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P評估報告解讀：氣候變化對北極地區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新污染物的影響

潘憶遙， 衛立甲， 咸 昊， 陳 雨， 楊瑞強1，，3

（1. 中國科學院 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85； 2. 國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環境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4； 3.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100049）

0 引言

北極地區生態系統相對低緯度地區更加簡單而且脆弱，對全球氣候和環境變化尤為敏感。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北極年平均升溫是全球平均升溫的2 倍，其中10 月—次年5 月期間部分地區升溫甚至更高［1］。北極年降水量也在增加，一些地區降雪減少，降雨增多，海冰范圍減小，多年海冰逐漸被一年海冰所取代［1］。氣候變化也引起了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等現象［1］。同時，氣候變化對于污染物的全球傳輸和分配也會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北極地區污染物的環境行為和歸趨。其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是指一類具有高毒性、環境持久性、遠距離傳輸能力、生物蓄積與放大能力的化學品?！端沟赂鐮柲s》旨在禁止或限制這些化學品的生產與使用［2］。北極地區的污染物監測數據，尤其是空氣和生物體污染物濃度的時間趨勢數據，是化學品是否被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名單的重要評估依據。POPs等化學品的歷史使用大多集中在工農業發達的北半球地區，由于低溫富集作用（cold-trapping effect），北極地區成為POPs類污染物的重要匯區。

2009 年《斯德哥爾摩公約》的POPs 全球監測計劃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可能影響POPs 的時間變化趨勢［3］。模擬研究顯示，氣候變化會對北極地區空氣、土壤和水中的POPs 濃度水平產生影響，但缺乏詳盡的實際環境數據支撐，同時氣候變化對POPs生物積累的影響也是難以通過數值模擬準確分析［4-5］。近些年隨著對北極POPs 研究的不斷深入，有更多的觀測數據支持氣候變化對于北極POPs 的影響評估。在這一背景下，北極監測與評估計劃（Arctic Monitoring & Assessment Programme，AMAP）最新發布了AMAP 2020 評估報告《北極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新污染物（CEACs）：氣候變化的影響》（POPs and chemicals of emerging Arctic concern：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綜述了近年來北極POPs 和CEACs 的相關研究，重點分析總結了氣候變化對于北極POPs 和CEACs 環境行為的影響，并提出對未來研究及政策制定的建議［6］。評估報告中主要包括兩大類污染物：一類是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的POPs 如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多氯代二苯并-對-二噁英（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PCDDs）、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等；另一類是北極新污染物（Chemicals of Emerging Arctic Concern， CEACs）如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和有機磷酸酯（organophosphate esters， OPEs）等。CEACs 雖然目前沒有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但許多研究認為這些化學品是潛在的POPs。

該報告主要從三方面評估了氣候變化對于北極POPs 和CEACs 的影響：（1）氣候變化影響北極POPs 和CEACs 來源（一次源與二次源）；（2）氣候變化影響北極POPs和CEACs傳輸與環境歸趨；（3）氣候變化影響北極POPs和CEACs生物富集與變化趨勢［6］。最后，總結了當前研究存在的問題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本文將主要從上述幾個方面對評估報告進行解讀。

1 氣候變化對北極POPs 和CEACs 來源的影響

氣候變化會顯著改變北極的自然環境與人類的工農業活動強度和范圍，如冰川退縮、多年凍土融化、降水增加、大氣環流改變、河流流量變化等過程，直接或間接影響污染物排放、傳輸和環境行為（圖1）。

圖1 未來氣候變化情景下北極污染物的來源，傳輸和環境行為可能發生的變化［6］Fig. 1 Possible changes of sources， 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contaminants in the Arctic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6］

1.1 氣候變化對POPs 和CEACs 一次源排放的影響

一次源排放指化學品在生產、使用或處置過程中釋放或作為其他活動的副產品向環境的釋放。環境溫度的升高有利于化學品的揮發，從而增強了它們在大氣中的流動性和長距離大氣傳輸（LRAT）的潛力。除此之外，氣候變化也在通過其他途徑間接地影響著污染物一次源排放行為。

氣候變化通過影響人類生產生活增加化學品一次源排放［6］。氣候變化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地點的變化也將導致污染物一次排放源位置的相應變化。氣候變暖使得農業生產范圍向更高緯度地區擴大，隨著農業害蟲數量增多，可能會導致殺蟲劑類污染物（如硫丹、林丹以及一些新的農藥）重新引入或擴大使用。同時，氣候變暖趨勢下，北極的人類活動（如漁業、工業、軍事、航運、旅游）更加頻繁，會導致這些產業相關的污染物［如磷酸三丁酯（tri-n-butyl phosphate， TNBP）和2-乙基己基磷酸二苯酯（2-ethylhexyl diphenyl phosphate， EHDPP）］在當地環境中濃度上升。另外，夏季海冰的減少，使得北極航線成為可能，進而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該地區的局部污染，如石油及化學品泄漏的幾率增加，內燃機污染物排放、廢物排放、船體涂層污染物排放。

除人類活動外，氣候變化所引起的自然環境改變也會影響POPs 和CEACs 一次源［6］。北極地區污水系統較不完善，許多CEACs 直接隨污水排入河口、海岸和淡水系統或長期儲存于污水瀉湖中，但這些瀉湖下面的凍土正隨氣候變暖而融化，無法阻隔污染物進入環境。陸地冰川與多年凍土退化使得可開發資源（如礦物、石油、天然氣等）擴大，進而產生資源開采相關的污染，如基礎設施建設和石油泄漏帶來的POPs 和CEACs 排放。同時，氣候變暖還會導致北極內外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增加，導致POPs 特別是PAHs 的釋放。東歐、北美以及東北亞地區森林火災釋放的POPs 可長距離傳輸至北極地區。

1.2 氣候變化對POPs 和CEACs 二次源排放的影響

隨著全球變暖，在北極凍土、冰雪中長期積累的污染物隨著凍土退化、冰川消融等過程而釋放，稱之為二次源排放。污染物的許多物理化學性質與溫度有關，如POPs 的蒸氣壓、亨利定律常數、分配系數以及降解或轉化速率［7］，因而全球氣溫變化影響POPs 的環境行為。全球氣候變暖直接促進了半揮發性污染物從土壤和水體中揮發，增強了其遷移性并增加了大氣污染程度。極端天氣事件（如暴雨、洪水）通過劇烈的地表侵蝕過程，將土壤所負載的污染物釋放。研究表明，南極洲沿海地區冰雪融化會導致沿海海水中多氯聯苯（PCBs）和其他POPs的凈揮發［7］。北極斯瓦爾巴群島受冰川融水影響的海灣沉積物污染物的輸入通量在1990 年后呈指數上升，這是氣候變化引起冰川徑流增加導致的結果［8］。結合對北極氯化有機磷酯（Cl-OPEs）的空間分析表明，北極近海岸地區的Cl-OPEs濃度更高，表明來自融雪徑流和河流來源的二次釋放過程［8］。

氣候變化引起的污染物再釋放，不僅發生在北極。該報告也關注到其他偏遠的高山和湖泊系統，如歐洲阿爾卑斯山［9］和青藏高原［10］冰川融化引起污染物向湖泊生態系統的轉移。研究表明，DDT 在瑞士奧伯拉爾湖（Lake Oberaar）沉積物中的濃度，在1970 年曾達到峰值，但在20 世紀90 年代又出現峰值，其發生節點與鄰近冰川的加速融化相吻合［11］。青藏高原中部湖泊沉積物中，DDTs和HCHs曾出現過2 次濃度峰值：一次是發生在20 世紀70 年代，與它們的大量生產使用現象相對應；第二次發生在1990—2000 年之間，指示了冰川融化導致的二次源排放。

1.3 氣候變化對北極大氣POPs 和CEACs 濃度水平和變化趨勢的影響

POPs 變化趨勢是評估《斯德哥爾摩公約》實施效果和環境風險評估的重要依據。氣候變化影響下，受《斯德哥爾摩公約》管控的一些傳統POPs 在北極大氣中的濃度下降速度正在放緩，甚至一些污染物短期內出現升高的現象（圖2），可歸因于氣溫變暖加劇了冰凍圈融化，促進了POPs 向大氣的揮發。模型模擬結果表明北極大氣POPs 的二次來源貢獻比例較大［6］。過去15 年間，北極大氣中觀測到的許多POPs 的濃度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北極海水、冰川融水和其他環境中以前沉積污染物的再分配所引起的。氣候變暖引起的海冰面積減少或季節性浮冰提前融化都可能影響POPs 從表層海水向空氣中遷移。加拿大北極地區空氣中α-六氯環己烷濃度的迅速增加，與加拿大群島中部的冰消融同步發生。同時，氣候波動也影響海洋表面流的輸送模式，進而影響北極大氣中POPs的時間趨勢。

圖2 北極冰蓋退縮附近大氣PCBs的時間變化趨勢［12］Fig. 2 Temporal trend of PCBs in air at the coastal site close proximity to retreating ice caps［12］： temporal trend of PCBs in air at the coastal site of Stórh?fei， Iceland in close proximity to retreating ice caps （a）； photograph of atmospheric monitoring sites of Stórh?fei， Iceland in close proximity to retreating ice caps （b）

氣候變化也對北極和亞北極系統產生間接影響［6］。森林火災頻率和規模增加使得空氣中POPs尤其是PAHs 和PCBs 濃度升高?？梢灶A見，由于氣候變化，極端天氣事件（如強降雨、暴風雪和非季節性變暖）將變得更加頻繁。氣候變化背景下人類活動的加劇也會使北極本地源排放增加，促進CEACs排放增加。監測結果顯示一些CEACs（如PFAS、BFRs、OPEs、PAHs）的濃度水平已經在北極地區顯著升高。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下，POPs 長距離傳輸與本地源排放的相對貢獻也發生變化。

2 氣候變化對北極POPs 和CEACs 遷移和環境歸趨的影響

氣候變化可以通過影響環境的物理、化學、生物和生態過程從而對污染物的環境行為產生影響。由于極地地區的環境要素較為簡單，生態環境情景較為單一，所以其具有較低的抗逆性，對于一些外在的環境影響因素較為敏感［6］。

2.1 氣候變化對北極多環境介質中POPs 和CEACs傳輸的影響

POPs 類污染物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向北極的傳輸，包括大氣傳輸、水體傳輸和生物傳輸。氣候變化尤其是全球氣候變暖導致了氣溫升高，大氣環流變化，降水變化，海洋環流變化等一系列環境狀態的改變，進而導致POPs 傳輸強度和傳輸路徑發生改變，也影響到污染物的遷移轉化過程（圖3）。環境溫度升高有利于化學品的揮發，從而增強了它們在大氣中的流動性和LRAT 潛力。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導致的氣溫升高1 ℃將使PCBs等POPs的揮發性增加10%～15%，因此從土壤或冰川中揮發進入大氣的遷移性顯著提高［12-13］。

圖3 氣候變化影響北半球非生物環境中POPs遷移和轉化過程［6］Fig. 3 Climate change influences on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POPs in the abiotic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6］

氣候變化影響候鳥遷徙行為，進而影響POPs遷移［6］。候鳥在POPs 污染嚴重的溫熱帶富集這些污染物，然后到達靠近北極的寒溫帶進行繁殖，通過代謝、換羽、死亡等途徑將自身體內富集的POPs釋放到繁殖地。而氣候變暖使其繁衍地北移，停留時間增加，由此候鳥遷徙行為將會直接轉移大量POPs 進入北極地區。除此之外，海鳥通過捕食、排泄等方式將海洋中的POPs 定向搬運至陸地上。生物遷移活動的規律性使得生物傳輸具有非常強的定向性，因此海鳥活動范圍向北拓展的行為也會增加北極地區POPs的賦存。

2.2 氣候變化對北極POPs 和CEACs 環境歸趨的影響

氣候變化會改變生物地球化學調節能力，進而對污染物的遷移轉化過程產生重要影響。對POPs環境行為起重要作用的浮游植物“生物泵”效應也對氣候變化很敏感［14］。氣候變暖背景下，海冰覆蓋面積的減少使北冰洋中初級生產力得到顯著提高。而POPs 具有疏水親脂性，在海洋中主要以顆粒物吸附態存在，易于被浮游植物捕集。海洋浮游植物的增加將會提升其吸收水體中POPs 的能力，提升了深海沉積物作為POPs 的最終儲存庫的潛力［15］。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地區的部分多年凍土也開始融化，每年的溫暖時期也在不斷增加，植物的休眠時間變短，生長時間增加，因此植物本身蓄積POPs 量也隨之增加［6］。同時，近北極地區部分常綠針葉林也因為適宜的氣候條件向北延伸，增強了植物截留大氣POPs的能力。

氣候變化改變著當地微生物的群落結構，提高了微生物的活性和降解污染物的速率［6］。研究表明北極區域微生物具有降解六氯環己烷（HCH）的潛力［16］，較高的氣溫度會促進微生物降解POPs 的速率。此外，環境溫度升高會導致動物新陳代謝速率上升［6］，如北極鱈魚對于原油泄露導致的PAHs急性暴露的快速生物轉化反應表明北極氣候變暖下增強了部分生物對POPs 毒性抗性潛力。研究表明體型瘦小的北極熊體內PCBs 濃度遠高于體型肥胖的濃度。溫度升高所致的海冰減少增加了POPs 暴露和毒性風險［6］。同時，海冰減少正使北極熊生存環境惡化、覓食困難，北極熊種群中身體狀況不良的個體占比不斷上升，整個種群相對積累了更多的POPs，其毒性風險也隨之增大。然而，由于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復雜性，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北極生物對于POPs 的毒性反應以及后續的食物鏈影響仍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2.3 模型模擬和預測氣候變化對北極POPs 和CEACs環境行為的影響

模型模擬已經明確了氣候變化對POPs 的再釋放有重要作用［6］。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冰川消融，使原本儲存于冰川中的POPs 被重新釋放，再次進入全球循環體系中，增加了POPs 的全球傳輸量［7］。氣候異常例如厄爾尼諾現象會改變洋流運動模式，同時氣候變化使大氣環流產生變化，導致POPs 大氣傳輸發生改變。氣溫的上升也會POPs 更易于揮發進入大氣，使其遷移性增強。

模型模擬結果表明，北極傳統POPs 的凈流入量正在逐步下降，但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部分POPs 如DDT 的凈流入量可能會上升。根據丹麥歐拉半球模型（The Danish Eulerian Hemispheric Model， DEHM）預估［6］，在未來氣候變化情景下，由于氣候變化引發北極濤動和北大西洋濤動的異?，F象，使DDT 的北極凈輸入量逐步減少的趨勢將會在達到排放峰值100 年后轉變為增加趨勢。同時，研究發現一些海面上氣泡破裂形成的氣溶膠能夠富集大量有機物，如PFAS，OPEs 等，這可能是北極大氣中此類污染物的重要來源。而模型預測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冰減少將會使北極地區海噴霧氣溶膠普遍增加，從而提高北極地區大氣POPs 的濃度水平。另外，不同性質POPs 由于環境行為的差異也會產生不同的時間變化趨勢，需要進一步具體研究［17］。

3 氣候變化背景下北極POPs 和CEACs 的生態環境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會影響環境中的物理、生物和生態過程，因此全球氣候變化有可能通過多種機制影響生物群系和食物網中污染物的吸收和環境歸趨［18］。由于氣候變化在北極地區發生迅速、幅度大，并且預計在未來還將持續［19］，因此北極是研究氣候變化對POPs 通過食物網生物富集影響的理想地區。

3.1 氣候變化影響北極POPs 和CEACs 的生物富集

3.1.1 環境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通過改變自然環境要素如溫度、氣候模式、海冰、地表徑流等以及自然要素的季節性變化來影響北極POPs和CEACs的生物富集。其中溫度是環境中調節和限制生物生長、發育、繁殖的核心非生物驅動因素，并在污染動力學中發揮關鍵作用；同時影響污染物的物理化學性質，調節生物外源性暴露的生物和生理過程［6］。溫度除了影響污染物的吸收和消除速率外，還會影響污染物的生物利用性，從而影響北極污染物的暴露水平。此外，氣溫上升將導致陸地積雪融化和徑流，海冰的厚度、分布和破裂等，從而影響生態系統的季節性響應時間。由此，北極物種已適應的生產季節窗口會發生改變，這對生物群落的生長、繁殖、能量分配和遷移產生影響，進而影響野生動物的污染物暴露、積累和毒性效應。氣候變化背景下海冰的減少和開放水域的增加將加強大氣與地表水的污染物交換［6］。POPs濃度與海冰覆蓋之間存在重要關系，在海冰總覆蓋面積較大的年份或多年海冰較多的年份，污染物在動物體內濃度更高。這可能是由于海冰會促進POPs在北極海洋食物網的富集［20］。

氣候變化通過改變風和降水影響污染物的傳輸或濕沉降，進而影響北極野生動物對POPs 的吸收和積累［6］。水團運動的變化也會影響污染物向北極的輸送和在北極內部的遷移，從而影響生物群的暴露。氣候變化預計將使北極許多地區降雨形式的降水量增加，促進陸地POPs 通過地表徑流進入水生生態系統［6］。一方面，地表徑流通過增加顆粒態有機物的負荷改變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向浮游動物提供低質量的有機物，從而改變污染物沿海食物網的動態平衡。另外，陸地輸入導致的沿海水域變暗，可能會改變捕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關系，最終改變能量和污染物遷移。

3.1.2 食物網結構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會影響北極地區生物及生態學因素，如種群、物種豐度、脂質動力學、捕食行為等，繼而影響北極食物網污染物的傳遞行為。氣候變化可能使得一些物種向更高緯度地區遷移，導致物種入侵和局部物種滅絕。氣候變化會導致溫度升高和洋流速度增加，一些北極物種通常會跟隨消退的邊緣冰區向北移動，這些物種可能作為POPs 和CEACs 載體進入食物網，導致北極食物網物種組成發生變化，最終改變污染物的生物富集。

種群組成的改變會引起新的物種間相互作用。由于消費者對POPs 類污染物的攝取大部分是通過飲食途徑，因此食物網結構的變化會影響生物體污染負荷。研究發現北大西洋虎鯨在新的北極棲息地越來越多地以哺乳動物為食，導致了體內污染物水平升高［21］。溫度升高引起的海冰減少可能會降低陸地生物對海洋食物的攝入，也會導致POPs 攝入量降低。但如果捕食者的新獵物是季節性遷徙者，POPs 暴露水平反映了低緯度地區的污染程度，這可能會導致捕食者體內POPs濃度更高。

AMAP 報告指出［6］，氣溫升高導致生物對脂質儲備依賴減少。氣候變暖背景下，北極可能出現脂肪含量更低、體型更小、生長更快的物種。由于脂質含量與組織POPs 濃度水平相關。這樣的變化可能會減少動物體對于POPs 類污染物的儲存能力，減弱生長稀釋能力使母體向子代傳遞污染物增加，降低物種體內POPs 脂質代謝和利用能力。另外，隨著水溫升高，魚類和其他變溫動物的新陳代謝和食物需求量也會增加，導致了較低營養水平的更多攝入［22］。此外，代謝需求升高會導致獵物的數量減少，對魚類、海鳥和海洋哺乳動物捕食者產生連鎖效應，尤其對于高能量需求的海鳥［22］。

3.2 氣候變化背景下北極POPs 和CEACs 生物監測趨勢分析

北極海鳥、環斑海豹、白鯨、北極熊等生物常常用來監測北極污染物的時間變化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氣候變化對污染物負荷產生的影響。如海鳥可以指示氣候要素對于POPs 生物富集的影響。隨著海鳥捕食行為的改變，海鳥的營養水平發生了變化，對海鳥卵中POPs 濃度產生影響。北極POPs 濃度和排放模式，降雨量，季節性風速也與海鳥卵中POPs 時間趨勢相關。研究發現北極濤動減緩了白鷺體內POPs濃度的下降［6］。

環斑海豹體內POPs 濃度水平與海冰變化有較強相關性［6］。在海冰早期破裂的年份，海豹體內POPs 濃度較高，POPs 濃度與海冰總覆蓋面積呈正相關，表明在海冰面積較大的年份污染物的積累增加，海冰的減少增加了POPs 的空氣-水交換，從而有利于揮發，降低了POPs 的食物網可利用性。西格陵蘭島環斑海豹POPs 監測趨勢表明，較短的POPs 時間序列（即較近期開始的時間序列）可能比較長的時間序列受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更高［6］。研究表明，在氣候參數的變化和北極生物群中POPs濃度的變化之間可能存在時間滯后性。1989—2015 年對波弗特海東部的白鯨進行監測，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污染暴露增加。對白鯨長期監測發現氣候驅動的過程可能會增加白鯨受新污染物的暴露風險，但目前對這些污染物的了解不夠充分［23］。對北極熊的長期監測提供了氣候變化與北極生物區系污染物積累之間關聯的證據［6］。氣候變化導致海冰覆蓋變化，從而改變了北極熊的飲食，使北極熊的食物中與海洋和冰相關的食物更少，更多攝入營養級別低的食物，引起了北極熊脂肪中POPs 濃度的改變，這對北極熊監測POPs 時間趨勢產生影響。

整體來看，一次源排放仍然是北極生物監測污染物變化趨勢的主要驅動因素。大多數受到《斯德哥爾摩公約》管控的傳統POPs 的濃度呈現下降的趨勢。氣候對污染物生物監測趨勢的影響根據所研究的化合物、物種和氣候變量的不同，所導致的變化速率不盡相同。研究表明，北極生物監測POPs趨勢的變化滯后于北極環境和生態系統與氣候相關的變化。因此，需要繼續長期生物監測POPs 和CEACs 以及其他相關的氣候和生物因素，才能準確評估氣候變化對生物富集和監測趨勢的影響。

4 結論與展望

4.1 主要結論

針對氣候變化對北極POPs 和CEACs 來源，傳輸與環境歸趨及生物富集的影響，AMAP 評估報告主要得出以下結論［6］：

（1）一次源排放仍是影響POPs 和CEACs 時間序列的主要因素。大多數受《斯德哥爾摩公約》管控的傳統POPs 隨時間大氣濃度呈下降趨勢，但氣候變暖使POPs 揮發性增強，尤其是易揮發性POPs有更多進入大氣環境，這種二次源排放的增加，掩蓋了下降的時間趨勢。另外，氣候變化影響下，北極地區人類活動的增加所導致的污染物排放也值得關注。

（2）環境溫度的升高增強了POPs 長距離遷移潛力，一定程度增加了北極大氣POPs 負荷，但另一方面，北極大氣中POPs 降解也隨氣溫上升而增加。海洋“生物泵”的作用增強了POPs 在深海水域與沉積物中的存儲。氣候變化也導致北極內部POPs 的再分配過程。如凍土退化、冰川融化、海冰減少等過程引起的POPs 快速釋放及其環境風險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3）氣候變化引起自然環境變化與生物生態變化，進而影響北極食物網的POPs 賦存狀態。水團運動的變化、降雨增加和海冰減少增強了POPs 進入北極海洋食物網的潛力。氣溫上升相關生物季節性轉變可能影響野生動物的污染物暴露、積累和毒性效應。氣候變化致使物種遷移與生物行為改變，最終改變POPs 生物富集和當地居民的暴露風險。

4.2 存在的問題與未來的研究方向

總體而言，氣候變化對北極污染物直接與間接影響十分復雜，特別是對于生物暴露與富集的影響的理解遠遠不夠［6］。氣候變化影響北極環境中POPs 和CEACs 生物可利用性與北極動物覓食行為的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氣候變化下北極POPs 和CEACs 環境行為的定量研究也較為缺乏。同時，該評估報告中多數與氣候相關的影響都是基于相關性分析，其因果關系尚不明確。與北極本地社區居民的合作仍有待進一步加強，當地人的認知有助于對POPs 和CEACs 以及北極氣候變化的評估。未來建議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研究：

（1）加強北極POPs 和CEACs 來源解析研究。如何識別和定量區分污染物的遠距離傳輸源、區域源和本地源是關鍵的科學問題。同時，一些CEACs具有不穩定的物理化學性質和環境監測數據的缺乏，阻礙了排放量的估算和模型模擬研究。未來研究需要明晰隨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共同影響下的本地源排放問題。模型模擬和監測數據的聯合分析將是北極污染物源解析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2）氣候變化影響北極POPs 和CEACs 環境行為的具體機制仍有待闡明。凍土退化所致的污染物再分配可能影響北極之外的淡水系統生物暴露，因此需要環極地地區的數據支持。氣候變化背景下，污染物的降水輸入、徑流向海洋的輸入以及海冰減少導致污染物的釋放，仍有待明確。另外，雖然可以預見極端事件在氣候變化背景下會更加頻繁，但其對于POPs 和CEACs 環境歸趨的影響尚且未知。

（3）氣候變化引起的食物網改變對于POPs 和CEACs 賦存水平的影響仍需深入研究。冰雪融水帶來的地表徑流預計會影響湖泊和河口食物網中污染物的暴露水平與生物放大作用，但缺乏實際環境研究的數據支持。受氣候驅動的生物遷徙、繁殖和食物季節性供應等因素對污染物暴露水平的影響機理也缺乏研究。同時，氣候變化對于北極生物中污染物毒性效應的影響也亟待明確。

4.3 對政策制定的指導意義

雖然氣候變化正對北極地區一些傳統POPs 濃度降低的趨勢產生干擾，但一次源排放仍是影響北極POPs 時間趨勢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繼續在全球（如《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和地方層面將更多的具有POPs 性質的化學品納入監管，從源頭減少排放。北極污染物監測的數據十分重要，應持續開展國家監測項目。監測項目應包含更多的生物學和生態學輔助數據（如生物健康狀況、脂肪酸特征、C、N 和S 同位素分布）以及更小尺度的地理學數據（溫度、降水量、冰的覆蓋面）等，同時監測方案以及獨立研究應保持數據開放原則，以保證POPs 和CEACs 相關研究有可靠的數據支撐以及為未來研究提供輔助數據。相比于之前的評估報告，此次報告首次采用了大量氣象學、水文學和冰川學領域的數據來評估氣候變化對于POPs 和CEACs 的影響［6］，未來的研究將持續依賴于跨學科交流與合作。另外政府、學校、當地居民間的合作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