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經濟前沿問題國外研究進展

孫 磊,謝永剛,遲焱淼,于麗艷

(1. 黑龍江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2. 哈爾濱金融學院 金融系,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0 引言

災害經濟問題早在19世紀初就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關注。馬爾薩斯(Thomas R．Malthus)就是早期對災害經濟問題闡述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他有關災害經濟問題的闡述提醒人們,人類與災害是相生相伴的,應給予災害充分的重視。在隨后的100多年里,人們談及災害還只是局限于“對經濟社會發生影響的問題”,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災害經濟問題才開始進入經濟學家們的視野,災害經濟學便逐步誕生、發展和豐富,但至今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v覽災害經濟學發展的歷程,有一點人們達到共識,那就是:每一次大災難的發生都會引起人們對災害經濟問題的大討論和深度研究,隨后促使了這一學科的快速發展。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在貧困理論和行為能力理論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這標志著災害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給以往災害經濟研究學者們拓寬了視野。2003年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奧山育英(Yasuhide Okuyama)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為出發點,研究了災害發生后經濟增長的長期變動過程中災區儲蓄率、人均資本和技術進步等變量的變化情況及相互影響,為災后經濟恢復提供了理論支撐。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相繼發生1998年中國長江和松花江流域大洪水、2004年印尼大地震引發海嘯、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福島大地震海嘯及核泄漏、2022年湯加火山噴發等,全球災難呈現多發、嚴重、復雜的態勢,災害的經濟影響以及風險管理、災后重建等經濟問題得到強化,學者們從全方位、多學科以及全新的視角研究和豐富著災害經濟理論。

災害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包括災害損失計量、災害對經濟的影響、減災投入經濟效益的評估、災害風險評估、災后重建等主要部分,這些內容都是在減災(減少或消除災害影響的戰略減災)、備災(減輕或避免災害影響的戰術備災)、響應(保護生命、財產和環境的行動反應)和恢復(使受影響地區恢復到災前狀態的長期恢復)等4個過程或階段進行管理的[1-2]。本文也主要從上述幾個方面梳理近年來國外災害經濟理論研究的成果及其發展動態,以期對我國現階段災害經濟理論研究及實踐應用提供參考。

1 災害對經濟的影響研究

20世紀50年代開始,全球自然災害呈上升趨勢,經濟學家相繼關注自然災害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進而研究成果逐漸增多。近幾年,國外學者對災害經濟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災害對經濟影響的總體評價、災害的長期與短期經濟影響、災害的區域經濟影響這幾個方面。

1.1 災害對經濟影響的總體評價

20世紀末,美國、日本、歐洲等一些國家的政府部門以及國際相關組織相繼出臺了有關災害經濟的研究報告,如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出臺了《自然災害的影響:損失評估框架》,世界銀行聯合一些國家完成了《自然災害社會經濟影響評估手冊》等。關于災害對經濟影響評估的討論也隨之取得了顯著的研究進展。評估災害對經濟影響的方法主要有災后經濟調查、計量經濟模型、投入-產出(input-output, IO)模型、可計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其中,災后經濟調查與計量經濟模型對數據質量的要求較高且難以充分捕捉經濟體系中的相互聯系;IO模型缺乏靈活性且在市場機制發揮重要作用的情況下適用性較差;而CGE模型解決了上述問題,盡管其也有自身局限,但仍是近幾年學者們更為常用的評估災害對經濟影響的方法。如CARRERA等[3]將CGE模型應用于 2000 年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洪水,評估波河洪水對意大利的直接和間接經濟影響以及對意大利不同地區的積極和消極經濟影響;WING等[4]使用動態CGE模型系統地描述和量化大規模自然災害的經濟影響,指出災后5 a洪水造成的建筑破壞是GDP損失的主要來源,及時的災后重建將減輕約50%的影響,然而亦不能保證經濟恢復到災害前的GDP軌跡;GERTZ等[5]開創了一個前瞻性的動態CGE模型評估洪水的經濟影響,該模型融合了HALLEGATTE[6]的IO模型的回收機制,利用本地生產和進口的投資重建了資本存量,在該模型中,投資和資源分配決策是內部化的,在假設所有代理都在跨期優化的情況下求解恢復路徑,其主要創新在于將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前瞻性優化納入到災害影響的動態CGE模型中。此外,KOKS等[7]創立了多區域影響評估模型,用以評估災害的間接經濟影響,遺憾的是該評估模型過于復雜,很難被更多人推廣應用。除了模型的選擇外,數據來源的可靠性以及用于分析這些數據的方法也會對災害的總體經濟影響、不同災害類型的相對影響等結論產生重要影響[8-9]。

1.2 關于長期與短期影響

災害對經濟的影響可劃分為長期影響與短期影響。災害的短期經濟影響是消極的,這在學術界已達成共識,國外學者將災后經濟與災前經濟進行對比,揭示了災害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短期負面影響。災害造成了大規模損害,破壞基礎設施、減少物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減緩技術進步的速度,使經濟陷入較低水平的平衡。另外,災害發生后,收入來源減少、儲蓄率降低,醫療保健支出、應急支出、意外支出、資本支出、社會援助支出增加,使地區和省級的財政平衡緊張[10]。

與災害對經濟的短期影響相比,更多學者關注災害的長期經濟影響,相關研究可劃分為消極影響、積極影響、不確定影響和無影響四類。國外學者以經濟發展驅動力、經濟增長路徑、人力資本、長期投資前景等為研究切入點探討了災害對經濟的長期消極影響。如KIM等[11]、BERLEMANN等[12]重點研究了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灣沿岸的國家所經歷的自然災害的顯著負面經濟影響,結論是洪水、風暴潮災害可能會影響沿海和災害易發地區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災害對人力和物質資本的損害可能使經濟增長路徑轉向較低水平的均衡,進而造成長期的永久性負面影響;FIALA等[13]指出衛生和教育服務的中斷有可能阻礙目前的人力資本存量和未來熟練人力資本的積累,頻繁發生災害導致的不確定性還會影響一個國家的長期投資前景,進而阻礙長期經濟增長。也有學者認為不必對災害的長期經濟影響那么悲觀。災害在國家層面上的負面經濟影響(不考慮區域和全球層面)與主要的社會政治沖突(如戰爭)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總體死亡率和發病率不超過0.5%,經濟影響一般限制在地方層面或區域層面,災害盡管具有短期破壞性影響,但也可能成為長期積極變革事件[14]。這種觀點顯然是“破窗理論”的支持者。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著名的創新思想家熊彼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張“創造性破壞(自然災害)理論的增長模型對經濟增長可能有積極的影響,因為自然災害造成的物質破壞可能引發對現有物質資本的重建與升級的更大投資”[15]。另外,災難性事件可刺激個別地區對資本股和升級技術的再投資,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自然災害的積極影響僅限于特定的經濟部門(如農業部門)和災害類型(如洪水)[16]。還有學者認為災害對長期經濟發展并無影響。ALBALA-BERTRAND[17]從經濟聯系和替代效應的角度出發,建立了自然災害長期經濟影響的第一個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為災難對產出的影響設定一個上限,假設損失在資本和產出之間分割,資本損失根據重置成本估計以及資本是異質的,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在災難發生后立即下降,但災害對產出幾乎沒有任何永久性影響,特別是在重建工作開始后,人均GDP將回歸災前的長期增長軌跡。GONZLEZ[18]的研究表明,自然災害發生之后往往出現似乎可以彌補災害經濟影響的較高增長率,因此災害只是發展進程的暫時中斷,對國家的長期發展沒有影響。持有不確定性影響觀點的學者認為,災害的長期經濟影響取決于災害的嚴重程度、受災地區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災后恢復政策、受災民眾的恢復意愿和能力、價格靈活性等一系列因素,災害可能對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負面、正面甚至沒有影響[19-20]。

1.3 災害對經濟影響的區域差異

災害對經濟影響的區域差異,包括災害對一個國家不同地區的影響,如流域型大洪水的影響;也包括災害對不同國家的影響,如重大災害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影響,這也是國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災害既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影響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然而在影響程度上,中等和嚴重災害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比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更大。發展中國家對自然災害的經濟沖擊更加敏感,這主要是因為它們采取預防和應對災害措施的能力有限,應對這些事件所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的能力不足。災害發生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而欠發達國家經濟衰退,這與凱恩斯效應一致[21]。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國家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安全防護,包括實施旨在減少自然災害影響的預防措施。TOYA等[22]為此做了專門的研究,研究表明:災害-收入-安全之間的關系包括個體安全和公共安全兩個方面,個體收入的增加使個人對安全的需求增加,較高的收入使個體有能力采取昂貴的預防措施來應對風險;國家公共安全方面,人均收入水平較高,體制框架較好,貿易開放程度較高,災前風險融資機制較為有效,應對災害的經濟沖擊的能力會更強。

然而,CHOI[23]認為經濟發展很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它幫助各國更好地應對災害損失,但同時也可能是加劇災害破壞的一個風險因素,因為經濟發展往往帶來不必要的成本,使城市更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也有學者指出災害對不同國家的影響程度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災害類型、社會背景、災害亞文化、地方和國家政府的災害管理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例如洪水造成的死亡是高度非線性的,與人均GDP呈倒U型關系[24-25]。此外,KLOMP[26]研究了災害對不同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有固定匯率等特定政策目標的央行有可能在災難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壓力,而在政策決策中擁有很大自由度的貨幣當局更傾向于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復蘇。

2 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前風險防御

基于當時自然災害愈演愈烈的趨勢,聯合國于1989年提出了“國際減輕自然災害十年計劃”,致力于在1990年開始的10 a中聚焦災害損失,著重于強化災害風險識別與災害評估技術的發展并推動國際社會共同采取行動降低其影響。在這10 a期間,管理自然災害方面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注重災害響應和恢復的傳統重點轉向強調減災,即采取預防措施減少自然災害的影響,隨即災害的風險管理納入減災部門的工作日程。聯合國在2002年的減輕災害風險國際戰略中將災害風險定義為:自然或人為災害與脆弱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有害后果的可能性或預期的損失,包括生命財產損失、經濟活動中斷或環境受損。梳理現有文獻可以發現,國外學者對災害風險的研究主要分為三方面:一是災害風險評估;二是充分發揮企業、社區和家庭的作用;三是災害保險。

2.1 災害風險評估

災害風險評估是實施任何風險防御計劃的先決條件。對災害風險的評估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損失的評估,包括對災害造成的直接損失的評估以及對當地生產活動和全球供應鏈中斷造成的間接損失的評估,只不過該損失的評估是基于預測。盡管目前尚未建成一套普適化且成熟的災害風險評估體系,但國外學者不斷從多學科多角度出發創新災害風險評估的理論,現有文獻為后來學者的研究以及為災害風險評估與防御實踐提供了有益參考。哥倫比亞國立大學環境研究所提出了一套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包括災害赤字指數、地方災害指數、普遍脆弱性指數和風險管理指數,每個指數下都包含若干指標,這些指標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了選擇性應用,如CARDONA等[27]建立了災害赤字指數模型并應用于分析美洲國家面對極端事件時的宏觀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MODICA等[28]在梳理脆弱性、彈性、危害、風險、破壞和損失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評估自然災害風險的框架,該框架可以指導社會經濟評估。BOORI等[29]提出了基于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層次分析法的研究方法,構建了基于23個指標的驅動-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框架來計算韃靼斯坦共和國生態脆弱性指數,該研究為生態脆弱性指標構建、區域災害風險監測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有學者針對某一類型的自然災害進行災害風險評估理論探索與應用嘗試,為同類災害風險評估與防御提供了更有價值的理論借鑒。CARDONA等[30]采用概率方法量化未來事件可能造成的損失,利用200多個國家的粗粒度暴露數據,首次在全球層面對地震和颶風進行了概率風險評估,為接下來的風險防御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SATTAR等[31]通過問卷調查和現場觀察的方式分析家庭和專家層面對孟加拉國沿海地區熱帶氣旋風險的感知,并基于此從建筑物、道路、食物儲備等方面提出防御氣旋風險的措施;DONNINI等[32]創造了“經濟滑坡易感性”的概念,描述滑坡給一個地區帶來的潛在風險,并利用滑坡易感分布圖和房地產市場價值分布圖進行分析,為土地規劃和災害預防決策提供幫助;YONSON等[33]將社會經濟彈性與福利風險相結合評估菲律賓洪水災害的區域風險等級,結果表明,復原力最低、福利風險最高的地區是該國最貧困的地區,而復原力最高、福利風險最低的地區是該國社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HAGGA等[34]開發了深度學習模型,應用加拿大災害數據庫的洪水災害數據與安大略省的氣候變化指數數據預測氣候誘發災害的風險。

2.2 充分發揮企業、社區及家庭的作用

國際減災十年計劃(1990—1999)、《兵庫行動框架》(2005—2015)和《仙臺減少災害風險框架》(2015—2030) 都強調,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社區團體等所有必要方面都要積極參與,共同將減少災害風險納入主流。傳統上,在重大災害發生后,企業通過社會責任措施或市場供應變化來參與災后恢復和重建,社區則作為重建方案的接受者和執行者,而災前的風險防御主要由政府負責。然而多項研究均表明,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難以實現減災措施的預期效果,而加強地方社區、企業和家庭的事前控制能力,建立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模式,是降低災害風險富有成效的手段[35],這一點在有些國家已得到證實。墨西哥國家民防系統(SINAPROC)是一個包容性和多層次的系統,整合了來自全國各地以及三級政府、私營和社會部門、學術界和科學組織的利益相關者,SINAPROC顯示了其民防系統的有效性及其動員和團結所有墨西哥人抗災的巨大能力,同時也為其他國家減少災害風險提供了寶貴經驗[36]。隨著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采用新公共管理,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尋找機會來改善服務,PPP模式已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做法,對PPP模式的使用有助于分散新企業的風險,使經濟基礎多樣化,可以實現國家經濟發展和災害管理的雙贏[37]。

企業比非營利組織擁有更多資源,應成為減輕災害和氣候變化損失的重要資金來源和參與者[38],但早期企業的表現并不那么令人滿意。大多數企業尚不清楚參與減災相關計劃的可能性、機會和優勢,在減災行動方面并不積極,所采取的減災措施也極為有限,絕大多數企業僅采取了常規措施,如急救用品儲備和應急培訓,沒有制定業務搬遷計劃等更為復雜和具體的減災行動,其減災措施側重于避免生命損失,而不是避免業務中斷[39]。監管環境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利益相關者缺乏動力投資于災害風險防御措施[40-41]。近年來,企業逐漸意識到在參與減災方案的制定方面擁有高超的技術和創新能力等獨特優勢,采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做法,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減少災害風險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其業務戰略的一部分,通過主題孵化器設計產品和服務,協同實現企業利潤目標與持久的社會和環境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減少了災害風險[42-43]。OETZEL等[44]特別提示,低影響、高頻率災害地區的企業管理者通常更有可能獨自進行災害準備,而這種單打獨斗的策略可能會誤判災害風險,在災前準備階段,建立公私伙伴關系和私營民間社會伙伴關系十分重要。

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是制定災害風險防御計劃的最有效方式,合作不僅提高了效力,而且加快了反應速度[45],社區參與災前風險防御也不例外。與企業建立伙伴關系并利用其廣泛的商業網絡可以顯著提高受災社區救災物資的獲取和恢復效率。以社區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減災方案將社區視為項目的中心,能夠更好地實現公平、效率以及社會經濟利益[46-47]。社區居民對減災方案的態度受到風險認知的影響,災害經歷可能使人產生風險厭惡情緒,減少日后的冒險行為,對減災行動持有積極態度[48],但也有學者認為風險感知對災前準備的影響有時可以忽略不計,具有高風險和低風險感知的人同樣為氣候危害的影響做好了準備,例如對于建筑設計與施工而言,降低災害風險是工程安全要求而非風險感知所決定[49]。對于社區應如何進行減災準備,有學者提出了對社區居民的減災意識和應急技能進行培訓、加強災害預警系統建設、提高災害信息的傳播能力等建議[50-51],也有學者認為有必要建立基于社區的學術伙伴關系以防御災害風險[52],還有學者從人力資源開發模式的視角探討了以社區為基礎的獨立和可持續的減少災害風險的策略[53]。

災前風險防御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除了政府的宏觀指導、企業的支持以及社區的集體行動,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減災措施也十分必要。在家庭一級進行減災準備不僅可以提高響應速度、減少災害損失,還可以使政府做出更有效的反應。災害破壞的經歷、災害培訓經驗、災害風險評估能力、文化背景等對家庭災前準備具有積極影響[54-55]。家庭層面要努力提高對災害風險的認識、積極參與應急演習、多渠道獲取潛在災害風險的信息、實現收入來源多樣化等[56-57];政府層面要通過完善的災害風險溝通告知家庭風險應對辦法,通過提供低息災害貸款、國家贊助的保險等多方位地為家庭減災提供必要的支持,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災害風險[58-60]。

2.3 災害保險

通過梳理近年來國外相關文獻發現,作為災害風險防御重要措施的災害保險受到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但學者們對災害保險的作用存在爭議。

提倡保險的學者們認為在無計劃的城市化、持續的貧困和生態系統退化導致災害風險持續增加的背景下,保險作為一種風險融資機制,在降低災害風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保險部門在評估、管理和分散風險方面的經驗有助于促進現代社會適應氣候變化,推行災害保險有助于企業、家庭從災難中盡快恢復。BOOTH[61]對澳大利亞的案例研究表明,面對氣候變化風險,保險業越來越受到重視,各國政府尋求以市場為基礎的災害成本解決方案,保險公司積極支持政府和家庭的減災措施,然而保險本身就是一種風險,要使保險在災害風險防御方面既有效又公平,就必須將保險納入規劃。ENIA[62]使用經濟體契約強度的數據與1960—2007年間國家級自然災害死亡人數數據,驗證了“隨著一個國家對合同的依賴增加,與災害有關的死亡人數可能會減少”的假設,因為高契約約束可以降低非同步交易成本進而提高災害管理策略的執行率,該研究進一步證實了災害保險對于防御災害風險的積極作用。ALAM等[63]分析了農業保險對馬來西亞災害風險防御的潛在影響,研究發現農業保險可以降低災害損失和未來經濟成本,針對馬來西亞保險公司面臨的國際實踐經驗不足、農業保險產品較少、財務能力有限、管理成本高等問題,從政府、公共保險公司、農業保險產品設計等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新西蘭2010—2011年坎特伯雷地震序列和2016年凱庫拉地震事件,證明了地震保險在震后恢復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保險業應提高地震災害損失理賠能力,嘗試其他風險融資工具分散巨災風險能力[64]。

另一些學者認為保險的作用有限或有不利影響,并給出了其他分散風險的辦法。災害保險常常被作為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的替代方案,對災害援助的期望也可能導致災害易發社區的家庭放棄保險[65]。在最富裕的國家,約30%的自然災害損失得到了保險,但在低收入國家,只有不到1%的損失得到了正式的保險,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家庭無法獲得正式類型的保險,非正式的風險分擔往往是減輕災害沖擊的唯一辦法,非正式保險主要適用于減輕特殊事件對個別家庭的不利影響,可以將指數保險這一新型產品作為補充[66]。災害保險的保費是基于未采取風險控制措施的情況下的盡可能的精算數據,不利于企業積極采取防災減災措施,保險也增加了被保企業的道德風險和行為風險,企業可能傾向于更冒險的決策或降低防損減損意識,這種情況下企業需要在風險控制成本和保費之間進行權衡,保險公司也需要鼓勵企業積極采取減災措施以降低自身的賠付風險[67]。災害保險支出擠占了用于其他投資項目的資金,阻礙社會發展進程,災害保險在資助重建方面發揮的作用有限,在沒有國際援助或優惠借款以及受災國外債風險溢價較高的情況下,稅收融資仍然是負效應最小的融資工具[68]。

3 災害損失評估與災后經濟恢復

災害損失評估是災害經濟問題的難點,也是重點。災害問題的實質是經濟問題,有了準確的損失評估,可為下一步災害救援、減災措施的落實以及災后重建提供重要的依據。近50 a來的全球災害經濟損失估算表明,盡管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減災投入有所加強,但災害帶來的經濟損失也呈現總體上升的勢頭,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更加明顯。因此,災害經濟損失評估與災后經濟恢復問題仍然是災害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

3.1 災害損失評估

災害損失一般由直接損失(資本存量的損失)和間接損失(資本流動的損失)構成,資本存量損失是指資產的實物損失,資本流動損失是指災后生產下降造成的損失,災害損失不僅包括財產的損失,還包括災害造成人的死亡帶來的損失。然而,TAKEUCHI等[69]認為災害總損失中有重復計算的部分,如果資產(邊際)價值的損失是直接損失,那么它就是資產未來產值之和的損失,也就等于間接損失,將直接損失修正為“資產實物取得成本的損失”可能是最準確的描述。MARKHVIDA等[70]則認為使用福利損失而不是資產損失作為評估災害損失的指標,可以在整個恢復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災害的后果,因為家庭層面遭受的福利損失要比資產損失更大。在災害損失評估中,直接損失可以理解為資本的重建或修復損失,相對容易建模;間接損失包括災后恢復及重建階段的生產及生活損失,因涉及長時期、多部門而難以計量,然而間接損失卻不容忽視,生命線中斷、企業廠房遭到破壞、運營業務中斷、部門間的連鎖反應等原因往往使得間接損失比直接損失更大,比如洪水災害的間接損失一般為直接損失的3～4倍,因此,加強對間接損失的了解是充分認識災害風險的先決條件。

對間接損失建模與評估是國外研究的熱點領域。IO模型是評估災害間接損失的常用方法,但IO模型缺乏靈活性,因此運用IO模型的文獻一般都在基礎模型上根據研究的具體問題進行改進。DORRA等[71]開發了一個調整后的IO模型,較為全面地考慮了地震災害對建筑環境的破壞,并對間接經濟損失進行估計。HALLEGATTE[72]建立了自適應區域投入產出(ARIO)模型以評估災害間接損失并分析其驅動因素,該模型體現了生產瓶頸和投入短缺,并在生產系統中引入庫存以增加靈活性,研究發現生產瓶頸導致的第一年產出損失較大,而重建期間的剩余時間產出損失較低。AVELINO等[73]從傳統的IO模型出發,將其假設和結果與更復雜的方法進行比較,探討了在單個區域災害分析中常用的幾種IO模型之間的取舍問題,重點研究了區域災害間接損失評估問題。KHALID和ALI[74]建立了“故障投入產出模型”(inoperability input-output model, IIM)來估計災害對生產水平的影響,測量災害對相互依賴的經濟部門的漣漪效應。

此外,近年來也有學者在災害損失建模和評估方面做了新的嘗試:利用馬特恩協方差函數、經驗變異函數、空間回歸模型等解釋突發性災害事件評估中的非線性因果關系和空間異質性,使用事件研究法估計由于國內人口遷移造成的生產損失[75];通過構建洪水足跡模型,在特定時間內根據洪水災害的規模估計洪水對工業、區域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76];考慮恢復力在災害損失評估中的重要性,總結測度洪災恢復力的方法,分析各系統的承災能力的不同,使評估結果更符合實際[77];界定了在驗證消費者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調整后的單個自然災害損失金額獨立同分布的基礎上,指出對數正態-帕累托在自然災害損失建模方面優于指數-帕累托與反伽瑪-帕累托[78];還有學者采用跨學科的生態經濟學方法,使用社會、生態和經濟學科學的混合工具,以澳大利亞北領地為研究對象,估算由于自然災害造成的貨幣性和非貨幣性總損失[79];對于大區域的災害損失評估,也有學者使用永續盤存法和固定資本投資總額的時間序列來估算整個國家的資本存量,如ALSTADT等[80]運用資本存量估計值歸一化的方法,對1930—2017年美國大陸的標準化颶風災害損失進行了實證研究。GUO等[81]提出了一種基于大數據融合的城市暴雨洪澇災害經濟損失評估系統,該系統以每小時降雨量、地理條件、歷史實時災害信息、社會經濟數據和防御對策等多源數據為基礎,采用數據挖掘方法、計量回歸模型和投入產出模型,能夠實時報告城市暴雨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有利于提高應對災害突發事件的能力,并減少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

3.2 災后經濟恢復

對于災后經濟恢復,抗災能力(也稱反彈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可將其理解為一種在遭受重大壓力(如自然災害)之后恢復到原來正常運作狀態的能力,這種復原能力越強,災后恢復越快。通過梳理國外相關文獻發現,災后社區恢復能力是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一個社區具備較強的吸收、適應和轉變的能力,社區成員能夠為沖擊做好準備并隨后做出反應,盡快恢復社會平衡的“正?！被颉胺€定”狀況[82-83],我們把這種社區稱為“有彈性的社區”,或理解為這種社區反彈能力很強。在一個社區所經歷的沖擊和壓力的不同階段,彈性表現得亦不相同,收入、失業率、救濟強度、社會資本、社會性別等都是評估社區彈性的重要指標。災前低收入、高失業率且災后得不到高強度救濟援助的社區動態復原力相對較差,長期復蘇面臨更大的挑戰,因此在災害發生前提升家庭收入、降低貧困率與失業率,根據災前經濟狀況區分減災投入與救濟干預措施,才有可能使社區恢復到災前狀態[84-86];社會資本在直接或間接提升社區彈性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強大的社區支持、對當地政府的信心、聯合醫療保健能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區彈性,社區尤其是農村社區的災害管理計劃要主動整合社會資本,積極提升社區彈性[87];社會性別多樣性增加了對復原力的投資,提升了企業對災難性事件的抵御能力,從而有助于提高公司和其他組織的經濟彈性,進而促進災后地方、州和國家的經濟恢復[88]。

突發性災難發生后的經濟在生產和需求方面表現出極大的不平衡,可能需要幾個月或幾年時間才能恢復,失衡將成為災后經濟復蘇時期的常態。對于災后經濟如何恢復,國外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深入研究,為提升災后經濟恢復水平提供了理論參考。有學者建議通過支持復蘇的政策和資金安排來促進災后經濟恢復[89];也有學者認為政策支持也會失靈,比如通常采取的補貼和公司減稅政策無法抵消由于受災地區人口數量急劇下降而造成的經濟停滯,而產業集聚的外部性可以為災區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90];NAYAK等[91]指出通過利益相關者的多重參與、多層次決策能夠提高人道主義物流和供應鏈管理效率,進而提高災難期間的響應速度和績效水平;RAYAMAJHEE等[92]以2015年尼泊爾地震后在辛德哈帕克洛的一個村莊項目為例,揭示了災后社會企業家能夠促進基本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這在刺激災后恢復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近年來,災害金融化被認為是激活災后經濟的另一種形式,它在多個尺度上釋放出長期影響。災難發生后,貨幣流入和家庭融入金融回路是災后重建和繁榮的關鍵,從這個角度來看,災難為結束低效的易貨、勞動力交換等傳統做法創造了機會,使受影響的人能夠通過某種方式(如災害風險融資工具)參與金融邏輯和金融市場,為災后經濟恢復注入新的力量。災害金融化的概念建立在災難資本主義概念之上,但更加強調其金融根源、維度、結果等方面。例如LE BILLON等[93]對尼泊爾3個地震災區重建過程中家庭層面的變化進行案例分析,研究發現,家庭一級的災害金融化不僅產生于參與住房重建有關的各種形式的融資,而且還產生于人口流動和消費變化等,主要表現為災后需求側貨幣化、社會關系金融化、勞動力貨幣化、資產貨幣化、金融機構的發展等方面,災害金融化為許多人創造了機會并積極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但也會導致與債務有關的焦慮以及傷害最弱勢群體的自愿勞務交易。災害金融化并不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受災經歷、貸款人和受災家庭的特征、重建的房屋類型、重建模式等決定了金融化過程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展開并影響著家庭[94]。雖然災害金融化能夠提供一種有效管理災害損失的手段,但在發生嚴重災害事件后,災后貸款預期回報下降以及資本限制導致信貸收縮,獲得融資的機會可能很脆弱,而災前保險提升了借款人的信譽,緩解了災害對信貸供應的沖擊,有助于災后融資恢復[95]。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梳理國外關于災害對經濟的影響、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前風險防御、災害損失評估與災后經濟恢復的相關研究,得到如下結論與啟示:

1)關于災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方面,早期的文獻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災害對區域經濟影響的程度,而近期的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決定性因素,而且經濟發展水平也可能是導致災害風險增加的因素。對于災害對經濟影響的評估,綜合考量數據可獲取性、靈活性、推廣應用性等因素的基礎上,學者們常用CGE模型評估災害對災區經濟的影響,但其仍有一定局限性。為了更全面地評估災害的經濟影響,基于災害經濟學視角的分析需將評估范圍擴大到災害發生地以外的區域,對于重大災害,甚至要從全球視角進行評估,這就對災害數據和模型以及方法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于災害對經濟的長期與短期影響方面,國外學者基本形成災害的短期經濟影響是消極的共識,但對更為關注的災害的長期經濟影響并未形成統一的思想認識,這主要是由于災害長期經濟影響下的各種因素極其復雜,任何研判都要結合災害的類型、嚴重程度、受災地區自身情況、經濟發展水平、災后恢復政策等一系列因素。關于災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方面,早期的文獻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災害對區域經濟影響的程度,而近期的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決定性因素,而且經濟發展水平也可能是導致災害風險增加的因素。

2)對于災害風險評估,學者們試圖選擇更貼切的指標和更完善的模型來評估災害的潛在風險,對洪水、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風險的評估是近年來國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充分發揮企業、社區和家庭作用的相關文獻表明,近年來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從災后重建階段轉移到了災前風險管理階段,特別是期望對風險有著更直觀感受的社區、企業和家庭參與災前風險防御,積極倡導它們在減災過程中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進而貢獻力量,同時,將這些利益相關者納入減災管理體系中,建立公私伙伴關系和私營民間社會伙伴關系,從而更全面地了解風險問題、充分調配資源、指導決策過程,助力于減災工作取得重大進展。近年來,為了盡可能地減少災害風險,一些國家積極探索災害保險,并將其視為對適應氣候變化和防范自然災害的投資。災害保險能夠降低未來災害造成經濟損失的不確定性,提高個體或組織的抗風險能力,但災害保險使投保方增加了成本,并仍承擔無法獲得足額賠付的風險,還可能由于道德風險和行為風險等因素增加損失的發生率,這對保險雙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保險只能作為災害風險防御的一種手段,而不能對其有很強的依賴性。

3)關于災害經濟損失的評估,學術界目前尚沒有對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的定義達成一致,直接損失的衡量較為容易,間接損失的評估是學者們研究的熱點,根據具體研究問題對IO模型改進以更全面地評估災害間接經濟損失。經濟損失是后續減災投入的重要依據,災害經濟損失的評估準確與否,直接影響災中救援以及災后經濟恢復。關于災后經濟恢復,災民的收入、失業率、社會資本、社會性別等是影響災后經濟恢復能力的重要指標,災后經濟恢復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近幾年國外學者關注到災害金融化可能成為激活災后經濟恢復的新形式。然而,災后經濟恢復是否要“恢復到災前的正常狀態”,這是一個需要關注的話題,因為“正?！币苍S在一開始就不是很安全,恢復正?？赡芤馕吨院笠獮轭愃频臑碾y建立一個同樣的社會,當代人所做的決定對后代的福祉有重大影響,因此,根據今世后代之間的沖突確定災害應對、恢復和重建問題,將有助于我們在減少脆弱性和增強復原力方面做出更好的決定。

4)通過梳理國外學者關于災害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研究的進展和動態,發現災害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清晰,研究思路更加開闊和明確,對我國災害經濟問題研究的啟示如下:其一,研究方法的理論創新,不僅局限于災害經濟損失的評估,還可延伸到災前預防、災種救援以及災后重建,如災后經濟恢復的災害保險,災后重建中的生命線工程排序等方面;其二,交叉學科的綜合運用,災害經濟問題的理論基礎可拓展到經濟學與災害學、保險學與災害學、災害管理學與經濟學等領域的交叉;其三,災害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僅關注自然災害,還要注重人為災害,同時把災害的雙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綜合起來一同考察和研究,這樣才能使我國災害經濟學研究不斷走向成熟,更好地服務于防災減災實踐。