板”要素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這使得西部高校原本的“長板”要素處于明顯弱勢,“長板”變成了相對意義的“短板”。

(一)學科建設之“短板”

推動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要著力加強適應西部地區發展需求的學科建設[3]?！耙涣鲗W科”建設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判斷西部高校是否為“雙一流”高校的重要依據。雖然政府不斷加大行政干預力度與范圍,力圖消解“雙一流”建設過程中對西部高等教育的負面影響,但實力較弱的西部高等教育在這場博弈之中處于明顯不利的地位。

1.“一流學科”建設數量較少

如表1所示,西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數量較少,既體現在兩輪“雙一流”評估中東西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數量差距的擴大,也表現為西部高校之間的內部不均衡,更體現在西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數量少和公開警示學科數量多。首先,西部“雙一流”建設高校數量少。兩輪“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數從2017年的140所增加至2022年的147所,幾乎占據全國“半壁江山”的西部12省區在“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中僅有28所。東西部“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數量的差距體現在第二輪東部高校數量占比增至62.58%,唯獨西部高校數量卻沒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部12省份之間“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數量也存在較大差距,四川、陜西各有8所“雙一流”高校,廣西、云南、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僅有一所“雙一流”高校。其次,西部高?！耙涣鲗W科”入選比例低。全國“一流學科”建設總數從2017年的465個增加至2022年的517個,西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數量從2017年的51個僅增至2022年的55個,占比從10.97%下降至10.64%;東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數量占比從2017年的71.18%增加至2022年的71.57%。兩輪“一流學科”建設中,東部高校的一流學科建設數量分別是西部高校的6.49倍和6.72倍。在第二輪“雙一流”新增建設學科中,西部高校僅陜西和重慶各有3個和1個新增學科,其他省份“零增長”。最后,公開警示學科數量相對較多。東中部各有1所高校的一個學科被撤銷調整到同一學校的其他學科。因相比同類學科在整體發展水平、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成長提升程度方面相對偏弱,新疆、寧夏、廣西、內蒙古、西藏共有5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合計6門學科首輪建設成效未達到預期,面臨撤銷風險。新疆大學由于“一流學科”建設力度不夠,兩個“一流學科”被警示。被警示的高校需對相關學科加強整改,2023年接受再次評價,屆時未通過的,將調出建設范圍[4]。這也警醒西部獲得“一流學科”建設的高校要清醒地認識到所有高校均有可能獲得“一流學科”建設的機會,但所有“一流學科”也可能在“雙一流”建設中面臨被“調整”或“撤銷”的風險。

表1 “雙一流”建設高校與學科建設區域分布情況表

2.“一流學科”轉型發展失利

西部高?！耙涣鲗W科”特色化優勢彰顯不足,尚未在科學尋位和精準定位中實現差異化的分類發展。首先,西部高等教育自定學科比例高且轉型發展失利。從“一流學科”建設的類別看,首輪“一流學科”建設類別包括非自定學科和自定學科。非自定學科是根據國際國內權威學科評估結果與大學學科評價結果遴選的,注重一級學科整體實力,排名在前2%。自定學科是基于國家宏觀調控和相對優勢的邏輯進行布局的,即將尚未達到一流學科建設標準的學科,經由具有一流學科建設資格的高校自己確定并報國家批準的。如表2所示,西部共計有14所高校以自定義形式入選“一流學科”建設,有18個自定學科,自定學科高校占比高達50%,占入選學科總量的35.29%,遠高于東中部高校占比。最不能忽視的是,在第二輪“一流學科”評估中,西部地區6個公開警示學科均是自定學科。

表2 以自定學科形式入選“雙一流”高校和自定學科的數量及占比

其次,在精準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和振興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使命中,西部高校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和綜合學科建設沒有體現特色化和差異性。從“一流學科”新增學科類別看,第二輪“一流學科”建設進一步凸顯精準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加強基礎學科建設,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第二輪新增加的52個建設學科中,基礎學科中物理學增加3個、生物學增加2個、數學增加1個,應用型學科中臨床醫學增加4個、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和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各增加3個、材料科學與工程增加2個。西部高校新增的僅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和畜牧業“新農科”建設、西北工業大學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的“新工科”建設、西南大學教育學和西北大學考古學的“新文科”建設。最后,從原“985工程”高校全國第五輪和第四輪學科評估情況看(2)2022年第五輪學科評估結果未向社會公布,本研究對照原“985工程”高校官網整理出第五輪學科評估結果,其他高校數據缺失或不足。,西部地區A類優勢學科明顯不占優勢,增長率高,但總量偏低(見表3)。盡管陜西、四川的高校A類學科總量較高,均為25個以上,但是甘肅和重慶的高校A類學科總量偏少,其他省份甚至沒有。由此可見,西部高校在未來的學科轉型發展中仍會面臨同東部地區差異懸殊的強度競爭,更可能因特色化學科優勢彰顯不足而加劇學科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如何通過學科特色化發展和差異化轉型破解其雙重困境成為西部高校學科建設任務的重中之重。

表3 第四輪和第五輪原“985工程”高校A類學科評估情況

(二)科研平臺建設之“短板”

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已成為衡量地區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更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舉措。全國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等標志性平臺在國家重大科技規劃戰略中扮演著科技攻關的排頭兵和領路者角色。為更好地服務國家和行業戰略需求,聚焦解決社會發展中“卡脖子”的技術問題,科技創新平臺正面臨新的管理體制、運行模式的重大調整或重組困境,平臺功能有待提升。

1.科技創新平臺供給不足

西部高校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數量供給不足。如表4所示,從全國重點實驗室看,國家重點實驗室自2022年5月首批20個標桿全國重點實驗室獲批建設,到2023年6月至少已有151所高校成為依托單位或共建單位獲批或重組全國重點實驗室。不同地區全國重點實驗室分布情況為:東部27所大學獲批或重組87個,是科研資源最集中的地區;西部12所大學僅有28個,占實驗室總數的18.54%。從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看,2021年國家發改委分兩批對349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國家工程實驗室開展了優化整合工作,對兩者整合重構、合理歸并,最終191個獲準納入新序列。其中高校牽頭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共計52個,西部4所大學僅有5個,占比9.43%。從科技部批復成立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看,西部僅有12所高校牽頭的15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占比也遠低于中東部地區。上述3類國家級創新平臺肩負著從科學與工程研究到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的不同功能,西部高校平臺供給不足反映了科技創新力量的相對薄弱。此外,從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看,全國151個研究基地分別分布在66所高校中,有105個研究基地分布在東部地區38所高校中,占比達69.54%,集中在北京、上海,西部地區僅有16個研究基地分布在12所大學中,占比僅為10.59%。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東部地區高水平基礎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力量強于西部地區。

表4 我國東中西部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情況

2.平臺布局結構差異大

西部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在地域或大學布局中存在高度集聚化傾向,研究領域依托區位優勢和特色優勢的特征明顯。如表5所示,科技創新平臺在地域上集中分布在成都、西安、重慶和蘭州的部分“雙一流”高校,少數分布在西部其他省會城市的個別高校中。在研究領域上,科技創新平臺主要依托在地資源優勢、文化特征和國防科技戰略發展等區位優勢。如蘭州大學的草種創新與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等依托于所在區域獨特的自然地理地貌,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依托于所在區域的歷史文化特征,空軍工程大學的航空動力系統與等離子體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等以服務國防科技戰略發展需求為主。同時,也有部分科技創新平臺依托所在大學長期建設和發展的強勢學科和特色學科。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3個全國重點實驗室同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等學科互促互建,云南農業大學的農業生物多樣性應用基礎國家工程中心同農學類學科高度相關。

表5 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建設情況

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的布局結構,既受國家政策支持和建設需要的影響,更與平臺建設是否服務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但其立足點依舊是以特色研究為主。這是西部高校相較于東部高校形成比較優勢的原因。西部高校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無論在整體上還是局部上都存在數量較少、布局優勢尚待凸顯等問題。究其原因,一是源于科技創新平臺以學科發展為依托,具有交叉學科或跨學科屬性,其布局結構與“一流學科”分布情況高度相關;二是重組的全國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優先關注人工智能、電子信息、能源安全、前沿特色等領域,而已有的科技創新平臺缺乏學術生長點,研究方向需要拓展,特色發展需要加強,西部平臺建設的競爭態勢不斷加劇;三是科技創新平臺傾向于多單位協作或不同主體主導的多類型平臺共同發展,其建設程度既與區域產業經濟、企業科研能力相關,也受高層次創新人才的影響。因此,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領域中,對于數量相對較少的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而言,在以多主體運行模式中知識生產方式的轉型變革、以特色化建設實現國家和西部大發展的使命和任務、尖端科研設施建造、緊密結合國計民生的產學研創等方面的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人才隊伍建設之“短板”

1.師資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結構亟待優化

如表6所示,首先,西部高校雖然承接東部地區人才逆向回流的溢出效應,但整體上仍面臨“流入容易留住難,流出多流入少”的困境。人才逆向回流指從人才聚集優勢地區向劣勢地區流動。東部人才逆向回流并不意味著從較高平臺向較低平臺的流動,主要流向西部較高平臺。但西部高校依舊沒有改變人才流失的總趨勢,特別是“雙一流”建設實施以來的“搶人大戰”更加劇了西部高層次人才流失和人才隊伍斷層。在高層次人才培養上依舊如此。從博士就業區域差異來看,與東、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博士人才流失相對更多;從博士就業地域分布趨勢來看,1996—2020年西部地區博士人才流失趨勢逐漸增強[5]。其次,西部高校教師隊伍建設質量低于東部地區。我國研究生導師隊伍由2012年的29.8萬人增加到2021年的55.7萬人,結構不斷優化,質量穩步提升,但西部地區研究生導師比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21年高校專任教師的學歷層次和教師職稱來看,東部高校專任教師隊伍的博士化率為56%,遠高于西部的19%;西部地區正高級職稱占比為22%,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校高級職稱教師總數與占比上,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是西部地區高校的2倍多。最后,西部高校教師隊伍結構失衡。相較于東部地區的倒金字塔結構,西部高校教師職稱結構和學歷結構呈金字塔形狀。即西部高校正高級教師比重依層級低于副高級及中級以下,具有博士學歷的教師比重依層級低于碩士及以下學歷教師。

表6 2021年高校專任教師學歷和專業技術職稱情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1年教育統計數據。

2.高層次創新人才匱乏,制約創新團隊建設

西部高等教育面臨高層次創新人才先天不足與后天劣勢的雙重困境,表征為高層次創新人才匱乏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乏力。一是相對于東部地區,高層次創新人才短缺。在全國兩院全職院士、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各領域高層次人才計劃中,東部地區拔尖人才明顯多于西部地區。以2022年各省份兩院院士人數統計為例,全國共計2 754人,其中東部地區1 776人,中部地區711人,西部地區267人,僅占總人數的9.69%。兩院院士人數最多的江蘇高達500人,而整個西部地區僅有267人(四川96人、陜西60人、重慶38人、云南16人、甘肅15人、內蒙古13人、廣西12人、貴州10人、新疆4人、寧夏2人、西藏1人,青海則沒有兩院院士)。二是西部高層次人才集聚在陜西、四川、重慶等西部省會城市(直轄市)的雙一流高?；驀壹壙蒲袆撔缕脚_中。如2021年陜西高校共有兩院院士48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入選者239人,國家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入選者237人,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入選者177人[6]。西部高校高層次創新人才的相對聚集,與一流學科建設和國家級平臺搭建情況呈正相關。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反哺”人才培養[7]。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離不開作為“關鍵少數”的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發揮“領頭羊”“排頭雁”作用。全國重點實驗室多以兩院院士、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長江學者等為學術帶頭人組建科研創新團隊,匯聚各領域國家級人才,整體具備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的基礎。擁有一流學科和各類國家級創新平臺的高校更容易形成以才育才的格局,有利于青年骨干人才、研究生的培養和創新團隊的優化組建,但高層次創新人才匱乏的西部高校難以支撐學校的學科建設和平臺建設。因此,學科建設和平臺搭建相對弱勢的西部高校更容易陷入難以聚集和培養高端人才的惡性循環中。

三、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

面對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困境,應提倡從自身發展的小格局式的“追趕思維”向服務經濟社會的“不可替代思維”的大格局轉變,通過補齊特色化發展短板,走特色化振興高等教育之路。學科建設、平臺搭建和人才引育均要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務西部,形成學科、平臺、人才三者之間的“循環互促”和“融合聯動”,以此支撐和引領現代化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如圖1)。

圖1 補齊西部高校特色化發展短板的“一體兩翼”

(一)重構學科創新集群新生態體系

深入推進新一輪西部高?！耙涣鲗W科”建設,兼顧“以量謀大”和“以質圖強”,以分類發展支持學科建設,以特色發展提升學科質量,以集群發展提升服務能力,加強西部高校學科發展的頂層謀劃、交叉融合和結構優化,形成“點、線、群”相結合的學科創新集群新生態體系。

1.以分類發展支持學科建設,促進區域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

高校的學科發展基礎和類型差異決定了政策支持分類化和發展建設多樣化。分類發展、分類建設是促進西部高校形成學科特色的前提,西部28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中有50%的高校通過自定學科建設的方式獲得支持。西部高校自定學科不僅是對以往重點建設學科身份的繼承以及基于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區域均衡布局考量[8],也是基于組織內部的學科歷史、學科聲譽、學科相對優勢選定的特色學科。從頂層設計看,國家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點帶面”激活西部高校學科建設活力。如培育具有發展潛力、服務西部的特色化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支持具有西部特色且實力較強的但還不符合一流學科標準的西部高校,使之能夠盡早進入國家“雙一流”建設行列。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要深入推進以分類發展為重心的供給側改革。進一步建立分類支持、分類建設和分類評價的學科體系,引導西部高校將精力和重心聚焦到特色學科的優勢方向、新興學科的創新領域和交叉學科的實質突破上;鼓勵和支持有建設基礎的西部高校瞄準科學前沿和關鍵技術領域優化特色學科布局,重點建設《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中國家急需或重點領域學科專業;通過評估和服務等直接方式加強“一流學科”的建設,通過動態調整的方式替換沒有發展建設潛力的其他學科,以強有力的支持與問責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對各個環節展開監測,真正激發西部高校學科建設自主性、內生性動力,實現提質增效的目標。

2.以特色發展提升學科質量,推動西部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制度理論認為,在組織生命周期的初期,組織形態會存在很大差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組織的結構和實踐會表現出驚人的同質性[9]。當前,一些西部高校在“雙一流”建設進程中出現了舍本逐末的傾向,忽略體現自身特色的學科建設,轉而去追逐東部頂尖大學的優勢學科。學科建設不是“新”即“好”,“全”即“強”,“大”即“特”。辦好一個人無我有、你不擅長我擅長的學科,才是西部高校真正的出路。西部高校需以“一流學科”建設為牽引,以增量改革撬動存量優化,注重特色化發展,采取集團化發展方式,帶動西部高等教育整體學科的進步。具體而言,需要促進學科發展綜合化,建好特色學科專業集群。這需進一步以國家重大戰略、關鍵領域、社會重大需求為重點,重視基礎學科創新發展和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找準學科特色化發展的生態位,將西部學科特色轉化為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這意味著不能按照標準性質量觀、目標性質量觀等外在指標評估“一流學科”建設成效,而應以“需求導向,聚焦服務貢獻”[10]的“增值性質量觀”評價學科建設成效。

3.以集群發展提升服務能力,實現西部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

“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聯結與協調是高等教育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盵11]大學社會服務的職能最直接地體現在大學學科以社會其他組織或機構為對象開展的人才培養工作和科學研究活動上。學科集群發展遵循內在學科發展規律和外部社會發展需求的雙重邏輯,以人才培養工作和科學研究活動為核心,達成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經濟社會發展與實現人的發展的多重目的。西部高校的知識生產新模式應以跨學科知識集群式發展超越單一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并且擴展學科應用的外在邏輯,將學科發展與社會需求、知識創造價值接軌,“重點發展國家急需、與區域經濟社會契合度高的學科和專業,新建一批體現西部特色的區域學科集群、國家實驗室和學科創新基地”[12]。在知識生產過程中,西部高校學科集群發展需以共治、善治為價值追求,政府—大學—企業—公眾等利益相關者應共同圍繞學科知識生產、傳播、創新與應用等方面進行資源多維重組、統籌配置、互聯共享,提升其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貢獻力和支撐度。如以區域產業需求為導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以新農科建設為核心,助力西部鄉村振興;基于西部歷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風土人情,陜西師范大學以新文科建設為核心,弘揚西部歷史文化傳統和人文特色;基于西部地區地緣特征和自然資源,蘭州大學以新工科和新農科建設為核心,加強化學、大氣科學、生態學、草學等專業集群建設,有力地推動了西部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形成“合縱連橫”的戰略平臺新格局

高質量科技創新平臺建設作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部高等教育在特色化道路上積蓄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具有重要意義。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的發展方式需從傳統的“競爭性爭奪”向“協同式發展”轉變,通過頂層設計與底層聯結形成具有系統化和整體性的“點、群、域”合縱連橫的創新平臺新格局。

1.建平臺,突出質量提升的戰略目標

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供給結構性失衡,東西部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公平與質量問題日益凸顯,亟須從公平和質量提升的角度搭建科技創新平臺。從頂層設計角度,國家應加大政策性扶持力度和制定補償性傾斜措施。這種支持不是強調“一刀切”的平等性公平,也不是強調“配給”的差異性公平,而是在平等性公平與差異性公平之間保持一種張力,以全面支持、競爭支持和特色支持的方式促進創新平臺的特色發展。這樣既可以讓處于明顯弱勢地位的西部高?？s小與東部高校的差距,又能激發平臺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從底層聯結角度,西部高校應突出特色化科技創新平臺建設。重組的科技創新平臺因其主體多元而成為具有多層面、非線性、自組織等特征的復雜系統,因而具備適應變化和驅動創新的能力。西部高?？萍紕撔缕脚_應提倡堅持創新驅動和跨界融合的治理理念,通過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務西部體現自組織的優越性。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實現創新平臺的自我革新,從而形成促進教育、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支持跨學科、跨產業、跨主體融通的平臺建設,實現各類創新資源的有效協同。如蘭州大學草學不僅是一流學科,還依托全國重點實驗室對其進行建設,但放之全國,在學科建設和平臺創新等方面與東部高校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在青海、甘肅、陜西、內蒙古等地高校建設草學,更適合聯合在一起建設,如此才能在高校中打造較高的平臺,進而形成其他高校都在追逐的“高峰”。

2.促集群,堅持協同發展的戰略格局

在構建國內大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科研創新平臺的集群發展有助于形成協同發展的戰略新格局。平臺集群化發展應超越“圍墻”限制,打破高校間、區域間或高校與社會間的壁壘。一方面,西部高校以科研平臺集群為基點,基于“聚散模式”增強東西部高校的“聯動性”,縮小創新平臺搭建的差距。鑒于西部高校國家級科研創新平臺多集中于西安、蘭州、成都、重慶等地,應依托區域內的集群相互借力、相互合作,引領和推進西北、西南地區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如西藏、新疆、寧夏、內蒙古、云南等鮮有全國重點實驗室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科研服務能力相對薄弱,可以通過制度機制與政策性供給和支援合作的方式,實現智力資本的多點投資和多方共享。另一方面,西部高校應以“大學—產業—政府—公民—社會”為主的五重螺旋創新生態系統[13]為依托,構建具有多層次、多形態、多節點、多主體和多邊互動的集群創新平臺。正如克拉克·克爾所認為的那樣,“高等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是社會的一部分”[14],西部高校應協同多方力量建設科學與工程研究類、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類、基礎支撐與條件保障類科技創新體系,“開展基礎性、原始性和應用性的科研創新活動,滿足企業、用戶和環境的技術創新需求”[15];建立新型產學研合作轉化機制,注重成果的轉化生成,打通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之間的壁壘;推動自身從功能相對單一和封閉保守的“象牙塔”轉變為知識創新和服務社會的“共同體”,引領西部高等教育振興和服務國家創新發展。

3.強協作,堅持對外開放的發展策略

當前,我國正處于以創新為主導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模式轉型時期,西部高校應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不斷提高自身對外開放水平,提升協作交流能力。在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上,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為西部高?？蒲袆撔缕脚_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企業合作層面的國際科研合作。西部高?？蒲袆撔缕脚_應立足西部地區,注重國家建設與專業發展前沿趨勢,“以共同面臨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共建科研團隊和智庫平臺,促進技術與成果的轉化,形成良好的學術共同體”[16],使自身從對外開放的“神經末梢”變為走向國際的“前沿陣地”。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與教育雙向賦能帶來新的發展機遇[17],人工智能創新虛擬鏈可以幫助西部高校擺脫地域和信息差劣勢,通過網絡互動和協作的方式,將科技創新平臺的資源整合視角拓寬至全球。這意味著西部高校需進一步擴展平臺合作網絡,既要在國內縱橫交錯的平臺布局中謀求協同發展和分類建設,更要在注重本土知識產權保護與網絡安全的前提下,尋求國際教育科研合作機會和國際高科技人才合作途徑,建立覆蓋多個區域的國家級學術交流平臺和網絡知識生態集群,實現不同國家、區域間創新平臺的優勢互補與深度合作,推動西部創新平臺的專業化和特色化發展,不斷提高教育對外開放的實際效益。

(三)打造一流自立自強人才新方陣

西部高等教育要實現人才引育秩序的良性循環,應注重“外引”和“內培”人才相結合,激發西部高校吸引人才的“聚集力”,激活西部高校人才創新的“能動力”,打造一流自立自強人才新方陣。

1.激發西部高校吸引人才的“聚集力”

人才有序流動是激發人才創新創業創造活力的重要保障,是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是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重要內容[18]。 對西部高校來說,無論是解決人才穩定問題、看待人才流出現象還是設計人才引進政策,都應該確立和堅持市場化思維的決定性地位[19]。為提高教師隊伍建設質量、優化隊伍結構,西部高校首先應激發吸引人才的“聚集力”,不僅要外以崗位晉升、工資福利和物質保障等“硬支撐”吸引人才,更應著眼“軟實力”的全面升級,通過優勢學科建設、頂尖平臺打造為高層次創新人才引育提供支撐,在學科“高原”和平臺“高地”的兩翼帶動下,形成“以才引才、以才育才”的人才引育新格局。這包含兩種發展邏輯:外引高層次創新人才形成聚類效應和內育人才自我造血形成裂變效應。一方面,高層次創新人才形成聚類效應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產業集群、全國重點實驗室、科技創新中心等創新知識集群網絡對創新型人才更具吸引力。為避免人才集聚的負效應,西部高?？刹町惢M多學科多領域的創新人才形成專業共同體,滿足學科集群轉型建設和搭建“合縱連橫”的創新平臺對不同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西部高校應搶抓人才發展戰略的機遇,在自主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國家高端人力資源方面進行戰略性布局,為西部“四新”學科建設和戰略平臺轉型提供人才支撐。與此同時,“高校內部要進行人才培養體系的重構,構建以能初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培養模式及能夠匹配產教融合的組織模式;要打破普通高等教育體系的相對封閉性,構建新型的人才培養供應鏈,營造新型產教研融合生態”[20],為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2.激活西部高校人才創新的“能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科學知識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盵21]學科建設和平臺搭建作為“一體兩翼”的“兩翼”,是“人才引育”的基礎,而“兩翼”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質則是人才驅動創新的“能動力”。因此,補齊西部高校特色化發展短板的“一體兩翼”的根本,在于激發西部高校創新人才的活力和人才驅動創新的活力。要使西部高校人才產生集聚效應,首先要以教學學術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作為人才賦能高質量發展的堅實保障。教學學術能力是提升大學教育質量的核心競爭力。教師在教書育人的反思性實踐中提升教學學術能力,可以為大學教學深層變革和育人質量提升奠定基礎。為促進教師教學學術創新能力與科技創新能力相融合,大學知識生產模式需要從傳統的線性化創新模式向具有創造性破壞特征的“顛覆式創新”模式轉變。其次,加強“有組織科研”,增強內源性師資建設和外源性團隊合作的動力。西部高校應鼓勵科研創新團隊從國家重大現實需求中凝練學科問題,開展原始創新研究。同時,要進一步打破學科和機制壁壘,探索更為靈活的跨平臺、跨組織、跨領域資源配置;依托“一流學科—科創平臺—人才集群—產業集群—創新驅動”等多種發展模式,促進教科研創、產學研創的協同創新;組建“科學家+工程師”等多主體合作的科研創新團隊,實現知識和技術的擴散與共享。最后,創新人才分類評價體系,打破“五唯”的評價導向對創新創造活力的阻礙,營造良好的人才驅動創新環境。創新人才評價不僅要把個性化分類評價和發展性動態評價兩種方式結合起來,更要著重以“德育實踐能力—自主創新能力—現實生產力轉化能力的發展”為牽引構建人才分類評價體系,促進西部人才發展與區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推進西部高校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發揮好人才在解決國家和區域重大現實問題中的重要作用。

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問題,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東中西部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問題,而且是關乎國家能否實現高等教育現代化和教育強國戰略目標的問題。探尋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興之道,是一個歷史性的、全方位的、系統性的社會工程,既要向內尋求補齊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短板”,又要努力實現向外發展,發揮學科建設、平臺搭建、人才引育等關鍵要素“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激發整個西部高等教育的內在活力?？偠灾?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從“追趕思維”轉向“不可替代思維”,從硬指標的顯著增加轉向軟實力的全面升級,從自身發展的小格局向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轉變,彰顯自身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特殊價值,全力肩負起共同推進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